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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2期
与时俱进& 资政育人
在“两创”中全面推进我市党史工作
——在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为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效率,市委决定,市委党史工作会议与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一并召开。在年初就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全市党史工作会议,充分表明了市委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下面,我代表市委,就如何做好新时期党史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党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我市正在开展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义乌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挑战。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认真总结,积极借鉴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对认识现实,认识自我,认识发展规律,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事实证明,党史工作是和现实工作密切关联的,是大有可为,极为重要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史工作摆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一再强调:“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不懂得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研究历史,是一个没有素质的领导。”去年,省委班子调整后,新的领导班子一以贯之地重视党史工作,2007年7月省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文件,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省委名义下发的党史工作指导性文件。省委文件明确指出,党史工作是我党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随后召开的省委党史工作会议上,赵洪祝同志亲临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做好党史工作是推进理论学习、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并对我省党史工作提出了“建设党史工作强省”的工作目标和要求。
在省委文件和省委党史工作会议春风的吹动下,金华市委也随即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召开了党史工作会议,相应地也提出了“建设党史工作强市”的目标。
作为革命老区,义乌有着丰厚的党史资源。自1926年开始义乌就有了党的活动,1927年11月义乌成立了第一个支部前洪支部,1928年成立县委,义乌抗战时期是浙中的小延安,解放战争时期是浙东游击区的桥头堡,义乌不仅有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大批从义乌走出去的指战员血洒大江南北,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讲党的历史,不只讲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更要讲建国后的28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在改革开放时期,义乌党的历史可圈可点。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市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创造了丰厚的党史资源和文明成果。义乌不仅要善于创造辉煌,同时也要善于记录辉煌,展示辉煌。义乌市委历来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在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党史工作的文件和会议精神方面,在创造性地开展党史工作方面,多次得到省里和金华的表扬。现在我市又在全省的县市(区)层面率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又在金华大市范围内第一个召开党史工作会议,第一个提出 “建设党史工作强市”的目标,第一个立项建设党史陈列馆,同时,在完善基层党史工作网络,强化党史工作力量,改善党史工作条件等方面也都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确保了我市党史工作的传统优势。
各级党史研究室是党委主管党史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地方党史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往几年,我市党史工作起点高、成效大。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委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能,全力推进党史事业的发展,使党史资料征研水平有了新提升,地方党史正本编纂有了新突破,近年来已正式出版了10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切实发挥了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度市委党史研究室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集体。党史研究室是地方不大事业大,人员不多成果多,党史工作者长期为党史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的作风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当前,党史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必须坚持创业创新,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机制。以党史研究为重点,全面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党史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以及党史遗址保护利用等工作;以党史部门为主,充分发挥各镇(街)、部门积极性,协同开展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党史宣传教育、重要党史胜迹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切实做好党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真正做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二、理清思路,明确当前党史工作的任务
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6—2010年工作规划》中提出,党史工作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一任务的提出,明确了党史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党史工作的根本性质,为党史工作指明了方向。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党史工作必须有所作为。
1、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党修史的目的在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党史工作必须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党史工作全局,自觉地把党史工作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大局中去审视和谋划,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2、解放思想,创业创新。目前,全市正在开展“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活动。党史工作要解放思想,要创新,关键是转变观念:首先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理念。党史工作要从单纯研究弄清历史事实推进到全方位研究如何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来;其次要树立开门办史的理念。加强与各方面的协作,把发挥党史部门的优势与发挥各方面作用结合起来,形成做好新时期党史工作的强大合力;再次要树立服务社会的理念。要把从单纯的对历史的研究推进到服务于党的建设、服务于全市工作大局上来。
3、突出重点,完成党史工作任务。为切实贯彻“两个会议”、“三个文件”精神,当前党史工作要着力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第一个重点是筹建党史陈列室。今年是中共义乌县委成立8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撤县建市20周年,作为献礼的党史陈列室要确保在10月之前对外开放。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建设好高标准、高品位的陈列室,离不开各部门的通力协作。现根据工作进展情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映义乌历史的图照资料缺口还比较大,请在座的各位于会后摸摸家底,有这方面的宝贵资料的单位请及时与市委党史研究室联系。
第二个重点是编写党史通稿(二卷)。党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是党史的基础工作,是衡量党史工作成效和水平的最重要标尺。要在广泛开展资料征集的基础上,尽早启动党史二卷编写工作和党史三卷编写的筹备工作。省委会议和文件明确指出,在全省党史一卷基本完成编写工作的基础上,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党史二卷本的编写任务。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这一要求,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确保党史工作任务高质、高效完成。要重视做好村级组织史的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史实的核实一定要认真准确。
第三个重点是抢救我们的党史资料。党史资料的征集要坚持“广泛征集、重点抢救、系统编纂”的原则,继续深入挖掘、及时抢救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重点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资料,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市的党史资料体系。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还能清清楚楚地说出一些义乌党史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可能再隔几年,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因为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已是高危人群,甚至是改革开放时期担任义乌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些老同志也年事已高。如果这些东西一旦随生命的消失掩入泥土,对我们来说,这损失就太重大了。随着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如果不注意保护,一些重要的遗址胜迹也面临着被毁坏的厄运。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抢救那些老同志的口述资料和文物,保护好一批有价值的遗址胜迹。
