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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默认的异性恋者”
　　【摘要】本文通过对6名男同志和8名女同志的半结构访谈，探讨男女同志身份认同的历程。本文认为，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暴力赋予每个个体“默认的异性恋者”身份，对于具备同性情欲的个体而言，构建起同志身份认同是一个身份转轨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对同性的性欲望和浪漫感受开启，对基于性向身份的知识的学习贯穿期间，社会边缘处境和家庭构成认同的过程的障碍，个体可能为做一名异性恋者而努力，包括寻求心理治疗、与异性恋爱，但以失败告终。同志身份的潜台词是一位失败的异性恋者，但同志身份的意义在于终结误读。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6/view-7131930.htm　　【关键词】同志；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身份；认同；象征暴力 　　【中图分类号】C913.13【文献标志码】A 　　中国知识界早期对于同性恋的研究，逃脱不了他者化的思维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病理化思维，二是对成因的执着。早期的研究大量运用“医学”、“心理疾病”的范畴，将同性恋定位在疾病层面不在少数，如陈仲庚（1985）的《变态心理学》、阮芳赋（1985）的《性知识手册》、高彩芹（1989）的 《性与人生》、刘燕明（1989）的《性偏离及其防治》等，以及一些精神病学著作如上海医科大学主编的 《临床精神病学》、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 《精神病学与相关问题》、夏镇夷主编的 《实用精神病学》等研究，都认为同性恋是性倒错、性变态、性变异、性偏移，或是性心理障碍。直至刘达临与鲁龙光[1]（2005）主编的《中国同性恋研究》在探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行为、观念之外，依然将同性恋视为疾病，探讨矫治与预防。 　　李银河与王小波[2]（1992）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以及李银河[3]（1998）《同性恋亚文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对于同性恋最早的研究，虽然其强调反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但依然受到他者化思维的影响，着墨很多探讨“形成原因”。汪新建、温江红[14]（2002），倪晓?P、沐炜[15]（2003）也在对先天论、后天论、共同决定论进行梳理。李玉玲[16]（2006）在《同性恋是怎样发生的》一文明确提出同性恋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在于性情绪的作用，无论性别与性取向，恋爱的发生原因都是性情绪。即便研究者已经把着眼点聚焦于身份认同的时候，杨玲、谢远俊（2011），王中杰、冯成亮、耿耀国（2012）对于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研究依然纠缠于父母养育方式等问题。后天论常诉诸童年经历、家庭养育方式、成长环境等因素，比如李银河[7]（1991）“空白占据”理论。 　　21世纪以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同性恋研究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开始形成。在周华山（2000）[8]书写中国的同性情欲史中，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内在价值不做评价，从社会而非性的角度看待家庭，对性有一种灵动的理解，缺乏对性的同性/异性二元划分，对同性情欲宽容（tolerance），但不意味着接受（acceptance）；随着近代与外国战争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现代性，引入了西方性学知识，这套知识将所有非生殖的性病理化，而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与西方世界的同性恋运动失之交臂。Lisa Rofel[9]（2007）认为随着199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兴起，使得大城市中出现许多男女自称自己是同性恋者（gay and lesbian）。魏伟[10]（2012）在成都的男同志社群的研究结果中指出，中国曾让同性恋欲望的男性获得异性恋身份的传统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人们选择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以实现欲望与身份的统一，身份意识、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促成了同志身份的兴起，“同志”是gay的本土化的产物。