法治是假,统独是真_论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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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假,统独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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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愿表明一个中国草根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反对各种明的、暗的、打着‘法治’或别的什么旗号来纵容‘台独’的行为。对美国人的话,英语谚语云：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两岸问题而言,有时候还真有必要Read behind the lines。唯其如此,才能保障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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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为您严格保密。主流民意决定“统独”？13亿V.S 2300万的结果……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网络评论家洛杉基被脸谱网（facebook）停权，神隐一周后终于“复活”。他开金口痛批，政客所谓的“统一或‘独立’由主流民意决定”，根本就是个假议题！
洛杉基在21日发文，表示“独立”并非可单纯由投票来决定。以加泰隆尼亚为例，西班牙一个地方要独立，但是其他城市的人民反对，这地方能独立得了吗？自然要得到全体西班牙人民的同意。同理而言，台湾地区要脱离领土“独立”，自然要得到“全体中国人”的同意。
说到“统一”的层面，若再过几年，大陆平均人均所得超过台湾，他们为何要统一？当年东、西德要谈统一，西德人民不也是觉得委屈、不同意？最后还不是富有的西德人民投票决定拿钱出来照顾东德，才完成统一大业。
洛杉基强调，如果真的要决定是否统一或“独立”，13亿票V.S 2300万票，哪边投票会赢？说穿了，台湾“独立”不了。（中国台湾网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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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政治文化的符号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揭示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探讨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模式。在进入正文以前，试简要说明本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资料方法，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略作评述。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台湾研究都具有未来学的背景，它们都在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眼前这个“漂流的台湾”将流向哪里？这种对未来的叩问往往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历史的困惑。台湾问题应如何破解？台湾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如此的一系列问号，将台湾的历史、今天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使台湾研究成为极富当代感和历史感的“中国显学”。
越来越多的台湾研究者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台湾研究不能满足于所谓的应景式的对策研究，而应该将之置身于学有所本的学术渊源中；台湾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台湾现象就事论事的分析和图解，而应该把台湾现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历史与总体的考察。作为这种思考的延续，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研究的出现。台湾政治研究，这个曾被讥为最紧跟形势或被誉为最呼应时代的台湾研究领域，除了继续保持其对台湾的政治变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传统，也开始将台湾的政治研究从制度层面引向文化层面，并在方法论上开始关注传统的政治学不太重视的历史变迁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研究，将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结合起来，印证了台湾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研究，是一门可以具有宽广前沿和深远内涵的新兴的交叉学科。
把台湾问题比作一条河，不同的学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现象和角度研究它，有的人描述它的浪花，有的人分析浪花下面的礁石，有的人预测前面的旋涡，有的人监测河流的水文，有的人分析它的生态，有的人关注它的堤坝，有的人考察它的支流，有的人追溯它的起源。笔者最初的梦想是研究这条河的河床，这条河床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地貌是怎样的？它的地质结构有什么特点？作为既是河床形成的原因又是河床形成的结果的河床的两岸，是怎样规定河床又怎样被河床规定的？河床的这一系列特质将怎样影响河流走向？最后，当然是这条河将流向哪里？但显然，无论从时间、学识和能力，做台湾问题的河床研究对笔者来说，都是自不量力的工程。务实的做法应该选择台湾问题这条大河做“浪花式”的研究，尽管“浪花式”的研究未必不需要功力和水准，但对笔者来说，可能是更适合的小规模工程。我选择的浪花，就是“舆论”。
如果说选择做“浪花式”研究而不是“河床式”研究是笔者无奈的退守，那么选择“台湾舆论”这朵“浪花”而不是别的“浪花”则是笔者有意的坚持，这种坚持来源于笔者对研究对象的如下评价：台湾舆论在台湾如此重要，但是对台湾舆论的研究却如此薄弱。
日，民进党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党员投票结果揭晓，谢长廷胜出，苏贞昌随即宣布退选。曾担任苏贞昌“总统”参选办公室发言人的民进党“立委”林育生8日上午在“立法院”向媒体表示，苏贞昌此役败北，究其原因，其实是输给三立，而非输给谢长廷。林质疑：“三立是扮演一个公正的媒体，还是打手与传声筒？这要社会来公断。”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栏目亲谢远苏的立场人所共知，林的说法得到了蓝绿双方包括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吕秀莲以及《联合报》等台湾各大媒体的背书。此前，苏贞昌曾得到“总统”***和南部7位民进党籍县市长的加持，但是仍然不敌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的杀伤力。台湾有的网络博客甚至认为三立电视台的《大话新闻》胜过一个民进党党中央。
事实上，三立电视台不过是台湾几十家电视台中的一家，《大话新闻》更只是上千个电视栏目中的一个。因此，不是三立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有多“了不得”，而是其制造和传播的舆论“不得了”。这个舆论制造的“蝴蝶效应”，在2008年卷起了一场政治飓风，影响甚至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台湾舆论在台湾“改朝换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突出地表现在2000年的政党轮替。当时党权（执政党）、政权、军权、立法权、司法权甚至媒体的控制权（包括大部分重要媒体的所有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民进党为什么能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政权？民进党依靠的最重要的资源和武器就是舆论，正是在舆论战中（而不是表面上的选战，在这里选战反而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战争反而是舆论的较量）国民党败在了民进党手里。
台湾舆论根本改变台湾历史进程的标志应由此回溯至1987年前后，正是舆论的先行，催生了国民党1986年的“政治革新”，并导致1987年开始的“解严”、“解禁”。“解严”、“解禁”实际涉及三个主题：一是结束戒严，二是解除党禁，三是开放报禁，前两者事关政治体制，后者则关系到言论自由，台湾社会的转型由此不可逆转。舆论的开放与政治体制的开放相提并论，显示出舆论是与政党、政权同一等量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解严”、“解禁”的三大主题最关键的还是解除报禁，如果不开放报禁，结束戒严和解除党禁就是一句空话；反之，如果开放报禁，即使当局不宣布结束戒严和解除党禁，自由的舆论仍将迎接政党政治和民主时代的到来。舆论所背负的民意力量，是政治改革的最终动力，舆论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也使之成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推手。
“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是一个舆论高度发达甚至是过度发达的舆论社会，但这一足以影响和改变台湾历史进程的台湾舆论现象，却没有引起学术领域对台湾研究的足够重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在大陆方面，台湾的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不仅没有台湾舆论的研究专着，有价值的台湾舆论研究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在台湾方面，尽管有许多有关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对台湾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更遑论对台湾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
对台湾舆论研究的重视不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学科建设，舆论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都密切相关，但都没有进入它们的核心范畴和主流对象（少数研究者除外）。舆论一般被视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它在大众传媒研究中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些研究台湾传媒的论着，也不把台湾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舆论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大众传媒研究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半径。
舆论的复杂性曾经让许多学者望而生畏。早在1904年，德国历史学家欧肯（Eucken）就对那些试图对舆论下定义的人提出忠告：“任何渴望理解和阐释（舆论的概念）的人，将很快意识到他是在与海神普罗修斯——此神能以一千种形态出现——打交道，它既能被看到，又似幻影，无能却又惊人地有用，它以不计其数的变换形式出现，而且当我们相信已紧紧抓住它时，它却总是从我们的指间滑落，它的漂浮和流动无法用固定的模式来理解……然而，问起来，每个人都确知舆论的含意。”
欧肯的无奈发展到20世纪50年和60年代，变成了一种悲观主义论调，人们甚至认为舆论是虚构的，属于思想史的博物馆，只能引起历史学的兴趣，学术界要求放弃对舆论下定义的声音越来越大。
但对舆论研究的轻视和忽视，还在于对舆论的歧视。这种歧视来源于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两大特点：一是舆论的表层性，二是舆论的假象性。
将台湾舆论研究比作“浪花式”的研究，也许不是笔者的自谦，而恰恰是舆论研究的特点。浪花的浮表性的确是舆论的特征。有关舆论的定义五花八门，但以下两个定义很有代表性：一个是中国舆论学者刘建明的定义：“舆论是一种表层意识”，它是“外在的、表面的，具有漂浮在社会空间的特征”；一个是西方舆论学者诺尔·纽曼（E.Noelle-Neumann）的定义：“舆论是社会的皮肤。”他们的定义都强调了舆论的表层性特征。
无论是“表层流动”还是“皮肤”，都说明了舆论属于社会现象的“最表层”。在一些人眼里，以社会现象的表层作为研究对象的舆论学，显然不是深刻的学问，所以舆论学常常被看作“肤浅”的代名词。
但“社会的表层流动”不需要监测吗？社会的皮肤，就不需要体温计吗？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哪一个不是从“体表”开始？但它们却成了中医学的基础工作。西医学的“症候学”，都是做“表面文章”，可哪一点影响到它的科学性呢？任何一次大地震前，都会在地表出现反常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人们可以预测灾难。舆论不是社会的心脏，却是反映心跳的脉搏，舆论如果真是社会的皮肤，怎么不需要把脉呢？
