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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装备前狂弹JJ-----1000000下。然后大喊，我是傻X一万遍。就可以了。
没得自己找黑水晶吸附 然后用天换石换掉 最后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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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之谷装备问题，现在开二转了，那么以前装备的前缀会和更新后的一样没前缀，要自己去做前缀么？
我的以前做的狮子装会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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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以前装备都不变，绝版了，新出的装备才没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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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的前缀都要自己做，但是以前你做好的是不会变的
不会变，旧装备是旧装备，新的是新的！私自认为还是以前的好多了
不会变的~！以前的装备就绝了，新出的装备才没前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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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红色激情燃烧五十年――《红色娘子军》创作、影响史话
《红色娘子军》从报告文学，到故事片、舞剧、京剧，再到电视剧，在近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每一次改编及由此产生的效应和文艺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几乎被人遗忘，并不是因为其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而是大跃进和极“左”的文艺思潮湮没了这篇既洋溢着英雄气概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真正备受瞩目是谢晋把梁信的剧本拍成影片上映后，影片在首届电影百花奖上荣获四项殊荣，这进一步提高了影片的影响力。此后，中央芭蕾舞团在周总理的要求下，将影片改为芭蕾舞，上演后又一次产生了轰动效应。不断涌起的掌声，撞击着江青的心。为了迎合毛主席的艺术趣味，从1964年底起，江青开始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重新排演，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此后，她又将芭蕾舞改编成京剧，并于1970年和1972年把芭蕾舞和京剧《红色娘子军》分别拍成影片，在全国上映。 “文革”结束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度停演。文艺界对《红色娘子军》作出了反思，有人怒斥其“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也有一部分人肯定其本身的艺术成就。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在征得文化部同意后，重新排演了《红色娘子军》。1993年年底，中央芭蕾舞团在上海进行了首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再度倾倒上海观众，场上出现曲终舞毕人不散的热烈气氛。从此，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次燃起当年激情。新世纪伊始，影视界涌起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热潮，《红色娘子军》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搬上银幕。电视剧播出之后，观众反应热烈，有赞赏也有批评。
《红色娘子军》几经改编，历经岁月磨砺，仍然生机盎然，成为毋庸质疑的红色经典之作。而红色娘子军的原型――琼崖纵队女子特务连的那些女红军，参军时都是如花似玉的少女。她们为了海南的安宁，为了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脚穿草鞋，肩背竹笠，勇赴战场，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保家卫国。这样一群巾帼英雄，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近半个世纪，晚年的凄凉令人揪心。可幸的是，共和国最终没有完全遗忘这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伟大女性。官方和民间不断发起纪念红色娘子军的活动。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每年迎接来自海内外的游客，持续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创立距今已70多年，当年那些十七、八岁的姑娘，如今大部分已经离开人世，而艺术作品《红色娘子军》诞生距今也近50年了，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日益显出生命力的旺盛。透过《红色娘子军》的改编进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反思建国后我国走过的曲折道路、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与政治、市场、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回首返顾之时已有百般滋味。
一、20世纪50年代：问世之初备受冷落
1956年，刘文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一天，他在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了三十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一种政治的敏锐让他直觉这三十个字背后包含丰富而独特的生活，于是他四方探访，终于找到当年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他先后四次采访冯增敏连长，又拜访了琼崖纵队负责人冯白驹将军，作了详细的记录，为创作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在采访过程中，刘文韶深深地被女兵连战士的神勇所震慑，被她们的坚韧所感动。采访完成后，刘文韶回到政治部，看着自己的记录，内心激动不已，于是他提笔写下“女子特务连”，写下后又觉得不太好，深思后创造出“红色娘子军”一词作为报告文学的标题。
1957年8月，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军队最高文艺杂志《解放军文艺》上；196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全国发行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中，刘文韶激情洋溢地叙述娘子军连战士的诞生和战斗历程，毫不演示地表达他对娘子军的钦佩和景仰，他用生动的笔触写出琼崖的姑娘们积极主动地走进红军的行列，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初战“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就赢得赫赫声威；火烧“团猪窝”，体现出娘子军的智勇双全；在紧要关头，娘子军更显风范，为了保卫特委，保卫苏维埃，与敌人赤手肉搏毫不妥协；即使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在茫茫大森林中艰难跋涉，她们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唱着山歌继续着征程。
