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的创除了能读创还能读做什麼... 创造的创除了能读创还能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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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南郑区属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多

次遭遇暴雨灾害侵袭是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地区和主战场。自 2012 年起乐施會在南郑区
柳沟村相继推动灾后重建和生态村庄建设，本着“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家园综合推进，城乡
携手绿色共享创新合作持续發展”的理念，坚持村民参与的原则从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
展的视角出发，开展生态家园创建的绿色扶贫实践与探索

绿色扶贫实踐，一手推动村庄减防灾体系建设一手推动环境友好型绿色生计发展促进产业

提升。六年来柳沟村不仅基础设施与村庄综合防减灾能仂得到显著改善，还恢复和扩大了生态
种养殖示范园、建立了完善的绿色技术服务和村民绿色合作组织同时也建立起村庄垃圾管理和
生態资源可持续供给机制。这一系列探索提升了村民们、特别是妇女村民的环境责任与绿色建设
能力促进了贫困山区的生计扶贫和减灾防災、水源保护及生态环境绿色综合发展。

2015 年记录村庄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事迹的国内首部民间应对气候变化纪录片《气候

家园》在巴黎气候大会中国角循环播放，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乡村妇女积极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故
事2016 年，“灾后柳沟村的绿色重生” 刊登于《中国周刊》2017 年 6 月，“着力绿色扶贫、
推动妇女参与生态家园创建”入选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案例库2017 年，
柳沟村荣獲陕西省减灾委、陕西省民政厅联合颁布的年度综合减灾示范社区2017—2018 年间，
柳沟村的绿色扶贫与实践多次被《陕西日报》等媒体报道

村民正在开展排水渠建设 妇女绘制村庄灾害逃生路线图

乐施会同事与村民交流 生态茶园中的村民们

（图文供稿 / 乐施会）
副主任：李召虎 辛 賢 叶敬忠 郭 沛
委 员：（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陈明海 段留生 冯开文 李 明 李小云 林万龙

刘 巍 齐爱兰 任大鹏 司 伟 孙庆忠 王瑞梅
武 晋 张 晖 张曉红 张正河 赵竹村

第 35 卷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 聂摇 伟摇 龚紫钰(5)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姠及其进路 …………………………………………… 吴业苗(13)
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 ………………………………………………… 李文钢(22)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地理学分析 ……… 田摇 园摇 蒋摇 轩摇 王摇 铮(32)
中国贫困县划分精度商榷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检验 ………………… 叶宸辰摇 唐斌斌摇 刘林平(44)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 魏程琳摇 赵晓峰(58)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 X 市的调研 ……………………………………… 张摇 建(70)

———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 沈费伟(81)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 刘摇 风(90)

连片特困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六盘山特困区两个县的数据 …………………… 焦克源摇 张摇 焱(99)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

———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 模糊—冲突冶 分析框架 ………………… 王摇 蒙(108)

找回集体:西藏治理深度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 高摇 飛摇 向德平(117)
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

———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 查志远摇 檀学文(127)

责任编辑摇 常摇 英摇 陈世栋

…………………………………………………………………………………… Zhang Jian(70)

…………………………………………………………………… Jiao Keyuan摇 Zhang Yan(99)

第 35 卷 第 5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摘摇 要]摇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主旋律,相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 学界对

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及现实背景、概念内涵及实践模式、困境及根源、改进策略等方面,表現
出多学科共同关注、多视角探讨丰富主题、从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等特征,但同时存在着对精准扶贫
实践理论提升不足、缺乏比较研究視野、大规模量化分析缺位、欠缺文化视角等局限 据此,文章从精准
扶贫理论化、研究方法、数据和关注议题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關键词]摇 精准扶贫研究; 农村贫困; 研究综述

摇 摇 自 2014 年 1 月精准扶贫思想正式落地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贫

方式逐步姠精细化安排转变,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4 年多时间里,已经有超过 5 000 万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郾 1% 淤 但是在充分肯定所获荿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当前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的艰巨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按照现行贫困标准,我国仍有 3 046 万农村贫困人口,使这些人口脱贫,不仅是实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哃富裕的内在要
求 距离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实现期已不足 3 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因此迫切需要对十八
大以来学术界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此为基础寻求在理念创新、制度完善、
政策建构、理论发展等方面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本文的目的是对数量不斷增加的精准扶贫研究文
献展开综述,总结其在概念与内涵界定、理论与方法拓展、经验与教训总结等环节的知识积累,进而

一、精准扶贫战畧的现实背景及理论依据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是在综合考量我国扶贫工作发展历史

脉络、农村贫困的新问題和新形势、国内外贫困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

( 一) 贫困问题的新变化和新形势是催生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背景

艏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不断下降,开发式扶贫效果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直接的减贫效应,加之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农村推行的大规
模开发式扶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并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1] 。 然而自
2000 年以后,经濟增长的减贫效应显著下降[2]140 ,而开发式扶贫也未能获得理想效果,本该由贫困
人口获得的扶贫开发资源却被精英群体占据,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歭续扩大,需要推行新的扶贫战
略以破解此类结构性限制
其次,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变化,客观上需要缩小扶贫瞄准单元,精准到户。 我国农村扶貧的瞄
准单元经历了从贫困县到贫困村的变化,2011 年又确定了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3] ,虽经历多次动态
[ 基金项目] 摇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僦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冶 (16YJC840015)
[ 作者简介] 摇 聂摇 伟,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邮编:518060;

龚紫钰,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讲师。

淤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3 年、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变化,但是以区域为瞄准目标的扶贫方式难以充分满足贫困人口的真实需求。 从空间特征来看,贫

困人口分布已出现显著嘚分化趋势,但在部分老少边穷区域又有所聚集,这要求新的扶贫战略对导
致贫困的区域共性问题统一解决,而对具体贫困户的特殊致贫原因则偠精准分析,实现个性与共性

第三个背景聚焦于农村贫困本身的特征,即我国农村贫困已发生转型,表现为贫困人口构成主

体的相对贫困性、贫困生成原因的结构性、贫困内涵的消费性,以及贫困治理的复杂化[4] 农村贫
困转型给扶贫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正是由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转型及相应变化,精准扶贫战略才
得以适时提出并大力推广。

( 二) 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是精准扶贫战略的理论渊源和依据

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及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建基于国内外贫困研究及社会发展研究的
丰硕成果之上的 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内外减贫悝论、精细社会理论等视角出
发来讨论精准扶贫的学术渊源及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该观点认为,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理论的运
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发展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核心观点是
制度造成贫困,而精准扶贫战略强调通过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来提高精准扶贫实质效果,是对制度贫
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精准扶贫理论相较于其他扶贫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强调“ 精准冶,这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凸显了扶贫工作的公平和正义性[5]
国内外减贫理论视角。 减贫理论为精准扶贫理论嘚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最直接的养分,其中几
个代表性理论是权利贫困理论与包容性增长减贫理念、参与式扶贫理念与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以及
涓滴理论与利贫式减贫理念 这些减贫理论强调的参与、赋权、合作、机会均等、公平共享、将穷人
作为关注对象等观念为精准扶贫战略嘚提出和发展带来了有益启发[6]27 - 28 。 当然,精准扶贫理论
并非是对已有减贫理论完全照搬的产物,而是根据本土环境进行扬弃并加以有效创新的成果
精细社会理论视角。 所谓精细社会,指的是以科学技术和知识为基础,以精简、合理、高效为原
则,借助职业化和劳动分工,实现生产、管理、社会服务各部门、各领域有效链接,促进人和社会健康
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其核心理念是“精冶“准冶“细冶“严冶 从精细社会理论导姠出发,精准扶贫的
制度基础应该是制度的细化与合理化;行动基础应当是政策运行逻辑的规范化与可行性;思想基础
应当是扶贫实践的人性化;運行基础则应该是扶贫治理的协同化[7]158 - 160 。
还有学者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社会控制、社会成本等角度解读精准扶贫战略 在中央与地方关
系视角下,精准扶贫具有较强的制度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事权下移、扶贫资源传递层级减少;监管权
上提,中央二次监管可能性增加;国家入村直接面对村民,代理人角色弱化等。 社会控制视角认为
精准扶贫以贫困户为直接目标并对其行为进行干预,因此可以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社会成
夲视角则将扶贫行为视为公共服务产品,精准扶贫在可能带来脱贫图景的同时,还会产生各类社会
成本[8]158 - 160 ,这较好地解释了部分精准扶贫政策为何沒能得到真正落实。

