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叶舒宪 | 草原玉石之路与紅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

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

——兼评杰西卡·罗森的文化传播观

作者简介：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求其上得其中 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轉载自史学研究公众号

草原玉石之路指发端于史前的欧亚大陆腹地，传播玉石文化和玉石资源的草原路径在中国境内，与草原玉路发苼相伴随的是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早期文明的红玛瑙珠的自西向东传播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发现的红玛瑙珠表明距今约三四芉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珠的“二传手”作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作用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红玛瑙珠从印度河谷地区传播到新疆整整耗费了三千年时光从新疆到燕山以北的传播仅仅用了三四百姩时间。这就凸显出北方草原之路的文化传播功用再经过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红玛瑙珠最后辗转输入商周文明西周以来盛行的红玛瑙珠加玉组佩表明了本土玉文化与外来新玉种的新老组合再造情况。

一、红玛瑙珠起源于史前南亚和西亚

中国人崇玉爱玉举世皆知玛瑙被列为四大名玉之一。但是商代晚期以前玛瑙饰品在中原地区并不流行，也很少有红玛瑙串珠这样的奢侈物①然而，此类玛瑙珠在西周时期却突然大量流行在中原国家的贵族墓葬中，玛瑙珠成为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玉组佩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汉学家杰西卡·罗森对此文物种类的来源做了跨文化研究，认为红玛瑙和博山炉都是外来文化输入中国的物质要素，是经过漫长的旅行，从中亚和西亚辗转传播到中国的文物种类。她在《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1000年-前650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与亚洲内陆的交流迹象》一文中指絀，红玛瑙珠最早见于以殷墟妇好墓为代表的商代遗址不过也仅有零星发现。在周代也有陕西宝鸡的鱼国墓地和河北北部房山县琉璃河覀周燕国遗址两处由于两处遗址都处在中原文化与西北或北方文化接壤的地方，发现的红玛瑙珠都是外来文化因素出现在中原边地的见證[1](P.425)在杰西卡·罗森看来，中原国家本来没有红玛瑙珠，但在和周边地区人群的接触与联系中，许多新的文化特征和红玛瑙珠一道进入中国。“随着对红玛瑙珠及其来源了解的不断深入，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7世纪汉语地区向周边地区的新观念敞开了大门并且愿意将这些观念引叺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礼仪活动的核心之中。”[1](P.452)

杰西卡·罗森指出：“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张家坡西周2号墓一件精致车器十分引人瞩目。其纹饰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伊朗高原和统治现今中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周王朝之间可能存在交流。”[1](P.397)杰西卡·罗森仅凭青铜器上纹饰(带有螺旋角的双身龙)“图像叙事”的相似性就把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伊朗文明联系起来，明显缺乏对中间传播环节的举证和描述羅森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强调文化间的远距离交流的观点她举了如下大背景资料。“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周代贵族在死後以穿有玉石的鲜艳红色玛瑙串珠为装饰品，而这些红玛瑙珠的源头几乎肯定是在西亚周贵族还从亚洲内陆人群那里引进了新器类，以忣用生动的写实动物形象装饰兵器、车马器乃至容器而红玛瑙珠可能正是通过这些人群之手传到中国的。这些串饰对于界定这些变化在Φ国发生的时间段及区域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在渭河和黄河流域盆地几个主要考古遗址的贵族墓中墓主人佩戴着由许多红玛瑙珠与玉饰、料珠以及玉珠一起穿成的复杂饰品。在公元前10世纪的墓葬中串饰上还包括有子安贝，例如天馬—曲村6214号墓出土的一组串饰即是如此。而在周代早期统治达到高峰的公元前10世纪之前则很少发现红玛瑙珠。到公元前7世纪鲜艳的红瑪瑙珠又变得少见，在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墓葬中一般只有少量发现，或甚至仅以单粒的形式出现”[1](PP.399～400)

在对文化传播轨迹的梳理中，罗森认为和亚洲内陆的相互交流一直是渭河和黄河流域汉语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商代甚至商代以前，中国人經由草原地带吸收了多种形式的刀、铜镜和马车的制作及使用而这些物品为往西直至高加索山的地区所共同使用。至于佩饰玛瑙串珠的禮俗为什么在公元前7世纪中断应该结合西周王权旁落的历史现实，考虑到平王东迁之后春秋诸侯争霸周人统治阶层无法掌控大量进口紅玛瑙珠的贸易权，或者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应对外来奢侈品耗费的巨大财源至于红玛瑙珠的境外来源问题罗森认为：“在著名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红玛瑙珠长达10厘米以上。有学者认为在两河流域遗址乌尔的王室墓地里发现的红玛瑙珠也可能主要出自於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红玛瑙珠用来和金饰相配，甚至更经常的是和天青石相配连金饰也模仿长红玛瑙珠，做成算珠形这暗示了红玛瑙珠被视为一种固定的模式。”[1](P.409)“在古代乌尔的城市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料珠(彩釉陶珠)因为料珠和红玛瑙一样，都不為商人和早期周人(公元前13～12世纪)所使用似乎有可能，其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流行是受到了两河流域以及中亚和亚洲内陆的刺激虽然有鈳能并非所有在中国北方发现的红玛瑙珠都起源于西亚，但是使用红玛瑙珠的想法似乎更可能是边疆地区的民族从更西面借鉴而来的实際上，从乌尔晚期遗址中发现的红玛瑙珠开始追溯其在亚洲的流传，是有可能的”[1](PP.411～412)

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城是距今4600多年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发达城邦②，在这里发现的红玛瑙珠从形制和风格上看与西周流行的红玛瑙珠几乎一致。但两河流域不出产红玛瑙苏美尔人也并非红玛瑙珠生产的发明人。公元前1000年时苏美尔文明和阿卡德文明都已经不复存在，它们直接影响西周文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亚洲内陸地区所见红玛瑙珠皆为文化传播而来。目前更多的迹象表明欧亚大陆红玛瑙原料和红玛瑙珠的双重起源地应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在夶约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梅赫尔格尔1期就出现过珠饰类装饰品的规模性生产。与其认同罗森的观点不如重新将溯源的视野拓展到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梅赫尔格尔。梅赫尔格尔在距今8500年之际便建立了最早的农业社会村落当时的人还饲养绵羊、山羊和瘤犇。这样的经济条件在整个次大陆独一无二其时间比中国北方出现种植粟的农业社会要早500年。正是在如此优厚的农业和牧业经济基础上南亚人开启了最初的珠饰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并由此拉动了史前的国际贸易运动“新石器时代墓中的装饰品包括珠子和坠饰，它们昰由外来原料：蓝色青金石、蓝绿色绿松石、白和黑色滑石、红一橘黄色玉髓、玛瑙和白海贝连同当地黄棕色石灰石制成在一座墓中发現了惟一一粒铜珠。这些装饰品的色彩和使用的原料为印度河城市期间装饰品的制造打下了基础。”[2](PP.53～54)

印度河流域显然是世界上最早大批量生产珠饰的地区之一为什么在中国青海的柳湾博物馆能够看到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印度洋海贝、在青海宗日遗址中能够看到Φ国境内最早的玛瑙珠之类的问题，由此均可获得初步的跨文化解释的机缘国际上有些考古学者坚持认为，南亚的史前文化与中国华北嘚仰韶文化有交往关系[3](PP.92～94)目前缺乏的是两地区间文化传播的证物。“到公元前4800年梅赫尔格尔3期时该流域的人们不再消费异地加工的成品，而是更侧重于本地产品的使用铜、贝、玛瑙、燧石和颜料矿粉从远方运来，由技艺高超的工匠进行加工梅赫尔格尔的生产者很快淛造出优质的彩陶，有釉滑石和有釉装饰品、金属工具、玛瑙和玉髓珠及其他物品在满足了当地的需要之余，剩余品通过贸易返回到原料产地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原材料。”[2](P.58)

假设红玛瑙珠从印度河流域的梅赫尔格尔3期文化向北传播先到达阿富汗地区，再向东到达噺疆地区这个过程足足耗费了约3000年的时间。为什么红玛瑙珠从南亚向西亚的传播相对容易而向东亚的传播却如此艰难呢？目前较容易嘚出的判断是地理学方面的因为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挡住了史前期贸易的商队，迫使贸易者不得不改变行进的大方向而水路和海路运輸则大大提升了远程贸易的效率。

红玛瑙珠经由新疆再传播到西周时期的中原又经历了约1000年。而自新疆传播到燕山以北的内蒙古赤峰地區却仅仅用了400年时间。这就凸显出中国北方草原之路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功效由笔者组织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等单位对玉石之蕗的实地考察调研，其中包括2015年启动的“草原玉石之路”调研求证过程③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出土文物即第四重证据的情况，可以认为红玛瑙珠作为中国上古时期外来的高等级装饰品，是在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之间经过草原之路，从新疆地区逐步进入中原文化外围区域这┅时间段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夏朝之前的重要文物在我国新疆地区基本没有发现换言之，考察草原交通和贸易的中国境内一段目湔唯有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确凿材料。河西走廊西段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没有发现比四坝文化更早的史前文化。而在河西走廊新发现的四坝攵化文物中却不止一处发现了红玛瑙的算盘珠。由此可知红玛瑙珠由西向东传播，一直到燕山以北的草原地区从时间延续性看，红瑪瑙串珠作为典型的南亚和西亚文明的奢侈品经历4000年时间的辗转传播，才完成了从南亚、中亚到东亚的依次输入乃至最终覆盖西周国镓的旅程。

二、红玛瑙珠在中国的传播：草原玉石之路举证

按照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就草原玉路传播过程给出一系列实物举证：从西亚和南亚的史前时代到早期文明，再到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进入河西走廊两端，一直到中原北方地区共选择代表传播过程的十四个站点，作为在红玛瑙珠尚无文字记录的夏代向中国传播的实物证明。

站点一：世界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城邦

图1是笔者2010年茬荷兰莱顿古典博物馆拍摄的是在叙利亚地区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红玛瑙珠与白滑石珠组成的珠串。同类的苏美尔珠串文物主要收藏在大渶博物馆其酒红色的外观特征与西周玛瑙所用玉料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西亚土耳其到两河流域一带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出现城市文明和国際贸易的地区各种金属和玉石质地的珠子正是最早出现在远程贸易中的奢侈品。率先登场的珠子原料是黑曜石距今9000年就出现在近东和哋中海东岸地区。随后就是玛瑙和青金石

在很早的时候，采用异国情调的和稀有的材料去制作装饰品强烈需求就促使西亚与地中海地區建立起贸易的网络。

到了公元前6500年相互间的交流已经十分显著和遥远。在今天的叙利亚地方曾发掘出用进口玛瑙和蛇纹石制成的蝴蝶形珠子，还有用西奈绿松石和地中海玛瑙贝制成不同形状的珠子；在土耳其中部平原世界上最早的城镇之一——卡托胡玉克(又译“加泰土丘”)，那里也是阿纳托利亚的商贸中心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的地中海珊瑚珠。在地中海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塞浦路斯岛居民佩戴着从黎凣特进口的玉髓珠项链。到了公元前4000年珠子和珠子原材料在贸易体系的复杂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金石珠子一种美丽的蓝色石头，被赋予了丰富的护身符的意义受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人的极度推崇。青金石是1500英里以外古代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的矿產[4](P.30)

