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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为什么年轻人们要疯狂传看手抄本？
年轻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对这个天赋，张宝瑞有些得意，&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好遇见评书大师单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个多小时，旁边的人都听傻了。&
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
&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要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听。&
休息结束，张宝瑞就赶紧结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
于是，精神抖擞的工友们吆喝一声，在期盼中，等着下一次休息赶快来临。
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
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会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奋笔疾书。
&在离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象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写出几千字。&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张宝瑞记得一年冬天，他的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仔细翻看他写的《一只绣花鞋》，大风卷起炉灰，在他衣服上铺了厚厚一层，他竟全然不顾，成为了一个&土人&。
这一幕，张宝瑞说会&铭记一生&，它成了张宝瑞继续创作的动力。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5千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作者：李诚 孙磊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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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记者故事 感受新闻力量
原标题: 聆听记者故事 感受新闻力量　　用脚步探寻新闻真相，以笔端记录时代变迁。站在时代前沿，每一名记者都是纪实作家，每一名记者都是歌颂生活的诗人。而同时，作为普通人，每一名记者都有着自己的酸甜苦辣。本报今日将八位参赛者的精彩演讲以文字形式再现，与读者共飨。相信通过他们的故事，您会对记者这一职业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从故事中体会到“新闻”的力量。　　　　无论走出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 　长春日报 孔非　　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对做一件事情、从事一份工作，评判的标准和《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类似，那就是有没有意义。　　14年的记者生涯里，我经常问自己，农民种植粮食、工人制造汽车、教师教书育人、环卫工人打扫卫生……这些职业的意义都是鲜活的、显而易见的、易于理解的，那么，记者这份听起来高大上、实际平凡而又琐屑，看起来自由自在、实际随时出发永不停歇的职业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一年初冬，一对来自湖南的夫妇来到报社，焦急地诉说他们在吉大读书的女儿小曹已经失踪多日。我一边冒雪奔走在学校、公安局、医院和志愿者之间，一边在报纸上呼唤动员全市各界力量寻找这名女大学生，同时心怀侥幸地构思见到女孩时要如何严厉地批评她的贪玩，可当我听到女孩跳楼自杀的噩耗，听她的同学追忆起她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听她一夜白头的父母回忆女儿在电话里对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哭诉，我觉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我采访了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写下关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的思考，并邀请到心理医生来本报开通热线，解答形形色色的成长的烦恼。12年过去了，今天，各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健康之网已经织就，成了陪伴心灵成长的有力“支点”。――关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春天，接到营城矿区私挖小煤窑猖獗的热线后，我和电视台的同行装成买煤的客户，费劲周折来到了被伪装成民宅的小煤窑外面，却被两名彪形大汉拦住。事先商量好的台词一下忘光了，幸亏电视台的大哥够机智，一把把我推到身后，气冲冲地发作对方：“你们吓着我媳妇了。”趁对方愣神之际，我终于影后附体，探出头来怯怯地说：“买点煤这么费劲，咱这浴池别开了吧。”于是，我们成功了，两名男子不仅带我们实地踏访了这个小煤窑，还领我们把周边几个小煤窑走了个遍，我也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报道。后来，营城矿区得到综合治理，私挖滥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困难群众得到救助帮扶。――关注一个区域的平安和谐，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初秋，我在一所监狱中采访时认识了当时正在服刑的大刘。民警介绍说他喜欢写作，但屡屡投稿却总是石沉大海，希望我能指导他写写新闻稿。