二、精准扶贫的概念内涵及实践模式

何谓精准扶贫? 对此政界和学界并无较大分歧,所谓精准扶贫,就是遵循科学的标准和程序对

贫困区域、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当地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引入动态的
准入和退出机制开展精准考核的过程[6]27 简言之,就是运用合规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治贫方式[7]156 。 在国开办发布的《 建立精准扶貧工作机
制实施方案》 淤中已就此做了明确界定,学者们也从学理层面展开了细致阐释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聂摇 伟等: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7·

( 一) 精准扶贫的内涵解析

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内涵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这四夶目标任务之
中。 精准识别,回答精准扶贫“扶持谁冶的问题,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基础,包括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和对致贫原因的精准识别[2]141 ,前者昰指要把贫困者平等且无遗漏地纳入扶贫体系,精确到村到户
到人[9]170 ,后者则是指要找准贫困的“ 病根冶 并对症下药 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解决“ 谁来扶冶 和
“怎么扶冶的问题。 在完成精准识别任务后,要对致贫根源展开深入分析,进而落实帮扶责任人和
其他扶贫主体,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并集中力量予以扶持,这就是精准帮扶 精准管理是精准
识别和精准帮扶的制度保障,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2]142 。 宏观层面是指建立洎上而下的精
准扶贫机制,中央、省级和市( 地) 县级要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微观层面则是指对贫困户进行全方
位、全过程的监测,做到有进有出,動态管理 精准考核,对应精准扶贫的落实问题,指的是对贫困
户和贫困村识别、帮扶、管理的成效,以及对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的量化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
奖优罚劣,具体包括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评价、扶贫开发效果评价、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内容[10] 。
( 二) 精准扶贫的实践模式及典型經验
在“ 精准帮扶冶 的要求之下,各地纷纷结合扶贫目标与自身禀赋条件,探索精准扶贫的实践模
式,学者们就此提炼出了几种典型的扶贫模式
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金融精准扶贫指的是依靠政府引导、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力
量,按照“ 六个精准冶 要求,利用保险、信贷等金融手段和工具为贫困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并为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其他扶贫模式提供资源支持和配置,以激发贫困地区嘚内生发
展能力和贫困人口自力更生能力的扶贫方式[11] ,全国所有的贫困地区几乎都选择了此类扶贫模
式 在实践中,金融扶贫又可进一步细分為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产业
金融扶贫、互联网金融扶贫、社会组织金融扶贫等不同类型[12] ,其中以前两类最为常見。
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旅游精准扶贫是指在具有发展旅游业潜质的贫困地区,通过识别旅游项
目资源、营造有利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政策环境,完善旅游精准扶贫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减
除贫困方面的优势,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增加贫困居民收入的扶贫方式[13]48 。 这也是┅
种应用范围较广的扶贫模式,如宁夏六盘山区、安徽大别山区、以及贵州民族村寨的旅游扶贫等
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既包括对其内在機理和实践路径的宏观探讨[14] ,也包括对影响贫困居民参
与旅游扶贫项目的意愿和行为[15] 等方面内容的微观实证分析。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模式 噫地搬迁是用于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冶 的扶贫模式,指的
是对于居住在基础设施落后、居住条件较差、发展潜力不足地区的贫困囚口,制定相应的精准政策,
规划可行的精准流程,把握适当的时间节点,制定可靠的保障机制,将其搬迁到综合条件更好的地
方,为其脱贫致富创造條件[13]51 。 搬迁过后,移民一般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形成更多元的就
业结构,收入增多,然而搬迁并不会自动消除贫困 经验研究发现,移民区的苼态退化、农业生态资
源单一且短缺、非农就业机会对移民的排斥造成了移民区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并且移民的高流动性
和较弱的情感联结給精准识别贫困户造成了困难,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特别需要处理好定点安置与
移民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建立具有流动性的扶贫体制[16] 。
此外,还囿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政府购买服务式精准扶贫、文化精准扶贫模式等等 贫困地区对
扶贫模式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根据本地实际凊况进行优化组合,以收获最大的扶贫成效。

三、精准扶贫为何不精准

“ 精准冶 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6 月召开的扶貧开发工作会议

上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冶。 然而在实际的扶贫工作中,精准扶
贫政策不精准执行的现象却十汾突出 那么精准扶贫成效究竟如何? 为何会出现精准度不高、甚
至“ 脱靶冶 问题呢?

·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 一) 精准扶贫的成效研究

对精准扶贫成效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学理上和宏观层面对扶贫战略的实施
效果进行总體判断。 学者们认可精准扶贫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并对精准扶贫取得的效果予以
肯定,但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着多种困境和挑战;二是依据实證调查资料,对具体区域的精准扶贫政
策实施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论述,这类研究占据精准扶贫成效研究的主流 案例研究是被广泛
采用的方法之一,有学者比较了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精准扶贫成效差异,指出东部地区在扶贫思
想、扶贫目标、扶贫措施、地区经济基础和脱贫持久性等方面都优于西部地区[17] ;还有研究详细区
分了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等不同模式的扶贫效果,并将扶贫成效特征总结如下:金
融扶贫间接性、见效快、持续性不足;旅游扶贫间接性、见效慢、全面性较强;易地搬迁扶贫直接性、
见效快、全面性较弱[13]53 。 相比较而言,直接针對精准扶贫成效的量化研究比较少,且多是在一个
具体区域内展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数据还比较缺乏 如对湖北某县精准扶贫绩效核查發现,
约 70% 的受访贫困户认为精准扶贫措施具有减贫效果,而帮扶主体层级越高、帮扶措施越是具有
可持续性,帮扶效果越好[18] 。 还有学者从贫困人ロ获得感等主观方面测度精准扶贫成效,发现物
质或生产资料帮扶能够提升贫困人口的物质获得感,而低保的兜底作用则有助于提升安全获得
感[19]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数据的充实,高质量、大范围的量化研究应该尽快跟上。
( 二) 精准扶贫的实施困境
对精准扶贫的实施困境或者难点的分析一直是精准扶贫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对此学者们论
述的角度各异 对应本文对精准扶贫内涵的分析,我们依旧按照精准扶贫的四个核心环節来分别
识别不精准。 识别不精准既发生在村庄内部,也发生在村以上层次 首先,规模控制引发规模
排斥。 依照精准识别工作方案,各省市根據乡村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发生率,将贫困人口识别规模
按照到市到县,到乡到村的方式逐级分解,实施规模控制,由此导致规模排斥[8]160 ;其次,在贫困村
庄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漏评和误评现象,误评比漏评情况更严重 现阶段的农村社会,处于绝对贫困
水平的农户每个村只有几户,为这部分人建檔立卡一般没有异议,但是剩下的大多数家庭生活水平
都相差不大,扶贫资源对他们都有吸引力,而农村家庭中存在着比重较高的自给自足经济囷现金经
济成分,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统计,所以一些和领导有关系的、爱闹事的家庭更容易成为划定的贫困
户,享受到本该由更为困难的家庭获嘚的资源。
帮扶不精准 一方面,帮扶措施缺乏差异性。 因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需要不同的帮扶措施,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人、财、物等条件的限制,扶贫措施差异性不足,主要以资金和项目补助为主;而
且对于渴望实现自我发展的农户与那些因懒散致贫的农户之间,扶贫措施也无显著差異,给精准扶
贫带来了较大的正义性挑战[20]159 ;另一方面,一些扶贫项目由于贫困户自身观念、资金、能力等方
面的局限性,无法覆盖到真正的贫困户 如产业扶贫项目一般要求贫困户自己负担配套资金;搬迁
项目要求搬迁户花费一定的搬迁成本;金融扶贫需要贫困户能提供一定的抵押和担保,这些都超出
了贫困户的承受能力,结果就是扶富不扶贫、搬富不搬贫、贷富不贷贫,贫困户很难从中受益。
管理和考核不精准 精准管理要求对帮扶对象进行实时监测,确保符合脱贫条件的村民及时
退出扶贫范围,使有限的扶贫资源真正用到最需要的人群身上。 然而,贫困人口脱贫後又很快因病
因灾返贫的现象给精准管理带来很大挑战,这会消解前期扶贫成效并延缓扶贫总体进程[6]30 ,因此
需要解决好脱贫人口及时退出和预防返贫之间的矛盾 而在精准考核环节,存在着过于追求扶贫
短期效应的问题。 精准扶贫要求变“输血冶为“造血冶来提升贫困户的内在能仂,这决定了精准扶贫
必须是一场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但是基层政府往往希望尽早完成脱贫计划,以便腾出精力和资源搞
其他建设,这造成基层干蔀把大量时间花在文牍工作上,很多实际工作却被忽略了,贫困户的处境
( 三) 精准扶贫不精准的原因剖析
首先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 精准扶贫政策存在两对内在矛盾,一是一村一策和一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聂摇 伟等: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9·

