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我国电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章名涛 （１９０７—１９８５） 侯竹筠 　　章名涛，电机工程专家，电机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提出和不断完善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办学和科研方向，坚持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发展学科配置。１９６４年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电机学”。为培养电机专门人才和发展我国电机事业作出了贡献。 　　章名涛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３日生于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商人的家庭。祖藉在浙江省宁波鄞县西乡高桥油车衕。祖辈务农。章名涛６岁进入北京虎坊桥小学读书。一年级，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小学毕业后，为了考取上海圣约翰中学，又到上海读了一年小学。１３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圣约翰中学。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期间，爱国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在学生中产生影响。在“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影响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猛烈地撞击着章名涛的心灵。１９２４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涉重洋到了法国，后又转英国纽加索大学（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电机工程。章名涛年龄小，个子小，又是个中国人，常受到歧视。如上课时，让他坐在最后一排，因此他常常听不清老师的讲课。但他没有灰心，反而更激发起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一定要超过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洋人。上课听不清，他就在课后到图书馆自学，把老师在黑板上，点到的习题一个一个作完。他读书量之大，范围之广是远远超出老师要求的。除老师指定的教材、参考书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的主要去处。三年的苦读，为他的电机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２７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学校特发给他可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明。毕业以后，章名涛到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业大学夜校学习。他一边实习，一边完成了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的科学论文，于１９２９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９年秋，他又到林肯ＲｕｓｔｏｎＨｏｒｎｓｂｙ柴油机厂实习，同时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不幸噩耗传来，父亲病重，使他不得不匆匆回国。 　　为实现理想而求索 　　章名涛回国以后，１９３０年，他受聘为杭州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教授，因不满工学院院长对教授的态度，向校方提意见，未被采纳，即与其他两位教授一起，于１９３１年夏辞职离校。之后，到上海亚州电气公司任工程师，专门研究电池，其间曾去日本学习和推销产品。 　　１９３２年秋，章名涛应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教授的邀请，到清华大学筹建电机系，并被校方聘为教授。自此，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埋头教学，潜心作学问，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到了教育事业上。１９３４年，他和顾毓琇等同行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成为该会的第一批会员。正当他潜心钻研，在教育与科学事业上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８月中清华、北大和南开同迁长沙，借湖南大学校舍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章名涛看到当时北平已危在旦夕，马上将面临日寇铁蹄蹂躏，他决不在日寇统治下苟延残喘，便辞别年迈的老母，毅然决然化妆成商人南下长沙。１９３８年２月又随学校西迁，经过两个多月，３０００多里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１９４０年７月，章名涛借休假之机，化妆成商人回北平探望老母并结婚。到北平后，被日本人得知其真实身份，请他到敌伪统治下的北大教书。他坚决予以回绝了。当时的北平日本人控制很严，难以出城，尤其要去抗战大后方更是难以成行。章名涛担心被困在北平，就给在香港大学工作的好友去信，不久收到香港大学临时讲师的聘书，于１９４１年７月独自去港赴任。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难以出走，后经多方努力，绕道河内，跋涉两个多月才到达昆明。从此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他一直在西南联大教书。 　　