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的关于当天活动的稿件，一直漠然的脸上表现出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我采用了他写下的部分内容。对于民警转寄来的他的作品，无论是新闻还是诗歌、散文，我都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且有选择地发表在报纸上。民警说，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改造热情，他在狱中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好，屡次立功减刑。直到有一天，终于脱下囚服的他扛着一袋大米找到我。他说：“孔记者，虽然你比我小十多岁，但你是我最尊敬的人，你给绝望中的我带来希望。就算为了不辜负你给我改的稿子，今后我也要做正当的生意赚钱。”――关注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时光荏苒，我关注的目光因岁月的洗礼而更加深沉。从一个人的欢笑泪水，到一家企业的盈亏沉浮，再到一座城市的幸福活力，我深情地守望这座城市向上的轨迹。当我有机会坐在市委全会的会场聆听这座城市吹响转型升级的号角，当我有机会走遍长春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企业车间、学校机关，我目睹了我们这座城市正在扬帆远航，日行千里，我用深情把这一切付诸笔端――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广泛而直接地参与社会进程，我觉得我的随时出发是有意义的。　　但，仅仅有意义是不够的。　　今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从梦中猛然惊醒，时钟的指针让我如坠冰窟。“我的采访迟到了”，这个令人恐怖的念头划过脑海的瞬间，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床，胡乱地套上衣服。被惊醒的爱人赶紧拉住我：“我记得昨天夜里临时通知这个采访延期了。”我用颤抖的手抓过手机，使劲地翻阅通讯记录。前一天夜里十点，我的主任和新闻处的同志的确分别给我发来了该采访延期的通知。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甚至没有力气脱下穿了一半的裙子。我把脸埋在被子里，与后怕相携而来的是一阵阵懊恼：从业这么多年，为什么面对工作还这么紧张、这么不从容？后来我终于明白，那说明我依然敬畏着我的这份职业。正是这样的对职业的敬畏之心，才能够让我对新闻工作始终充满热忱与投入，让我铭记前辈的箴言――“无论技术多么娴熟，都不能取代内心的真诚”，让我无论走出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为了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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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记者故事 感受新闻力量
日 20:46 来源:光明网
原标题: 聆听记者故事 感受新闻力量　　用脚步探寻新闻真相，以笔端记录时代变迁。站在时代前沿，每一名记者都是纪实作家，每一名记者都是歌颂生活的诗人。而同时，作为普通人，每一名记者都有着自己的酸甜苦辣。本报今日将八位参赛者的精彩演讲以文字形式再现，与读者共飨。相信通过他们的故事，您会对记者这一职业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从故事中体会到“新闻”的力量。　　　　无论走出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 　长春日报 孔非　　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对做一件事情、从事一份工作，评判的标准和《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类似，那就是有没有意义。　　14年的记者生涯里，我经常问自己，农民种植粮食、工人制造汽车、教师教书育人、环卫工人打扫卫生……这些职业的意义都是鲜活的、显而易见的、易于理解的，那么，记者这份听起来高大上、实际平凡而又琐屑，看起来自由自在、实际随时出发永不停歇的职业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一年初冬，一对来自湖南的夫妇来到报社，焦急地诉说他们在吉大读书的女儿小曹已经失踪多日。我一边冒雪奔走在学校、公安局、医院和志愿者之间，一边在报纸上呼唤动员全市各界力量寻找这名女大学生，同时心怀侥幸地构思见到女孩时要如何严厉地批评她的贪玩，可当我听到女孩跳楼自杀的噩耗，听她的同学追忆起她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听她一夜白头的父母回忆女儿在电话里对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哭诉，我觉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我采访了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写下关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的思考，并邀请到心理医生来本报开通热线，解答形形色色的成长的烦恼。12年过去了，今天，各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健康之网已经织就，成了陪伴心灵成长的有力“支点”。――关注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春天，接到营城矿区私挖小煤窑猖獗的热线后，我和电视台的同行装成买煤的客户，费劲周折来到了被伪装成民宅的小煤窑外面，却被两名彪形大汉拦住。事先商量好的台词一下忘光了，幸亏电视台的大哥够机智，一把把我推到身后，气冲冲地发作对方：“你们吓着我媳妇了。”趁对方愣神之际，我终于影后附体，探出头来怯怯地说：“买点煤这么费劲，咱这浴池别开了吧。”于是，我们成功了，两名男子不仅带我们实地踏访了这个小煤窑，还领我们把周边几个小煤窑走了个遍，我也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报道。后来，营城矿区得到综合治理，私挖滥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困难群众得到救助帮扶。――关注一个区域的平安和谐，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那一年初秋，我在一所监狱中采访时认识了当时正在服刑的大刘。