在报告文学中，琼花并不是后来舞剧中那个家喻户晓的琼花，她是万宁人，只有十六岁，是个小战士。她善良、坚强、勇敢，平时待人非常好，家里给她的钱，她常拿来被别人买鞋穿。在火烧“团猪窝”时，娘子军需要度过九曲江。当时正是冬春之交，大雨后，江水陡涨，流水湍急，冰寒刺骨。连长冯增敏看到琼花是个小个子，于是要背她过河。小小的琼花瞪了连长一眼说：“连长，你别瞧不起人！”说完扭头大步趟过河去。到达文市炮楼团后，团长考察地形后决定悄悄地挖地道攻击敌人，攻其不备。这时，小姑娘琼花毫不畏惧危险和艰难，一马当先，站在挖地道的最前列卖力地干着。她个子虽小，挖得却非常快。当时男同志为了照顾女同志，常常让她休息，她说：“别看我个子小，可有劲哩！”不幸的是，当战士们挖过铁丝网后被敌人发觉了，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压制着战士们的前进。“一颗子弹打中琼花的胸部，她牺牲了，手里还紧攥着锹把。”[②]至此，琼花的人生嘎然而止，她还来不及看到胜利的曙光，就把青春的热血洒在令她无限眷念的土地，把思念留给了继续战斗的战友。文本对琼花着墨不多，但她的执著、勇敢、顽强让人过目不忘。让人无法忘怀的还有牺牲在牛鞍岭的娘子军，“十个革命的英雄儿女，安详地躺在被炮火犁过的土地上，周围是被摔断和砸碎了的枪，好几个人的手里还紧握着枪把和拳头。神枪手大娥的上衣完全被血染红了、梁班长的衣服被撕得稀烂……”[③]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些可爱的姑娘互相勉励，也让人感动不已；而她们在杳无人迹的深山古林里，轻轻地唱着：“三月春风吹椰林，送妹当红军。你打白匪闹革命，带上哥的心。”[④]用歌声驱散冬夜的寒冷、寂寞和恐惧，用歌声诉说着女儿的柔情蜜意。
这样一篇既洋溢着英雄气概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报告文学，当时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也很少被人记起，就是写了同名文学剧本的梁信也从未提及。也许在那个政治迷狂的年代，人们没有闲情去细细品味作品中的人情和诗意。在“大跃进”和极“左”的文艺思潮下，那些写重大题材、表现重大主题，写中心、赶任务的浮浅之作，更能迎合时代政治的需要。抑或反右的扩大化，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成为文艺的核心主题时，批评家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仔细触摸思量带有儿女情长的作品，因而不能奢望有人把赞美之情溢于言表。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让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颇受冷落，可是这种冷落让作家刘文韶幸运地躲过了政治的浩劫。
二、20世纪60年代早期：银幕闪现七彩光环
梁信的《红色娘子军》所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直属娘子军连”的历史，它以海南军区编写的《琼崖纵队史》(初稿)为凭据。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完成初稿，一九六零年初最后一次修改，定稿在《上海文学》一九六一年第一、二、三期上连载，并配有八幅插图，由盛毓安作画。影片《红色娘子军》于一九六零年摄制工作最后完成，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全国首映。影片由谢晋导演，主要演员有祝希娟、王心刚、陈强、向梅、杨梦昶。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后，举国轰动，海南的蕉风椰雨，洪常青、吴琼花的飒爽英姿深入人心；《娘子军连连歌》也不胫而走，“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日，首届电影“百花奖”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周扬等出席了这个包括电影观众在内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授奖大会。在大会上，《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电影女演员奖和最佳男配角奖四项殊荣。影片中琼花的饰演者祝希娟代表获奖者在授奖大会上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并亲笔为《红色娘子军》题词：“海南岛上碧血潮生的琼花，在东风中开遍了泱泱中华。红色的气韵真正壮美无暇，众口同声说：最佳、最佳、最佳。”[⑤]
不同于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纪实性，梁信的文学剧本有一个从生活到创作的艺术加工过程，剧本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情节更具传奇色彩，更具有生活的情趣。琼花是作者从生活素材里选择、集中、演变而写成的，融合着和作者“一起工作的几位女同志、海南已故的妇女革命家刘秋菊和一位娘子军烈士”的人生，[⑥]是杂取种种而合成的独特的一个。革命者的琼花栩栩如生，而反面人物南霸天也跃然纸上。他的内心凶恶狠毒，外表却温文儒雅，抓住洪常青后，他恨不得食肉寝皮，见到洪常青后却强压怒火，还微笑着说：“我依然很器重你。”即使最后被娘子军所擒，他还凶神恶煞地破口大骂，看到琼花无所畏惧，又换作低声哀求，琼花还是不为所动，他只好做垂死的挣扎，一举一动无不显现出南霸天色厉内荏、贪生怕死的本质个性。个性饱满的人物演绎着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让生活显得那么奇、那么巧。作者对那些被人们传颂的故事充满热情，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有神奇的故事，并不能写出比较扎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因而他有意识地进行思索、选择、虚构，除去怪诞，使离奇的情节充满种种偶然，又丝毫没有故意猎奇的痕迹。使偶然服从人物性格的刻画，服从整个故事的完整性。偶然于是成为必然，蕴涵最本质的生活情感逻辑。琼花与常青的初遇是受苦百姓投奔革命和革命者解救百姓的必然；琼花和红莲的巧遇是广大苦难深重的妇女共同向往革命的必然；琼花和南霸天的狭路相逢则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必然对峙。
个性、现实和传奇融为一体的文学剧本，任何稍有眼光的导演都会为之吸引，何况独具慧眼的谢晋导演。当他拿到剧本的时候，他说剧本唤起他很多的想像，有着“点火”的作用，让他爱不释手激动不已。他决定用自己的镜头表现富有个性的人，他说：“这是一个革命历史题材，但不能拍成一部革命历史传记片。作者着重刻划的是一个虚构的典型人物――吴琼花，通过琼花这个人物的命运和成长，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的革命斗争生活。”[⑦]他要集中表现“人”、“人”的个性，“人”的成长过程。他期望以最大的力量塑造琼花，深刻地揭示琼花这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于是他匠心独具地选择了富有影像张力的场面和细节，如吊打、蛇宴、擅闯誓师大会、狭路相逢、刮骨、谈判等等。为了增添影片的抒情色彩，谢晋又在传奇的情节中融入浓厚的情感。侦查路上琼花的歌声，禁闭室里姐妹谈心，战前夫妻话别，都为影片抹上浓郁的生活情调，渲染出如诗的意境。他要用自己的镜头，充分地展示独特的艺术个性。他设想影片《红色娘子军》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浓厚的地方色彩”、“浪漫主义的激情”、“抒情的意境”、“民族的形式”，影片的“基本节奏是：强烈、深沉、昂扬、抒情。”[⑧]
初步确定影片的基调后，谢晋并没有立即支起机器开始拍戏，他让所有的演员坐下来首先啃透剧本，找来一大堆有关椰林寨闹革命的材料和报纸，并带领剧组成员来到海南岛，和那些曾经与琼花共生死、同命运的海南妇女生活在一起，并亲自请来当年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协助影片拍摄。演员们没有丝毫懈怠，投机取巧，他们“踏踏实实在生活中刻苦地磨练，向生活学习，向革命前辈学习，向广大群众学习，了解他们，熟悉他们，”[⑨]努力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为了更好的揣摩角色，培养红军战士的素质，她们“把生活程序安排得和娘子军一样，整天穿着军装，扛着枪，行军、操练……”[⑩]祝希娟和陈强一见面就建立“敌对”的关系，就是在不拍戏的时候，也像仇人一样地相处。剧组里所有的演员对完美的艺术孜孜以求，他们经常互相提示，帮助，合作无间。优秀的剧本，有个性追求的导演和演员的精湛表演终于成就了影片《红色娘子军》，让它蜚声中外。一片片椰林随风飘舞出南国的风情，“向前进”的旋律传遍黄河内外，琼花那双火辣辣的眼睛让无数的观众为之震慑，而南霸天狡黠的目光则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红色娘子军》的成长中的点滴与文艺政策的调整无不息息相关。60年代之后，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国内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在电影创作中也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在电影题材上片面强调所谓“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创作者们都非常谨慎地避开揭示现实生活矛盾问题的题材，而选择革命历史题材或者一些肤浅粗糙的歌颂题材剧本来拍摄。