最表面的东西也许潜藏着最本质的东西，学术研究是否深刻，并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否深刻，而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将研究引向深入。越是从社会的表象入手，也许越能触摸到社会的复杂机理，越是能深入到事物的深刻本质。舆论研究有可能在看似“最肤浅”的学科中做出最深刻的学问。
除了舆论的表层性，舆论的假象性也令人心存戒心。那些所谓代表民意的舆论，真的是人民的声音吗？社会的真实等同于政治的真实，而政治的真实等同于舆论的真实吗？那些电视画面报道的台湾，那些由文字评论报道的台湾，就是真正的台湾吗？舆论作为“真实”台湾的复制品，作为凹凸镜变形后的异体，它是真实的吗？
如果把舆论现象当作一种史料，它可能相当大部分要归入到“伪证”，至少要归入到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布洛赫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种，前者是指史料提供者“有意”想让“史料”进行说服工作，让时人和后人接受提供者希望他们接受的信息，而后者则是“过去无意中留下的痕迹”，未必真实可信，但它却并不“蓄意”要影响人们的判断。
而舆论又是什么呢？笔者的定义是：“舆论是由多数人表达或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舆论一定是公开的、有倾向的，而且一定是有意的，舆论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影响和左右人们的观点，按布洛赫的分类看，它全部要归入“有意”的证据。
布洛赫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史学家就会成为史料提供者的思想奴隶，史学家应该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如此，舆论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还有意义吗？舆论的历史研究如果只是一座建立在伪证、假证或者虚证、偏证基础之上的大厦，它能不倒塌吗？
但布洛赫告诉我们，伪证有伪证的价值。如果史学家只满足于为考证而考证的博学游戏，那么伪证的确是一钱不值，但仅仅考证出史料的虚假，史学家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如果史学家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探讨作伪的动机及其与时代的种种关联，将“伪证”作为反映提供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加以参照，“其价值就无与伦比”。
可见，史料有真伪，价值无定论。“真”有“真”的价值，“伪”有“伪”的用处。对史料的处理不能停留在简单地“去伪存真”，“存真”当然要，“去伪”则未必。辨别真伪后，“伪”不能当垃圾丢掉，它还可以“废物利用”。史料的价值关键在于你怎么用“真”和怎么用“伪”。一个虚伪的社会，也许恰恰要用虚伪的史料来证伪，一个欺骗的时代也许恰恰要用欺骗的事实来揭穿。将史料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来源于你能够从史料中了解到它自身所愿意告诉你的更多的东西。
舆论现象正是这样一种可能一钱不值，也可能价值无与伦比的史料。如果我们能够从舆论的表象背后看到舆论**弄的实质，并进一步分析：舆论的操弄主体到底是哪一种或哪几种力量？他们为什么要操弄？为什么能够操弄？他们操弄的舆论议题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些议题有哪些变化？它的土壤是什么？它的社会历史成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容忍或纵容这样的操弄？这样的操弄又怎样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在这样的操弄下舆论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又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在操弄下建构的舆论世界到底离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当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不断叩问下去，舆论现象的史料价值就会在一层层的分析下不断显现并放大。证据不会自己说话，必须叩问，必须质疑问难，它才会吐出有价值的东西。
　　越是处于表层越是蕴藏深刻，越是表现变形越是折射本质。舆论现象作为历史学的对象，其史实价值远不止如前所述的“表面文章”。被誉为现代舆论学创始人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舆论不是一种表面东西，而是人类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为现实环境，一为“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试图直接得到现实的真实图景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如此巨大复杂，稍纵即逝，难以捉摸，使得人们对它的直接观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比其他动物的优越在于他创造了种种方法，可以把复杂的现实环境重新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使我们依赖媒介而生活，未经报道过的似乎就是不存在的，人们经历的环境只是通过媒介简单化之后的虚拟环境，最重要的是人类并没止步于虚拟的环境，他们基于这种环境有所期待、有所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有其自身的真实，而且产生了真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
舆论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的环境，它帮助人们用更简单的模式来掌握世界的概貌，但它也常常“欺骗”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他们所生活的真实的环境。可能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出舆论是社会的表象与皮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舆论所建构的生活图景与价值体系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生活环境，他们与舆论的虚拟环境合为一体，既是舆论的对象，也是舆论的参与者。他们好比蜜蜂，而舆论则是蜂蜜，既是他们的食品又是他们的分泌物。更重要的是，舆论是他们的蜂巢，他们生活在其中，亦真亦假，亦实亦虚。
事实上，许多前辈先贤已经意识到舆论对社会的重要性，其中最着名的代表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用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而公众舆论能否形成、怎样形成以及由谁来主导，是公共领域能否建构的关键和标志。
其实，舆论概念从诞生起，就被学者赋予了崇高的地位。1762年，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经典名着《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舆论”这一概念（法文原词opinino publique），并把舆论提高到比法律更高的地位。“舆论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
哈贝马斯和卢梭等人的理论揭示了舆论与推动社会历史进程更深层的力量紧密相关，舆论可以是也应该是解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对象和解释工具。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台湾舆论研究虽然是浪花式的台湾研究，但它仍可能触及台湾研究的河床，舆论的表层性和假象性不是台湾舆论研究的障碍，反而恰恰是破解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
舆论的表层性让我们更加关注台湾舆论表象背后的东西。我们发现台湾的舆论并不等于台湾的民意。在表面上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其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在操纵，更重要的即便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表面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在说话，实际上背后仍然有制约和规定着的土壤，这个土壤最直接的就是政治文化。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在台湾舆论里谁能说话、怎么说话以及用什么方式说话，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的投射，必将在台湾舆论上打上烙印、留下痕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台湾舆论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与其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甚至直接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因此，表面上是台湾舆论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台湾政治文化在暗潮涌动。于是，透过台湾舆论的表面浪花，我们可以触及台湾政治文化的河床。而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台湾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滋生的土壤，也是台湾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赖以维系的纽带，它与台湾的其他文化一起互动成为虽然缓慢却长远地影响甚至决定台湾历史走向的基础性力量。因此，将台湾舆论研究引向深入，就能够从台湾舆论的表象，进入深层次的台湾政治文化，并通过台湾舆论的变化，发现台湾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反过来，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湾舆论的假象。譬如，当民进党某个政治人物挑起省籍议题，马上有学者指出他的放话是“操弄”，这对于决策者迅速提出对策和对于大众迅速做出舆论反应是很有助益的。但对于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仅仅指出舆论的“操弄”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要求更深入地回答为什么这种“操弄”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为什么它会屡屡奏效？为什么这么多民众这么愿意**弄？为什么即使有人指出这是“操弄”，这么多民众还是不肯相信自己**弄甚至即使明白却仍然愿打愿挨？特别是到底是谁操弄了谁？是政客操弄民众，还是民众操弄政客？如果不是政客操弄民众，如何解释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同样是这一批民众，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认同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但反过来，如果不是民众操弄政客，为什么政治人物一旦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会被某些民众无情地抛弃？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民进党的领导人只要脱离这个党就会被该党的支持者所唾弃？如何解释民进党中的有些清醒人士明明不敢认同民进党的某些做法却不敢大声批评，即使敢辞去“立法委员”也不敢辞去民进党党籍？如何解释民进党一进行初选，其候选人就开始一个比一个更“独”？到底谁是玩偶？谁是过客？谁是台前？谁是幕后？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如果仅就舆论谈舆论，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只有将台湾舆论引入政治文化的视角，从台湾舆论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着眼，人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是这个人物、这个地点、在这种场合会说出这样的话，即使他的话是一种操弄，但操弄者本身也**纵，它仍然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所左右，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民众，他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政治文化土壤。他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甚至自主性，甚至可以在某个瞬间某个局部某种程度背离政治文化的引力，更极端的是：他还可能反作用于政治文化，但无论如何他不是在一个政治文化的真空中，也不是在一个别的政治文化的空间中思考和行动，他不是木偶，但身上仍然系着政治文化千丝万缕的线。他说什么话、这些话有没有听众、这些话能不能产生舆论效应、这个舆论能产生什么作用，都与政治文化有关。为什么这个时期有的舆论议题开始沉默，而有的舆论议题开始大声？只有从政治文化的变迁，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舆论特点的表层性和假象性，都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政治文化。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台湾舆论研究的分析工具，也是台湾舆论研究的目的旨归。这样，以台湾舆论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本书，就以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本节拟从本研究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等三个面向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学科背景