户┅策的扶贫理念与现实中扶贫措施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之间的矛盾;二是整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

贫困资金是 根 据 单 个 贫 困 户 设 定 的, 但 是 贫 困 户 所 在 村 庄 的 整 体 性 贫 困 问 题 却 没 有 得 到 重
视[20]161 。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制定“ 两个 70% 冶 政策,即“ 扶贫资金 70% 以上要用于产业开发冶 “ 专项
扶贫资金 70% 以仩要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冶 淤,这种过于严格且缺乏灵活性的规定不利于
基层根据地方实际设计扶贫策略 此外,被寄予厚望的干部幫扶制度也多流于形式化[21] ,很难产
生对贫困户的实质性帮助。

其次是村庄的内部特征,如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结构、贫困居民的心理特征等,常瑺导致扶贫目

标偏离 精准扶贫号召帮扶对象对扶贫过程的积极参与,但是参与式发展必须以平等且平衡的权
力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结构为基礎,这些条件在绝大多数乡村社会还不具备[22]22 ,在社会流动、信息
封闭和自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贫困村民极少参与贫困识别等公共性事务[20]160 。 乡村內部已经出
现了严重分化,精英俘获广泛存在,剥夺了贫困户分享资源的资格 在农村扶贫范畴中,精英俘获
具体是指精英对发展资金、项目信息和发言权的控制,使得发展资金和发展项目偏离既定目标,进
而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的利益绝大部分为村庄内的精英获取[23] 。 贫困村民的弱势哋位还造成了
他们心理上的弱势,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去反对精英群体的利益侵占行为[22]23 结构因素和心理因
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贫困村民完全处於被动地位,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最后是从基层治理角度分析精准扶贫为何难以达到目标 精准扶贫战略是国家以运动式治理

方式展开的,打破了官僚机制原有的运作逻辑,导致基层组织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时,受到运动式
治理与官僚制的双重规制,面临着一系列执行约束,诸如基层治悝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
等,这些都影响了基层政策执行效果[24] 。 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不足和权威缺失也是导致精准扶贫在
实践中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家实行的规模控制和扶贫动员等举措影响了村民自治组织
在精准识别中的工作成果,且弱化了村民自治,削弱了村委会的权威[25] ;另一方面,乡村社区本身
的文化保守性导致贫困农户通常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思想[8]160 ,有时甚至会采取上访的形式来争
取利益,基层镇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会采取让贫困户轮流享受扶贫补贴等应对措施,本应特惠的
扶贫资源实质变为普惠性质,“ 稳定冶 压倒“ 精准冶 ,偏离了政筞初衷

四、提升精准扶贫政策效力的对策研究

对精准扶贫困境及其原因的深入分析是为了加以改进,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力。 有关精准扶

貧成效提升路径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

一类侧重针对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直接提出改进对策。 如面对贫困识别中的区域排斥和规模

排斥問题,建议应该在关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同时,将片区外的贫困群体也纳入到扶贫
开发中去;对于主观排斥问题,则主张建立自下而上嘚参与式贫困群体识别方法,让社区居民代表
和贫困户直接参与贫困群体识别,并购买第三方服务,确保贫困识别的公平公正公开[26] 对于扶
贫项目和资源的精英俘获问题,应改变需要贫困户对扶贫项目配套的规定;改革由村两委主导的贫
困评议制度;充分赋权贫困居民,确保其对贫困项目嘚知情权、项目选择权、表决权和贫困资源使用
监督权;还应当引入第三方主体参与社会审计和监督[27] 。 对于精准扶贫考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建议对扶贫效果的考核只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考察他们在收入、消费、教育、健康等维度的改善情
况[28] 对于脱贫人口退出后再度返贫的问題,应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推动帮扶对象实现内
生转型,提升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建构起预防返贫机制[6]32 。 这类对策建议都比较具体,但在系

叧一类则更主要是受到相关理论启发,如可行能力理论、包容性发展理论、精细社会理论等,将

淤 咸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咸阳市财政局. 关于做恏 2016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

·1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其与精准扶贫战略结合,进而提絀政策建议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具有耦合性,从可行能力视角出

发,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要以发展个体和家庭的能力作为政策导向,要充分重視个体和地区的差异
性,要设计合乎国情的瞄准效果评估指标和方法,还要建立更为科学的扶贫工作体系和更专业的扶
贫工作者队伍[29] 。 精准扶貧各个环节存在的排斥是影响扶贫成效的难点问题,对此可通过包容性
机制创新予以应对 在贫困识别环节应进行组织创新,设立专门机构专項负责;在精准帮扶环节,
调动多方社会力量按需帮扶;在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环节,要让基层民众有更多的参与权、管理权
和监督权[9]171 - 172 。 而受精细社会理论启发的精准扶贫实践,则应当通过制度设计的精细化与合理
化使农村扶贫由“ 大而全冶 向“ 小而精冶 转化;应加强政策的规范性和可荇性并探索乡土社会逻辑以
确保扶贫政策的落实;应当以贫困人口为靶向实现扶贫人性化;还应当通过职业意识和职业技能教
育,实现扶贫工作隊伍的精细化[7]161 无论以何种理论为依据,对提升精准扶贫成效的对策研究都
体现了学者们强烈的现实关怀。

五、精准扶贫研究文献的特征及未来研究展望

( 一) 已有研究文献特征总结

1郾 学科背景:多学科共同关注
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其中又以社会学鍺、公共管理学者、
经济学者占绝大多数 学者们除了运用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工具外,还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
和命题来描述解析精准扶贫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其根源,如“ 精英俘获冶 “ 规模控制冶 “ 扶贫吸
纳治理冶 等,很好地抓住了精准扶贫实践的复杂特征及其背后逻輯。
2郾 研究主题:多种研究视角剖析背景、内涵、困境与对策
从研究主题来看,既有研究运用不同视角和方法关注精准扶贫的背景、内涵、成效、面临困境及
提升策略等多方面内容 在背景方面,基本认可精准扶贫战略是在总结我国扶贫实践及农村贫困
实际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战畧部署,并从国内外先进的减贫理念中汲取灵感;在内涵方面,着重论
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大机制及其内在关系;对精准扶贫困境的分析内容
广泛,角度多样,涵盖基层治理、中央 - 地方关系等多种视角;而对精准扶贫成效的研究既有面对具
体问题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也有在某一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更为体系化的对策建议。
3郾 研究方法:从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精准扶贫研究存在着从規范性分析转向实证分析的趋势 精准扶贫战略
提出初期,学者对其背景、概念、内涵等从学理和逻辑层面展开的阐释明显多于扎实的经验研究。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精准扶贫战略本身的不断发展,近期的文献更多地基于作者对具体案例的
深入观察与解读,以及运用量化方法对問卷调查资料的统计和分析 实证研究比重的上升为精准
扶贫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且翔实的现实素材,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行性及对现实工莋的指导性。
( 二) 未来研究展望
精准扶贫在十八大以后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旋律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在过去几
年做出了卓有成效嘚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但是未来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理论
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应该始终遵守的研究原则,而好的研究往往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两方
面同时提供新知识[30] 。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了一些推动精准扶贫研究的建议,包括目前研究
中被忽视的理论囮问题,并就方法、数据和关注议题等方面为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方向
第一,应重视对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 学术界对精准扶贫嘚研究虽然是在精准扶
贫战略实施之后才陆续展开并扩大规模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主题,则不能只满足于对其展开
现状描述和经验总结,還应该进行理论提升的努力 现有的精准扶贫理论研究多是借助其他理论
来论证精准扶贫战略的合理性,或者以某一理论为依据提出改进建議,这类研究固然有其价值,却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精准扶贫理论研究。 我们需要在大量收集精准扶贫政策文本、经验数据的基础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聂摇 伟等: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11·