把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等统统划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范围以后，表现人的感情更被电影艺术家们视作畏途。由此不难理解梁信为什么删掉琼花和洪常青从相识到定情的过程，谢晋导演在影片剪辑时，也忍痛割舍了两人的爱情线，把人物有关爱情的对话，重新改成了与爱情毫不相关的台词，为影片上一套政治的保险。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几乎陷入全面萎靡的状态，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1961年1月中共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战线的政策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调整。1961年6月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进工作繁荣创作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艺术的民主问题，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11]周总理的讲话实事求是、深入浅出、真诚坦率，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倍感亲切、备受鼓舞。一些电影艺术家开始着重研究和总结电影美学传统，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红色娘子军》全组成员通力合作，努力探索，最终使得影片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典型人物，而且在电影语言方面颇有创新。影片通过不同人物眼神的特写，生动地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影片中随风飘扬的一片片椰林、轻雾笼罩的天空，灰绿中略带微红的房屋都呈现出鲜明的南国特色。影片播出后，好评如潮，评论家们也敏感地嗅到空气中飘荡着自由的因子，他们畅所欲言，提笔挥洒着心中的感动和赞美。
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曲终舞毕人不散
为了落实周总理的设想，创作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1963年底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邀请了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家协会的有关同志，有陈锦清、赵h、胡果刚、李承祥、王锡贤、蒋祖慧等人，一起讨论制作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林默涵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影片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展示了新旧两个时代彝汉两个民族人民命运的变化，表现出无产阶级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思路打开以后，大家各抒己见。李承祥提出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理由是该片在国内、国际上都获奖了，得到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肯定和赞誉。剧中人物琼花、洪常青、南霸天性格鲜明，深入人心；海南的热带自然风景优美，黎族风情可以丰富舞台的视觉效果；影片以娘子军的战斗生活为题材，适合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特点。这一提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林默涵当场拍板，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第二年年初，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创作组成立，李承祥任组长，作曲家吴祖强和演员刘庆棠(洪常青扮演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编导王锡贤、蒋祖慧，留苏归来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马运洪，琼花扮演者白淑湘等人。创作成员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去。
1964年2月，创作组到海南深入生活，途经广州时拜会了《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作者梁信。3月，创作组回到了北京，开始紧张有序的改编和排练。改编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精简人物，一个是浓缩情节，改编后的人物个个性格鲜明饱满，故事情节更加精简凝练。日，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公演。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走上台，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给予了肯定，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演出得这样成功。”[12]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连演了三天，整个北京为之沸腾起来，熟悉的历史记忆、动人的形象和精湛的舞技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10月8日，当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大幕徐徐拉开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静静地坐在台下。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与演员合影，并说了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3]这三句话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定了性，也预示着它的命运。毛主席的三句话，也使日被定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生日。《红色娘子军》为世界芭蕾带来了一次革命。芭蕾中的主角，第一次由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变成了英姿飒爽的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气息；而那一片片绵延的椰林，那盛开着木棉花的英雄树，那充满南国风情的黎族少女舞和斗笠舞，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正当观众为《红色娘子军》所取得的成就欢呼雀跃时，政治野心家却在文艺界酝酿着毁灭性的风暴。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提出小说《刘志丹》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毛主席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作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论断，进一步助长了党内粗暴对待文艺问题的恶劣风气。到1963年，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又对这一口号进一步发挥，宣称文艺的题材决定文艺的性质，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否则就不是。同时，他们又到处搜集材料，批判昆曲《李慧娘》、廖沫沙的文章和《王孝和》等电影，给它们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制造文艺界一团漆黑的假象。毛泽东一次次被蒙骗，相信了阴谋的谎言，非常愤怒，作出了对文艺影响重大的两个批示。批示下达后，文艺界被迫再次整风，全国迅即卷起一阵极“左”的批判浪潮，锋芒锐利，罪名让人匪夷所思。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作出很大的努力，力挽狂澜，但江青、康生等人惟恐天下不乱，兴风作浪，使文艺界的极“左”思潮恶性发展。在政治的高压和极“左”的文艺政策下，敢于说真话的文人墨客几乎都被打倒，被扣上“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文艺黑线人物”等等诸种形形色色的帽子。剩下的变得谨小慎微，他们要么附和，要么缄默，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虽然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在剧院出现曲难终、人不散的热烈气氛，众多批评家也被其精湛的艺术魅力倾倒，但是他们仍然不敢以身试法，沉默成为普遍态度。偶尔有一两个人发声，也把赞誉给了艺术颇为幼稚的舞台剧《东方红》，让《红色娘子军》在批评界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冷遇。冷遇并没有成为参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排演的人员的保护伞，他(她)们中的大多数先后卷入日益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承受残酷的迫害。