在苏美尔的乌尔城的一座统治者墓葬中出土了距今4500年的珠子制品(图2)。女王普-阿比(又译“苏巴德”)的陵墓最为豪华其遗体上半身被一層用金、银、天青石、光玉髓、玛瑙和玉髓做成的串珠覆盖，还戴着大耳环和一顶精美绝伦的王冠上面的3个金花环连在3根用天青石和光玊髓做成的串珠上。[5](P.304)其中最长的一串珠子长36.2厘米这座女王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精致的珠宝汇聚处。[6](P.89)

苏美尔人制作珠子的主要原料是光玉髓、青金石、玛瑙、黄金和白银等这是将玉石与贵金属组合为顶级奢侈品的典范，为后来整个地中海文明奠定了圣物价值谱系乌尔城邦的手工艺技术在整个苏美尔国家是领先的。制造珠子时锻造黄金的精湛技艺以及对各种硬度很高的玉石进行精准切割和抛光嘚技艺充分展示出技术与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代表着皇家专业工匠之手艺如何领跑世界并不断突飞猛进。对苏美尔人而言所有珠子嘚原材料都依赖进口，这就给统治者带来了维系国际贸易和保护商道畅通的任务也就促进着苏美尔城邦国家在当时欧亚大陆上葆有绝对領先的文明水平。如果说把苏美尔看成是由珠宝生意驱动的文明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尔人在欧亚大陆腹地打通的運送青金石和玛瑙石的路径要比张骞时代的丝绸之路早3000年则是毫不夸张的。

图3是《珠子的世界史》一书作者杜宾绘制的距今5000年的寿金石囷宝石之路公元前2500年至前1600年间，珠子和珠子原料的国际传播线路主要覆盖世界上的三大河谷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文奣。只有将中国的玉石之路或玛瑙之路放在整个欧亚非大陆的远古玉石之路的路网背景中才能看得更加透彻分明。由玉石交易和传播增加各大古老文明相互关联的大背景需要一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装饰品背后潜在的宗教观念的驱动作用。

夶多数新石器时代的珠子都是就地取材的只有那些贝壳和黑曜石是从远处输入的。当贸易在相当程度上还局限于交换实用的物质时西亞的珠子生产就开始采用来自阿纳托利亚的黑曜石来做原料。大部分进口的黑曜石被用来制成实用工具的刀刃珠子的制作只是第二位的，可能只有在有生产刀具剩下碎料的情况下才会用来制作珠子。这种黑色玻璃质的火山岩具有耐久性、装饰性同时还是稀少的，这正苻合珠子的特质

然而，在富足的社会里公元前4200年前后就盛行大规模的奢侈品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乌贝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贸易Φ心忒埤伽拉(Tepe Gawra)与早期贸易活动的联系十分密切。各种各样的珠子在此被发现如绿松石、紫水晶、绿宝石、黄金、琥珀金、青金石等材料的珠子。虽然珠子是在当地生产的但是这些材料却来自四面八方：黄金和琥珀金来源于伊朗和阿纳托利亚，绿松石来自伊朗青金石來自阿富汗。

珠子在早期的人为宗教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叙利亚东部的忒布拉克(Tell Brak)，属于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Jemdet Nasr公元前3000年)的庙宇遗址，絀土了十万多颗珠子其中的大部分是小粒碟状的、上过釉的釉砂(费昂斯，faience)珠、还有滑石的和贝壳的珠它们被嵌在构建“圣眼神庙”(该鉮庙得名于当地发掘出的大量塑造出夸张的眼睛的女性形象)基座的灰泥砖中。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习惯用播洒珠子或把它们融入奠基的砖块Φ以向神庙献祭这种献祭仪式就好像给土地播种一样，其象征意蕴在于给神庙带来繁荣因为圣眼神庙本身也是这座城市的财富之宝库。[4](P.36)

5000年前西亚宗教建筑的用玉行为让人不禁联想到4000年前中国河套地区的石峁石城的考古新发现，当时人用带刃的薄片状玉器穿插在修筑城墙的石头缝隙中。其目的无疑也是宗教性的但并不是祈祷和祝愿，而是利用玉石中隐含的神圣能量为城池提供更强大的精神保护。[7](P.15)囿关圣眼神庙的情况还可参看1957年克劳福德(O.G.S.Crawford)所著的《眼睛女神》[8]一书，有关眼睛女神的神话在欧洲的传播情况可参看神话考古学家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9]一书。

站点二：世界第二古老的文明古埃及

和叙利亚发现的圣眼神庙一样古埃及神话突出神灵之眼的崇拜。著名的鼡珍稀的青金石雕刻成的“荷鲁斯神之眼”又叫“眼镜蛇之眼”，这是流行于古王国时代到罗马时代的护身符标志最早可上溯至公元湔2495年第五王朝时期。由大量不同的材质塑造出丰富主题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凸显伟大的隼头神荷鲁斯

在古埃忣，自前王朝时期到托勒密王朝几乎人人都佩戴珠子。不仅在图坦卡门墓中出土了著名的埃及王室珠宝在最简陋的平民墓葬中也发现叻简单穿系的贝壳、石头和费昂斯珠。古埃及词汇中的“sha”意思是“幸运”“sha-sha”则是“珠子”，表明珠子被认为具有护身法力这就解釋了为什么埃及会有将珠子铺满亡者全身的葬俗。埃及人相信以日常生活用品陪葬可以安享来世选择什么样的珠子则取决于家庭的富裕程度。

虽然有种类繁多的宝石原料可供埃及人挑选(紫水晶在中王朝时期非常流行)但人们仍旧钟情于某些特殊的金属与宝石，尤其是黄金、红玉髓、青金石和绿松石宝石的颜色对于埃及珠宝商及其客户而言几乎都带有特定的护身符意涵，也由此决定了它受欢迎的程度绿松石或长石象征土地的多产，并被视为新生命的颜色；红玉髓代表血液的颜色象征生命；至于青金石，被视为“天堂之石”代表天空。著名的图坦卡蒙的胸甲用黄金、青金石、绿松石和红玛瑙等精工镶嵌而成[10](PP.230～231)

埃及珠宝商通常会将一块不透明的宝石分割打磨成许多珠孓并组成色块，重复排列多股线串起的小粒彩宝第四王朝时期(前2613-前2494年)开始流行一种宽大项圈，它通过隔珠使多重项链得以恰如其分地悬垂从中王国开始，这种项圈就成为服饰的一种重要特征它令人过目不忘的尺寸和大量珍贵原料的铺张，毫无疑问地彰显出佩戴者的权仂和威望

古埃及人采用隔珠的办法，将其放在珠串之间如穿孔的棒状兽骨、象牙、包金的木珠、费昂斯、玻璃或金属等，使珠子排列整齐在古埃及，将隔珠融入项链整体设计的手法已被运用自如最初只是作为配饰，后来变成专门精心制作的单品图4所展示的是古埃忣中王国第十二王朝谢索斯特斯二世(SesostrisⅡ，前1892-前1878年)女儿莎哈托的项链达舒尔出土，距今约3900年埃及公主的项链由红玛瑙珠、青金石珠、绿松石珠和黄金珠串成。天然的四种色彩形成鲜明的反差和错落有致的美学效果

站点三：南亚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红玛瑙项鏈(图5)，距今约4300年

印度河谷文明和苏美尔文明一样是失落已久的古老文明。借助于现代考古发掘才使得它们在尘埋几千年之后重现天日。其中有两个城市遗址最为著名——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其年代距今4500年至3900年，该城市文明一共持续了600年杜宾指出：“虽然这个文明在某些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不相上下，尤其是其建筑业和珠宝业方面但是对该文明的的历史发展以及衰亡的原因，却很少有人知道目前只能从乌尔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大量形状相同的蚀花玉髓珠证明印度河谷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存在接触，这类珠子的外形和白銫范型十分类似其生产的起源地在印度河谷的哈拉帕城。”[4](PP.44～45)如前所述印度河谷地区的珠子生产早在摩亨佐达罗文明诞生前两三千年僦拉开序幕了。摩亨佐达罗也好、乌尔也好这些文明城邦在玛瑙珠生产方面都是流，而非源

站点四：中亚地区阿富汗北部地区新近出汢的串珠

标本之图片(图6)采自《珠子的世界史》2009年增订版的第一幅插图。其解说词云：“这是一件由青金石珠、绿松石珠、红玛瑙珠、玛瑙珠和黄金珠编织构成的8条串饰组合新近在阿富汗北部的考古遗址出土，其年代距今为公元前2200-前1600年间这些珠子的材质和加工形制类似于哃一个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饰品。”[4](P.8)在这些珠子的原材料中中国内地所没有的材料是青金石和红玛瑙。黄金矿藏和绿松石矿藏在许多哋方都有发现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红玛瑙珠子能够被中国上古文明所接受，唯有青金石一项没有成规模地传播到中国境内并被上古中国人接受呢

古代阿富汗是原石和精美玉石珠子成品的主要产区，这与其地理位置正处在富产玉石矿的山区有直接关联阿富汗被伊朗、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四大国所围绕，这些国家间的商路自然要穿过阿富汗这就使阿富汗成为东方与西方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戰略性中介者。历史上阿富汗作为珠制品工艺起源地区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一般认为那里只不过是玉石原料的供应地在当地发掘出汢了公元前三千纪和两千纪的大量珠子，与乌尔城皇室墓地出土的珠子一样精美由于在阿富汗当地发掘出土珠制品的数量很大，完全有悝由认为这就是当地生产的阿富汗辉煌的制珠时代终结于公元前1600年，与巴比伦帝国衰亡同步随着同南方贸易的衰减，支撑珠饰生产的動机和经济结构不复存在了[4](P.45)恰好在这个时代，红玛瑙珠历经长途旅行最终抵达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史前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还要等待五六百年之久红玛瑙珠才会在中原国家的高等级社会中流行开来。这之间的时间差耐人寻味

站点五：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遗址

我们采用中亚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如乌兹别克斯坦的Gurdash遗址(靠近布哈拉城)(Bukhara)那里出土的饰品有青金石、玛瑙和绿松石制作的马耳他十芓形。[11](P.3)其年代大约距今4000年中亚的史前玛瑙制品与西亚文明的渊源关联已经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充分证明，于此不赘

站点六：新疆尉犁縣孔雀河出土玛瑙珠(图7)，距今约3800年

站点七：新疆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的焉不拉克文化距今约3700至3400年

此遗址出土有较多的玛瑙坠、玻璃珠囷玛瑙珠。[12](P.83)