本书是关于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演变与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其学科背景有二：一为历史学，一为舆论学。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历久弥新的学科。本研究受“新史学”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总体史学、长时段理论、即时史学以及历史人类学对本书的启发堪称深远。
舆论学是一门年轻而崭露头角的学科，李普曼的两个世界理论、诺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特别是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aw）的议题设置理论对本书有直接的启迪。
历史学以其古老的渊源与开放的前沿使之与诸多学科的结合相得益彰，这不仅为历史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发现了新的方法，创造了新的分析工具，也为相关学科开启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建构了新的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经济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硕果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与舆论学的结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历史舆论学连作为一个“概念”都未有人提起，更遑论对该学科的建设与探索。
故本研究的学科背景存在着一大空白，即历史舆论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尚未建立。
二、研究领域
本书的研究领域有二：一是台湾政治文化研究，二是台湾舆论研究。现试分别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作简要回顾。
1.台湾政治文化研究领域
台湾政治的研究汗牛充栋，其中与本书间接相关的台湾政治变迁的研究也着述颇丰，其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胡佛，《政治变迁与民主化》；廖达琪，《台湾地方政治变迁初探：民国82年与90年地方菁英背景及观点之比较》；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彭怀恩，《认识台湾——台湾政治变迁五十年》；王振寰，《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朱云汉，《中产阶级与台湾民主化》；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从权威性的党国体系到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施正锋，《台湾政治建构》；丹尼·罗伊（Denny Roy），《台湾政治史》。
将台湾政治研究深入到台湾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着述则相对不多。岛内的代表人物及专着有：胡佛，《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江炳伦，《政治文化导论：理论与个案研究》；彭怀恩，《台湾政治文化的剖析》；彭怀恩，《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台湾政治心理倾向》；石之瑜，《政治文化与政治人格》。大陆方面代表人物及专着有：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刘国深，《台湾政治概论》。论文方面，较有影响的是：黄光国，《“依侍主义”与“党派主义”：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黄秀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民主化》；黄秀端，《政治文化：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北京大学李振广的博士论文《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还有一些论述涉及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比如政治情感、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尽管其理论框架不一定采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对本研究仍有助益。比如游清鑫，《二十一世纪台湾选民的政党认同，政党形象的探索》；游清鑫、萧怡清，《台湾民众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庄英章，《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历史性”：客家研究的发展脉络》；杨芙宜，《国家认同的分歧或共识？台湾民主化后的国家认同转变》；刘义周，《民众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发展趋势》；卢建荣，《分裂的国族认同，》；石之瑜，《当代台湾的中国意识：对集体认同的反思》；张茂桂等，《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戴国煇，《台湾结与中国结》；许胜懋，《通婚家庭子女之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年）》；孙同文，《台湾国族认同和危机》；陈陆辉、周应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陈义彦、陈陆辉《模棱两可的态度还是不确定的未来：台湾民众统独观的解析》；吴乃德，《认同冲突和政治信任：现阶段台湾族群政治的核心难题》；黄国昌，《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
前人对台湾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缺乏将台湾舆论的研究引入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面，这些心理层面需要表现形式，而舆论就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舆论作为政治文化的表征，可以最生动最直观地反映政治文化的内涵及其变迁。但迄今为止，从台湾舆论演变切入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系统性研究仍属空白。
故台湾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即缺乏将台湾政治文化研究深入到台湾舆论研究领域。
　　2.台湾舆论研究领域
大陆对台湾的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陆有对台湾的传媒研究，但传媒研究不等于舆论研究）。迄今为止，大陆对台湾的舆论研究既没有专着，更没有标志性作品。而台湾也几乎没有以“舆论”为题的学术专着，但这并不表明台湾的舆论研究一片空白。台湾学者不喜欢用“舆论”这个概念，他们愿意用“民意”这一术语代替之（舆论与民意的概念并不等同，本书将在下一节“相关概念及理论”中对此详细讨论），比如李普曼的《舆论学》，在台湾就译成《民意学》。即便如此，以“民意”为题的学术专（译）着也不多，主要有：翁秀琪等译，《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1990年代台湾民意与选举政治的解析》；胡幼伟译，《解读民调》；郑贞铭，《民意与民意测验》；余致力，《民意与公共政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赖世培、丁庭宇等，《民意调查》；谢邦昌，《探索民意——民意调查技术之探索》；陈义彦、洪永泰、盛杏湲、游清鑫、郑夙芬、陈陆辉等，《民意调查》。
扣除译着，台湾舆论学的专着屈指可数。从台湾喜欢用“民意”来代替“舆论”，可以看出台湾的舆论界基于民意调查的学术倾向，这使得台湾的舆论研究偏向于实证与实务，这从上述专着的书名就可看出。
喜欢实证实务的研究倾向，使台湾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难以形成大部头的学术专着，而更多地表现为短平快的学术论文，而从这些论文的内容形成，更能看出实证与实务的研究倾向。台湾的舆论学研究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民调基础上的，论文中堆积着大量的图表，问卷的设计、统计的方法、结论的总结，这些构成了台湾舆论学论文的主体。
台湾舆论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广泛建立在民调的基础上，与台湾的民意调查业非常发达密切相关。据统计，目前台湾有60多家民调机构。众多的民调机构以及民调对社会生活的到处渗透，给舆论研究者搜集资料和数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台湾，几乎任何一次选举、任何一个大事件、任何一个舆论议题都有民调，甚至有不同种类的民调。这样的民调资料可以像编年史一样每年都为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基础。用数据说话，是台湾舆论研究者不二的选择。
数字比文字更不容易骗人，但在台湾，数字的公信力却打了折扣。多如牛毛的民调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背景。由于民调的泛滥，不断受到调查骚扰的民众不堪其累，拒接电话、拒绝回答的现象屡有发生，使民调的样本数越来越少，直接影响到民调的可信度。
特别要说明的是，开展民调是要花钱的。要让民调的样本数够大、问卷的设计更全面，需要的花费则更大，这使得只有有钱的机构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即使学者自行调查，选题和方向也受到提供课题资金机构的掣肘，所以客观与中立的理想值到底能坚持多少？学者们要想挣脱利益集团对民调的阴影，仍不容乐观。
台湾民调业的发达，是和台湾选举的发达分不开的。只有选举这个大利益，才能养活这么多民调机构，支付这么多民调成本。这使得台湾的舆论研究的选题大多和选举有关。
“选举实务”成为台湾舆论学研究论文压倒多数的选题，显示台湾“泛政治化”现象也在向学术机构进行渗透。台湾舆论研究的风气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台湾民调又具有主题泛政治化、时间短周期性和结论偏功利性的特征。跟着民调走的台湾舆论研究也普遍具有如下特点：调查事件普遍单一，很少有比较研究和背景研究；调查时间普遍很短，一般跟踪几个月，很少跨年度；调查项目普遍简单，一般只针对事件的某一个特定项目。
由民意而民调，由民调而实证，由实证而实务，这一关系链条构成了台湾舆论学研究的基础模式。
故台湾舆论研究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第一，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的总体把握。由于民调总是一事一调、一题一调，其时空及议题都限制在微观与局部层次，因此，台湾舆论研究鲜有对台湾舆论的宏观把握，尽管某一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可能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能，但客观上，台湾迄今没有出现可以给人有关台湾舆论总体想象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第二，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的长时段的梳理。台湾舆论研究绝大部分是共时态的横切面式的研究，历时态的舆论研究不是主流，跨度10年以上的台湾舆论研究几乎是个空白，更遑论对台湾舆论60年以来的梳理。
第三，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进行政治文化的解读。台湾舆论研究往往就舆论而谈舆论，普遍依赖数字说话，一般满足于民调结论，对无法用数字表现的政治文化自然忽视，而为选举服务的策略性研究更不愿也不必把研究引入政治文化层面，迄今为止，用政治文化系统全面地解释台湾舆论的研究亦属空白。
三、研究对象