“同志”是来自港台的话语，是连接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性身份的折衷之策[11]。 　　本文通过对6名男同志和8名女同志的半结构访谈，探索其察觉自我情欲，建构起同志身份的历程。西方学界对于同性恋认同的理论模型包括本质论和建构论两种取向，本质论认为确立身份是发现自我的过程，阶段论色彩鲜明，而建构论无意于寻找通用模型，着重探究影响认同的因素，但牺牲了心理过程信息[12]。对于性倾向长期以来存在的先天说与后天说的争论，本文无意参与其中，无意将性倾向的成因视为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焦点在于同志身份，身份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构建起来的，本文考察具有同性情欲的人如何在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建构起同志身份，而同志身份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所书写的并非所有人的认同路径，而是身处异性恋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困境中的行动者的实践方式、实践过程以及意义世界。访谈的过程中，笔者针对何时意识到同志身份、所做反应、周围人际关系处理等问题进行半结构性访谈，笔者给予受访者更多自由描述的空间，力图全面了解受访者构建身份的过程。 　　受访者列表： 　　小A：女同志，自称TTomboy的缩写，在女同文化中，意指打扮偏向传统的男性特点，或是在恋爱关系中处于较为主动的一方。，山西人，南京在读研究生 　　小丁：女同志，自称PPretty Girl的缩写，在女同文化中，意指打扮符合传统女性特点，或是在恋爱关系中处于较为被动的一方。，安徽人，大学毕业三年，上海工作 　　大成：女同志，自称T，武汉人，大学毕业，上海工作 　　小M：女同志，自称H意指在自我的角色定位上并不区分T与P，重庆人，广西在读研究生 　　哈鱼：女同志，自称T，辽宁人，大学毕业，杭州工作 　　昭昭：女同志，自称H，西安人，江苏在读研究生 　　小Y：女同志，江西人，大学毕业，深圳工作，28岁 　　飞飞：女同志，自称T，浙江人，初中毕业后上海工作，23岁 　　小磊：男同志，广西人，贵阳市居住 　　阿彦：男同志，广东人，深圳居住，25岁 　　小聪：男同志，山东人，深圳在读研究生 　　H哥：男同志，四川人，深圳居住，37岁 　　大卫：男同志，四川人，深圳居住，30岁
　　天明：男性，接纳自己喜欢同性的事实，但尚未接纳同志身份，上海在读研究生，23岁 　　1默认的异性恋者 　　关注同志身份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同志身份是建构起来的，却忽视了同志们在“成为”[13]一位同志之前，他/她是谁？同志从感知自己的情欲开始逐渐建构、找寻同志身份，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处于何种状态？他们有身份吗？如果有，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中，在为自己建构起同志身份之前，他们仿佛是没有身份的。然而，正如美国旧金山男同性恋领袖哈瑞?布瑞特[14]（Harry Britt）在卡斯特的访问中所指出的：“当男同志们四散分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男同性恋，因为他们是隐形的”。为什么是隐形的，为什么能够做到隐形，因为异性恋的合法性是默认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说，那他/她就是异性恋者，一个“默认的异性恋者”。在中国大陆的青年人中流行的玩笑语，“每一个人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同性之前都以为自己是异性恋”，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即作为异性恋的身份是默认的，其合法性被默认而不言自明。 　　这正是异性恋中心主义为生存于社会中的所有人确立起的象征暴力。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一种沉默的暴力形式，它强制规定了何为正当：“正统观念的力量......在于它把来自历史区分的特性变成体现一切自然特征的被归并的配置。这些配置通常与促使它们产生的客观限制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致它们包含了一种对这些限制的心照不宣的接受形式。当它们与统治者相联系，就表现为不明确的、中性的和普遍的属性......而当它们与被统治者相联系，就表现为‘差别’，也就是说需要辩解的否定的标志、缺陷甚至耻辱的烙印。”[15]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暴力，将异性恋的生活方式塑造为普遍的、自然而然的、心照不宣的。