民警介绍说他喜欢写作，但屡屡投稿却总是石沉大海，希望我能指导他写写新闻稿。他递给我一份手写的关于当天活动的稿件，一直漠然的脸上表现出既紧张又期待的神情。我采用了他写下的部分内容。对于民警转寄来的他的作品，无论是新闻还是诗歌、散文，我都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且有选择地发表在报纸上。民警说，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改造热情，他在狱中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好，屡次立功减刑。直到有一天，终于脱下囚服的他扛着一袋大米找到我。他说：“孔记者，虽然你比我小十多岁，但你是我最尊敬的人，你给绝望中的我带来希望。就算为了不辜负你给我改的稿子，今后我也要做正当的生意赚钱。”――关注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我觉得我那一天的出发是有意义的。　　时光荏苒，我关注的目光因岁月的洗礼而更加深沉。从一个人的欢笑泪水，到一家企业的盈亏沉浮，再到一座城市的幸福活力，我深情地守望这座城市向上的轨迹。当我有机会坐在市委全会的会场聆听这座城市吹响转型升级的号角，当我有机会走遍长春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企业车间、学校机关，我目睹了我们这座城市正在扬帆远航，日行千里，我用深情把这一切付诸笔端――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广泛而直接地参与社会进程，我觉得我的随时出发是有意义的。　　但，仅仅有意义是不够的。　　今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从梦中猛然惊醒，时钟的指针让我如坠冰窟。“我的采访迟到了”，这个令人恐怖的念头划过脑海的瞬间，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床，胡乱地套上衣服。被惊醒的爱人赶紧拉住我：“我记得昨天夜里临时通知这个采访延期了。”我用颤抖的手抓过手机，使劲地翻阅通讯记录。前一天夜里十点，我的主任和新闻处的同志的确分别给我发来了该采访延期的通知。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甚至没有力气脱下穿了一半的裙子。我把脸埋在被子里，与后怕相携而来的是一阵阵懊恼：从业这么多年，为什么面对工作还这么紧张、这么不从容？后来我终于明白，那说明我依然敬畏着我的这份职业。正是这样的对职业的敬畏之心，才能够让我对新闻工作始终充满热忱与投入，让我铭记前辈的箴言――“无论技术多么娴熟，都不能取代内心的真诚”，让我无论走出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为了什么出发。　　无悔记者多彩人生　　&&&&&&&&&&&&&&&& 长春晚报& 赵新雨　　我从2003年起在长春晚报工作至今。刚入行时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如今业界却流行这么一句话：女记者当男的使，男记者当驴使。这个行业真是起五更，爬半夜；战严寒，斗酷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谈不好恋爱，照顾不好家。我们找不到工作满足感，因为我们永远在路上，永远为昨天的作品不够完美而遗憾。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中有十多人在长春当记者，现在就剩三个人了，但我们三人仍然为这个职业骄傲着、激动着、自豪着、拼搏着、奋斗着――因为只有坚持下来的我们，才有机会体验这个职业的精彩，感悟这个职业的影响力，享受到这个职业带来的幸福感。　　想要当好一名记者，需要会表演、够大胆。　　2005年，我“演”了一回购买毒品者。我按约定在香格里拉开个房，然后两名民警提前埋伏好，等毒贩来敲门。毒贩敲门的时候我说“进来吧”，这人探头探脑往屋里看，我又说了一句，“货是我要的”。他一进门，就被民警按住了，我的戏也演完了。与真正的演员相比，记者暗访时的“演”，不仅需要逼真的演技，更需要机智、勇敢。演员演砸了，顶多丢个饭碗，而记者演砸了，丢的可能是脑袋。　　说到胆大，做时政记者要有胆量。时政记者总是面对各级领导，你得有胆去把想问的问题说出来。这就需要突破你自己。社会新闻的记者，常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没点胆量是真不行啊。2004年吉林市中百商厦着了大火，当时社会传言死亡人数有瞒报的嫌疑。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假称去寻找失踪人员，进了一趟存放遇难者遗体的场所。其实我心里怕得要命，表面上还要装镇定，不能被人识破身份。经过辨认尸体的过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来的。但正是这场表演，让我查清了事实真相。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去了灾区采访。刚下飞机，就被双流机场的场景震住了――到处都是车、人、物资。几经辗转，我来到都江堰市，找到了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抗震救灾的队伍，临时安置下来。　　在震区的第一夜是个不眠夜，把稿子发回报社已近凌晨两点，走进扎在马路上的帐篷，和衣而卧。不一会儿，突然觉得身下的大地在颤抖。“地震了，跑！”我一下子蹿起来，“飞”出帐篷。余震很快过去，灾民和救灾人员都各回各地睡觉去了，我却睡不着。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第一次经历地震，还是躺着经历的，那种山摇地动的感觉，真让人后怕。我坐在马路边上，直到看到了青城山美丽的日出。我知道，我又该走在采访的路上了。　　后来，通往震中汶川县映秀镇的公路打通了，我决定去震中采访。我想方设法雇了一辆面包车，前往映秀。一上山道，我心里就打鼓。盘山道就在山边，下面是立陡的山涧，底下是怒吼的岷江，路边不时会看到没来得及清理的汽车、和公交车一样大的石块，还有公路裂缝，最大的裂缝两侧落差有一人多高。我坐在后座，手把着车门的开关，以备不时之需。面包车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行。刚过一条隧道，前面路况不错，面包车司机也提高了车速，可就在此时后面传来解放军战士的声音：“前面的面包车快停下。”话音未落，就见前面一片烟尘，山体滑坡了，面包车随着大山在晃动。司机一脚急刹车，面包车直接横了过来，向岷江冲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把拉开车门，就要往外跳。