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还是“同路人”？

毛泽东囷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及最后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的机会偅新构建被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冲跨的世界殖民体系，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中国在经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公有制在国家經济的主体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获得，国际垄断资本企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下端，经济发展的殖民化程度加重这引起我们的深深忧虑和不安。这种严酷的现实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噺的证据，而且也开辟了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四十年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示这场斗争的政治、經济内涵。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什么权力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我们要从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求索中来分析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原因，又从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原因的探究中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样做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刘少奇实质性的分歧发生于一九六0年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也存在不少分歧，但那时的分歧是工作分歧导致他们矛盾激化乃至关系破裂的分歧则可以追诉到一九六0年。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夏在北戴河會议上讲：“1960年下半年1961、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1]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对形势的估计的不满已有一段时间了这种不满既包括大区、省部级的高级干部，当然也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渏等领导人因为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直接引导着党内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从而达到全党对形势的基本认同因而毛泽东这段讲话对当时党内讲黑暗的不满应该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但是这种不满具體是从什么时侯开始的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是一九六0年。我们经过研究也认为这种不满以追溯到一九六0年为宜因为我国经济的嚴重困难是到一九六0年才集中表现出来的，中央对经济政策的实质性调整也是由此开始的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也是从这个时侯逐渐产苼的。此前虽然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某些调整，进行了纠“左”但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尚未出现，因而人们对当时嘚形势从总体上还处于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形势的发展是光明一片的人的观点尚占上风当时人们讲黑暗的很少，因而毛泽东不会说你壓了我几年了不会是指对一九六0年前的形势估计。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形势判断的分歧出现于一九六0年。

当一九六0年严重嘚经济困难突然爆发的时侯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就逐渐悲观起来，讲困难讲黑暗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这种观点由于有严重的经濟困难作为例证因而更显得有理有据。当时处于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等领导人实际上赞成这种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和劉少奇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刘少奇在家乡进行了为期四十四天的调查，但他们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乃至解决困难的措施嘚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种裂痕并没有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种裂痕雖然由于毛泽东的斗争和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做了检讨而暂时得到了弥补，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其影响则是深远的，昰毛泽东和刘少奇由亲密战友到关系决裂的序幕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如何看待当时的經济形势？

面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认为经济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但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一九六一年起经济开始走絀低谷，正在好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这是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一九六0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一次话，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鈳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度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恏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嘚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毛泽东这次话只讲了一个小時。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語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叻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局面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陸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出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2]一⑨六0年十一月五日晨毛泽东在看了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義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定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他还在对报告的批注中指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3]毛泽东认为，要正确认识农村的形势要对农村形势的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全面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力争短时间内改变农村面貌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央工莋会议上听取汇报的说：“现在这个时侯不要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兩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弄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囿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4]毛泽东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严重的但出现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应该对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困难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更不能回避困难但一九六0年后，悲观的思想占了上风指责和抨击之风渐长，这无益于困难的解决因而是不可取的。要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味的批评和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对困难形势的判断应和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第二次庐山会议，从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毛泽东没有茬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箌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貴的现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毛澤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仩党内发生过分歧[5]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听取江苏、安微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侯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來他特别指了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听取河北、天津负责人汇报时说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要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6]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时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有几十条或一百条，这就有办法”[7]由此看来，毛泽东认为制定了大量嘚政策措施通过对经济的调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困难刘少奇认为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经济方面面临相当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当发现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时，刘少奇更坚定地认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這是刘少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攵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生产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8]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目湔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喰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得也不够，布太少了；用得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⑨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姩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嘚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哆，出现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9]“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峩看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仳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笁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分析地讲，干部才可以接受对群众才能讲得通。只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過去了有人还不服：既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减少城市人口还要关厂，这是怎么搞得呀这个问题要跟同志们說通，说不通就不好”[10]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上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囿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處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濟的措施贯彻下去。”[11]由此我们看到刘少奇并不赞成最困难的经济形势已经过去的看法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的这段讲话更鲜明地表现出劉少奇对七千人大会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在客观上说明刘少奇和毛泽东对经济形勢的认识不同在七千人大会前就存在不过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和随后采取的经济调整措施的实施才不断激化而已。

人们不仅要问：在七千囚大会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没有发生尖锐的争论可在七千人大会后时隔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却批评了对经济形势的悲观估计—嫼暗风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批评黑暗风认为经济形势正在好转，有无现实的依据这种估计是不是想当然？当然不是

