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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2期
为什么怀念张国荣
打开本文图片集日，张国荣从香港文华酒店跳下。那时候，正是SARS弥漫全城的低潮期。那天傍晚，香港编剧林奕华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唱片店里，他听到“香港男子张国荣……”低沉肃穆的声音，他跟所有人一样，觉得太超现实了。那一刻没有很大的冲击，但是过了两天，三天，回过神来，林奕华说他才去想这为什么会发生。“他并不是在一个无声无息地被淡忘的情况下消失的，他还站在一个名叫‘张国荣’的山顶上面。不管他的自我感觉如何，对我们来讲，走到那个位置很难，但他就从那里跳下来了！”文化评论人潘国灵对本刊记者说，张国荣的戏剧性死亡和2003年的一系列黑色集体记忆捆绑得太紧了，以至于成为一个终结的象征——陶大花园也是在那一天开始隔离，香港宣布为疫埠，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绝和恐惧。香港导演胡恩威由此才认为：“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所以，在7天后的葬礼日，疫情正严重的香港却有成千上万人天蒙蒙亮就走到北角殡仪馆，沿线都是身穿黑衣的肃穆人流，轻唱着“风继续吹”，那天全城的白玫瑰几乎都被买光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她对本刊记者说，在电台、电视台主宰娱乐的那个年代，张国荣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与他们共同度过许多艰辛的岁月，从籍籍无名，被取消、抹黑和排斥，到一曲扬眉吐气，事业如日方中；从“谭张之争”、激流中隐退，到复出时议论纷纷，然后再领风骚；从性向自白、舞台上颠倒众生，到抑郁成病、自杀身死，他的追随者也恍如与他经历了这风雨骤变的人生。而张国荣的演艺历程，本身就是一部香港流行文化史，其中承载了这个城市的流行音乐与电影由盛转衰的起落。他走红的过程，也是整个香港社会起飞的过程，他去世的时候正好是SARS的最高峰，好像是一代人曾经历过的繁盛年代，也跟着他走了。内地略有不同，似乎是挟着《霸王别姬》的热映，张国荣先作为“演员”，再作为“流行歌手”而风靡。而无论在哪里，张国荣都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偶像，而且成为20年屹立不倒的传奇。10年过去，下一个张国荣这样的传奇巨星在哪里？潘国灵梳理，进入21世纪，香港的唱片和电影业江河日下，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三大巨星落幕，四大天王退潮，新世代歌手旋转木马登场，偶像开始分众，大浪淘沙后还有广大听众的，大概只有陈奕迅一人。然而与前辈歌星相比，陈奕迅更亲民和平常，偶像走下神坛。林奕华对本刊记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永不”，因为长出像张国荣那样的一株花，需要上世纪80年代的阳光和水分。而我们现在还在怀念张国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怀念他，来怀念那个时代。回头去看，张国荣去世的2003年，巨星的产生环境似乎正好到了一个转折点。林奕华认为，今天和10年前最大的区别是，明星的价值随经济结构的转变而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经济还没有这么发达，很多商品还没有被全民一网打尽。比如说，高价的皮包、手表，可能就是针对某些特定“精英”阶层的，而现在的很多商品针对的是“草根”而不是“精英”，或者说“精英”的身份建构也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物质来帮助达成。所以，今天有那么多明星都来当代言人，明星光环被用来吸引所有的人，作为赚钱的工具。现在如果你是有一定地位的一个明星，你不会随便接一部电影的，电影剧本又不好，还可能把你拍得很糟糕，以至于你的形象，即一个艺人很重要的资本就会贬值。而你出去代言一个品牌，帮拍几张照片，可能只需要工作两天，可能比拍一部电影的收入更大。林奕华在圈内常听人说，有些明星拍片只是一个副业了，主业其实是走秀台，走红地毯，保持自己一直有曝光率，然后就可以代言这个代言那个。以前的明星没有那么多形象指导、保姆和经理人，而且他们往往是通过拍电影、出唱片或者拍电视剧，来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投射。而今天很多明星一站出来，大家就知道他代言了什么，他把自己的身体、容貌作为一种资产，很容易让大部分人看到商业利益，同时也让人对他们失去了像张国荣那个年代那种靠一部一部作品累积的情感。所以，我们今天怀念张国荣，其实是怀念明星有作品的时代，他那个时代当明星比较纯粹。也是大约从2003年开始，娱乐体系制造明星的规则也改变了，现在可以说是人人都能当明星的时代。林奕华说，10年前还没有进入“超女”、“快男”、“中国好声音”时代，现在一个晚上就可以有一批明星了。所谓人人都能当明星的最重要原因，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货品可以不断上架，要快，要现成，要大量，在这个前提下，没有一首歌可以流行一年、三年、十年。今天一个艺人被公司签了，公司就要求他维持一个形象，一条歌路，因为这是市场需要，所以是娱乐机构和经纪人决定了市场上到底有哪些明星。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工厂，靠市场数据来衡量一个艺人的价值，其实跟艺人自身特质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规划艺人事业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看到韩国流行什么组合，就马上组织一个类似组合。看到某个艺人有某一面受欢迎，会一直打造他的某一面，希望这一面带来最大收入。而张国荣那个时代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发展出来的一种美学，他是很本色的明星，生命角色就是如何演活张国荣。所以在唱张国荣的歌的时代，其实是想要成为他，或者是通过唱歌来感受他的感受。而现在这些很快出来的歌手，很快到了一个很多人喜欢的位置，没有时间发酵，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全民偶像。或许要再加上媒体环境的演变。林奕华说，张国荣当红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媒体还不太会用“好消息、坏消息”作为赚钱的不二法门，而他走的时候已经开始严重了。代表香港小报文化的《苹果日报》1995年创刊，如果再早10年，张国荣的神话便会少掉几近完美的“黄金十年”。如果张国荣活到今天，他那“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的人生态度必然将成八卦媒体眼中的肥肉。张国荣跟朋友私下讲话，和他跟公众讲话，都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当年拿着酒，抽着烟，说哪一个女明星身材好，任何一句在今天都可以变成一个超级难看的标题。当年没有惹起轩然大波，不过因为当时平面媒体还没时兴动不动就把标题做大，电视频道还没那么多娱乐新闻时段需要内容来充塞。包括他与唐先生的情史也将有可能是被“撞破”、“揭发”，而轮不到他在自己的演唱会里以最自在的姿态宣告天下。他的言行被今天小报生存哲学来过滤，那么即便他还能维持明星形象，也要经过经济文化的转化，张国荣也不会是现在的他了。
张国荣和他的时代打开本文图片集新星“Thanks，Thanks，Thanks，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1984这一整年，全香港的街头巷尾都激荡着“Monica”的热烈歌声，伴着特别设计的舞步和手势，也让人记住了它年轻不羁的演唱者——张国荣。那时候无线（TVB）一台独大，似乎每个香港家庭的电视都锁定在这个频道，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十几岁，刚入大学，一下子就被这个形象吸引住了，她对本刊形容，“他唱得好，跳得也好，还能把白西装穿那么帅”。她开始看不起妹妹还停留在迷恋谭咏麟阶段，“一边扫地还一边唱，疯癫！”这是张国荣初尝“明星”滋味。当时，这个炙手可热的青春偶像被人叫作“荣少”，因为他成长在中上家庭，又从英国读书回来，穿衣服也很西化，很前卫，整个人看上去很骄傲，给人一种不羁的公子哥印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对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中环黄金地段竖立的“张活海”招牌有印象，那里正是张国荣爸爸的洋服店铺，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在嘉禾做了几十年电影宣传的杜惠东对本刊说：“他爸爸人称‘Tailor King’，衣服里绣了他名字的，还要多加100块钱。他又是小儿子，当然是标准少爷了！”这也是张国荣出入行的那几年饱受攻击的一点，“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唱歌只是玩玩的！”其实1956年“婴儿潮”时期出生在这个家庭里的张国荣并没有一个令人艳羡的童年，他从小就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住过，唯一亲近的是一个类似电影《桃姐》里的佣人“六姐”。后来家里送他去英国念纺织，有些子承父业的意思，不过因父亲中风，他读了一半就不得不回来了。张国荣曾在《今夜不设防》中说，原本想父亲开男装店，他来做女装，但那个时候量体裁衣已经落伍，流行成衣了，眼看着父亲的店铺越来越小。19岁，学业中断，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他不习惯和家人一起住，想自己赚钱，就去跑马地卖鞋，去牛仔裤店卖裤，到一家律师楼从小弟做起。所以，进入娱乐圈对他来说，并不单是兴趣使然，更是生存需要。“我第一次看见他，距离Leslie时代的来临尚有一段日子，他已经是那个习惯被看见的‘张国荣’。”林奕华曾是张国荣在皇凤翎佛教中学时的学弟，他记得那时候，“他是大约只有15岁的，上学时会把手臂搭在女同学肩膀上的，一打篮球便会吸引大家走到走廊上，凭着围栏，目不转睛地看着和幻想着的‘张国荣’。”林奕华说，当年甚至还曾走上去对这个“张国荣”说——“如果世界上真有罗密欧，我认为他便是你这样的。”这样一个天生明星相，后来黄霑、倪匡、李碧华都忍不住赞他“眉目如画”。更让人感叹的是，这样的“眉目如画”，等到“Monica”热潮延续到他1988年在红馆开23场演唱会确立乐坛地位，距离他入行已是10年时间。我们在铜锣湾的一间露天咖啡馆见到黎小田，他曾是香港最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也是张国荣在丽的、华星时代的领路人。他现在偶尔还写写歌，不过更喜欢传统粤语歌的简单旋律，觉得现在的歌都填得太繁复了。1977年他在丽的电视台的“亚洲歌唱比赛”任音乐总监，试音时就见到张国荣。“一个靓仔，拿一首7分多钟长的英文歌“American Pie”来参赛。虽然他唱得很好，但是一个歌唱比赛是不可能让他把整首歌唱完的。我说：‘张国荣，你要停’，没想到他不识相地反驳：‘那就没意义了！’