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新浪微博就只有关注3个人，却显示我关注了4个人啊_百度知道
为什么我的新浪微博就只有关注3个人，却显示我关注了4个人啊
我有更好的答案
有一个是新浪官方
我也是这样
可是我新注册的号关注一个就是一个的啊
这样啊？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个你的暗恋者偷偷关注你了
不是，是我关注的人。
就是也一个人也不关注了，也还是显示1
一个官方是默认关注的，真的
找不到的吗？
是的，我也是这样
不可以取消吗
不知道，何必取消呢？
看着好不舒服，强迫症
要不你就催眠自己，假装看不到
可是我刚刚申请的号就不是这样
可以是关注0的
是嘛，我一开通就有一个
取消了就没有了
哈哈，我知道了
可以去微博客服那里申请修正的
嗯嗯，好的，快给分，么么
采纳率：36%
还有微博团队
你刷新下看看
刷新了也是这样
你把所有的都取消 看是不是0 然后一个一个加关注 一次一刷新 看问题出在哪
我也是关注了一个人，显示四个。最后自己弄明白了：原来关注数包括关注的人、超话，我把超话取消关注后就显示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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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EX 是一个关于分享和探索的地方
已注册用户请 &
为什么新浪微博删除所有关注，删除所有粉丝，删除所有微博，还是显示一定数量的好友、关注、微博？
19:24:45 +08:00 · 28974 次点击
如题删除了所有的关注，所有粉丝，但是还是显示我还关注了十几个人，还有几十个粉丝，还有几条微博，但是点进去又什么都没有
11 回复 &| &直到
12:30:33 +08:00
& & 19:28:52 +08:00 via iPhone
微博这一点很操蛋
可以用批量删粉丝的网站来删
& & 19:31:35 +08:00 via Android
缓存的力量是强大的
& & 19:32:33 +08:00
后端已经烂炖一锅了
& & 20:21:43 +08:00
你是在新浪官网前端删的吧？
因为蛋疼的新浪会把一些已经被删除或者注销的用户的信息给隐藏掉不显示，所以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删除这部分用户。
你可以用删除僵尸粉的工具来删除
例如：
& & 20:24:51 +08:00
哈哈，我也遇到过
& & 20:53:41 +08:00 via Android
& & 21:17:36 +08:00
4楼才是正解
& & 23:53:17 +08:00
谢4楼，终于知道原因了
& & 00:12:20 +08:00
给@微博客服 发私信，内容填“申请修正粉丝数”（然后过一些时间会有一条带链接的私信过来，点链接后按提示输入信息即可）
真是奇葩的设定
& & 12:03:40 +08:00
@ 好东西，可是，这个只能清除我关注的人，而不能清除关注我的人，还有那些我残留的微博
& & 12:30:33 +08:00 via Android
@ 我只是随便找了一下，你可以看看清理粉丝的有哪些。9楼说的也是可以的，不然你可以看API，然后看那个有个接口测试的，接着自己找到显示粉丝和移除关注的接口，逐个手动提交删除也行?
& · & 677 人在线 & 最高记录 354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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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3.9.8.1 · 17ms · UTC 19:26 · PVG 03:26 · LAX 12:26 · JFK 15:26? Do have faith in what you're doing.在我生命中的这四个月　　
时间好快，从离开大城市走进三岔这个小山村到今已整满四个月。这四个月也许会在我生命中会烙下很深的烙印，所以我想留下它，也想把我的所思展于纸上，或许有一天我回归主流且快要下沉时看到曾经自己切肤切骨的至真能够获取一些灵魂上的安慰。　　不知道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很关心我，关注我的休学，也习惯了回答“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有没有阻力，怎样克服的？你的家人不反对吗？” “太偏激了，你不觉得利用课余时间来做志愿者更好吗？”等等问题，答案也很简单：我的决定仅来自于一个不眠之夜的思考，我的勇气来自于曾经数次下乡接触的千百万个农民，阻力很大，各方面的，我的同学不理解，认为我到山村会变得很落后不会讲英语了，和农民一样愚昧，我的老师关心我，说成绩好，又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有点浪费，决定当然是好的，但我一个人解决不了“三农”问题，让我考虑再三，看清形势，我的朋友都异口同声说我疯了；由于本人“连轰带骗”，家人也很无可奈何的说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不是偏激，我觉得是激情，年轻人就应该有热情有责任，什么叫“新时代的大学生”？我认为能为农民做点事是源于我们还仅存的一点良心！　　
我觉得自己并不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的农民朋友。还依稀记得刚去三岔那个小山村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农民的如此沉醉和投入，尽管文艺演出队刚刚成立，尽管道具那么简陋，尽管山路那么崎岖，尽管节目那么粗糙，尽管差的太多太多，老乡们还是那么开心。当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多少年了，村里没有这样热闹了，大学生好啊！你们还来看我们，现在都没人管我们了。” 当男女老少都用渴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时，我觉得自己的担子好重，让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同行的十几名志愿者都走了，只剩下老刘、肖青、詹玉平我们四个，孤寂的四个人面临是全村两千多口子的发展问题，我更加困惑，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还是去小学里支教吧！我想到逃避了。　　改变农村不是我们几个能做的，你要意识到谁才是这些大山里的主人，只要我们唤醒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振作起精神来。你放心，农民自己就能改变，而且一个人改变还不行，要大家团结起来改变，看我们的培训就知道了。“从他们几个口中，我认识了做这个项目点的真正意义所在：精神激励和农民组织化。于是，在培训的七天里，破旧的金沟小学传出了“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的响亮口号，传出了“向着贫穷自私开火，向着太阳，向着小康，向着新乡村，发出万丈光芒”的响亮歌声，校园里也聚着成堆成堆的渴望改变的农民在讨论着农村出路。他们自己成立班委会和活动委员会自我管理，他们每天早上跑步，做操，演讲，他们上课前喊口号唱歌，他们投入的听课，认真的做笔记，他们彻夜的讨论。整整七天，他们说自己脱胎换骨。回去后他们又成立老年协会、妇女协会、板栗协会、木耳香菇协会、学习推广协会，整个三岔这个小山村发生了外界不知道的巨大变化。——真正的山乡巨变！　　农民改变了，而我也在参与培训中彻底的改变了，第一次感觉我们的劳动人民是多么伟大，真正感受到了‘曾经哭着维权，现在笑着乡建”。于是不管是在五一西南义工培训会　　还是在多次的支农经验交流会上，我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播着“扶贫先扶志，农民需要精神扶贫，需要合作”的理念，传播着农民的改变。　　然而，虽然我像传教一样的传播着新乡村建设，可真正参与到其中的力量确是那么的薄弱，更多的人是在一旁观望。虽然现在全国有一百多所学校的社团参与支农，而大家却在种种客观和主观的理由支撑下蜻蜓点水般的”一闪而过“，留下的只有默默做着的少数人。这算我的困惑吗？我想留给所有人和我一起困惑。　　前几天有幸回到学校，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却有一种难言的距离，感觉大家除了那些寒暄客套的礼貌话语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共同语言。