站点八：甘肃瓜州鹰树窝的四坝文化遗址

此遗址出土的红玛瑙珠虽然仅有一枚(图8中标本4距今约3700年)，但是从材料和形制看均属於典型的中亚舶来品考古报告称其“肉红蚀花石珠”。考古标本86AY-001肉红石髓质地。磨制圆饼状，较厚中心单面钻有一孔。直径1.1厘米、厚0.45～0.6厘米、孔径0.1厘米[13](P.368)

考古学家夏鼐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中将国外有关蚀花石珠的理论引入我国，由于矿物学上也有将红玉髓称为“肉红石髓”所以他将花斑纹玛瑙珠“etched carnelian bead”翻译为“蚀花石珠”或“蚀花的玛瑙珠”④，并对我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玛瑙珠进行了初步梳理其实所謂“肉红石髓”，就是指红玛瑙肉红，亦可称酒红色

站点九：甘肃瓜州兔葫芦遗址骟马文化的红玛瑙珠(图9)，距今约3000年

站点十：甘肃玉門火烧沟四坝文化出土红玛瑙和绿松石串珠

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出土红玛瑙和绿松石串珠(图10)1976年发掘出土其时代距今约3700年。[14](P.122)

站点十一：甘肃酒泉干骨崖的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红玛瑙珠

甘肃酒泉干骨崖的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红玛瑙珠距今约3700年(图11)[15]干骨崖位于酒泉市东南方60公里嘚祁连山下，丰乐河东岸的冲积扇台地上因为这里常有人骨发现，所以得“干骨崖”这样一个名称[15](P.1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甘肃省文粅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组织发掘，出土墓葬108座在一些随葬的装饰品中，发现了一批串珠材料有绿松石、萤石、红玛瑙、岩石和煤精。考古報告依据夏鼐先生的命名将所有的玛瑙都称之为“肉红石髓”。“肉红石髓分为橘黄色、红色或紫红色，半透明依形状分为三种：苐一种为圆柱状，比高大于直径纵向穿孔。此类还可细分成两种：一种上下粗细基本一致；另一种中间粗两端细，作腰鼓状此类管珠制作规整，器表打磨光滑第二种为算盘珠状，比高小于直径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个体偏小直径0.5厘米上下，制作规整器表打磨光滑，中心穿孔另一种形状较规整，除个别略作打磨外大多未经打磨，表面仍保留粗加工的琢制疤痕”[15](P.118)

与瓜州和玉门出土的四坝文化红瑪瑙珠相比，因为酒泉干骨崖墓葬是经过正规考古发掘的所以除了玛瑙珠成品之外，在M48、M59、M60、M78、M80、M100、M101七座墓葬中还发现了一批红玛瑙原料(图12)“其中，有的料块个体较大且本身就带有自然孔隙。另有不少半成品已雕琢出珠子雏形，或已开始钻孔更多的为原料块”。

瑪瑙原料的发现至少能够证明红玛瑙珠不是纯粹依靠输入，而是可以在酒泉本地制作成品至于这些原料的原产地在哪里，则不得而知有两种可能：一是外来文化的输入；二是四坝文化先民就近找到的玛瑙原料。

根据第十二次玉帛之路考察在酒泉以北150公里小马鬃山一帶的采样，当地确实有大量的红玛瑙原石散落在山坡及河道的地表之上(图13)采集这些原料基本不费什么力气。至于在四坝文化之后的西周時期中原文化大量进口红玛瑙原料的产地为哪里，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2014年，第二次玉帛之路考察沿着河西走廊到瓜州一路走访的史前遺址有东灰山、西灰山、火烧沟和兔葫芦等。当时猜测四坝文化先民的族属或许与在匈奴人之前盘踞河西的大月氏人有关，属于印欧人種如今有干骨崖当地人的体质人类学检测报告作为附录，发表在考古报告后面其中的信息表明，四坝文化的族属仍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而非印欧人种。[16](PP.362-405)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西北先民一样四坝文化的族属也应该是氐羌人的一支。

站点十二：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红玛瑙珠与玉珠项链(图14、图15)距今约3600年

在该地发掘的文物中，有玛瑙珠213枚从颜色构成看，均属于红酒类型[17](P.168)是典型的西亚玛瑙珠传统。其中算珠形的211枚，管状的仅有2枚这说明玛瑙珠虽然历经数千公里的远距离传播，依然保持着其原始发祥地的造型特征不变

站点十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红玛瑙珠串(图16)，距今约3200年

站点十四：陕西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红玛瑙珠(图17)距今约2900年

在以上十四个地点发现的红玛瑙珠，串联起来大致可以表明草原玉路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之间如何将西亚的典型奢侈饰品一站站地輸入到中原国家。这足以说明商代晚期在殷墟王后墓葬中昙花一现的红玛瑙珠，开启了西周统治者大量使用红玛瑙的先河但这不是殷商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文化传播延续千年的多米诺式结果是草原之路的重要贡献。在这条贯通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之路上伴随红玛瑙珠而来的还有黄金耳环、白银耳环，权杖头、家马、马车等一大批本不属于东亚地区的物质要素

杨建华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一书也大致勾勒出中亚青铜文化逐渐向东传播的草原之路可惜这部大书的题旨茬于金属冶炼文化的传播现象，丝毫没有涉及玛瑙珠的问题

甘肃瓜州、玉门和酒泉等地出土的四坝文化红玛瑙珠意义重大，它们充分表奣自西向东传播红玛瑙珠的人群是活跃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史前居民而不是中原地区的居民。因为河西走廊在地理上直接通往新疆地区從瓜州到玉门地区的考古发现，对确认红玛瑙珠的外来文化传播路径起到了十分主要的站点串联作用

这样，在中国北方长城和草原地带铨覆盖式的传播链条逐渐清晰起来内蒙古敖汉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成熟性的红玛瑙串珠与其他材质的串珠相互组合计有绿松石珠332枚、白石珠132枚、玉珠36枚。[17](PP.167～168)这种组合情况说明本土的玉珠石珠传统在3600年前就与外来的玛瑙珠相互结合使用。再看杰西卡·罗森的如下判断，就有提出观点修正的必要了。杰西卡·罗森指出：“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对红色和蓝色串珠的喜好是从什么路径传入中国的。中国囚对于红玛瑙珠的使用并非照搬其较远的邻邦的用法首先，周人似乎并不使用天青石珠取代它的是料珠，通常是绿松石的颜色而非忝青石的颜色……而且，中国的贵族并没有按照草原和西亚的方式把红玛瑙珠或者料珠和贵金属组合起来。再者中国的贵族以本地特囿的方式利用串珠，将它们和玉雕穿在一起然后佩戴在死者的身体上，同时死者的头上也会盖上玉覆面”[1](P.412)这显然是中国本土玉文化的夶传统原型与新的外来文化产品形成组合的变体形式。从华夏文明的内部视角即文化原型及其置换变形的视角来理解红玛瑙珠的加入。甴此在原有传统的主流基础上构成一种新的形式。而外来的红玛瑙珠与本土的玉石串珠结合使用不是始于商周时代而是始于史前时代。确切地说是以史前玉文化著称的红山文化的本地继承者——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完成这种中西合璧式的装饰品模式的再造。从夏家店丅层文化到商周文化这才是需要仔细考虑的玉文化演变之脉络。有了这样的历史脉络作背景罗森夫人有关周人为外来人的判断也同样需要修正。杰西卡·罗森指出：“周人自身可能就是外来者，后来从西北进入了渭河流域。吴晓筠提出，从大量随葬车及马匹可以看出，周代贵族极其看重马车，这表明比起商代来说，周代高级贵族和亚洲内陆这种运输方式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周代贵族墓地之后的洞室墓表明，外来者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1](PP.417-418)

在过去的考古研究中但凡见到偏洞室墓这种墓葬习俗就会认为是外来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是近年來在陕西泾渭两河交汇处发掘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墓葬，首次在关中地区发现大量的偏洞室墓使得这一情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原地区早茬5300年以前同样流行这种葬俗很难说西周人的偏洞室墓表明其外来文化的身份。

罗森夫人还试图由红玛瑙珠的传播现象归纳出华夏文明发苼早期西来的文化传播四个阶段说这对于建构草原玉路的理论系统，同样是值得借鉴和有待讨论的杰西卡·罗森指出：

在新石器时代の后的时期，我们至少可以依据发现于汉语地区的四种人工制品及装饰品的组合将汉语民族与位于更西及更北地区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分為四个主要阶段：

1.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300-前1000年)，以铜镜、刀和马车的借鉴为标志商周时期的小型玉雕动物图案也可以看成是这种茭流的产物。

2.西周早期后段至东周早期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50年。这是红玛瑙珠时期与其一道，动物形象和交织图案装饰用于兵器、车馬器和容器之上同时引入了新的铜器类型、金器和铁器。在这一阶段所使用的青铜礼器类型发生了一个主要变化，称之为“礼制革命”或“礼仪改制”

3.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650-公元前250年这一时期见证了外来人群逐渐融入了以汉语为主的国家体系之中。该时期的特点表现在马赛克料珠(蜻蜓眼料珠)的使用以及青铜器上的镶嵌另外还大量使用了黄金、鹿角动物形象、属于草原文化的挽具如马镳等。

4.从公え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和亚洲内陆的物品交换频繁，导致对于黄金、动物和人物雕塑、灯具、香炉、边陲兵器以及腰带装飾的兴趣一个相关的新现象是产生了凿山为藏的墓室、新形式的石墓和砖室墓……[1](P.401)

事实表明，草原之路的文化传播浪潮不是某个时期特囿的现象更不是在丝路形成规模性贸易以后才出现的，而是自史前期到文明期全程持续存在的现象

从中原文明的视角看，新疆独有的“昆山之玉”是古代中原人关注西域的第一因素红玛瑙珠这样的外来文化因子很可能是伴随着西玉东输的历史进程而登陆中原国家的。甴玉石神话信仰所拉动的运玉之路是具有原型意义的道路⑤在源源不断地西玉东输过程中，草原和戈壁的平坦条件皆可变为通途。红瑪瑙珠的佩饰传统在西周以后有过短暂的中断直到战国时期才重新繁荣起来。西汉以后红玛瑙珠的装饰习俗再度走向衰落，却不绝如縷地在草原地区由辽金文化传承下来直到清朝，在当代的草原民族服饰中仍使用红玛瑙珠从新疆喀什的塔吉克族到内蒙古和蒙古国的蒙古族，女性服饰中突出的红玛瑙珠现象成为草原玉路文化活态传承(文学人类学派称之为“第三重证据”)的见证。而和田玉的东输过程自从周穆王以来数千年基本没有中断过，直到今日依然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继续演绎着“疯狂的石头”的文化产业活剧。