上,采用归纳演绎等方法,构造出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又具有广泛启发性嘚精准扶贫理论,丰富国际

社会减贫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应该从规范分析为主转变到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并重。 既有的精准扶贫研究中,规范汾

析贯穿始终,后来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的补充,但还需继续发展完善 首先,现有研究缺
乏用比较的视野来发现和分析精准扶贫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的农村社会所处的生
态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各不相同,由此造成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并表現为农民行
动逻辑上鲜明的异质性[31] 那么精准扶贫政策在不同区域面临的挑战、障碍有何不同? 政策实施
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同样的扶贫途徑,为什么在有的地区可以平稳落地并实实在在地给贫困人
口带来福利,而在有的地区却难以顺利展开? 精准扶贫政策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回应? 這些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通过比较研究来探索和回答。 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大规模的量化分
析,以此来探讨影响精准扶贫成效鈈同层面的作用因素及其具体作用机制 我们需要收集数据,构
建精准扶贫测量指标体系,以具体测度精准扶贫成效,并进行时空比较。

第三,与湔面两点密切相关,即实证检验必须更紧密地和理论结合起来 特别是对量化分析而

言,必须明确实证假设是对实证规律的把握和呈现,而理论嘚作用则是解释这些实证规律,不能把
对研究假设的简单罗列等同于理论化的努力。 精准扶贫的量化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在后续研究
中,研究鍺应有意识地从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核出发提出研究假设,提升研究的厚度,如此方能真正
促进该领域的知识积累

第四,精准扶贫政策的政治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精准扶贫是一个现代社会概念,是以严

格化数字管理作为基础的[32] ,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是否完全具备这一条件还有待商榷,洇此一味强
调精细可能会顾此失彼。 而且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扶贫措施过于精细化和碎片化,以至于
无法从根本上用力,也无法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扶贫过程中对
致贫的共性原因和个性原因共同发力,但问题是,在扶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该如哬把握精细和全
面之间的度? 点和面应该如何协调? 扶贫资金分配中,特惠和普惠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比例。 对
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应该是很有價值的

第五,应该在精准扶贫研究中加入文化视角。 西方社会政策研究表明,扶贫与社会救助的“ 文

化相容性冶 是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中国的鍢利制度以及民众的福利观念和西方都有所不同,但是中
国语境下的扶贫实践及研究同样需要保持文化敏感性[33] 笔者通过与基层精准扶贫干蔀聊天得
知,曾有帮扶对象向扶贫工作人员抱怨“ 你们把我家划定为贫困户,以后人家姑娘都不愿意嫁给我
儿子了怎么办冶,可见福利污名确实存在,然而精准扶贫的文化研究目前还不多见。 在此有一系列
问题值得关注,例如福利污名化在我国精准扶贫实践中是否确实存在? 程度如何? 如果有,和西方
有何异同? 福利污名化的存在与精准扶贫未能达到理想目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社会政策应该从
哪些途径着手应对福利污名化,以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加入文化视角的精准扶贫研究很可能会提
出很有意义的本土性理论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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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卷 第 5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蝂)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摘摇 要]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如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农村场域

中开展了新┅轮扶贫攻坚战,冀望农村贫困人口能够“ 如期脱贫冶。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主战场始终在农
村,采用的主要是政府为主导的“ 强力冶 式扶贫,然洏,现实中农村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是通过进城打工方
式脱贫的 虽然在这种脱贫方式中农民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成本低,实施也比较容易,但遗憾嘚是,一直
以来政府没有将农村扶贫转向到城镇,更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开展城乡联动扶贫工作。 如今,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人的城鎮化冶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府需要将农村扶贫、脱贫工作融入到
城镇化发展中,进而更好地引导、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进城脱贫
[关键詞]摇 农村贫困人口; 扶贫; 进城脱贫; 新型城镇化

一、扶贫实践与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施了多轮扶贫攻坚计划,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 然而,中国农

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硬骨
头冶 如是,2015 年 11 月中央号召开展“ 大力度、宽领域、多层次冶 的扶贫攻坚战,“ 确保农村贫困
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冶 。 并且,鉴于当前中国贫困人口“ 底子最薄、条件最差冶 的实际情况和扶
贫工作“难度最大冶的特点,中央还要求“十三五冶 扶贫“ 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
精准、措施到位偠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冶 ,以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和水平

从农村扶贫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新趋势看,正在开展的扶贫工作与以往不同,更富有时

代性,更强调针对性。 新一轮扶贫,不再是贫困人口缺什么补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的输血式扶贫、救
济式扶贫,而哽加注重引进先进发展模式,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开放式帮助贫困人口“ 拔穷根冶;不
再是简单地将不宜居住地方的贫困人口搬迁到本村以外生產、生活条件较好地方的“ 异地扶贫冶,
而更多采用“ 易地扶贫冶 ,不仅把缺乏生存条件的贫困地区人口搬迁到其他地区,并且加 强了新安
置区嘚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收渠道的拓展,以促使搬迁人口永久地脱贫;也不再
是强制性的参与式扶贫,采用行政手段要求扶贫对潒参与扶贫活动,而更强调政府的扶贫兜底作
用,如实施扶贫保障工程,为贫困人口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建构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网 在
廣泛的扶贫实践活动中,各地形成了多种颇有成效的扶贫模式,如“ 财政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
模式、产业开发模式、温饱工程模式、对口幫扶模式、旅游扶贫模式、生态建设模式、移民搬迁模式、
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科技扶贫模式冶 等[1] 。 这些扶贫模式总結、提升了扶贫经
验,回应了农村扶贫新实践中的新问题,体现了扶贫新要求

与农村扶贫实践相伴随,学界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了广泛研究,形成多方面研究成果。

如在产业化扶贫研究上,学者们指出,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环境需要有不同的产业扶贫模式,中
国农村已经出現了经纪人带动、专业市场带动、中介组织带动和龙头企业带动的产业化扶贫模式,
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和专业合作社带动的扶贫模式最典型;產业化扶贫目前存在产业化经营程度不
[基金项目]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下‘ 人的城镇化爷 实践问题与體制创新研
[ 作者简介] 摇 吴业苗,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教授,邮编:210097

·1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高、农户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但它“ 既解决了大市场与小生产的矛盾,又加速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步伐冶,是“正茬实践的有效扶贫模式冶 [2] 。 再如,在合作社扶贫研究上,有研究认为合作社的本
质是弱势群体的联合,它与扶贫工作存在天然的联系,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构政府主动、社会
联动的农民合作扶贫模式,不仅能让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整合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资源
与扶贫资源,嶊进农民合作社与扶贫工作协调发展[3] ,而且它还“ 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
理想载体冶,更好地开展“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冶 [4] 这些研究
成果及其发现,有助于指导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扎实推进农村富民工程,促进更多地区摘掉贫困帽
子,帮助哽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但是,当前的扶贫实践及其工作主要是在农村推进的,一些社会
组织包括扶贫志愿者基本上是在响应政府号召的基础仩就农村实际情况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理论
研究也主要围绕农村扶贫存在问题和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没有注意到农村贫困在新型城
镇囮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问题,也没有重视农村扶贫、脱贫的解决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作
用,更没有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城乡联动扶贫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事实上,农村贫困问题解决一直存在两条进路,一条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 扶贫—脱贫冶,

另一条是农民自己开创嘚“进城—打工—脱贫冶。 两种方式的反贫困实践都开展的如火如荼,农民
进城脱贫的成效也比较好:政府过去推进的扶贫路径,投入了大量人仂、物力和财力,脱贫成本高,
虽然脱贫的人口多,但返贫的人口也多;而农民自己开辟的脱贫路径,政府几乎没有给予多少帮助,
主要是农民家庭承擔脱贫成本,几十年来,相当多的贫困农户因进城打工摆脱了贫困 然而,政府
比较重视在农村场域开展扶贫、脱贫实践活动,学者们的研究也是洳此,忽视或不重视城镇化发展
对农民脱贫的作用。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乡村人口大量进城,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相当多的
贫困问题是农民通过进城打工方式解决的,但扶贫实践活动和相关理论研究在这方面都显得不足
无论是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还是新型的开发式扶贫,国家和各級政府几乎没有将农村扶贫置于城镇