过去，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不高，象征暴力一方面表现为拒绝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同性恋存在，另一方面则对同性恋污名化，比如认为其道德败坏、心理疾病；而随着同性恋的社会能见度逐渐提高，象征暴力表现为，让每一个个体都相信自己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具有同性情欲的个体只有在感知到自己的欲望时，才会对这种确信构成挑战。 　　家庭同样是塑造“默认异性恋者”的重要场所，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亲属制度的设计，其二是熟人社会与“面子”，其三则是情感层面上，家庭对于孩子的期待。“默认的异性恋者”的基础是亲属制度及其对子孙绵延的期望。中国传统文化从社会的角度而非并性的角度看待家庭[8]，传统家庭的基础不是基于爱和性，而是基于婚姻与生育，在亲属制度中获得位置，履行一个好儿子/媳妇、好父亲/母亲的职责。富晓星[11]认为，“在汉人社会没有公开按性作为人群分类的传统，因为我们的文化默认的就是异性恋文化而无需加上任何修辞”。婚姻不仅包括个体，而且包括整个家族亲属制度，婚姻体现社会地位、财产的分配与流动[16]。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中，伴随亲属制度的“孝”文化，“不仅体现在儿子尊重、侍奉和服从父母的行动上，更重要地在于延续香火”[11]。独身、同性恋、不要孩子，都有可能被指责为“不孝”。当代涉及对同性婚姻的讨论时，性、婚姻、生育、伦理之间张力则更为明显，寇迪[17]（2008）认为“在伦理结构中，只要自由与欲望被接受，同性性行为会被伦理肯定，但婚姻立足于人口生产的基点、对人类生育行为规范的制度，同性婚姻在任何社会都逃不开生育标准的道德否定”。以此，亲属制度确立起了一套以异性恋为基础的秩序。Lucetta Yip Lo Kam[18]（2013）挑战中国文化对同性恋“宽容”的说法，认为中国家庭给非异性恋者施加自我羞耻感（self-shaming），因其在保证家庭的面子上的失败，要其保持沉默与不可见的状态。当下，中国家庭对于幸福的理解通常是家庭稳定、事业有成、有房有车，虽不明言“子孙绵延”，但幸福画面中的一夫一妻、一到两个孩子，无疑是异性恋式的。情感层面上，同性恋的性倾向因其违背了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会对同志子女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一定的伤害。 　　哈鱼：“我跟我媳妇分手，我很痛苦，我出柜了，媳妇的爸妈知道以后，逼着她相亲，嫁给了男人，我不怪她，可能换做是我自己当父母，也没有办法接受女儿跟着T，终归不能接受。” 　　传统家庭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T，哈鱼（T），东北人在杭州读完大学，留在了杭州，在女同志的语境里，哈鱼是个地道的爷T，男人的打扮，男人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亲属制度所确立起来的逻辑不可能承认她们两个人的结合，最终她的女友步入了异性婚姻中，此时履行一个好女儿，以后履行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职责。 　　我们这样来理解同志身份的建构过程，其身份是由一位异性恋者转向同性恋者（同志）的。从情欲的角度，不能认为个体是由异性恋变成了同性恋，但从身份的角度却是这样的，同性恋身份（同志）的基础是情欲，但异性恋身份则来源于象征暴力的默认。 　　2性向的自我认知 　　对于一个具有同性情欲的“默认的异性恋者”，需要一些契机去感知到他/她的同性情欲，通过访谈，受访者诉说自己的故事，也是整理记忆的过程，透露出事件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受访者所追溯到的记忆里的起点，涉及到若明若暗的浪漫感受，以及性的欲望。 　　李银河[3]（1998）将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同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师自通，一类是被人引导，而无师自通的共同点是“处在一种朦朦胧胧、若明若暗的状况之中”。本文的受访者很多都能追溯到最初在情感上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时刻。 　　天明目前在上海读研究生，针对如何察觉到自己喜欢同性这一点，他谈到小时候如何受到同性的吸引，他把自己的历程追溯到了十一二岁。天明小的时候是一个受欺负的小男孩，和一个孩子王是好朋友，这位好朋友既欺负他，但又会和他说心里话，这让天明对这段友谊有着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看法。天明讲述了他们闹矛盾和好、谈理想谈感情、帮他追女孩的经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但是我意识到我很需要他”。我们难以把天明这一段经历和恋爱（同性恋）挂上钩，但是这种浪漫而又亲密的这种感觉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是他能在自己的意义世界中追溯到的最早的时间点与经历。