第四个重点是开发和利用党史资源,以史鉴金,资政育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弘扬先烈的革命精神,激励现代人不忘过去,珍惜现在,激励奋发图强的斗志,艰苦创业的情怀,树立远大的理想,把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动力。要妥善保护,积极开发革命遗址胜迹,开发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使义乌红色游、购物游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喧哗中享受宁静,打造独具义乌特色的旅游名片。
三、加强领导,为党史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党史工作事关党的全局,意义重大。面对党史工作战线越来越长、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的新情况,迫切需要各地、各单位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认真领会党的十七大对党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为做好党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要把党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一名领导同志分管党史工作,指定专人任党史工作联络员。要把党史工作作为党委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考核范围。对党史专项研究课题,特别是地方党史的编撰,对党史重大纪念活动和党史重大宣传教育活动,一定要全面规划、主动参与、摆上位置。
二是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党史工作的支持力度。党史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事业,不仅仅是党史工作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各有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大对党史工作的支持。尤其是在党史资料征编方面,市档案局、图书馆等要为党史工作部门开展党史资料征集、档案文献查阅、专题资料征编等提供方便。有直接专题编写任务的部门,要按时完成党史二卷有关专题的编写工作,决不能存在任务观点,敷衍了事,要极其认真负责地核实党史史实。同时,市委党史研究室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及时掌握各地、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确保总体工作进度和质量。在党史宣传教育方面,各新闻媒体要把党史宣传教育纳入总体规划,安排必要的版面和时段,以重要节庆、纪念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党史宣传;机关党工委、教育、文化、工商等部门要大力配合党史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市场,促进党史知识的普及。
三是党史工作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市委党史研究室作为党史工作部门,要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切实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要大力加强党史工作队伍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党史工作队伍。党史工作者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满怀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光荣感,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同志们,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党史工作任重道远。希望大家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努力开创我市党史工作的新局面,为义乌加快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
乘势而上& 有所作为
为建设党史强市而努力
——在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幸见证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能亲身参加了义乌党史工作上的第一次全市党史工作会议,我为此感到十分兴奋。
今天的会议,传达了省委,金华市委相关会议和相关文件精神,达到了明确党史工作地位、作用、形势、任务的效果。刚才,缪部长代表市委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话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党史工作的重视、支持和关注,给我们完成党史工作任务,实现建设党史强市目标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党史工作如何乘势而上,有所作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我们认为,历史和现实,当今和未来,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人为地割裂。回首过去,目的在于展望未来。因而,从事党史业务,不能只是一味地回头看历史的脚印,还要时刻关注当今社会的走向,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党的各项事业提供特殊的路标,就此而言,党史工作责任重大。为此,我们必须彻底克服解放思想大讨论与党史工作关系不大的模糊认识,进一步解放自身的思想,拓宽自身的视野,找准党史工作与现实各项事业的结合点,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作为。
今年 ,是义乌建立县委80周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又是我市撤县建市20周年,党史工作的具体任务较为繁重。根据缪部长刚才代表市委提出的工作要求,在具体工作上,市委党史研究室将着重抓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在党史征编工作上努力有新的进展
“存史、资政、育人”是党史部门的根本任务。对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纂和研究,是党史工作的主要职责。现在从事党史研究,不再是一支笔,一张纸那样简单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党史工作的成果更多地表现为四种形态,即一维的党史、二维的党史、三维的党史和多维的党史。一维的党史就是用传统的平面媒体所书写编印出来的的党史,二维的党史就是用电视和电脑网络等现代传媒表现出来的党史,三维党史就是各个革命时期形成的遗址遗迹在内的党史胜迹,多维党史就是通过电影、戏剧、电视剧等综合艺术来宣传党史。从事党史工作,同样需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
编纂党史正本,始终是党史部门的主业,也是优势所在。根据党史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移的要求和我市的实际情况,今年,我市要在完成党史一卷出版任务的同时,着力于启动和推进地方党史二卷的编研工作。就全省而言,已有一个县(市)完成二卷的出版任务,另有二十多个县(市)已完成初稿,进入送审阶段。而我市一卷还没出版,二卷也只是拿出了《大事记》,编写了极少部分专题,还有数百个专题有待落实,任务较为繁重。在座的都清楚,从1949年解放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这29年,党的历史中有辉煌,有挫折,更有失误,成绩和教训交织在一起。史不是志,志只要求如实记录,不加评论,而史必须讲清事件的前因后果,并总结出经验教训。要全面、科学、客观、公正地再现这一阶段的历史,其本身难度就很大,更何况上级要求在“十一五”期间要基本完成,我们感到有较大的压力。在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收集三卷,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资料。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但有不少事,也还得认真考证。如市场建设之初的四个允许问题,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现在就存在着多个版本,不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义乌时,引用失据,以讹传讹,我市自身的宣传媒体也未能统一口径。由此可见,在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上,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任务重、人手紧、难度大的情况下,作为我们党史工作者,我们要不等,不拖,不喊,不怨,自我加压,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毅力,以实实在在的作为,赢得实实在在的地位。但仅靠目前党史研究室区区几号人的努力,是无以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的,必须是全党办党史,开门办党史,义乌建设党史强市的事业,亟待全市上下各个方面的支持、帮助,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党史工作分管领导和联络员,肩上更是分担着一份责任。
二是要在党史宣传教育上努力有新的突破
我们讲到党史的表现形式有四维形态,而在现实中,党史成果和资料大多是放在铁皮箱里,末能真正走进社会公众。放在铁皮箱中的党史,其价值是有限的,是对对党史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座的各位有几人能知道义乌有过多少任县委书记?又有多少位领导血洒大地?大家一时答不上,不能说是大家学习不到位,只能说明我市党史宣传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具体工作等待破题。我们要将党史宣传、普及、教育工作作为党史事业创新开拓的主攻方向,依照党史宣传“六进”的总体要求,立足党内,面向社会,努力有所作为。就今年而言,我们要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地建设好义乌党史陈列室,让义乌80余年的党史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大众。要继续办好《义乌史志》这份刊物,争取形成一批更广泛,更稳定,更热情的读者群。
同志们,党史研究虽然默默无闻,但党史工作的地位非常重要,责任十分重大。市委前所未有地重视党史工作,我们必须乘势而上,有所作为,相信也会大有作为。
义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贾祥龙/& 文
实施“一五”计划,是实现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同时指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化发展和全部经济完成的根本条件。
根据党中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义乌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第四季度制订出义乌县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分农业生产、林业生产、互助合作等3块组成。“一五”计划指标是: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棉花保持现有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力发展林业生产,有计划发展畜牧事业,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以作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农业生产五年计划指标
