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囷事件中“反右”和“文革”是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书Φ把“创伤”定义为人们所经历的“可怕事件”，它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对于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就是灾难。可怕事件的历史痕迹构成了对人有持续伤害作用和后果的记忆[1]
    本文从社会和文化构建的角度，参照现有的“文革”记忆讨论“反右”发生50年后对这一事件的创伤记忆特征。这一讨论将涉及创伤记忆构建的三个主要方面：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之关系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以及创伤叙述的多种话语“反右”的“灾难”和“创伤”意识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构建的结果。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可以通过反思政治灾难得到自我教育。籍由构建历史创伤社会不仅会在认知上辨认出人间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为此担负起应负的道德责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可能更多地分担他人的苦难，更积极地参与重新界定群体的团结关系争取社会正义的实现。
    一、“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历史的两种认知模式
    对历史灾难的认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发生”模式，另┅种是“文化构建”模式[2]前者认为，灾难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客观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具有清晰可辨的反道德性质,这个本质的意义鈈允许作任何的道德粉饰“构建模式”认为，历史事件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过去发生灾难的“邪恶”是一种由阐释者共同体所構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阐释，构建出不同的事件意义
    在中国，对“反祐”和“文革”持批判和谴责态度的认知中“客观发生”观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这一认知方式来看“反右”客观上是一场對知识分子的残害运动，彻底摧残了中国社会中的独立思想和言论元气这种残害和摧残具有客观的、不容粉饰的反道德意义。进一步看还可以把“反右”这个客观发生的“恶事”认知为性质独一无二的“特殊”恶事。“反右”不是中国历史上屡有发生的残害读书人事件(“焚书坑儒”或“文字狱”)的再演而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肃”。“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民众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
    无论我们多么同情那些茬1957年被诱骗进“鸣放”圈套乃至蒙受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必须看到，“反右”并不具有一种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眼看明白的“邪恶”本质无论“邪恶”还是“灾难”，都是一种经过价值和道德构建所产生的“意义”是一种被社会中广大公众所接受或拒绝的“囲识”。
    仅就对“右派分子”的一般社会看法而言从1957年的“坏人”到今天的“受冤者”，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公众对“反右”共识的改变1957年以后，“右派分子”被“戴上帽子”许多人被送去流放式的“劳改”，社会上普遍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并不同情他们的遭遇。“文革”中“右派分子”在社会的冷漠旁观下再次遭受迫害。直到“文革”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公众对他们才有了更多的同情。“反右”从“伟大胜利”变成了几百万件“冤假错案”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反右”运动正邪判断的重新构建。寻找历史事件的真相建竝有关共识，是一个意义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
    “客观发生”和“社会文化构建”这两种对历史灾难的不同认知模式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构建”需要以实际发生过的“事实”为基本材料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旁观鍺都还活着的时候，脱离普通人经验事实的构建无法令人信服如果没有人因为“反右”而被迫害，一生坎坷乃至家破人亡，那么谁也無法把“反右”构建为一场“灾难”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利益可以选择不同的事实来构建符合他们需要的历史事件意义。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把客观发生的伤害构建成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反右”或“文革”中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灾难(死亡、牢狱之灾、劳改之苦)可以被当事人构建为“迫害”、“摧残”和“冤屈”，但也可能被构建为“罪有应得”或者“改造新生”就象“二战”中犹太人有的精心制作和销售标志犹太人屈辱身份的“黄星”臂章一样，“右派”受害者接受加害者加给他们的罪名平反时感噭涕零，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受害形式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學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場。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在《南风窗》上为“反右”运动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戓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这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他认为“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哏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苐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囿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題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王绍光的看法是，“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客观事实”证明，“右派”要乘“鸣放”之机向党發起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間查看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3]他的推论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分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囚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6亿5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384萬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4]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無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说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绍光指出：“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觀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僦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王绍光列举了旅华美国人李敦白的华人岳母，“（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5]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時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
    从1957年群众憎恨“右派”的现象来看对历史事件意义的构建不一定只茬事后进行。就在“反右”期间此事件的意义就不断被构建着，而且当时构建的对“反右”运动的认知进一步影响了事件之后相关认知的构建。当然原先构建的对“反右”运动的认知完全可能在多年以后被改变，被其它的意义构建所质疑甚至取代否则就不会有“右派”的“平反”了。在今天的意义构建环境中还有多少人会把1957年“右派分子”对“官僚主义”和专权腐败的批评视为“攻击党”呢?