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台湾的舆论议题。两岸对台湾舆论议题的研究除了前述台湾舆论研究普遍存在的缺乏总体性（系统性）、历史性（长时段）和政治文化性研究的薄弱环节外，还存在以下特殊的盲点：由于台湾舆论议题缺乏细化研究，没有对台湾舆论议题进行分门别类，以致一些论着在涉及台湾舆论议题时，往往笼而统之，混为一谈。特别是在有关族群议题方面，研究者往往将“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统独议题”当作相同的议题混杂在一起研究，尽管上述三大议题往往被泛绿阵营操弄成族群议题，但是其产生的缘起、发展的过程、议题的特点、作用的人群以及对应的政治文化上都有明显不同，而且上述三大议题常常互为表里，互为策应，互为转换。事实上，议题的操纵者特别希望混淆这三大议题，以便他们在三大议题上暗渡陈仓地相互置换，实现其政治目的。揭示这三大议题的不同及联系，有助于将台湾舆论议题演变及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引向深入。遗憾的是，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可能已意识到这三种议题不同，并出现用三种不同的概念命名之，但迄今为止台湾研究尚未对台湾舆论议题这三大体系进行系统地细化地历史考察，导致对这三大议题等而视之的误区。
故本书的研究对象——台湾舆论议题研究存在着一大盲点，即对台湾的舆论议题分类模糊且界定混乱。
综合上述讨论，本书拟从本研究的学科背景的一大空白处着眼，从研究领域的四个薄弱环节处着力，从研究对象的一大盲点处着手，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上重新出发。
第一，将历史学与舆论学结合起来，尝试对历史舆论学的学科建设进行前期的案例式的摸索。
第二，将舆论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台湾舆论的长期变化观察台湾政治文化的长期变迁，用台湾政治文化解读台湾舆论的本质，探讨台湾政治文化与台湾舆论互动关系的长期演变，并从台湾的个案研究中概括出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的一般模式。
第三，将台湾舆论议题分门别类予以细化研究，探讨台湾舆论议题转化为政治文化符号的转换机制，考察与梳理“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统独议题”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三大符号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当代特征及其对台湾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相关概念及理论
本节将按照一定的逻辑将本研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理论作一番梳理。在介绍这些概念和理论时，本节并不满足于对概念的简单定义和对理论的简单说明，而是将之置于本研究的整个逻辑框架中进行讨论。
本研究遇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舆论”。
笔者对舆论的定义如下：舆论是由多数人表达，或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
这个定义反映了舆论的以下特点：
第一，定义强调了舆论主体的多元性。一切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党团、政府、媒体等，都可以具备舆论主体的资格，只要这些主体能够通过受众或传播使对某一对象的“关注”获得“集合性”特征即可。过去，绝大多数舆论定义把舆论主体限定为“公众”，并明确排除政府、政党、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个人）作为舆论主体的地位，许多人正是由此认定“舆论”等同于“民意”。这样不但容易把复杂的舆论简单化，而且会将“操纵的舆论”正义化。事实上，特别是现代社会，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不断争夺舆论的主导权，无论是政府、政党还是媒体、意见领袖都在积极地制造舆论、参与舆论和影响舆论，揭示舆论主体的多元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舆论背后争夺与操纵的真相，有助于我们理解舆论的生成机制。只有认识到舆论主体是多元的、开放的，我们才能进一步分析台湾舆论怎样受到政府、政党、媒介和少数意见领袖的影响。本研究将在考察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议题的影响时，讨论不同时期主导台湾舆论议题的舆论主体的变化。
第二，定义突出了舆论特性的“集合性”。它表明舆论是一种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不仅可以来源于主体，也可以来源于舆论传播的对象以及传播的途径。舆论的这种群体性，表明即使它是一个人的“言论”，也可以通过发言人的代表性或听众的广泛性或传播方式的大众性，使得这个言论不再是纯粹的自言自语，而变成一个具有群体性特征的行为。正是这种群体性特征使舆论可能与政治文化相联结，因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往往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反映，而群体性行为也反过来比个人行为更容易对社会文化造成冲击与影响。
第三，定义开启了舆论客体的“广延性”。这有助于我们扩大舆论客体的范围。传统的舆论定义对舆论客体往往予以限制，或者以不同的概念限定客体，或者用不同的定语对舆论的对象予以限定，以强化舆论对象的某种特征。
这样的定义限制了舆论客体的范围，比如强调事件和事务，那么观念就不构成舆论的客体，这就会把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排除在舆论客体之外，而事实上情绪上的“省籍情结”，认知上的“台湾意识/中国意识”以及评价上的统“独”倾向，恰恰是台湾舆论最活跃的舆论议题。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客体的某种性质也会窄化舆论客体的范围，比如强化现实性，就有可能将历史题材排除在舆论的客体范围之外，而翻历史旧账常常是舆论的拿手好戏，比如“2·28事件”就不断成为台湾舆论的议题。定义强化了舆论客体的广泛性，也显示了舆论客体的一致性。舆论的客体具有无穷的可能，但是一旦和舆论主体相联结，它总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表明舆论总是就某事（对象）论某事（对象），受此影响，舆论研究也往往就事论事，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前述学术史回顾所述“为什么舆论研究容易就事论事而难以出现总体和历史的研究”的原因。
第四，定义标注了舆论活动的“公开性”。公开性是舆论开始活动后才产生的属性，是舆论活动存在的一种标志。而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面，一般是看不见听不着的，舆论的公开性和政治文化的内在性，使二者正好构成一种表里关系，当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需要表现形式时，公开的舆论就很容易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
第五，定义明确了舆论本体的“关联性”。定义用“关注”二字作为舆论本体基础概念，在所有的舆论定义中，如果不是首创，至少也属罕见。使用“关注”二字作为舆论本体术语的意思在于：“注”字强化了舆论本体是舆论的主客体互动的产物，而“关”字强化了舆论本体是舆论的主客体关联的产物，如果没有这种关联性，舆论的主体就不成其为主体，舆论的客体也就不成其为客体，同理，舆论的本体更不成其为本体。因此，无论是舆论的主体、客体还是本体都不是先天的产物，而是在关联框架中互动生成的产物。这就解决了舆论学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舆论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定义明确地回答就是“关注”，舆论始于“关注”，终于“关注”。“关注”的产生就是舆论的产生，“关注”的发展就是舆论的发展，“关注”的变化就是舆论的变化，“关注”的高潮就是舆论的高潮，“关注”的消失，就是舆论的消失，而“关注”的重新出现，就是舆论的新周期的开始。舆论的过程就是“关注”的过程，舆论的一切必须围绕“关注”这一核心，正是“关注”将舆论的主客体联结在一起，创造了舆论。此外，用“关注”来表达舆论本体，也否定了舆论一定是有倾向性的成见，也剥去了舆论一定是有正当性的华丽外衣，还原了舆论本体的本来面目。
定义用“关注”作为舆论本体的基础概念，引出了“舆论议题”的概念。
　　舆论议题，英文是“issue”。《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的解释是：“问题，争端，论点。”《美国传统辞典》的解释是：“a matter of public concern.（公众关心的事物）”舆论议题，中文顾名思义，是舆论议论的话题（题目、题材、论题）。笔者的定义是：舆论议题是舆论对舆论对象关注的所在，它包括舆论关注的题材、舆论关注的焦点以及舆论关注的方向甚至舆论关注的倾向。它不是舆论的客体，而属于舆论的本体，它是舆论表现形式的一种，确切地说它是舆论表现形式的核心。它是舆论关注的所在，是关注所依附的对象和所围绕的核心，所以它往往直接表现为一种关注。正如舆论始于关注、终于关注一样，能否被关注，是舆论议题的生命。所以说，舆论议题的出现，就是关注的开始，也就是舆论的开始；舆论议题的消失，就是关注的结束，也就是舆论的结束。反过来说，关注的开始与结束，也就是舆论议题的存亡。因此，考察台湾的舆论议题，就是考察台湾舆论的关注。
讨论舆论的定义，一个最应该区分的概念是“民意”。相当多人认为“舆论”和“民意”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称呼，“民意”是“舆论”的别名，只不过“民意”比“舆论”更好听一点。英文“Public Opinion”有人译作“舆论”，也有人译作“民意”。比如在大陆，大多数学者将之译成“舆论”，而在台湾，近来大多数学者则将之译作“民意”。在现实运用中，“舆论”与“民意”的确有相互通用之处，比如“舆论调查”也可叫“民意调查”，“舆论领袖”也常称“民意领袖”，“舆论测量”更可以换成“民意测量”，特别是我们常常可以把“舆论认为”替换为“民意认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舆论”替换为“民意”，意思大有不同，甚至说不通。比如“舆论议题”，就不好说成“民意议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换成“坚持正确的民意导向”就有些怪；“国际舆论”不宜说成“国际民意”；“台湾绿营抛出舆论”更不能变为“台湾绿营抛出民意”，其他诸如“大众舆论”、“官方舆论”、“舆论流程”、“舆论效果”等一系列的舆论术语都不可以将“舆论”简单地替换成“民意”。显然，在中文词汇里，“舆论”与“民意”是有较大的区别的，那些认为既可以将“Public Opinion”译成“舆论”，也可以译成“民意”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舆论”和“民意”在中文术语中，显然是指称两种不同的东西。“舆论”和“民意”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除了“好听不好听”，“习惯不习惯”之外，最主要的区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民意的“民”限定了“民意”指称的主体是“民”，而不可能是其他主体，而如前所述舆论的主体既包括“民”，也包括其他主体，比如“政府”、“媒介”等。从这个方面看，“民意”比“舆论”更纯粹，外延更小，内涵更明确，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强调舆论的正当性时，喜欢采用“民意”而不喜欢用包容更大、成分更杂的“舆论”的概念。舆论由于其外延更大，因而涵盖了“民意”。“民意”只是舆论的一个部分，它和“舆论”是“种属”关系，我们可以说“民意”是一种“舆论”，但不能反过来说“舆论”就是“民意”。
“舆论”与“民意”的另一方面区别在于“民意”的“意”。中文的单字常常具有多重含义，“民意”作为一种简略的词组，其“意”可以是“意见”的简写，也可以是“意志”、“意愿”的简称。这看似细微的区别，其实大有文章。如果“意”是“意见”的简写，“民意”作为“人民的意见”的简写，由于公认“意见”是态度的公开表达，因此，“民意”具备了舆论的必须公开表达的形式要件，显然“民意”就是一种“舆论”。而如果“意”是“意志”、“意愿”的简写，那么“民意”的全称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愿”。由于意志和意愿属于内在的东西，不具备舆论公开表达的形式要件，因此，“民意”不能称之为“舆论”，是一种“准舆论”。由于它深藏在内心，而舆论不过是意志、意愿的一种外化形式，因此，“民意”往往影响甚至决定“舆论”，而且人们普遍认同“人民的意志”或“人民的意愿”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这时的“民意”更像是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虽然现在人们不会赞同卢梭所谓的“普遍意志”，但是“民意”中的“意”，如果是“意志”、“意愿”的简称的话，显然更像是英文中的“will”而不是“opinion”，这种意志加上人民这一主体，当然具有比“舆论”更大更深更远的力量。
“民意”的“意”在概念上到底偏“意见”多一些，还是偏“意志”多一些？从公众理解上，应该是后者的成分占据优势。在中文的用语习惯上，“民意”更多的是表现潜在的一种“意志”，因此，“民意调查”比“舆论调查”在术语上更准确，因为民意未公开表达，所以才需调查进行分析、比较并公之于众。当然，“民意”经调查并公之于众，就变成“舆论”了。因为它具备了舆论公开表达的形式要件，这也就是“民意”和“舆论”常常混淆的原因所在。