流行电影、最新歌手、门口哪个时装小店又有了新牌子衣服、大家好奇地谈着周围同学恋爱的离离合合对我来说都那么陌生，难道我真的落伍了？！　　有时真的希望我和一些支农同志的呐喊不再孤独，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大学生都以支农为新潮，希望整个社会都会谈农兴高采烈，最后希望我的这三个希望都不只是希望。　　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人在35岁之前不要忧郁，35岁之后不要后悔。”我毫没犹豫的选择了休学，只是希望自己后半辈子不后悔。在这四个月，我学到了很多那个高墙里和四角的天空上没有的东西，相信后六个月同样如此。最后真心希望同学们的支农不再仅仅只是个梦！　　　　白亚丽　　　　　　作者简介：白亚丽，女，河南漯河人，天津科技大学电信学院自动化专业01级学生，在校曾任010213班班长，新希望农促会会长，理事长，中共党员，多次获优秀奖学金，校优干等光荣称号。与2003年底突然一时大脑灌水，失控，面对重重阻力和不理解，在一个不眠之夜的彻底思考后，提出令人难解之奇事——休学。并于号正式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并办完手续，留下一个茶余饭后大家品头论足的把柄后，毅然地决定为自己活一回，于号来到湖北房县三岔做了一个不合格的农民！　　在三岔村、河北翟城村、西南昆明都做了大量的农民精神激励和组织化的培训。很多村子就在她与同事们的鼓励辛苦的劳动中变了模样。那里成了农村的真正希望。　　详细内容参见：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3987&forumid=10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4419&forumid=10&page=8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行胜于言！　　接触了小白，她的许多事迹令我们感动，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奉献者，在她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学生所被唤醒的社会责任感，也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未来的希望。　　也许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是，做总比不做好。并且，收获卓有成效。　　衷心祝福小白，祝福千千万万像她一样有责任、有良心的青年人。
　　大学存在严重的精神贫困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每年全国高校有多少天之骄子走向不归路,跳楼\自杀已经成了平常的事情,还有那么多人终日苟且的活着,活在电脑游戏、网络世界里，这样的人何以肩挑时代的重任呢/　　看到小白——一个追求理想，勇于实践的大学生我好象看到了希望。　　虽然她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是无疑她身上的精神在现今的大学校园已经缺失，看到她好似看到了青年人的希望！
　　也好　　就是需要条件　　家里有钱，父母不需要养老　　我也会的
　　即使是偶然 这种概率也应该产生这样的人。！　　　　难道这就是人多的好处 或者是某一种精神的生命力！　　　　支持。
　　新乡村建设日记一则:　　　　日
晴　　 中午，我到了三岔项目办公室——三组周本进家。听说肖青昨天下午刚到。小白5号就领着10多个在北京参加完首届支农经验交流会的重庆和北京大学生来了这里，现在正忙着摸底第2期学员名单。上海同济大学的7个同学也远到而来进行支教。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中午饭，就一个豆芽，一个白菜。大家就着泡菜随便吃了点，就分头行动了。肖青，小白、姚遥、唐友德和我一起去观音堂。一支在西沟调研的上海队伍没有回来。还有一队在铺沟走访，一队在观音堂摸底。因为重庆和北京的几个志愿者在观音堂村长家吃住了几天，结果结账给钱时村长大怒，把钱扔到了屋外。我们便给他家送去了一盒枝江大曲，一盒蓝带啤酒以表谢意。村长没在家，我们送了东西，然后分成了两个组。因为原住观音堂的学生不多，他们走访的还不多，还没拿出具体的候选人名单来。我们就分成了两个组，决定来了各个击破。挨家挨户宣传我们的项目以及选拔学员的标准，并努力动员群众踊跃报名参加。因为接近农忙，又有很多年轻的和中年人去外地打工了。碰见的大多是386199。晚上在办公室我们开了个交流会。大家感觉观音堂工作的确不好做。不过还是大致圈定了几个。　　
　　支持！
　　极其钦佩红色的旗帜, 他每篇文章都反复阅读, 对其文风真挚、质朴、实证，对其人更是五体投地——惭愧，年龄大了10岁，且为生活所累...但永远为您们喝彩、关注！！！　　　　建议： 请上传您们照片和DV资料，相信会唤醒更多有为之士加入，再次惭愧自己的怯懦...
　　好样的
　　当我听说有一个女孩作出休学一年的决定到三岔当农民的消息时，我没有为她担心，而是想到了那些再大学的校园里虚度光阴的同学，他们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用来看小说、打游戏、甚至只是睡觉。　　与他们相比无论如何我相信小白都无须后悔，我庆幸自己有缘认识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是他们让我不再为没有同志而感到悲哀，让我从那一刻把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心真正表达！
　　热切期盼同类好文章与同类网站抢占各大主流BBS和快速进入主流专业网站!!　　　　
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口头支持 我是懦夫
　　全力支持！！！　　　　
　　现在十二点多,我看着上面的回贴,心情很复杂.　　我想辩白与解释,但却觉得苍白与无语.　　也许 也许是大家缺少交流.　　深夜给了我思索的空间和平台,回顾内蒙之行.想起汽车上来去几十个小时颠簸的路程和在盘山路上那一次次面临悬崖峭壁的心跳.想起那里提前的冬天和几个人共用一份水洗刷的情景.想起每一餐的馒头与咸菜.想起乡亲们那古铜而哲皱的手还有那眼神给我带来震撼.想着贫瘠而衰败的村落和那单调简陋的的房间但很温暖的土坑,想着.....　　　　另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团队精神和女生们的坚强,还有那行军路上五音不全的支农队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还有那劳动打草时的那份认真和在那最后一夜醉酒后的愤青和倾吐,还有那队员们在起草和手抄协议时投入,忘不了那儿蓬勃挺进的朝阳平静祥和的日落和最让人恋旧的醉人的星空....　　　　上面像在抒情,我想骂自己真TMD混,仅是我个人的一肚子离骚没必要惹的大家一身的膳味,大家小日子过的挺滋润没事还可在此愤青愤青以示爱国之情,我何苦掺和,何况来由!　　　　人越大越难被感动,当被感动时才感到个人的虚弱和无能为力,也许我做不了一面旗帜,但我不甘心如此年青就如此麻木,大家都应拥入关怀与责任,我这个小人物会如此小人物般的呐喊:　　谁丫牛逼就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有八亿农民对你感恩戴徳;　　谁到农村办些实事渲染大学之道,会有几百人甚至那一带的人们都忘不了你;　　谁去农村看看,会发现你会自己感谢自己!!!”　　
　　其实面对大学校园的满目沧桑，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遗弃和不屑，我们选择了一条新的出路，我们于是就上山下乡了——一条自以为豪高尚的路，其实作为时代良知与精神本该如此。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却显得突兀了，可笑的行为，疑惑的言论。　　然而，这个世界给与年轻人的本来就是不同的路，不同路上的人有时很难沟通。站在观望地位的小的小妹妹们总是无所适从。　　大学其实也如同社会发展，他的规律就是是正确的东西开始总会很弱，很另类，但早晚会有更多的人走过来，他们追随者旗帜而来，问题在于你们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旗帜能不能达到他们决定跟着你们走的时候。　　说句漂亮的话，越是狂风大作的时候越是需要意志的时候。　　
　　虽然小白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简直比大熊猫还珍贵，但看到她，我会有勇气，会将绝望的情绪减少一分。尽管我无法成为那样的人，因为我实在懦弱，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人，向小白及她的伙伴们致敬。
　　向给我深深灵魂触动的楼主和他的同行者们致敬!!!