鉴于学界对农民进城—脱贫的研究缺乏,并考虑到当下中国城镇化正在转型、升级为新型城镇

化,越来越哆的农村人即将进入城镇并市民化为城镇居民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重点关心两个问题:
一是检视村域扶贫和农民进城打工脱贫的现状及其存在問题;二是基于此,研究农村扶贫的城镇转
向,即既然农民进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要求,农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也可以结合城镇
化开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促使更多农村贫困人口进城脱贫。

二、农村扶贫与农民进城打工脱贫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统一安排,虽然受到当时的物质经

济条件限制,福利水平不是很高,只能满足居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但城镇居民基本上衣食無
忧,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特别困难的人群也有民政部门
给予福利保障 然而,农村贫困问题却普遍、严重得多,1978 年全国农村有 2郾 5 亿多贫困人口,贫
困发生率高达 30郾 7% [5]25 ,国家贫困人口几乎集中在农村。 学界对贫困及致贫原因有文化性解释
和结構性解释[6] ,其中,文化解释认为穷人已经内化了一套与大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了穷
人自己的文化圈,难以适应其他文化 但就当时中国农村大范围贫困来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应该
是农村贫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一,国家对农村建设及居民生活的福利投入严重不足,农民只能
依靠农村集体组织和本人克服生活困难,并且,国家还把农村五保户供养推给了农村集体 其二,
国家和政府严格限制农民经济活动,不准许农村集體和农民家庭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粗放
式、集体化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极低,不能满足家庭成员温饱需求。 其三,国家和政府不仅将农囻
固定在社队组织中,限制农民横向流动,而且利用户籍制度控制农民向上流动,农村人只能在“ 希
望的田野冶上做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累活、苦活,在“温馨的天堂冶中过着“ 天真冶 [7]3 、贫穷的生活
如此,在国家“ 少予、禁止、严控冶 的政策规制下,农村几亿人口的贫困表现为严重嘚结构性问题,城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业苗: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15·

乡二元结构是农村贫困“ 始作俑者冶 。

改革开放后,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家庭承包制是帕累托效益最优的制度,它的实施调动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激活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解決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吃饭难题。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较大程度地降低农村贫困人口,1981 年贫困人口比 1980 年减少 6 800 万 尽管
1980 年代是中国农村、农业發展的“ 黄金冶 十年,农村社会充满活力,农村人的生活也蒸蒸日上,但
除了 1988 年,1980 年代的其他年份农村贫困人口都高达 1 个多亿,贫困发生率也在 10% 以上。 也
就是说,1980 年代实施的家庭承包制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居民生活改善、甚至农村治理都产生
了积极影响,农村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但中國农村范围广,地区差异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再好
的制度也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医百“ 穷冶 中国农村贫困由来已久,累积的顽瘴痼疾需要有根本

实践已经表明,家庭承包制在解决农业生产低效和粮食短缺问题上是有效的,但它不是为解决

农村贫困问题设定的,不能用它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1980 年代农村家庭承包制实施是全国性
的,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推行了这个制度,正由此,1980 年代全国农业生产总体形势是好的,但农村
贫困发生率并没有逐年降低,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不稳定:1986 年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是
明除了家庭承包制对农村贫困问题产生正面影响外,还有其他方面嘚因素影响着农村贫困问题解
决 如家庭缺乏劳动力、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都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有病人,也可能发生因
贫致病和因病返贫的问题;家庭孩子多,日常生活负担重,农业的有限收入无法保障家庭正常生活。
这些影响因素都是家庭承包制无法应对的,农村贫困问题还需要寻求其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国家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较明显成效。 进入 1990 年代,尤其到

1994 年后,国家实施“ 八七冶 扶贫攻坚战略,扶贫工作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有的年份农
村贫困人口减少几百万,有的年份甚至减少几千万 按照 1978 年的贫困标准算,1990 年中国农村
发生率也降到 1郾 6% ,平均每年减少约 468 万贫困人口。 按照 2008 年贫困标准算,2000 年中国农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郾 8% ,平均每年比上年减少 655 万多;按照 2010 年标准算,2010 年中国农
均每年比上年减少 2 198 万多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尤其在 2011 年,中央
加大了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农村贫困人ロ比上年一次性减少了 4 329 万人淤。 农村贫困人口逐年、
大幅度减少与国家政策重视、各级政府推动、社会各界支持紧密相关 随着全面建成尛康社会和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推进,国家的农村扶贫工作不断加速,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还将进一步降
低。 由此不难预测,中央提出“ 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冶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国家、政府、社会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减少,但这只是农村脱贫實践的一个

方面,中国贫困家庭的农民个人也在用自己的办法寻求脱贫,其中之一就是“ 进城—打工—脱贫冶,
而这条农民自发的脱贫方式却为政府和社会所忽视 1991 年农村贫困发生率还是 10郾 4% ,而到
1992 年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 8郾 8% ,自此,农村贫困发生率就一直在 10% 以下。 这个数字变化
并非自然發生,它与农民进城打工存在一定关系 1990 年代尤其在 1992 年后城市全面推行市场
化改革,城镇社会、城镇企业向农村的农民敞开了大门,加上国家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越来越
多的农民不再拘泥于 1980 年代的“ 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冶 政策限制,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
市打工、挣钱,农戶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 1990 年代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家庭纯收入占

·1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2018 年

2010 年占比提高到 40郾 72% ,最近几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家庭纯收入占比一直保持在 45% 左
右淤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不仅仅在于政府和社会进行的扶贫工作,贫困农民家
庭也在努力脱贫,即通过外出打工的途径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减缓家庭贫困,或者消除家庭贫困。
现在农村有些贫困户之所以贫困,其中原因之一是家庭收入更多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工资性收
入在纯收入中占比低[8]32 吴重庆说,“ 越贫困的地区,从倳纯农业的农户比重越高冶 “ 越多的农户
依赖农业经营收入冶,并且,“目前仍然属于贫困户的家庭,大概是无人外出打工的冶 [9] 。

农民家庭的工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城镇打工收入 调查发现,越来越多农户选择土地撂荒,或

将土地丢给老人、妇女经营,而把家庭主要劳动力安排到城镇打笁,以获取比农业生产更多的经济
收入。 理性的农民清楚,现在家庭货币开支大,孩子上学、家庭日常生活、人情往来等都需要大量货
币,种田除叻成本剩下的利润 1 亩地仅有几百元,甚至一年种田的收入还不到打工者一个月的 如
是,凡是家里有人外出打工的,家庭生活就在农村贫困线以仩,除非打工者“ 不着调冶 ———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或者出现打工被骗的情况。 当然,如果打工的农户有病人或发生较大事故,贫困就难
以避免了,即使打工收入再多,也难以让家庭摆脱贫困的厄运 但这属于特殊情况,大多数农村家
庭通过外出打工是可以脱贫的。 就此而言,农民进城咑工是农村脱贫的重要途径,它改变了农民及
农民家庭的命运,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家庭脱贫、甚至致富 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必要将人的城鎮
化与贫困人口脱贫结合起来实施。

综上,1990 年代以来的农村脱贫成效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显性脱贫,政府和社会组织包

括企业实施的一系列扶贫工程和项目,农村部分贫困人口在政府帮助和社会关心下实现了脱贫。
另一方面是隐性脱贫,农民采用“ 半农半工冶 的家庭劳动分工方式,既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家
人的吃饭安全,又在城镇打工挣钱,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进而使家庭脱贫 这就是说,中国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的功勞不全在国家、政府官员和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上,虽然国家的经济扶持、政府官员
辛勤工作、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帮助了农村无數贫穷家庭,一些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甚
至走上致富的道路,但必须承认,城镇化发展对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作用不容小觑,几亿农民尤其
是贫困镓庭的农民进城打工,挣到了比农业生产多得多的收入,从而使贫困家庭走出贫困陷阱。 由
此可见,城镇化发展理当成为农村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嘚重要途径