四、“文革”时期：万马齐喑之时又显风骚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艺界也遭到空前的浩劫。“四人帮”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但是为了篡党夺权，又竭力扶植革命样板戏，鼓吹革命样板戏“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为了迎合毛主席的艺术趣味，江青从1964年起先后排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同时她也无法抑制自己对芭蕾舞的喜爱之情，也是从1964年底起，江青开始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重新排演，从剧本的政治思想到舞蹈的动作设计，从表演到人物塑造，从服装到化妆，从音乐到乐器，每一项她都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她的诸多指示“始终坚持突出毛泽东思想，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她指出：一定要写好人民战争，不仅要写娘子军，还要写男红军，有了他们的共同战斗，海南岛的革命才一直是红旗不倒；要写出革命阶级的英雄群像，写出清华的苦大仇深，塑造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江青同志还建议增加赤卫队给群众分粮等情节以表现军民关系；特别强调了要突出党的领导和清华思想成长的过程……她的每一点意见，都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着眼于形式服从内容。”[14]思想先行的原则使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日益偏离原剧，江青金口一开，主人公吴琼花一转眼便成了吴清华，这一转变看似微不足道，却寓意深刻，琼岛上弱不禁风的一枝花变成朗朗清华，气韵开阔雄厚，犹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浩浩荡荡的气势不可阻挡。
在江青的具体指示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被改得面目全非，把它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尽管如此，江青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艺术效果的审美追求。“江青同志曾经说：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所以，连一些细节，江青同志也一一作了指示。例如她说，红领章要鲜艳突出，灰军装褪了色要染。甚至连长的一条值星带，江青同志也要求十分严格，亲自调查研究，一丝不苟地作了处理。”[15]江青同志也曾“精辟地指出过，舞蹈不讲究造型，就没有前途。”[16]在舞剧第一场戏中，芭蕾舞剧团“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给了吴清华以强烈、反抗的动作。在她遭鞭打时，运用了中国舞蹈和京剧的动作。运用‘点部翻身’，炯炯眼神，和芭蕾舞的急速旋转相结合，刻划出吴清华苦大仇深、勇于反抗，勇于斗争，充满对反动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英雄形象。”[17]除了对舞蹈造型“精益求精”，对于舞剧音乐，江青也“呕心沥血”。“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西洋管弦乐队的基础上加进了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民间乐器和京剧打击乐。”[18]在第五场交“公文包”那段戏中，根据江青的指示，舞剧团“运用了两个主调相继出现的手法：以铜管乐器为主，高奏豪迈、雄浑的常青主调，以弦乐旗为主，演奏刚健、激昂的清华主调。”[19]宏伟而震撼人心的音乐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显示了英雄人物昂扬的斗志和高贵的精神气质。挺拔舒展的舞姿、激昂宏伟的乐章憾人心魄，赞誉之声此起彼伏。&&&&&
在一片欢呼中，江青又紧锣密鼓地排演京剧《红色娘子军》。与遵照江青指示排演出来的舞剧相比，京剧《红色娘子军》在人物、场景和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全剧依然光华四溢地刻画出党代表洪常青的英雄形象，突出吴清华强烈的反抗性和思想成长的过程，突出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为了更加突出军民鱼水情，京剧《红色娘子军》增加了赤卫队长黄威这一人物形象，他拥护红军，支持革命。虽然黄威在全剧出场不多，唱段也不长，但是却是剧组贯彻江青指示的重要符号。早在1966年江青就指出：“整个剧应以奴隶解放作结束，用以表现整个阶级的解放。她指出，要很好的表现军民关系。”[20]中国京剧团创造出黄威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让具体的人物诉说心中的万千感激，凸现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除了群众形象的凸现，京剧《红色娘子军》在情节上也作了细微的调整。例如第二场“诉苦参军”，舞剧剧本是吴清华上场后，被儿童团员引向红旗。她激动不已，奔向前捧起红旗紧紧贴在脸上，然后诉苦。但是，在京剧中，移植者为吴清华设计了成套唱段，“用散板起调的成套[反二黄]，让清华倾诉她的血海深仇。当清华唱到‘想不到今天哪，春风引我到这里，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的时候，”[21]吴清华再奔向红旗，捧起一角，充满激情地贴在脸上。情节改动的原因不得而知，成套唱段充分发挥京剧艺术的表现力，清华控诉黑暗，引起公愤，一点点地激发观众的情绪，到深情地与红旗相拥，形成高潮，彻底地把观众的情感引向吴清华的痛苦遭遇，形成共鸣。人物和情节的细微变化应该是贯彻江青同志具体指示的重要表现，江青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22]后来于会泳“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后经姚文元整理概括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定义出笼后，“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吹，说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并强制规定一切文艺创作都要遵循“三突出”原则。
江青所钟情的是舞剧，对京剧的音乐和舞蹈程式既陌生又缺乏研究兴趣，但仍然没有放弃“指点江山”的权威。从剧本的政治思想内容到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音乐、舞蹈和化妆等等，她都作了极为具体的指示。京剧《红色娘子军》在舞剧的基础上，依然满腔热情地塑造洪常青、吴清华这两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遵照江青关于“要树立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以高昂、激越、富于时代精神的成套唱腔，抒发革命的豪情壮志，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23]的指示，移植者为洪常青、吴清华等英雄人物精心设计了一些优美的成套唱腔，使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得到完美充分的展现。京剧《红色娘子军》在音乐上打破了传统京剧稳定的板式系统，新创了一系列传统京剧音乐板式体系中所没有的板式。如洪常青《万紫千红分外娇》等唱段的[二黄二六]。在唱词方面，传统京剧唱词绝大多数为规整的七字句或十字句，而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唱词则不拘一格，既有七字句、十字句，也有自由诗体的长短句。