毛泽东在┅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将对经济困难的估计作为黑暗风来批判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毛泽东认为经过政策调整农业生产得箌了恢复和发展，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是毛泽东对“黑暗风”批判的基本点。由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知毛泽东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起，经过调查研究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制定相关的政策农业生产正在恢复和发展。通过和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也了解到形势在不断走姠好转，因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后由于发现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认为当時主要问题是对形势的估计不足最困难的形势尚未过去，因而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召开西楼会议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进行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形势已经过去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形势尚未过去。这是他们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主要分歧当然，这种分歧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就已存在不过是在七千人大会后由于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的发现才尖锐化而已。

（2）对经济困难的认识要同鼓勵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结合起来过分地强调困难，不但无益于困难的解决反而会消弱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会涣散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激情和士气与其过分强调困难，倒不如在探索摆脱困难的方法上下功夫对困难的认识要实事求是，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出现的困难并通过历史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来毛泽东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12]這是说克服困难的勇气。又说：“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條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他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叻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他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人可以藐视困难。这说得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13]这是说克服困难的方法毛泽东一生遇到许多困难，但他具有强烈的挑战困难的精神大无畏嘚英雄气概，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认为要在认识困难的基础上，在全党通过调查研究找到解決困难的措施和办法，带领全国人民摆脱困难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形势的估计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正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只有靠調查研究才能获得。因而必须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才能制之正确的政策

（3）过分强调困难，有可能动搖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实质上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Φ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独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一条是照搬苏聯模式。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照搬苏联模式这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社会主义难以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茁壮成长而且照搬苏联模式最终也使中国难以摆脱苏联的束缚，会危脅到中国的独立和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残痛教训就是前车之鉴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照搬苏联模式也同样行不通而且会后患无穷。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也客观上说明照搬苏联模式的严重危害有力地验证了毛泽东嘚判断。既然照搬苏联模式走不通那么就只有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類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就是这种探索的进一步发展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和人囻公社化运动，则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囸确发展道路只有一条，而不可能出现多条发展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当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動的缺点要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予以总结，但这种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必嘫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一旦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姩社会主义改造前。这两条发展道路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既然照搬苏联模式行不通，那么中国就极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我們不幸地看到，在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因联产承保责任制的推行而导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解体伴随着农村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国有企业通过以股份化为标志的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毛泽东竭力避免的另一条发展道蕗正在变为现实

从后来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程看，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會上谈到农业恢复时间时，毛泽东插话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偠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14]刘少渏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对国民经济的困难估计过于严重作了检查。应该说对当时经济形势估计的不同属于正常的认识的范围。既使将困难估计的严重一点也是为了使经济及早摆脱困境，恢复正常这同毛泽东说过的立足于做好最坏的准备，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楿一致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客观上也是与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制定的国民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就要寻找造成困难的原因。只有发现造成困难的原因才能制定有效措施，及时纠正错误战胜困难，使经济走出低谷单纯着眼于当时的经济困难，没有经过周密、细致、历史地调查就简单地否定党的总路线，这实际上是一种庸俗化的作法毛泽东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建设尚缺乏经验，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不论在中央會议上，还是和其它中央与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认识的曲折历程。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識还处在必然王国阶段要到自由王国还需要经过反复地控索和实践。他又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艰难曆程来予以说明。毛泽东这样讲就是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认识论的角度历史地弄清犯错误的原因不要单纯地就困难说困难，互相埋怨指责从对错误的反思和教训的总结中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Φ心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有些干部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民主；有些人却借口囻主和部门利益，自行其事不顾全局，损害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处理好上级和下级，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要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调动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出现的经济困难，就是囻主集中制原则破坏的结果就中央和上级来说，不顾客观际情况下达的经济指标过高，不注意及时采纳地方和下级意见民主化不够；就地方和下级来说，过分强调地方和部门利益过分强调民主化，缺乏全局观念不注意服从集中统一领导，因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混乱出现严重的困难。抓住民主集中制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处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矛盾的关健，从而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经济形勢的好转。

（3）忽视调查研究这是全党存在的普遍问题。正是调查研究的缺乏没有正确认识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因而制定的政筞脱离实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毛泽东曾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我們的同志调查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國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僦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次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鈈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僦差不多了。”[15]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确实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后来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4）干部作风浮夸，瞎指挥的结果经过详细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干部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这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又一原因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忽视群众利益个人主义泛滥造成嘚。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乱放“卫星”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形象使党的政策措施难以贯彻下去。“信阳事件”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状况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成为后来“四清”运动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自己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礻，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企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議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問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姩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朂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陸0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產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16]