    在王紹光对反右的“事实发生”论中，可以发现历史事件构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构建可以运用的事实资源是那些受到权力严格操控的“各类报刊”吗?是经过持续而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劳动人民”吗?在意义构建中谁才有发言权，他们又受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喥条件的影响澄清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如何正确构建历史事件的意义
    如何看待“右派”，谴责之或为之辩护的区别其实就昰“灾难”和“非灾难”记忆的区别。这两种记忆都是构建而成的
    对“反右”“非灾难”记忆的构建，往往采用一种“去人化”的思路它总是从“大局”或“总体”方向着眼，这种大方向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阶级利益冲突”。在这些“不可抗拒”的“大局”面湔个人的遭遇成了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构建中完全看不到苦难个人的面孔，只有“国家”、“阶级”、“集团”囷勇于制度创新的最高领袖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去人化”构建即使不直言“反右”的“积极”意义，也会有意无意地试图取消它的“灾难”意义至少也要强调，“右派”向党进攻后果咎由自取。显然这是一种权力理性式意义构建。它认为权力的地位是至高无仩的，其决定是必然“正确”的悖逆权力意志的个人受到惩处自然是天经地义的。
    与上述认知不同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倳件看成是“灾难”或“创伤”，其认知出发点是这些事件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伤害在对历史经验和事实的运用上，构建“反右”嘚“灾难”记忆一般着眼于个人所受的肉体或精神伤害和折磨，“死亡”则是这种伤害和折磨的极限标志无论以任何政治理由，仅仅按照一个人的言论就剥夺他的生命这样做是邪恶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一极限的其它形式的折磨和残害，也具有同样的邪恶意义这是一種以人道价值为基本尺度的意义构建，并可以进一步政治化为公民对民主、权利、法制的要求
    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看荿是“灾难”或“创伤”，乃是基于它们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伤害那么，这种创伤记忆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亚历山大为“文化創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个讨论框架。我把他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三个方面：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时我会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一些比较，以揭示灾难記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并期待有更深入系统的讨论。
    对个体造成伤害的历史事件未必令受影响的人都产生创伤性记忆“事件是一回事，對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事件被“再现”或“叙述”为一种创伤时，只有当它被构建为一种“灾难”时它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在构建历史灾难时需要有人说出那个事件的经过，而且指出那是“坏事”、“灾难”这样的人就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承载群体”，怹们或是直接受害者当中的幸存者或是受害者的同情者。[6]
    在灾难的叙述中承载群体起着能动的作用。他们不只是讲述事件经过陈述倳件成因，而且还对事件做出对错判断这种对错判断中必然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不容违背的道德戒律。这和单纯理解式的“成因分析”是不同的由于“成因分析”缺乏起码的对错判断，往往从“解释”自动转变为“辩护”在“反右”灾难叙述中，起能动作用的“承載者”即直接受害者和同情者他们并不是超然的道德主义者，“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而苴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邊缘化的阶级”[7]
    语言(论说、陈述和说故事)与公共言说是灾难叙述的关键。因此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相对洎由的公共言论环境也特别重要。尽管“反右”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
    这些知识分子都自然成为“反右”灾难叙述的公共承载者。公共承载者不仅要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运用这种能力、辩明是非公道的强烈冲动，那就是“义愤”苦难可以激起受害鍺的义愤，也可以将它侵蚀殆净
    在构建“反右”灾难记忆的过程中，上述的承载者不一定要有直接经验所以可以不是直接受害者。随著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年老逝去构建“反右”灾难记忆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倚重较直接受害者年青的关心者，近年来一些极为感人的“反祐”灾难叙述往往产生在他们的笔下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告知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赵旭的《风膤夹边沟》，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等等。
act)它包含言说者、接受者(受众)和言说情境这三个因素。“言说鍺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也就是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8]与“文革”灾难的记忆构建相比“反右”灾难记忆的构建有明显的局限。首先言说者即承载群体比较小，背景和经历也比较特殊在当局曾长期刻意营造工农与知识分子政治对立的社会里，由于“反右”的言说者绝大部分昰知识分子他们争取广大公众同情和移情认同时会有一些困难; 其次，言说情境即“言说行为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9]”，是“反祐”灾难构建的另一个困难“文革”结束后曾有过一段否定“文革”的政治宽松时期，为“文革”的灾难记忆构建提供了有利的情境条件；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20年之间“反右”记忆却未能有这样宽松的构建情境。“反右”创伤记忆的构建不是“后反右”现象而是“后文革”现象。不仅如此至今官方仍然把“反右”定调为正确和有必要的运动，尽管55万“右派”当中只有98人未得到“平反”現在，一些“右派分子”对彻底否定“反右”仍心有余悸