最后还是唱了3分钟的版本，得了第二名，也和丽的电视签了约。”黎小田还记得，颁奖时黄锡杰对张国荣说，“我要捧你做明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以至于香港人有句俗话，“连张国荣都要挨10年”。10年“要红，当然要10年。因为你有了一首歌，还要有MV，还要有更多歌，要有人捧，有电视剧，有电影……否则像谢安琪，红了一首《喜帖街》，之后就没有了，有什么用？而且演艺这行是七十二行之外的偏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只是缺了一点运气。”黎小田说。黎小田告诉本刊，在张国荣得了歌唱比赛亚军后，他建议张国荣先出演电视节目。他第一次给张国荣写的歌，是由冯宝宝主演的《追族》的主题曲。张国荣这一时期在宝丽多也出了唱片，都是些英文歌，而且那时他的唱腔比较尖细，推出后反映不太好。“这一时期的不顺，和他出道在丽的台也有关系。”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耀伟的一个研究兴趣是流行歌词，他告诉本刊，丽的台，他们叫作“二奶台”。“正房是无线，偏房是丽的。”所以张国荣稍微红一点就去了无线。这时候，黎小田也凭借“亚洲歌唱比赛”把丽的台的音乐部分搞得有声有色，无线台就挖他过去，在无线复制了一个“新秀歌唱比赛”。他说：“现在歌坛上95%的当红歌手都是参加这个比赛出道的。”黎小田带队在无线成立了华星音乐部门，也顺理成章继续做张国荣的唱片监制，推出《风继续吹》。那时候日本歌最流行，很多时候就是把日本歌改编一下就拿过来给歌手唱了。而那个时候身在华星的陈淑芬说，张国荣和她都喜欢山口百惠，《风继续吹》便是改编自她的一首“Last Song for You”，作为他加入华星第一张唱片的主打歌。黎小田说，他教他压低声线去唱，鼻腔音听上去更性感，有点像“猫王”。“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卡拉OK，同公司的罗文很多歌声线很高，歌迷很难跟上去唱，反而张国荣的歌容易朗朗上口。”这张唱片的成绩不错，还以为可以成为翌年十大劲歌金曲之一，组织方极力邀请张国荣为当晚座上客。张国荣满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陈淑芬回忆，那一晚颁奖礼结束，因一早订了位到海城看罗文演出，大群人一起去捧罗文的场，当灯暗了，张国荣竟坐在她旁边哭。成名曲“Monica”也是日本歌，源于黎小田和陈淑芬有一年在日本观看东京音乐节，留意到台上有个歌手吉川晃司，台风动感澎湃，看他声嘶力竭地唱“Thanks，Thanks，Thanks，Monica”，令他灵光一闪，觉得这首歌适合张国荣翻唱，“会有叛逆不羁的味道”。黎小田说，“不过张国荣确实是挨出来的”。他绝对不是外人眼中“随便玩玩”的心态。当年他跟张国荣一起录唱片时，“一发现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会播出来听，他又会把整首歌重新再唱，其实他本可以只重复唱那一句，但他都坚持整首歌再唱一次，以保持顺畅。因为补唱再接的地方，是会从呼吸声听得出来的”。
那时候好多演员都是无线训练班出身，华星唱片部也有自己的储备计划。文化评论人潘国灵对本刊说，要从中脱颖而出，圈中形容是走“木人巷”，就好像在少林寺，要下山，先通过考验。张国荣一开始和罗文、陈百强签了同一个经纪人，另外两人都红了，就他不红。尤其是跟陈百强，在他刚出道时，很多人会将两人拿出来对比：陈百强是贵公子，初恋情怀的感觉，是在温室中成长的；张国荣就是反叛的，感情成熟的，在社会上有很多经历的。朱耀伟对本刊举例说，那段时间他和陈百强搭戏都是配角，比如在《失业生》中，张国荣是个坏学生，反衬陈百强的好。导演和编剧有意识地塑造强烈的反差：陈百强是白色上衣、黑色裤子；张国荣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就在洗手间做服务员，虽然也是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但是两个社会阶层，穿出来感觉完全不同。到了“Monica”之后，张国荣就意气风发了。朱耀伟认为，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和香港精神吻合的，香港人会对这种有挫折经历的人格外有感情。就像张国荣参演的《鼓手》主题曲《默默向上游》里唱的：“幸福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偶像张国荣走红之初，一直是一种叛逆、不羁的形象，这一特质在他前期和陈百强、后期和谭咏麟的对比中更鲜明。林奕华认为，他正是为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之初的“婴儿潮”一代准备的青春偶像。但也正因为张国荣对香港来说代表一个“从无到有的青春”，所以他要等，等这一代年轻人的经济能力与反叛能力。林奕华对本刊记者说，整个所谓“青春”的市场，要等到70年代初、中后才真正在香港发烧，牛仔裤也是在1972年左右才成为公认的年轻一代的身份标记。“在70年代，大家觉得无线电视出来的那种才是大明星，像是郑少秋、汪明荃。第一届第二届金唱片的颁奖礼，拿最多奖的是罗文、汪明荃，许冠杰代表的前一代青春是草根的，大都是有关生活和生存的。80年代，无线台当时的魅力在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看来，是在‘新浪潮’时期的创作上，哇，他是谭家明，她是许鞍华，他是徐克……他们用16厘米拍出来电视电影，可是青春偶像还没产生。这一时期也是张国荣从丑小鸭变成天鹅的10年，虽然有一种明珠暗投，去了一个不那么光亮的电视台。等到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张国荣也开始变成天鹅，有了“Monica”，有点像‘猫王’的感觉，成为第一个独立的青春图腾。”1986年底，张国荣和华星唱片约满，他已经是各唱片公司争抢的对象。华星这时陷入人事纷争，陈淑芬离开，创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恒星娱乐，她已经是张国荣事实上的“经纪人”，因此张国荣也选择跟他离开华星，转投新艺宝。新艺宝，电影公司新艺城和唱片公司宝丽金的联合，那时候刚成立，只签了许冠杰一个歌手，怎么会请到张国荣呢？陈淑芬说，主要看中这里的自由度很大，那时候的张国荣已经不满足于走红，他想走出自己的路。当年新艺宝掌门人是DJ出身的陈少宝，香港人称“小宝”，如今他在掌管新艺宝、环球唱片之后又到新城电台做DJ，仿佛回到原点。“张国荣离世的那一年，我也惹上官司，年底就离开了环球。”新城电台的演播间里，陈少宝跟本刊记者说起，很感慨。不过说起和张国荣的合作，他就眉飞色舞了，他称之为“香港音乐史中最轰动的一次歌星跳槽”；“机缘就出现在那年‘劲歌金曲’的颁奖盛会上，那也是谭咏麟和张国荣在奖项上竞争得最剧烈的一年，两派歌迷到了随时在场馆外开打的地步。张国荣在极难受的气氛下唱过了最受欢迎金曲奖的歌曲《有谁共鸣》，习惯一早离场的他因为场馆外群情汹涌，而被逼留在更衣室内。我一看见他，招呼或恭喜说话都来不及讲，他便跟我说：‘快签约啊！’记者会宣布了之后，我手心冒着汗，因为我明白‘小宝你身负重任了！’”陈少宝说，80年代日本风盛行，改日本歌是一个安全地带。不过张国荣在新艺宝的第一张碟“Summer Romance”又更进一步，主打歌《无心睡眠》不是直接把歌拿过来用，而是专门跑到日本去找人编曲，在日本录歌，还安排了张国荣在东京音乐节做表演嘉宾。“以前大家都是找好听的歌回来给歌手唱，弄好了就出唱片。但我们会先确定想要什么，再去找歌，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他觉得挺过瘾的地方。我觉得他有点David Bower的感觉，怪怪的，大家先留意到他的外形衣着，然后发现歌也好听。我们就让他的这一面特质更突出，总之是比流行超前一步的。”到了新艺宝，“谭张之争”演绎得更加惊心动魄。黄霑形容为“一场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谭张争霸是粤语歌曲鼎盛时期最著名的行销案例，也是香港歌坛激烈竞争的缩影。两人的歌迷互不相让，似乎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对像洛枫和她的妹妹这样的对抗者。压力之下，谭咏麟在1988年获得第十个年度金曲奖后宣布不再参加任何比赛，一年后，张国荣在连续33场演唱会之后宣布退出歌坛。我1995年复出歌坛后，张国荣开始找来林夕帮他写歌。林夕追忆张国荣的时候说：“我替他打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歌词，飞扬、缠绵、妖媚、忧郁、沉溺、喜悦、悲伤，转眼8年……”而且，这一切情绪都好像是张国荣本人的，以至于梁文道也说：“香港大部分歌手唱歌都在唱别人写给他的东西，但是张国荣唱的歌，你会觉得那真的是他在唱给你听，是他在唱，是他的话。”林夕说，选一个形容词形容张国荣，他也一定跳不开那些词，因为真人都是一样：“公子哥儿”，“十二少”？！第一次看见他，就像是电影中的镜头，“一部红色的奔驰跑车敞篷的，他一个人开，‘刷’的一声就停在楼下。”林夕是洛枫的同校师兄，她记得有一次林夕回来，给他们炫耀手上的表：“哥哥送的！”因为他看见了喜欢，就摘下来送他了。关于“哥哥”的由来，有人说是《倩女幽魂》时王祖贤叫起来的，还有人说是《东邪西毒》时对应林青霞的“姐姐”，不过一叫出来，就觉得很贴切。李碧华说，他本人也爱听别人这么叫，因为成长在一个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大家庭，渴望爱但被忽视，所以“哥哥”的昵称令他有“亲人的感觉”。张国荣复出后，“哥哥”的称呼也成为演艺地位的象征。洛枫认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追求更自我的表达，也尽力实践他的艺术宣言：“一个演员应该姣、靓、型、寸，可以是雌雄同体，千变万化的。”
他不认识你，却是你的知己打开本文图片集张国荣的死讯是丁丁告诉我的。那天我正打算吃午饭，楼道里遇到垂头丧气地抱着两瓶巨大可乐上来的她。问她怎么了。她说，张国荣死了，她很伤心，打算醉死在可乐里。此后，我每次回想起张国荣，也总是连带浮现起丁丁和她的那两大瓶可乐，伤感中总是添上一点温暖的滑稽感。这位嗜可乐与火锅如命的四川姑娘，后来随男朋友去了美国定居，生了孩子，做了快乐的家庭主妇。不久前我写信问她，是否还怀念张国荣，她回信说：“我你是知道的，最最不忠，刚喜欢了一个偶像，就马不停蹄地喜欢上另一个，你让我回忆当年的刻骨铭心，哪里回想得起？”的确，我们的血液温度都不够高，也许不配称哥哥的“粉丝”。他去世后，我参加过一次他的纪念歌迷会，在学校的一个阶梯教室里，投影仪里连续不停地播放他的MTV，几乎每唱一曲，台下都从最初的一声细细哽咽，渐渐发展成集体性的号啕大哭。我没听几首就落荒而逃。对张国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伍迪·艾伦有一部老电影叫《曼哈顿》，他演的主人公在结尾处拿着一个录音机，自问人生到底为什么值得过下去。“因为有些事值得我们去追求。像什么呢？对我来说，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威利·梅斯、霍斯特《行星》组曲的第二乐章，还有路易·阿姆斯特朗、笨头蓝调唱片、瑞典电影、福楼拜的《情感教育》、马龙·白兰度、法兰克·辛纳屈、塞尚画的苹果和梨、三和餐厅的螃蟹，还有崔西的脸……”如果让我列这样一张单子，张国荣的歌与电影必然是其中一项。我们这一代人，最早接触到张国荣，差不多都是十三四岁，正是最容易被打动的年纪。当时谭张争霸的时代已经结束，当他的歌声出现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南方小镇时，是与金庸、琼瑶、邓丽君、四大天王、小虎队、《上海滩》一起来的。