“舆论”与“民意”在上述两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二者不能无条件地简单地相互替代。前述我们提到了的二者相互替换后，许多搭配的表述之所以显得不合情理，不是因为“民意”的外延过小，就是因为“民意”仍属于“意志”而不是“够格”的舆论。从中国用语习惯和公众理解习惯看，“民意”更偏向人民的“民”，“意”更偏向于“意志”的“志”。因此，严格地说，“民意”不是“舆论”，舆论可以表达民意，但民意本身还不是舆论。这样的区分既符合人们的约定俗成，也便于理论界定与学科建设。因此，台湾方面的大多数学者将“public opinion”译成“民意”是不够准确的，也限制了“舆论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将“public opinion”译成“舆论”，这样中英文才有大致准确的一一对应。而“民意”的英译似乎应是“will of people”才更准确些。同时，使用“舆论”的概念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舆论可以**纵而且有“宣传”之嫌，就将之替换掉。这种替换对于某些政客来说，恰恰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目的。可是，对于学科研究来说，正是舆论可能被收买、**纵，所以更要研究它，甚至要重点研究它为什么可以被欺骗和**纵，这也恰恰是舆论研究的重心和价值所在。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价值论来看，我们都应该坚持用“舆论”的概念来建设这一学科。因为，从价值论看，舆论学不是研究如何帮助政客操纵舆论的御用学术，而是研究如何帮助人们识别政客操纵舆论的科学；而从认识论来看，舆论学只是一门研究舆论现象及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科学，它可以被各种人（包括政客）所利用，但它出发点不是为政客服务。
“民意”与“舆论”概念常常被混淆，甚至被偷换，要害是舆论的正当性。民意的正当性无可置疑，一旦“民意”与“舆论”概念可以等同互通，舆论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正当性。一些人乐意将舆论打扮成民意，看中的正是民意拥有的道德制高点。
但舆论到底具不具备正当性？笔者的回答是：舆论存在正当性的可能，但舆论就其整体而言并没有必然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下这样的判断：凡是舆论都是正当的，或者说只有正当的才是舆论。舆论中可能存在着一种正当性的“舆论”，人们常常称之为“民意”，但“民意”不等同于“舆论”，而“舆论”也未必代表着“民意”。“民意”一词的多义性，使“民意”与“舆论”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这种谁包容谁、谁影响谁的关系中，“舆论”有着更为多变的外表，也有了更难看懂的真相，只有把“正当性”从舆论的必要条件中切割出去，我们对“舆论”的认识才能更加深刻和全面，才能揭示台湾舆论60年来的演变中，哪些议题从开始的“非法”变成“合法”，最后变成“正当”的。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书将民意定义为“民众的意愿”（will of people），以便与舆论（public opinion）区别开来：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一个是有明确的主体——“民众”，一个无明确的主体，任何力量都可介入。这样的区别不仅是论述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舆论的可操纵性。
“舆论”与“民意”的区别，得到了舆论学两大理论的支持：一个是“沉默的螺旋”理论，一个是“议题（议程）设置”理论。这两个理论也是本研究将讨论、运用和修正的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主要是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前，传播学界非常流行一种“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也有人称之为“皮下注射器”理论（hypodermic needle theory），或是“传递带”理论。该理论预测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消息对于所有的正巧接触到它们的受众都有或多或少的普遍效果。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的力量令人震惊，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普遍相信或迷信大众传播的力量，甚至特别害怕和警惕对手（比如希特勒）在本国内借助大众传播制造舆论的效果。但是“子弹”理论几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多少实证的支持，相反，许多证据支持了有限效果模式（theLimited-effects model），特别是克拉珀（Klapper）所着的《大众传播的效果》（1960）一书提出大众传播效果的五个普遍原则，第一个便是：“大众传播一般不能成为产生受众效果必要的和充足的原因，而更可能处于各种因素和影响中，并通过这些因素和影响而起作用。”这种认为大众传播效果有限的观点，有时也被称之为最小后果律（the law of minimal consequences），此后传播学理论就不断在关于传播效果或大或小的两极中摇摆。这个理论谱系中包括：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教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决定论（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戴维森（Phillips Davison）的第三者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格兰西（Gramsci）的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诺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尽量避免单独持有某种观点或意见，以免自己被众人孤立。个人为了了解哪些意见或观点占优势，就会透过自己或大众传播媒介来观察周遭的环境，如果个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或观点是弱势的，便会因为害怕孤立而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或观点表达出来。结果，这会使得强势的一方更显得强势，甚至比其真正的实力要强；反之，弱势的一方因陷于沉默，会使其显得比其真实的实力还要弱。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五个假定：（1）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觉；（2）个人经常恐惧孤独；（3）个人具有一种准统计学感觉官能，借此他们确定哪些观点和行为模式是他们的环境所允许的和不允许的，哪些观点和行为模式越来越强，哪些越来越弱。对孤独的恐惧使得个人不断地对社会环境进行评估；（4）估计的结果影响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是否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5）上述四个假定综合形成意见气候，并巩固和改变公众舆论。
诺氏在上述所设定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的以“沉默的螺旋”为核心的关于舆论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诺尔纽曼的理论一提出就在舆论学界引起广泛的影响，虽然其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但也遭致不少的批评和质疑。
　　无论如何，“沉默的螺旋”理论证实了舆论沉默现象的存在，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对舆论沉默现象的分析工具，而是它引导人们关注舆论的沉默现象，并启示人们不断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新的且可能更适合的针对舆论沉默现象的解释工具。舆论的沉默现象证实了舆论与民意的背离，它发现人们不能从舆论的声音大小就简单判断民意的分布。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真实的意愿（民意）没有表达出来，或者稀里糊涂地附和别人表达出来，甚至违心地被扭曲地表达出来。这样，一部分声音沉默了，而且越来越沉默，而另一部分声音被放大，而且越来越大声，这种真实民意与公开舆论的反差与落差，除了人为的操纵外，应该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心理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本研究将以台湾舆论的沉默现象作为案例，试图打破“沉默的螺旋”理论及其修正者仅仅在传播学领域内找答案的框框套套。以往的研究者主要从个人、性别、年龄、性格、教育背景、收入地位、大众媒介、人际传播、议题（熟悉的介入程度）、意愿的表达方式、意愿表达的环境等变量入手，本研究将尝试用政治文化理论来解读台湾舆论的沉默现象。
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将更多的变量还原到历史现场，以解释舆论沉默现象的发生。但这里最核心的变量还是舆论的议题，所有的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传播学变量、社会学变量、文化学变量和历史学变量，都只有针对特定的舆论议题才有意义。不同的舆论议题会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无论对于舆论学还是历史学，舆论议题都应是研究舆论沉默现象时最关注的目标，舆论学探讨什么议题会沉默，从而对传播做出指导，而历史学探讨什么议题开始沉默，从而可以从社会关注的变化，透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提到舆论的议题，不能不提及舆论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议题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也有研究者称之为“议程设置理论”。
议题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媒介具有议题设置功能，其重视与不断强调的议题，会影响或改变人们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大众媒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反复报道、显着标题、黄金时段、头版头条等，将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强加给它的受众，并潜移默化地使“媒体的选择”变成人们心目中的选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媒介议题设置的影响，从而按照媒体的设定建构自己脑海中对世界的形象。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关于报业威力的一段名言，被反复引证用以比喻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1972年，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这是议题设置理论的第一项系统成果，麦库姆斯和肖也被誉为议题设置理论的创始人。
但“议题设置理论”的理论先驱更早应该追溯到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李普曼认为由于现实环境过于庞杂和短暂，人们在驾驭它之前不得不用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这个被重构的虚拟的环境正是联结人们与现实环境的中介。报纸的作用正是给我们提供“外部世界”的观点以便形成“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而这些图像被人们误以为是生活中的世界，人们根据这样的图像而真实地行动并产生真实的结果。李普曼对媒介的一句经典名言传诵至今——“它（媒介）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
“探照灯”的比喻告诉人们，媒体可以将它自己对世界的关注变成我们对世界的关注，它照亮哪里，我们的目光就追随到哪里。舆论议题就是舆论关注的所在。议题设置理论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不断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修正。一个最重要的修正，就是人们发现媒体不仅可以将其报导的主体（subject）之显着性移植到民众的脑海中，还可以将主体属性（attributes）的显着性移植到民众的脑海中。由此，麦库姆斯和肖在1993年将自己的原先的理论修正道：“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其实，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不仅有两个层次，还有第三个层次。媒体不仅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关注的对象（主体）、关注的角度（主体属性），还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关注的指向（主体及其属性与其他事物的联结）。媒体的议题设置可以使人们从关注的主体及其属性中跳出来，将关注指向其他与主体及其属性可能事实相关也可能毫无相关的其他方面。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台湾舆论的议题设置怎样把议题指向台湾的政治文化。
媒介的议题设置理论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把该理论限制在媒介。固然，媒介是现代社会中最活跃的舆论主体，但事实上舆论的议题不仅有大众媒介在设置，还有其他包括各种利益与压力集团以及意见领袖在内的舆论主体在操纵。