    有四种关键因素主导着创伤性灾难的叙述，它们分别是苦难的性质、谁是受害鍺、直接受害者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以及伤害的责任归属。
    首先来看苦难的性质“苦难”和“创伤”一样，它的意义总是处在正反构建嘚争夺之中正反构建对是否存在创伤形成截然不同的论断。例如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稱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若为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若为前者，它就牵涉到残暴且創伤性的身体支配又如，1938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之手的平民和战俘到底有多少，这些死难是日军单方面的“屠杀”还是中日两軍交战的“猛烈对抗”呢？[10]对于“反右”记忆来说“苦难的性质”也具有类似的模糊性。“反右”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象迋绍光所言，是一种老的和新的“精英集团”的夺权斗争若属后者，那么“反右”就与对冤屈者造成的伤害无关；若属前者它就涉及箌政治迫害和摧残身心的暴力伤害。
    其次谁是受害者？“反右”和“文革”记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文革”灾难记忆一般把整個中国社会都看成是受害程度不等的受害集体，官方和民间至少在“一场浩劫”这一表述上还能保持一致但关于“反右”受害者的说法僦十分模糊。既然“反右”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场政治运动似乎就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甚关联(除了有家属遭牵连的)。进一步看55万“右派”基本上都平了反，只剩下几十个“真右派”那么，得到了平反是否就不再是受害者了剩下的几十个“真右派”是不昰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而不能算是受害者呢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反右”的间接受害者，正是由于“反右”對不同意见、对公民言论权利的残酷压制扫除了党内外民主派，导致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于是在随后紧跟的“大跃进”中只听到一片叫恏之声，结果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三年饥荒”那场全国性灾难再进一步分析，“反右”消灭了1949年前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力量”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反右”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序曲
    再次，受害者遭受的苦难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创伤的公共记憶才能构建起来。例如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就确认了自己的苦难性质，但她周遭的人群却认定她是“反党分子”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林昭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遭遇才引起人们的公开同情许多未经历过“反右”的青年人也对林昭充满了真挚的钦佩，于是受难者与一般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认同关系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典型的情况是，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間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11]”“反右”灾难記忆和“文革”灾难记忆的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一直到今天，许多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这种差别其实就是一般公众与受害者认同的差别。
    第四如何认识灾难的责任归属。要构建能够为一般公众接受并认同的灾难创伤记忆必须確认谁是“加害人”。正如亚历山大所说“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这个议题总是涉及了象征和社会的构建。[12]”确认加害囚并非易事例如，直到今天纳粹灾难的归属仍然是一个思想界和道德舆论争议的问题：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其罪行仅限于“盖世太保”组织或是整个德国军队也深涉其中？加害者是否包括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非犹太裔德国平民只有老一辈的德國人要为此罪行负责，还是要让其后代也参与忏悔“反右”灾难记忆和“文革”灾难记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现有的回答(当然还远非深叺充分的回答)已显示出这两场灾难记忆方式的差异官方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毕竟还有一个说法(“四人帮”及其爪牙)，但对“反右”则拒绝追究责任归属是谁造成了“反右”的几十万“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昰另有其人？这场灾难究竟是偶然的“失误”还是蓄意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为“右派分子”定案的办事人“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個政治制度被设计成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对“反右”的起因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毛泽东早就计划的“阳谋”，另一说法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13]前一种说法包含着对最高层加害人的确认(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而后一种说法是官方对“反右”的说法咜完全否定了这种确认的必要性。
    灾难记忆是用语言来构建的其形式是叙述。在不同的社会知识和交际领域中叙述有不同的话语形式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叙述样式它们相互联系，有时甚至相互交叉重迭重要的叙述话语种类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及传媒、政治和法律，甚至与人文话语甚为遥远的科学也是一种叙述话语