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学校决定迁返北平。但因交通困难，只得分批返回，章名涛短期准以成行。便找到在英国学习时的同学，请他帮助早回内地。他们却介绍他到上海接收电车公司。章名涛从中学时代起就立志要振兴中华的电气事业，早在昆明任教时，就曾研究过电气铁路，写出过《中国电气铁道刍议》。他认为在人口稠密区使用蒸汽机车噪声大、煤烟多、污染环境，应该逐步淘汰，代之以电气铁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接受了他们给安排的工作，多次从虹口到江湾一带做实地考察，并作了线路设计。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之际，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将电车公司交给了英国人，只让他筹备恢复上海市的公共汽车。当时抗战刚胜利，哪有那么多公共汽车，章名涛就用军用卡车改造为公共汽车。在他的带领组织下，当时上海市马路上就有许多这种“改造式”的公共汽车。之后，他就研究汽车，买了大量汽车制造方面的书籍。 　　在上海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工作困难重重，很难有所作为。直到这时，他才彻底认识到：过去自己追求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实际只是空想，没有一个为人民的政权，这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期间，他安排了不少从联大到上海寻找工作的学生在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作。工会领袖、革命烈士钟泉周就是其中的一个。 　　１９４８年北平解放前夕，钟泉周劝章名涛赶快离开上海，北上到清华任教。章名涛欣然接受。在钟泉周的帮助下，１９４８年８月他携一家四口辞职北上。在临上船时，他再三叮嘱前来送行的钟泉周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尽早离开公文公司，谁料这是最后诀别。 　　上海解放前夕，为了保障职工的权益和生活福利，钟泉周带领公交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反饥饿”大罢工，遭到国民党政府反动派的逮捕，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７日惨遭杀害，成为上海市有名的公交三烈士之一。 　　１９４８年９月，章名涛回到阔别已久的清华园。１１月底，国民党政府企图强迫北平各高等学校南迁，当时有人曾写信动员他一起离开北平，他断然拒绝，并对家人说：“我就是奔着共产党来的，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再回去。”他坚持留下，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１９４９年存，章名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招待会。会上聆听了周恩来总理阐明的共产党的主张。他激动万分，回到学校逢人便说：“我向来的理想便是今日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给章名涛指出了方向，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而且组织电机系的教授们学习马列原著，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唯物史观，还联系思想、联系实际。１９５６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受到教育和鼓舞，进一步萌发了入党的愿望。他写了入党申请，但他又感到自己距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差距，所以他一直把写好的入党申请书压在自己的案头。 　　　献身电机工程教学事业勤奋耕耘 　　章名涛从１９４４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解放以后，他更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上，为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奋斗了终身。 　　为了能结合当时学生情况进行教学，他编写了英文版的《电机学》。他前后教过电工原理、微分方程、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力传输、配电工程、发电厂、电磁测量、电机设计及制造、电机电磁场等十几门课。 　　还在联大时，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却省下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了大量书籍，订阅大量杂志。他每天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卷。而且他有夜读的习惯，每晚总要读书到深夜，同时他还不放过图书馆的大量图书杂志。解放以后，清华的学校领导在向学生介绍清华的学风时曾说：联大图书馆的书，别人没看过的，章名涛先生几乎都翻阅过。正因为章名涛大量读书、认真读书，他才能为学生开出十几门有份量的课，而且能把很难的课程讲得学生易于接受。 　　章名涛讲课特别重视板书。早在联大时，他讲课板书整齐比较有名，一些不是听他课的学生，下课后有时也要跑到他讲课的教室去，看看章先生的板书。童诗白教授直到现在回忆往事时还说：“我虽然没听过章先生讲课，但章先生的板书我是亲眼目睹过的。章先生这种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以后的教学影响很大。” 　　章名涛除重视理论教学外，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认为“只知原理，不会实际操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因此，他在讲授完电机设计课程后，总要让学生实地去设计并参加制造出能用于生产的电机。１９３５年他指导黄眉（现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的毕业设计，就是自己设计、自己参加制造电机，受到校方重视。 　　