　　与女同志（拉拉）的访谈也表达出相似经历，初中时对女生最初的保护欲是小A所能追溯到自己可能喜欢同性的开始，“有次体育课，她跑步摔倒了，特别担心她，就冲上去扶她”。让小A确定自己是个拉拉，则是在高中，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对象”，“有次教室就剩我跟她，我就亲上去了，她没拒绝我，感觉互相都知道该亲了，后面就在一起了”。小丁（女），大学毕业三年，目前在上海工作，大学时身边有同学是同性恋，但却从未把自己往同性恋上联系，后来遇到一个学妹，“很清爽的，帅气，阳光，几个美好的词汇就蹦出来了”，直到一个晚上学妹喝酒之后的告白，“内心还是有纠结的，就感觉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不说出来就这样的相处不好吗，就感觉突然要去捅破这个窗户纸，面对，心里很不安”。 　　在本文的受访者中，女同志飞飞的情况贴近李银河[3]（1998）所说的“被人引导”。 　　飞飞的认知开启于看到同事的女女性行为，自己进入“圈子”之中也是由同事带入的。那时在酒店工作的她住在集体宿舍里，一次夜班回去，看到同事与另一个女生的性行为。“我当时完全呆住了，自己那个时候也有16岁，床上的事情，男女肯定知道的，一下子两个女生，确实有点不知所措，就赶紧去我自己床上拉上帘子睡了。”后来三人聚会，同事的女伴说飞飞“要是头发更短点，没准也迷倒一群人”。 　　“之前我同事就跟我说过，其实我有T的样子，确实也是从那以后，开始跟我同事后面，穿衣服打扮，跟着她在她的交际圈里找女朋友。” 　　李银河[3]（1998）认为无师自通和被人引导是实现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方式，本文并不同意这一点，本文认为李银河所书写的并不是身份认同，而是如何察觉到自己的情欲并走上了同性恋（甚至只能说是同性性行为）的道路。李银河的研究进行之时，同性恋的身份在中国大陆还在形成之中[10]。 　　一套关于性倾向及其身份的知识，对于具有同性情欲的人开启自我认知的大门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受访者过去曾对同性有好感，想要亲近的感觉，但长期以来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无法描述自己、定位自己。而一旦获得了这一套知识，自己的故事与感受就获得了一种表达的途径，也开启了认知的空间。亦有受访者起初认为自己喜欢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同性，但在这套知识的影响之下，建立起同志的身份意识。即如Harre[12]所言，身份的发展是对各种理论的借用。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书刊、影像众多，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推动了这种知识的传播。许多对于中国大陆男同志和女同志的研究[10，18]，都注意到互联网在推进身份认同上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西方与港台的同志运动由现实转向网络，而在中国大陆，认同的苏醒与形成完全借由网络打开[19]。这其中的风险在于，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对于同志的看法未必完全正面，2009年大学毕业的小磊（男）在初中时候意识到对同性的爱慕，于是上网了解知识，但这种知识中也包含了“变态”的话语，以至于他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有“心理疾病”。但无论如何，在传统媒介难以提供知识的时候，互联网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并且在网络空间中正面的知识愈来愈有优势。 　　除了小磊之外，天明（男）、H哥（男）和小Y（女）也是通过网络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以明确自己的性倾向。天明在初中的时候想要去查证喜欢同性这件事了，他在网上找到相关知识，也找到成人电影（AV），呈现男男性生活的视频让他感到“兴奋”，呈现男女性生活的视频则感到“恶心”。H哥意识到自己是同志已是36岁，那时还生活在异性婚姻之中。过去虽然有过想与男性亲密的想法，但自己从来没有往“同性恋”上面联想。与朋友喝茶时，新闻中报导一对同志结婚。虽然他与朋友们都表现嗤之以鼻的态度，但是自己却受到“刺激”，回家之后便上网搜索“XX同性恋”，“从那一刻开始，可能我的思想就渐渐变化，这是事实，也就是比较偶然吧”。小Y在她读书的期间，无论是校园中还是家中都没有人会谈论同性恋的话题，结婚生子以后对于女孩子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很迷茫的状态下，她在网络上获得了相关的知识。 　　大卫（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中学期间就已经有明确的自己喜欢男生的意识，但是他对于自己并没有从身份的角度进行理解，直到网络兴起，开始上网之后逐步建立起身份与群体的意识。 　　大卫：“我不知道我是属于这个人群，我只知道OK，我就是喜欢一个人而已，就这个意思。我读中学的时候，也有同学，包括女同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也没有这是同性恋这是同志怎样，我就觉得，诶，喜欢一个人很正常。” 　　大成（女）则是通过一部电影中两个女性之间亲密的行为举止而联系自身。 　　