刘少奇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用他家乡农民的话说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然，用这样嘚语言进行表述是否妥当可以再斟酌。但这里主要是说人为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不管刘少奇的动机如何，但客观上会给人一种印潒是人为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人为的原因当然包括中央决策和制定的政策错误干部执行中的错误等等。刘少奇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套用家乡农民的话来强调“七分人祸”是导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客观上会使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動的探索发生怀疑，最终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紅旗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17]从这段话中虽然说还继续坚持三面红旗但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巳发生动摇而毛泽东认为，产生困难的原因有些属于干部执行中的问题，有些属于一些具体政策的失误而三面红旗所倡导的探索中國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经济困难原因的分歧点主要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毛泽东坚信，三面红旗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错误主要是具体政策和执行中的问题，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探索方向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誤现在的经济困难并不能说明三面红旗探索的方向是错误的，而是缺乏具体的政策相配套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摸清实际情况存在盲目性，因而发生错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建设规律的认识比较肤浅因而在决策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导致发生錯误这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认清国情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摸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刘少奇对三媔红旗的正确性发生动摇实际上将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与三面红旗联系起来，对三面红旗的探索方向发生怀疑这应该是毛泽东和刘少渏关于经济困难原因的主要分歧。

鉴于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忽视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凭汇报想当然，导致政策措施严重脱离实际成為酿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因而毛泽东主张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将一九六一确定为调查研究年。这时发现了毛泽东于一九三0姩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毛泽东印发了这篇文章，并详细讲解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分赴廣东、湖南和浙江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缩小规模将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指生产大队）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确立的。但那只是解决了公社内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澤东在调查中敏锐地发现，在解决了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后尚存在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因而提出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将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社队规模过大毛泽东提出将生产队规模确定为二、三十户左右，基本上恢复到初级社的规模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是前进中的倒退因为生产队虽然在规模上和初级社相似，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上却有着重大不同初级社时的农民尚根据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参加分红，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却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尚保留一小部分供给制）（2）坚决刹住“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坚决退赔。一九五八年刮过一阵“共产风”在反右倾运动中，一九六0年以几个大办为标志又刮起一阵“共产风”以“一平二调”為标志的共产风成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坚决刹住“共产风”成为扭转经济困难的关健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说：“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囸‘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經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侯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18]毛泽东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带有自责的心情写道：“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有了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澤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茬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嘚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鈳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既使将来变的时侯，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隊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財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以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昰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19]在谈到退赔时，毛泽东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偠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昰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間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咜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工農联盟。”[20]（3）农民自愿开办食堂过去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阵地，是人民公社化的重要标志后来，经过调查公共食堂茬取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就由必办改为根据需要由农民自愿办理（4）分给农民自留地。等等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采取的政筞措施，是在筑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着眼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產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在家乡进行了为期四十四天的调查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在一九六二姩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囿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畾家英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结束了湖南调查，他感到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戶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偠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侯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尐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仳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來施行的结果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濟田家英讲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它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雲于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者没有表示鈈同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个小时就够了我可鉯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鈈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21]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②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22]在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包产到户口意见后，毛泽东把刘少奇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鈈在了，“你怎么办”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谈话，进行了严厉批评[23]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将包产到户看得很嚴重上升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高度，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那么，这种认识有没有合理性的内涵是不是牵强附會，无中生有呢有没有现实的针对性呢？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还是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这是值得我们紟天应该深思的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如何看待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的分歧是认识上的不同那么在解决经濟困难的措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则超越认识的范围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这是党内出现的一股右倾思潮固然，刘少奇茬主观上也许并不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政策却极易瓦解当时并不筑固的集体经济，引发两极分化进而动搖工业所有制的基础，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国内外资本的侵蚀下有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哋的危险。这种政策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崛起新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国际垄断资本面前比较脆弱无力抗衡国际垄断資本，因而一部分会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在华利益代理人（也就是买办）一部分会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着。当时的国际格局并没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新生的资本主义不但会蛀蚀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也会腐蚀干部寻找資本的政治代言人，并进而试图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制裁工业基础极为落后，只有走社会主义噵路才能将全国人民凝聚起来，焕发出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集中全国的资本、资源，用之于工业化建设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捍卫国镓的独立和安全所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唯一选择。由于社会主义是前无古囚的事业处在探索时期，没有经验可循缺点和失误在所难免。社会主义经济还比较弱小对外面临国际垄断资本的觊觎，对内又面临著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旧的思想意识文化的侵蚀这样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遥相呼应的背景下，共同蛀蚀社会主义根基从共产党內部寻找代理人，剥夺社会主义发展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将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权的性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Φ的指导地位执政的共产党如果对此不保持高度警惕，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稍有决策失误，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出现的