章名涛由于读书多，所以能及时掌握国外电机发展的最新资料，他早在３０年代在清华执教时，不但能系统地讲授电机方面的学术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还把电机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我国电机工程界。有一段时间，他集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工程师Ｍ．Ｌｉｗｃｈｉｔｚ等著述的有关电机设计、绝缘、结构等方面的书籍。如他向国内同行们推荐了《电机的结构和绝缘》（《Ｄｉｅ Ｅｌｅｋｔｒｉｓｃｈｅｎ 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 Ｂａｎｄ Ⅱ—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ｕｎｄ Ｉｓｏｔｉｅｒｕｎｇ》）一书，介绍了电机的绝缘，电机各部分的结构和机械计算。又如，他推荐的《电机的计算与测量》（《Ｄｉｅ Ｅｌｅｋ－ｔｒｉｓｃｈｅｎ 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Ｂａｎｄ Ⅲ－Ｂｅｒｅｃｈｎｕｎｇ ｕｎｄ Ｂｅｍｅｓｓｕｎｇ》）一书，介绍了电机设计中各种电机的磁路计算、各种损耗计算、温升计算，而且介绍了电机设计中所需的各种曲线。 　　章名涛几十年来著述编译很多，是我国电机工程界学术造诣很高的老一辈科学家。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清华电机系先后发表了关于电机电讯方面的科学论文５０篇，仅章名涛一人在电机方面发表的科学论文就有１０余篇。他的科学论文都力图有新的创见，用新的方法解释电机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如１９３７年他著述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一文，在国内首先将克朗（Ｇ·Ｋｒｏｎ）的张量分析方法用于单相感应电动机的分析，文中采用变换矩阵的方法可以求出笼型导条中的电流。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创新的，在电机工程师年会上宣读后，受到同行们的重视。 　　甘为人梯培养电机工程人才 　　１９５２年，章名涛在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时，他很赞成在加强基础理论课的同时，加强学校与工厂的联系，增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以期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设计、制造、安装的工程师”。 　　１９５４年，他看到我国的工业恢复、发展很快，极度兴奋，认为工业的发展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高师资水平。他认为“最后起重要作用的是教师的科学水平。如科学水平不够，就不会选择教材，不会把重点讲得透彻，把枝节问题在恰当的时候提出，做不到有启发性的讲课”。针对当时一些青年教师认为多听课就能提高水平的情况，他说：“这是吞知识，而不是钻研学问”，只听课“不能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主张，教师首先要把教材中自己还没有把握的部分，充分利用图书馆，大量翻阅参考书和杂志，然后再到实验室去进行实验，以培养“独立进行研究和学习的能力”。他还主张学校的教学应该联系生产实际，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把理论知识提高以后，拿到工厂里去，让工程师提意见，拿回来再研究”，他认为“这样才能有新的创造，才能建立起学校与工厂的正确关系”。 　　在这段工作期间，党和国家对章名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其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１９５５年起，章名涛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技术科学部电工组组长、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主任委员、高教部《自然科学杂志》（电工、无线电、自动控制版）主编等职。１９５６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并担任电工学科规划方面的负责人，受到极大鼓舞，进一步认识到科技人员在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上的重大责任。回到学校，他根据规划的精神立即和系内各教研组的教师研究确定了电机工程方面的两个主攻方向：一个是针对大电力系统中高压、输电及主要设备的制造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工业企业、自动化和远距离控制问题。这两个科研方向的确定和以后的研究对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和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也对我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有关教研组之间互相联系，按照国家工业发展上的要求来安排主次和配备人力。同时，还要和兄弟学校及有关的研究机关联系，使彼此能更好地配合”。他反对技术封锁，互不通气而浪费人力。他还主张，要把“生产实习中遇到的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及“工业上需要的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具体题目。他兴奋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对落后现象作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个光荣的任务正落在我们身上。我愿以最大的努力和大家一起参加向科学大进军的队伍。 　　章名涛主张青年教师从基本功训练做起。