　　由衷的钦佩
　　农民有这么好组织吗？表示怀疑　　
　　社会需要她
　　　　a. 请发动你们这个群体大量将你们的作为上传到国际国内主流BBS招募追随者；　　　　b. 向著名国际基金、非政府组织申请国际资金援助，同步公布财务公开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避免９８年水灾前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质疑善款被海量挪用的尴尬局面；　　　　c. 在您们自己的支农网站开通捐助频道，同步公布财务公开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避免网友质疑的尴尬局面；　　　　d. 将所筹善款用于农民培训——精神激励、组织化制度摸索以外、科技培训、法律培训、创业培训等等，还有医疗、养老和子女入学救助等等,钱是人的胆啊,呵呵；　　　　e. 强化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公益网站横向联系——支农、支教、环保和慈善类, 创造解决三农问题的洪流；　　　　　　　你们才是真正创造民族历史的人——再次向楼主和他的同行者们致敬!!!
　　作者：倾听人生　回复日期：　11:53:00　
　　　　极其钦佩红色的旗帜, 他每篇文章都反复阅读, 对其文风真挚、质朴、实证，对其人更是五体投地——惭愧，年龄大了10岁，且为生活所累...但永远为您们喝彩、关注！！！　　　　　　　　建议： 请上传您们照片和DV资料，相信会唤醒更多有为之士加入，再次惭愧自己的怯懦...　　-------------------------------------------　　www.3nong.org/bbs(大学生支农调研网)有大量的文字以及图片资料。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3987&forumid=10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4419&forumid=10&page=8 　　　　　　－－－－－－－－－－－－－－－－－－－－－－　　　　www,3nong.oerg
　　乡村建设多重要啊，乡村建设最需要的不是感动，是实际的行动！
　　楼上的，你行动了吗？
　　支持。一辈子没有白活。
　　　　不伟大，但有感人的力量。
　　老毛用行政权力让学生上山下乡，现在的大学生志愿上山下乡，这是历史的进步啊。好！！！！！！　　同时，向志愿者表示由衷的敬佩！！！！！！！！！！！！！！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但我的成长之路跟各位前辈相比显的过于平坦了。跟这些在支农旅途上久经考验的队员的思想相比，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每天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我很惭愧，真的！　　在加入支农队一个星期左右时，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每天做着一种别人听后说“哭了”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还不是一天两天能见到成果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缺点在一点一点的暴露给别的人，甚至连原来被老师 称为“闪光的金子”的地方也变了质！　　我开始怀疑自己，甚至痛恨自己当初选择走上这条路。　　我完全可以继续过“必胜客”+“雀巢”的惬意生活，继续在睡前幸福的感叹自己又胖了几两，继续享受着这种麻木腐化的物质生活。　　也许这些问题在支农前辈们眼里并不算什么，可它们确实曾折磨我：因为我是个当代大学生的典型：浮躁，只接受肯定的评价，对否定自己的东西，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猛烈抨击，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于倔强，从不认错......　　于是，我很痛苦！　　我是留下还是离开？我要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很高兴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是我自己做的抉择，没靠别人的帮助！　　我选择坚持因为：1.我是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所以从不认错，我不想在还没做出什么的时候就沿原路跑回。2.既然有那么多人选择留下，而且他们都那么优秀，即使它是错的，那跟他们一错到底，我也无所谓！　　也许多年后，我的志趣已不在此；也许多年后，我也要为了衣食疲于奔命，可我想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在支农队度过的，在这里我知道了什么叫创造，什么叫凝聚，在这里我掌握了一种更崇高的生活理念，更健康的人生态度，知道了作为一个“人”我应该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价值！　　谢谢这个团队给我的一切，还有前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学姐，大师兄辛苦拉！）
　　期望常能看到qiufengjianwuton的文章——
　　对他的选择表示尊重，对支农中狂热和极端的不理智行为表示担忧。
　　佩服佩服，
　　无语　　
　　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支持三岔的乡村建设实践,希望小白们在帮扶农民组织农民的同时,也要切实加强支农队员的自身组织建设,只有自身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团队才有可能将乡村建设事业坚持下去,引向深入,达成燎原之势,最终改善广大乡村的运作,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关于乡村建设事业的最终指向,发一篇文章给你们参考,也欢迎与我探讨.是曹锦清先生的演讲&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思考.　　　　
　　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　　曹锦清 　　
　　我原来打算只是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一起交流的，没有想到有100多人。没有做很好的准备，算是胡说八道吧。讲的题目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大概1个多小时，留些时间交流讨论。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讲“三农”问题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成为朝野关注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学术界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哪些解决思路；第二个问题是对“三农”问题的考察，应放在什么样的框架下，这主要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第三个问题讲“三农”问题的出路，看看有无解决的办法。　　　　 　　
一　　 　　
上个世纪末，或者说是1996年以后，“三农”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日子好过的时候，通常把农民给遗忘了，而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又想起了农民。五十年来，大抵如此。1992年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说，叫做中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所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把这个事实表述为所谓“卖方与买方市场的结构性转换”，也表达为所谓的“内需不足”。而实际情况是整个农民阶层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占我们民族的70－80％的人民，有巨大的需求，但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有效需求”。通常地讲，就是说没钱买东西。98年朱鎔基执政后，利用国家借债投资的办法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至今已经借了5100多个亿，据他在这次人代会上的报告说，借了那么多钱，进行了有效投入，因而形成了2.5亿的优质资产留给了下一届政府。情况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占我们民族人口的70％农民（又有一种统计说农民占国民人口的总量已经下降到64％），8.6亿－－8.8亿，这么巨大的人口，这还不包括城市的贫困阶层，他们如果丧失了购买力，这个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有效运作。就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农民。所以经济学家思考问题是从解决内需不足的角度来考察“三农”问题，他们提出的办法叫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收减负在至92年以后党和国家的文件中不断得到强化，其核心便是增加内需。增收，如何增收？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个药方。第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人均1亩土地、种植结构相似而又雷同的小农经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能否将种植业，尤其是粮食，转到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调整，农林牧副渔的比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说农业要转到地方工商业。我们知道，如果说共和国的前30年，我们把它概括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那么这20年大体上可以描述为地方政府推动的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沿海和内地，我指的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引起的是不同的效应。可以这样讲，在整个80年代，沿海，主要是指江浙地区和珠三角，或者叫闽南地区，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地方财政也从农业转向以工商业为主，而绝大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就是说，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发动过三次到四次的大规模的地方工业化的进程，或者叫做乡镇企业建设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由此而留下的大量债务，还有半数没有着落。所以对中西部广大地区来讲，虽然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推动工业化，但依然没有完成地方的财政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农户的收入也没有完成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到外部打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样，20年来不断膨胀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支出，就实际上间接地压到承包制下的小农的及其有限的农业剩余上去。这种情况在92年以后加剧了。所以，经济学家开出的这两个药方，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至于减轻农民负担，99年在安徽试点搞税费改革，就是把各种苛捐杂税，包括合理的三提五统以及其他一些苛捐杂税并入税中，而农业整个税种也并未一种农业税。标准是按照上年全乡人均收入的8－9％的范围征收。在前年的安徽试点的时候，舆论把它视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大的革命，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第一次是土地革命，第二次是分田到户，第三次就是税费改革。而事实上，费改税之类的改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曾经实施过几次，而每次都是收效一时而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明朝中晚叶的张居正的那个改革，所谓“一条鞭法”，就是费改税。康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也是费改税。但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中央也看到了费改税要与其他一整套改革措施配套，最主要的就是精简机构。精简机构在我们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上，前30年搞了三次，后20年也搞了三次，一共六次，但每次精简机构的结果都是行政机构的膨胀。在乡镇这一级，80年代初工作人员的平均规模大概在20人左右，小的12－13人，大的27－28人。经过了20年的发展，这级机构规模全国平均达到120－150人，膨胀了五倍有余。而县这一级在80年代初规模为200－300人，现在普遍超过了千人。所谓机构的膨胀就是吃饭的嘴巴多了，不仅嘴巴多了几倍，而且嘴巴还大了几倍。所以，要减轻农民负担，需要精简机构和官吏。但是，这牵涉到地方政府精英的饭碗，谁敢动？国务院的体制改革很容易，把13个部门挪出国务院，成立国家的垄断集团，暂时解决了问题。县乡这两级你怎么办？减下来的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所谓的“增收减负”解决“三农”问题，思想提出来了，但是步履艰难，收效甚微。　　　　 　　