句式的变化带来声腔结构的多元化，京剧《红色娘子军》创新地采用整散、快慢交替以及结合的套式，表达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国际歌》在京剧中的出现，毋庸置疑给京剧音乐吹入新的气息，折射出时代的脉搏。除了音乐的改革，对于京剧的舞蹈程式的问题，“江青同志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要程式，不要程式化。”[24]京剧《红色娘子军》的移植者始终牢记这一总的指导原则，并贯彻到创作中去。挺拔的“亮相”造型，矫健的舞姿，精悍新颖的武打程式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那随风起舞的椰林，变换多姿的云彩，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姑娘共同交织出一片崭新的京剧舞台，洋溢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京剧《红色娘子军》又在江青的具体指示下，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被拍成电影作为“样板戏”在全国放映。样板戏电影除了同样要求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要任务外，在运用电影的特殊手段表现样板戏的内容上，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摄影模式。即：“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当时有人简化为：“英雄人物近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根据这一“经验”，“摄影构图，要反对‘正不压邪’、‘平分秋色’等错误倾向，无论在画面的安排、角度的仰俯、位置的高低、形象的大小等方面，都要造成英雄人物压倒敌人的气势。”而且，“在镜头的数量上、景别上、所有人物要为主要英雄人物让路。”除此之外，江青又提出“出绿”的问题，她严肃地说：“‘出绿不出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25]在拍摄样板戏电影的过程中，江青干涉特别多，对影片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件服装，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江青说了算。这样，影片《红色娘子军》中的英雄人物往往给人一种高高屹立的山峰上俯瞰一切的感觉。让人奇怪的是，江青在影片的具体拍摄中偶尔会对自己的原则做出让步。1970年，摄制组拍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拍完序幕和第一场“常青之路”后，剧组演员一起看样片，饰演洪常青的刘庆棠很不满意，因为画面上吴清华的动作多，洪常青总是围着她转，有时候还被甩出画面。他认为这与“三突出”原则要求时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符，没有突出洪常青，必须重新拍摄。摄制组也不退让，认为只有这样拍摄，才能清楚地交代情节。双方各据一词，互不退让。江青闻知此事，立即命令刚刚拍摄完《智取威虎山》的谢铁骊、钱江飞赴《红色娘子军》剧组，加强摄制组，解决争端。谢铁骊进组看过样片后，架机重新拍摄，依然按原样进行。重拍样片被送去给江青过目，江青看后点头同意了，剧组都松了一口气，刘庆棠也只好作罢。其实，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江青有时候还提出过一些有意义的建议。比如拍摄组开始用红布制作木棉花，放在舞台上肉眼看去鲜艳美丽，可是拍到电影中颜色昏暗，怎么都亮不起来。江青看后建议用红丝绒制作木棉花，摄影组成员不敢有丝毫异议，遵照江青的指示制作拍摄，样片出来后，一看惊讶不已，红丝绒的木棉花栩栩如生，艳丽动人。这种积极的建议应该是曾经的演员职业馈赠给她的艺术敏感力吧，也使影片有幸地保留一些美的个性，避免完全成为政治上“假、大、空”，艺术上“粗、露、浅”的时代传声筒。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文学年代，《红色娘子军》却受到前所未有的优待。从1964年芭蕾舞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起初，有人担心《红色娘子军》不中不洋，风格怪异，会遭人非议。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剧组在1964年首先为来访的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表演，外宾在观看过程中掌声不断，良好的反响打消了重重顾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奇妙的润滑作用。不仅如此，芭蕾舞剧团还先后到日本、朝鲜等国演出，当然也曾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而地方舞剧团、单位也先后自行排演《红色娘子军》。此外，《红色娘子军》油画、连环画、电影剧照经常在各大报纸整版刊登，《红色娘子军》的纪念邮票也在1970年全国发行，就是在笔记本、茶杯、茶壶、纪念章、电影海报中，也经常能见到《红色娘子军》的身影。在这种强烈攻势下，神奇雄伟的五指山峰，高耸入云的英雄树，碧波荡漾的万泉河，英姿飒爽的娘子军，慷慨就义的英雄日渐深入人心，再一次赢得如潮好评，但是这时的评论不再是纯粹的文艺争鸣，而是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那些充满政治火药味的文艺批评一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赞誉江青“精心培育”的样板戏；另一方面又力举批判之功能，压制任何有悖于江青指示的意见，并利用政治手段迫害那些曾经为《红色娘子军》付出无数心血的创作者和剧组成员，梁信、谢晋、祝希娟、陈强、林默涵、李承祥、蒋祖慧、白淑湘等先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接受严酷的思想改造。这种做法一时把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哄抬到万人瞩目的地位，同时也给许多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使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看到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就产生本能的抵触或无可言表的怨毒，这种不良的情绪一直漫延到新时期也没有完全消散。
五、新时期：红色芭蕾再现辉煌
“文革”时的风光与辉煌终究只是过眼烟云，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度停演。江青的具体指示、“四人帮”的鼓吹成为舞剧无法抹去的污点，使它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似乎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历史的梦魇。文艺界也对《红色娘子军》作出反思，大部分人认为文革中所提倡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教条化创作方法破坏了艺术规律，“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使文学艺术沦为政治工具。芭蕾舞台上那些手持刀枪、握拳挺胸、怒目金刚式的英雄承载了过多的政治负担，已经脱离了现实。作家白先勇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它“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优雅的舞蹈变成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十分怪诞的产物。”[26]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撇开个人的伤痛，开始心平气和地审视曾经被扭曲的《红色娘子军》，一点点地发现它凝聚着众多艺术家的心血和智慧，它本身的艺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在征得文化部的同意后，决定重新排演《红色娘子军》，把被“四人帮”窃取的东西重新夺回来。重新排演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音乐、舞蹈到灯光，都沿袭着最初的传统，极力扭转江记样板戏中政治化、符号化、神化的偏向，还原舞剧最初的形态。在舞美上，重新排演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更加柔美、舒缓而自由，减弱符号式的生硬动作，不再任意地挥舞拳头，单纯地表现革命的激情，它更加着力地去展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刚毅的足尖中流动着青春、朝气、浪漫和幻想的气息。