粮食生产:在1952年生产粮食11960万公斤(估计数字)的基础上增产59.02%,至1957年底达到产粮19024万公斤,其中水稻12789万公斤,杂粮6235万公斤。
特产作物:茶叶增产80%;红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60%;菸叶增产30%。
油料作物:油菜籽增产457.76%;桕籽增产30%;桐籽增产46.2%。
工业原料增长65%;水产生产增长227%;畜牧生产,至1957年达到养牛17863头、养猪250816只;水果生产增产50%。
为实现上述目标,县政府决定采用以下措施: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5年内要求全县100%的农户,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使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具备优越的生产条件,不断提高与改进生产;将现有农场加以巩固和提高,并新建义北区农场1处;普遍组织农具手工业生产,重点推广改良新式农具,县设立公营农具厂1个,在5年内每区组织农具生产合作社2至4个,每乡组织农具手工业小组1至2个;5年内要求全县基本上消灭洪灾,减轻旱灾威胁,争取40天不下雨不受旱;以群众性的积肥为主,号召每户养1只猪,多挖塘泥,多烧焦灰,多割青草,5年内要求猪肥增加124.1%,牛肥增加33.66%,塘泥、青草、焦灰等土肥增加200%以上,普遍改良厕所,人粪肥的利用率增加12.8%,扩大绿肥面积32.93%,商品肥5年内要求增加70.03%;在群众性人工防治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用药械防治病虫害,5年内要求基本上消灭螟虫,及时扑灭稻飞虱、浮尘子、稻苞虫、稻椿象等稻作害虫的蔓延危害;改进耕作方法,推广丰产经验,号召深耕、密耕、多耕,推广稀株密植法,5年内地改田1000亩;普遍开展群众性的选种运动,有计划推广良种,5年内完成良种普及,淘汰劣种;大力繁殖牧畜,开展群众性的家畜配种工作,建立猪种配种站1处,配种户500户,建立检疫站,注射各种畜病预防针;健全陇头朱及余山鱼苗生产合作社,并有计划地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实行生产合股、共同经营,5年内组织渔民协会7个,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1个,渔业生产委员会50个、生产小组70个;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吸收苏联先进经验和理论,密切结合群众的生产经验,为提高和发展农业生产准备科学的条件,从事改进栽培方法,创造丰产典型经验,要求每亩最高产量:水稻1500斤、小麦700斤,玉米1050斤、番薯8000斤。
林业生产五年计划指标
有计划地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护林护山、重点造林,大力封山育林,合理采伐利用等工作,要求在5年内消灭荒山24万亩,占荒山总面积的53%。5年内封山育林24万亩,比1952年增加66.7%;扩充增育苗木50亩,比1952年增加354.6%;5年内计划砍伐木材6500立方米;5年内采割松脂7吨;5年内烧炭5万担。
为保证计划实现,县政府决定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每年召开全县山农代表会议至少1次,召开全区山农代表会议至少2次,彻底贯彻保护山林政策,树立“护山护林”“吃山养山”的长期建设思想;发展林业群众组织,5年内各地山区普遍成立区、乡、村3级的护林委员会,行政村以下普遍成立护林小组,5年内训练护林积极分子600名,达到每村至少有2名;5年内要求造林与封山育林24000亩,绿化全部荒山的53%;5年内发动群众育苗200亩,采集马尾松种籽2000斤;在农林科内设立林业股,配备专职干部7人,要求每区添设林业干部1人;配合上级的林业调查队,有重点的调查木材蓄积量及造林重点地区的专业调查,以求彻底查清森林面积及育林情况;探求最经济的生产方法,着重主要材木种籽纯度重量、发育率,竹类造林试验方法,板栗、马尾松等树种植播造林经验,杉木林区进行天然更新试验等,以使广泛的开展林业生产。
互助合作运动五年计划指标
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以作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截至1952年8月15日止,全县共有互助组5287个,参加农户30550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6.5%,参加人数128467人,耕地面积192780亩,占全县耕地总数的34.8%。
今后的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准备分2个阶段进行:1952年至1954年为第一阶段,要求广泛深入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大力组织发展劳动互助组,逐步提高已有的互助组织,要求有80%的农户参加互助组,其中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应占有40%,并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至1957年为第二阶级,要求100%的农户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大力巩固提高已有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应占72%,有须导地根据条件稳步而又积极地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应占全县农户总数的16%。
实现这个计划目标的具体措施是: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各分区委均须定期讨论研究这一工作,对干部进行互助合作运动的教育;在7月中旬已开办训练骨干819人培训班的基础上,继续大批训练互助合作骨干,5年内有系统地训练互助合作运动骨干6000人,县、乡成立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县每年至少召开会议3次,乡每月1至2次;建立互助合作专职领导机制,县由县委书记亲自掌握领导,各分区由区书记亲自掌握领导,乡由工作小组长或农会主任亲自掌握领导,村的领导及干部亦须明确分工,有专人负责;贯彻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扶持与奖励政策,国家在供销信贷及新式农具推广等方面,给予互助合作组织优先待遇,对先进的互助合作组织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
义乌县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年发展计划
1954年1月,义乌县委制订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年发展计划》(1953年—1957年)。《计划》提出:要求至1957年秋前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42%。1954年秋前,各区委取得办社经验,1955年秋前,一般的乡取得办社经验;至1955年后,有领导地大力推广。县委在1955年秋前要取得一个乡展开的经验,并办好一个50户以上的大社(土地不分租,即集体农庄)。办社的重点应放在平原地区、产粮区、产糖区,上溪、佛堂、东河等区应格外抓紧,提早组织起来。
《计划》要求,到1957年全县应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每社30户计算)1296个,加参农户37070户,占总农户的42%。
《计划》认为,完成上述要求的计划,可能条件是很多的,主要是:三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相当基础,全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50%以上。农民群众都普遍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好处,懂得组织起来是提高生产、增加收入,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全县于1953年已试办了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初步取得办社与巩固提高的经验。在试办的过程中又培养了一批办社骨干积极分子;在贯彻总路线宣传教育后,干部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普遍提高,有许多先进的互助组要求转为合作社。
由于注重调查研究,并从本地实际出发,县委、县政府所编制的“一五计划”,基本上都能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建设经验、编制中长期计划的经验都不足,因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有关工业建设、基本建设的投资、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市场的建设发展等均很少或没有反映。1954年12月12日,成立了义乌县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以后每年的计划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与调整,对各条战线的工作都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义乌的工业调整和国营商业创建
朱成巧& /& 文
解放前的工商业
长期以来,义乌是个农业县,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极不发达。民国时期仅有几个小型的碾米厂、织布厂和发电厂。解放前夕,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企业只有织布厂5家、袜厂2家、碾米厂1家。且规模都很小,机器和工人都是一位数的,最大的一家染织厂也只有铁木机10架,职工23人。但义乌的手工业却较为发达,手工作坊就有50多家。从业人员,连同个体手工业者,约有6200余人。
义乌的商业是比较繁荣的,原因是可供水运的义乌江和浙赣铁路,分别从东向西,从东北向西南横贯全县,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交通的便利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佛堂镇地处义乌江边,乘帆船可上溯县城东江桥,下行可通达钱塘江支流各埠,乘竹筏上可达东阳县城、南马镇、黄田畈镇等,下通达钱塘江支流各沿江集镇。故佛堂成了浙中商业重镇,素有“小宁波”和“小兰溪”之称。自20世纪30年代浙赣线建成通车以后,县城稠城镇依靠铁路交通的便利,商业迅即兴旺起来,遂成为全县政治和商业的中心。据1947年统计,义乌有粮、棉、布、纱、糖、油、盐、茶、五金、木材、钱庄、文体等行业31个,有大小商店652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其中较大的商号,棉布业有“三兴”,即佛堂镇的吴德兴、隆太兴、汪德兴;制烟业有佛堂镇的吴大成、稠城镇的方泰兴荣记、大陈的陈赞记;染纺业有佛堂镇的丁顺昌;腌腊业有佛堂镇的李尚彪(年产火腿2万只);酱酒业有稠城镇的龚聚源、陈怡顺、陈平顺和廿三里的金永和;南货业有稠城镇的振丰南货店。此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战争又消耗了大量物资,结果引起通货澎涨,而社会购买力却日渐低下,最终导致商业萧条。
工商业调整和国营商业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后,义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努力发展国有经济,兴办国有工厂(场)。1950年10月,在稠城镇开办了第一家地方国营公大碾米厂,并没收接管了有历史罪恶业主的私营企业——兆丰米厂和利群染织厂。1951年又兴办地方国营稠城镇印刷厂。1952年共兴办地方国营企业9家。其中染坊3家,皮坊2家,织布厂、锅炉厂、砖瓦厂、石渣场各1家。