南方阴郁沉闷的空气里，各种少年情怀，青春愁绪，都是小芽刚露尖尖角的萌态。无聊的政治课本下面总是藏着一本武侠小说，有叛逆倾向的男生梳着流里流气的二分头，斜侧着半边脸，在教室里状若无人地吼着《侧面》，情窦初开的少女在上了锁的日记本里一笔一画地摘抄缠绵悱恻的歌词。街角的录像厅里没完没了地播着香港的黑帮警匪片，结局总是多情的浪子被砍死街头，可怜的新娘拖着婚纱在夜里狂奔。在我们突然膨胀的精神生活中，张国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那么叛逆不羁，却又有一种那个时代里极为罕见的优雅。《霸王别姬》之后，他变得越发精致有风华，那种自恋且暧昧、脆弱又忧伤的气质，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之感。董桥有篇文章，说他在当代男星里有罕见的古典西关大少的派头，所谓“颓废的清气”，我颇为认同。在我上初中那会儿，张国荣的电影还不多，《英雄本色》里的宋子杰并非多么讨人喜欢的角色，远没有小马哥的英雄气概来得动人。但他的歌，却在各个层面挑逗和抚慰那些青春期不安分的灵魂。生平收到的第一封神秘情书，在一颗心与一支箭的旁边，还附着一首长长的歌词：“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是张国荣那首让人耳红心跳的《爱慕》。不幸的是，第二天迅速收到神秘人的一封道歉信，澄清是情书寄错了人。“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告诉我，他十四五岁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想唱给一个女孩听却不敢，到40岁时，一天晚上对着两三个好友，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竟唱到流泪。“你能够感到，心里纠结多年的块垒，一点点得到了释放。”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作者林夕曾写过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如果发泄真有疗效，我更希望将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日后我最大的启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无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能感觉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感情。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长大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记得初中第一节英语课，每个人照例要取一个英文名字。班上三个女生争夺“莫妮卡”一个名字。老师无奈，只能以莫妮卡一号、二号、三号区分了事。莫妮卡一号是个漂亮的“坏女孩”，爱打扮，成绩一塌糊涂。她还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妹”，据说她是当时学校里某“黑社会老大”的第十三个女朋友。和“莫妮卡一号”一样，她很以这个外号为自豪。我与“莫妮卡一号”有过一段奇特的友谊。我们两家离得近，她家里有很多港台歌星的磁带和过期杂志，我常常以她最喜欢吃的酸梅为代价，换取在她家里听歌与看杂志的特权。她的父母长期在外经商，家里只有一个奶奶照顾，她的叛逆于是像野草一样，渐渐长到无法无天。逃课、抽烟、早恋，我的父母终于不许我再到她家去玩。后来她退了学，从此没有了消息。但我总是记得坐在她家洒满了阳光的阳台上，对牢一台收音机和满地的磁带，看着她手舞足蹈地跟着唱，“Thanks，thanks，thanks，Monica”……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镇好像突然富裕起来了，大街小巷几乎人手一台爱娃牌的随身听。我第一次见到我的高中同桌，她正在出神地听随身听里的一首歌，“人间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好听得不得了。她很慷慨地让给我一耳朵，我们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不断地反复倒带，几天下来，就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考到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又一起住了好几年，直到她远嫁法国。在我们人生最自由美好的10年里，张国荣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喜欢的电影里总会有他的身影，经常听的音乐里也总会有他的声音，茶余饭后的八卦里，也总有他的新闻。我们看着他从一个过于纠结的、太在乎别人目光的人，到渐渐炉火纯青，越来越无视世俗的眼光。97’演唱会上的那首《我》，大概就是他最真实的独白了。“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得赤裸裸……”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偶像了。偶像是缺失的投射，他的美好可以填充我们的不完整。但张国荣将他的美与缺憾，他的幸与不幸，他的纠结与挣扎，都那样真诚地摆在世人面前。他不再是一个童话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知己，尽管他并不认识我们。我请身边的一些朋友谈谈张国荣最动人的瞬间。一个师兄告诉我：“张国荣演《霸王别姬》时，一开始没有认出来。后来最觉得有味道的是他烧戏服的一段，尤其是划火柴，火焰从衣服底部燃起，然后转身。后来在同学家看了一张他的现场演出大碟，觉得他的肢体语言很有种魔与魅的力量，特别是他唱歌时候，眼神没有焦点，看着前方。可以说，我现在做老师，常常上大课、演讲，当年是张国荣让我意识到肢体和眼神可能对受众的作用，因此也比较注意。”也有人喜欢《东成西就》里，宁采臣和聂小倩淫贱无比地在阳光下挥剑比肩，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也没有什么黑山老妖，再也没有什么指指点点，他们就那么幸福着，光明磊落。对我而言，则是第一次离家上大学的那天。当车逐渐驶离家门口，眼看着后视镜里父母、老屋、雨巷、过去18年熟悉的家乡景色一一消失时，我的随身听里一直播着一首张国荣的歌，“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客，缩起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全赖有你》。
寻找他的香港地图与往日时光打开本文图片集成长的足迹湾仔唐楼湾仔道是在香港走起来会让人一头雾水的街道。它的起点是在皇后大道东的旧湾仔街市旁。那是一座1937年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物。若干年前，我第一次来香港时，这栋三级历史建筑物正面临被拆的命运。而现在则可以看到新的一栋住宅大楼建在了街市顶部，整个外观都杂糅了湾仔街市的配色和线条，街市以这种方式被巧妙地保存下来。由此开始沿街行走，会发现自皇后大道东至庄士敦道口的一段为南北向；由庄士敦道口到宝灵顿道的一段，则是东西向的。由湾仔道街头至结尾要转一个几乎90度的弯角。根据一本1970年香港电话簿的记录，张国荣童年时期的住址是在湾仔道81号的一幢“唐楼”。如今81号已不再独立存在，它的位置是一幢横跨81至83号的商业大厦，离那个90度的弯角很近。所谓“唐楼”，是中国华南地区，特别是港澳一带，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间最常见的住宅建筑。它混合了中西式的建筑风格，一般有3至4层，各层只有楼梯相连。结构则分为前座和后座，通常地面一层只有后座，多做商铺用途；2至4层则有前座，而以梁柱架空而建的部分则称为“骑楼”。从张国荣日后所做的多个访问中可以得知，他从出生开始便一直住在这样的“唐楼”中，后来他去英国留学，假期回港期间依然住在此处。直到他正式投身演艺圈，才脱离“唐楼”生活。后来张国荣在中环西摩台一栋类似的“唐楼”里拍摄《阿飞正传》时，曾充满眷恋地说：“在这里拍摄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所以演起来倍加投入。”张国荣自小就没有与父母同住。他的父母在中环皇后大道中121号有两层楼，一层用来自己住，一层用来做工厂，这样可以监督工人做工。母亲一共生育了兄弟姐妹10个孩子，其中3个不幸夭折，余下7人以及张国荣的姥姥和两位工人都住在这处“唐楼”里。张国荣与两位哥哥住一个房间，睡的是那种三层铁架床。日后他还会回想起发生在这里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我本来是睡在三层床的最低一层，但贪玩起来会爬到上层去。一天，七哥和我提议玩‘风浪’，叫我爬到第三层。他睡在第二层，一边嚷着‘好大浪呀’，一边用双脚撑起第三格的床板制造大浪。一下闪失，我便被‘大浪’打到地上去。不过，厉害的我竟然毫发无损！”张国荣的童年旧居今天虽已不复存在，但在湾仔片区，仍然不难找到那种相仿的“唐楼”建筑。在采访当地的城市研究者潘国灵时，他特别向我提到了湾仔的特殊性：“香港不少地方都有填海的历史。香港自开埠以来由西边发展，最早的大型填海工程便是从西环屈地街至中环海运船坞一带。直至上世纪20年代，上环、中环土地发展空间开始饱和，政府便将填海范围扩展至湾仔。湾仔虽然不是第一个填海的地方，却很奇特地呈现出由南至北层层推移的海岸线层次。所以，离海岸线越远的湾仔区南部建筑就越陈旧和矮小，愈往北的告士打道一带则是高楼大厦林立。”因此，仍然保留下来的“唐楼”就更加多见于湾仔南部。这也和香港政府的政策有关。在旧湾仔街市的对面，就是著名的湾仔“蓝屋”。在上世纪90年代，当政府准备为这处老旧“唐楼”的外墙上漆时，因为物料库只剩下水务署常用的蓝色油漆，整栋建筑就被刷成了蓝色。当时居民还抱怨这种颜色的丑陋，现在却帮助提升了这栋楼的知名度。它成为历史建筑活化保留的典范：底层由慈善机构开辟成“湾仔民间生活馆”，后为“香港故事馆”，其中的展览便可领略“唐楼”日常生活的点滴。蓝屋内也增加了独立洗手间、升降机，改善了消防设施，方便原来的居民继续生活。修顿球场1999年，《君子》（Esquire）杂志成立11周年纪念时，邀请张国荣来拍摄一组照片并做访谈，恰巧是在修顿球场对面的一家影楼完成。撰写文章的记者这样写道：“哥哥到了影楼后，对着露台可望到的修顿球场说：‘这一区，这个球场留给我很多Memories（回忆）。’”修顿球场旁边的庄士敦道与湾仔道相交，这里离张国荣居住的唐楼走路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距离。它是挤迫的湾仔区一处难得的公共空间。修顿球场早年间不过是一个沙地球场，但它的功能却不止于运动方面，而是湾仔市民生活娱乐的集中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早，常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在球场聚集。他们多为潮州人，总是带着两头系麻绳的竹竿在此等候随时到来的召集人叫他们去码头做运送工作。等候的时候，有些人会抽水烟打发时间。他们蹲在地上互相递送着长长的水烟竹筒，轮流抽食，这大概是儿时的张国荣眼中一幅十分有趣的街头景象。而到了傍晚时分，修顿球场又摇身一变为湾仔社区的夜市。