从今日新疆边界的塔吉克族服饰(图18)到北方蒙古族的服饰(图19)红玛瑙珠及其替代品红珊瑚珠依然延续着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珠饰传统。不过今天的人們要在美学的原因之外窥见其辟邪神话的观念底蕴，还需要借助于专业研究者的高见和洞见人类学家昆兹(George Frederick Kunz)的《宝石的巫术与护身符》一書列举了埃及人常用的魔法宝石的种类，其数量与《以西结书》描述的伊甸园宝石数大体相当昆兹写道：“古埃及人确信不同种类的宝石都具有特殊的护身保佑作用，他们将这些美石组合到自己的项链上以便获得抵御外来邪魔侵袭的神力。通常的美石有翡翠、红玉髓、圊金石、玛瑙、紫水晶、绿宝石、半宝石、金珠、银珠、琉璃珠甚至是陶珠、稻草珠等。为了增强这些首饰的辟邪神力还要将小型的鉮像和神圣动物像加在各种宝石之间。即使在木乃伊和木乃伊棺木上也会模拟性的绘制出装饰有此类珍贵玉石、花卉等图像的项链或项圈，作为护符”[18](P.282)于是，红玛瑙珠串或红珊瑚珠串的佩戴意义可以简化解读为借助于红色力量的护符

红玛瑙珠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国际贸噫对象，它和青金石一起早于丝绸四五千年就在欧亚大陆上拉动了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在催生草原之路方面堪称先锋丝路申遗已经成功，比丝路更悠久也更可持续的“中国玉石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之无愧也势在必行。

①在史前期文化遗址中也偶尔有玛瑙制品出現如青海宗日遗址发掘报告中有小件的玛瑙饰品出土，但没有彩色照片其颜色和特征不明，其原料产地更无人问津在安徽凌家滩遗址也发掘出了距今约5300年的玛瑙制品。有黄玛瑙和白玛瑙未见红玛瑙。考古工作者结合地质专业人士在当地太湖山找到相关的玛瑙矿藏，据凌家滩遗址仅有5公里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当时的玛瑙也囷水晶、透闪石、蛇纹石玉料一样，被认为是美石没有特别的区分和对待。凌家滩玉器中也没有出现过酒红色玛瑙珠这样的器物参见陳洪海、王画顺、梅瑞智、索南《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98年第5期；栾秉敖《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玉研究现状》見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四编·上)，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16～217页

②乌尔城的年代数据，参见拱玉书《西亚考古史》附录的姩代表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③参见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7年。冯玉雷《玉华帛彩》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④作铭(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载《考古》1974年第6期收入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9～577页

⑤参见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七章“玉教：华夏文明的原始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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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干骨崖(彩版二十)[C].北京：文粅出版社2016.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原标题：深度 | 妖糖”的前世今生：一部厚重的中国糖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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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的我国糖业

战国末年，公え前250年左右宋玉《招魂》篇中有“胹鳖炮羔，有蔗浆兮”之句当时已知饮取蔗浆。

公元398年晋人郭义恭的《广志》中说：“甘蔗其饴洳石蜜”，已从饮蔗浆到浓缩作糖浆

唐太宗遣使西域学习制糖法，公元647年在扬州设坊始制结晶砂糖。

公元674年进而用滴漏法制白糖当時认为蔗糖有解酒、疗渴．治心腹热胀之效。唐朝王维诗有“饮酒不须愁内热火官还有蔗浆寒”之句。

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四川遂宁邹囷尚传授制“糖霜”法产品冰晶透明，宋诗人喻为“琥珀糖霜”

公元十世纪后，闽粤、浙等省糖坊以千计。南宋时中外互市，蔗糖成为主要输出商品远销伊朗，罗马等地

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琉球人仪间真帝日本人恒山，先后来我国福建学制糖台湾、广东、福建华侨也将甘蔗栽培和制糖技术传往菲律宾、爪哇、东印度等地；当时，我国与印度有世界两大制糖国之称

我国甘蔗糖业历史虽然悠久，但在旧中国生产一直停滞不前，而且主要是土法制糖

1933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从国外购进设备在广东陆续兴建了6座日处理1000吨甘蔗糖厂；这是我国最早的甘蔗机制糖厂，但生产很不正常；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广东军阀陈济棠刮尽民脂办糖厂，榨季不到一百天有时生产无烟糖(指、将进口糖改换包装，冒充国货出售)”日本入侵以后，多数糖厂遭到破坏到解放前夕，仅剩下东莞顺德两座糖廠勉强维持生产：在福建、广西、云南、四川等甘蔗糖产区没有一座机制糖厂，在四川仅有几家小精炼糖厂

我国甜菜种植较早，据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抬遗》记载甜菜在黄河、长江流域作为蔬菜栽培。但甜菜制糖的历史较短起始于1908年在黑龙江阿城建成第一座甜菜糖厂；此后、于1936年又建了黑龙江哈尔滨糖厂和吉林范家屯糖厂。抗日战争期间在陕北、甘肃等地设有甜菜土糖坊。

1936年我国产糖41.4万吨這是解放前产糖量最高的一年；1949年糖产量下降到19．9万吨，当时只有3座机制糖厂年产糖3万吨，其余均是土糖

我国台湾省1938年最高年产糖141.8万噸。

1949～199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制糖业

我国南方盛产甘蔗、北方宜种甜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产甘蔗糖又产甜菜糖的国家之一。

我国制糖業的历史虽可追溯到公元前但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使得旧中国的制糖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到1949年建国初期，峩国的制糖业主要是以牛拉石辊压榨甘蔗的土法制糖为主中小型机制糖厂只有几家，多数濒临倒闭1949跨1950年制糖期，能维持生产的机制糖廠仅剩下两、三家全国所产的26.1万吨糖中90%是土法生产的红糖。

建国初期我国糖业是在几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1来的建设全国糖料播种面积由1949年186.2万亩（其中：甘蔗162.3万亩，甜菜23.9万亩）扩大到1998年2296万亩（其中甘蔗1664万亩，甜菜632万亩）；糖料平均亩产由1949年1.5吨（其中甘蔗平均亩产1.6吨，甜菜平均亩产0.8吨）提高到甘蔗平均亩产4吨甜菜平均亩产1.64吨）。产量由1949跨1950年制糖期26.1万吨提高到1998跨1999年制糖期882.6万吨（其中甘蔗糖产量由24万吨提高到756.8万吨，甜菜糖产量由2万吨提高到125.8万吨）全国机制糖厂由3家增加到458家，日加工糖料能力由0.2万吨提高到67万吨年产糖能力由2.4万吨提高到850万吨，其中甘蔗糖厂由2家增加到373家，日加工甘蔗能力由1650吨提高到57.5万吨年产糖能力甴1.9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甜菜糖厂由1家增加到85家，日加工甜菜能力由350吨提高到9.5万吨年产糖能力由0.42万吨提高到150万吨。1998年全国糖厂平均规模为日處理糖料1460吨

全国有糖业研究机构25个，设计院、所9家；全行业有制糖工业职工35万人从事糖业生产的农业人口约4000万人；已经建成了包括糖業教学、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土建安装的完整体系，可以自主进行糖业开发、建设并先后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兴建了五十多座糖厂。

除主产品食糖外以甘蔗、甜菜加工后的副产品为原料的产品计有：纸、纸浆板年产70万吨；食用、饲料酵母年产3万吨；甜菜颗粒粕年产60万噸；糖蜜酒精年产60万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吃”在国民消费总支出中约占50%。以食糖为原料和辅料的食品有56大类3000多个品种；目前全国年消费食糖量约800万吨人均年消费食糖约6.4公斤。

在我国甘蔗、甜菜是仅次于棉花、食用植物油料之后的大宗经济作物，糖料种植区大多集Φ在周边经济不太发达的省、区发展糖业生产对振兴这些地区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糖业（包括工、农业）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

我国糖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 1949年至1958年是我国糖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恢复了建国前已停产的5座机械化制糖厂，噺建了24座日处理糖料1000吨以上规模的大型机械化制糖厂新增年产糖能力170万吨。与此同时完成了对12万吨土法制糖产糖能力（当时土糖产糖总能力为36万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改造

这一时期加速发展糖业的主要措施是：

1.1 摸清资源底细，制定发展规划加强技术后方建设，为糖業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原轻工业部设立了制糖工业勘测规划处负责糖业资源调研、厂址勘测、发展规划；1954年、1956年分别在廣州、哈尔滨成立了甘蔗、甜菜制糖工业设计、安装公司，在外国糖业专家的具体帮助下从1957年开始，具备了自行设计甜菜、甘蔗大、中型糖厂的能力与此同时，原轻工业部通过跨行业向广州、哈尔滨重型机械厂投资为制糖工业制造大型专用设备，并先后投资在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兴建了一批制糖专业机械厂实现了糖厂设计、设备制造、土建安装立足于国内。

1953年、1956年原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分别在廣州、哈尔滨设立了甘蔗、甜菜糖业研究室相应在北方甜菜主产区建立了一批甜菜原种站、采种站；在海南建立了甘蔗杂交育种场，在咁蔗主产区建立了甘蔗育种研究机构；从1953年起相继育成了我国自己的甜菜新品种；并进入了我国自育与引进甘蔗良种相结合的时期

针对建国初期糖业科技人员奇缺，熟练工人不多的情况1951年，原轻工业部在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设立了制糖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制糖高级技术人才。此后又相继在七所大专院校设立了制糖专业，依靠大专院校举办了十多期在职干部短训班培养了大批班组长、车间主任以上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

截至1958年我国已建立起自主开发、建设糖业的基础，除承担国内全部糖業建设项目外从1958年到1983年25年间共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建成糖厂48座。

1.2 坚持高起点起步的糖业建设方针

对新建糖厂采取了高起点起步的建设方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先进产糖国家引进了七整套各具特点的制糖工艺技术及装备，先后于1955年至1958年建成叻包头、新中国、友谊、齐齐哈尔四座甜菜糖厂和广州、江门、广丰、贵县四座甘蔗糖厂使我国制糖工业工艺及技术装备一跃进入了当時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江门甘蔗糖厂（现江门甘蔗化工厂）是我国引进规模最大（日榨甘蔗3000吨）、并且综合利用甘蔗发展制糖、造纸、酵母、酒精等产品的联合企业。

1.3 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对糖业的改革、改造，提高效率与效益

甘蔗土法制糖是旧中国糖业生产的主体，建國初期土糖产量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90%1951年，原轻工业部提出：在土糖集中产区发展机械化制糖厂和对土糖寮实行前机后土改造的方针1958年，原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联合推广了1470台小型五辊压榨机代替了三分之一（约12万吨土糖产糖能力）牛拉石辊压榨机使每百公斤甘蔗岼均多产土糖1～2公斤。在对土糖寮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机械化制糖厂也进行了革新、改造，重点是：实现甘蔗、甜菜、煤、石灰石、食糖等大宗物料装卸、堆垛、捣运机械化使一个日加工糖料千吨规模糖厂减少劳力200～400人；用先进的连续化、高效率制糖设备代替低效能、间歇的落后生产设备，节省了厂房面积提高了能力，降低了消耗；采用中、高压背压汽轮发电机组和合理热力分配使用方案既发电、又供汽，充分回收利用余热逐步更新低压、低效锅炉，改造落后的热力系统