大成：“对女生挺有好感，嘻嘻，只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后来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两个女生接吻等等的情节，就明白了，原来两个女生也可以。” 　　小聪，在深圳某高校就读的学生，对自己在性向方面一直都是模糊的感觉。 　　小聪：“后来好像有段时间，好像‘基佬’这个词特别流行，然后我就知道同性恋这个词，然后我就知道原来自己是同性恋，对症下药。” 　　正如彼得?伯格的论述：“因为语言具有分类和定型的能力，所以它才能将各种体验匿名化，使得凡是被定型分类的经验均可延用到所有属于该范畴的人身上”[20]。长期以来自己模糊的感觉在面对这一套话语的时候变得明确，这是主体的感受与知识结合的过程，“对症下药”，让自己对情欲的感觉可以被表达出来。 　　3身份的排斥与认同 　　3.1认同的障碍及其后果 　　3.1.1认同的障碍 　　许多模型都将从意识到自己对同性的情欲，至接纳自我的身份，纳入一个认同的历程模型中。Cass[21]（1984）的模型包括六个阶段：身份困惑、身份比较、身份容忍、身份接受、身份骄傲、身份整合；Troiden[22]（1989）的四阶段模型是身份感知、身份困惑、身份假设与身份固定。然而，本文认为，现实中，认知到自己的性倾向与接纳自己的身份中间存在着断裂。
　　自己对同性的情欲，天明能够接受：“我很自然而然接受了，我高中的时候我才去查证，查证之后确实是，我也没有多想，很淡定”。但这种接受仅限于认识到自己在生理、心理层面的性倾向，他并不愿意接受同志身份，恐惧深藏于内心之中。 　　天明：“我身份到现在都没有确认，（确认的）就是生理上的这个倾向。因为跟它还是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吧，然后其实我不太想当一个比较边缘的人。我要承认这个东西会需要足够的胆量。目前对我而言，同性恋还只能是一个他者，不是自我。因为我对同性恋者的理解是，同性恋者更多是一个社会性的角色，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认同这个，对自我而言。我现在只是在欲望上认同，情感上和倾向上。”如果涉及到出柜的问题，“我一般会跟别人说‘我喜欢男孩’，但我不会说我是同性恋，也不会说我是Gay，我只会说我喜欢男孩”，这样的表达绕开了身份的问题。 　　“害怕边缘”是天明对于同志身份不能接受的原因，在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暴力中，异性恋被视为普遍与正常，而同性恋则以他者的模样存在。“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因此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这就会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甚至自我诋毁。”[15]无论自己的性倾向如何，对于一个默认的异性恋者来说，同志就是他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天明面临出柜的问题时，他的语言使用也充满了策略性，可以说出自己的偏好，但一定绕开身份。天明也很害怕参加学校或社会上的同志的活动，因为他认为那样的公开“就像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自己的一生被别人看穿了，就感觉惴惴不安”。中国历史上缺乏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划分，同性情谊未必体现为个体身份，使得同性情欲的肯定态度不一定导致对同性恋身份的积极认同[10]。与魏伟所写情况不同的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之中，同志已经作为一种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个体无法接受身份，即行为与身份的分离，很大程度缘于同志被配置的边缘处境。 　　家庭亦是认同的障碍，亲属制度、熟人社会、情感层面的家庭期待塑造了“默认的异性恋者”。身为同性恋意味着违背家庭对自己的期望，甚至是伤害父母的感情，人们通常认为关系最亲密的家庭必须成为表演、伪装、隐瞒真实自我的前台。天明23岁，父母开始问他怎么还没有女朋友，这种询问对他是一种困扰。 　　天明：“对我造成的干扰是我没有办法非常坦诚得面对情感，没有办法很坦诚地跟他们谈论这个事情。总是要撒谎，或者沉默，或者避而不谈。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当一个不诚实的人。但我觉得我一旦坦白自己的话，会对他们构成一种冒犯。因为我觉得他们会不理解，可能一谈就会谈崩了。” 　　3.1.2为做异性恋者而努力 　　即便感知到了自己对同性的情欲，但生活在异性恋中心主义文化下的个体依旧试图使自己是一位异性恋者，做一位“正常人”。在本文的受访者中，他们的方式包括：尝试和异性交往，以及寻求心理治疗以“治疗”同性恋。 　　小丁（女）抱有的想法即是，与男生恋爱“试试看”，对她而言，疏远女生，接近男生，是一种去做异性恋的方式。 　　小丁：“被学妹表白过，我刻意有疏远她，然后也刻意多接触一个班上的男生，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要是那个男生也有点想法，就在一起试试看。” 　　