“议题设置”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开了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从而使舆论研究有了更集中的研究主题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由议题出发，在回答“谁在设置议题”、“怎样设置议题”、“议题是否有效”等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议题设置理论不止事关媒介自身的议程作业，而且涉及对媒介的使用和理解、受众的接受与反馈、社会的控制与反弹、文化的选择与重构等一系列问题。议题设置将媒介、受众、利益集团、社会、文化、心理等所有内容都联结在“议题”这个交集点上，从而构成媒体与媒体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媒体与受众之间、媒体与利益集团之间、媒体与政治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这样几乎无穷的关系组合。换言之，社会上任何关系组合都有可能在议题设置上找到其关系的联结点，从而可以形成无穷的假设，可能在无限的变量中进行对比研究、交叉研究、历史研究、综合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小到一次选举中的候选人的议题比较或一个事件的媒介的议题比较，大到对一个社会长时段的议题分析，都可以进行或理论或实证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把各学科的方法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方法结合其中，而且可以超越媒介研究本身，比如“政党的议题设置”，就已经属于政治学领域，“社会的议题选择”就属于社会学范畴，“议题的心理投射”就是心理学的天下。议题设置理论不仅是媒介研究的一次自觉，而且被各门学科广泛地接受，并将研究领域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不仅为舆论研究，而且为一切与舆论相关的研究开掘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和无穷发展的源泉（比如同一个媒介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可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议题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而且常见常新的原因。
由此，议题设置理论应该从“媒体的议题设置理论”解放出来，成为“所有舆论主体的议题设置理论”，任何可以制造、参与、影响或改变舆论议题的舆论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政党、政府、组织、个人，都可能像大众媒介一样，具有议题的设置功能，它们的行为都可以得到议题设置理论的指导或解释，并成为议题设置理论的研究对象与适应范围。这种扩大了的议题设置理论，使本研究可以从台湾的政治文化，来考察其对台湾舆论议题的设置影响。
前面我们不断提到政治文化的概念，现在轮到对政治文化进行定义。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此后，这个概念很快取代了传统政治学中常见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但难以用实证性方法予以研究的术语，成为西方政治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路辛·派伊（Lucian Pye）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一个主观的政治领域，它给予政体以定义，给予制度以纪律，给予个人行为以社会关联。美国的杰克·普拉诺（Jack C.Plano）在其所着的《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则把政治文化解释为“每一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行为模式的聚集”。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倾向将政治文化从主观领域延展到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物质性”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尽管对政治文化定义非常多，但还是阿尔蒙德（Almond，G.A.）的定义最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阿尔蒙德在其代表作《公民文化》中指出：“政治文化”一词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之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有差别，“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次的政治取向。“它包括：（1）认知取向，指的是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输出的知识和信仰；（2）情感取向，或者说是对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执行者及执行的情感；（3）评价取向，指的是凭借信息和情感对典型地包含价值标准和尺度的结合的政治目标所作的判断和评价。”1986年，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本书采用阿尔蒙德的定义，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属于主观心理层面，包含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三大元素。所谓政治认知，属于政治的认识论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所谓政治情感属于政治心理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各种政治客体所产生的好恶感、爱憎感、美丑感、亲疏感等心理反应的统称。政治评价，也称“政治价值取向”，属于政治的价值论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理性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以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为表现形式，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观念体系。
政治文化具有如下特点：一、主观性，政治文化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二、内在性，政治文化渗透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政治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三、稳定性，政治文化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四、延续性，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得以传播和沿袭，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这与舆论的公开性、表面性、动态性、一时性恰成对照。绝大多数对政治文化定义的解读，都把舆论排除在外，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会忽视舆论现象研究的一个原因。但舆论的上述四个特点恰恰可以和政治文化的上述四个特性形成表里相映和长短互补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从历史阶段来看，舆论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表现形态，有些学者干脆把舆论划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派伊，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为论述方便，本书不采用此定义，但派伊将舆论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连的观点值得重视。
　　政治文化理论最成功的实践是在比较政治领域的运用。阿尔蒙德和维巴（S· Verba）在其《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区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服从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与参与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所谓区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是指该地区本身还没有发育成成熟的政治共同体，缺少专门的政治角色的分化，社会成员没有独立于他们地域性的宗教和社会取向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的整体以及体系内的权威、制度和规范等，社会成员没有或缺乏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更谈不上对体系内的决策及决策的实施施加影响。所谓服从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政治体系中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以及自己在政治体系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较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对于政治体系输入方面的取向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政治体系的成员与体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服从关系，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般存在于中央集权型的政治体系中。所谓参与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投以关注，并且认为大众参与可予期待且有效用，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般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使公民抱有不过分的参与热情，对合法的权威亦有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只有单一类型的政治文化，而是诸种政治文化的结合。
阿尔蒙德和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并不具有普适意义。事实上不同的政治体系、同一政治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同一政治体系的不同阶段，其政治文化都有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将借鉴政治文化的分类理论，针对台湾政治体系的特点，通过研究台湾政治文化的不同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
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分类理论令人瞩目地采用了“输入”和“输出”的概念。所谓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是政治系统理论中的概念，它指的是政治系统中公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而政治体系的“输入方面”与“输出方面”相对，指的是从社会向政治体系流动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向官方政策的转化。阿尔蒙德概念用“输入”、“输出”和“转换”将政治过程划分为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三个阶段，环境是三个阶段的起点，也是终点。本研究将借鉴“输入”、“输出”和“转换”这三个概念，用以分析政治文化与舆论的互动过程，并根据台湾政治文化在“输入”、“输出”和“转换”过程中内容与结构的变化，总结台湾政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
阿尔蒙德不仅是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者和比较政治学的开拓者，也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领军人物。行为主义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注重动态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与政治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注重静态的政治制度、政治文献和政治形式的研究。