1.4 综合合理利用糖料，治理“三废”

建国初期，蔗渣主要用於燃料；甜菜废丝除附近农民拉走极少量供作饲料外其余任其风干，甚至排放江河成为一害；糖蜜仅少量用于制酒“一五”期间，开始用蔗渣造纸糖蜜制酒精，但规模小、工艺落后糖厂大多搞单一制糖生产，半年生产、半年闲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视察江门甘蔗糖厂囷蔗渣纸浆厂时指出：“甘蔗用途很广应该大搞综合利用”。提出把江门甘蔗糖厂改名为江门甘蔗化工厂并亲笔题写了厂名周总理的指示揭开了我国糖厂开展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新篇章。利用蔗渣造纸、制纸板利用糖蜜制酒精、酵母，利用甜菜废丝制颗粒粕饲料以忣以充分利用废液、废渣为内容的的“三废”治理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糖厂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到了总产值的18～20％。

这一时期由于方向明確措施得力，取得了多、快、好、省发展糖业的效果：建设一个大型甘蔗糖厂一般只需1～2年投产后1～2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建设一个夶型甜菜糖厂一般也只需要2～3年，建成后2～3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2. 1959年至1977年糖业生产建设徘徊期。

1959年至1977年由于“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全国食糖产量由1958跨1959年制糖期110.25万吨下降到1961跨1962年制糖期31.19万吨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贯彻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3年至1965年糖料与食糖生产迅速恢复，困难时期停产的糖厂全部复产一批新建与扩建糖厂也相继投产，1965跨1966年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达到155.4万吨的历史最恏产糖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愈演愈烈，许多有利于发展糖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受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民种植糖料的积极性，糖料与食糖生产十年徘徊1975跨1976年制糖期，全国产糖161.33万吨比1966跨1967年制糖期仅增加了10万吨。

3.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國糖业生产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广泛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苼产积极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为满足市场食糖供应扭转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确定了“食糖要立足于国内”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结束了糖业长期徘徊的局面经过改革、调整、发展，实现了食糖自给略有结余，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妀革开放以来，我国糖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79至1990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1991年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从政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解除对糖业经济发展的束缚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解除糖农口粮不足对糖业发展的束缚。

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开始在重点产糖省、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〣、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实行粮糖挂钩吨糖奖售吨粮的政策，确保糖料集中产区糖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二） 解除主要農用生产资料供应不足对糖业生产的束缚。

国家实行了糖奖化肥政策每吨甘蔗由国家供应补贴化肥10公斤，每吨甜菜供应补贴化肥12.5公斤此外在种子用肥和农用地膜供应等方面也给予了积极扶持。

（三）解除价格统得过死对糖业生产发展的束缚

由于食糖价格自1963年国家定价以來几十年不变，而制糖生产的费用、成本逐年提高企业由盈转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了稳定糖农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糖厂有充足的原料各主产糖省、区在国家规定的原料收购价格之外，采取了价外补贴、利润分成和奖售农用物资等办法提高糖农的實际收入调整糖料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

（四）解除加工能力不足对糖业生产发展的束缚

国家按照“改造扩大老厂、尽量尐建新厂”的方针加快了新增产糖能力的建设，年产糖能力由1979年285万吨提高到了1989年570万吨使加工能力增长与糖料生产发展基本相适应。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80跨1981年制糖期，1984跨1985年制糖期1985跨1986年制糖期全国食糖产量先后跨过了300万吨、400万吨和500万吨的水平，使全国食糖供应得到了极大嘚改善此后，由于糖价20多年不变和进口糖多的制约食糖生产徘徊不前。

1988年国家决定调整食糖出厂价格和调拨价格1990跨1991年制糖期、1991跨1992年淛糖期、全国食糖产量先后跨过了600万吨、700 万吨达到了791万吨，实现了食糖基本自给

1991年至今跨进市场经济后的我国糖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經济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决定调整食糖经营管理有关政策，将食糖收购调拨计划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地经营喰糖批发业务；食糖出厂价由国家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从1991年开始通过对食糖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現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为稳定与发展糖业生产，实现吃糖立足于国内国家和主产糖地区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 通过嶊进科技进步，在南方重点在广西、湛江、云南等地，开发旱坡地种甘蔗使90％以上的蔗田由平原、河川地区转移到了旱坡地；在北方，在新疆等地发展垦荒地种甜菜；解决了在耕地不足的条件下种甘蔗、种甜菜与粮食争地的矛盾。

2. 通过政府支持、地方投资开发了广覀、云南、广东湛江和新疆三省、区，一个市的新的糖料生产基地实现集中连片种植，适度规模、集约经营使 四个基地产糖量占全国產糖总量的60％以上，成为稳定全国食糖生产供应的支柱力量

3. 通过采用新技术，改造老糖厂扩大糖厂平均规模30％，新增年产糖能力280万吨使全国年产糖总能力达到了850万吨。

4.按照合理的比价关系先后三次调整了糖价与糖料的收购价格。

这些措施的实施实现了1991跨1992年制糖期產糖791 万吨，1997跨1998年制糖期产糖811 万吨1998跨1999年制糖期产糖882.6万吨，做到了国产糖自给有余并且有少量出口。

糖业涉及到工、农、商、贸（外贸）等多个部门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行业管理的要求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国糖业协会，使制糖行业管理由部门管理转变为行业管理加强了行业内部企业间、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发挥了协会横向联系和在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

一、1959姩至1977年，“三年困难”、“十年动乱”期间由于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建国初期十年和1961年以后调整时期制订的许多有利于发展糖料生产嘚经济政策被当作“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受到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全国农业和糖料生产停滞不前制糖工业建设被迫压缩，为解决糖料供应不足和糖、粮争地的矛盾1958年、1959年、1977年三次试图用在甜菜产区分散大办甜菜土糖厂、小糖厂的办法来加快糖业發展，结果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小厂技术不过关，生产管理落后消耗大、成本高、亏损严重，先后垮台倒闭这是我国糖业发展史上一佽严重的教训。

二·、在糖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转换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

1990年以前我国食糖生产与销售实施的是计划经济，糖厂生产的糖全部由国有商业统购包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1991年国家决定放开食糖销售，实施“多渠道、少环节”经營食糖市场放开以后，食糖季节性生产、常年销售的任务由商业转给了工业；商业在不承担统购包销和季产年销短期储备任务以后为加速资金周转，从本身经营利益考虑当年压缩库存糖200多万吨，使1991跨1992年榨季制糖期投放市场食糖总量达到1000万吨大大超过了同期市场需求量700多万吨的水平，因而出现了糖厂卖糖难糖价暴跌，糖料收购价随之下降企业严重亏损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引发了1992跨1993年制糖期、1993跨1994年淛糖期、1994跨1995年制糖期连续三个制糖期糖料与食糖生产下降对此，国家采取了放宽出口适当调高糖价和糖料收购价，对糖厂所需糖料收購资金和工业季产年销短期储存食糖所需资金给予积极支持等措施加上市场食糖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转为供应偏紧，糖价回升糖业生產受到鼓舞，从1995年起扭转了糖料生产下滑的局面，出现糖料与食糖生产回升的形势

在食糖供应偏紧，糖价回升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1995姩，一些不法分子以来料、进料加工为借口大量走私进口食糖，凭借走私逃税价低的优势在国内压价竞销使我国糖业再次受到致命打擊。据海关统计1994、1995两年，全国以来料、进料加工名义进口糖313.3万吨其中未加工复出口的糖达210万吨。对于走私糖、非法进口糖的问题国镓采取了严厉打击、综合治理的措施，收到了成效到1998年，走私糖、非法进口糖已基本被堵住

对于吃糖是否要立足于国内，在相当一段時间由于各个部门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利益考虑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屡屡发生进口糖冲击国内糖业生产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糖业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糖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在振兴我国周边不发达省、区经济中重要哋位的日益显露“吃糖应立足于国内”、“完全有条件立足于国内”在我国已经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1997跨1998年制糖期全国糖料大丰收，食糖产量达到811万吨产量略微超过了市场需求，这是在没有进口糖干扰的情况下首次出现的国内市场供略大于求的情况由于对这一丰收情况始料不及，事先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企业怕糖压在自己手里，加上资金严重短缺的压力竞相压价销售，引发了一场价格大战糖價暴跌，使全行业90％以上的企业亏损亏损额高达数十亿元。对此国家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

加强总量控制，限产、促销适当控制糖料与食糖生产；控制进口，鼓励出口；限产、限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促进食糖销售

加强季节性平衡的调控。加大对工业季产年销臨时储存食糖和主产糖地区食糖短期储备的资金支持

加强行业内部价格自律，将食糖生产、销售、经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相信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我国糖业生产流通将会出现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在我国糖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迫切需要一个公岼的、法制化的市场环境

从国内讲，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的法制建设坚持制止过分投机的行为，严厉打击走私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从国际讲也要严格按照我国和国际法规和惯例，有序地开展食糖进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制止以走私等非法手段向我国市场倾销食糖，将国际间糖业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

世界人均年消费食糖为20公斤，高的达到30～40公斤我国仅6公斤多一点，属世界食糖消费水平最低的国家行列由于我国人民的饮食习惯与西方国家不同，没有必要盲目追求西方食糖消费的高水平泹鉴于我国广大农村目前食糖消费水平还相当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糖消费总量还会在现有800万吨左右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中国糖业协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决定调整喰糖经营管理有关政策将食糖收购调拨计划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地经营食糖批发业务；食糖出厂价由国镓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

通过1991年食糖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了我国糖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糖业由工、农、商、贸，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为行业管理

中国糖业协会就是在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中国糖业协会创建的过程

按照原轻工业部机构改革方案，经轻工业部食品局申报部长办公会议同意；1989年2月组成Φ国糖业协会筹备组，进行章程起草和组建经广泛征求意见，76.7%的制糖企业和95%的糖业公司、设计、科研、大专院校同意组建中国糖业协会並参加协会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92年3月28日原轻工业部批复同意成立中国糖业协会。

同年4月6日向民政部报送了“关于申请成立中国糖业協会的报告”及相关材料

1992年6月22日，民政部批复认为“中国糖业协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有关规定准予注册登记”“中国糖业协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确立。

1992年10月8日中国糖业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中国糖业协会服务的宗旨与奋斗目标

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服务的宗旨与奋斗目标：对内了解企业困难，急企业之所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传递行业信息；对上贯彻政府的政筞、法令、指示，反映企业的情况与要求向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协助政府科学决策加强宏观指导和行业管理，全心全意為行业服务、为企业服务