上文提及小磊，初中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对男生的爱慕，网络上查询的知识涵盖“变态话语”，小磊一直认为自己有“心理问题”，希望以后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他在很长的时间里抱有这种想法，不过他并没有真的去找心理医生，原因在于羞耻感，对他而言这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也曾有过尝试和女性交往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并没能让他真的与女生走向恋爱，面对向他示爱的女性，他的感受非常明确，即没有办法和女性恋爱。 　　小磊：“女孩子喜欢我嘛，我没说同意不同意，就做朋友嘛，有时候约她看电影啊约她去干嘛，没有想牵手的欲望，她来挽我的手我就觉得很不自在了。不行！” 　　对自己的性倾向有比较明确的认知的天明，同样也有尝试和女性交往的经历，天明向一位女同学表白，这场表白没能使得他们进入恋人的关系，天明反而在表白之后心理和感情上非常痛苦。 　　天明：“因为我觉得我不爱她，但是当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爱她，就是我不可能像对恋人一样爱她。” 　　而对方是他的好朋友，她的回应也直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天明：“她问了我三个关于爱情的问题，反正问得都很彻底，你没有办法不去面对的。她问我，第一个，你真的爱我吗？第二个，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会和现在的状况有什么根本区别吗？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不知道，忘了。反正这两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那我不能对她撒谎了。” 　　25岁的阿彦是一个同志组织的核心志愿者，在大学时期确认自己是同志，在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恋爱之后，他开始恐惧，同时家里开始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开始想要“变回”异性恋。 　　阿彦：“我对女孩子还是有好感的，说不定我可以变回异性恋，这样我就不用受伤，也不用担心父母亲人会伤心。” 　　他在网上发现了有诊所宣称可以“治疗同性恋”，于是他开始去接受治疗。医生使用电击疗法以及精神折磨，让人相信同性恋很糟糕，对不起家人，治疗共花去了他一万多元的积蓄，但是没有效果，并且造成了焦虑、失眠等身心问题，身心交瘁。无奈的情况下，他与自己的叔叔商量，告诉了叔叔自己可能是同志，叔叔认为他是同性恋可以理解，于是让他停止了治疗。而这段难以启齿的经历对于他而言，让他认识到他无法改变。 　　除了尝试心理治疗、尝试与异性交往，还有很多人则是自我否认，都是许多同志在异性恋中心主义社会中所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为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做一个“正常人”的努力。这个阶段也意味着，对于具有同性情欲的人们来说，做异性恋者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最终指向承认这无可否认、无法逃避的同性情欲。 　　从他们的故事之中，可以发现在社会的符号层面上，“失败的异性恋者”是同志身份的潜台词。所谓“我是同性恋”，一定是和“我不是异性恋”联结在一起的。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象征统治赋予了每一个个体“默认的异性恋者”身份，在社会层面，同性恋即是对默认身份的偏离，所谓变态、心理疾病、与异性交往受挫等说辞都指向其身为是一个失败的正常人、“失败的异性恋者”。个体在“默认的异性恋者”向同志身份的转轨过程中，常包含为做异性恋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同志身份的潜台词是“失败的异性恋者”，最终，为了同志身份，必须要与异性恋的可能性决裂。而酷儿理论家所批判的同性恋/异性恋二元对立，正是异性恋中心主义的产物。
　　3.2迈向自我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路径中，自我认知的下一步则是自我认同。对不同个体而言，自我认同的情形可能呈现很大差异。本文从访谈中总结对于认同提升有重要帮助的几个因素：社群所提供的社会支持、榜样的力量、对家庭接纳更为正面的看法、经济独立。 　　小磊的一直没有去和同性恋爱，也难以将自己的事情和别人说起。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年，一个人发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和同性恋爱。 　　“我就坐在电脑面前，坐在办公室，可能当时在休息，可能当时没有事做，发呆了一会。然后脑袋就蹦出了一句话，就是，十年，人生几个十年，就这样，就开始想去，那给我几年时间，我想要，内心想要的一种生活，里面把对男性的爱啊什么，都迸发出来，想去找男性尝试一下，所谓同性恋之间的爱情。” 　　以此为契机，小磊开始走入圈子中，但自我认同的路却没有结束。