１９６１年清华大学电机系举办了实验基本训练讲座，有２５０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开讲前，章名涛亲自动员，说明了培训的目的是加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基本训练，掌握进行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实验方法。然后请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主讲有关电工、电子各种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如何写实验报告以及实验中的安全等问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参加听课，而且按照严格的要求从头到尾做好两个实验，并在下一个学期实际指导学生，然后作出总结。这些讲座和大家的经验总结，以后逐步形成了电机系各实验室的实验规范和实验室守则。直到现在，这些规范和守则仍然在电机系的实验教学中起作用。 　　章名涛很重视我国自己的教材建设。５０年代他曾参加翻译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电力机械》和《电机结构》等书。这些书对当时的教学虽起了重要作用，但不符合我国的特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在自己多年教学体会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与教研组教师一起于１９６１年编写了《电机学》讲义，先在校内试行使用，反复修改，１９６４年由他主持编写的具有我国特色的第一部《电机学》（上、下册）教科书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国内外的赞誉，在国内各高等学校和电机工程技术界广泛使用。此书从１９６４—１９７７年印数达３１万多册。他还编写了《电机设计》、《电机的电磁场》等专业教材，为培养我国自己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章名涛在清华电机系执教几十年，把毕生的精力奉献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电机科学事业，为培养我国的电工科技人才，发展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不少人现在都成为电机工程界的理论和技术骨干。 　　章名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担任系主任前后近２０年，为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刚解放时，电机系只有电力和电讯两个组，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他先后安排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多人主攻新的学科方向，由此逐步发展了一些新的学科，并建立了新的教研组，使电机系的专业学科的配置逐步完善以适应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 　　晚年余辉 　　１９７８年以后，章名涛感到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当时虽然他已年逾七旬，而且病魔缠身，行动不能自如，但他还是想到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贡献给人民，还一直关心着电机、电工技术界的学术活动，分别担任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顾问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顾问。当时许多中年教师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他得知后主动提出为教师讲英语口语。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到１９８２年先后有十几名中年教师在他家中学习英语，虽然英语对他来说是很熟习的，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认真备课，在他认真严格的要求下，这些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章名涛预感到时间不多了，坐在轮椅里仍然不忘把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英文版）一书于１９７７年首次在国外问世，章名涛和电机教研组中年教师俞鑫昌副教授一起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将其译成中文。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有关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此书的中译本对从事电机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书３００多页，近３０万字。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认真、仔细，对全书众多公式都重新作了仔细的、严格的推导，改正了书中３１３处错误。其中７０％都是原公式在推导过程中的错误。此外，对原著中表述含混和概念错误的地方，他们也都一一作了校订，并如实地把原错处列在译者注中，以便读者对照自行作出判断，由此足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这本书于１９８２年被评为机械工业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把自己的学识留给后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发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是章名涛晚年的最大夙愿。《电机的电磁场》是章名涛１９６５年为研究生讲课的教材。正当他准备修改公开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修改了一半的稿子忍痛被烧毁。