关于“三农”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提法，就是目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在经济学界，他们认为承包制小农的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所以，大量地减少农民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此外，还说要加快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把沉淀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至少有2亿）转移到工商业当中来。因此，一方面要完成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须将土地的现有产权结构进行重大变革。他们将土地所有权视为妨碍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学者建议土地实行私有化。这样，可以加快土地流转，将土地有偿地集中到一些种田大户手里。但这个问题，土地的现行所有制结构如果转化到私有权、私有制，将会给中国的农村、农民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他们深思熟虑。他们一方面提出要改变土地的产权结构，加快土地流转，另一方面要求废止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的建设，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进行，改变我们50年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他们认为，只要改变歧视性的户籍制度，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以较快的速度转向工商业，转向城市。这种拷贝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经验的思路，在中国能不能适用？中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能不能转移到城市？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其工资结构有下降的趋势。据调查，1986年到1996年间，沿海城市打工者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明显地增长。与之相反，96年后其总体工资结构有下降的倾向。现存的工资，就算500元吧，能否使打工者在城市居住下来，能不能养家糊口，这是一个问题。现存的工资结构使得农民只能成为农民工，不能转化为城市的工人。另外，城市现有的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指义务教育、失业保障、医疗保障，这四大保障在现存的中国经济条件下，能不能一次性地或者是较快地赋予、覆盖到全体国民、全体农民，这还是一个问题。这么来说，如果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户籍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进入城市，而同时又未能把城市的社会保障赋予进城的农民，那么将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等级。这样对整个城市的管理将带来什么，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是学术界主流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想法。　　　 　　
二　　　　 　　
“三农”问题，通常把它认为是一个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不然。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考察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三条主要线索。在这里不能详谈，只是提出来供诸位参考。　　 　　
第一是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所谓人地关系问题，即农业人口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不始于当今，也不始于共产党政府，更不始于毛没有听马寅初的一句话，所以中国的农民就撑开肚皮生孩子。不只如此，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由来已久。可以这样说，500年了。如果再往前追溯，1000年了。中国秦汉到隋唐之间，我国的人口规模通常在6000万左右，南宋时期突破1亿，原因就在于一项小小的农业技术传播。即早稻，所谓占城稻从越南引入中国。于是，中国长江以南的水田开始形成了两熟制，甚至三熟制。这样形成两大效应，一是人口规模扩大，因为原来比如5亩土地养活1人，而现在2.5亩就可以养活1个人了。随着单位亩产的提高，复种指数的增加，南方的人口开始超过北方。第二个效应是由于稻田的价值增高，引起了对长江流域江流湖泊的围垦。我们湖北、河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围垦，基本上是从南宋开始的。还有梯田上岗大概也从南宋开始，这样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长。南宋人口突破1亿，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时期又上升到1亿以上。明代的150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这一年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一位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发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是南美的高产作物进入了中国，主要是玉米、番薯、土豆、南瓜、花生等，通过荷兰、西班牙到中国的贸易的商人进入了南中国海地区，进入中国。二是墨西哥的银元进入中国，引起南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银元国家，而银子主要来自墨西哥和日本。明代所以会出现倭寇，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本来带来了日本的白银到中国来经商，经商失败了就抢。其实在在福建沿海、江浙沿海的倭寇主要还是中国人。所以1500年以后，南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日渐稠密。以后随着每一次的战争（主要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每一次的饥荒，每一次的天灾人祸，这些高产作物就不断地向中部、北方、西部地区进军。直到现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主要还是靠红薯、土豆和玉米这些支撑。有人说清代的“摊丁入亩”，从此人头税取消是对中国人口膨胀负有主要的责任，当然有道理，但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原来我们民族主要的河泊土地化了，由河谷民族和平原民族变成了丘陵民族和山区民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那个时候就逐步开始了。由于水稻和小麦没有办法与森林和草地争坡地、争丘陵，而红薯、土豆、玉米有这个能力。这样，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人口增殖出现了。大概是在康熙晚年，剩余土地已经基本上开垦完毕。到了解放初，我们已有耕地16亿亩，人口达到5.83个亿。经过50年，我们的耕地仅剩14.2亿亩，人口规模达到13亿，到2030年，我们的耕地会进一步减少1亿亩，而那时我们的人口规模将是16亿。当然，这里的土地面积只是税亩，而非实亩。实际的耕地有多少，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9亿亩，一说是20亿亩，一说是21亿亩，还是说是24亿亩。中国的统计数字历来是不真的。即便我们取其中最大的，人地紧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亩产。50年来，共产党在农业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单位亩产平均提高了3－4倍。1952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3600亿斤，达到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到1996年，总产量达到1.1万亿斤，提高了将近3倍。而同期人口增长了1倍多一点，所以我们比过去时代好多了。因此，人地关系问题，不是哪个党派带来的，也不是哪个领袖决策失误带来的。而且在50年代初，平心而论，也不可能来实施现代的计划生育。因为共产党依靠农民来打天下，如今天下初定，就要发动一场针对农民生育文化的战争，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那个时代，确实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毛发动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确有一种天真浪漫的想法。195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就讲，只要我们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工业化加上机械化，我们的粮食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几倍的增长，而是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全国用1／3的耕地来种粮食，用1／3的耕地来种树，还有1／3的土地让它休闲。这个牛皮我们现在当然觉得很奇怪，问题的严重性也得到认识。当人均耕地达到1亩以下的时候，这个耕地只能用来种粮食，别无其他出路。这个问题从96年以后就被学术界反复谈到了。但是，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现在地承包制，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不经济，但为什么要坚持承包制，为什么要人口来均分土地？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学意义。它是稳定天下的一个基本的农村经济制度。因为大量沉淀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短期内转移出去。这是第一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是政府与农户的关系。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层阶级－－也就是贵族阶级被消灭了。所以秦汉以后我们看到，国家的行政权力直达农户，而每一个王朝兴起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编户齐民，税收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这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从来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即国家与农户关系不能用西方国家的一般理论来理解。理解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有两个字已经标识出来了，那就是“国家”。中国的“国家”这两个字是不能被翻译的，翻成什么？“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No”！它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解读。脱离中国语境，无法理解。国者，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家就是小农家户，国与家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界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地主、富农、中农、佃农和雇农等都看作小农的不同样式，他们共享一套伦理价值。因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三纲”作为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两项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一项同家有紧密联系。没有一个民族这样把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核心是税赋关系。国家所以编户齐民，因为有土地就有税，有丁就有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有家才有国，作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必须维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只有国家有效地维护小农经济的正常税赋能力，然后才能得到正常的税收，养活皇家和各级官僚。但是，随着王朝持续和推移，人口膨胀，土地增加有限，农业剩余的大部分要被农民自己的家庭吃掉，剩余越来越少；同时，国家的官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这样，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越来越多，最后必定是“官逼民反”收场。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发生过与地主之间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则比比皆是。官逼民反，怎么逼？只能逼出农民可怜的剩余，以至于农民不能再生存下去，就造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帝王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保护农民。古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治平”，不承担发展的任务。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向西方学习，要工业化，要抗击西方，就必须提出工业化强国的任务。