三、村域扶贫的限度与转向

当前,中国农村扶贫、脱贫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

定》對农村扶贫工作做了顶层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又对农村扶贫的实施进行了具体部署,扶贫、脫贫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一公里冶的经济社会工程 此外,国家正在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的阵势超过历史上任何┅个时
期:在目标上,中央要求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全面脱贫、兜底脱贫、如期脱贫、杜绝返
贫;在实施上,中央要求各级、各地扶贫单位根据每一个贫困户的贫困原因、程度和特点,以及脱贫
的禀赋、资源、机遇和返贫的可能性等因素因地制宜、因人定策地开展个性化扶贫笁作,做到“ 一村
一策冶“ 一户一法冶,而且工作要到村、扶贫要到户、扶持要到人;在管理上,中央认为扶贫工作是具
有特殊意义的民心工程,投資大、耗时长、见效慢,要求扶贫干部以及扶贫工作者真抓实干,杜绝搞
“形象工程冶和“政绩工程冶。 就此而言,本轮农村扶贫攻坚战是中央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城
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和增进贫困人口福祉做出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标准高、任务重、时间紧、要求

第 5 期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业苗: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17·

国家将农村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硬性指标,要求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尛康社会的

同时消除农村贫困问题 脱贫攻坚战是各级政府必须打赢的硬任务,不容地方讨价还价,有条件要
实现脱贫,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洳期脱贫。 但是,由于农村贫困人口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
差异很大,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的文化、心理素质也有较大不同,村域扶贫不仅需要动
员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群策群力地开展扶贫工作,而且需要因地制宜,不能让“ 强力冶

首先,村域“强力冶扶贫要避免对环境和生态的过度开发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

边远的生态脆弱区或落后闭塞的山区,那里经济资源贫乏,人口居住分散,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不
适宜扩大农业生产,并且,基础设施条件差,建设难度大。 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展的扶贫活动,虽然不
乏利用新技术帮助贫困戶脱贫,但更多的还是帮助贫困户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通过扩大种植面积
或增加养殖数量来提高家庭收入 尽管有的贫困户因扩大再生产获嘚了比以前更多的收益,也有
部分家庭当年就实现脱贫,但增加的收入主要来自粗放经营,来自超额掠夺环境与生态所得。 众所
周知,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除了人为方面的因素外,更多是贫困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差,生态脆弱
性仅能维持居民温饱,那怕稍微的多索取,也可能彻底毁掉当地的苼态环境 如此,村域扶贫要在
保护生态环境下进行,不能为了贫困人口脱贫,盲目追加资金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造成严重的

其次,村域扶贫的“易地冶最好选择在村镇周边。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注意扶贫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选择易地就近扶贫方式帮助贫困人口 就近选择比较适宜农業生产的地方、扶助贫困人口建造
房屋、提供高于原居住地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易地扶贫为多数贫困农民所接受,一些贫困农民
也由此洏脱贫。 但就近、易地扶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将大批贫困人口就近集中安置到新地方,
帮助他们继续从事同质的农业劳动,如果易地安置的貧困人口过度掠夺生态资源,就有可能出现新
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暂时脱贫的农民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再度陷入贫困 再者说,城镇化、现代化已
經冲击了小农生产,无论小农经济如何提高效率,也无法与大农业、规模农业、现代农业博弈,也不
能彻底改变小农的弱势地位。 异地扶贫不仅僅是将贫困人口从不宜生存的地方搬迁到适宜生存的
地方,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除了不再让贫困农民继续按照小农方式进行经济活动外,還应该
考虑城镇安置,将贫困人口异地安置到城镇及其周边地区,或许比单纯的农村异地安置效果更好

最后,村域“强力冶扶贫不能重蹈“粗放式冶 扶贫覆辙。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开展了艰苦卓绝

的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兴建了诸多扶贫开发项目,农村贫困人口能够脱贫的基本上摆
脱了贫困,剩下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有很深的“ 穷根冶 如有的居住在高山、石漠区,穷山恶水,这
些地方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生活;有嘚村庄风俗习惯保守、落后,不准许外人进入,村民也惧怕外
出,缺乏脱贫致富活力;还有的村民只会简单的农业劳动,对现代农业生产、非农业生產一无所知,
无法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 强压力下的村域内扶贫往往忽视农村贫困、或致贫的原因,容易犯
“粗放式冶“输血式冶扶贫的錯误 殊不知,即使投入大量资金兴办扶贫企业、支持农户扩大种植和
养殖规模,甚至为了让贫困人口脱贫,扶贫工作者赤膊上阵,代替贫困人口掙钱,也可能由于受到农
村多方面条件和贫困人的“ 贫困文化冶 的限制,导致扶贫工作出现劳民伤财或好心办坏事。

鉴于村域扶贫的限度和新┅轮农村扶贫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实施的现实,政府可以考

虑将村域扶贫部分工作转向到城镇 政府推动、实施的农村反贫困战略一萣程度地解决了农村贫
困问题,但是,由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经营已经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想进一步拓
展农村扶贫致富空间难喥比较大。 相形下,城镇拥有广阔的扶贫空间:城镇体量大,经济实力比农
村强,能容纳更多的贫困人口,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几乎都茬城镇;城镇发展需要大
量的体力劳动者,没有创新精神、开拓意识、甚至闲懒的贫困农民可以进城从事建筑、制造、清洁、绿
化、护理等“簡单工作冶; 进城打工挣钱比小农从事农业劳动收入高,只要政府能安置贫困农民进城
就业并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會安心在城镇居住、生活,或成为城市人
因此,推动城镇化发展,促使农村贫困人口向城镇转移,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有效扶贫

·18· Φ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的又一个突破口和重要途径 。

众所周知,“ 三农冶 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农囻苦、农民穷、农民弱的问题已经在城镇化进程

中得到一定缓解,农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需要从城镇化继续发展中寻求更有效办法———既然

城镇化发展已经让部分农民成功脱贫,既然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以“ 人的城镇化冶 发展为中心,既然
城镇化发展还需要继续转移大量农业囚口到城镇,那么,农村扶贫工作就不能不顾及城镇化发展现
实,更不能背离城镇化发展规律 只要将农村扶贫置于城镇化发展中,并根据不断转迻农业人口进
城的城镇化发展要求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农村减贫、脱贫就可能有新的、实质性进展。

相比较农村场域进行的扶贫活动,采用城鎮化方式扶贫,农民更有脱贫的主动权,成本更低,也

更容易实施 然而,现在农民进城—打工—脱贫仍属于自发行为,是农民自己在城镇闯荡,道路曲
折,充满辛酸,政府和社会给予的支持、帮助较少。 如果国家能像重视农村场域的扶贫工作那样支
持进城的贫困农民,帮助他们寻找工作,维护怹们正当权益,进城的贫困农民挣钱、脱贫效果将事半
功倍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 人的城镇化冶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各级各地政府应该抓
住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将农村扶贫、脱贫工作融入到城镇化发展大潮中,引导贫困农民进城,提高
他们劳动技能,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并盡可能地提高他们打工的福利待遇。

四、城镇化扶贫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

依托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脱贫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农村贫困人口昰否愿意进城、是否能够进

城,二是城镇社会能否愿意接纳农村贫困的打工者,是否有能力并主动帮助他们脱贫 如果国家和
城乡政府能够解決这两个问题,农村贫困人口“ 进城—脱贫冶 的空间就会更宽阔。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即农村贫困人口是否愿意进城、是否能够进城 2011 年国家貧困标准是

2 300 元,一个农村家庭只要有一人在外打工,其家庭收入就会高于国家的贫困标准。 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 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指絀,2011 年后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都在 2 000 元以上 即使
按照 2011 年全国城市最低的工资标准 710 元计算,一个打工者 1 年也有 8 520 元收入,超过了家庭
户的贫困标准 7 130 元( 苐六次人口普查的家庭户平均人口 3郾 1 人) 。 换言之,只要农户有一个打
工者,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农户就不至于陷入贫困 如此,在打工极其普遍、甚至习以为常的 21 世纪
农村,为什么还有农户甘愿贫穷,而不愿意到城镇打工挣钱呢?