在一段时间中，小磊的同志生活都是在“黑暗”中的，晚上到酒吧，那时他认为自己过个几年之后，还是要“退圈”、与异性结婚，走回“正常”的路。后来，他加入了本地的同志公益小组，接触到了关于美国“夫夫”的资料，看到同性恋亲友会中一些同志的母亲站出来支持同性恋，参加了同志亲友恳谈会，了解到“同妻”们这生存处境，这些都对小磊有非常大的触动。对于中国同志而言，家庭、婚姻、同性伴侣的未来，都是令人苦恼的事项，而小磊所接触到的事情都直击这些事项，榜样的力量、许多出柜成功的案例、与同志家长的沟通，对“同妻”境况的了解，对他形成了很大的鼓励。随着这些重要事件的出现，小磊开始打消结婚生子的念头，自我认同得到一步步增进。 　　在女同志中，昭昭也打消了走入异性恋婚姻的念头，她的自我认同的提高则与经济独立联系在一起。 　　昭昭：“我现在工作挺稳定的，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对于找个男人真正结婚，我经济独立以后就知道这样是不可能的，至于形婚，我有考虑过，认识一个拉拉组织的姐姐，她也是形婚的，但是目前都不成熟，就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在小磊和昭昭的个案之中，可以分析出增进认同的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集体的力量，小磊加入本地同志公益小组，这是获得集体力量的方式，获得新的社会支持，消除孤独感与耻辱感。与商业化和性色彩浓厚的酒吧空间不同，同志组织的实践包含对同志长远生活的追求。社会与同志圈普遍认为同志圈子很“乱”，很多人对同志生活缺乏信心，在这样的情形下，同志组织的实践对于认同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的“夫夫”对其而言意味着榜样的力量，新的对未来的想象，与异性结婚生子原本被视为唯一的剧本，但榜样让作为行动者的他意识到新的剧本的可能性。2008年成立的同性恋亲友会的最重要的形象是“站出来的母亲”，对于许多同志而言，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有父母愿意支持同志，亲友会虽非亲生父母，却是父母的象征，是巨大的鼓舞力量，得到象征意义上的家庭的支持。在家庭构成认同障碍的环境中，亲友会让同志增进应对家庭的信心。 　　小磊：“我们并不是孤单的群体，既然有那么多妈妈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那我相信自己的父母也会，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家里接受我。” 　　昭昭的情形中可以探见经济独立对于认同的重要性，其意味着做真实自己的实力。对比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后在社会分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已由政治身份转向了经济实力。在大城市中生活，并且实现经济独立意味着降低对于亲属制度的依赖，过上自己的生活。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社会与家庭的尊重与承认，能将人从遭社会排斥的范畴（socially undesirable category）中“拯救”出来，生活品质和物质保证对于出柜成功很关键[18]。 　　4同志身份的意义：终结误读 　　认同的身后是意义，扎根于人们的意义世界之中。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而当认同指向行动者时，它是文化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14]。卡斯特将认同的形式与起源区分为三种形式：合法性的认同、拒斥性的认同以及计划性的认同，拒斥性认同可能会发展出一些计划，而顺着历史演进迈向合法性认同。 　　同志的身份认同在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同时呈现拒斥性认同与计划性认同的特征，拒斥性认同由“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14]，而计划性认同的特征在于基于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14]。在一整套新的知识的作用下，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污名在行动者这里被翻转成了自我的正面认同，同志社区也被建构并浮出水面。“拒斥”与“计划”，使得长期共享着否定性社会评价的同志们聚集，以新的知识资源为自己的生活做注解，打开身份政治的大门。 　　社会变迁使得同性恋从行为转向身份，当同志在社会的层面已经是一种身份时，对每一个具有同性情欲的个体而言，逐步建立起同志的身份认同成为重要的任务。作为一种象征统治，异性恋中心主义让每一个个体都以为自己是一位异性恋者，所以身份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让误读终结的过程。布迪厄以“同谋”关系来说明在男性统治中，女性内化、同意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情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享了同一套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被归并的形式，它们使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15]。