但在章名涛的头脑中没有一大不在继续修改书稿。１９７８年以后，他立即和他的学生、现山东工业大学副教授肖如鸿一起重新整理书稿。虽然此时他的体质更差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工作两小时，但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文稿。他的夫人看到他累得满头大汗，右手抖得难以写出完整的字时，心疼地劝他休息。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干的事情还很多，如不能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那将是我终生的憾事。”在他们的努力下，《电机的电磁场》这本近５０万字的编著终于在他生前修改完毕，交付出版社，可惜他未及看到此书的出版，就离开了人世。这本书内容丰富，其中还包含了章名涛本人及其指导下的研究生的有关研究成果。即使在计算机普遍使用的今天，书中提出的电机电磁场的各种解析法、变换法、模拟法和图解法等也还具有学习和使用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于１９８８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章名涛留给后人的最后贡献。也是国内高等学校讲授电机电磁场开始得最早的一本教科书。　　章名涛的一生始终把改变我国电气事业落后面貌的重任视为己任，他为此呕心沥血奋斗一生，直到晚年他虽然不能亲自参加政协会议，但他还是写出提案，建议我国生产电动自行车、充电式公共汽车。政协采纳了他的意见，委托上海自行车厂进行试生产，当他看到北京科技日报登载了电动自行车试生产的消息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１９８５年１月９日，章名涛先生与世长辞了。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献身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人民是会永远纪念和尊敬他的。 　　　简历 　　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３日　出生于北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４年　上海圣约翰中学。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　英国纽加索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夜校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又到林肯Ｒｕｓｔｏｎ Ｈｏｒｎｓｂｙ柴油机厂实习。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　杭州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教授。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　上海亚州电气公司工程师。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西南联大教授。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　上海公共汽车公司。 　　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 　　１９８５年１月９日　　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章名涛．磁场线图略论．电工杂志，１９３３，（２）． 　　２　章名涛．凝电器电动机．电工杂志，１９３３，（４）． 　　３　章名涛．同期感应电动机．电工杂志，１９３３，（６）． 　　４　章名涛．同步机在周期性振荡中的阻尼系数．电工杂志，１９３５，（７） 　　５　章名涛．评兰司道夫所著直流电机．电工杂志，１９３６，（８）． 　　６　章名涛．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工程季刊》（清华大学），１９３７，（３）． 　　７　章名涛．税格电动机（ＴｈｅＳｃｈｒａｇｅＭｏｔｏｒ）．清华大学理科报告，１９４０． 　　８　章名涛．单相同步电机的短路电流．清华大学理科报告，１９４０． 　　９　章名涛．三相发电机之瞬变电流．《工程季刊》（清华大学），１９４０，（４）． 　　１０　章名涛．感应电动机与补偿变频机串联之特性及理论．清华大学工学院，１９４７． 　　１１　章名涛主编．电机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２　〔捷〕Ｂ·海勒尔和Ｖ·哈马塔合著．章名涛，俞鑫昌合译．异步电机中谐波磁场的作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３　章名涛，肖如鸿．电机的电磁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你知道“五粮液”，但不一定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宜宾故事】：五粮液轶事▼
五粮液创始人——邓子均朋友，你知道“五粮液”，但不一定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在此，我向你透露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你在“浓香白酒”发展进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陈氏秘方”第十二代传人——“五粮液”创始人邓子均的传奇人生故事！