在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贝蒂（Bertrand·Badie）以当代“解释人类学派”的创始人格尔兹（Clifford·Geertz）的文化的符号学定义为基础，结合历史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政治文化的符号学研究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文化符号诠释各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探究既具有控制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同时又由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代码（cultural code）。这种“文化代码”成为研究一个社会的社会对象（如权力、共同体、法、规范等的独特意义和取向）的一把钥匙，使研究者可以解释一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和政治变动的特征。该理论把文化看成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熟知的、使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体系。而文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因此对文化的研究需要历史的方法。但是，作为表现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的“文化代码”具有基本不变的特性，因此，通过历史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可变的和不变的部分。
政治文化的符号学理论启示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政治文化看作是不同的意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体系中，有其社会历史所形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代码，这种代码像语法一样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找到这种政治文化代码，我们就可以找到解读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的钥匙。这种政治文化代码就储存和附丽于一个个政治文化的符号当中，一个个政治文化符号构成的符号体系就是政治文化的意义体系，政治文化通过一个个符号表现出来，人们也通过一个个政治文化符号进行沟通和传承。因此研究政治文化符号可以发现储存和附丽其中的政治文化代码，而发现了政治文化的代码，就可以找到解读政治文化历史变化的钥匙，而政治文化又是解读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从这一连串“钥匙的钥匙”的关系链条上，找到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
本书采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符号的定义。索绪尔认为符号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它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是指人们感官可以感知到的部分，如文字的字体、语言、图像等，“所指”是指符号所包含的内容和概念。
“政治文化符号”是笔者提出的新概念，没有现成的定义可选择，笔者的定义是：政治文化符号是政治文化的象征形式，它同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具有一般符号的所有特点，是符号家族的一种特殊符号，其特殊性在于其“所指”总是指向政治文化，因此，它是政治文化的指称物或政治文化的形式。
按此定义，舆论议题可以转换为政治文化的一种符号。我们可以从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入手，解读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并借鉴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将索绪尔的关于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结构和功能（符号系统）等理论，运用到本研究中。
至此，笔者已将本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所借鉴的重要理论全部予以界定和说明。接下来，将陈述本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第四节思路与框架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台湾舆论议题入手，解读台湾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并通过考察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互动关系的变化发展，来揭示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框架的一般模式。
台湾舆论议题是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从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难以计数。仅以《联合报》为例，其创刊至今，保持每天至少一篇社论的惯例，以一篇社论仅讨论一个议题为保守估计，50余年来，仅《联合报》社论设置或参与的舆论议题即有二万余条。如果加上《联合报》其他版面的评论（如有《联合报》小社论之称的“黑白集”），其他报纸的社论、评论，其他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的议题，以及由非媒体提出的议题，抛去其重复部分，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的数量堪称天文数字。仍以《联合报》为例，如果仅将《联合报》涉及的舆论议题罗列出来，字数也将百万字以上。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台湾舆论议题，本书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如果我们被台湾舆论每一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研究很容易陷入“最变幻无常和最具欺骗性”的旋涡。固然，对某一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的细致研究并非没有价值，作为样本的解剖同样有助于发现一般的舆论规律，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长的时段对舆论议题进行考察，将会发现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的舆论现象及其变化。自从195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写了有关“长时段”的着名论文，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借鉴历史的长时段理论，将台湾舆论议题放在60余年的时间里考察，我们发现有两类议题：一类议题生命期限非常短暂，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即使有的议题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持续数月之久，但是此后就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起；另一类议题其生命期限却非常长，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不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甚至经过半个多世纪仍历久弥新，好像慢性关节炎一样，一到合适的气候条件，就反复发作，不断提示人们它的存在。
所谓舆论议题的生命期，指的是舆论议题被持续关注或反复关注的时长。一个议题看似在某个阶段其关注消失，可是它在下个阶段又被关注，说明这个议题在此前并没有走到生命终结，只不过是生命的蛰伏。虽然舆论的议题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前述两类议题却各有其共同的特点。
生命期短的第一类议题绝大部分属于诉求型议题，诉求性舆论议题一般源于某个事件或一个问题，由此产生明确的中短期舆论诉求，随着事件的解决或问题的消失，舆论的议题也就不复存在，舆论的活动也由此终结。
而生命期长的第二类议题绝大部分属于认同性议题。认同性舆论议题，一般源于情感、观念和价值的分歧，它只有在人们的情感、观念和价值上得到统一或者这种情感、观念和价值不再值得人们关注，它才会终止和消失。它不一定要有明确的舆论诉求，其舆论的爆发主要源于认同的歧异。它可能有确切的诱因，比如拆蒋介石像；它也可能有明确的诉求，比如让***当选；但是舆论产生的基础还是源于人们在认知上的难以统一、在情绪上的不能共鸣以及在评价上的无法一致。由于人们在认知上的分歧、在情感上的鸿沟以及在评价上的对立，往往无法在一时一地予以短平快地消解，甚至可能在少数人的操弄下，或者在偶然事件的催化下越积越深，越演越烈，使人们在认知上更加南辕北辙，在情感上更添新仇旧恨，在评价上更会针锋相对。认知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和评价问题，无法像前一类议题用诉求的满足和时过境迁来短时间解决。比如，拆了蒋介石的像，“拥蒋派”会心甘情愿，而“倒蒋派”会就此罢休吗？再比如，***当选，泛绿就会偃旗息鼓，撕裂族群的议题就不会再出现吗？显然，认同的歧异，如同历史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隐隐作痛，而它的每一次发作，往往都是揭开伤疤并撒上盐，为下一次发作埋下伏笔。
第一类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它可能是其他台湾研究领域，比如台湾社会生活史的良好素材。它尽管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从中可以找到许多有趣或有益的结论，但对本研究（仅仅对本研究）来说，它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素材。尽管我们承认它在一时一地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能进报纸的社论，如果不是一时之选，至少也是一天之选，可如果将之置于60年的历史框架下，它对历史的影响力就微不足道了。这些多如牛毛却又如过眼云烟的议题是本研究急于撇开的对象，因为只有不被这些纷乱的旁枝错节所迷惑与干扰，我们才能静下心来，把握60年来一直在台湾舆论中频频出现的议题，这是些60年来一直活着而且传下来的议题，这是些60年来一直在左右台湾社会的议题。
　　通过对第二类议题的分析，发现这些生命期长的议题绝大部分都指向了台湾的政治文化。纯粹的政治议题可能难以长久，比如“立法院”改革议题，“行政院”人事任免议题，如前所述随着问题的解决或时过境迁，难以再吸引舆论的关注，其议题的生命力自然短暂。而纯粹的文化议题却难以进入舆论中心，比如古迹保护议题、传统艺术存活议题，由于不被政治权力所青睐，缺少了政治的推波助澜，也难以被广大民众所切身感受而关注，往往处于舆论的边缘地位，生命力的微弱，使其存活期也不长，甚至进入大众视野的可能性都很低。只有那些既关乎政治又指向文化的议题，由于政治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之成为舆论关注的兴奋中心；同时，文化冲突的长期性和广泛性，使之成为舆论长久关注的焦点。
跟政治有关的文化或者跟文化有关的政治，就成了进入话语中心又被长期关注的舆论议题，比如台湾的汉语拼音方案问题，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议题，由于涉及“台湾/中国”的认同，就有了政治议题的属性；再如***想当“总统”，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议题，却由于被舆论的操纵者操弄成“选本省人自己的总统”议题，涉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认同，就了有文化议题的属性。又如“台湾人/中国人”的认同，“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认同，本身就属于政治文化的认同，其兼具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成为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而那些表面上看属于政治或文化的议题，经过政治文化的转换，变成了政治文化的议题。正是通过这种转换，政治文化将那些表面上生命期短暂的“一过性”的其他议题，转化为自己历久弥新的政治文化议题。政治文化议题借助一个个不同时空的小议题的外壳，使自己不断复活，像一个可以不断轮回的灵魂，或借尸还魂，或投胎新生，长久地成为台湾舆论议题的主轴和台湾社会关注的中心。
60年余来，台湾舆论中不断出现、不断积累、不断变异并一直在影响台湾的舆论议题主要有三个：它们是“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这三大议题共同构成台湾舆论议题的三大主轴。如前所述，两岸的台湾研究者往往把这三大议题混为一谈，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类议题，只是概念和称呼不同而已，在理论和实践中更多地看到这三大议题的共性而忽视其相互之间的区别，从而影响了对台湾舆论议题研究的深入。事实上，“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尽管紧密相关而且相互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叠，它们可以相互呼应甚至相互转换，却不影响它们是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议题。在舆论的实践操作中，李登辉、***等最擅长将这三类不同的议题混杂在一起，希望民众将这三种议题误以为是相同的议题，这样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根据不同的形势有针对性地抛出不同的议题，或单挑，或组合，并娴熟地在这三大议题中进行转换，以最大限度地遮人耳目并最有效地动员力量。因此，将这三大议题区别开来，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台湾舆论战的战术战法；更重要的是对舆论议题的细化研究，将把台湾政治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以及“统独议题”这三大议题在以下方面有所区别：