在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又积极鼓励和扶持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1950年兴办袜厂2家、布厂2家。1951年兴办了7家私营企业,其中烟厂2家,酒坊、染坊、缸窑、草编、碾米各1家。其中碾米厂拥有近代碾米机7台,属当时义乌的大型企业。
公私合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行公厂和私厂双方在场地、资金、技术、原料采购和产品推销方面的互利,实现双赢的较佳选择。义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兴办公私合营企业上也做了一些努力。1950年和1951年各兴办公私合营发电厂1家。1950年还支持兴办私人合伙企业1家,这3家企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设备上都高于上述大多数企业,当属近代化企业。
义乌的商业依靠便利的水运,历来比较发达。20世纪30年代,横贯义乌,途经大陈、苏溪、稠城、义亭的浙赣线建成通车后,义乌的商业更为繁荣。义乌的丘陵地形地貌为种植糖蔗、大豆、茶叶、枣、梨等经济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制作红糖、豆腐皮、密枣、南枣等土特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义乌农民有家家户户饲养毛猪的传统。养猪不仅为人们提供鲜美的肉食,又为土地提供大量的肥源,所以义乌农民乐此不疲。义乌民间腌制的“金华火腿”享誉国内外,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奖,1929年获西湖博览会商品质量特别奖,在光绪年间就已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南枣是乾隆时的朝廷贡品。红糖、豆腐皮、山花梨都是国内著名的义乌土特产。稠城、佛堂、苏溪、义亭则成为义乌土特产和城市工业品交换的窗口。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尚末恢复,社会产品十分匮乏,社会购买力也十分低下,商贸业处于停滞状态。1951年春,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大幅度增加。这时,城市工业也快速发展。但由于商业渠道因种种原因尚不能畅通,城乡的物资交流呈现出呆滞状态。义乌县城竟出现农民带铺盖排队卖红糖的现象。因而组织好工农业产品的交流就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了保障农副产品和工商品的购销畅通,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了打击私人资本投机,实现物价稳定,1950年5月,成立了中国百货公司金华分公司义乌办事处。1952年2月,成立了中国土特产公司义乌支公司。接着又相继成立了中国花纱布公司义乌经营站、中国盐业公司义乌推销站和中国百货公司义乌红糖收购站。1953年2月,撤销义乌土特产支公司又成立中国食品公司义乌收购站。一系列地方国营商业组织的建立,为义乌与外地商业的流通,促进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补充国营商业购销力量的不足,县人民政府又积极兴办供销合作社。1950年1月,县合作总社成立。接着以国家扶助和农(居)民自愿入股方式,相继成立了佛堂、苏溪、前店、南平(吴店)等12个乡村合作社。合作社为国家以实物抵交形式代征农业税,代购红糖,代营粮食、油料、棉布、百货、肥料、土特产等等,免除了中间剥削。合作社至1951年9月发展至48个,社员增至15万余人,拥有资本19.15万元,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和农村商业的主体力量。
农村集市是农民农副产品余缺调剂的场所,农村集市和城镇街道都有一批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为了使农村集市经营良好有序,防止少数人欺行霸市,买空卖空,哄抬物价,1951年8月,成立了县市场管理委员会。1951年3月,在城阳区、佛堂区办理工商业登记工作。年底,登记在册的摊贩有246户,分16个行业,其中百货、棉布、食盐、香烟还成立了同业联合会。个体摊贩对城镇无业居民的就业,解决生计问题提供了出路,也为城镇居民购买小商品提供了便利。个体商贩中,义乌以亦农亦商的敲糖换鸡毛者占多数。义东一带农闲时,农民外出敲糖换鸡毛最高年份的人数几占全县总人口的5%。据1953年底统计,全县有私营商业1619户,从业人员2541人,资金总额6389万元。其中坐商630户,1493人;行商100户,115人;摊贩889户,993人。小商小贩在国家实行了粮、棉、油统购统销后日渐减少。
在私营个体工商业中,一些不法分子唯利是图,为了营利,竟然不顾国家的政策法令,不择手段搞非法经营。如有的运用行贿手段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大量收购紧缺物资,搞囤积居奇;有的搞偷工减料,生产伪劣商品;有的则营造假帐,偷税漏税。为了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52年初组织了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五反”运动打击和遏制了种种不法行为,但同时,由于运动中一些干部受“宁左毋右”左倾思想的支配,做出了一些过火行为,使一些有小过错且又胆小的工商业主和一些蒙受冤屈的工商业主思想消极,从而对工商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建国初,商品流通的正常秩序尚未建立,全县货币使用十分混乱,有人民币、金元卷、黄金、银元,还有地方小票。在农村则大多以物易物。为了稳定物价,促进商品流通,国家强力推行货币统一,规定人民币为唯一通用货币。县人民政府还于1949年11月发出《关于严禁物物交换和银元流通的布告》,规定所有商品买卖,债权债务,概以人民币为单位结算,取缔物物交换和硬币使用。
为了支持合作事业,1951年国家作出规定:供销、消费合作社的营业税按2%的低税率征收。在1952年底前再减征20%的应征税额,自成立之月起算免征所得税一年。1952年又规定,由几个基层供销社合并为一个大社的,自合并之月起免征所得税半年;手工业合作社,自开工生产之月起,营业税减半缴纳一年,所得税减半缴纳两年;对贫苦艺匠及家庭副业的个人小生产者组成的生产合作社免征三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自成立之月起一直免税。
为了改变私营工商业的衰退局面,国家决定再次进行工商业政策调整。为此,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于1952年11月发布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和具体意见,规定调整的重点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解决好私营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问题,保障私营企业的正常生产。
佛堂镇是义乌的工商业重镇,占据义乌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佛堂镇工商业的好坏,对全县影响甚大。为此,县委于1952年4月11日,专门向地委作了《义乌县佛堂镇恢复工业生产与城乡物资交流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了佛堂工业,包括手工业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地委和省委分别批转了这一《报告》,肯定了佛堂镇的做法。省委还将其印发全省各县,要求学习借鉴。
1952年4月18日和5月18日,县委两次召开城镇工作会议,就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扭转工商界的混乱思想作了研究和部署。5月30日,县委又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推广化学肥料,充分发动群众出售土特产和政府发放肥料贷款的问题,决定大力扶持工农业生产,促进工农业产品的流通。根据国家的有关指示,改变了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物价,防止资本投机,控制对私营工商业贷款的做法,决定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是年,银行向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69.15万元,比上年增加6.4倍,佛堂镇和稠城镇有283户私营工商业主得到了贷款,
由于县委、县人民政府推出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义乌的工商业终于走上了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义乌棉布统购统销的实行
飞&&& 云/ 文
棉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之一,它和粮食一样,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它对市场物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解放前和解放初的物价暴涨无不以棉布、粮食领头。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全国的棉花、棉纱、棉布产量有了一定的增长,然而仍然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1953年,全国棉布产量虽比1952年增长27.8%,而销售却比1952年增长了47.8%。
为了合理地有计划地调节全国人民的棉布消费,进一步取缔棉布投机商,强有力地控制棉布供销市场,稳定物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自1954年9月15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棉布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之后的又一重大经济政策。
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命令共有11条,其主要内容是:所有企业或个人生产的棉纱、棉布和机纱手纺纱交织出的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准自由出售。所有织布业和棉布复制工业生产周转所需的库存棉布,由当地工商或商业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加以管理。完全用手纺纱织成的棉布,由中国花纱布公司通过供销社收购,逐步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
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后,所有国营、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零售商店及商贩,一律按当地商业行政部门规定的零售价出售。
在政务院发布实行棉布统购统销的命令之前,其主要精神已在各级有关部门中进行了传达。省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4年8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全省县长、工商科(局)长和供销社主任会议,传达了政务院命令的主要内容。并发布了《浙江省一九五四年实施棉布计划供应分发购布票证暂行办法(草案)》、《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棉布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试行草案)》、《实施棉布计划供应中有关问题的具体说明》等文件。省委于8月30日发布《关于贯彻执行棉布计划工作的几点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切实负责,统一领导……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动员全党力量,作为突击任务来进行”。9月10日,省纪检委发布了《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党员在棉布计划供应中应遵守的三项纪律》,要求全体党员做到:不准洩露国家机密,不准勾结私商抢购、囤积,投机倒把;不准个人抢购或暗示指示家庭、亲友抢购;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反对自作主张、标新立异等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如有党员违犯上述纪律者,必须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严肃处理。