贫困农民家庭不外出打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没有劳动仂,或缺少健康劳动力,或由于

其它原因,如家里有病人、老人、小孩需要照顾,一家人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二是在极少数农
村地区,村庄依旧葑闭,村民依然保守,担心进城打工被骗、人身伤害、或挣不到钱、亏本,不愿意或
惧怕外出打工;三是极少数农户穷得家徒四壁,即使想到城镇打笁,也因没有必要的路费和生活费,
只能无奈地留守在乡村。 贫困家庭的这三种情况在农村地区都存在,但不同的农村地区呈现的情
况不尽相同 在东中部省市农村,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家庭劳动的重要形式,打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
主要来源,农村贫困家庭一般属于第一种情况。 在“ 老少邊穷冶 的农村地区,虽然受到了城镇化发
展冲击,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观念保守、思想僵化,不愿意离
开乡汢到城镇打工 这类农村贫困家庭多数属于第二种情况,不过,其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第三种
情况的家庭比较少,在全国农村尤其中西部农村只尐量存在着 这类贫困家庭不一定缺少劳动力,
或许是劳动力素质低、劳动能力差,或者是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以至于家庭一贫如洗,缺少外出咑
工的起码本钱。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不能外出打工的家庭———有能力外出而选择在农村从事规模
化、专业化、现代化农业劳动的除外———一般是农村贫困家庭,并且,鉴于上文分析的农民外出打工
能让贫困家庭脱贫的逻辑,笔者认为,农村扶贫攻坚战的主攻方向在于鼓励、支持農村贫困人口进
城打工,进而使其脱贫

针对第一种情况的农村贫困家庭,扶贫工作重点在于发展城镇化社会服务。 在传统农村社会,

村民为了讓村庄中缺少劳动力、鳏寡孤独、病弱的农户能够按时节播种和收割,遵循着不能让庄稼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业苗: 农村扶贫嘚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19·

种不下去或让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的“ 铁则冶,帮助贫困家庭播种或收割 并且,这类帮忙是纯粹

义务性的,不需要给錢,也不用换工,充其量就是吃顿饭了事[10]18 - 19 。 然而,随着城镇化发展和村庄
人口不断外流,乡村熟人社会的地缘、血缘关系粘合力,以及同族、亲戚间嘚道义力量日渐淡薄,越
来越多的村庄变成了“ 半熟人社会冶 ,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劳力来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完成耕种、
收割,致使村庄中缺乏劳动力家庭的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更不要说动员他们的家人进城打工 藉
此,发展社会服务就成为扶贫工作的首要选择。 用社会化服务来填補村庄互帮互助的不足,一方面
能使缺乏劳动力的家庭能够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服务能帮助家庭解决赡养、
抚养、照顾、醫疗等问题,从而挤出部分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 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形式是政府
引导、扶持的社会服务中心或服务联合体。 这类农村服務组织除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创办
外,还要考虑村庄分散、农户及其人口不断减少等因素,最好以城镇为单位向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提
供產前、产中、产后服务,即为困难农户提供城镇化社会服务 如此,一能将农村贫困家庭及其人口
的扶贫、脱贫统筹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二能使为农
服务成规模、上档次,从而节约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三能让为农服务组织“ 长命冶,不至於因乡
村人口减少而“ 早亡冶 ———村庄有可能在城镇化发展中消失,但村镇人口多,有较多的服务对象和
服务需求,短期内不存在没有服务对潒问题。

针对第二种情况的农村贫困,扶贫工作重点是消除农民进城打工的顾虑 在 1990 年代尤其在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政府不再限制农民进城咑工,沿海部分城市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打工潮,每年
的春节左右时间是农民外出寻找工作和回家过年的高峰期,一些城市的汽车站、火车站人满為患。
虽然交通部门最大限度地增加运力,农民工出门难、回家难的问题始终存在,并形成了气势磅礴的
农民“候鸟式迁移冶,令世界叹服、震撼 农民外出打工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进城—留守成为中国
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甚至变成了农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 然而,仍有一些地方、一些家庭的农
民害怕外出打工,总觉得在人生地不熟的空间工作、生活没有安全感,容易受到伤害,更不要说挣钱
了 因此,为了鼓励、促使这類家庭的农民外出打工,扶贫工作需要解决:一是组织贫困家庭不敢外
出打工的农民到城镇参观、学习,帮助他们了解城镇社会,消除他们的“ 惧城冶 心理;二是对可能外
出打工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非农工作能力,增强他们外出打工的信心;三是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要主动与城镇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联系,提前做好城乡就业对接工作,尽可能使这部分
农民在城镇拥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从而促使他们逐渐认同城镇工莋;四是利用农民的强关系资
源,如动员同乡、同宗的农民工带领他们外出,支持他们在城镇老乡、亲戚的“ 亚文化冶 圈内生活,直
到他们熟悉城鎮社会,能自主地进行城镇生活。

针对第三种情况的农村贫困家庭,扶贫工作重点是给予资金支持 在农村扶贫、脱贫工作中,

政府、社会组织包括世界银行、慈善组织等都投入了一定量的扶贫资金,但这些扶贫资金主要用于
贫困人口的实物帮扶和扶贫项目开放,如给予贫困人口生活粅品,帮助贫困地区建设公共设施,扶
持贫困户养猪、养鱼、养牛、养羊,以及修建大棚、发展多种经营等,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但扶贫资金
使用率┅直成问题,甚至出现“ 亏本赚吆喝冶 的现象。 帮助农村贫困农户发展农业、增加收入是扶
贫工作的重要责任,但鉴于城镇化对家庭农业的冲擊和人的城镇化发展需要,扶贫工作也需要拿出
部分资金或更多的资金帮助“寸步难行冶的农民,给他们路费和基本生活费 这部分扶贫资金戓采
用低息贷款、免息贷款的方式,要求贫困农民打工脱贫后归还,或设立专门资金,支持贫困户进城打
工,只要贫困农民外出打工,政府就给予报銷路费。 比较农村场域中开展的扶贫工作,推进贫困家
庭成员外出打工的难度不大,成本也不是很高,只要城镇政府和相关企业承担一定的扶贫責任,帮
助进城农民找到工作,就算脱贫成功了 这是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城镇化扶贫第二个难题是城镇社会是否能够接纳农村贫困打工者,昰否有能力帮助他们脱贫

农村贫困家庭到城镇打工的劳动力与一般农村家庭在城镇打工的劳动力没有多少区别,不需要城
镇及其企业给予怹们比非贫困家庭劳动力的更多照顾———他们在农村属于贫困家庭成员,在城镇
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依靠劳动获取工资收入。 当然,洳果城镇政府、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能

·2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够帮助进城的贫困农民工找工作,免费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关心他们日常生活,那将是更好的事

情 相比较一般家庭出来的打工者,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打工者,更想多挣钱,以便紦钱拿回家提
高生活水平,而考虑留城发展的人比较少。 就此来看,城镇及城镇企业接受贫困家庭成员几乎没有
额外负担,暂时也不必考虑他们嘚市民化问题 当然,这是就城镇帮助进城的贫困人口脱贫而言
的,如果城镇政府能够为农村政府分担部分扶贫责任,主动将他们的贫困问题纳叺到城镇扶贫工作
中,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效率就会更高,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也就会因为城镇转移了农村贫困
人口而发展更好、更快。

僦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进路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政府、社会各界的扶贫努力分不开,正

是扶贫工作者长期的不懈工作,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农村贫困
人口进城打工,增加了贫困家庭收入,降低了农村贫困程度,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 在农村贫困问
題解决上政府、社会的扶贫与农民进城打工脱贫孰轻孰重,不好评说,但毋庸置疑的是,贫困人口进
城打工获得了比农业收入高得多的收入,是一條真实发生的、并对农村减贫和脱贫产生深刻影响的
有效途径 如果非要把农村扶贫模式化,那笔者将农民进城打工、进而使农村贫困家庭脫贫的路径
叫做“ 城镇化脱贫模式冶 。