“咣”地一声，面包车停住了，原来是一块立石撞到了保险杠上。我跳下车，一身冷汗……一天的采访终于完成，坎坎坷坷地回到市区已是晚上十点多，给报社传完稿子又是后半夜。　　再后来，我又经历了堰塞湖险情、6.4级余震。每次险后余生，我除了庆幸自己还活着，便是庆幸自己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因为只有这个职业，才能及时将灾区的真实情况传递给时刻关注、关心灾区的人，才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在四川采访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经历。　　很多同行都觉得记者苦、记者累。其实，每个职业都有它的艰辛与痛苦，但却没有任何一个职业能像记者这样每天都经历着新奇与突变，并把自己的经历与人分享。　　记者苦，但我们接触的圈子广；记者累，但我们每天都有新事物去面对；记者真遭罪，但我们的名字在百度上一搜一大片。我时常拿出以前的报纸，看看自己写过的稿件，每篇稿件都留下了一段故事，原来我的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　　我珍惜每一次我的名字变成铅字的机会，感谢新闻选择了我，感谢新闻激励了我，感谢新闻让我成长，感谢新闻给我如此多彩的人生！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择业，我仍然会选择当记者。　　话筒之外的故事　　&&&&&&&&&&&&&&&&&&&& 长春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王彦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我的职业栏里，“记者”二字刚好闪烁了1000天。在这1000个日日夜夜里，我聆听记录了1000多个故事，这些故事围绕着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同时也牵绊着我的脚步，让我坚定地在记者这条路上走到今天的舞台上，走向未来。　　2013年3月，我采访了一个14岁的少年。他年幼丧母，为了照顾重病的爸爸而弃学在家。节目播出后，在大家的帮助下，他重返校园。第一天放学，他给我打来电话，问“姐姐，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加班啊。他说，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啊！我说对啊，姐姐要上班挣钱养活自己啊。他认真地说：姐姐，以后我长大了，你就别上班了，我挣钱给你花。听到这儿，我笑了，眼圈红了。　　如今这个孩子的爸爸已经病逝，他在吉林省孤儿学校读书，过得很好。　　2013年4月，我采访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和老伴儿住在一个流动的小铁棚里。因为我们的报道，许多好心市民给老人送去吃喝穿用，一位做地产的老板更是给老人腾出一间房来安家。老人搬家当天，我因为奶奶病逝回了河南老家。回来后得知，老人搬家当天因为没见到我哭了。半年后，我接到老人的电话。他说：“孩子，我想你了，就在你们台楼下。”我跑到楼下，看到老人从一个破旧的书包里掏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四块月饼。老人说：“孩子，这是好心人送的，你奶奶说什么也舍不得吃，非要给你留着。”那天距离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但我知道那仍然意味着团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新闻的记录者，这种记录引发爱的浪潮，人们用爱温暖了新闻的主角，也温暖了我。不过，7月30日，一个跳楼事件，让我从新闻记录者变成了参与者。　　当天下午一点左右，我接到新闻线索，说在岭东路附近一栋高层居民楼上有一中年男子要跳楼轻生。这名男子要见记者。我和摄像记者匆忙出发。一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轻生男子是什么样身份，他会有什么诉求。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在11层高楼的窗外，命悬一线。通过摄像机里的画面，我能清晰地看到他脚踩的边缘宽度不足十厘米，双脚跟悬空，大风吹动着他的衣角。情况十分危急，我和摄像兵分两路，他在下面拍摄现场，我上楼去了解情况。此时，消防人员，公安干警，还有另外一家媒体的同仁以及男子的亲属都在现场。据说现场救援已经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不管谁和男子对话，他始终情绪激动。我意识到，当事人对在场的任何人可能都不信任。于是，我向当事人走过去，不仅跟他说明我的身份，还拿出了证件，希望能取得他的信任。　　交流过程中，男子一直在说着某件事，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女儿”两个字。大伙儿便商量找来了男子的女儿。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女儿出现时，男子情绪反而更加激动，不让女儿靠近。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当时特别想弄清楚男子为什么有如此反应，这起跳楼事件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我更清楚，在那个时候，救人要比弄清真相更重要。猛然间，我想到了他当初的要求――见记者。或许，我会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于是，我做出了大胆的尝试，逐步向他靠近。其实，每向前一步，我的心跳就加速一次，满手心都是汗。看到他嘴唇发干，我便说：“哥，我给你倒点水，行吗？”没想到，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问话，却引起了他的友好回应。随后的几秒钟，借着我给男子喂水、递烟的时机，消防人员猛冲上去，成功地实施了救援。僵持三个小时，真正动手施救也就是那几秒钟。　　其实，当时靠近他，看着他，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技巧，但我相信，赢得对方信任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将心比心的真诚，要让他感受到我是真在关心他，愿意去帮助他。也正是这种本能的关怀，才带给了他在生死边缘徘徊时那种生的希望。　　那位轻生男子叫什么，我不知道，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　　一次与死亡的邂逅，与生命的对话，改变了一位轻生者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对职业、对人生的态度。