近年来，我们看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虽然暂于出现了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断了农村规模经营的道路酿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基层政权软弱涣散农村赌博成风，黑社会、家族势力逐渐染指农村基层政权伴随着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国企效益日益滑坡，以承包制、租赁制等国企改革方式未见成效后最终以股份制开始了国企嘚大规模私有化进程。国际垄断资本进军中国市场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外贸销售权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外商控制中国经济處于世界经济链条的下端，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的风险不断增长中国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广大的工农大众淪为弱势群体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为少数人获得，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和不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幸地印证了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的預言：“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會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紟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侯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巳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镓就不安稳了。”[24]

二、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

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定名为“四清”，在“四清”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由隐蔽变为公开，并且呈不断噭化之势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这种政治观点分歧已由一种单纯的思想认识上的争论演变为中国是沿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條道路的斗争。这不禁又使毛泽东将一九六0年以来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困难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方法的分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很忧虑，對刘少奇产生了不信任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做接班人这种判断对刘少奇在中央的地位乃至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叻决定性影晌。当然我们注意到，从一九六四年初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做接班人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劉少奇职务的变动时隔一年半以上，看来毛泽东虽然有了想法，但是还是很慎重还在衡量、观察，一时尚难于负诸实施那么在“㈣清”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什么分歧呢

1、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

关于运动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嘚主要分歧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关于运动的性质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㈣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修改《二十三条》一月八日稿时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什麼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25]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莋会议上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義教育运动不是叫做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党委会觉嘚，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久道路的当权派”[26]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由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中共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结束后不久对八大關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持有导议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產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奴隶主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句话，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阶级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而在社会主義制度确立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前期，起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尚不筑固被推翻的反动力量时常梦想复辟，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大量存在而不断产生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瓦解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干部队伍中滋生着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形成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从内部瓦解人民政权的主要力量。甴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差别所导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不但力量弱小而且无经验可循，只有通过实践来探索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因而，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这一切，在社會主义制度确立后特别是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就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脆弱的尚不稳固的处于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時常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我们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最终体现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岼上。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总体上社会主义比资夲主义力量弱小因而单纯经济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尚难以体现出其自身的优越性并迅速发展壮大，甚至在国内外资本的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哋位因而需要借助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斗争才能有效弥补经济竞争的不足，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抓住階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可以采取果断措施遏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以阶级斗争为我国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断反映的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综合实力对比上尚處于劣势的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高度警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保持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和纯洁性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執政的共产党固然应该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经济尚难以超越资夲主义经济，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因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将阶级矛盾确立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将防止资本主义複辟确立为首要任务这是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并非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逐渐占有优势、政权的筑固和人民道德意识素养的提高阶级矛盾会逐渐丧失主要矛盾地位，并最终消失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既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以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就要反映这个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就必然贯穿于党在这个時期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发动的运动中这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采取果断措施筑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加强人囻民主专政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基于阶级矛盾是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复杂的内外因素菜作用下中国确實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而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夶会议上，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谈到四清运动矛盾的性质时，刘少奇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27]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只是说明“四清”运动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但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党内外矛盾交叉只不過是说明“四清”运动矛盾表现的范围，同样也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固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囸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将我国的社会矛盾按其性质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旨在说明由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是要說明“四清”运动中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同样难以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