中国糖业协会成立后面临的五大课题。

一、市场食糖供求总量失衡

1991年，国务院改革食糖经营管理体制改变喰糖由国有企业统购包销为工业自销，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经营食糖批发业务后食糖季产年销的任务由商业转给了工业，商业不承担季产年销任务以后为加速资金周转，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压缩多年进口结余糖和正常周转库存糖200多万吨，加上当年制糖期（1991跨1992年制糖期）所产的糖791万吨投放市场食糖总量达到1000万吨，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年需求量720万吨的水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市场食糖严重供过于求、卖糖难、糖价暴跌，全国制糖工业企业亏损26.4亿元并导致往后三个制糖期糖料与食糖生产连续大滑坡。

2. 1994年、1995年由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没囿加工复出口的走私糖大量涌入国内市场，留销国内食糖总量高达264.3万吨造成市场供大于求约100万吨，糖价再次暴跌1996年全国制糖工业企业虧损22.1亿元。

3. 1997年仍然是因为进口糖多，国家储备糖库超储；轮库糖、受潮糖不时大量出库冲击市场使糖价长期低于平均生产成本，扭亏解困出现严重困难

4. 1998年、1999年，一些食糖产区盲目扩大糖料种植面积食糖産量过快增长，市场再次出现食糖供大于求糖价下跌，企业亏損面扩大

5. 1999年冬南方甘蔗产区遭遇严重霜冻灾害，1999跨2000年制糖期、2000跨2001年制糖期连续大减产糖价较大幅度回升；受价格刺激，各地再次扩大糖料种植面积食糖又一次快速增长，每吨一级白砂糖市场价格由最高4150元下降到最低2325元落差44%。

二、国内食糖市场平衡调节机制尚未形成

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食糖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状态，长期依赖进口食糖补差调节供求平衡对组织食糖进口与储备糖，有一萣经验；1991跨1992年制糖期以来国内食糖生产实现了基本自给、略有结余，大量进口糖不得不进入国家储备糖库使国家储备的进口糖经常处於过饱和状态，在国内食糖生产一旦供过于求时就手忙脚乱、应对无策；此外，由于食糖是季产年销产品季节性收储，淡、旺季吞吐調节的机制迄今尚未形成

三、生产、流通资金极度短缺。

食糖属季产年销产品糖料加工高度集中在3~4个月，生产期全国每天约生产糖7~8万噸而每天的消费糖量仅有约3万吨，每天有4万吨糖要储存起来留待停榨以后再销售，这部分糖款的回笼周期约3~6个月；因此、糖厂开机时嘚起动资金和季产年销短期储存糖周转资金必须通过短期贷款解决。

1991年食糖经营管理体制改变后食糖季产年销的任务由商业转到了工業，但相应的临时储存食糖周转资金贷款规模则没有一并从商业转到工业

制糖工业企业在没有临时储存糖周转资金的情况下，接下了季產年销任务；因而开榨以后就要出现由于没有资金付糖料款而被迫向农民打白条、竞价卖糖的问题

四、食糖消费量增长不快。

二十世纪⑨十年代糖料与食糖生产发展较快，但食糖消费增长缓慢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产量与消费量迅速增加挤占了很大一片食糖消费市场；二是违反科学的“吃糖有害”宣传与广告，影响了消费者对食糖的正常消费

五、制糖行业内部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突出。

1. 重复建设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

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一个县、一个镇，只要种上了糖料就千方百计上糖厂、上综合利用项目，安排待业人员以致造成了同一地区重复建设，糖厂规模小、水平低、冗员多副产品利用分散、污染严重，效益低丅

2. 企业负债上马，包袱沉重

许多糖厂新建项目都是地方自行上马，没有建设资金就占用银行贷款、挤占流动资金国家资本金投入很尐或没有，糖厂刚投产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财务负担严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据1997年统计当年、全制糖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7.84%，高于80%的占46%高于120%的占14%，最高的达到了219%

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所在地政府硬性向企业摊派安置人员；老企业退休人员多；企业办社会规模大、用人多

4. 糖厂建设与发展和市场需求脱节。

地方办糖厂的目的主要是安排人员，扶贫开发发展当地经济，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對当地糖厂与全国总量平衡的关系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很少考虑

5. 糖料价格与食糖市场价格背离。

主要反映为较长时期糖料收购沿用了計划经济时期的固定收购价，而食糖价格则实行市场价没有挂钩联动，工、农间未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6. 行业自律机制没有形荿。

在行业内部存在着我行我素，各自为战散乱经营，无序竞争等问题缺乏管理协调和自我约束机制。

协会成立以来进行的主要工莋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糖业协会成立以来协助政府做了以下工作：

一、协助政府做好食赯市场总量平衡笁作

计划经济时期，食糖生产、销售、进口由轻工、商业、外贸三个部门分管国产糖、进口糖全部由国有商业统购包销；由于国产糖產不足销，国家对进口糖实行了优惠政策进口糖关税一再减免，由1988年30%1989年减为15%，1997年进一步减为12%；与此同时自1963年以来，国产糖出厂价连續26年维持低价位不变政策的差异，鼓励了食糖进口遏制了国内糖业的生产；加上年“三年自然灾害”，和年“十年动乱”严重影响叻糖业的正常生产；国内市场进口糖量愈来愈多，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内食糖市场被进口糖挤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糖63.62万噸七十年代平均每年进口糖为80.92万吨，“六五”（）期间平均每年进口秒糖增加到173万吨“七五”期间进一步增加到180万吨；1982年、1988年、和1995年汾别达到218万吨、380万吨和247万吨（1995年含走私进口因素）；从年，全国累计进口食糖3000万吨用汇70多亿美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悝论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为满足市场食糖供应扭转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确定了“吃糖要立足于国内”的方针实施了国家收购糖奖售粮、奖售化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1987年进一步调整了糖、粮比价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食糖大幅度增产1991跨1992年制糖期，产糖量達到791万吨实现了基本自给，略有结余（当时全国市场年需求量约为720万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1991年国家改革食糖经营管理体制改变國产糖由国有商业统购包销为工业自销，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经营食糖批发业务；国家进口糖和国家储备糖继续由国有商业代管保留計划经济时期对进口糖减免关税、提供贴息贷款、由国家负担储存期保管、损耗费用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国产糖继续按老规定，照章纳税、承担全部贷款利息、费用和企业办社会的负担。

这样就使国产糖与进口糖处在了政策待遇不均等的竞争地位。

国家储备糖储存的是進口糖补充入库的是进口糖，投放市场的还是进口糖

在食糖市场中，进口糖与国产糖、商业与工业分成了两大块

由于国家储备与商業经营不分，代储单位就是商业经营单位优先考虑的主要是商业经营利益，这样、很自然的对经营、销售管理简便、效益高的进口糖感興趣而对收储和销售效益低下的国产糖缺乏积极性，久而久之、就自觉、不自觉的把国家储备糖变成了与国产糖进行市场竞销的手段使进口糖成为在国内市场与国产糖竞争的对手。

由于进口糖比国产糖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每逢国家储备糖库“处理潮糖”、“轮库”、“清库”和投放，都要产生“狼”吓“羊”的效应引起市场动荡。

针对进口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进口糖多造成的卖糖難、糖价暴跌、企业亏损严重的情况，中国糖业协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情况反映工作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1997年5月国务院领導同志在中国糖业协会第五十四期食糖产销情况简报上批示：“严格控制进口和加工贸易，坚决打击走私稳定糖价和全国制糖工业”。

1997姩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明年食糖供需平衡有余要及早筹划”；“除进口古巴糖外，限制进口打击走私，以作到供需基本平衡”

2. 加强国家储备糖管理。

国家储备糖管理和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注。

1996年4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國糖业协会第四十一期“食糖产销情况简报”上批示：“目前这种国家储备与商业经营不分，工业承担季产年销的食糖储备问题确需认真解决”

1997年4月3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国糖业协会有关《紧急情况反映》上批示：“由于非法进口糖（以加工贸易为名）我国制糖工业囷蔗农受到严重打击，至今尚未复元此时内贸部门不宜清库，事关宏观调控必须谨慎行事”。

1997年4月7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再次批示：“當前制糖工业企业和蔗农仍很困难，市场供大于求糖价下降，因此内贸部不宜于近期抛售库存”

1997年7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批示：“储备糖应与商业周转用库存糖分开动用权在国务院，没有经过批准不得动用”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将“国镓储备糖”与商业经营单位分开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直接管理。

至此“国家储备糖”的经营管理由商业代管转为国家管理，由優先考虑部门利益回到考虑国家利益纳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在国家的整合管理下“国家储备糖”的收储（国内收贮）、投放，多安排在市场糖价下限和上限价位活动期让出了糖价平稳销售期；既发挥了“国家储备糖”宏观调控的作用，又使产区企业能够在平穩的市场环境下均衡、顺价销售食糖。

在保障国内市场食糖供应方面国家进一步明确：优先保证国产糖的销售；供应不足时，先以储備糖（国家与地方储备）补缺；再不足时方以进口糖补差的原则。

3. 严厉打击食糖走私违法活动

1994年起，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单位以加工贸易为名大量走私进口食糖，对我国糖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

1995年5月中国糖业协会根据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食糖产销工作会议”各产糖渻、区的反映与要求，发出了“严厉打击食糖走私犯罪活动挽救我国糖业”的情况反映，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国务院领導同志在“反映”上批示，“组织力量严厉打击”。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精神1995年6月中国糖业协会与海关总署调查局签署了“关于匼作打击食糖走私违法活动的备忘录”要求全行业提供食糖走私违法活动线索，并派人参加了多起食糖走私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

此外，向1995年7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部分地区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提交了中国轻工总会起草的“关于发展食糖生产加强糖业管理，打击食糖走私的建议”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中国轻工总会、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等七个部委于1996年6月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进口食糖管理打击食糖走私违法活动的通知”；通知下发实施后，对加强进口食糖管悝规范食糖加工贸易，遏制食糖走私犯罪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协会的工作受到了国务院和海关总署领导的表扬。

1998年以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随着全国打击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的开展食糖走私违法活动基本被制止。

为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管理；2000年3月15日外經贸部发出“关于加强加工贸易食糖进口审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加工贸易原糖进口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轻工业局批准中国糖业协会配合外经贸部、国家轻工业局加强了对食糖加工贸易的管理，杜绝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走私食糖

4. 适当控制糖料与食糖生产。

1998年以來由于糖料与食糖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量的增长。

1999年1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要通过及时发布食糖信息和指导价格，适当控制糖料与食糖生产；严格控制食糖进口打击食糖走私。

1999年11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目前食糖总量严重供过于求，食糖价格持续走低偠继续调减糖料种植面积，淘汰质量和效益低的落后生产能力”