1993年年底，中央芭蕾舞团来到上海进行了首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再度倾倒上海观众，场上出现曲终舞毕人不散的热烈气氛。那晚，“当乐队在序曲中奏出‘向前进、向前进……’的《娘子军连连歌》主题时，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在优美的旋律中，这出按1964年版本复排的芭蕾舞剧，使在场的几代人回首他们往昔的激情，也给昨晚观众席中为数不少的少年儿童带来一份新奇。不时响起的掌声足以证明老观众们清晰的记忆。……大幕合上，全场起立，久久不散，楼上楼下，形成一幅热烈而壮观的剧场景象。”[27]从此，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次燃起当年激情，热烈的火焰再次蔓延到全国各地。清清的万泉河、高耸入云的英雄树、艳丽动人的木棉花、飒爽英姿的娘子军再一次征服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被征服的不仅有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也有无数的国外友人。日，中央芭蕾舞团受邀参加法国的中国文化年演出，享誉世界的“里昂舞蹈之家”主动指定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作为演出剧目，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又一次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轰动效应。早在舞团抵达法国之前，所有的入场券就出售一空。每场演出过程中，许多观众将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口中叫好声不绝。演出结束时，演员一再返场谢幕，观众仍久久不愿离去。回忆起当时的盛况，赵汝蘅女士显得兴致勃勃：“贝嘉21世纪现代芭蕾舞团的演出经理人特玛佐先生告诉我说：‘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流泪’。”[28]法国之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又演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也刮起一阵红色的旋风。
从1964年首演至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遍了大江南北，也红透了亚、欧、美、非的许多国家，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仅就中央芭蕾舞团而言，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已经超过两千场。如果加上全国各省市歌舞团的演出，累计演出场次已逾三千，观众人数更是不可胜数。在物质匮乏、精神狂热、万马齐喑的“文革”年代，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红色娘子军》响彻每一个角落的现象。令人深思的是，在思想解放、文学自由、精神产品丰富多彩的新时期，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依然能够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红色热潮，依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掐指一算，文革结束至今已过二十多年，也许是时间渐渐冲淡伤痛，人们开始能够摆脱掉欣赏心理上的政治负担，从新审视曾经被笼罩着政治光芒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发现其本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赵汝蘅女士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每个国外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红色娘子军》就是中芭的看家戏，这部戏记录着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也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术水平。”[29]意大利著名历史学教授玛丽尼拉谈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认为，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令我们不得不关注它的存在，可以说《红色娘子军》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30]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成就使它先后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音乐经典”和“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殊荣，使它历经浩劫仍生机盎然。中央芭蕾舞团重排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新时期能够在公众生活中一次次掀起高潮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人们有必要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此来洗涤灵魂的空虚，缓解精神生活的危机，寻找内心失落的世界。
六、新世纪：非议之中备受关注
新世纪伊始，影视界涌起一股“红色经典”改编热潮，《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等均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搬上银幕。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由袁军导演，他力图脱离观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原电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胆地起用年轻演员。剧中的主人公吴琼花和洪常青分别由青年演员殷桃和王伟饰演，而受人瞩目的反面角色南霸天则由著名演员刘佩琦饰演。袁军之所以选择拍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喜好，对女性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第二是认为该剧有商业价值；三是因为战争题材在全世界是经久不衰的题材，尤其女人和战争的主题一直受人关注；四是认为以自己的年龄及曾经受到的教育，操作这种题材的戏没有什么问题。袁军说：“在这部戏里，首先感动我的就是那些女人，她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一些普通的女人，而我一贯创作的作品中就是关注普通女性的命运。可以自夸一点说，我确实有自信能驾驭这种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而且过去的东西有太多空间补充，如果太完美，就没有必要这么做。”[31]由于电影《红色娘子军》已经获得多项殊荣，得到国内外观众的普遍好评和赞誉，吴琼花、洪常青、南霸天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改编工作显得异常艰巨，导演一直努力地寻找突破点。经过反复思量，袁军认为，电影版和芭蕾版的《红色娘子军》的男女主角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祝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心刚饰演的洪常青之所以为人喜爱，是因为他们除了表现出了革命者的风骨，还有年轻人的朝气与情感。袁军希望把这种青春美张扬出来，他说：“这是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有多标准，而是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32]