而强国任务、工业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地农民要。整个50年，农民税赋占20－30％，国家通过高额的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每年从农村转移出去900亿斤粮食，甚至达到1千亿斤。那就是说，这与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租和交给国家的税，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差别。这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榨取了从前地主所获得的地租。这就是共产党消灭地主的一个理由。地主阶级消灭了，但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让我们别无选择的采用新的方式剥夺农民。现在的问题是，当农民50年来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那么多积累，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化的红利，这在道德上怎么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农业（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在2000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3％，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可以不要养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农不养工、农不养政、以农养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可以废除一切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那么，现在农民承担的税费有多少呢？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农经局的一项估计是平均一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税费加上罚款约为1200个亿，国务院农调所得估计是1780个亿，而湖北监利的李昌平估计是4000个亿，有的人可能估计的更多。我的估计是在个亿之间。这个钱能不能免掉？我们2001年的财政收入是1.6万个亿。其实，有人估计，如果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入，总量达到3万亿。那么，拿出1／10来解除农业税赋，既合理又可能，想想单是北京申奥就支出2800个亿啊！至少把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个亿／年，这个可以做到。所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为农民拿多少才合理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尤其是50年来，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是不是还能继续为市场、为城市、为政府无私奉献？不合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历史上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封建王朝中晚期的那种紧张关系，有可能在共和国的50年、60年、70年间展现出来。 　　 第三条线索是沿海和内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沿海和内地，如果把中国分为沿海、中部和西部的话，那么近代百年以来，西部地区，我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深深卷入近代化过程的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等等，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意义大不一样。东部地区既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也得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东部地区的一些城镇发展起来。在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从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商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基本上进入了工商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那么些人口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农业地区流动过去的打工仔打工妹。所以，近百年中，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自发的转轨过程。这一过程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到明中叶。现在江浙一带的城镇原来的基本雏形大都是从明中叶开始形成的。近代以来，沿海这一带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抑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温州，它在解放初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而当时全国平均为3.7亩。还有广东潮汕地区，现在人均耕地面积0.2亩左右，那就是说，在解放以前，那里的农民已经是半农半商半工，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内地、城市和海外。所以在公社体制下把那些亦工亦商的农民重新按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人均0.8亩的土地，怎么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呢？事实上，就是在公社时期，江浙一带还是在经营土地外收入。我的一个表哥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53年搞“四清”的时候，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永康县发现那里的很多大队的大队长都是地主和富农，他们认为这是阶级复辟，上报上级。中央后来专门派有关部门下来调查，结果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搞补（锅）打（磨）等手工业了，一般年初出去，春节回来。在家劳动的妇女老幼没人管，所以惩罚地主富农，让他当大队长。所以，为什么沿海地区在公社制废除以后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并向乡镇企业转化？为什么在温州地区在改革中会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出现，而苏南地区则是以集体经济的面目出现，这都是有历史基础的。计划经济30年，是对几百年来的那种发展趋势的中断，而20年来，则又得到接续。所以，当沿海地区迅速完成地方工业化过程，地方的财政主要资金也从农业剩余转到工商税，农业已经不重要了。我在江浙一带跑过很多县，那些地方的农民，你问他什么叫农民负担，竟然不知道，更别说什么“三提五统”了。96年的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为私有制，村集体经济收入没有了，这种情况下，部分地方又开始征收农业税。2000年浙江全省废除了农林特产税，同时，“三提五统”也随着农业税恢复了，但是，有些地方农民拒绝缴纳，政府也就算了。而原来在96年以前乡村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以工抵农了。所以，当沿海的乡镇企业趁国有企业体制转轨的笨拙和迟缓地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后，一方面挤垮了很多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微乎其微了。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中西部地区只有依靠地下矿产资源或是当地的原材料进行一些简单加工，而这些又正是日趋注重环保的中央政府所严厉限制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给中西部了。如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一个像沿海在80年代那样辉煌的时期，那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可能吗？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太晚了，因而我们不可能循序渐进的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的道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个赶超的空间太小了。1850年的法国人口总量为3600万，英国人口总量只有2000多万。1800年的整个欧洲人口规模是1.5个亿，同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四亿。英国依赖于比它大几百倍的殖民地，从而完成了绰尔小岛的工业化过程。法国来晚了一步，它的工业化进程充满风险和斗争，德国更晚，必须依靠上层国家力量来推进工业化，结果是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但每次都被摁在地下。美国则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当时规定，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男女每人可以拥有160公顷土地，其他的国家可能吗？所以，沿海地区20年的工业化的完成是以广大国内市场为背景的，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只能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来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只好搞些地方保护主义，假冒伪劣什么，搞点钱。　　 　　
因此，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中西部农村的问题。近代中国发展的一条线索就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国民党称之为江浙财阀，那么，这个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是东部。而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什么，在哪里寻求支持力量？是中西部，尤其是中部农民。因此，1949年的一方胜利一方失败，可以看作中部对东部的胜利，农民对于资本的胜利。前30年，中央依靠计划体制抑制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2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新一轮的矛盾正在生长。如果我们不想再让历史重演的话，这个问题应当纳入一个紧急的战略性框架中思考。
　　三/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其一，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条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呵呵，“新时代的大学生”，说来容易做来难。　　作为一个陌生人，虽然我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虽然我也不可能会有她那样的选择，甚至我怀疑她的激情，但是，也正因我对此事的不了解，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但感动是真实的。　　因为，我看到了，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甚至一群人，在关注农村事业，在为农村事业燃烧他们青春的热血，我很是感叹。　　现在的大学生，真的要找个事情来锻炼自己，来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话，我想，我会建议他们也下到农村去的。　　当然，我会从我自己首先开始。　　
　　选择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为了打造别人的幸福生活而动，并以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最大快乐所在，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有时想想，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如此的空虚，空虚地让我们没了思考的空间，空虚地让我们忘了我们活着的目的，空虚地让我们背离了我们的理想追求。当光阴逝去，当岁月留下的是又一阵的迷惘和无奈，我们似乎该认真地想一想了。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寄予深切厚望的我们的家人负责。　　而选择的路，尤为重要。　　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应该是理想的。　　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这应该是理智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的这一青年时期，才算美好。　　可惜，总有太多的顾虑阻碍我们的行动，总有太多的客观因素干扰我们的选择，总有那许多环绕的目光有更多的是带有不解和嘲讽和冷漠……　　我们走得很艰难，真的----　　行军路上的疲惫，少数人的旅程，非主流的另类。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topage=1&id=3980&forumid=6&page=74
　　老了,做不了什么了,只说一声:　　赞叹!!!