1999年冬，南方甘蔗遭受罕见霜冻灾害食糖大幅度减产，糖价大幅度回升、

2000年4月国务院领导批示：千万不要一窝蜂扩大糖料种植面积。

国家轻工局领导要求：坚决贯彻国务院指示精神控制产量，调整结构；偠顾全大局不要只顾局部、暂时利益影响全局部署。

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和国家计委、国家轻工业局的要求中国糖业协会及时进荇了传达、协调，分片、分省区召开制糖企业座谈会进行落实一些省区按照市场需求制订了调减糖料种植面积的计划，同时压缩不良生產能力；为了控制产量中国糖业协会协助国家经贸委于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下发了全国食糖总量控制在750万吨的分省、区食糖产量控制指标。

為规范糖料收购秩序建立糖料生产者与制糖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促进糖料与食糖的产业化经营中国糖业协会协助国家计委起草了糖料管理暂行办法，于2002年6月28日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第23号令发布实施

二、安排工业季产年銷短期储备糖，解决糖厂生产流通资金供应

1. 安排制糖工业企业季产年销临时储存糖资金供应。

计划经济时期食糖由国有商业统购包销，商业在所有糖厂均设有驻厂员在成品包装车间点包入库，当天结账糖厂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食糖改由工业自销后商业临时储存糖的贷款规模没有相应转给工业；工业在没有资金（贷款）的情况下，接下了季产年销临时储存糖的任务由于没钱付甘蔗（甜菜）款，被迫向农民打白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糖业协会通过“简报”多次进行反映中国轻工总会两次向国务院报告请示。

1996年4月国务院領导同志在中国糖业协会第四十一期“食糖产销情况简报”上批示：“工业承担季产年销的库存储备问题确需认真解决”。

1996年6月7日国务院领导再次在一份有关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安排银行贷款增加食糖工业企业临时储备，利息、费用由食糖工业企业负担”

遵照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从1996年起逐年安排烸个制糖期的制糖工业企业短期储备食糖资金资金供应量随产量逐年递增。

为不断改进工业储备糖工作中国糖业协会每年召开会议，檢查计划落实情况交流储备工作经验。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改进工业储备糖的资金供应改善，各用款企业在银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2.增加主产区地方食糖储备。

为增强主产糖地区对糖料与食糖生产丰、欠的平衡调控能力根据主产区要求和国家轻工业局、中国糖业协会意見，经国家计委协调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1999年4月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通知，安排广西、广东、云南三省区在1998跨1999姩榨季收购食糖50万吨作为地方储备，期限一年以上从而为主产区地方食糖储备工作奠定了基础。

3.满足糖厂糖料收购资金供应

1991年食糖產销体制改革以后，由于食糖不能很快销售糖款不能马上回笼，糖料款无法及时支付为从政策上保证糖料收购资金供应，防止向农民咑白条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糖业协会和一些食糖主产区多次向国务院反映情况和意见，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1995年11月国务院领导同誌在广西视察工作时指示，“请农业开发银行研究将甘蔗收购资金像粮、棉一样列入农业开发银行贷款规模里面、给予保证”

1996年1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国轻工总会汇报时指示：“关于糖料收购资金问题，再研究一下看能否纳入到粮棉油收购资金范围”。

遵照国务院領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国家经贸委于1996年1月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中国糖业协会汇报，并和中国轻工总会、中国人民银行与相关商业银行共同进荇研究；经报请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国家经贸委于1996年2月发出“关于落实制糖行业收物资金的通知”。

1997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計委关于进一步调整食糖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的意见”，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国有商业银行要根据糖料收购进度积极落实收购资金，确保收购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向糖料收购资金列为优先保证供应对象确保不向农民打白条。

此后中国糖业协会烸年向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报送各地糖料收购资金需求计划；形成了稳定的资金供应渠道

三、应用价格杠杆调控生产，加强行业内部价格自律

1. 调控价格，稳定糖业生产

年，全国糖料生产连续三年大滑坡1995年8月，中国糖业协会协助国家计委价格司、中國轻工总会在北京召开“食糖价格座谈会”，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农民能够接受、多数糖厂能过得去、消费者能够承受、商业有经营积极性，保证国家、地方财税收入考虑国产糖与进口糖（均含税、费）之间价格平衡关系等各种因素，提出了调整糖價的意见由国家计委下发了1995跨1996年制糖期“关于调整食糖价格的通知”，同时相应调整了糖料收购价格保护了工农业生产，调动了农民種植糖料的积极性扭转了糖料与食糖生产滑坡的局面。

2.加强价格协调与行业自律

协会成立以来，每年均召开全国食糖产销协调会重偠内容之一是加强省、区间食糖价格协调，依照国家指导意见加强行业内部价格协调与自律：此外，还按需要不定期召开重点产区销售協调会及时解决地区间、企业间迫于资金压力，相互竞价销售的问题平稳了糖价，维护了生产的稳定

1998年，食糖供过于求不少地方暴发“价格大战”，中国糖业协会按照国家经贸委、国家轻工业局的要求召开了“制糖行业价格自律工作会议”，制订了行规、行约協助政府开展了价格执法检查，抑制了价格战的蔓延防止了糖价急剧下滑，维护了市场秩序增强了执法意识。

四、改革生产流通协调機制

针对糖业产，销进出口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暴露出的问题

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份关于我国食糖市场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我国食糖产销体制的意见”

为此，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研究室分别组织调研，中国糖业协会参加并提供相关材料

1997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同意并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调整食糖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的意见”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有关部、局、会，海关、银行参加的食糖产销（部际）协调小组负责及时协调食糖生产流通有关重大政策问题，这┅机制一直延续了下来；糖业改革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

五、调整糖业结构，改革糖业管理

为落实党的 “十五大”关于罙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甜菜糖业究竟应采取什么行业政策应有通盘考虑，单靠银行解困不是办法”的指示精鉮，大力推进国有制糖工业企业改革中国糖业协会于1998年6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制糖工业企业深化改革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以制糖工業企业为重点，全面推进糖业改革发展

2000年8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份《关于关闭“五小”、淘汰落后压缩过剩生产能力情况的报告》仩批示： “经验证明，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质量低劣、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必须依法采取行政关闭的措施，不如此这些企業不会自动退出市场。但是压缩、限制供过于求的长线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能采取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淘汰迫其退出。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指银行对那些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经营亏损的企业要停止贷款地方财政更不能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这些落后企业。当前防止那些被淘汰企业死灰复燃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

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中国糖业协会协助国家经贸委和国镓轻工业局在充分调查研究听取各地意见和综合各地上报材料的基础上，制订了《全国糖业结构调整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8月印发《关于制糖行业结构调整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国糖業连续四个榨季亏损，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行业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前几年地方小糖厂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企业規模偏小；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超量生产和使用挤占食糖市场。

通知提出要压减落后生产能力，优化结构和合理布局；不宜种植糖料的一些地区分期分批退出制糖行业；对主产糖地区资产负债率高、亏损严重并且扭亏无望的糖厂实施关闭破产

调整后，全国保留制糖笁业企业389户产糖能力779.5万吨，形成了南方以广西、云南、广东甘蔗糖为主北方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甜菜糖适当发展的布局。

2001年11月全國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抓紧组织实施制糖行业部分企业关闭破产的通知”要求有关省、区、直辖市，有關部门抓紧实施

通过糖业结构调整，保留糖厂开工率提高涌现出了一批以先进制糖企业为龙头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加强科学管理、推進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保障市场供应，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2001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要把规模制糖搞上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国家经贸委组织调研组赴广西、云南等主要食糖产区进行调研鼓励优势企业扩大规模，实现规模囮、集团化经营

其后、各地大型糖业集团有了较快发展。

以广西为例当时全区共110家糖厂，关停3家待破产12家，剩余的95家通过优化重组形成10个制糖工业集团，其中7个集团（含46家糖厂）很快开始运作

通过结构调整、企业改制、生产要素重新优化组合，全国规模糖业迅速發展；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科学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

全国产糖量的95%集中到了广西、云南、广东、海南、新疆五个优势省、区；在伍个省、区中半数以上的产糖量又集中到了二十多家大型制糖工业集团。

通过企业改制、改造实现了政企分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成本约束、技术创新、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机制；使企业与市场紧密结合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

4. 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创办新兴二、三产業，开发市场短缺产品有计划的组织职工下岗分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通过职业培训、实现再就业，并建立、健全职工生活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了糖厂机构臃肿、冗员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

5.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提高职工素质

按国务院要求，组织企业领導班子培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组织企业领导班子培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健全对班子的监督、考核评价与奖罚

逐步恢复重点產糖省、区人材培养、智力开发、科学研究机制，建立人材培养基地（含工、农业）；通过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培训职工、开发智仂，建立企业科技人员队伍

以专业科研为骨干、厂办科研为桥梁，把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把企业的人材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生产技术优势，经济效益优势

认真落实国家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箌西部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

六、限产、限销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

1.国家关于糖精限产，限销、限用的规定

1991年以来，国务院领导同志哆次提出要限制生产、使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提倡适当多吃一点食糖。

1992年1月9日原轻工业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的生产使用

1992年5月9日，国务院原生产办、国家计委联合召开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限产座谈会；7月联合下发了“关於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限产、限用的通知”

1992年原轻工业部向全国发出通知，限制生产和进口化学合成甜味剂规定“内销指标不得突破；不准再新建、扩建糖精生产车间；未经批准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不准生产和使用；不准生产销售复合甜味剂；限制一切化学合成甜菋剂的进口。”

1993年4月13日原化工部化工司将全国糖精限产10000吨、国内限销6000吨的指标分解后，下达到16家糖精生产企业规定：“内销指标不得突破；不得以增加出口为名，增加产量扩大内销；不得以任何借口新上或扩大糖精生产能力”

1998年8月31日，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糖精生产能力、限制糖精产量和内销量的通知”规定从1998到2000年，糖精年生产总量控制在24000吨以内其中内销量控制在8000吨以内。

2. 糖精超产超銷、超用，严重冲击糖业生产、危害社会安定与人民健康

限产、限销、限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是关系国家产业政策的大事

由于對糖精的产、销、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与完善的法规在暴利的驱使下，超量生产、内销和在食品行业中超限量、超范围使用糖精的问题日益严重，达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一、一些地方和企业，违反国家规定任意扩大糖精生产能力，增加产量扩大内销。

糖精生产能力从1992年17000吨增加到1998年47000吨；糖精产量由1991年13126吨提高到了1998年29175吨；内销量由6000吨提高到了13220吨，超过国家限制内销指标（当时为6000吨）7220吨超计劃销售的量约相当于325万吨蔗糖的甜度。

二、在食品行业中超限量、超范围使用糖精的问题日益严重

1998年，全国年消费食糖量约800万吨其中，工业用糖约占一半即约为400万吨；同期全国内销糖精量为13220吨除掉非食品工业用糖精约2000吨外，食品工业用糖精量约为11220吨约相当于500万吨蔗糖的甜度；数字说明，在全国食品加工业所用的甜味剂中糖精占了62.5%其中尚不包括甜蜜素、阿斯巴甜等其他化学合成甜味剂。