其实，赢得轻生者信任的，绝不是某个记者，而是整个媒体的公信力；现场的那个我，只是媒体团队中的一员，只是媒体责任的一个代表。我很庆幸，我选择了记者这份职业，选择了责任和担当。　　那些人那些事　　&&&&&&&&&&&&&&&&&&&&& 长春晚报肖虹　　2003年1月，我到长春晚报时政部实习，没想到就摊上了大事。那一年全中国的主题是抗击非典。　　从老记者带着我跑采访，早8点到晚12点的作息；到看到他们中很多人，把危险的采访任务留给自己，把平安让给同志；再到一篇篇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疫情消息见报……半年，让我认识了记者这个职业――它首先是一份责任，然后才是一个职业。同年7月我加入了长春晚报。那一年，长春晚报14岁，我23岁。　　2008年年底，长春正式迈入“国家卫生城市”行列，700万长春人18年的坚持一朝梦圆。我采访了一位七旬的老人。他讲了很多老长春的老故事：曾经尘土飞扬、垃圾遍地的城乡接合部；曾经艰难推进的“门前三包”和“楼道革命”；曾经因为校舍不足，基础教育实行四年的“捐资助教”……　　这位老人是原长春市副市长于福今。他对我说，创城不是喊号子，而是要拼底子。1990年长春就提出“创城”，18年后终于成功，这是对我们这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肯定。　　他的话让我有些心酸，因为于我，追踪创城报道、期盼创城成功不过是两年多的事，眼前的老人却盼了18年。那一年，长春晚报19岁，我28岁。　　日凌晨，我和摄影记者在某中学前已经蹲守6个小时。黑暗中，看着由远及近的闪烁警灯，我知道我们又被盯上了。　　“同志，身份证拿来看一下！”这次是巡警。之前我们已经被交警、片儿警和学校保卫先后盘查过。其实，我们在等零点后的高考放榜。一年一度，每次都是半夜，也几乎每次都会与警察遭遇。尽管大多数时候是无功而返，或仅是一篇200字左右的报道加一张照片，但我们必须等，因为这是第二天读者翻开报纸最想知道的内容。那一年长春晚报23岁；我32岁，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可爱女儿。　　也是在2012年，我认识了一名大四学生。他叫梁轲，小我6岁，大学毕业却比我晚了9年。他上学晚，2008年才勉强考入长春的一个二级学院，却已经是老家甘肃省会宁县四方乡范家沟村几十年来出的唯一的大学生。他普通话很差，有时候面对面交流也需要借助纸笔。他说，在他的家乡，因为干旱，那里的孩子每年洗一次澡。　　当时他找我是希望我报道他，因为他觉得，只有出了名才能借助媒体的力量为家乡小学捐建一个图书馆。大学四年，梁轲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支教，那时他已经是西部大山里80多个孩子的“小老师”。　　后来我报道了他的事迹，《长春晚报》的读者也真的帮他为家乡小学捐建了一个图书馆。这时他又提出，想让我帮他找工作，要求是工资不能低、工作时间要灵活，让他有时间把支教的事做下去。　　再后来，他真的遇到一个热心公益的老板。现在，他还在积极联系吉林、甘肃、四川等地的高校大学生到家乡支教，他的母校东师人文学院也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支教团队，一届一届大学生会将支教的接力棒传下去。　　今年我34岁；几天前《长春晚报》也度过她25岁的生日。在晚报工作11年，10年在时政要闻部，7年负责教育战线。记者这份工作给予我的绝不仅仅是工资，还有心灵上的丰富和成长。　　6年前，金庸先生来长，受聘为吉林大学名誉教授，我去采访。那年，84岁的金庸还在攻读剑桥大学的博士。有人劝他不用学了，老先生说，“我求学不是为了学位，而是为了学问”，“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学问不够，还要多研究”。一位84岁的老人尚且如此，我有什么理由不学？　　3年前，已经卸任北大校长职务的许智宏院士走进东北师大。这位校长曾因在公开场合演唱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而备受大学生推崇，也因力挺“北大毕业生可以卖猪肉”的言论而饱受争议。许智宏说，现在在北大仍有很多文科教授拒绝使用ppt，坚持用黑板板书上课，因为“写板书的过程能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时间思考，而ppt一点就翻到下一页，没有时间回味。”他的话让我对现代化教学技术有所反思。　　今年4月，知名媒体人白岩松来师大上公开课。有人问白岩松“新闻的理想离你有多远”，他说，“生命有多远，离我就有多远。”这回答也鞭策了我。　　今天虽然是我站在这里，讲的却是一个普通媒体人亲历的“别人”的故事。这正是记者这一职业的好处――既是生活的亲历者，更是观察者、记录者。相信未来有更多人、更多事值得我们记住，而一个个普通人、一个个普通的故事，就构成了千千万万个你、我、他正在经历的伟大的“中国故事”。　　在工作中寻找真实的答案　　&&&&&&&&&&&&&&&&&& 长春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周芳　　今天，正好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1000天。这期间，我一共采访民生新闻884条，其中三分之一是惊险刺激的暗访调查，三分之二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说，通过话筒和镜头，一条条报道缓解过矛盾，成就过感动，搭建过希望。　　我本科学的是数学，听上去和记者职业毫不沾边，但仔细品味，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学数学追求的是求正解，而做记者追求的是报道事实真相；数学提倡举一反三，记者要能随机应变。在我看来，每一个采访都是一道综合数学题，采访目的是为了求解，采访过程需要证明，采访完成的报道是将解题过程和结果展示给大家看。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要保持清醒，保证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不出错，才能将真相呈现给观众。　　讲一个故事来说明我的观点。去年4月7日，清明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上一到单位，我们一主编就着急地对我说：“周芳，快看看今天某报纸的头版新闻，咱们去采一采。”我一看，题目特别劲暴，大意是一老人在一早市上摔倒，178人从其身上跨过，行文立意就和当年的小悦悦事件非常相似。大家可能知道这就是去年的405财神商厦老人摔倒事件。当时由于一段视频被误传，使长春陷入全国性的指责中，然后我们城市速递作了纠正报道。