要问，邓子均何德何能？简明扼要两句话：没有勤奋好学、刻苦专研的邓子均，就没有“五粮液”的耀世诞生；没有深明大义、无私奉献的邓子均，就没有“五粮液”的今日辉煌！要知，邓子均先生如何以“陈氏秘方”为根本，在传统“杂粮酒”酿制技术基础上不断探索，呕心沥血，经历了千幸万苦最终创制出了琼浆“五粮液”，并将自己毕生的经验成果无私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就不能不了解邓子均先生艰苦奋斗的人生路和相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说起宜宾的“美酒”，我们知道在唐代就有“重碧酒”、宋代也有“荔枝绿”，到了明代又有了以“陈氏秘方”酿制的“杂粮酒”。传说中的“陈氏秘方”源于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最早是一本记载了各种农作物酿酒技术的手抄本，陕西来的陈氏家族按此在宜宾酿制过陈氏“杂粮酒”。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用白米（大米、酒米）醸酒是“糟蹋粮食”，要被官方追究和老百姓的咒骂，迷信要遭“雷打”“绝后”，因此，后来就没有再继续生产。“秘方”只是陈氏父子、师徒口传心领。“秘方”第十代传人陈三没有后人，又不忍心祖上的心血就断送在自己手中，故打破“传内不传外”这条祖训，把“秘方”传给了外姓徒弟赵铭盛。赵铭盛临终前，又将此“秘方”传给了爱徒邓子均。据南阳邓氏族谱查证：邓子均家族属邓氏源流世系之傅公族。南阳邓氏98世祖【傅公】，字明道。生于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二月初七卯时，殁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六月十七午时。其子于明嘉庆十七年（公元1538年）从江西省瑞州府新昌县（今高安市）新安乡迁湖南省新宁县靖位乡。傅公7世孙登参，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奉旨由湖南新宁县靖位乡迁入四川南溪县仙临乡，尊称入川始祖。邓子均名举安，南阳邓氏115世祖，入川第10代，属先祖字派“永”字辈，入川后新排“安”字辈。
一、苦命少年、艰辛学徒1876年5月初5（端阳节）。邓子均出生于四川南溪县仙临乡胡家湾的一贫苦农家，全家6口人，大姐自幼给一姓宋人家当童养媳、妹邓二姑、弟弟邓厚安。邓子均15岁那年，母亲常氏难产去世，不久弟弟邓厚安又被人打死，父亲邓静承在双重打击下也离开人世后，妹邓二姑由舅舅收养，邓子均独自一人靠挑煤打短工、搞搬运维持生计。在1895年，时值青年的邓子均不甘心再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决心走出山村闯一闯。于是将仅有的一床旧棉被背到南溪县城当铺当了600文钱作路费徒步来到了宜宾。经表叔赵福州介绍到孙融和（孙望山的爷爷）老板处当学徒，孙融和开有“大吉祥”干鲜店和“全恒昌”醸酒作坊。邓子均在“大吉祥” 干鲜店学徒三年，又到“全恒昌”醸酒作坊帮师三年、后又谢师两年。其间受十家槽坊的总烤酒师赵铭盛（“陈氏秘方”第十一代传人）器重收为徒弟学习酿酒技术。
1903年，27岁的邓子均开始独自闯荡，加入到了南丝绸之路“五尺道”的马帮脚夫队伍，从叙府出发，经南广、月江、高县、筠连到昭通，往返于宜宾--昭通之间。先是将食盐、百货等商品运进昭通，再由昭通带山货、药材回宜宾，随后积攒了些钱开始做小本生意，几年间积累起了创业的原始资本。二、艰难创业、砥砺前行1905年，29岁的邓子均入股“吉昌烧酒房”，为获取高额的利润，改变“吉昌烧酒房”单一生产“烧酒”（也称“土酒”）的局面，邓子均在赵铭盛的指导下着手生产“大曲酒”。邓子均为人本分、勤奋好学、诚实守信、待人友善，十分敬重宜宾十家槽坊的总烤酒师赵铭盛（杂粮酒“秘方”第十一代传人）。邓子均的品行与孝心深深打动师傅赵铭盛，赵铭盛临终前把陈三烤酒师传下来的杂粮酒“秘方”传给了邓子均，成为杂粮酒“秘方”第十二代传承人。由于“吉昌烧酒房”所用的“窖池”为新建的，两年多按“秘方”酿出的陈氏“杂粮酒”的品质并不理想。
1908年，获悉拥有明朝老窖的“温德丰”槽坊出现经营困难要转让。邓子均看到了机遇，经人介绍结识了蓝登三、肖建凡，蓝登三宜宾县合什乡的一个大地主，肖建凡富顺赵化镇人，有文化、懂司法会打官司。三人商议：由蓝登三出资、肖建凡负责处理外务、邓子均负责生产经营，合伙顶下“温德丰”槽坊，赚的钱按三股平分。槽坊转让完成后，邓子均将“温德丰”槽坊正式更名为“利川永大曲作坊”。
历史的机遇给了邓子均。在后来的酿酒生涯中，邓子均传承并进行改良杂粮酒“秘方”，最开始从原来的九种杂粮：高粱、大米、糯米、玉米、荞子、粟米、黄豆、绿豆、葫豆中，首先去掉含油脂重的黄豆和碱性重的葫豆，经3年小窖的试验获得了成功。后来在多次试验的基础上，再次改良“秘方”，从中甄选出高粱、大米、糯米、玉米、荞麦五种粮食，并在各种粮食配比上结合气候变化而调整，形成了独特的酿制技术和“五粮配方”。“五粮配方”的成功，曾得到了宜宾名医孙我山启发帮助。邓子均根据医药配方的加减原理结合四时季节气候及曲药定量等因素不断改进。正式整理出《陈氏秘方》“荞子成半黍半成，大米糯米各两成，川南红粮凑足数，糟糠拌料天锅蒸”，以新配方、新工艺、新技术开创了五粮浓香白酒新纪元——邓氏“杂粮酒”诞生。
1909年，邓子均采纳晚清举人杨惠泉的建议将邓氏“杂粮酒”改名为“五粮液”。由于“五粮液”原料中有“饭米、酒米”生活主粮，怕老百姓咒骂、官方查办，固不敢声张，只是小量生产供自己和少数友人享用，对外仍沿用“杂粮酒”名称。三、天赐良机 奠定基业1915年，历史的机缘巧合，利川永的“杂粮酒”获得了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览良机，邓子均通过上海“利川东”商号向中国代表团递交了自己的“杂粮蒸馏酒--五粮液”，参展一举夺魁并获了金奖。
在1915年，事业有成的邓子均已年近40岁才娶龚氏为妻，1917年龚氏生长子邓龙光，后因病去世。1920年，继配罗光玉，生有次子邓受之、三子邓德福和邓叙林、邓叙伦、邓叙群三女。1916年，合伙人肖建凡因借“槽坊”的钱过多而无力偿还，便主动退出；蓝登三怕本钱失掉借口家中急需钱用，翌年，也就收回了大部分流动资产，并将固定资产折算给邓子均，以按年分期收回投资款的方式退出了企业（直至解放前夕才还清）。邓子均接下了空壳的“利川永”，靠业界朋友帮助开始了独自经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时期。邓子均因无政治背景吃官司，再加上为解决生产所必需的煤、糠壳问题而投资的煤厂、米厂陷入困境，造成了资金拮据。所以，“五粮液”虽获了金奖，但，仍一直以小窖生产少量的酒，仅供自己饮用或赠送亲朋好友使用，因此“五粮液”美名并没有在市面上得到传扬。1929年，四川大地主军阀官商刘文彩的儿女亲家、宜宾商会会长姜柏年，乐山五通牛华溪人，犍（犍为）叙（叙府）商界的领军人物，好喝酒，常年都喝茅台，一段时间他的茅台吃完了。一日，姜柏年与宜宾商界名人孙望山（孙融和之孙）等人在宜宾大南门的冠英街姜柏年府上聚会，姜问孙：宜宾有没有好酒喝啊，孙答到：我师兄邓子均最近酿了一种味道很好的酒。姜立即派人叫邓子均（二儿子邓受之随同前往，来自邓受之回忆录。）来到了“姜府”。姜问邓子均能不能造出好酒来，邓答道：酒是可以造出好酒，因没有钱、也就只是在小窖做过，还没有在大窖做过。姜问到：给我做两窖要好多钱。