　　来自三岔村的最新报告——　　　　又回到了三岔，在房县火车站见到了钻主任，看起来年轻了很多，难怪旁边那个游说我做他车的师傅说钻主任是我弟弟，也是，快毕业的人了，要脱离苦海的人了，就是不一样。我们抗着四、五包先去超市买柴米油烟。两个不会做饭的人在多买快餐面的意见上不约而同达成一直。　　为了省钱，我们还是选择了做激动（机动）三论，最后证明的确比较让人激动。路上给在京的精辟先生短信炫耀说：“我们是做激动三轮回去的。”精辟先生说：“‘有钱人’就是机动！”由于东西较多，那个旧三论象个蜗牛一样好不容易怕到了铺沟路口。师傅一看要下那个崎岖不平，全是石头的山路就不干了，强烈要求加钱。没办法，只好又多加5块。那个师傅在前面不停的喊：“小兄弟，抓紧了！掉下去你门给我这三十五块钱可看不好！”块到住处时，我和钻主任肠子都快晃出来了，还有钻主任说他手机也没信号了，不得不重新启动。不过谢天谢地，最后还是激动的回来了。　　老向和房东家的周一休早已站在路口。“鳖牙姨（一休说话不灵，应该说白阿姨）！~~~~~~”一休冲过来抱住了我的腿，感觉好亲切！！　　整理了一下“卧室”和办公室，老张、刘大州陆续到来。大家谈了一下最近的情况。他们准备把各个协会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个交流会。晚上，又到板栗协会理事长张克儒家畅谈到近十一点。老张看起来信心百倍！　　晚上的三岔蛙声四起、虫声呢喃，在略带凉意的夜，感觉宁静无比，不仅使我想起了此时的北京，那个我极力想逃走的城市。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4619&forumid=15&page=2
　　一个巾帼的英雄行为经常让我莫名的感动．我们能说什么呢，说的都是废话，不如好好做一次心灵的行动者，也不枉为自己一场．　　　英雄固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但是，爱心确实每个人都有的，行动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我们于是没有推脱的理由．　　　或许人各有志，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去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农民工，这样，我们难免失于强迫．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在下次你遇到衣闪蓝缕的农民，农民工时，你会有另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你能了解到，如果你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或许你还不如他们．真的
　　好久没有顶帖子了　　总感觉天涯里是口水，累了　　看到楼主的帖子　　很振奋　　感谢楼主这样的人，来支持我们农村的事业
　　无语了,我不会这样选择的.
　　非常佩服你的决定,不能与你相比.去年暑假我从成都一个人骑单车到了西昌(都在四川省内).一路用了20多天,意在一路看我们的农村的发展情况,一路也发点在学校准备好的一些资料.　　　　
就我的观察而言,我认为我看到了农村好多的问题.一言难尽.　　　　
现在正在思考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性.即将有所收获了,图尽快与大家分享.　　　　
支持同道,支持所有努力做实事的人们..
　　倾听人生的建议: 　　　　　　　　a. 请发动你们这个群体大量将你们的作为上传到国际国内主流BBS招募追随者；　　　　　　　　b. 向著名国际基金、非政府组织申请国际资金援助，同步公布财务公开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避免９８年水灾前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质疑善款被海量挪用的尴尬局面；　　　　　　　　c. 在您们自己的支农网站开通捐助频道，同步公布财务公开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避免网友质疑的尴尬局面；　　　　　　　　d. 将所筹善款用于农民培训——精神激励、组织化制度摸索以外、科技培训、法律培训、创业培训等等，还有医疗、养老和子女入学救助等等,钱是人的胆啊,呵呵；　　　　　　　　e. 强化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公益网站横向联系——支农、支教、环保和慈善类, 创造解决三农问题的洪流；　　----------------------------------------------------------　　感谢倾听人生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也欢迎更多关心三农的人士为我们提出更多的建议，更大程度改善我们父老乡亲的处境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刚看完fighting club　　苦苦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大学里面已经腐烂了三年.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很佩服楼主,改革是艰难的,希望你们能坚持.
　　现在是凌晨两点五十。　　刚刚看完楼上的帖子　　苦苦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大学里面一进腐烂了三年　　　　你还想腐烂下去么？　　我们已经把太多的时间耽搁在现象和思维游戏中了　　现在也许还是思考的时间，但是马上就要天亮了　　那是我们行动的时间，　　我们要开始做事了——　　走吧，和我们一起到农村去！
　　读了曹锦清先生的演讲稿, 收获甚巨——为学界的三农研究出了这么多杰出之士振奋——于建嵘老师、温铁军老师、党国英老师...这些老师们的文章都让我茅塞大开。建议大家都读读这些学者的文章！　　　　　　有了网络，楼主们和这些学者的英姿也必将激励不止一代人...　　　　
与agriren，想到的一点支农内容：　　　　　农村中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养老扶助——身体健康的农村老人精神生活和老有所为、贫困老人的救助与帮助其实现自给自足、农村中小学生励志/教师素养提升、贫困家庭的子女就读救助　已组织专向协会的产品销路　　　　　　　　...很多你们恐怕已经涉猎, 为你们的精彩而精彩！！！　　　
　　向小白致敬，那一天小白在北京，我给她开玩笑说，如果她再对我微笑，我就罚他接受我的一个专访（很细很长恨烦，当然乐趣不少），小白笑得更厉害了，看来我只有惩罚她了。
　　建议斑竹给红脸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267139&Key=&strItem=no01&idArticle=104803&flag=1
　　鼓掌，他妈的　　　　人越大越难被感动,当被感动时才感到个人的虚弱和无能为力,也许我做不了一面旗帜,但我不甘心如此年青就如此麻木,大家都应拥入关怀与责任,我这个小人物会如此小人物般的呐喊:　　　　谁丫牛逼就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有八亿农民对你感恩戴徳;　　　　谁到农村办些实事渲染大学之道,会有几百人甚至那一带的人们都忘不了你;　　　　谁去农村看看,会发现你会自己感谢自己!!!”
　　致敬！
　　再一个是我们的“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XXX”的问题，1996年以前就有一些反映，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没有一个部门去认真地管管它。体育部门说不错啊，老头老太们练练身体，不是挺好吗？公安部门觉得搞不清楚它到底好不好，没法管；民政部门也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自己职责内的。结果，它一下子就把中南海给围了，又悄悄地撤了，没有留下一片纸屑，组织的严密性可见一斑！这时候觉得不行了，定性是邪教，然后成立一个XXX办，部级机构，地方政府层层下设。诸如此类现象，结果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条。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而且我们仍然害怕这些“条”管不好，再加上一个最大的“条”，把各个部门统起来，那就是党。所有的“条”都依赖党的统一来运行，所以国家就必须建立在党的基础上。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这并不表示我对党本身有任何怀疑，我本人是党员，由党领导的现代国家一点不错。我这里只是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注：刘义强整理录音，未经曹教授审阅.刘义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我不会想斑竹那样做，但我敬佩她，现在还有精神战胜物质的人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是年少轻狂的大学生，每个人都想着做一番大事业，能作到这样更难，支持你。
　　提醒: 　　
楼主及其伙伴们, 感觉你们好象睡眠不太足的样子, 说句俗气的话, 即便你们有医疗保险, 生病也受罪啊...　　　　