可能有人怀疑，我们是为了挽回面子在硬做纠正，其实我们真的是通过采访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才决定用报道还原真相，而只有真相，才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　　当天，看到那家纸媒的报道后，我第一感觉是：不可能吧。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篇报道，毕竟我还没调查过，而且这件事还没在网上传开。　　带着“不可能”的感觉，我和搭档摄像立即前往早市现场调查。早市负责人，恰恰是向纸媒提供线索的人。他见到我就骂：“你们媒体能不能不瞎说？怎么胡批乱判呢？我找记者是想表扬那个护理老人的好心人，但我也没说过别人就冷漠啊……”说实话，当记者不少挨骂，但这次挨骂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不可能”的感觉得到证明了。我先向这位情绪激动的负责人表明身份，讲明我是第一次来采访这事，想弄明白真相是啥。从这位负责人口中得知，当天是一老人摔倒，不少市民过来帮忙，其中一白衣女子特别突出。守在老人身边护理，一直到120来。线索人非常赞赏她，写了首诗表扬，又想找媒体表扬。为了给报纸提供女子的图像，就把当天事发的无声视频给记者拷贝了。线索人对我说，当时就是为了通过表扬女子宣传正能量，什么178人跨过，他从没这么说过，不知道怎么报道出来就变味儿了。　　随后，我到现场做了询问。没想到，到了老人摔倒的位置，我又被骂了。这回骂我的是一位菜摊摊主。老人摔倒时就在他摊前，正跟他买菜呢！他当我的面甩出两兜菜，一捆葱，一袋豆角。他说：“你看，老人的菜我还保存着呢。咋就我们冷漠了？你们记者来问了吗，你就说我冷漠？”当时听了，我心里挺不得劲的。我相信这位摊主是真生气了。作为一个普通人，谁都很难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更何况这位摊主是作为新闻人物遭到了道德的批判。我突然觉得，记者不仅仅要记录事情过程，报道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判断也都应该经过深入调查，否则有一点不对，都可能给别人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比做对数学题更重要。　　我调查的结果是：老人摔倒后有很多人帮忙，有拨打120的，有站边上看着老人的；之所以录像画面里有看似跨过老人双腿的举动，是因为当时早市闭市，这是唯一开放的运货通道，人不得不从那儿走，等等。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采访，我得到了真相，证实了“不可能”的推测。我带着这些调查来的细节回到单位。没想到回去之后，误传在网上的负面消息影响扩展得很大很大，各地主流媒体，包括央视也开始转载。一下子，我的这次采访就成了纠正报道。　　我曾设想过，这件事如果从来没被误传，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一道题如果没做错过，你就不会加强注意一样。这件事虽然最后以一个好结果告终，化解了长春人的委屈，但也提醒了我，做记者，做主流媒体的记者，我们没有错的机会，因为我们不能让新闻当中的人和事因为我们的错误而受到任何伤害，我们不能传播错误的信息引起不该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想说，记者，要用清澈的眼睛来看清真相，要用严谨的思维来辨别真假，要用负责的态度来全面调查，要用善良的心来传播正能量。我想说，做记者这些年，我真的经历过很多好故事，但在做好记者这件事上，我还在探索。　　平凡奉献无悔　　&&&&&&&&&&&&&& 长春日报冯云菘　　在有着69年厚重积淀的长春日报，活跃着一支传承了几代新闻人优良传统的编辑团队。他们当中，有政策严谨、逻辑缜密的责任编辑，有才华横溢、视角独特的美术编辑，有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的校对人员。随着多媒体时代的来临，近两年，还增加了新的成员――利用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平台，与读者保持良好互动的网络编辑。这支多“兵种”的编辑队伍，有人已经双鬓染霜，有人依旧血气方刚，但他们，都思想过硬、业务精湛、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党的声音，倾听人民呼声。　　我，有幸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在“编辑”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0个春夏秋冬，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也见证了编辑部中，我最可敬、最可爱的同志们，为了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报纸的编辑，大多是在夜间工作，是用工作迎接光明、迎接黎明的人。“熬夜”，是他们特有的“标签”，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时间紧、任务重，要在短时间内统筹全天新闻、编辑大量文字，整个人，始终需要保持紧张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身体、心理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　　长期的夜班工作，让许多同志无法与家人的生活节奏合拍，在一些传统节日里也不得不放弃与亲人的团聚。　　2002年的夏天，我的女儿刚刚满月。当时，正值韩日世界杯，我在报道小组全程参与策划、报道，连续工作30余天，白天紧盯赛事进展，晚上编稿、成版，凌晨才能回到家，但看着熟睡的女儿，全身的疲劳无影无踪。为了能给妻子减轻负担，我会尽可能多地分担些家务，因为我知道，正是家人的理解和付出，才能让我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新闻工作中。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也懂事了。在我夜班工作的那些日子，她总会打电话对我说：“爸爸，我都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下班回来，我都睡了，早上我上学去，也不忍心叫醒你。”听到这些，我一阵心酸。常年的夜班工作，让我失去了很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因此，不管多晚下班，哪怕已经是清晨时分，我都要认真检查、批改孩子的作业，为她盖好被子。当然，也不会忘了女儿对自己提出的小小要求：“爸爸，不管多晚回家，都不要忘了亲我一下。”　　