这构成了误读的形式，让制度的受害者同意这一套使自己置身于不利地位的知识与统治形式。而对于具备同性情欲的个体而言，误读就在于接受了异性恋中心主义所构建的一整套知识，无论是同性恋不存在，同性恋是病，还是同性恋只是少数人的事，这套知识对个体而言都指向“我定是异性恋”的信念。在布迪厄的论述中，解放的可能就在于象征统治的受害者与统治者同谋关系的中止。认同指向于在主体的意义世界中，如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具有同性情欲的人们完成了“同志”的身份认同，就意味着与“默认异性恋者”身份的决裂的过程走向了终点，异性恋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误读走向终结。
　　本文所写身份转轨的是个体的自我认同之中身份的转轨，个体自我告别“默认的异性恋者”。本文所写的为做异性恋者而努力，意指试图改变自己的情欲，让自己的性倾向是异性恋。而在现实社会中除了试图让自己的情欲是异性恋的情欲之外，还有许多获得外在的异性恋者身份的实践，包括与异性结婚（同直婚姻）、形式婚姻指一位男同志与一位女同志结婚，但这种婚姻形式有多样的实践形式，许多行动者不告诉父母，但也有告知的情况，不能武断认为他们自我认同不好，即便是本人的认同已经告别了“默认的异性恋者”，但依然要展现自己的异性恋者身份，对象或是父母，或是亲戚朋友，或是工作场所的同事、领导，甚至是整个社会，在他人眼中维持异性恋者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4]汪新建， 温江红. 同性恋成因的理论探讨. 医学与哲学，）： 1- 4. 　　[5]倪晓?P， 沐炜. 关于同性恋成因研究综述. 红河学院学报， ）： 45- 49. 　　[6]李玉玲.同性恋是怎样发生的.中国性科学，）：32-41. 　　[7]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8]Wah-Shan Chou. Tongzhi：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Routledge，2000. 　　[9]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7. 　　[10]魏伟. 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1]富晓星. 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2]何式凝. 香港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一种社会建构. 载于何式凝，[加]曾加达. 情欲、伦理与权力：香港两性问题研究报告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3]Plummer K.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Hutchinson， 1981. 　　[14][美]纽曼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 　　[16]王晴锋.认同而不“出柜”――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调查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2-153. 　　[17]寇迪.同性恋的伦理审视与法律调整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8. 　　[18]Lucetta Yip Lo Kam. Shanghai Lalas：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3. 　　[19]吴畅畅、赵瑜.同志、身份/认同与空间――对中国内地同志网络空间生存及（集体）行动可能性之探查 .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广东深圳，2006. 　　[20][美]伯格，[美]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构建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1]Cass VC.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Tes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1984， 20（2）：143-167. 　　[22]Troiden RR. The forma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ies.Journal of Homosexuality，-2）：43-74.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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