邓答道：200两银子就够了。姜柏年说道：“妈的，差钱不早说，来人，给他拿半箱银子来”并说道“你去做，不管出来的酒好坏都算我的”。此事，孙望山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宜宾文史》撰文：“当时邓的企业正感资金拮据，业务几陷停顿，成交这笔生意等于无本通商，十分高兴，当即着手生产。第一次烤出之酒，味浓香烈，但尾味带涩，认为荞子多了。复经二次烤作，结果涩味全无，但酒性带燥，认为玉米多了。再经研究准备三度重烤，未烤之前曾延请当时宜宾名医孙我山老师研究，孙老师根据医药配方的加减原理，结合四时季候以及曲药定量等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然后进行第三次试制，结果涩燥均无，而且香浓味正。姜伯年非常满意”。由于有宜宾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庇护，这种由五种粮食按科学配比，在宜宾独有的老窖、气候、水质条件下，酿制成功的“五粮液”经过十多年的历练沉淀后，从此在“利川永”进入规模生产，产量的扩大使“五粮液”走出了宜宾和四川。沿岷江而上至犍为、嘉定、夹江、洪雅、雅安，沿长江而下到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都得到很高的认同。四、厚积薄发、名震全球1931年，上海“利川东”商号再次来宜，在“利川永”购买了50挑（每挑约140斤）约6000斤“散酒”改包装后又运往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等地销售，获利颇丰、载誉归国。为此“利川东”特制一块精致彩缎“名震全球”横匾，上款为“叙州&利川永&惠存”，下款为“上海&利川东&敬赠”。敲锣打鼓专程来宜给“利川永”贺喜，此事惊动了宜宾酿酒界。之后，以五种粮食酿制的“杂粮酒”在宜宾的一些槽坊也开始了生产，带动了宜宾酿酒业的发展，奠定了宜宾在全国的酒都基础地位。
1932年，为了保护自己创立的“五粮液”品牌不受侵犯，从而占领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大的利益，邓子均正式以“五粮液”名称向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申请且成功注册了“五粮液”商标，并在中山街的铁石斋印制出“第一代五粮液商标”。“五粮液”美名从此耀世登场。有了品牌“五粮液”，“利川永”槽坊酒业经营蒸蒸日上，挣得的钱也用到南溪故乡和宜宾菜坝购置了田地。五、时局动荡、韬光养晦然而，世事难料。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1939年10月起，疯狂的日机开始对宜宾进行轰炸，邓子均不得不举家回南溪乡下避难，“利川永”租借给“钟三和”槽坊老板经营曲酒，“五粮液”生产经营陷入停顿。据南溪《南溪文史》精选本记载：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宜宾期间，邓子均举家回到了南溪。抗战胜利后，邓子均携家人重返宜宾，收回“利川永”交给老五邓德福继续经营。1948年，作为邓子均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三儿子邓德福，从外江中学（现宜宾县二中）高中毕业后，协助父亲整理编写完成《五粮液酿制秘籍》（后人修改为《五粮液酿造精要》）。也是这年，在父亲邓子均的主导下进行分家析产，邓受之、邓德福正式接手“利川永”槽坊，着手主持恢复生产经营，大儿子邓龙光分得菜坝乡下的田地，举家务农。邓受之、邓德福留下的资料显示：宜宾刚解放，一度土匪猖獗、交通不畅、外销困难，各家槽坊都出现了存货堆积的问题，全市9家槽坊均感经营困难，为寻一条出路便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思路，于1950年下半年，由利川永、长发升、钟三和、全恒昌、张万和、刘鼎兴、叶德盛、赵元兴、万利源长9家槽坊发起组建成“宜宾大曲联营社”统一产销经营。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无人再顾得上经营管理的事，“宜宾大曲联营社”也就此夭折。1952年，宜宾专卖公司国营酒厂成立，着手恢复“五粮液”生产。也是在这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邓受之因“宜宾大曲联营社”经营相关事被打成“大老虎”。酒厂工人段阳春原为“利川永”员工，借机带领几个兄弟挟持邓受之回到邓家，逼迫邓子均老先生交出了所谓的“秘方”。“利川永”槽坊也被迫由邓受之以每月30元的租金租借给了“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这事在邓子均老先生的心里造成严重的阴影。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利川永”等9家槽坊先后租赁给国家，成立了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在恢复“五粮液”生产初期，自以为有多年“五粮液生产经验”的段阳春，便指挥酒厂投入8万多斤粮食开始酿制“五粮液”。然而，因工人对“五粮液”酒酿制关键工艺技术没有掌握，投入的粮食出不了酒。酿出来的确是混混沌沌的酒不是酒、水不是水的东西，找了当时宜宾所有的酿酒技师都没办法解决。不得已，段阳春陪同厂长贾善宝带上新酿制的“酒”来到邓家，请教解决办法，邓子均先生回答：“人老了，眼睛看不清了、嘴里品不出味了”婉言拒绝了。随后有宜宾市相关部门领导，多次亲自前往邓家请教，都被邓子均老先生婉言谢绝。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投入八万多斤粮食出不了酒，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此事很快报告到宜宾市政府和宜宾地区行政公署，地委统战部部长刘永玖、市委统战部部长舒厚忠亲自前往邓家拜望邓子均，并多次邀请邓子均到市统战部吃茶点摆龙门阵，但仍未打动邓老先生的心。六、深明大义、拯救“国粹”1953年5月份的一天，新任宜宾行署专员的李鹏听说此事后，立即令人在宜宾东街“桃园餐厅”亲自设宴请邓子均，席间李鹏专员以情动人，邓子均最终被李鹏专员的诚意所打动，献出了自己的经验总结-----《陈氏秘方》并答应帮助解决问题。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指导酒厂工人从废渣中捞出一万八千多斤“五粮液”。