9月1日至9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贯彻总路线以来各条战线的工作,并布置9、10月份的工作。县干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9月10日),先对参加县干大会的党员干部展开宣传。同时组织力量分头协助各区(镇)委贯彻。至本月14日晚上,贯彻到每一个县级机关干部,同时宣布了几项纪律。9月11日,县委发文,要求各区(镇)委,除切实掌握在做好粮食征购工作的前提下,要抽出一定的精力,抓一把做好棉布统销工作:从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进行棉布统销的政治意义教育,尤须对干部、工人进行教育和解释;暂不分阶层,一律定量每人15市尺(1954年9月至1955年5月止);各地一定要于9月14日将购布票发到村与户,以便15日正式启用;发票完毕,还要注意检查(重复的收回,未发的补发)和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教育,交代群众对布票使用、保管及遵守的事项;在命令公布后未使用购布票前,为掌握货源,减少投机,可掌握限量供应,不必停止营业,每人限购一套衣料或一床被套(10尺左右)。除稠城镇、城阳区已在12日下午贯彻到乡外,各区(镇)接到文件后,一般均在13日召开各乡小组长会议,传达贯彻县委通知,研究贯彻棉布统销工作。14日晚上,向群众展开宣传,并按照普选人口,将购布票发到群众手中。
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后,广大群众是拥护的。群众反映:“真真做到人人有饭吃(指粮食统购统销),人人有衣穿(指棉布计划供应)。”“大家一样,真是公平合理。”这说明了计划供应棉布已成为多数群众的要求。
但由于贯彻行动不一致,个别干部洩漏国家机密,加上农民存在小农经济思想,以致公布棉布统购统销前后的一二天,暴露出抢购棉布的不正常现象:如义北区崮山乡、洪牌乡,义东区陶店乡,将布票在13号晚上即分发到群众手里,而佛堂区徐村乡到16号,布票还未发。加以宣传交代不清楚,引起农民恐慌心理,形成一时冲击、抢购棉布的不良局面。如洪牌乡一名妇女干部,14日一早就到城区合作社抢购棉布15市尺,并在门口高喊:“你们快来买,村里开过会,每人一丈五,中农没有买……”苏溪区蒋宅村一农民,听到棉布要统销,14日一早到城里向四联经销店购去50尺白细布;上溪区义亭镇发现私商抢购棉布。在干部队伍中也不乏抢购者,有一保险公司干部,10日在党员大会上听到棉布要计划供应,立即到百货商店套购灰色卡其14.8尺,数量虽少,但影响极大。为稳定群众情绪,县委给以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行政记过一次的处分。从棉布营业额看,城镇表现突出,国营商店比平时上升37.5%,合作社上升1倍多,经销店猛升到2倍左右。更突出的是新联经销店(改造后2家合并),14日一天的营业额相等于8月份一个月的营业额的133%。但在农村就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发生疯狂的抢购现象。通过宣传教育,抢购棉布风很快便平息了。
11月16日,县政府发出通知,关于棉布统购统销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根据中央商业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商业厅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布票若有错发、遗漏者,应及时予以纠正,凡应发布票,一律及时发给居民,不得由政府或农会代管不发;有遗失者,概不予补发;本年转业军人未带棉衣者,除按就业地区的定额发给外,不足之数报县核批补发;粗帆布仍不凭票供应;非生产户的存纱在一小包以上已经登记者,按国营花纱布公司牌价收购。城乡居民的存布,自愿出售者,可按当地批发价收购。如不愿出售,亦允许其自己留用,但不准自由卖给私商和私人;可以回用的面粉袋由原加工厂回收,不能用的允许在市场出售,不必收回布票;用原白布和其他棉布制成的蚊帐,应凭票供应;一次买布不到5寸者,可暂不收布票,买鞋面布、沿条布,在5寸以上者应收布票,不到5寸者不收布票,寄售商店出售的一般零星衣料,可不收布票;残次棉布,可报县府工商科审查后报省核批,经同意后出售,可不收布票;服装店代客加工服装时,面布、里布、袋布均应由顾客自备,顾客如需服装店代添里布、袋布,应收布票。毛织品制成的服装,其所用的里布、袋布等暂不收布票。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根据中央、省有关文件精神,从多方面分层次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就迅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
建国后义乌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
潘桂倩& / 文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农业合作化和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为了能调剂农村资金,解决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抵制高利贷剥削,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发展信用合作事业。
1953年2月,本县第一家农村信用互助组乔亭村信用组建立,民主推选冯泽标为组长。经推广,当年12月底全县信用组发展到320家。信用互助组建立在农民群众自愿基础上,有简明的信用互助公约和民主管理理财制度。公约内容主要为:调剂资金,互助互济,避免高利贷剥削;遵守信用,有借有还;组长职责等。信用互助组在解决贫困农民生产生活困难、打击高利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参加人员相对较少,资金融通数额有限,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借贷的需要。
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实行农业、供销、信用三个方面合作化的要求,遵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1954年2月,义乌县委互助合作部及银行在东河、赤磊、上溪三个区开始试办信用社。3月底,第一批信用社在东河的前洪、佛堂的尚经(据《义乌金融志》载为“尚阳”,与试办的三个区相对而言,应为尚阳)、上溪的陇头朱等乡成立。1954年4月10日,义乌县委作出《关于试办三个信用合作社的报告》。《报告》称:三个信用合作社均已正式成立组织,选出理监事。三个社共计参加农户1407户(各社均系本乡的范围),占三个乡总户数的44%,共计入股1789股,现已缴股金607股计1318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币)。存放业业务已全面开展,吸收存款2835万元,已放款2364万元,有力的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扶持发展生产。《报告》介绍了试办信用合作社的步骤为:在贯彻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通过生产,结合调查了解、分析农村困难的情况,进行宣传动员,解决群众思想顾虑,深入重点,作出典型,自报吸收股金;建立筹备组织,全面铺开,自报入社,初步决定利率,开展存放业务;正式建立组织,民主协商确定利率,订立社章、业务规则,全面展开业务。
1954年4月16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信用合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逐步实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缺少的三个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完全消灭农村高利贷,以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遵照省委、地委指示,1954年5月13日,县委下发了《关于发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的计划草案》,对全县信用合作发展工作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全县要求在1954年重点试办信用合作社16个,其他根据具体情况亦可进行重点试办信用小组。除已办的求得巩固提高外,抓住季节,各区在6月底夏收夏种过程中选择基点试办2至3个信用小组,并指出:信用合作社是信用合作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吸收资金入股,依靠群众存款进行放款,一般不分红不计息,成立理事会进行民主管理;供销合作社信用部,是借助于供销社的组织基础与业务活动,代理国家银行进行存放款业务,取得国家银行的支持和领导,不分红,不另筹资金。坚持群众“自愿,民主协商办社”的原则,在供销社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来作基础,吸收群众存放业务。财务管理要与供销社分开,建立独立会计,以免帐目混乱;信用小组是信用合作的低级形式,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互通有无的一种方式,保证借贷信用,不经营存放业务。
1954年6月23日至29日,义乌县委举办了信用合作培训班,参加学习的有已成立及正在筹备中的社和准备在秋收前办社、部及重点发展信用互助组的共计39个乡的银行干部和区、乡干部50人,农村干部152人。训练班分为三个班,课程分三课进行。第一课是建立信用合作的意义和发展信用合作的方针及农村工作的基本政策;第二课是办社建组的步骤方法及政策性问题;第三课是社、组的业务方针与民主管理问题。通过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和典型介绍等方法训练培养了一批信用合作骨干,给完成当年发展信用合作的计划打下了基础。
1954年6月19日,县委作出《关于1954年下半年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计划》,要求在秋收前办好合作社19个,信用组250个,供销社信用部全部完成。8月11日,县委又作出《关于1954年下半年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充计划》,要求到1954年年底前巩固提高现有33个社,要求占90%以上的农户参加信用社,平均每社存放款5000万元;发展信用合作社22个,要求80%的农户即16111户参加,吸收存款75000万元,每社平均3000万元;全县共27个基层供销社,除办好的二个信用部外,有条件办部的有3个供销社,都建立信用部,要求吸收存款25000万元(9个乡范围,6933户);信用小组大量发展,要求每乡10个,每个15户,全县发展370个小组,5550户。全县在年底前,参加信用合作组织的农户共56563户,占总户数的63.6%,吸收存款265000万元。要求城阳区信用合作普遍化。在1955年前,全县信用合作基本上普遍化,到1956年达到乡乡有社,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0%,存贷款85亿元,每社平均8500万元。
1954年10月19日至23日,县委召开了全县第一次信用合作代表会议。时间4天,参加会议的有39个信用合作社,2个供销社信用部和准备在统购统销中发展的21个社的代表共259人。会议分二步进行:第一步,总结了全县信用合作的情况;第二步,布置了今后信用合作的任务。这次会议解决了扩大巩固现有社和发展新社问题,交流了开展业务建社中的经验,贯彻了业务方针,明确了今后任务。此后,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发展干部群众,全面展开了信用合作工作。到1955年12月,全县共建立信用社(部)96个。入社农户5.62万户,占总农户数的64%,股金总额4.37万元。在信用社所辖范围内,原来放高利贷的放债户自愿把现金存入了信用社生息,贫困农民农副业生产和生活上的临时困难也得到大量解决。如尚阳村周华兴互助组,9户人家只租用了7头牛,难以满足春耕生产需要,通过信用社贷款买来耕牛,解决了农户的燃眉之急。
当时有华溪和三梅2个乡设供销合作信用部。后因信用部业务发展缓慢,弊多利少,于1956年4月撤销。
信用合作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农村借贷阵地发生了变化:义乌县1956年底,全县参加信用社农户增加到7.19万户,占总农户数的77.4%。到1958年6月,信用社股金总额达22.25万元,比办社初期增长4.09倍,成为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