确定电视剧的创作主旨后，创作组开始对电影剧本进行改编。剧本保留了原来电影的主要情节，比如琼花投奔红军、打南府等等。而为了交代清楚剧中人物关系以及冲突起因，还特别加入了琼花制止烧宗祠、洪常青失恋、共产党内部“肃反”等大的情节。在人物上，电视剧为了突出地展现娘子军，剧本增加了小光头、南洋女、大个子、黎妹等七个女性，并围绕这些女性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除此以外，剧组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吴琼花、洪常青和南霸天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动。导演袁军认为：“吴琼花首先在气质上要可爱，要让人一看到她就有想帮助、保护的感觉，这样有利于增强观众的认同感。而吴琼花自身的能力和愤怒要放在第二位，光表现她身上的硬朗和力度是不行的。吴琼花不是天生的复仇者，应该是‘天使的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天使’。”[33]于是，琼花摇身一变成为富农的女儿，她聪明、健康，浑身散发着自然的野性美。而在电影剧本中，党代表洪常青身世凄惨，华侨只是他从事革命事业的掩护身份。电视剧导演袁军则认为，“洪常青虽然被战争磨练出一点粗犷，但身上还是不时洋溢出文人气质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剧里是最具有浪漫情怀的人物。”[34]另外，为了减少南霸天脸谱化的倾向，创作组在保持南霸天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基本性格的基础上，将它塑造为一个孝子。在导演袁军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外表上的霸气，而是骨子里的。南霸天是男人，和洪常青一样，他们之间的争斗也有男人之间的因素在里面。”[35]
电视剧《红色娘子局》被北京广播电视集团列为“建国55周年重点电视剧”，经过长期的改编，四易其稿，终于通过了北京电视台总编室的严格审查。日，倍受关注的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琼海正式开机。剧组力图呈现当年凝固在历史中的记忆，特意采访了三位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并辗转来到广东省梅州市，找到酷似南府的老屋。为了培养演员的军人气质，专门派送他们去军训，练习队列、射击等等，海南猛烈的阳光把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到了四月中旬，海南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剧组在万泉河边拍摄时，工作人员的背心和短裤都湿透了。而琼花的扮演者殷桃“基本上在最后半个月，每天到下午两、三点钟就定点儿中暑，就昏过去了。”[36]尽管如此，为了不耽误拍摄，殷桃仍顽强地坚持着，只是让剧组随队医生敷一下，休息一会儿后继续投入地工作。剧组其他演员也没有丝毫懈怠，他们互相切磋，认真踏实地工作，经常早上5点钟就起床，到晚上12点多才返回住地。在剧组成员的齐心协力下，2004年4月底，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终于如期完成拍摄工作，并顺利通过广电总局审批。
2005年，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先后在南方电视台、湖南电视台、齐鲁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黄金强档隆重上映。电视剧播出之后，许多观众在电视台网站留言。有的观众说她和女儿每晚准点守在电视机旁，一集不拉地把它看完；有的观众希望电视台调整播出时间，照顾那些经常不能准时回家的加班族；还有观众说看一遍似乎不过瘾，经常第二天看重播……简短而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喜爱之情。当然在观众留言中，也有他们对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个人评价。有的观众认为它有吸引力，能使人体会到许多有关做人的志气；有的观众则认为它充满革命精神，具有教育意义；也有观众认为它没有当年电影的味道，怎么都感觉不出琼花的仇恨，洪常青还凑合，南霸天也不够阴狠。的确，相对谢晋导演的电影而言，殷桃版的琼花更加楚楚动人，更有女人味，王伟版的洪常青则更有文人气质，更具浪漫色彩和理想情怀，而刘佩琦版的南霸天则更显人性化。这种改变既是编剧者有意为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时代心理。该剧的改编者之一晓剑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电视剧版的《红色娘子军》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部倡导女性主义的作品，剧中的每个女人都有迫切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冲动，这与当代女性的追求不谋而合，可以说是‘借古寓今’。”[37]电视剧增加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固然弥补了严酷的政治氛围所造成的情感缺失，但是吴琼华、洪常青和南洋女的三角恋爱关系，则毋庸置疑地反映出新时代人们情感的迷茫状态和尴尬处境。南霸天的人性化则毫无疑问地迎合了发掘反面人物多面性格的热潮，多少有媚俗之嫌。难怪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会成为媒体炒作的资源，“青春偶像化”、“言情”、“戏说红色经典”等等各种流言一度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红色陈世美”、“战场偷欢”等情节也被人们添油加醋成为饭后谈资。炒作和非议的直接导火线是日广电总局发出的《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下达不久，立即有报纸刊出小道消息：“《娘子军》惊闻遭遇禁令，如改剧情损失惨重”，一时流言匪起。其实，促使广电总局发出这一通知的直接原因是新版电视剧《林海雪原》播出后，不但引起观众、剧评家们如潮的批评，还接到杨子荣养子杨克武状告制片方“侵犯杨子荣名誉权”的一纸律师函。但是由于通知下达的时间正巧是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开拍之际，不言而喻对它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历经磨难，才顺利通过广电总局审批，与观众见面。炒作和非议已经不攻自破，但是仍然发人深省，它再一次提出重拍红色经典的标准问题。在市场化浪潮中，影视制作单位如何避免庸俗化、时尚化倾向，改编出既具有红色经典特色，又融入时代气息的影视作品，延续红色经典的艺术生命力无疑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艺术工作者继续探索。
七、琼崖红色娘子军的命运沉浮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红色娘子军》掀起数次改编风潮，从报告文学，故事片，到舞剧，京剧，再到电视剧，几经风雨浮沉，历经岁月磨砺，仍生机盎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是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关于这段历史，版本众多。业余文学爱好者、海南省出境检验检疫局高工、助理调研员李高兰女士的版本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说：“老太太们的语言我是完全通的，不需要翻译，多年来我不知道找过她们多少次，还多次到当地党史办公室查阅材料。我敢保证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我写的文章从没有人提过异议。”[38]
李高兰女士讲述的红色娘子军原型是：1931年5月，在琼海市万泉河畔一个椰树环抱的小山村里，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冯增敏任一排排长，庞学连任二排排长，黄墩英任三排排长。一百多位农村女子，为反抗封建压迫和争取男女平等，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勇敢地拿起了枪杆子，浴血沙场，英勇杀敌。女子特务连成立不久，当地反动政府非常害怕，聚集了两百多位民团部队对娘子军进行围剿。娘子军毫不畏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当地民团作战多次，伏击沙冒领、火烧文市炮楼、炮轰白石岭……屡战屡胜，战绩彪炳，声威赫赫。不幸的是，这支娘子军部队后来遭到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围剿，损失惨重。不久，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主动承担掩护工作，保护红军主力安全转移。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海南岛上，娘子军被迫解散，散落民间。1933年，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劫狱，将她们连同另外被捕的三位女干部林尤新、庞学葵、蒙汉强一起，押送到了广州监狱。在狱中，八姐妹坚贞不屈，患难与共，度过了五年铁窗生活。到了1938年，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她们才恢复了自由。出狱后，女子特务连已经解散，她们只好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经受不同的人生遭遇。