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封没有地址的家书，一代学人关于苦难的见证
高尔泰，一个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老人，以个人之躯几乎经历了建国以来所有集体苦难。1957年，他因《论美》爆得大名，划为右派，送夹边沟；1959年，被抽调画建国十年庆功油画，首次逃出死亡困境；此后辗转，“文革”中再度被打倒，80年代又入狱，90年代赴美，写成人生传记《寻找家园》。
这是一部担当之书。高尔泰用一本书书写一生，苍莽浑厚、精洁优美。他的文字是历史的真实回忆，更是对人性的深层揭示、对灵魂的深度挖掘。高尔泰用文字还原了许多琐碎小事和日常感觉，他在废墟上拾捡零落的碎片，细心擦洗、审视，慢慢地积攒、拼合，在时间缓缓的水纹中逐渐恢复其轮廓，丰富着大历史。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事件中的精微细节。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冷清冷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得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喝，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屁颠儿屁颠儿跟着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着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着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着吮吮滋味，玩玩嘛。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着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你哭着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不能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
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象，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你是1967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似乎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是祝福，也是判断。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会留下怎样的意象？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做伴，你会过得舒适快乐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飞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病都好了。能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大风大雨都不怕。
那年回高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座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回家来浑身湿透冻得发抖，坚决不许你再骑，你还是要骑。
我和祖母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
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更为你骄傲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总在班上名列前茅。
祖母逝世后，你跟着我东奔西跑，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进度快于一般学校，中途插班很难，你都能很快赶上，并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如何。“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你不听，一封又一封给他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后脚跟都破了，血肉模糊。
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我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的麻烦，离婚官司一打几年，生活一团糟，让你也跟着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都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回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纽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着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瞒着我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小雨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阅历浅，但直觉非常好，评论我的朋友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说宝姑姑这个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还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没有寒衣，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小雨要来，你也非常高兴。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热烈而欢乐。我意外惊喜，小雨高兴得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出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意象，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记。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移，中止期越来越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着一层。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1989年以后，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后来重回四川暂住，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那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出国之前，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放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只能嘱你注意保重，只能希望，到那边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38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3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秋坑坑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但愿是那样吧。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我说是。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似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你说：我等着。“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土忧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1992年6月28日。
7月11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十几天后，我们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朱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度假村暂住。还是不能写信。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说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10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母亲同年。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谨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救赎。“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苟能如此，我们已感激命运。我想，倘大家地下有知，也都会比较放心。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所谓“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在现代物理学所描述的多维度宏观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至少，我们可以，存着这个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