编辑邓天伟，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收获双倍幸福的他，也需要承担双倍的生活压力。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生病，需要尽心呵护，编辑部领导关切地劝邓天伟休息几日，但他总是笑笑说：“没事，我能行。”这一句“能行”，就支撑着他，十年来，从未耽误过哪怕一天的工作。　　编辑王耀宇，是家里的独生子，和妻子要赡养双方的四位老人。前不久，岳母患病住院，需要手术治疗。凌晨下夜班后，他就赶往医院照料，当天下午，及时返回单位，参加新一轮的出版工作。困了，就倒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充充电……　　校对员赵静华，下夜班回家的路上，不慎摔断了手臂。伤势稍有好转，就主动要求回到工作岗位。用她的话说：“我早一天回来，就会多为同志们分担一些工作压力。”　　今年4月，《长春老年》周刊成功创刊。当时，这个相对独立的编辑部门只有4位成员，而且全部是女性，要承担策划、采访、编辑、接待、发行和推广等全部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接听读者电话和接待老年人来访，最消耗时间和精力。因为老年人大多有眼花、耳背等生理特点，和他们沟通，既要提高音量，又要把握分寸，不让老人们产生误解。此外，老年人作息时间灵活，经常会有不到上班的点儿，编辑部门口就有老人来访，或者到了中午饭点，来访的老人才刚刚赶到……面对辛苦、劳累，这些女编辑没有怨言，她们说：“只要你读一读那些老年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再苦再累，也能满血复活！”　　这些看似平常的付出和牺牲，这些编辑部的感人故事，单凭我一张嘴，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昨晚是中秋团圆之夜，在皎洁的月光下，在这座繁华都市的人潮车海中，我呼吸着美丽春城蓬勃发展的气息，突然领悟到：　　我们的工作虽然平凡，　　但却记录着这个伟大时代的变迁，　　见证着实现中国梦的每一个坚实脚印。　　为此，我，我们，无怨无悔！　　我和乔大梁一家的故事　　&&&&&&&&&&&&&&&&&&& 长春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杜朋　　我已经从事新闻工作20年了，算是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20年的职业经历，我最大的体会是：记者这个工作会让你的生活有一种延伸，能够更多地触碰到平时生活之外不一样的世界，会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也会更多地感受到生活和心灵的真实。记者不但要有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还要有良知、正义感和同情心。一名合格的记者应该利用新闻媒体去传递正能量，展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12年前，2002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叫马红梅的母亲说她三岁的孩子烧伤了，家里非常困难，哭着说如果我们不帮她，她就没有活路了！就是这个偶然的求助电话，开启了我和这个家庭十多年来不同寻常的际遇。　　马春梅本来只有一个女儿，被烧伤的这个孩子，是马春梅的妈妈捡来的。没多久，春梅妈妈去世了，她就接着抚养这个孩子。可是他的丈夫不理解，为此还和她离了婚。不久，她下岗了，两个孩子都跟着她，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春梅很要强。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她起早贪黑卖瓜子、卖冰糕、烤苞米……　　事儿，就出在烤苞米上!　　日一大早,她要出去卖烤苞米。平时她都是带着捡来的那个三岁的儿子乔大梁一起去，可是那天这孩子说什么也不去，非要自己在家玩儿，她就同意了。下午4点多钟，卖完了烤苞米往家走，离家还有好几百米，就听有人喊“着火了”！她就像有预感一样，疯一样地跑回家。　　邻居告诉他，孩子已经被送到医院。等她赶到医院，看到孩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认不出来了！　　原来，她走后，三岁的乔大梁不知怎么找到了一盒火柴玩儿，把家里的东西引燃了，孩子吓得赶紧把被子蒙到脸上。被子遇火着得更快了，孩子的脸和双手严重烧伤。她家本来就困难，下岗后拿到的7000元安置费，治疗一个月就全花光了。孩子是捡回了一条命，可没有得到彻底治疗，随时还有生命危险。烧伤后孩子嘴张不开，眼睛闭不上，医生说再这样下去眼睛就完了！那天，她抱着乔大梁从医院打车回家，在车上哭了起来。出租车司机听了她的经历后建议她给交通之声打电话。就这样，她拨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到她租住的房子里，我看到了可怜的乔大梁。孩子特别懂事。妈妈说记者阿姨来看你了，他还对我笑，那笑容让人心酸得掉眼泪。回来后，我连续发了多篇报道，希望社会各界能帮他们渡过难关。　　很多好心人给他们捐款、捐物，三家医院更是解决了他们的大难题：吉林省武警总队医院、长春市烧伤医院先后给孩子提供了免费治疗，而吉林铭医整形医院不但给乔大梁做了面部修复手术，更承诺免费给乔大梁治疗到18岁――因为当时孩子太小了，不能做植皮手术，会随时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每年都需要做矫正手术。　　虽然铭医整形有承诺，但春梅还是担心。每年大梁去治疗的时候，她都希望我能去。我想，虽然铭医整形可能不在意这方面的宣传，但新闻媒体的报道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动力。我想让大家知道，正是因为好心人的爱和付出，乔大梁一家才能走出困境，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光明和希望！12年来，每年乔大梁治疗的时候，我都陪他们一起去。而我也得到了春梅一家的信任。他们碰到什么事都跟我商量。　　2005年，乔大梁到了入学的年龄。按照学区划分，他应该到朝阳区的一所小学上学，可学校担心其他同学看见他害怕，拒绝他入学。我找到教育部门协调。因为那时他们租住在绿园区，就安排乔大梁去了青年路小学。开学当天，春梅含着泪对我说：“这孩子上了学、有了文化，将来才能活下去啊！我们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2010年，因为父母留下的房子，春梅同妹妹发生纠纷。我帮她找了律师，维护了她的合法权益。　　2011年，我帮助乔大梁顺利地上了初中。　　2012年，因为户在人不在，社区要取消他们的低保。