当时的市民经常全家出动来这里消遣，看魔术、杂技、吃炒蚬等等。锣鼓一响，孩子们都会聚拢在外省卖艺人面前，痴迷于他们表演的武术和动物杂技。到了80年代，地铁港岛线兴建，占用了修顿球场及隔邻的贝夫人健康院等政府建筑物作为工地，以建造地铁湾仔站。港岛线通车后，政府重新修建修顿球场，使它成为符合现代标准的运动场地。钟声泳棚由湾仔的电车站搭上一辆西行的开往坚尼地城的“叮叮车”，便可以到达张国荣儿时的消夏场所——“钟声泳棚”的旧址。当年学校放暑假，张国荣无事可做，修顿球场又热得无法打球，他的佣人——六姐就会带他乘坐“叮叮”循着这样的路线去游泳。自1904年电车开始服务香港之时，它发出的“叮叮”的警示声就为城市背景音中增加了一条特殊的音轨。至今未有改变的还有它不温不火的行车速度，它摇摇晃晃又停停走走，给出了足够时间去欣赏路过的风景。唯一变化的是票价：那时成人搭乘电车还是2毛钱的价格，现在是2.3元港币，却依然是香港岛最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受到不用赶上班的老人家和观光客的青睐。钟声泳棚属于“钟声慈善社”。所谓泳棚，就是用竹枝和木条在海边圈起一定的范围，临海搭有木台给泳客使用的游泳场所。泳棚设有更衣室、冲凉室、储物室和租赁室。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连泳衣泳裤都要去租赁，但是当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价格不菲之物。家境优越的张国荣当然有自己的泳裤，他后来还描述过：“是在美美童装公司买的，白色的底，上面有许多红红蓝蓝的小鱼。”在70年代后，香港政府发展西区，需要收回泳场，因此另外划拨了沙湾公地给“钟声慈善社”，迁建泳场。但是沙湾的风浪大，交通不便，慈善社就放弃了继续办泳场的计划。
1985年，张国荣在为香港商业电台录制的口述自传中谈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没有那么多的公众游泳池，就只有一个维多利亚游泳池。他去钟声泳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张活海是那里泳会的团长。但谈起这段，他却感到忧伤：“暑假来临，爸爸是不会好心载我去兜风的……最搞笑的一次，从泳棚的石阶走下去看见爸爸和他的朋友。然后爸爸就像看到一个好朋友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拍拍我的头，掏出一大堆硬币给我。那堆硬币有很多，要知道‘维他奶’那时候才2毛钱一瓶。我不懂得应该怎样处置这些钱，就全部交给了六姐。”父亲张活海的洋服店铺凭着曾经来寻访过的记忆，“荣迷”Scarlett带我找到了张活海那间洋服店铺的所在地。它紧邻中环威灵顿街和德己立街的交口。“上次来还是一家卖三明治的商店，现在就变成这个G2000服装的专卖店！”Scarlett感叹。在香港，中环店铺的租金和每年的涨幅仅次于铜锣湾，前者是写字楼里高级白领喜爱的消费之所，后者则是香港本地年轻人和大陆自由行客人的扫货阵地，“所以，常常都是店主承受不了租金就搬走了”。香港街头，伸出街上的大大小小的招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老照片看，有“张活海”三个字的巨型招牌，在德己立街一片招牌的汪洋中最为突出。张活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洋服裁缝，有Taylor King之称。他的洋服店，卖的都是好莱坞的新时尚，特别受时髦玩家及影剧曲艺界的人士欢迎。2003年香港《文汇报》副刊上有一篇文章提及张活海，作者说他在60年代的娱乐戏院阁楼的蓝天夜总会饮下午茶，得到夜总会一位先生介绍，曾与张活海有一叙之缘。他好奇地问，张活海如何吸引那些大明星光临？张活海则告诉了他其中的奥秘：最初光临洋服店的是加里·格兰特。当时他定制了两件名贵上衣，其中一件是顶级的开司米，连工料2400港元，说明48小时要完工并送到格兰特下榻的浅水湾酒店。两天后，张活海亲自带着两件完工的上衣到酒店，等格兰特试穿完后问他是否满意。格兰特虽然表示满意，张活海仍要重复去问他，是否对料子和手工都满意。听到格兰特给出肯定答案后，张活海就从衣袋里取出钱要还给格兰特，并说由于顶级开司米缺货，时间又太仓促，来不及征求格兰特的同意，就选了次级的开司米来缝制，如果格兰特对质量有微词，他愿意2400港元悉数奉还。听张活海这样说，格兰特大为赞赏他是名诚实的商人，答应多多介绍好莱坞的朋友前来光顾。五六十年代香港人衣着朴素，款式以唐装衫裤为主，女白领或者教师多穿旗袍，也有些千金小姐会穿西裙。一般的家庭主妇会买布匹缝制衣服，偶尔也会找裁缝师傅量身定做，多是为庆祝节日或者出席某些重要场合的需要。那年代的粤语片里会有这样的对白：“今趟要订趟老西去见工。”在这家名为“张活海洋服专家”的店铺里，一套西装由百多元到几百元不等，能承担得起这样花费的都非等闲之辈。在洋服店里，张国荣和父亲之间曾上演小小的风波，根源都是父亲对这个排行最小的孩子太缺乏关爱。也是在1985年的口述自传中，张国荣谈到大约6岁时他随姐姐来店里玩，曾被里面伯伯半开玩笑地问道：仔仔，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去饮茶？张国荣的回答是：“我跟他不熟识的。”张国荣也承认在店里偷过钱去买零食，“这好像有点报复父亲的心态，让他没钱去花！”随着张活海因酗酒而瘫痪最终去世，越来越多的成衣店涌现出来，这家“张活海洋服专家”的店铺终究荡然无存了。而在这家父亲经营过的店铺的斜对面、威灵顿街32-40号，就是著名的镛记酒楼，以做烧鹅见长。这家始于1942年的老店，一段时间内和张活海的店铺是邻居。就有“荣迷”这样回忆：“小时候住在中环，附近有一间名气很大的饭馆——镛记。遇着假期空暇，父亲偶会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去吃一两顿早茶、晚饭。从‘镛记’出来，永远迎面触目一个大招牌‘张活海’，端端正正几个大字挂在眼前。而‘张活海’这个招牌，偶或闪亮着霓虹灯耀目一点，偶或没亮霓虹，但于我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直至许多年后，搬离了中环，有次，跟朋友上镛记晚饭，走出来，依然见那个大招牌。朋友指着说：‘那个张国荣的父亲，著名的洋服大王。’这时，我才恍然，我跟张国荣，曾经如此接近过。”成为明星后的张国荣当然也是镛记的常客。当他进进出出酒楼，瞥见原来父亲的店铺已经另作他用，并由于租金上涨不断更换着店面，又是怎样一种心情？圣路琦小学由张国荣小时的“唐楼”旧址出发，沿着湾仔道走上皇后大道东，再一直沿街西行，路过一处一级保护文物——洪圣古庙后，左手边就出现船街的入口。拐进去可看到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这便是张国荣曾经就读过的已经不复存在的圣路琦小学了。选择在这里读书，一则因为离家近，二则因为张国荣的大姐和她之前的两个丈夫都在这里当老师教高年级。张国荣在圣路琦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小学读书的时候，班里就已经分成几派：一派是读书棒的，一派是体育棒的，还有一派就是追女孩子厉害的。张国荣说自己属于第一派，他有两年中文科目都是拿了第一名。他还有几个好朋友。“一个姓刘，一个姓关，我自己姓张，我们在一起很像桃园三结义。这两位同学外，还有一位姓许的同学，是潮州人，胖胖的。我们上中学分开了但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讲心事和通电话。有时候挺羡慕嫉妒他的，因为他父母对他很好。”在追女孩子方面，张国荣同样没有落后。他说，自己的puppy love（初恋）是在7岁左右和一位叫邝敏仪（音）的女孩子。“她有长长的清汤挂面般的头发……她比较矮小，坐在我前两排左右，我经常抛纸条给她。可是等到四年级，她就全家移民加拿大了。”船街是一条上山的路，圣路琦小学就在船街东侧皇后大道东与南部坚尼地道之间的山坡上。这是湾仔区一块闹中取静之地，按说学校不在之后，空地早就应该被规划和开发，但这里确实被空置了几年。争议之一便是对该处特色的“石墙树”的破坏。在香港岛，很多道路都是平整土坡开辟而成，不少高楼大厦建在斜坡上，为了防止滑坡导致危险，港英政府及建筑商就一直以修筑石墙巩固土坡。这种石墙的石块之间有缝隙，榕树等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就会从石缝中长出苗来。过去建石墙的技术主要由来自东莞的工匠掌握，而战后技术改良后建的石墙已不会留下可供植物生长的石缝，至今20多年使用了水泥加固后，护土墙更是寸草不生，石墙树因此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由繁华的皇后大道东转入船街，一下会感到静谧和清新，也是由于石墙树的关系，为这里增添了许多大自然的味道。
土地闲置很久，再加上继续拾级而上的山上有一处建于20年代的三层红砖大宅“南固台”长期荒废，这片区域便蕴藏了很多鬼怪传说。本地年轻人还经常组织队伍在夜间来这里探险。玫瑰岗学校玫瑰岗学校是西班牙天主教会道明会于1959年创建的学校，现在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三部分。学校位于湾仔区的山上，占地面积较大，又有优美的环境。因为交通不便，它是香港第一间配有校车的学校。张国荣回忆，他上初中时就已经是乘坐校车上下学。而除了是张国荣的母校，这所学校还培养出了翁美玲、梁家辉、陈慧琳、Twins里的阿Sa（蔡卓妍）、林奕华等演艺圈名人。校监范士豪神父（Fr. Francisco）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于1972年来到学校，张国荣（当时的名字还不是Leslie Cheung，而是Bobbie Cheung）则是1969年到1972年间在这里读书。他来学校后的几个月，张国荣就转去英国了。“只是短暂共校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学校有超过2000名的学生，我对那时的张国荣真的没有印象了。”但张国荣一直以来都和当时的校长谢天仁神父（Fr. Xavier）关系亲近，因此他成为艺人，却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时间，有时会回到学校参加学生们为了筹款而组织的表演活动。“我记得是在1983年，他来学校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结果有个人说话把他惹生气了，那次谢天仁神父正好去加拿大，我便和他在后台谈了许久的话，这也许能说明他有些敏感的性格吧。”成名后的张国荣则很少能抽空回学校。谢天仁神父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提起张国荣：“记得一次我们去浅水湾饮下午茶，他身边总是包围着歌迷和影迷，他向我感慨到再也不能像一般人享受私生活了。”现任中学部的校长关治邦正好是与张国荣同届的学生。他的记忆里，张国荣常常代表学生来做演讲。这也能和张国荣在口述自传中的描述对应上：“上中学时没什么厉害的，只是口才好，英文在年级里算数一数二的。我对天主教没有什么了解，可每天放学之前要朗诵经文，依然选中了我带领全班来念。”最终张国荣还是迫于家庭压力要远赴英国。“数学怎么也学不好，‘中一’留班，‘中二’也差点留班。爸爸说，你在香港是永远也读不上书了，便提议不如去英国。我想，到别的国家衰了也没人知道吧。这时我也感到父亲对自己有种亲情存在。”其实，如果他继续留在玫瑰岗，也许同样能走上演艺道路。范士豪神父对我讲，之所以这样多的艺人从这所学校毕业，是因为学校注重发掘每位学生的个性，允许他专注发展自己的特长。