为了你们的事业,为了热切关注支持你们的亲属和所有被扶助的人, 请保重身体——生活/工作有序，加强健身　　　　　　如果你们病倒了...那里再找你们这样的“稀有动物”　　　　　　　　　　　　　　　　　　　　　　　　　　　　　　　　　　　　　　　　　　　　　　　　　　珍重！！！
　　楼主的那篇日记说的是我吧（北京的精辟先生），呵呵，还有几天我也要到房县去了，又能在一起和大家并肩作战了，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和大学的浮躁，让我们一起在深山中的三岔村燃起我们心中浓浓的激情，用村长的话说，为了至爱的乡亲们．
　　这样管用吗！如果政府把被那些混蛋官员贪污的钱用在这方面，他们早就实现机械化了，如果只有民间的一些帮助，中国农村的现在是不会有什么打的改变的，我们的政府啊！！！！！！！！！！！！！
　　与醒着麻醉：　　　　　　　　请君正视现实，您说的现状是“长时段”解决的问题，光愤激有啥用？　　　　　　再次向前行者致敬！！
　　转贴:　　　　选择逃避的人　　面对白亚丽的文章，我很惭愧，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决定退出农协（西南师范大　　学农村教育协作会），并且从此——至少是大学期间——不再关注农民。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在加入农协之前，我连农村要收农业税都不知道。以前　　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便是家庭和学业，仅有的几个知心朋友也都是城里人，农村在我　　眼中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农民在我心中的分量是轻于鸿毛的。偶尔也有农民上访　　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而我只是作为看客中的一员，新奇地看着着热闹的一幕。　　　　是农协把我领到了另一个世界。九亿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震撼了我的灵魂，我　　这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城里人所享受的一切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它们是从农民手　　中、口中夺来的。一边是财富中的放纵，一边是苦难里的挣扎，面对农村，城市是　　有罪的，而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城里人却在鄙视和以遗忘农民。我终于知道，是自己　　为农民做些事的时候了——不是施舍，而是赎罪。　　在这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可爱的人，很多感人的事，并由此萌生了去农村做一　　名志愿者的欲望。这越来越膨胀的欲望一方面点燃了我的热情，另一方面却使我惶　　恐、迷茫。这个想法盘亘在心头是额我总是想起我的父母。他们没有地，没有工作　　，就靠在街上卖早饭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冬天，妈妈的脸上、受上全是冻疮，　　夏天，爸爸的腋窝、-双腿生满了痱子，一年365天，他们日日夜夜辛苦劳作，凭借　　自己的双手把三个孩子送进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镇上的人都羡慕他们有三个争气　　的孩子，却不知道我那可敬而又可怜的父母骄傲的笑容后面隐藏了多少辛酸。我无　　数次想，我一定要让爸爸妈妈过一个奢侈的晚年，让爸爸不再穿破旧的衣服，让妈　　妈不再望着别人金光灿灿的首饰发呆。其实父母从不求我给予他们什么，他们只希　　望我可以让他们骄傲地笑，而在他们眼里，可以让他们骄傲的无非是当官和赚钱。　　我知道，当我选择师范专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失望了，而如果我去做志愿者，他们　　永远也不会理解和原谅我。扪心自问，我又如何狠得下心把赡养父母的担子全部推　　给我的姐姐和弟弟呢？　　上大学之前，我唯一的理想就是当老师，我曾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未来：生活　　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镇里，当一名平凡的中学语文老师，爱我的学生，爱我的事　　业，爱我的家人，平平淡淡的度过此生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也一直在为这种生活努力，可是做一名志愿者的想法搅乱了　　我的计划。几年的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被自己否定，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我的惶恐也源自我的自私。我不希望影响自己的学业，因　　为我爱自己的专业，也深知成绩在未来择业中有沉甸甸的分量。我也常常感到困惑　　：如果大学时不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我又有什么资本去帮助农民呢？　　其实在农协的九个月里，我的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是农协让我看到了三分之　　二个中国的苦难，是农协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社会责任感，也是农协帮我发现了自己　　那些过去一直被优异的成绩所掩盖的缺点，并促使我去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农协　　还没有长大，她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抚育，而我却像懦夫一样选择逃避了。我知道　　无论出于哪方面的考虑我都应该留下，可是我真的感觉很累，很迷茫，很困惑，我　　不愿让父母失望，不愿放弃自己从前所追求的一切，也不愿看到农协面临的种种困　　难，不愿看到她向学校妥协。　　每次登陆这个网站我都不敢说出上面这些话，怕影响大家的积极性，也怕大家　　看不起这样一个懦弱、自私的我。今天鼓足勇气说出来，希望大家把我当作反面教　　材，由此坚定自己的决心，继续这伟大的事业。　　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你们，真的。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4629&forumid=14　　　　
　　回到农村吧　　　　那需要我们
　　不顶不是人1　　不顶没良心！
　　　　　　　　　　我为什么离开了中学——我的新生!!!!!!!!!
　　向行动者致以敬意！
　　　　　　作者：changhua4929　回复日期：　16:18:44　
　　　　向行动者致以敬意　　　　
　　我是北京一家杂志的编辑，有谁知道白亚丽的联系方式？白亚丽本人如果看到我的留言，能和我联系一下吗？我想采访你。
　　作者：changhua4929　回复日期：　16:18:44　 　　　　　　向行动者致以敬意　　　　　　　　　　顶起来！
　　　　　　作者：淘淘气　回复日期：　16:35:52　
　　　　我是北京一家杂志的编辑，有谁知道白亚丽的联系方式？白亚丽本人如果看到我的留言，能和我联系一下吗？我想采访你。　　　　－－－－－－－－－－－－－－－－－－－－－－－　　湖北三岔：　　　　
　　向小白致敬！向所有关心三农，为之奋斗的战友致敬！！
　　行动起来并不难，只要迈出第一步，之后的路就在脚下。主要是决心问题，看你有没有革命者的意志拉！　　走一条另类之路确实是需要勇气的，但我们勇敢却并不莽撞，我相信白学姐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一番思索的，并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就像前辈称说的，只要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就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连自己的父母的敢“辜负”，又怎么会在乎那些对我们的事业一点不理解的人的看法呢？
　　塞万提斯说过：　　
上帝让我们降生在这冰冷的铁的时代，就是让我们建构黄金时代的辉煌...　　　　