科协的灵魂——奉献精神
朱深享& / 文
编者按:朱深享同志是义乌科协的老前辈,也是义乌科协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来,他崇尚科学,耕耘科普事业,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孜孜以求,痴心不改,确实难能可贵。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病榻上写下了纪念科协50周年的力作,字里行间让人们看到了科协走过的不平坦道路,看到了老百姓对科学的崇敬与向往,更看到了科协工作者以科学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在编辑此文时,惊悉朱深享已病故。谨以文纪念之。
在病榻上迎来新一年的元旦,在我还是第一次。杂乱纷繁的脑海,浮现出两个光环,始终给我射来能量。一是2008年北京奥运旭光四射,炎黄子孙普天同庆的锣鼓声渐紧;一是中国科协50诞辰,作为一个干了40多年科协工作的我,情有独钟。我留恋科协的灵魂——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协组织是体现科技人员奉献精神的大舞台,自从詹天佑等近代科学家、工程师开始,无数科学技术人士为科技事业不断奋斗,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最先体会到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威力。他们旨在科学救国,自筹经费凝聚成各种学术团体。先辈风范延绵不断,学术团体不断发展,我们的党很早就重视这一新生事物,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逐步形成“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华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大党领导下的科技群众团体,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的建设中起着很好的作用。
新中国的建立,对科学技术提出空前的要求。为适应这一大好形势,科普协会组织延伸到县,我们义乌是在1956年2月,由浙江省科普协会派来的俞宏国同志帮助,建立起“义乌县科普协会支会”,从此我与科协同行。
县科普协会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全县一百多名科技工作者,都争相填写入会申请表,交纳会费要求入会。大家表示:今日报国有门,把自己的专长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义不容辞。协会委员会把全部会员落实到农、医、理三个学组开展活动,委员兼学组组长,上下联系及时畅通,思想行动一致,大家都以参加科普宣传为乐,以效力科普活动为荣。不久,科普宣传活动就在城乡活跃起来。
县科普协会的任务主要面向“三农”,首先解决粮食问题。农学组分析:“秧好半熟稻”,而当时的瓶颈是烂秧。会员龚启仁等抓住“选良种,防烂秧,稀播育壮秧,密植争高产”为重点的科普模型实物小展览活动。当时经济条件差,即以淤泥、松针、破纸箱等为材料做模型。先在县干大会上教会乡干部,要求带回各乡全面开花。几天后,全县各乡的村口都可看见小展览,吸引着农民群众的热烈讨论。此后,糖蔗苗栽改拢节种、竹蔗改印度290良种、养猪生饲料介绍等小展览,成为常用的科普活动方式。同时,会员骆昌芳、王志明、戴珊珊、张大企等在各地开办起农技夜校;更多的会员办起科普黑板报、宣传栏等,科普影响很快深入农村,有奇难事也欢喜找科普协会商量。
医学组也力争上游,围绕抢救劳动力这一主题,开展以防治“三虫”、“三病”为重点的科普宣传。委员周文穆医师等肩挑显微镜、血吸虫和钉螺、钩虫、蛔虫等活标本,巡回田头向农民讲解防病知识,还经常放弃休息,经常在大会前、演出前作三五分钟科普演讲;又特地学会吹唢呐,到群众乘凉游乐场所,召集听众作讲演,深受群众欢迎。委员吴廷傲等,因在卫生所门诊不能外出活动,就创办候诊宣教室,陈设图片,显微镜、病人体内打下的蛔虫标本和科普小本子等,对病人进行诊前宣教。病人高兴地说:“既治了病,又增长了知识。”
在中学的理学组,吴广裕,季诚等老师,发挥自己强项,积极开展科普讲演,宣传武汉长江大桥、新安江水电站等祖国建设新成就和洲际导弹、原子能和平应用等知识;龚泽珠老师等,在一天雷毙三人,农村干部群众产生疑虑,影响积极性的时候,肩挑汽灯、仪器,深入农村进行雷电知识演讲,连续深夜辛劳,毫无怨言;卢叔杰,金国文,丁德为等老师,虽教学任务较重,也想方设法开辟小农场,引导学生培育作物良种,饲养良种畜禽,搞番薯和月光花嫁接等,把良种和科普资料让学生带回农村推广,同时又趁假日欢迎群众进校参观,各种良种使群众大开眼界。
各学会还根据会员要求及兴趣爱好,开展科普活动。张殿枢等编写科普资料,有的办科普黑板报、图片展览、放科普幻灯等活动。稠城黑板报到处可见,科普窗实物标本图片不断,放幻灯夜夜观众满场。他们还编写“良种比武”等文艺资料,组织剧团和曲艺人巡回演唱。城乡科普活动蓬勃兴起,经两年多的努力,全县粮糖猪生产实现了一次技术革新。农业部门领导吴琅昆感言:“科普协会是个好伙伴。”社会上的评论是:人还是这些人,竟能多做这么多科普活动,这是科普协会提倡多作奉献的结果。
省科普协会也把义乌安排为四省二市十四单位的考察交流点,1958年,被推荐为出席中国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单位。
中国科协诞生,正值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号召解放思想,以粮为纲,大搞农业科学实验群众运动。县科协强调:“实践出科学”、“劳动群众是科学的主人”。鼓励农民群众学科学,要求科技人员更好与工农群众结合,共同提高,为实现亩产800斤县作奉献。并采取三个“三结合”,“一组三块田”的模式,即党政领导、科技人员、农民群众三结合;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培训、实验、生产三结合。一组三块田即建立科学实验小组和种籽田、品种试验田、高产示范田的模式,在全县大搞科学实验活动。县科协还选拔全县劳动模范20多人,义乌县委聘他们为农业顾问,经常提供农事参考。他们在各地配合科技人员起示范带头作用,由农学组委员蒋巩贤蹲点的红焰大队科技组,被公认为学习的榜样。在县委号召下,很快又形成全县学红焰的热潮。省政府也曾下文,要求全省借鉴,还引来省外许多人参观考察。全县学红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樊村大队学红焰,效果显著,曾在《浙江日报》头版作介绍。畈田朱公社是义乌产粮区,经过两年学红焰,选用新良种“江南1224”,大面积更替老品种,取得1963年的较大增产,第一年轻松顺利地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更可喜的是由黄乃斌、庞文望蹲点的大陈公社,他们做好公社党委的参谋,采取办农技班方式培训生产队长和农技员,成立农科队专业负责病虫害防治,建立示范畈供大家学习。这一做法使科学种田水平大大提高,形成了率先实现全社亩产连年超千斤的大陈经验,省内外到大陈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也带动了全县的粮食亩产提高。
在这一时期,理工学组的会员,以及化工专业出身的老师金炳??甫也耐不住,都积极寻找作奉献的结合点,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指导开展新农药、新化肥和新农具应用和维修等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化学教师骆光弟等,还深入义乌酒厂,和工人一起利用糖蔗渣、糖沫研制白酒成功,为每年节约大量原料粮作出了贡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确定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中央专门颁发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文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如春雷般地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心中久蛰的爱国心,一齐迸发出来,奉献热情空前高涨,科协迎来生气勃勃的春天。改革创新风气大振,科协学会组织更健全,学科更完善,组织机制更切合实际,创新成果连年增长。更好实现了科技人员和劳动大众的结合,创建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更适应了发展生产的需求,奉献精神大发扬,一个先进带一帮,一户先富帮一方,科技示范单位层出不穷。规模生产,集约经营的龙头企业,正在带动“三农”向现代化发展。科技培训,正在有效地造就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劳动群众向知识化的转变正在实现。科普网站联通世界各方,科协先进工作者辈出,“绿农”水果协会、养蜂协会等先后荣获全国先进的殊荣,义乌科协也几度荣获全国先进单位的嘉奖。纵观科协的今天,深感数风流人物正在今朝,使我十分敬佩!念自己跟科协同行的受益,永生难忘!既曾经历稀罕的“四奇遇”,又得良师益友的交往依然,足足慰我乐矣!
潮头峥嵘千帆过,蓝天辉煌正起航。今日科协有着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有“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正面临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神圣重任,各方面都对科学技术提出大量需求,广大群众都对科普工作寄予无限的希望,任何地方都需要科普。做任何事加上科普,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益。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协同奉献的团体,也是科技人员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航船。祝愿各界同仁发扬光荣传统,立志为祖国振兴多作奉献,迎接科协更灿烂的明天!&&&&&&&&&&&&&&& &&&&&(转载自《义乌科协》第5期)
后乐村——
一个专家学者聚焦的新农村
陈洪才/ 文
2007年9月,浙江师范大学张兆曙先生一篇题为《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论文,轰动了中欧论坛,被选入10月4日在欧洲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届会议资料。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与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共同发起、策划组织实施的名为“经验中国:50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课题启动后,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等8位专家欲选择一个村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其命题定为“农村城镇化”,后经金华市组织部的推荐,决定在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后乐村进行。
后乐位于义东廿三里街道南1公里处,由后乐、张店、骆宅3个自然村组成,现设村居委会1个,下辖9个居民小组。有耕地面积447亩,人口905人,人均占地0.49亩。由于人多地少,又无山河湖泊等其他资源可开发,故而,历史上的后乐一直处于“水深齐颈”的生存状态。
长期日常生活实践证明,当地民众仅靠土地已无法养一家人,为了生存,后乐人就向土地以外谋求出路,如做草鞋、鸡毛换糖、经营小百货、办私营企业等。由于后乐人的理性行为,使他们在非农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后,他们农业劳动的比例不断下降,非农产业的比例不断上升,直至如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经没有了,大部分农民都变为农商。
后乐村现有私营企业52家,工业年产值达1.5亿元,人均收入9608元,高出义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2000元,成为地方一富村。后乐村从早先“水深齐颈”的困境,走到如今的亿元村,其间的变迁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 草鞋村