春梅跑了几天都没着落，于是又找到我。我赶紧给她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打电话，想了解了解情况，结果社区工作人员一听说是记者，就说，根本没想取消她的低保，是她自己听错了。事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解决了!　　今年7月，乔大梁初中毕业了。他想上技术学校学汽车修理，掌握一门技术，可是好几家学校都不接收他。我就和单位对面的建设技校取得了联系，正在协调时，外地一所技校录取了他，而且是大专。　　这就是我和乔大梁一家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只是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　　每个记者都有故事。这一个个故事传递着社会的爱和温暖。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收到大梁的祝福短信，拿着春梅送过来的一包瓜子，看着她信任的目光，我的心就感到特别温暖。　　责任――前行的力量　　&&&&&&&&&& 长春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刘阳　　在媒体从业20年，我用眼睛看着世界，用心感受着世界的变化。从广播的声音传递到电视的视觉冲击，从纸媒的反复阅读一直到现如今自媒体的出现，作为新闻人，我们感慨着时代的变迁。　　“百度”上面有关记者职责的内容是这样写的：第一，敏锐地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在走近百姓、走近新闻时，无形中也成了新闻中的主角，尤其是在那些报道特殊弱势群体的时候。作为具有社会良知的人，作为有着强大推动平台的人，每次报道也都考验着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受到的是各界对新闻人的尊重与信任，我们是有能力推动社会前进的群体。　　2007年的一次采访，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双阳区齐家镇四屯村，那是一所只有50多人的村小，班级人数6个年级以倒金字塔的形状排序，一年级只有5名同学。在与老师的聊天中我了解到，许多家长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欠缺，无奈地让孩子去离家较远的中心校上学，留下来的孩子大多数家庭比较贫困，他们无力负担班车费用。这所村小前后两排房子都是上世纪70年代建设的，房顶是用玉米秸搭建，门窗的斑驳记录着历史的印迹。窗框已经被岁月腐蚀，感觉用手轻轻一推，窗户就会整扇掉下来。无论冬夏，屋子里四处透风。老师说，从来不敢让孩子擦玻璃，怕把窗户擦掉了。到了冬季，学校的取暖更成了问题。他们依然采取土办法，每间教室的中间都有一个用泥土堆砌的炉子。本来应该稚嫩的孩童脸上没有光滑粉嫩，却有寒风吹过的裂痕，而指甲缝里那黑黑的泥土又那么显眼，还有几个小孩的裤子都在脚踝以上。有个小男生，虽然已经是四年级，但是个子矮矮的，秋裤露在外裤下面一大截。校长说，这个孩子父亲重病，母亲残疾，家里住的是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当今社会还会有的土坯房子，而且已经残缺不全。　　回城的路上，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那所破败的村小、那两排土坯房和渴求知识的目光，还一直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没过几天，三星公司新品发布会邀请我参加。我向公司的领导提起自己的所见所闻，他们毫不犹豫地对当天为客户搞的手机抽奖活动进行了调整，把抽奖箱临时改成了捐款箱，并且又拿出了几部手机进行现场拍卖，所有员工都可以参加。令人高兴的是，当天就筹集到了2万多元钱，用于对村小教学设施的改建。除了可以把学校的窗户改造成塑钢窗外，还有一部分可以作为孩子体育设施的扩建费。带着爱心企业的重托，再次踏上那条曾经走过的乡路，泪水一直浸润着我的眼睛。这是企业对媒体人的信任，是媒体人无冕之王的荣耀。原来，我不是只能做报道，我要用我多元的触角把社会牵连起来，我还要和三星公司的几位员工负担起一些极度贫困孩子的学费。　　从那以后，一种责任变成了我前行的脚步和力量。2008年汶川地震，在我的倡议下，丰田公司的一家4s店将两辆卡罗拉汽车进行拍卖，捐款三十几万元，用于抗震救灾。捐款的时候，无数人和我一起大声朗诵：“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市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我和一些媒体同仁在重庆路上搭建了一个舞台举行义演，两天的时间，现场募集到了十几万元的善款。“四川雄起”的话语不只是激励受灾的同胞，也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对媒体的信任。那份来自于善的力量让我的泪水再次喷涌而出，大家给了我一个外号――“爱哭的小喇叭”。　　波司登公司是我一直以来联系的企业，每年都会让我帮助寻找从南方来长春求学的贫困学子，为他们捐赠羽绒服。　　多年以来，我身边的志愿者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当中有公务员、企业家、大学老师、律师、新闻工作者、警察、出租车司机。到目前为止，我们捐赠给贫困学校的书籍有上万册，为受灾人员捐赠衣服、棉被几万件。我个人为贫困小学和灾区捐款捐物也近3万元。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我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熊猫妈妈”，沿用至今。很多人都纳闷地问我，你家孩子小名叫熊猫啊？其实，我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可是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每个孩子都是熊猫一样的宝贝，我要给他们当妈妈。这是责任，更是爱的力量。　　我是一个广播人，我有责任第一时间赶往新闻现场。我是一个广播人，坐在直播间中的是我一个人，可是接受着我传递出的信息的却是七百多万长春人，于是，我也就不再是我，我代表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我展现的是一座城市的道德形象，我传递的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在这座“最有人情味的城市”，我们就是燃起温暖的火种。责任，是我们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