如今在学校里参观，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张国荣读书时的氛围。为我讲解的中学部施绍芳副校长谈到，之所以他和关校长还有一些其他教师，都会从玫瑰岗毕业后又选择回来教书，是因为这里师生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人怀念。这样良好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与张国荣和施校长读书年代稍有不同的是，现在是男女合班上课，原来则是男女生班级各自占据教学楼的不同区域，连下课休息的时间也是错开的。张国荣当年于是想了个办法来同他喜欢的女孩子说话：“我整天去报名参加运动比赛，因为只有这样的场合男女生才会一同在操场上。那些活活泼泼愿意去运动的女孩，也是能和我比较谈得来的。”丽的电视台及广播道丽的电视也就是今天的亚洲电视，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英国“丽的呼声”总公司在香港开设“丽的呼声”电台。1968年，丽的在广播道81号建立了广播大厦，这座大厦一直使用至2007年，亚洲电视于当年彻底搬到位于大埔的新台址，原址则建上了名为“尚御”的豪宅。在上世纪70年代，在这条不足1公里的广播道上，集中了丽的电视、无线电视、佳艺电视三家电视台，以及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两家电台，因此处的地理位置是个小山丘，所以就被称作“五台山”。将广电机构集中排布的方式，是当时港英政府刻意为之的做法——受“六七暴动”影响，这样发展被认为更加方便和安全。后来佳艺电视倒闭，90年代开办的新城电台于红磡黄埔花园开业，再加上1992年无线电视将厂房移至清水湾，广播道的战略用途被瓦解。2007年亚洲电视搬走后，现在广播道上只剩下商业电台和香港电台，但香港电台已宣布将于2017年，将总部迁往将军澳。1977年5月的一天，张国荣怀揣20元钱，乘电车到中环，然后搭天星小轮过海，再坐巴士到丽的电视台，交了5元钱，报名参加“丽的”的歌唱比赛。他获得了香港地区亚军，之后和丽的签订了3年的合约，开始了演艺之路。从此，张国荣告别了湾仔“唐楼”的生活，在广播道上租了间房单独居住。“我每月工资1000元，房租500元。大家都问我用剩下的500元怎么生活？那时候的丽的电视台就是我的饭堂，一天三餐我都在那里解决。”1999年，在接受香港商业电台“So What”节目的采访时，张国荣回忆。他还谈到了那处住房的布置：“丽的的老板借给我6000元钱，我一部分去订了家具，另外的钱去买了印有黑白风景的墙纸，为自己制造一个安乐的窝。”70年代末期去过他家里采访的记者则这样描绘：“房屋布置得很悠闲，全屋都是竹做的家具。他收藏有大量唱片，都是英文或日文的流行歌曲。”这个时期的张国荣外形是“瘦瘦黝黑而健康”。张国荣一出道时的坎坷命运似乎是和观众对丽的电视台的接受程度相关联的。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浸会大学的朱耀伟教授告诉我，丽的有个外号叫作“二奶台”，“正房”则是一直以来一家独大的无线电视。“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总是放在无线电视的中文台，看多了无线的电视剧，会觉得老气横秋，于是调到丽的电视的中文台看个新鲜。1981年看了丽的放映的《对对糊》，张国荣从此便吸引了我的注意。”红磡体育馆1985年，张国荣在为商业台录制自传时说起了他对即将到来的红馆演唱会的期望：“我会把8年的演艺经验都展现给大家。8年的经验是包括我在电视荧屏的、电影银幕的和唱片方面的表现，所以我的演唱会将是一个很好视听效果的演唱会。”同年8月，他的夏日百爵士演唱会在红馆开演，随即连续10天的演出创下了香港歌手初次演唱会最多场次的纪录。
可是，张国荣的电影也有在这里拍摄么？原来奇夫让我看的是半岛酒店对面、香港太空馆门口的一片水池。张国荣1996年担纲主角的电影《色情男女》就在这里取景。他饰演的年轻导演阿星已经失业一年，生计所迫，要去接拍三级片。罗家英扮演的监制鼓动他要为影片制造噱头就要光天化日到街头拍摄。于是在这里的一处电话亭，三级片里的男女徐锦江和舒淇又摸又亲，惹来围观民众的阵阵指责。阿星则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脸上满是失意者的迷茫。中上环一带的太平山街和歌赋街《流星雨》中有这样一幕：张国荣饰演的证券经纪李兆荣在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由中环上班的高级白领，变为骑单车送货的工人，每日往来于街巷。如果不是奇夫介绍，我以为这只是随便选择的寻常街道。原来这条叫太平山街的街道经常出现在港片中，原因之一就是“街上总是很安静、人少车少，易于拍摄时控制现场”。奇夫说：“太平山街以及周边的社区也总有一种萧瑟阴沉的气氛，不过这应该是谙熟历史的本地人才会有的感受。1894年，这里曾经爆发鼠疫，一天内死亡就超过百人。为了控制疫情，英政府将楼宇最密集同时也是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夷为平地，并将居民迁出。日后那块空地就成了一片公园。”该地区的气氛暗合了电影中所要营造的一个社会精英埋没于平民社区的沮丧氛围。它也影射了当时拍摄电影的背景：1999年，香港电影在经历了多年滑坡后，也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当年香港有20多个导演发动创意联盟，希望不拿片酬，拍出一批不太商业的影片。结果只有张国荣和导演张之亮履行了诺言，拍了这部联盟唯一的影片。张国荣在影片中还几次走下石阶，再穿过一片大排档的座椅。这个名叫胜香园的大排档就位于上环歌赋街旁边，店里最著名的吃食是番茄通粉。我来到这里时正是午饭时分，附近写字楼的白领全部聚集在这里，连位子都没有。这场戏的镜头也会带到对面的九记牛腩餐馆。在摄制《流星雨》期间，张国荣会经常来到这家店吃饭。店里的伙计告诉我，张国荣每次都会点三样：一碗清汤牛腩伊面，一碟油菜，外加一杯冻奶茶。艺穗会张国荣在《金枝玉叶》中扮演的知名音乐制作人顾家明，对自己一手捧红却浅薄放浪的歌星女友玫瑰已心生厌倦。他戴着墨镜，一身黑衣，光着一只脚踩在没系带的靴子里，心不在焉地走过唱片公司的楼梯和走廊。最后他来到办公室，面对满桌俊男靓女的照片，盯着墙上米开朗琪罗的油画《创造亚当》，自己嘀咕道：“上帝创造人类是先创造男人，难道他也怕会爱上自己创造出来的女人？”最后他决定：“我要打造一个男人，一个普通的男人。”于是乎，各路文艺男青年蜂拥到唱片公司门口排队报名。影片中所有唱片公司的场景，都在这个位于中环下亚厘毕道的艺穗会拍摄。在中环密集的高楼大厦中，艺穗会被描绘成绿洲般的狂欢之地。也是在这里，张国荣终于无法抑制本能地与自己打造的“普通男人”袁咏仪坐在钢琴上拥吻。这部影片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其中大胆直白的性别讨论。张国荣与女扮男装的“男人”袁咏仪、妖媚风骚的女人刘嘉玲陷入了性别恍惚的三角恋情，在曾志伟扮演的同性恋者“肥姨”的开导下，终于道出了“男又好，女又好，我净系知道我中意你”的大胆告白。艺穗会原是牛奶公司的仓库，建于19世纪末，砖块砌成的三层小楼充满了殖民地时期的独特气息。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座建筑仍然是牛奶公司的总部。1982年，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入驻北座。两年后，艺穗会租用了南座，作为举办和资助各类艺术活动的场所。如今，它已经成为香港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之一。流连之所南华体育会在《阿飞正传》的开头，张国荣扮演的旭仔对张曼玉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16号，4月16号。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是“南华会小食部”的工作人员。美术指导张叔平为这处位于南华会的破旧空间增添了散装零食罐、木质汽水盘还有60年代才能见到的汽水冰柜，使它一下具有了当时的气息。张国荣与南华会的关系不止于此，他也是来这里打球健身的常客。就有“荣迷”为了专门看他打球而入会。这里普通会员现在也不过是120元/年的会费，几乎人人都可以承受。在张国荣辞世后，唐唐依旧保持着每周去打羽毛球的习惯。“不过他们的水平都很高，所以几人经常占据场子里最好的位置。”看过他们打球的Scarlett这样对我说。为你钟情咖啡店1989年，张国荣在他的告别演唱会上曾经对歌迷许下诺言，他将来会开一家咖啡店，“荣迷”们凭借那次告别演唱会的票根就可以换取一杯免费的咖啡。这个心愿在1996年终于成为现实。张国荣开店的契机得益于1990年拍摄《阿飞正传》时认识了皇后饭店的老板娘曾佩珊，她也是这家咖啡店共同的经营者。“为你钟情”（For Your Heart Only）的名字既是张国荣的一首歌曲，也是他演过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他希望为自己的歌迷、影迷提供一个场所，也答应只要有空就会来店里小坐。“荣迷”Ginice就对我讲，如果哥哥在店里和朋友谈话，“粉丝”想得到和他拍照或者签名的机会，他希望的方式是通过侍者来传话。而当他要离店前，一定会过来满足你的要求。“我们都很尊重哥哥的想法。”至于免费咖啡，几位“荣迷”都说，票根是纪念品，如果拿去换咖啡就没有了。咖啡店的菜单是别人来设计。曾去吃过饭的Ginice告诉我，那里所提供的都是和其他咖啡店相仿的西式简餐，没什么特点。张国荣下工夫的则是店内的设计，那是由《阿飞正传》的美术指导张叔平帮忙做的。“是以整洁、简单的色调为主；是一种低调、平静的风格。”张国荣在开业时说。能显出张国荣个人印迹的是墙壁上挂的一张《风继续吹》的金唱片，以及餐厅的背景音乐。不过曾佩珊就说，放哥哥的歌是“荣迷”们要求的，他本人来的时候就会放其他曲子，像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类。