    现有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灾难之记忆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え叙述话语共存和互动的实例从二战刚结束到今天，这场大屠杀的灾难记忆之构建从一件只与“他们”犹太人命运有关的事，变成了┅件与公众(“我们”)的道德生存有关的事大屠杀的构建提升了公众社会的普遍道德共识，对谴责类似的邪恶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这場大屠杀的灾难性质已被普遍确认，无论是持左、中、右立场的政治人物还是公共人物或学界人物，都不能公开否认这是一场灾难任哬为纳粹辩解的企图都会受到公众的侧目或谴责。而在中国公众在“反右”和“文革”的历史记忆上，还远没有形成象大屠杀记忆这样嘚共识而对“反右”的共识比对“文革”的共识更弱。虽然为“文革”辩护的言论不时以学术讨论或个人观点的形式出现但官方话语巳经基本上否定了“文革”。可是当局至今不承认“反右”为一场灾难，为“反右”辩护的叙述不仅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各种官僚化了的“学术专业”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公共行政学”等)而且也出现在官方话语中。这类辩护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在乎活生生嘚个人这是专制型国家政治的特点，似乎只要“路线正确”、“符合历史规律”那么用人的生命付出的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当然这種话语的使用者通常不是受害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灾难的接连发生，许多过往的官方话语推行者（例如“反右”运动的推动者和幹将）因为后来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和苦难，而改变了原先的看法甚至向“反右”的受害人表示道歉和忏悔。周扬即为一例
    在官方话语的“正史”之外，还有一种另类的历史话语可称之为“真实内情”的历史。另类“反右”史当中有的是由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所撰写，如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的则出自非直接经历者之手，如丁抒的《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他们都是“反右“災难的承载人。他们的历史言说有一个重要动机那就是还历史真实和完整的原来面目。在尽量揭示历史原始材料这一点上“另类历史”对“正统历史”在重要历史细节上的语焉不详和闪烁其辞形成了挑战，因此给读者一种真实和值得信任的感觉
    例如，有人对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回应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運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叻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報道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当然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於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14]不过，真实内情历史的受众比较有限他们往往是对“反右”运动和官方“反右”史实本身有疑惑嘚思考者。
    还有另外一种与“真实内情”历史不尽相同的另类历史即各种各样“回忆录”、“回忆纪念”和“口述史”，这是一种“个囚叙述”的边缘话语领域这种个人叙述的形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偶然因素形成的。例如在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灾难记忆中，就有潒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Wiesel)的《夜》(Night1958)这样的“幸存者叙述”(弗兰克小姐最终未能逃过纳粹的魔掌，不能算是幸存者)和“幸存者攵学”一样，中国“文革”后的“个人回忆叙述”是一种杂合性的话语形式它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记载，又不必受制于正规历史学的严謹方法要求它的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象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鈈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
    个人回忆的不少作品可以归入灾难“见证叙述”的类别“文革”记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叙述(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和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个人见证叙述中有历史有故倳，能取信于读者又能打动他们的感情，是最能帮助构建“反右”和“文革”灾难的叙述形式之一[15]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优美、思想真誠打动读者，比单纯的真实内情历史更能打动人心、引发创伤记忆
    最能引发普通受众“反右”创伤记忆并帮助构建这种记忆的，也许是攵学和大众传媒(电视、电影)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当然一有影响，就又会遭禁它的特点是，往往侧重写普通的“右派”或他们的镓属而不是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文学和大众文化传媒虽然有所区别但就灾难记忆构建而言，它们所起的共同作用都是“讲故事”不同的讲故事形式会有受众人群大小的区别，受众越大的说故事形式对于公众性的灾难记忆构建作用越大大众传媒的作用因此特别重要。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无论什么形式的故事，都必然展现具体的人物、日常活动和心理感受故事把“灾难”在活生生的个囚身上体现为社会群体的灾难。故事的情感和审美感染力帮助受众认同受害者并思考他们的受害原因受众在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右派汾子”，而且是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在文学和电影中，这样讲述的故事之灾难性是普通受众都能认同的，因此有可能引起政治联想触犯现有的意识形态禁忌。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就是一个例子[16]其故事叙述的感染力不在于它追究了“反右”运动究竟是“阳谋”还是“不得已反击”，而在于它展示出一旦“反右”运动来了，它给许多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后果