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当年那群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海南的安宁，为了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脚穿草鞋，肩背竹笠，勇赴战场，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保家卫国。然而这群巾帼英雄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近半个世纪，却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被视为“叛徒”，受尽折磨。有的饮恨而终，有的在多种身份下忍辱负重前行，有的继续被遗忘。到了和平的新时期，英雄不再当年，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撒手人寰。据统计，1994年，琼海市的娘子军还有84人，可到了2001年就只剩下23人了，而到了2005年就只剩14人顽强地活着。英雄的数量在慢慢减少，而尚在人世的都到了风烛残年，她们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幸福安康的晚年。然而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有的因战争在身体上留下的种种伤痕无法痊愈而行动不便，有的膝下无一子女，有的生活拮据，晚年的凄凉不言而喻。可幸的是，共和国最终没有完全遗忘这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伟大女性。1976年以后，娘子军冤案相继得到平反，尚在人世的娘子军享受女子特务连战士的政治待遇，而且每人每月可领到185～200元不等的政府津贴。1986年，海南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娘子军的诞生地――琼海市营造了一块6.8米高，12吨重的纪念雕像。雕像落成之后，许多旅游者慕名来到万泉河畔，在雕像前驻足观瞻。从2000年起，阳江镇委、镇政府又动员广大群众、各界人士采取民间筹资的办法，在墟街上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树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和279名烈士“英名碑”。2001年6月，占地200亩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据统计，2001年有近二十万人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其中包括不少外国游客。红色娘子军俨然已经成为海南红色旅游的金字招牌。
从琼海红色旅游的热潮中，可以感受到人民对那群抛头颅洒热血的巾帼英雄的敬仰之情。除此以外，许多人自发收集活着的红色娘子军的生活情况，关心她们的身体状况，竭力地把她们的精神保存下来。阳江镇广电文化站站长庞启江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从2001年6月起，庞启江利用节假日，骑着摩托车，扛着自己买来的相机、录音机、摄像机等各种新式装备开始自己的寻访活动。他走访每一位能够寻觅到的娘子军老战士，记录她们关于那段历史的珍贵记忆，拍下她们最后的生活照片，作为资料保存。目前，庞启江已经完成20多篇初稿，内容涉及红色娘子军成立前后的活动以及解体后的生活。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何以能拨动千万人激动的心？琼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姚传秋说，“海南琼崖革命，坚守孤岛，23年红旗不倒，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红色娘子军是琼崖革命的一个代表，本身又是一个奇迹，真是奇上加奇。红色娘子军确实是世界妇女革命的一个典范。”[39]红色娘子军有其可歌可泣的历史和民族精神价值，但是它出现的初衷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反抗，是女性要求摆脱身上的沉重枷锁，这与今天的女性主义者似乎殊途同归。然而对于那群花样年华的女人而言，“革命”观念并不清晰，女性权利并非近在咫尺。娘子军老战士欧花说：“那时候当兵打仗，就是为了男女同权，女子也能读书、做事。旧社会妇女地位最低，连名字都没有，要穿小鞋，不能和男人一样上学堂，婚姻都是包办的。共产党宣传男女平等，使她们如梦初醒。”[40]于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贫困农家的女孩，大户人家的丫环、童养媳都赶去参军，但她们参加的目的其实简单到为了吃饱一顿饭，不再挨打。她们平常包揽一切家务，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当生存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她们也顺理成章地接受，在战火硝烟中飞跑，把枪械玩得得心应手。她们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主张，思想还不成熟，但就是这样的一群女孩组成的队伍，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条件下，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战绩。比起那些女性主义者呐喊空洞的口号，追求感官的刺激，不断地展示隐私以吸引眼球，那群如花似玉的女孩显得多么圣洁、伟岸、厚重。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鼓舞了几代人。它历经岁月磨砺，已成为毋庸置疑的红色经典之作。《红色娘子军》能够成为红色经典并非偶然。一群花样年华的女人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以青春和热血去追求男女平等，去反抗封建压迫，保护自己，捍卫家园，这种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以女红军为题材的小说《朝阳花》和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同样动人心弦，却被经典湮没。与《红色娘子军》相比，马忆湘的《朝阳花》更显细腻、柔美，对于革命中的艰难处境的细节刻画更加具体动人，也更多苦中作乐的情景描写。而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则更显悲壮、惨烈、苍凉，他大刀阔斧地写出红军女战士被俘后英勇顽强的抗争，是一曲巾帼英雄的浩然悲歌。同样的题材，同样的动人心魄，却惟有《红色娘子军》成为公认的红色经典之作。也许对于百姓而言，《红色娘子军》中令人振奋的音符更能激励后来者去反抗社会不公，而恶有恶报的圆满结局更能满足他们永远恒定的心理期待。对官方而言，《红色娘子军》无疑传达出：即使在最偏远的角落，党的力量依然存在，它解救了受尽万般折磨的旧社会女性。这样一部对党的路线和历史的肯定和确认之作，官方的赞赏可想而知。反之，对革命进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败的细致描写，是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怀疑，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神经。既然英雄已长眠地下，那么就让失败也深埋地底，让活着的人去瞻仰那一座座胜利的丰碑。当然，《红色娘子军》成为红色经典之作也与不断的改编有关。一部作品，从报告文学，到故事片、舞剧、京剧，再到电视剧，反复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感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部队最高刊物《解放军文艺》上；影片获得多项殊荣，蜚声中外；文革时期，《红色娘子军》成为“钦定”的样板，几乎响彻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文革”后拨乱反正，加上市场的介入，多元化的价值观逐渐引起关注，《红色娘子军》的影响一度弱化；但是进入90年代，《红色娘子军》再度在公众生活中掀起高潮。一次一次的改编热潮，反复的强势话语扩张，加上《红色娘子军》本身艺术精湛，都把《红色娘子军》一步步推上红色经典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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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作者简介：刘庆(1982-)，女，湖北赤壁人，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05级硕士研究生，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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