张国荣在2001年从咖啡店退股，理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打理”。现在再去探访，这处位于铜锣湾靠近礼顿道和勿地臣道交口的店铺已是一家叫German 的女装店。alabar与慕情当我问alabar的经理Bonno这间酒吧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时，Bonno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就是别人不知道这里是间酒吧。”这家位于跑马地景光街上的酒吧从外面经过时，只能看到它的门口悬挂了一块棕色的布帘。拉开布帘，则是铁门之前的一块黑暗的空间。在其中一面墙壁上才用一种不太好辨认的英文字体写着很小的名字“alabar”。“ala”是取自上海话“阿拉”，我们的意思。因为隐蔽，这里就成为艺人们聚会的理想场所。酒吧2000年开业，当时其中之一的股东是导演尔冬升，不过现在已经换成别人。开业13年至今，陈设和风格不曾有过什么变化，沙发和桌子都一直是褐色的基调。还保持老派的是，吧台附近有一台KTV点唱机，一旦演唱全场都能听见。张国荣的前经纪人陈淑芬在最近的电台访问中提到，《深情相拥》这首歌本来的想法是哥哥来独唱。有一晚她被邀请到alabar中，听到了辛晓琪与张国荣在合唱，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于是就将它改为两人合唱的版本。也有“荣迷”在网上分享这样的故事：“慕名去alabar里消遣，听到有放张国荣的歌。往吧台那里一看，才知道真的是哥哥本人在唱。”从alabar出门左拐，继续沿景光街前行，不走几步就可以到达张国荣经常光临的叫 “慕情”的餐馆。门口挂着店铺正在庆祝开业25周年纪念的横幅。厨师兼老板的日本人辰己克在大阪出生，十五六岁的年纪看了一套由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和珍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主演的电影。“电影在香港的山顶、浅水湾、湾仔和上环取景，美得不得了。”辰己克这样说。那部电影的名字就是《慕情》。餐馆专门备有一份“哥哥菜单”，方便那些前来探访的“荣迷”能够吃到张国荣当年爱吃的食物。菜单包括：和风沙律卷、淮山渍（山药）、日本长芋夹梅肉天妇罗、炸弹天妇罗（带子、虾）、什锦串烧、薯仔煮牛肉和一瓶日本清酒。Fusion Gourmet这家餐馆2000年时在铜锣湾开业，主打Fusion（融合）概念的无国界料理。老板娘Deborah告诉我，当年张国荣第一次来餐厅是同著名的设计师莫华柄一起。“莫先生对我们的餐馆评价不错，哥哥去找莫先生办事，也就一同来了。”一直以来，外来菜引入本土，都会有本地化的处理，尤其在外来人口混杂的香港，其实很多菜都是这样的做法。但将“创新融合菜”作为明确的菜式去经营，当时就很让人觉得新鲜。“我们总是不断努力突破，想要引导潮流。现在香港遍地都是Fusion的招牌。我们就又换了种思路，在店里开辟区域来销售新鲜进口的食材，并教会顾客怎样去烹饪。”张国荣很喜欢尝试新东西，于是逐渐就成了这家餐馆的常客。他常点的是“烤肉眼牛扒配红酒和洋葱汁”，也爱吃这里的肉酱意粉。张国荣辞世8年后，莫华柄向《明报》周刊公布了那天他和哥哥在Fusion共用午餐的细节。2003年的3月29日，莫华柄应朋友之邀，到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慈善晚会，出席的嘉宾还有梅艳芳、谢霆锋、胡兵。当时梅艳芳见到他就问：“哥哥怎么样啊？”第二天，莫华柄回到香港约了张国荣4月1日在铜锣湾的Fusion餐厅吃饭。那天莫华柄刚走进餐厅，一向不迟到的哥哥已经戴着口罩坐着。他刚坐下，哥哥便很紧张地说：“隔壁有人咳嗽，你为什么不戴口罩？”张国荣当时就点了一份意大利粉，胃口还算好，两人聊了三个小时。“我觉得他非常紧张，手不停地抖。”莫华柄回忆道，哥哥还抄下了他的身份证号码，“他6个月前就问过我，那天他又问了一次”。张国荣记下了他的身份证，主要是在遗嘱中留下一份小礼物给他。莫华柄回忆，在聊天时张国荣问他：“如果你病得很重，不能治愈，你会怎样解决？”莫华柄回答说：“我会吃安眠药，万一人家找到都有得救。”可是哥哥却说：“你错了！要死，最直接是跳楼！”怀念之地加多利山32A与旺角花墟道周边张国荣喜欢搬家，几乎每两年就要挪动一次。人生最后一处住所是在九龙的加多利山上。如果要上山去探访这处住宅，不如先在花墟道一带挑一些鲜花。那里的丽荣花店吴老板与张国荣熟识。他告诉我，张国荣原来总是在午夜时分下山来买花，因为其他时间一出门就有很多“粉丝”跟在后面。“他可以在我的铺子里东瞧西看长达一个小时，如果又被‘粉丝’盯上，便躲在那些茂盛的绿叶植物后面。”张国荣最喜欢白色的花：白色剑兰、白色玫瑰以及花心带一点紫色的白色兰花。“即使是快要过节的日子，他也会买这些白花。”吴老板回忆说。东方文华酒店一带在楼宇林立的中环，26层高的文华酒店并不是外观上取胜的建筑。然而，这家酒店却长期在港岛口碑最高，原因就在于它能为宾客提供顶级服务。在酒店工作近30年的行政副总经理黎炳沛经常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举例：有一位爱吃烧牛肉的名人，有次将烧牛肉带回家，爱犬吃起牛骨来津津有味。名人将这件事情告诉给当时在餐厅任职的黎炳沛，他便记录在案，以后名人每次来吃烧牛肉，他都将牛骨包好送上，还有一句：“This is for your dog.”（这是给你的爱犬。）在张国荣还未出名前，黎炳沛便与他相识。“还记得他当年参加丽的比赛，只是得了亚军，心里不服气，就伏在我身上大哭。”走红后的张国荣经常光临文华酒店。“他喜欢到酒店阁楼的快船廊饮下午茶，每次都只叫伯爵茶，配上一块鸡批。之后去酒店的健身室做按摩，便可消磨整整一个下午。”黎炳沛说。张国荣与一般的文华酒店的服务人员关系都很好，一位门童就提到，他平时没什么架子，新年还会给他们红包。每年张国荣4月1日的忌日来临，文化酒店都会与歌迷组织协调如何让纪念活动有序进行。自2003年开始，每年筹办纪念活动的组织共有三个：“张国荣国际联盟”（Leslie Legacy Association）、“继续张国荣歌影迷国际联盟”（Red Mission）和“哥哥香港网站”（Gor Gor's Website），其中以Red Mission的力量最为庞大。酒店方面会专门在侧面的雪厂街开辟鲜花区，4月2日悼念活动结束，便由Red Mission安排成员来清走花束。小规模的悼念就在酒店旁边的中环遮打花园进行，人数众多的活动则会安排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广场。每年9月12日张国荣的生日，歌迷也会有聚会，气氛会稍微轻松，更加注重成员间的分享感受。（感谢荣迷朋友Ginice，Scarlett，Christine和Karmen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亦感谢三联书店（香港）的李安小姐给予的支持）日，歌迷会聚于香港殡仪馆外，悼念他们已离世的偶像在嘉禾负责电影宣传的杜惠东唱片《红》的封面监制、前任香港美术协会会长奚仲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张国荣和好友关之琳本刊在2003年张国荣逝世时推出的封面故事香港修顿球场内的公众电视吸引着附近的居民（摄于1968年）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街景。街道两旁的建筑被称为“唐楼”香港中环是写字楼里高级白领喜爱的消费区“叮叮车”是香港岛极富特色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受老人和观光客青睐张国荣之父张活海的洋服店铺现在已变成G2000专卖店与“张活海”相邻的镛记酒楼是成名后的张国荣常去的地方香港中环天星码头过海轮渡。1977年5月的一天，张国荣由此搭乘小轮过海去丽的电视台参加歌唱比赛可容纳1.25万人的红磡体育馆。张国荣在此举办过上百场演唱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公司在香港街头拍摄警察追逐疑犯的场景1931年，香港皇后大道街景宾客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的场景。张国荣曾是这里的常客位于香港本岛上环太平山街的济公庙已有145年历史，不少娱乐圈中人喜欢来此燃香祈福在摄制《流星雨》期间，张国荣会经常到这家九记牛腩餐馆吃饭影片《金枝玉叶》中唱片公司的场景都在这处位于中环下亚厘毕道的艺穗会拍摄“慕情”餐馆张国荣经常光临的文华酒店阁楼的快船廊，他喜欢在这里饮下午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张国荣的？陈淑芬：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1年，地点在尖东香满楼，我一进去就看见他在外间大厅和人吃饭。我对他在丽的电视歌唱比赛上的表演还记忆犹新，当时他穿着一双红色的高靴子，唱《American Pie》，非常靓仔，而且歌唱得青春气息逼人。当晚琴姐（李香琴，TVB台柱）请吃饭，我便问琴姐，可否介绍张国荣给我认识。那晚谈得非常愉快，知道他已与宝丽多完约，现在是自由身。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候就决定和他签约了吗？陈淑芬：是呀，我记得一见面就和他开门见山地说：“华星开了一个唱片部，我需要签一些歌手，你有没有兴趣加入？”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兴趣，很有兴趣。”当时华星唱片部刚成立，一个艺人都没有，我需要签一些歌手。而华星在本地做过很多演出，名气很大，又是当时唯一一个会举办流行歌曲演出的机构，对歌手也很有吸引力。张国荣原来签得是宝丽多，出了一张唱片后，合约满了，宝丽多好像也没有意思跟他续约，他跟他之前的经纪人在钱方面出了一些问题，两人也分手了。我这时候给了他一个唱片约，张国荣就成了我第一个签约的歌手。我们的合作应该是天意——一切水到渠成，没有任何阻碍。三联生活周刊：华星时代，张国荣在同期艺人中的特质是什么？你怎么看他的家庭背景对他个性气质的影响？陈淑芬：他的特点就是他的青春气息，以及特有的不羁气质。他家是大家庭，兄弟姐妹很多。他爸爸妈妈很少和他在一起，他很小就去英国念书，没有得到太多家庭的温暖。他这个人很整齐，很爱干净。我不太好讲人家的家庭，但是我想说，张国荣的独立个性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同时他有着很多艺人都有的敏感和脆弱。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艺人经纪还是新鲜事物。你们之间的信赖如何建立，并将合作延续了20年？陈淑芬：其实，当时“张国荣经纪人”并不是公司的一个职衔，只是李纯恩给我的一个称号而已。因为张国荣个性太率直，很容易吃眼前亏，每次做访问，都会因为一两句由衷的说话而变成了一篇负面新闻，对一个正在上位的艺人来说当然很不利。后来我开始有选择性地安排他做访问，久而久之，每次访问都要经我指定安排，我也一定在场，很多时还要补充他的答案以免记者误会，于是，李纯恩在一次张国荣的访问中封了我做他的经纪人，想不到自此，很多人便这样称呼我。1986年华星人事变动，我离开华星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我们之前几年合作无间，张国荣唱片约满后，也选择跟我离开，我才正式地成为他的经纪人。我们的合作方式和普天下所有艺人与经纪人的合作方式一样，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既是工作关系，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而且我们的个性非常相像，做事情很坚持，喜欢追求完美。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坦率。虽然我是他的经纪人，但是他什么事都会跟我讲，很少会瞒着我，我很清楚他心里想什么。三联生活周刊：香港人有句俗话说，“连张国荣都要等10年”。当年艺人从出道到走红通常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陈淑芬：每个艺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能不能走红，看个人的努力，也看运数。当年和现在包装艺人基本都是一个方法，最大的不同来自艺人本身——以前的艺人不会那么虚荣、受不了苦。也许很多人不相信，当年我和哥哥出席东京音乐节等很多活动就是两个人，我是经理人，也是助理和茶水，而哥哥是艺人，也是化妆师和造型师。现在的年轻艺人认为排场小，就代表公司小，对艺人不够好，要转去人多、排场大的公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无谓的攀比，大家还有心思做音乐吗？三联生活周刊：舞台和银幕上的张国荣经常以不羁的浪子形象出现，真实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陈淑芬：台上台下他都很爱美啦，而且他穿什么衣服都是很帅气大方的样子。不过他知道什么是舞台，什么是应酬场合，什么是朋友圈子，会针对不同的环境塑造自己的状态和外形，绝不会混淆舞台和生活。他在台上是什么都可以发挥出来的天才艺人，他穿红色高跟鞋唱“红”，穿裙子，表演很放得开，但是在台下他不会做这些。