在这个平庸的时代，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当你们如旗帜一样成为席卷中华大地扶助三农的洪流，成为导引有为青年的标杆，怎么能肯定你们不会改变三农？　　　　
永远支持你们
　　俺是农村的，顶一下表示支持这位妹妹。
　　看了很激动人心，决定这个暑假亲自去实践实践，找来找去找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资助方案：　　　　http://www.3nong.org/bbs/showtopic.asp?id=4587&forumid=19
　　转篇牛贴为“不吃不喝的驴”壮行，要想知道驴子的样子就要看一看，有问题你就提啊？　　　　　　
彻底检讨中国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系统中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宗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教育只能是贯彻党和政府意图的一种工具。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已经在握，又有苏联老大哥在各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学校师生——全社会最活跃的一部分精英只须改造思想，破除杂念，学会当“驯服工具”就可以了。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中这类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新社会”所需要。既然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推动者，全能主义架构中的“单位”成为一切社会合法组织的母体，教育系统作为各种民间组织枢纽和公共舆论重镇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种功能的衰竭，对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运动彻底清除了教育系统中一切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跃进”时期种种“放卫星”的闹剧便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乡村教师都被视为社区的舆论领袖，与社会恶势力抗衡的清流。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乡村中发展组织，首先找的也是这些人。但是，昔日读书人很少出身于赤贫的农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的子女。经过土改、镇反、肃反、四清以及“文革”中的贫下中农“上、管、改”，乡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作为农村现代化传播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不再被看重，监督与批评村社干部更是不被允许。从过去一些苏联和日本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公派教师在农村可以成为地方权势的抗衡者；而根据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村办小学，教师一度多为“民办教师”，他们的饭碗掌握在村社干部手中，巴结都来不及，监督抗衡又从何谈起。国家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极度短缺，农村教育机构和教师的弱质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滞后的重要根源。 　　　　　　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欧美大学中流行的同学会，则是现代社会许多民间组织的源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大学中这种极其可贵的交往传统却迅速泯灭了。北京大学的牌子、房子乃至某些遗老遗少尚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已难觅踪迹。除了在诸如“拔白旗”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局有组织地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教师和干部，学校总是严格地限制学生自办的墙报、油印刊物和讲座，以及自发组织的存在。文革中的红卫兵也不过是“奉旨造反”。故而其鲜明的反现代性，仅使这些年轻人给国人留下沉痛的创伤，而丝毫没有关于民间自主组织的任何历史经验的遗存。当前，随着国家包办一切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解体，民间社会正在浮出水面，但是，民间社团正常运作需要一种良好习惯和组织经验的支撑，当人们不能从教育系统中获得这种习性时，便只能从失败的实践中逐渐吸取教训，这势必在民间社会形成初期造成一种社会畸形，使黑社会作派和黑白两道混杂蔚然成风。 　　　　　　不少学者曾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逐步推进，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民主，显然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但是，教育界的一些人却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宁肯让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先民主、自治，而不肯让文化素质高的大学师生先民主、自治。“村民自治”已经在中国实行了十多年，而“教授治校”至今还是“右派分子”的“痴心妄想”。 　　　　　　当年大学中的名教授如胡适、傅斯年，同时也是社会的舆论领袖；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曾把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轰出了政府。而同样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仅仅因为在人口政策上与领导人意见相左，便被批判撤职；威望不如马寅初之流，就更加噤若寒蝉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因为教授的饭碗不是掌握在有资格评议自己的同行手中（国外名教授通常是终身教授，谁也不能夺他的饭碗）。 　　　　　　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大学教授、校长、博士进入了国民政府。在当今的台湾地区，无论是已下台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在台上的民进党政府，都有半数左右的政务官来自教育系统。至于美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之流在学界和官场进进出出，更为人们所熟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教育系统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把前者产生的新思想、新血液随时输入后者，打破道统和政统的隔阂，使政府始终保持一种对社会的敏锐感觉和活泼生气。但是在中国大陆最近五十年中，除了教育部和科学院，从大学校长和教授中产生的部委首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就是副部长级官员，也几乎全部是民主党派出身的人物。在学校和官场之间存在着政治文化上的鸿沟，书生气与官场作派完全不能共存。以学者本色从政简直不可想象，能够进入官场者通常是学者中的异类，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而只剩下一点象征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的职能不仅仅是培养“劳动者”，也不能满足于培养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过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动，提供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组织得以产生的温床，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五十年教育的失误。 　　　　　　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教育的病根，绝不限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层次。要振兴中国教育，必须重新检讨教育的根本宗旨，全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系统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中国公民。关于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等，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这里侧重讨论以下几点： 　　　　　　1.传统教育 　　　　　　做中国人首先是要有一颗中国心。所谓中华民族，主要不是种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别并不妨碍形成多元一体的、和睦的民族大家庭；没有这种认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也会闹分家、闹独立。真正的认同必须出于自觉而不能靠强迫，而这种自觉心只能在优秀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形成。应当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份量。传统的教育不是让我们的学生记住朝代的名称、年限，也不是让学生认识到所谓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民族的独特，了解它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国家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 　　　　　　2.公民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偏颇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所谓“君权神授”，把“忠君报国”牢牢地捆在一起。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讲“新民”教育，就是要把“忠君”和“报国”拆开，抛弃臣民意识，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民意识。但是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后，中国的公民教育出现了一次历史的反复。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从“天授”、“神授”转为领袖对真理的“先知先觉”以及通过革命拯救“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的神圣天职。主权在民落空，宪政、民主、自由被推迟到训政、强国、富民之后。由于没有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就永远提不高，由此造成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的悖论。因此，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办法有千条万条，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 　　　　　　3.博爱教育 　　　　　　所谓具有世界眼光，首先是要有人类一分子的意识，要有人道主义的博爱胸怀。在世界其他国家，博爱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漠，没有发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氛围，更应当在普通教育中始终贯穿博爱教育的红线。鲁迅曾指出：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识（传统意义上的四海一家是指华夏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不是多文化的共同体）。“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谈论全民之爱、人类之爱成为禁忌，刻意强调的尽是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人道主义的传人更添悲哀和忧虑。在人类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起来之时，“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能否使自己的眼光和胸襟开阔起来，以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来拥抱整个世界，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呢还是凭借实力与之对抗。 　　　　　　4.军体教育 　　　　　　不论是选择与世界合作还是对抗的道路，首先都要保障未来的国民具有健康的体魄。用上个世纪初先贤的说法，就是要注重军国民教育。在瑞士、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现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全民兵役制。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不可能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服兵役的机会，但很有必要加强学校中的军体教育。中国城市中的孩子大部分已经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几代人的宠爱，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组织野营拉练、野外生存训练、抗灾救灾训练等，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防范可能的灾难，具有极大的好处。 　　　　　　5.可持续发展教育 　　　　　　作为地球村民，应当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圈的生态意识；作为中国国民，应当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大国同时又是（按人均水平衡量的）资源小国。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先破坏环境，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治理环境。因此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对于国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且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这种观念必须牢固地在下一代国人中树立。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应吸取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不要幻想事先能够设计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也不要指望权威部门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具有生命力的改革实践只能从打破行政垄断入手，放开搞活，多元化竞争，优胜劣汰，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摸索，最终形成既与世界先进经验接轨又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教育体制。在回顾和检讨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1.体制多元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一种体制多元化的格局。在著名高等学府中既有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如山东大学；还有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也有外国教会独办的，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多家著名的医学院。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学校，都有成功的经验。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由体制多元化变成了教育部的一统天下，所有的大学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教育质量普遍下滑，“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近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的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只是否定了院系调整的部分内容，院系调整的更大失误——行政集权、国家包揽，尚未受到彻底批判。 　　　　　　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国内生源流向国外教育市场，不如向世界打开中国教育的大门。应当允许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办大学、办分校。应当高薪聘请国外各学科的大师到国内讲课任教以至担任院长校长，而不仅仅是请一些语言教师。同时，也应当允许国内的私人和社团开办大学。通过（所得、遗产）税法上的奖励政策，吸引国内企业和私人向教育事业投资捐助。 　　　　　　2.权利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分散化 　　　　　　受教育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每一个中国人，不分地区，不论城乡，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享受底线水准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务，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助学金和教育贷款方面的同等保障。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最佳途径既不是向穷人分发生活补贴，也不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的大规模倾斜，而是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入，使那里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列事项应当尽快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首先，明确规定教育事业费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低限额；其次，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地向义务教育倾斜；最重要的，是确定全国统一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年度最低标准，由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剂，按学生人头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富裕地区的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追加自己的补充标准。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保障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和权利平等，具体的教育管理则应下放到地方。应当在街道和乡镇一级设立学区，让选民直接选举由居民代表、家长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学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辖区内各中小学校的管理，包括预算、人事和教学管理。 　　　　　　3.教育多样化 　　　　　　实现教育管理权力分散化以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的多样化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已经有少数省市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点；将来，不仅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推荐方案，每一个县市和学区也可以自行决定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作法。各种不同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争相斗艳，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性的教育市场，通过优胜劣汰，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质量。 　　　　　　教育多样化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向社区教育和其他非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就为新型教育服务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4.机构自治化 　　　　　　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自治而非村民自治，教育机构自治而非企业职工自治。大学等教育机构实行自治，可以视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积极尝试。 　　　　　　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校内领导体制。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全校教授会选举评议员、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项；学系教授会推举本系主任。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互选的若干名评议员组成；职权包括：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系及校内各机关的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等）各种常务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的任免，议决其他重要条件。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和各学系主任（后来是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