第一，这三大议题所对应的关系不同。“省籍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内部的族群关系；“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属于台湾与祖国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与祖国的关系；而“统独议题”属于两岸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湾内部的族群关系，台湾与祖国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跟台湾有关的最重要的三组关系，这三组关系构成了台湾基本的内外环境，沿着这三组关系，产生着一系列的议题，并分属不同的舆论议题谱系。比如说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议题有：“省籍议题”、原住民议题、客家人议题、外籍新娘议题。“省籍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议题，尽管“省籍议题”常常**弄成“统独议题”，但显然“省籍议题”不等于“统独议题”，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台湾与祖国关系的议题包括一切台湾与祖国有关的议题，比如属于身份认同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属于文化认同的“去中国化/反去中国化议题”，属于情感认同的“爱台湾/卖台湾的议题”，属于价值认同的“台湾优先议题”，以上议题都建立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基础上，都属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而“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议题”则包括一切两岸关系的议题，比如属于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的“统独议题”，属于两岸经贸关系的“三通议题”，以及属于两岸交流的“大熊猫来台议题”。
第二，这三大议题所针对的族群不同。“省籍议题”针对的是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针对的是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有分歧的族群，“统独议题”针对“统独倾向”有差异的族群，这三组族群虽然相互关联，高度交叉却并不完全重叠。
第三，这三大议题的舆论特点也不同。无论是禁忌的程度，还是能量的当量、晕环的效应、地位的等级、适应的环境、接受的广度、影响的深度、表现的形式以及转换的机制和扮演的角色都各不相同。
第四，这三大议题形成演变的过程也不相同。无论是产生的背景、生成的条件、成形的时间、还是发展的过程、逆转的节点、高潮的阶段以及形成演变的生命周期都各不相同。它们有时同台竞艺，有时各领风骚，有时竞相开放，它们不仅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阶段并不完全同步，而且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也不完全等同。
第五，最重要的是，这三大议题所对应的政治文化不同。“省籍议题”对应的是“省籍情结”，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对应的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认知；“统独议题”对应的是“统独倾向”，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评价。
如前所述，阿尔蒙德归纳政治文化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三大要素组成。而“省籍情结”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政治认知，“统独倾向”则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政治评价。舆论议题作为政治文化符号化的表现形式，由“省籍情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以及“统独倾向”投射或反映到台湾舆论的三大议题：“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就成为台湾政治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体系。分别沿着这三大舆论议题考察其历史演变及效应特点，就可以分别梳理出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符号、政治认识符号和政治评价符号这三大代表性符号的流变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在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框架下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从台湾舆论议题内容与结构的变化揭示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反过来，再从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讨论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议题主体的影响，并以媒体政治为切入点，考察研究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媒介的嬗变。
最后，本书将总结台湾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及要素性特点，并试图在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探究舆论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的一般模式。
按照这样的思路，本书的写作框架如下：
导言，分别从问题意识、学术史回顾、相关概念及理论、思路与框架以及资料与方法上，对本书的选题价值、学术背景、论述重点及研究方法与目的作简要的说明。
第一章为“省籍议题——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符号”。“省籍议题”是指有关“省籍情结”的舆论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议题。“省籍情结”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以“省籍情结”为指向的“省籍议题”，是台湾政治情感的代表性符号。本章将述及“省籍议题”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当代特征、生命周期，并讨论“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情感的悲剧性互动。
第一节为“省籍情结的历史缘起”。“省籍情结”是指台湾地区“本省人”与所谓的“外省人”之间互不信任、彼此对立、相互歧视的一种心理矛盾，是在台湾特殊的族群关系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族群意识。本节将从移民社会、日据隐患、“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国民党统治的先天性缺陷及后天性错误、文化的冲突及政治的操弄等诸方面，解读“省籍情结”这一典型的台湾政治情感的前因后果。
第二节为“省籍议题的发展演变”。“省籍情结”的公开化就转化为舆论议题，但转化为舆论议题的“省籍议题”并非与“省籍情结”亦步亦趋，尽管二者保持着高度的关联度，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本节将梳理“省籍议题”的发展演变，叙述其从“失语”到“悲情”再到“焦虑”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三节为“省籍议题的当代特征”。本节分析“省籍议题”的当代特征，围绕“省籍议题”肆无忌惮的公开性、不断发酵的可持续性、坐收渔利的绩优性、情绪煽动的宣泄性以及沉默螺旋的倒置性五个方面，讨论作为台湾政治情态符号的“省籍议题”发展到当代的新变化。
第四节为“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情感的互动”。本节将揭示“省籍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悲剧性本质。“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互动是台湾的悲剧，这种悲剧既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当代的悲剧，既是现实的悲剧更是想象的悲剧，“省籍议题”是舆论最好的舆论工具，却是最恶的社会乱源，它对于政治人物是最低的成本，对于政治文化却是最沉重的代价。
第五节为“省籍议题的生命周期”。本节讨论“省籍议题”的生命周期，根据“省籍议题”与民意基础的关系，可将其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一致，第二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相对分离却大致合拍，第三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完全对立。
第二章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认知符号”。“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政治认知。作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在台湾舆论的反映，“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认知符号。本章论述“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历史演变、当代特征、冲突实质，及其对台湾政治认知的影响。
第一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历史演变”。本节述及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以及国民党“中央政权”空降台湾，使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性区域与祖国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产生“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议题”的土壤与背景。“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变迁，大致走过以下阶段：一是日据时期的“亚细亚孤儿”议题；二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台湾与大陆争夺正统性议题；三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台湾优先还是中国优先”的优先选择性议题；四是“政治革新”与“解严”后的“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的认同选择性议题。认同选择性议题包括属于身份认同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属于文化认同的“去中国化与反去中国化议题”，属于情感认同的“爱台湾与卖台湾议题”。其中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是核心的认同选择性议题，其他议题都是与之配套的议题，而“台湾人/中国人认同”的变迁，也发生了从蒋介石的“我是中国人”到蒋经国的“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再到李登辉执政前期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再到李登辉后期与***的“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以及游锡堃的“我是华裔台湾人”，以及到最近马英九再提“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的戏剧性变化。
第二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当代特征”。本节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放在与“省籍议题”、“统独议题”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发展到当代所出现的新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爱台湾议题”成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主导议题。本节论及“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以“爱台湾”议题为代表成为台湾所有舆论议题中最具有光晕感的议题。“爱台湾”议题成为民进党继民主、自由、进步后占据的第四座舆论高峰，从而使之置身于绝对正确、所向无敌的舆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