他在生活中穿的衣服不一定是名牌，但很懂得怎么去搭配服饰和颜色，会穿得很舒服，人家看着也觉得很自然。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经纪人，你是怎么帮他挑选电影和歌曲的？在娱乐圈，不是每个人都像张国荣一样，有这么大的选择自由度。陈淑芬：哥哥是很有个性的艺人，作为经纪人，我会尊重。在他出道的时候，我们很小心地去呵护他的形象，当时有一些戏找他拍，我觉得形象不对的，都会推掉。不过在他退出乐坛后，他不再过多顾及形象，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去选择电影，我也基本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只要觉得角色适合，他就会很投入地去演，而且在扮演角色前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比如拍《霸王别姬》，他花了差不多半年在北京学京剧。如果说张国荣塑造的角色成功，不如说他的眼光好，他相信自己能够挑战的形象，就一定能够努力做好。歌曲方面也一样，一开始他是新人，我们会为他选择一些市场需要的东西。后来的歌都是他自己选择，和旋律以及曲风相比，他选歌更注重歌词的内涵。他希望他唱的歌能够有意味，有深度，有所表达。三联生活周刊：他为何在1989年正当红时退出歌坛，后来又宣布复出？陈淑芬：退出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压力挺大，特别是在歌坛上的“谭张争霸”，谭咏麟和张国荣歌迷之间的争斗很厉害。他移民加拿大，我觉得不是因为1997香港要回归才去的，是因为歌手要顾及形象，他不想他的爱人曝光，想退出歌坛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都很喜欢山口百惠，张国荣觉得山口百惠可以在最光芒的时候退下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觉得他也可以。其实他当时不是单纯想退出歌坛，是想退出娱乐圈，他在1987年就开始跟我说了。我就觉得他太年轻，一定会再回来的，要不然日子怎么过呢？到1989年再提，我就对外说他退出乐坛，没有说他退出演艺圈。当时他签了一部戏，还没开始拍，我就劝说他应该有合约精神，他同意回香港拍完这部电影，于是就有了日后大家看到的《阿飞正传》。结果他拍了这部戏之后，又有很多人找他拍别的，电影里面又都有主题歌，自己是主演，别人演唱显然不习惯。他其实很喜欢唱歌，无时不刻都在唱歌，开车也在唱，你能想象一个退出歌坛的人会这样吗？又有很多人找他，复出在所难免。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中，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你在当时怎么看他这一决定？陈淑芬：那是“跨越97”演唱会时，他自己在台上公布的这件事。之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说实话，我自己也很惊讶。他也怕之前跟我说了，我会劝他。我个人觉得，当时没必要公开这件事。但是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人受伤害、受委屈，所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三联生活周刊：在张国荣复出歌坛后，他开始了更自我的表达，往往比当时的流行超前一步。你在当时有没有顾虑他的公众形象，比如2000年“热情”演唱会时他雌雄同体的造型？陈淑芬：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那些舞台形象都是很美的，我为什么反对呢？他在舞台上我是百分之百信任他，因为张国荣最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该表演什么，怎么发挥更好。张国荣在舞台上的想法是时尚而且前卫的，他不会因为市场而一味迎合。2000年“热情”演唱会的第一场，他的服装一直是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给他做，高缇耶要表达的意念是“从天使到魔鬼”，视觉效果非常震撼。高缇耶是时装大师，要知道，除了麦当娜之外，日本那么多人气偶像去恳求他，结果他只为广末凉子设计了一套衣服，而愿意全心全意来助张国荣一臂之力，我认为这也是香港演艺圈的一种莫大荣耀。无论那次演唱会在当时有什么争议，时间过了这么久，也证明了他的判断。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提及，那次演唱会后香港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对张国荣影响很大。陈淑芬：那次媒体的报道对哥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那是他用全部身心去做的一个演出。“热情”的衣服都是很紧的，所以多一小块脂肪都会显出臃肿来，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而且，他在筹备个人演唱会时，曾三次赴巴黎与高缇耶会面，这是国际时装大师的量身定制，而我们传媒对时装文化却一无所知。更加令哥哥不能接受的是，香港演唱会都有一个传统，就是一般每次演出结束后，传媒都会跟进后台，跟艺人聊天见见面。那天后台的记者都是众口一词，大家都在说哥哥帅呀，靓仔呀，厉害呀，演唱会做得很好呀……但是第二天出来的报道，都是负面的——长头发就是扮贞子，穿裙就是扮女人……全是胡写，而且写得非常难听。他非常伤心。三联生活周刊：他和你谈起过自己的导演梦想吗？陈淑芬：谈过。哥哥一直很有兴趣研究幕后的东西，一直很希望做导演，这应该是他的一个遗憾吧。其实以前他做过导演，而且有两个作品——其中一个他很早之前拍的《日落巴黎》音乐特辑，跟钟楚红、张曼玉一起去法国拍摄的，吴宇森做的执行导演。后来一个就是他相对近期拍的《烟飞烟灭》。他一直想导演一部真正的电影，而且剧本都已经找好了。那时他一直找拍摄场景，但找了很多地方都不是很理想。他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觉得如果找不到剧本中的场景，就不会拍摄出好的效果，后来想修改剧本的时候，投资商那边出了问题，导致最后没有拍成。直到他走，也没能圆了自己的一个电影导演梦。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他后来患忧郁症是哪些因素造成的？陈淑芬：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积累下来的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2000年演唱会带给他的伤害，他用心做得那么好，却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香港狗仔队的报道把整个演唱会都给糟蹋了。我们的最后一站演出为什么要重回香港去做呢？就是我想要给他一个支持，因为有些人之前根本不懂的。很多事情哥哥都很介意，却只能闷在心里，无法说出来。虽然有心理医生，那种环境压力下他也不敢去，他怕别人乱写。三联生活周刊：张国荣离开10年了，对他的死仍然众说纷纭。你是第一时间在现场目睹这一幕的，能否回忆一下当天的细节？陈淑芬：那天我们约好在中环吃饭。离得比较近了，就给他打了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他还在中环，在喝茶，只有他自己。我还埋怨他自己喝茶也不叫我，我提出要去找他，但是他又说他要去购物，我提出和他一起去，他也同意了。就在我要放电话的时候，他说想趁这个机会看清楚一下香港。我问他要看清楚香港干什么，这时我听出来他好像有些不对劲了。我说现在就过去找他，他说，好，那你过来吧。我直接坐计程车去了中环的文华酒店，在前厅我没有看到他，然后我去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个咖啡厅，我说我找Leslie，服务生说好像他不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还没有见到他。事后我想，这个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在想很多东西，思想肯定在进行激烈的冲突。大概40分钟后，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我在门口等了5分钟之后吧，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传来。朝声音那个方向一看，看到有一个东西掉下来摔在地面上，酒店门口有一些护栏被坠落物砸断了。当时因为我看到好像是一个人，人的旁边有一辆巴士，我就以为是交通意外。我就立刻转身叫那儿的人出来，我说撞伤人了，你快点去找救护车。我当时想，哥哥那时正在生病，我怕他看到那个场面会受到刺激，于是就快点跑了过去，想把他的车截停，不让他看到这里的情况。因为我一给他打电话，电话又回到刚才那段录音留言，我就觉得有问题了。我一直不敢去相信，也不想去相信，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我一直都很不安，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到医院后，我问一位到场的警察，刚刚进来的那个人现在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怀疑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那警察就看着我，他认出了我：“他是不是张国荣啊？”我当时就……我后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安，让他们保护哥哥的遗体不要让媒体拍到，因为他是最生气这个的了。三联生活周刊：这10年，你都是用什么方式来纪念他？陈淑芬：对我来说，张国荣就像是一个朋友和家人，我觉得他从没有离开。我也看到市面上很多人写他，但大多都是乱写，他们根本不了解哥哥，也不了解当时真实的情况。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我想问你，出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有一段美好且伤感的回忆，你愿意放在心里，还是拿出来和人分享呢？2004年他离世一周年时对我比较特别，我把心里想对哥哥说的话写成了一首歌词，找人谱了曲，叫《烟花烫》，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怀念：“是谁那么慌/剪破四月的时光……因为要做一个有心的人会注定悲伤/但信无苦无痛在他方/延续你的辉煌/因为爱过共同度过的人才终生难忘/当风再起时/陪你再唱……”他走后每年的4月1日，对关爱哥哥的歌迷、影迷来说，都是一个纪念日，天星娱乐作为他的经纪公司，都会举办一系列纪念他的活动。今年是张国荣离世10周年，我们会在3月31日和4月1日连续两天举办“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请来哥哥的好友聚首红馆，献唱哥哥的经典金曲，分享他的生前点滴。还有一件事，在我心中已经放了10年了，这件事日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想把它讲出来，但我没想好怎么去表达。到3月31日一开场，我就会把这件事跟大家讲，这也是张国荣留给大家的最后一个讯息。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香港还会再出现一个像张国荣一样的巨星吗？陈淑芬：要看你说的是哪一方面啦，我不会把一个艺人跟另外一个人来比较。但张国荣，我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即使在任何环境下，都很难再找到张国荣这样的一个传奇。