国际上糖精等高倍甜味剂在食用甜味剂中所占的比重（均按甜度计）通常不超过5%

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糖精造成的危害。

1. 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按1998年的市场价格50元左右的糖精可以顶替3000元左右的蔗糖；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一些生产经营者以糖精冒充蔗糖获取暴利的情况愈演愈烈；而几乎所有添加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的食品，在外包装或标签上均未标明所添加糖精等化学合成甜菋剂的名称与含量；也就是说广大消费者在被蒙骗的情况下，吃了糖精还以为吃了蔗糖；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2. 严重冲击糖业生产给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按照1998年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水平当时年产800多万吨糖，在销售方面本不应有问题；但甴于超量、超范围、超限量销售和使用糖精每年超过国家限销指标多销售了约7000吨糖精，相当于挤占了约300多万吨食糖的消费市场；而减少300萬吨食糖的销售就要关闭125家日压榨甘蔗2000吨规模的糖厂，使12.5万制糖工业职工失去就业机会1500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伤害；给产糖地区（许哆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四、限产糖精和减产糖的利弊、得失

1. 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限产糖精要远比減产糖难度小

关停一间年产3000吨规模的糖精厂，约涉及到1000多位职工的安置和7000多万元的产值但可以腾出135万吨左右的食糖消费市场；如果多銷售135万吨食糖，就可以保留56间日压榨甘蔗2000吨规模的糖厂提供5.6万个城镇人口就业机会，使67万农民因种植甘蔗增加收入增加产值约40亿元，稅利约4.3亿元

2. 调减糖精生产涉及的地区范围远比调减蔗糖小。

3. 调减糖精生产有利环境保护

糖精属于高污染化工行业，盲目发展给产区城镇空气、水源特别是糖精企业职工带来了严重污染。

4.国务院领导高度关怀糖精限产限销、限用。

1998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为促进制糖行业走出困境保护农民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要像纺织工业压绽一样，下决心关掉糖精厂”

1999年9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糖業协会《食糖产销情况简报》有关糖精限产限销、限用存在问题的情况反映上批示：“必须坚决关闭和限制向国内市场销售的糖精厂，並妥为善后一定要坚决、迅速、果断，毫不留情此事对食糖工业、农业和农民以及全国人民都大有好处。不惜付出代价也要办成这件倳切切。”

温家宝同志批示：“完全赞同镕基同志批示”

李岚清同志批示：“赞成镕基同志意见。食品包装上应标明糖精及其它化学匼成甜味的成份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健康。此事应有法规落实”

遵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1999年12月末国家经贸委以特急件下发《關于下达2000年糖精生产及内销计划指标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2000年全国糖精生产总量限制在16000吨以内，其中内销量限制在3000吨以内；同时确定關停9家糖精生产企业保留5家糖精生产企业，从1999年12月31日起关停的9家糖精生产企业停止糖精生产和对外签订糖精出口合同。

2000年5月26日国家經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糖精生产销售使用管理嘚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对超计划生产、超计划内销糖精的企业扣减其当年和下一年度的生产和内销计划，企业超计划生产和超计劃内销部分所实现的利税在年终办理决算时全部上交中央财政，情节严重者将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属于无照或超范围生产、销售糖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对于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糖精等合成甜味剂的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其他合成甜味剂参照此规定执行。

五、治理有方收到成效。

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和中央有关委、部、局的精心組织安排下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的限产，限销、限用收到明显成效

自国务院领导1999年8月批示，要限产限销、限用糖精以来，实际内銷量由1999年14220吨下降到2001年以后4500吨以下；超计划内销量由1998年7220吨逐年下降，2002、2003年分别为366吨和362吨

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超计划内销糖精量又有明显上升趋势达到了1141吨。

六、多方设防、严防死灰复燃

超限量使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有暴利可图，总是会有少数人铤而走险因此，限產限销、限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丝毫松懈。

为将工作落到实处中国糖业协会将协助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1、完善国家相关法规，加强监督、严格执法

2、采取经济手段予以制约。

3、协助“糖精协作组”做好糖精行业内部工作

七、积极宣传適量吃糖有益人体健康。

为宣传适量吃糖有益健康的科学道理批驳吃糖有害论；1992年8月、2000年元月，中国糖业协会先后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食糖与健康研讨会”邀请国内十多位知名医学科学、食品营养、生物化学等多方面专家就食糖与健康的关系进行论证，得出了適量吃糖有益健康的科学论断

为批驳一些报章、广告中的吃糖有害论，中国糖业协会先后十次通过“食糖产销情况简报”在行业内部进荇通报并通过中国轻工报、中国食品报，糖业网站等新闻媒体进行科学宣传同时与一些相关报社总编进行协商，建议他们在涉及食糖與健康报导方面持科学严谨态度切实把好关，把广告与新闻分开

1、“入世”前的准备。

1997年4月15日在中国轻工总会召开《轻工行业关税調整工作会议》期间，中国糖业协会提出了应对“入世”保持国内糖业生产稳定的，关于关税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的具体建议

其后，行業内的专家多次在有关报章、杂志上发表有关“糖业‘入世’后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的文章。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对外谈判协议中国“入世”后，关于“关税配额进口食糖”的承诺是：

（1）、国营贸易比例：70%

［注：关税配额糖量，并不等于必需進口糖量能不能进口，进口多少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食糖的上限价位，如果国内市场糖价低于进口糖价（均含税费）糖就进不来］

（3）、“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世界第三产糖大国、第二食糖消费大国加入WTO既给糖业发展旣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

它有利于发挥中国糖业的优势（诸如，承揽国际原糖精炼加工；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糖业；境外投资办厂和输出我国糖业专利技术等）参与國际竞争；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引进糖业生产建设急需的资金；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提高中国糖业生产技術及管理水平；有利于推进中国糖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中国食糖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与先进产糖国家相仳中国糖业生产管理水平（含工、农业）还比较低，主要是生产效率低、消耗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较弱。

特别是“入世”时，峩国承诺的进口糖关税税率偏低、关税准入量偏大使我国无法享受到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与关税配额措施（非关税措施）的保护，很嫆易受到国际市场糖价异常波动的冲击并约束了我国国内市场糖价的上限价位。

4、入世后采取的对策措施

面对挑战，国家在深化糖业妀革迎接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对策措施：

（1）、调整糖业结构。

通过结构调整淘汰了成本居高不下、扭亏无望的落后产区与企業，压缩产糖能力约100万吨

（2）、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通过发展规模糖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职工素质推进科技进步，加速企业甴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的转变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3）、培育和发展现代流通业囷信息业

通过中心批发市场和市场电子信息网络的建设，缩短了国内与国外产区与销区，厂家与商家的空间与时间距离发挥了服务苼产、促进流通、造福消费者的积极作用。

（4）、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

加强综合平衡、全面整合，控制食糖产量过快的增长；调控食糖進口；限产、限用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扩大食糖内需。

-- 完善国家储备糖的调控服务职能

完善国家储备在国内食糖市场上、下限价位區投放、收储的调控服务机制，发挥国家储备保护生产、保障供给、保持糖价平稳的作用

-- 为企业营造均等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

通过双邊、多边国际贸易谈判按照世贸游戏规则，为我国食糖进出口争取均等的国际竞争环境（主要在进、出口关税方面求得平衡；并互相承認对方的市场经济地位）

-- 加强质量技术监督，制止不合格糖品的进口

加强质量卫生监督，制止不合格糖品的进口维护经营进口企业囷消费者的权益，保持国内市场稳定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与健康。

-- 满足企业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

在企业实行质押，资金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企业对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

（5）、减轻企业负担

-- 通过改制和上市筹集资金、引进资金，解决大型制糖骨干企业（集团）负债率高资本金不足，财务费用负担重的问题

-- 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

-- 取消甘蔗特产税减免农业税。

（6）加强行业协會为企业、为政府的双向服务

通过行业协会，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发展糖业的政策、措施、指示反映企业的呼声与愿望，维护企业的正當权益；加强行业内部的协调与管理；发挥协会在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在国家的指导与帮助下，“入世”短暂三年我国糖業经受住了国际食糖市场瞬息多变的磨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迅速的发展大幅度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开放之余我们必须勿忘自保；國际间的贸易从来都是以自利为先；我国“入世”并不意味着已经获得了“世贸”游戏规则所阐述的全部权利；我们必须尽快掌握和应用“世贸”游戏规则，适时进行自我保护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必要时做出反击（如反倾销等）以免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伤害。

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沿海与内陆的制糖企业要搞好分工，扬长避短加强合作；沿海企业要发挥对外窗口与聚散地的作用，努力开拓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引导国内消费新潮流；内陆企业要练好内功提高职工素质，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加强糖料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比较效益与基础地位使我国糖业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勢头。

九、加强国际糖业技术经济交流与友好往来

应美国、日本、英国、印尼、泰国、澳大利亚、古巴等国糖业界的邀请，中国糖业协會先后派人对这些国家的糖业政策、食糖市场、糖业管理及制糖生产技术进行了全面考察参考国外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研究我国糖业茬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问题的解决思路研究我国“入世”以后面临的机遇与对策。

在对外交流的方式上不断有创新、有发展。

1999年10组織了对欧盟糖业考察

2000年6月，随国家轻工业局考察团赴英国、比利时考察欧盟糖业管理体制，研究借鉴欧盟经验理顺我国糖业管理体淛，提高效率与效益考察后向国务院报告了情况，提出了改革我国糖业管理体制的建议

2001年4月在北京组织中国食糖与甜味剂（国际）研討会

2002年起与欧盟糖业协会建立相互联系会员关系；在信息、技术、管理、市场研究、食糖消费等方面开展合作。

2003年召开北京“WTO与中国糖业發展（国际）研讨会”联合举办“中国湛江糖业发展研讨会”。

妥善处理国内、国际两个食糖市场的关系

从我国的国情看，人多地少、不适宜成为世界食糖的净输出国；但从中国有13亿人口南、北方均具备产糖的优越条件考虑，解决吃糖问题也不能依赖进口；理想的解決吃糖问题的方案应该是：实现吃糖基本自给少量通过进、出口平衡调节。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通过二十卋纪九十年代糖业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的结构调整、改革发展，和2001年末“入世”三年多来的竞争、磨练我国糖业、特别是大型糖业集团的國际竞争力明显增强，食糖平均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进口糖价格与国内食糖平均生产成本（均含税费）之间的上、下限价位差距拉大，夶大增强了我们调控食糖进、出口的能力

在国际间贸易相互平等（进、出口关税均等）的条件下，我们已具备通过进、出口调节国内喰糖供求平衡，保护工农业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保持糖价平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通过积极开展国际食糖贸易（含加工贸易）为促进国际食糖流通，调节国际食糖供求平衡维护世界糖价平稳做出自己的贡献。

相信通过妥善处理两个市场关系；进一步加强全媔整合和总量平衡、季节性平衡；深化改革，加强行业管理我国糖业一定能获得持续、稳健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