20世纪60年代前,后乐村是著名的“草鞋村”。廿三里洋桥头的草鞋市中,卖草鞋者后乐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那时,农民们上山砍柴、长途跋涉,挑担都要穿草鞋,后乐村的妇女们就利用自家的稻草,在空闲时做草鞋。其利虽微薄,但应付家庭油、盐、酱、醋类的日常开支足足有余。后乐村的妇女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会做草鞋,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直至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无人穿草鞋为止。
二、鸡毛换糖村
鸡毛换糖是后乐人非农经济中的又一副业。早先,是用看制糖到外地换取禽毛、畜毛作农肥以增加产量为目的。
农业合作化后,原有的收益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失调了,仅靠家庭妇女做草鞋的微薄收入已无法解决生活问题。要重新实现家庭经济收益与需求的平衡,就需要一种更激进的办法来扩大生存空间,后乐农民所选择的就是鸡毛换糖。
20世纪60年代是个灾难性的时期,人民公社制度下强制性的低效益集体劳动与农民自主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饥荒,走共同富裕的目标变成了共同贫穷的现实。继而又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使农民对低效益的集体失去了信心。作为无证经营的“鸡毛换糖”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投机倒把”行为,显然带有一定的“叛逆”性。
外出鸡毛换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住宿要证明,吃饭要粮票,而这些条件都是农民所不具备的。为了经济效益,那时的鸡毛换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换取禽毛、畜毛为农业服务,而且还带卖小百货,所以还要受到工商部门的严厉打击,干过这一行的人,基本上都尝到过“办学习班”、批斗、没收、罚款等苦头。
“文革”期间,后乐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所以又被称为“鸡毛换糖村”。
三、小百货村
小百货交易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上世纪70年代,后乐村人就已在廿三里“地下”小百货市场的经营中有了气候。那时候,后乐村的陈政首先发明了一种“纸蛇”玩具,其形象逼真,玲巧可爱,很受顾客的青睐,后来村人就一起学着做卖。从那以后,逐渐发展到袜、围巾、被面、内衣、服装、窗帘、电子表、花边、发夹等多种经营。
1982年前,市场受到工商部门的严格控制,经营者常有被没收的事发生。小百货交易与鸡毛换糖一样,都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心知肚明,但为了人们的生计,他们就睁一眼闭一眼地任其自然,后来终于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购物者天堂”。
四、先进工业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国家与农民的第二次整合期”(调查组把土地改革时称为第一次整合期,集体化后称为断裂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与日俱进态势。由于后乐村人长期经营小百货而活跃于全国各地,因此基本掌握了商品的各方信息,如商品的流向、价格、成本、利润、制造、包装、机器的购进与操作等。1982年后,后乐的农民就开始办家庭工厂,至90年代,当义乌市政府号召转商办厂时,后乐早已有20多家私营工厂了。
1997年,为了使后乐的家庭工厂走出家庭作坊的囿笼,村二委不断向上级请求解决厂房的问题,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得到了市领导的支持,并于1998年建成了义乌独一无二的村工业小区。这为后乐的厂家赢得了先机,使后乐村的民营企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2002年暑假,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等一行专家(其中包括浙江省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严士凡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廿三里街道后乐村时,只见四周绿树葱郁、高楼林立,超市、饭店比比皆是,车辆行人来往不绝,显示出一派活跃景象。大有乡镇集市之风采。
调查组意欲通过以后乐村为个案研究,来透视中国村落五十年的社会变迁,变迁的过程、变迁的机制和农村城镇经建设的前因后果,并试图以此折射出一些中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发展的轨迹、经验以及启示。
调查组在后乐进行挨家挨户的祥细调查中,发现一名叫吴兰的84岁老妇还在做草鞋。他们弄不清在现代无人穿草鞋的情况下,这名老妇为什么还要做草鞋,经询问,原来是丧事用品店向她预购的。
调查组经过前后2年对后乐村的调查,发现后乐村在五十年的日常经济变迁过程中有其本土化的特色。为此,他们认为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不如“村落非农经济”有意义,于是就把前命题改为后命题,并为此而记下大量的访谈录。
调查组通过6年的努力,编写成一部题为《村落非农经济》的后乐专著,内分“历史考察”、“理论分析”、“访谈录”三大部分七大章,全书共有39万2千字,于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同时,调查组成员张兆曙先生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重要论文,一时轰动了中欧论坛,并被选入10月4日在欧洲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届中欧论坛的会议资料。
文章分为三部分:一、研究假设、分析框架与个案状况;二、后乐村农民日常经济实践的社会分析;三、讨论。全文约25000字。文章称:由于习惯于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理解国家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在认识农民上的偏见和人为设定,使得“冲击——回应”模式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支配性话语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后乐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更主要的是来自内部,而非国家和政府从外而内的介入和主导。后乐村的经济奇迹如果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农村改革的结果,那么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仍将停留在外生现代化的框架内。这种理解显然只看到了“后乐村在改革前的贫困和改革后的富裕”这一简单的表现,但是对那些处于同样制度环境下却陷入“三农”危机的广大农村而言,这种理解是缺乏解释力的。毫无疑问,在后乐村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现代化的内生因素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后乐村农民的各种生存策略(“草鞋交易”、“鸡毛换糖”和非法的“小百货交易”)中的流动交易。流动交易固有的扩展性和开放性突破了乡土社会中“人情原则”的束缚和局限,使得对利益的追求既成为流动交易的动力,又成为流动交易的原则。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乐村的贫穷并不能否认内生因素的存在,只是由于这一因素受到当时制度的束缚而没能显示出其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一旦束缚这种流动交易的制度被解除,其所发挥的深远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这种交易方式本身的合法化,而是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影响到经济社会变迁的进程。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外来现代因素的导入和国家的制度推进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中国农村社会自身也存在某种内生性的现代化力量。因此,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农村带有情绪性偏见,不能局限于“内生与外生”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不能沉迷于现代化的既定命题中照搬外来模式,不能消极地等待来自北京的福音,而应该承认“内生与外生”的相对性和同时存在,应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并解放那些被束缚的内生力量,从农村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中录求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本土解释”。因为,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从各自社会内部创发出来。
除张兆曙外,还有卢福营教授在《中国农村》中发表了《农村非农化的村落特色及启示——以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在《经济史》上发表了《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市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张兆曙与卢福营合作,在《政府管理》中表表了《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落变迁——建国五十年后乐村政治生活调查》;许放明先生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中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的调查分析》。目前,调查组成员还在继续调研,相信还会有更高层次的理论文章与读者见面。后乐村“村落非农经济”的进程,正处于调查组的跟踪观察之中。
同名同姓不同路
义亭镇王阡村有两个同祖宗的楼琦昆,一个出生在大房,一个出生在三房。两人同村、同名、同姓,却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大房琦昆是一个贫民百姓,上辈兄弟4个,下辈有堂兄弟10多个。三房琦昆父亲是个恶霸地主,曾任义亭镇维持会会长。其几个兄弟都是国民党官吏,在外任职。琦昆兄弟3个,他排行老二,老大名珍祥,老三名珍余,都是日伪汉奸。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阡一带曾进驻过国军八十六军。1942年5月21日,国军望风披糜,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义乌。离王阡仅3华里的义亭火车站和陈家村都被日军盘踞着,鬼子三天两头前来王阡抢、掠、烧、奸,惨不忍睹的事件时有发生,真乃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向以悍强著称的王阡人,对日寇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正当百姓无所适从之时,义乌的地下党在义西举起了抗日救亡大旗,大家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只有抗日。勇为刚强的王阡人,于1942年就先后有30余人加入了抗日队伍。大房琦昆的堂兄弟就有7个参加了组建不久的八大队。
三房琦昆及其三弟珍余,仰仗其父是维持会会长,横行乡里,与八大队的关系如同冰炭。三房琦昆凭借日军势力,在王阡一带组织日伪汉奸队伍,盯哨我八大队战士,趁战士们外出之机向驻各地日军报告,杀害了八大队战士4人。无辜村民楼珍华,平时与三房琦昆有隙,三房琦昆就以暗杀日伪汉奸楼青刚的莫须有罪名,带领鬼子把他抓走杀害,时年仅23岁。
1943年冬,大房琦昆与义亭镇徐麻车村徐海福姑娘结婚。这原本是件好事,可是三房琦昆对抗日战士有刻骨仇恨,他想借机打击八大队战士。他估计,大房琦昆那7个加入八大队的堂兄弟,肯定要来吃喜酒,他正好借机引日本鬼子前来抓捕。
当天晚上,7个堂兄弟都从吴店赶来吃喜酒。不过他们也预计到,日伪汉奸琦昆肯定没安好心,边走边议,作出最坏打算。进村后,先安排两名岗哨,放到义亭到王阡必经之路,用红布把手电筒包好,双方岗哨以此为联络信号,谁先发现就用手电筒告诉对方,并用最快速度告知喝喜酒的人。