杜可风提及张国荣的每一句话，中心词都是”爱”，而且这个字他要一遍遍说出来：“没有办法，我就是爱他的，东方哲学里的永恒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人相信必须留下的才是永恒，比如莎士比亚也要留下他的作品，但东方的永恒是在心里，我现在反而更理解东方的永恒了，Leslie（张国荣）就是永永远远在我的心里。”有很多瞬间是杜可风闭上眼睛就能想起的，《风月》里第一次巩俐出现，张国荣见了她便沿着深宅大院的蜿蜒亭台追了一路。“我的摄影机也是一直跟他，那就是一种舞蹈，这不是普通电影的语言，是两个人在跳舞的一种感受。有时张国荣也知道我会更靠近一下，他就有意离开一下，他懂得怎么故意挑逗我，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不给，其实就是在谈情说爱。他也懂得我是个中间人，我代表的是观众，而观众也爱他，所以他是被爱的，于是更自信，更自在，更肯定，也更大胆。而我就像是一个爱他的人那样，竭力去更想接近他一点，于是来往，于是起舞。”《风月》（1996）的导演是陈凯歌，这也是杜可风第一次与内地第五代导演合作，相对于稀松散漫，甚至可以随便把摄影机丢在床上桌上就开着机器乱拍的王家卫片场，杜可风说，陈凯歌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反反复复的研究，雕琢，求证。张国荣和杜可风面临同样的适应过程，而作为私下连圣诞节都要聚在一起度过的朋友。“张国荣就常常问我，‘老杜，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一我不是导演，第二我爱你，因此我觉得一切都美满，我很难去分析这个东西，我欣赏你，我对你有感情，所以我就说：‘放心，我陪着你，我在你的身边，导演的创作、结构、风格在两头，中间就是我们跳舞。’”跳舞的默契是第一面开始的，当时是王家卫《阿飞正传》的片场，虽然《阿飞正传》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的故事，王家卫选的却都是更有节奏感的拉丁音乐，他是个怀旧的人，几首主题曲《红番吉他》（Los Indios Tabajaras）与《永在我心》（Always in My Heart）都是60年代香港旧影院在开场前常放的音乐，浪漫、慵懒、优雅、迷茫。而且王家卫永远要在片场放着这些音乐，和通常的工作方式一样，开始只要大家舒服地随便拍些什么，为的是好好在一起相处，于是张国荣就跳起舞来，杜可风也跟着跳起来。“我们真的都好喜欢节奏，有节奏就可以舞蹈，我们的舞步非常默契，因此一见如故。”于是《阿飞正传》最精彩的片段莫过于那段张国荣与镜子的舞蹈。张国荣首先是站在镜子面前，顾影自怜，玛丽亚·博纳（Maria Bona）乐音渐强，他双手一拍，开始随音乐扭摆，人物向画面之外，人影却还在镜中，直到人影也出了画面，镜头仍在缓缓移动，又将人物背影收回画面。而张国荣迷人的Salsa舞步也还未停下，再转成侧面，消失墙外，摄影机的持续运动，依旧令人错觉人影还在线之内，果然人重新出现在画面内，重回正面。这一段不仅在所有王家卫影迷心中，是最经典的片段，在许多电影理论家的笔下，《阿飞正传》也是王家卫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所确立的重要风格之一就是摄影机和演员之间的紧密配合，甚至杜可风因此而确立的摄影风格也概括为复合长移（Multiple Movement Long-take）而被写进各种专业书籍。“其实好自然的，只要跟张国荣跳舞就是很兴奋的，不再需要理智的思考，也不用经过大脑的判断，我就完全跟着他。当他离开画面的一霎，我也不怕，他会回来的。这不是很传统的电影的那种分镜的过程，只是两个人互相有感情，所以这个火花会存在，归根到底是人的感情，是一种信任。”所以，杜可风说，和张国荣在一起工作是完全放松的享受过程，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有两个演员是最使他安心省力的，甚至拍他们时连光都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的脸本身就会放光的，任何光线在他们的脸上都是对的。女生是张曼玉，男生就是张国荣。“我觉得和张国荣合作非常简单，我不用关心他的光线、他的对白、他的衣服，因为他自己已经要求很高，好像他一辈子都在为工作准备，怎么可能熟背了对白，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好状态？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做他身边的人，陪着他，那时我不是摄影师，我只是陪他度过那段时间的人，就这么简单。”而最重要的是自己与张国荣对电影怀抱着相同的诉求，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所谓的职业生涯，而是为了朋友，为了爱，为了能伸出一只手接触到别人。“张国荣是渴望爱的，我也是，因此我们拍电影，其实就是想伸出一只手来接触到彼此，接触到他人，接触到观众。如果不是为了爱，彼此没有感情，花几年的时间去造一场梦境不是很浪费青春吗？我想我们都是为了拍电影过程本身的美好而拍电影的，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也想和观众分享我们的快乐、寂寞，分享我们对自己的肯定、批评和希冀，还有对生活的感受等等。其实好电影一定是有情的人一起做出来的，也只有这样观众可以感觉到。”杜可风的眼里，张国荣作为演员最伟大的就是，他可以百分之百就为你而呈现，首先他的身体语言有着极优美的节奏，他也懂得用他的身体去传达很多东西，但他又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存在而辜负了角色。“比如《霸王别姬》，我们眼见他就消失不见了，虽然他回来也不说什么，但我们都能感到他怎样为一部电影默默去奋斗，后来我看了程蝶衣的角色，那是我心中最棒的中国电影的男主角。到《春光乍泄》里开场便那么大尺度的激情表演，他也可以的。他公开承认他的男朋友，他真诚地想要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给观众，想要鼓励到那些需要他鼓励的人。”至于10年前的那个决定，杜可风觉得至今他都努力地一点一点地在去理解他，他说张国荣是感情用事的浪漫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别人对自己的要求都要高，所以他最不满意的人还会是他自己。“他靠爱和精神鼓励活着，所以他需要拍电影，他需要观众，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实习生刘冬凌子对本文亦有帮助）
张国荣十大经典银幕形象打开本文图片集《烈火青春》 1982导演：谭家明主演：张国荣、叶童、汤镇业、夏文汐Pong（汤镇业饰）在泳池认识了美丽开放的Kathy（夏文汐饰），几面便坠入了热恋。而Kathy的弟弟Louis（张国荣饰）则邂逅了Tomato（叶童饰），也成了一对情侣。四个青年人过起乌托邦般的生活，不想却有一场血腥屠杀等着他们。70年代末一些香港电影人从西方学习归来，以一种崭新的理念开创了香港电影最为光辉灿烂的一幕——“香港电影新浪潮”，《烈火青春》是代表作之一，也是80年代香港都市青年精神迷茫的真实写照。影像风格上，《烈火青春》有欧洲艺术电影的精致，且同样不羁尺度，当张国荣和Tomato忘情相拥，慢速摄影将深吻无限放大，肆意渲染青春的狂放。《英雄本色》 1986导演：吴宇森主要演员：张国荣、周润发等香港黑社会骨干分子宋子豪赴台做伪钞交易，被手下阿成出卖入狱。子豪出狱后回港，决心痛改前非。其弟子杰已经当上了警察，因为有个黑道哥哥的关系得不到信任，因此与哥哥形同陌路。已夺得伪钞集团大权的谭成妄图逼子豪走回头路。张国荣演绎的阿杰，年轻、朝气、执著，抱负在他的脸上一览无余，张国荣也曾颇为自赏地说，这个阿杰被他演得天衣无缝。《倩女幽魂》 1987导演：程小东主要演员：张国荣、王祖贤等书生宁采臣到兰若寺躲雨，为道士燕赤霞所拒。夜半，被少女聂小倩美妙琴音吸引，两人自此交往甚密。不料小倩乃树精姥姥操纵的女鬼，正在寻找壮男吸取阳精。燕赤霞义助宁采臣对付姥姥，并玉成这对人鬼恋人。王祖贤不再是王祖贤，张国荣亦不再是张国荣，片中目光所及处，尽是一袭白衣仙风道骨的女鬼聂小倩和头戴方巾青衣布褂的翩跹书生宁采臣，“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有泪光”。《胭脂扣》 1988导演：关锦鹏主要演员：张国荣、梅艳芳等根据李碧华原著改编的浪漫人鬼爱情故事，背景是30年代香港的塘西风月区和80年后已经变得十分现代化的城市，借着两段相差半个世纪的爱情互相比较，令人产生“问世间情为何物”的慨叹。旧时花楼，楼梯蜿蜒曲折，张国荣饰演的十二少拾级而上，朝那些擦身而过的女子只是一瞥，真的爱上，他嘴角也不过一抹几乎淡不可见的笑意，但仅此足以让如花生死缠绵50年。《阿飞正传》 1991导演：王家卫主要演员：张国荣、张曼玉、刘德华、刘嘉玲等王家卫以60年代初期的香港为背景，折射90年代人们疲惫的灵魂。阿飞（张国荣饰）是上海移民，他从未见过生母，做交际花的养母将他养大，他便对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冷酷无情。先后抛弃了售票员苏丽珍（张曼玉饰）和舞女咪咪（刘嘉玲饰）后，阿飞决计找寻生母，他只身前往南洋，死在一列返乡的火车上。只穿着短裤、背心的张国荣在穿衣镜前随音乐轻柔摇摆是最经典的王家卫镜头之一，贴近拉远，回旋转身，摄影师杜可风说，张国荣不仅是会对着摄影机起舞，也善于与观众倾诉衷肠。张国荣因此片加冕香港金像奖影帝。《纵横四海》 1991导演：吴宇森主要演员：周润发、张国荣等阿海、阿占和红豆三人是黑社会头子曾江收养的孤儿，长大后成了帮他赚钱的艺术品大盗。一次在盗窃巴黎博物馆时，他们陷入曾江与法国大哥合谋的陷阱，遭遇追杀。失散数年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占和红豆已经结婚，曾江却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这是张国荣第三部吴宇森电影，从《英雄本色》的青涩到《纵横四海》的成熟，张国荣的演技已入戏骨，温柔的背后更添了一份忧郁。《霸王别姬》 1993导演：陈凯歌主要演员：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等1924年的北平，做妓女的母亲把9岁的儿子蝶衣送到关家科班学戏，蝶衣和小楼从小成为好兄弟，二人合演的《霸王别姬》轰动京城。小楼与青楼女子菊仙成婚，蝶衣倍感失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解放，“文革”，菊仙上吊而亡，又11年后，蝶衣和小楼再回舞台同唱《霸王别姬》，终成绝响……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对段小楼一生恋得辛苦，历史云烟，生生死死，都成了戏一般虚幻爱情之陪衬。陈凯歌初见张国荣，便觉他是纯粹干净之人，拍起戏才知道，戏梦人生的不仅有程蝶衣，张国荣也做到了头。《东邪西毒》 1994导演：王家卫主要演员：张国荣、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杨采妮等在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