随后，邓子均被高薪聘请为酒厂的技术指导，总技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五粮液”规模化的大生产，荞麦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随后也就用小麦替代了荞麦。邓子均那时已是77岁的高龄，行动不便，当时尚无正式职业的父亲邓德福，每天就陪同祖父乘黄包车到分散在城区的9家槽坊的每个车间指导生产“五粮液”。时任专员的李鹏从宜宾地区经济长远发展考虑，以真情感化了祖父献“秘方”，让邓子均老先生出任“五粮液技术指导”为“五粮液”成长壮大，乃至今日“酒都宜宾”地位的确立功不可没（史实见《宜宾市志》）。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在1953年8月，宜宾商界名人孙望山有撰文专门记载：“五反后，专卖公司业务上需要酿制五粮液时，有工人段扬春者，自称能于酿造，并前往邓家威逼强索，态度横蛮，将邓姓之酿造簿子抓去，满以为大功告成，殊不知簿子上只载明所用原料和斤两及酿制原则性，对酿制技术、天时冷热、气候变化、原料增减则未载明。后来公司五粮液酒新制成品问市，望山嚼到品质欠佳，即将情况向公司负责人朱主任大德贾厂长善宝反映，段扬春对于五粮液酒未能经手酿制，毫无经验，未得重视。继后始知公司曾派工人前往邓家咨询，邓子均即以耳聋多病答谢，未予言明。&&前日，刘（注：宜宾地委统战部部长刘永玖）、舒（注：市统战部部长舒厚忠）两部长询问五粮液酒近来变质经过，望山乃陈明详情，蒙嘱搞通邓子均思想，劝伊将技术贡献，日前向其劝导，经其思考结果，他感谢圣明首长对他的关怀，他为了自身的创造，不愿埋葬于黄土，他愿意无条件将全部技术贡献于自己的英明政府，并且他向望山郑重声明，不要报酬，唯一要求，就是在做工时，工人兄弟要听从他的嘱托就行，他又说：现母糟已坏，少两轮多三次方能保证恢复原状，色、味、香均可如从前一样。望山启发邓子均之经过也，特此陈明”。七、光辉功绩、永载史册1956年，在邓子均的指导下，“五粮液”酒在轻工业部主持的全国名曲酒评比中崭露头角，获得第一名，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是在这一年，邓子均在宜宾市（现翠屏区）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会上增补为政协委员。
1959年，国营二十四酒厂正式更名为“地方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名与产品名的统一，为五粮液酒厂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粮液创始人邓子均”，于这年9月24日在他奋斗一生的宜宾市顺河街“利川永”槽坊的家中驾鹤西去。1963年，在第二届中国名酒评选中，严谨认真的评酒专家给予了五粮液“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尤以酒味全面而著称”的高度评价。最终“五粮液”被评为中国八大名酒之一，获得中国名酒称号。“五粮液”从此耀居在中国名酒之巅。八、弘扬祖业 发扬光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邓志强就追随父亲邓德福收集整理祖父邓子均文化历史资料，1987年参与《宜宾市志》修订资料收集整理，1992年《宜宾市志》正式确认邓子均“五粮液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在1993年撰写《五粮液鼻祖 邓子均春秋》一文在《戎州时报》上发表。30多年来矢志不移为发扬光大祖父邓子均开创的“五粮浓香”白酒事业勤奋工作；其妹在“五粮液”从事技术工作，“研究传承祖父“五粮液酿制”技术，立志为中国“浓香白酒”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世纪初，邓志强为发扬光大祖父邓子均开创的“五粮浓香”白酒事业，注册成立“宜宾市南溪区邓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申请注册商标“邓子均”“邓公液”“子均举安液”等商标，通过收购百年老窖生产企业，兼并重组“宜宾邓记酒业有限公司”和“宜宾醉不倒酒业有限公司”，遵从邓公亲传《五粮液醸造精要》，沿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 制出琼浆玉液，让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精品“杂粮酒”再度面世。九、初露锋芒 再创辉煌2015年，在时隔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00年之际，邓子均老先生真传企业“宜宾邓记酒业有限公司”的“邓公液密酿”“邓公液龙凤”“邓公液小五粮”三个品种白酒初露锋芒，一举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三枚金奖，以绝对质量、口碑捍卫了先祖荣誉。同年在四川省政府和宜宾市政府举办的四川创客走向宜宾大型幕演中，“邓记”公司幕演的“五粮浓香正统回归”创新模式被目录入四川创兴模式数据库，同时大会宣布奖励100万项目资金。2016年，邓公真传企业“宜宾邓记酒业有限公司”荣获“ 2016最有潜力投资业”和“2016年四川省重点推荐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2017年获得《四川省质量信得过企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豪情满怀的“宜宾邓记酒业有限公司”——邓子均老先生事业的传承人，继续弘扬先辈敬业精神，让六百年传承“名震全球”的邓公浓香美酒再度“誉满全球”！更多宜宾故事▼更多宜宾故事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宜宾故事”即可观看▼
【宜宾故事】宜宾故事，用3分钟视频，讲述宜宾人自己的故事&&节目以人物写实为主题，我们把视觉和镜头对准那些，少有人关注到的人，如清洁工、修鞋匠、小摊主、大老板、创业者、工人、农民、教师、警察、医生、匠人等，无关乎身份与地位，无关乎钱多与钱少&&就像一个一个小城故事，娓娓道来，在不经意间，让你看到一个平凡宜宾人的平凡小故事，突然涌出一份感动，内心突然多了一抹温暖&&宜宾故事，宜宾人的故事，平凡而真实，露珠虽小，却能映射出万千霓虹。宜宾百米文化传媒与零距离视频中心联合欢迎提供节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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