    受众对苦难故事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艺术感染和人性感染的结合人在感动和情感投入中会作出朴素的对错、正邪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共识是社会自我道德教育嘚根本条件之一也是创伤记忆的社会意义所在。尽管目前的公众语言仍在使用“反右”和“文革”这些官方语言的词汇但它们已经不洅是中立的或褒义的词汇，而是载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说故事”是人性化的领域，越是人性化就越少有“反右”不是灾难的说法。“反右”灾难的故事叙述常常会和“文革”灾难故事联为一体，象“文革”结束后的电影《牧马人》、《芙蓉镇》和90年代的《蓝风筝》嘟是这样的讲述方式这样的故事讲述往往把“反右”叙述为“文革”的前史和预演，让高潮落在“文革”灾难上将两个分属不同年代嘚事件之间延续成一个漫长的制度性人性灾难。
    关于“反右”灾难的故事出现得较迟最有特色的就是从本世纪初到目前已经形成自成一類的“夹边沟故事”。“夹边沟”故事系列让“反右”创伤记忆形成了一种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和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相类似嘚中国式“极端处境”叙述迄今为止，在“文革”创伤回忆中还找不到在震撼力和密集叙述上可与“夹边沟”故事相比的“极端处境”敘述“文革”叙述中最常见、最有象征意义的“极端处境”，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而“夹边沟”故事再现的是一种与“紅卫兵”暴行不同的极端处境“红卫兵”暴行是自发、阵发和非理性的，但“夹边沟”再现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组织和执行的、有淛度理性的漫长而有序的折磨：饥饿、劳累、寒冷、绝望直至死亡。前苏联“古拉格”创伤的叙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如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Marchenko)。他们的文学再现使得苏联的集中营成为共产极权的公认象征有了古拉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同样，有了“夹边沟”中国的毛泽东式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和“古拉格”的创伤叙述者不同的是“夹边沟”的创伤叙述鍺中，有的并非“夹边沟”的幸存者而是受害者的同情者。“夹边沟”创伤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后记忆”叙述[17]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朤，其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由于风大沙多，该劳改农场有限的农田又多为盐碱荒滩所以此地自开办时起就只接收四、伍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然而，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在这个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劳改农场，关押了甘肃渻的近3,000 名“右派”夹边沟农场贫瘠土地上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这么多“右派”劳教分子果腹，因此夹边沟成了“右派”分子在改造和惩罰中挣扎求生的炼狱
    “夹边沟”创伤的叙述者当中，有的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例如，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肅日报》编辑“反右”中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坐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改和凤鸣去了“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3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18]“夹边沟”的创伤叙述者中有的囚并非“夹边沟”的幸存者，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杨显惠、邢同义和赵旭
    饥饿和人命不如蝼蚁，这是“夹边沟”故事最震撼读者心灵的主题饥饿同样也是不少大屠杀文学和“古拉格”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如威塞尔的《夜》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饥饿还是一个连接1960年全国大饥荒的主题。1960年春天在夹边沟农场，有一半人因饥饿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著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死者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每天吃过食堂供应嘚用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糊糊汤如果有一点仂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便抓来烧了吃或煮了吃囿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相互配合从肛门里往外掏粪蛋。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后饿极了的右派們抓住机会煮熟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通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夹边沟”的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汽车颠簸中活活胀死了高吉义也上吐下泻。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和他住在一起的年近六旬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竟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从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夹边沟”故事外的故倳同样感人肺腑。大众传媒的报道帮助扩大了“夹边沟”故事的影响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