三房琦昆也作了安排,他欲在晚上8时左右,乘酒兴之时动手,想尽量抓活的。三房琦昆带领20余名鬼子,进村后,在各道路进出口放了岗哨,他带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冲进村中,到大房琦昆家一看,却并无八大队战士。原来来喝喜酒的八大队战士得到岗哨信号后,早已撤走了。日伪汉奸和鬼子立即进行搜索,搜了半天,也搜不出一个八大队战士。三房琦昆恼羞成怒,把火撒在了大房琦昆头上。他当场叫来新郎琦昆,要他讲清楚,你这邦土匪兄弟那里去了。并威吓说,你如不讲清楚,就枪毙你!大房琦昆想,反正你们没有发现,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他一口咬定没有八大队的堂兄弟来过。三房琦昆无计可施,就叫鬼子将大房琦昆抓去。当时全家人都跪地求饶,但再三叩头恳求也无济于事。大房琦昆被带到义亭后,日本鬼子用了老虎凳、雁鹅飞等各种刑罚,致使造成终身残疾。
新娘子徐海福虽已拜过堂,但新郎官到底是什么样子都还未见着就被抓走了。她心慌意乱、悲痛欲绝。因精神受到过度刺击,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人事不省,并多次晕了过去,第二天已根本起不了床。大房琦昆之父福勇多次请王阡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去求情,全都无效,大房琦昆仍羁押在义亭。双方父母经过协商,决定暂时把徐海福接回娘家,先延医看病。岂料,海福姑娘回到娘家的第四天就含冤而死。一场喜事变成了丧事。
三房琦昆听到新娘子已死,才通知福勇送120块大洋到义亭续人。但一个普通百姓要拿出120块大洋谈何容易?为救儿子,福勇只得遍向亲朋好友求借。幸亏亲朋好友都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纷纷慷慨解囊。过了一天,就筹足了120块大洋,当天福勇即到义亭维持会去领人。大房琦昆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问,我老婆还好吗?父亲轻声道,海福已死。大房琦昆听到后当即就晕了过去,加上五天五夜的酷刑,伤势沉重,他已不能行走,其父只好顾人抬回王阡。
1944年春,三房琦昆带领日军20余人,烧毁了八大队战士家属房屋50余间,其中殃及无辜百姓7户(包括大房琦昆房屋)。三房琦昆更恶劣的是指使其胞弟珍余,纠集数人,于晚间结伙拦路打劫。在义亭火车站上下的旅客就多次遭到他们的行凶抢劫,有的还被打成重伤,次数之多,周期之长,行为之恶劣,造成社会混乱危害程度之严重,罄竹难书,为群众所深恶痛疾。更甚的是,他们在抢劫时还冒充抗日战士,嫁祸于八大队。在珍余每次干了伤天害理的坏事后,三房琦昆就造谣诬蔑八大队又在某地干坏事,严重的损害了八大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八大队得到群众举报后,立即进行内查外调,但均未发现有战士伤害过群众百姓。为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八大队决定查个水落石出。由于特务中队在义亭、王阡一带活动时间比较多,且问题又大部分出在义亭地区,经领导研究决定,调查任务由特务中队去完成。特务中队经多方调查,证实这些涂毒生灵的恶劣行径均系珍余所为,八大队遂决定予以镇压。可是,珍余住在义亭的奸特机构中,平时很难见到他,特务中队只得守株待兔。过了一段时间,机会终于来了,这天珍余从义亭回王阡,特务中队便于途中把其抓获。经审讯,珍余对拦路抢劫、嫁祸八大队之罪行供认不讳。对这样的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遂将他与其父冬狗、其妹爱珠一起,于1944年予以镇压。
1949年初,解放大军即将南下。三房琦昆感到自己罪恶深重,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就带了全家外逃他乡。
1969年冬,外逃20年的三房琦昆被捉回王阡。1970年春,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
王阡人民大快人心。
从千金小姐到革命战士
吴非远& /文
我是在反扫荡中初次见到吴海影的。1942年秋,吴海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八大队战地服务团。那她为什么会如此引人注目呢?因为她是吴山民先生的“女公子”。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很了不起的事。人们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这官家小姐,怎么会来自讨苦吃,自找牺牲呢?对她的投笔从戎简直无法理解。
吴海影原在义乌中学读书。义乌沦陷以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眼看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同胞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她的抗日救国之心油然而生,毅然跟随父亲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八大队,被分配在战地服务团工作。战地服务团的任务是做战地群众工作,成员都需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海影既是吴山民的女儿,又是中学生,她的到来,很受大家欢迎。因那时我们大多时间是分散在根据地的民间活动,只有团里召开会议或排练戏剧节目时才会相聚在一起,大家平时是难得见上一面的。所以,我当时只是听说她来了,但还未见过她是什么模样。
是年年底,鬼子企图趁我游击队建立不久,把八大队扼杀在摇篮中。游击队领导得到情报:近日鬼子要来根据地扫荡。大队领导研究后认为,我们队伍初建,人员不多,武器很少,还不宜与日本鬼子正面交战。目前,必须以保存、发展实力为主,避敌锋芒,隐蔽待机。于是,决定以化整为零的办法来对付,不让鬼子的企图得逞。整个游击队把队伍分成几个部分,跳出山区根据地,到敌人尚不注意的地区去开展工作。
我们这一路是一个中队(一个中队不过三四十个人,十来条枪),笔者、吴彬、吴海影由服务团宣传股长吴挺带领随该中队行动。这天晚上,我们这支队伍从溪华山区出发,在崎岖的山道上夜行军,这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为保密隐蔽起见,我们走出山区之后不走大道走小路。天上没有月亮,只有星光,虽已寒气袭人,但我们仍走得浑身发热。快到半夜时,我们到达付村镇宿营。付村属金华县,离义西山区根据地有三十几里路,是平原地带,我们游击队的人马尚未到过,估计日本鬼子不会注意,该比较安全。而且此地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党的秘密组织力量较强,参加我游击队的青壮年比较多,所以领导选择到此来隐蔽。我们半夜三更进村去敲门,老百姓都十分紧张,怕是那些假抗日、真抢劫的土匪队伍来了。可开门后一了解是自己的队伍,就与我们亲如家人,安排我们住宿。我们四人住在中队部附近,我和吴挺住在一户农家的堂屋中,吴海影和吴彬两个女孩子住在隔壁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还特地为她们腾出来一间房屋。我和吴挺正在收拾住房时,两个女孩过来了,坐下来与我们聊天。看她们似无睡意,走了三十几里路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大的疲劳,情绪不错。我坐的位置离海影较远,因为与她是初次相见,我持少说多观察的态度。从油灯光下看过去,觉得这位少女十分俊美,大眼睛,高鼻梁,白皙的脸蛋,高挑的身材,生得很匀称。交谈中,我感到她思想比较活跃,喜欢提问,善于用脑。她一开始就问什么叫扫荡,反扫荡呀?过一会又问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怎么会事呢?还问,苏联的小孩都要送托儿所抚养,那么他们长大了之后还认识自己的父母吗?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是吴挺的事了,他是宣传股长,责无旁贷。吴挺在校读书时成绩不错,口才又好,还喜欢阅读课外读物,肚子里“墨水”多。在筹建游击队时,他就是骨干分子。他凭着他的所知,说得头头是道,听得海影频频点头。夜已很深,海影的谈兴未尽,吴挺只得下“逐客令”了:“夜已深了,该睡觉了,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反扫荡的,说不定还会发生意外情况呢。”两名女孩这才很不情愿地离去。
正当我们进入梦乡鼾睡之际,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日本佬来了,快逃呀!”同时还听到几声枪响。情况紧急,我和吴挺连忙起床,并呼叫隔壁两个女孩赶快起来躲避。当我们走到门口时,老百姓已在往村外跑。我们对道路不熟识,连方向也摸不清,只得跟着人流走。到了村外,天还未明,我们就向有树林的方向跑。此时发现,两个女孩没有跟上来。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在林中等待。天已大亮,但还是不见她们的踪影,很为她们担心。我们就坐在树林中一直等,待到太阳已升起几丈高,还是不见她们。这时,见一些逃难的人已向村内走去,估计鬼子已走了,于是我们也回村去。当我们回到住处时,只见两个女孩已在房内。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问她们逃到哪里去了?她们说,天黑,路不熟,心又慌,跑不快,正好遇上一位老大妈,叫她们躲进附近一间堆放稻草的柴屋里去,她们就往稻草堆的最里面钻。鬼子踢开门进来搜查时,她们就屏住呼吸。只听得鬼子用刺刀往稻草内戳了几下,见没有动静就走了。后来,老大妈进来告诉她们鬼子已走,可以出来了,她们才从草堆中爬出来。她俩又告诉我们,中队指导员金家璧同志牺牲了,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的,死得很惨,他的木壳枪也被鬼子缴去了。她俩已去现场看过,遗体现已被运走。我听后,觉得这两个女孩还真勇敢,自己脱险之后又去看望遇害的同志,真是好样的。这个晚上,是我们游击队第一次经受反扫荡,也是敌人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第一课”。
第二次见到吴海影是在四明山。我们原在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地区第八大队战斗的数位同志,先后奉命调到四明山根据地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工作。我早听说,吴影海在年初就随她父亲一起调来四明山,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但我到四明山后尚未见着她。
1945年5月8日,浙东党政军各界及群众代表共6千余人在梁弄镇集会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大会之后,进行游行和文艺演出,这小小的山区小镇热闹非凡,处处人来人往。这个时候,我们有6个老乡相遇了,吴海影也在其中,但因时间有限,不能多谈。于是商定,15日这天中饭后,6个人都来此街上唯一的一家小照相馆内照一张合影,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我国的抗战胜利。15日中午,我和海影先行到达,我们就在照相馆门前小街边谈开了。她问我,付村反扫荡中见过你之后再未见过,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我离开义乌之后到过金萧支队,后又调到三支队,来到四明山根据地还不长久。我看海影长高了,脸色红润,显出她的健康之美。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使她走向成熟。接着,我笑着问她,从义乌到此地这么远的路,你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坐着你父亲的坐骑来的呢?她听我这么一问,脸都红起来了,连忙解释说:“不,不,我一路上没有骑过马,都是自己走来的。不信的话,可由护送父亲的警卫人员作证。因为我已懂得,既来参加革命,就得锻练自己。现在,我在鲁迅艺术学院里学习,就与同学们一起过着同样的战斗生活。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她对我的问话好像很委屈。我连忙说:“相信,相信,我从你身上和言行中已看到你比两年前有很大进步了。”我心想,这位来自义乌的“千金小姐”确确实实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练成长起来了。我们6个人陆续到齐了,就在照相馆隔壁的一座祠堂的院中分两排(前坐后站)照下一张很有意义的合影。从此之后,我就再未见过吴海影。
当我军北撤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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