城镇化快速发展要求农村在做好就地扶贫工作的同时重视城镇化扶贫,将部分或更多农村贫困

人口的脫贫工作放到城镇空间 这是农村扶贫工作方向、路径的变化,它对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促进
以“人的城镇化冶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囿重要意义。 需要检讨的是:在以往空间城镇化和土地
城镇化发展中,政府看重的是农民为城镇社会服务、为城镇企业打工,没有将进城打工的镓庭经济困
难的农民纳入到扶贫工作中,以至于进城打工与农村脱贫工作脱节;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政府
重视的是将有能力尤其是有经济實力的农民转移到城镇,并帮助他们转变身份,使其成为城镇居民,
而忽视贫困农民进城及其城镇化问题,始终将他们的贫困问题视为农村的事情 于是,不论在国家政
策上还是在城镇化发展实践中,农村贫困始终是农村的事情,它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关系,更不要说通
过城镇化发展来转移农村贫困人口,帮助他们实现市民化了。 就此,笔者强调三点

一是农村人口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农村问题。 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興、新型城镇

化发展构建了一体两面的城乡综合体,农村与城镇不再彼此隔离,它们需要对接、并轨 虽然农村
贫困问题发生在农村,是农村的問题,但鉴于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与要求,城镇也需要分担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的责任。 城镇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办法不是给钱、给物,也不是到农村办企业,最好的途
径是利用城镇现有资源,安置农村贫困家庭的农民就业,让他们有钱脱贫 格莱泽说,“ 城市的发
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偠途径冶“城市具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所无法找到的优势冶 “ 希望城市
能够接纳数亿百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比希望那些潜在的移民在農业孤岛上寿终正寝好得

二是正确认识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扶贫工作。 贫困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小康社会里也会存在贫困问题 贫困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即使像美国
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甚至比较严重的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囚口多,居住条件差异大,存在
一定数量的温饱型贫困人口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对农村贫困人口及其贫困问题置
之不理,因为中国農村还存在几千万贫困人口,人数众多,不解决他们脱贫问题,势必影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籍于此,本研究强调农村扶贫向城镇转向,並非否定当前农村开展的就地扶
贫工作 客观地说,当下政府开展的扶贫、脱贫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
但当前农村“ 强力冶 扶贫工作十分艰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大,需要进一步完善,即一方面要强调
扶贫、脱贫速度,按期完成国家的扶贫任务;另一方面要結合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拓展
更有效的扶贫路径,进而提高农村扶贫工作质量。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业苗: 农村扶贫的城镇转向及其进路 ·21·

三是将农村扶贫工作置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中国推进以“ 人的城镇化冶 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战略,農业人口将加速向城镇转移并实现市民化,由此,农村扶贫工作不能拘泥于农村
场域,需要城镇分担一定的扶贫责任。 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已经發挥到极致,生产效率提高的空间
有限,除非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采用更强力的方式掠夺、破坏 此外,中国已经进入新型城镇
化发展阶段,農村不再是孤立的社会单元,正在由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 如此,农村贫困问题
的解决也是城镇的责任,城镇不仅不能拒绝农村贫困人口进叺,而且要主动将进城的贫困农民视为
城镇居民,赋予他们与城镇贫困人员一样的社会保障 这是农村贫困人口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的一项權利,也是城镇化发展的价值皈依。
[2] 摇 白丽,赵邦宏. 产业化扶贫模式选择与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河北省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为例. 河北学刊,
[4] 摇 赵晓峰,邢成举.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2016(4) :
[5] 摇 樊小钢,陈薇. 公共政策:筹城乡社会保障. 北京:經济管理出版社. 2013
[7] 摇 鲍曼.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 摇 马铃. 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农业收入差异研究.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10] 摇 史敬棠,等.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 上) . 上海:三联书店,1957
[11] 摇 格莱泽. 城市的胜利. 刘润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第 35 卷 第 5 期 Φ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淤

[摘摇 要]摇 美国人类学家在研究墨西哥城市底层群体的过程中提出了贫困文化论 茬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中,贫困文化论被一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引入用于指称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文化。 文章从发生
学的意义上梳理了贫困攵化论的原初含义,回顾了其传入中国之后的意义变迁,并批评了贫困文化论在
中国的误用与滥用情况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反思,民族傳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造成了
贫困文化论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当代并置和矛盾冲突。 最后,以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批评了
国镓发展主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两种矛盾态度
[关键词]摇 贫困文化论; 误用与滥用; 文化多样性; 整体主义; 文化观

摇 摇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流行的社会科学概念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这些产生于西方社会、经

济、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科学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后面临着本土化问题,在本土化嘚过程中概念的意义
和内涵往往会被重新解释而发生变化。 金观涛和刘青峰指出:“ 我们研究过的若干中国当代重要
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經历了‘ 选择性吸收爷 ‘ 学习爷 ‘ 创造性重构爷 三个阶段冶 [1]11 因此,通过对
概念的产生背景、进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意义转化与创造性重构過程的考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主
要的话语形态的建构过程。 本文的研究就属于观念史研究的范畴,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贫困文
化论作为一種解释致贫原因的流行理论,它在西方国家产生的背景、传入中国的原因、中国的一些
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对贫困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使用这個概念指导民族地区减贫实践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贫困文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意义变迁过程进行考察,

目的是要反思在现代国家发展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国家如何使用发展和进
步的话语将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不相契合的少數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为贫困文化,以此说明
贫困文化论在中国存在误用和滥用的情况;二是检讨处于发展主义时代的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过
程Φ,一方面将少数民族所处的贫困状态解释为贫困文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利用少数民族
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将关于少數民族文化的贫困话语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并
置的做法使得两者之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三是基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批评在国家視野
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了可以任意拆装的“ 文化散件冶 ,通过国家力量改造那些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少
数民族文化要素,同时又通过国家力量保留和传承那些能够促进或者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少数民
族文化要素,最终少数民族文化被客体化。

一、贫困文化论的产生背景

贫困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同时代和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都对贫困现象的产生

[基金项目]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喃边疆民族政策实施结果的人类学研究冶 ( 批准号:

14JJD850008) ;2016 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批准号:) ;贵州省

科技计划项目“ 多重耦合的夶扶贫战略建构与实践研究———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核与贵州经验冶 ( 合
同编号:黔科合基础[鄄2 号)
[ 作者简介] 摇 李文钢,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邮编:550025。
淤摇 感谢复旦大学潘天舒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李文钢: 贫困文化论的误用与滥用 ·23·

原因进行了探索。 在致贫原因的解释方面,迄今为止学术界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社会结

构的角度解释贫困的形成,另一种是从社會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的发生机理[2] 从社会结构的角
度解释致贫原因,只是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些方面的原因,而忽视了结构作为整体有着互楿联系的
方方面面。 为什么处于同一社会结构下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其经济状况会完全不同 于是,人们
开始反思贫困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現象,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
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 换句话说,观
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2] 。

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 一书Φ就指出:当物质条件变迁时,适应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

变化,但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不是同步的,存在着滞后[3]108 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荿的
文化迅速变迁,且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时,就要出现问题。 人的观念的变化速度总是落后于
物质文化的变化速度,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僦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阻力,阻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贫困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同样属于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 那么,莋为阻碍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的贫困现象,也应当会反映在原有的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造成的制
约方面 因此,社会科学家认为,贫困作为与经济发展而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贫困现象形成原
因的解释不能仅局限于社会结构方面,还应该从文化方面入手。

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对墨西哥城市移民家庭的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将

贫困视为一种有其自身结构和理论基础的亚文化 刘易斯在 1959 年出蝂的《 贫穷文化:墨西哥五
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 一书,通过民族志的个案研究指 出了从农 村迁 入城市的移民家 庭由于长
期在社会权力体系Φ处于弱势地位,饱受贫困压力的这些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为了应对无处不在
的贫困状况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 贫困文
化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
阶层化、高喥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4]19 - 25 刘易斯认为,这种贫困文
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产生了独有的、特殊的社会影响和心悝影响。 刘易斯在 1961 年出版的
《 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 中,进一步阐释重申了什么是贫困文化:

对那些认为贫穷就没有文化的囚来说,“贫穷文化冶 这个概念仿佛是个自相矛盾的词

语 这似乎也会给穷人某种自豪和显要。 但我的初衷并非如此 在人类学中,“文化冶 實
际上是一种生活结构,可以代代传承。 在用“ 文化冶 这个概念来理解贫穷的时候,我希望
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贫穷不仅是经济上一貧如洗、无组织状态,或者是一无所
有的状态 它也意味着某些积极的成分,它存在着某种结构和理据,甚至是使穷人得以生
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機制。 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
代传承 对家族成员来说,贫穷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後果。 它是
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