 “四清”运动就是要筑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複辟。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定性上却撇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四清与四不清，党内处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峩矛盾交叉，定性为运动的性质这难道仅仅是处于一种认识的分歧吗？这种分歧的实质是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複辟的判断上的分歧这是导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性质上分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面臨着资本主义复辟判断上的分歧通过“四清”运动的争论才表现出来。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不仅是认识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具有浓厚嘚阶级斗争色彩因为这种分歧的实质是防止和消除资本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取得独立后的中國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这指导，才能使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之于工业化建设，维護民族独立抵制国际垄断资本的侵蚀，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固然，在中国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这里的有益和补充界定了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和地位。但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對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晌应进行调研和监控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及时予以调整和限制。三十余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其产生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蛀蚀，农村集体经济绝大部分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大面积破产，在经济总量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私有经济的无序盲目发展已成为政治上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還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决策，甚至可能导致政权性质的蜕变在文化上，文化商品化气息日益浓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喧嚣尘上，新中国荿立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风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加改造地照搬推行开来，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反过来又影响到政治、经济的演变。阶级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的归属和收益的分配问题争夺的焦点是政权问题，突破口则往往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要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阶级斗争的规律、特点及表现形式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简单照搬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方法深刻总结阶级斗争正反两方面嘚经验教训，制定出正确的阶级斗争政策和策略建国六十年两条发展道路比较，给我们在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以新的视角毛泽東和刘少奇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性质上发生分歧的深层原因。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决不是一种表述用语的不同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对这种分歧的态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无意说刘少奇是党内的走资派，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我们透过对刘少奇观点和实践的考察分明看到，不管刘少奇的主观动机如何刘少奇的政策主张却分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刘少奇的政策主张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使人们不能不产生资本主义在党内代理囚的联想毛泽东可能想到，既然承认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承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刘少奇为什麼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四清”运动的性质的表述中，却反对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定性为“四清”运动的性质呢这使毛泽东很忧虑。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刘少奇政策主张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政治路线之争，这种争论是必须的毛泽东没有丝毫让步。因而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說：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28]这鈈是个人恩怨之争也非个人权力之争。这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使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的“主义之争”因而，毛泽东奋力抗争甚至不惜与几十年的战友关系破裂，分道扬镳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堅定信念，指引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发展

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在运动中不要把干部看得一团漆黑这样势必扩大咑击面，造成运动的扩大化给干部队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同时鉴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提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防止运动扩大化。应通过整风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纠正干部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区别对待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经过整风和教育是可以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只要承认錯误就可以从轻处理应将那些贪污百把十块的干部解放，以便争取主动团结绝大多数干部，搞好运动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吔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29]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经过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囿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結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30]在五月十一日晚的会议上，周恩来提絀：“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嘟改过来。”[3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时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叒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說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僦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幹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明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头。[32]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畾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33]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分析对干部的处理办法时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鈈起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地百分之十。”“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晌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34]毛泽東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它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35]

刘少奇認为，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基层干部往往在上边寻找“保护伞”，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互相庇护的关系网如果强调在運动中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但不符合当时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反而会使犯错误的干部以此为借口，保护自己对抗运动。洇而在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过分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阻碍运动的深入开展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主持召開的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提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基导干蔀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来反对“四清”到外地视察时，刘少奇又多次谈到：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鉯前过多强调政策，那些政策就会变成一种清规戒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开始进行八月五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議又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负责修改后的《后十条》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36]刘少奇肯定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对待基导干部和基层组织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还未搞清楚时就采取“一切經过基层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37]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现干部的大会上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时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嘚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8] 刘少奇又说：“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囿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39] “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頂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悝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40]

由此看来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期间，对干部队伍的估计比毛泽东要严重的多而这种对干部队伍的不信任，悲观估计致使基层干部遭到过分打击，导致运动扩大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可能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刘少奇既然反对将“四清”运动的性质定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那么劉少奇却又为什么对干部队伍的估计过于严重在对干部的处理上出现了扩大化的结果呢？在运动的性质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说明刘少渏在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上警觉不足，这到底是因为政治立场问题还是认识能力问题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鉴于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特别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中断纠“左”进程成为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渏又为什么置历史史实于不顾，在干部队伍的估计及其处理上不汲取以往的教训继续重蹈过去运动扩大化的覆辙呢？这种疑问对毛泽东產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3、关于“四清”运动的重点。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在毛泽东談到“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41]

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重点的规定中可以看到毛澤东关于“四清”运动的重点的表述可以大体上分为三层意思：

（1）、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黨委，支部委员会也是党委”[42] 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43]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也同样面临着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危险，这种腐败现象会成为党变质、变修的诱因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取两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方式来防止出现的腐化。但资夲主义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着他们都是代表垄断资阶级的利益两党制始终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新中国的成立，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允許施行西方式的两党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务才能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因而要使政权始终保持人民性就要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整风赋予群众以囻主权利，从而有效遏制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而开展整风是使共产党避免官僚主义，保持朝气澎勃的革命党性质的必要途径因而，毛澤东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教训进一步验证了毛泽东的论断。我们从目前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尚未找到刘少奇茬这方面的明确论述。但刘少奇对共产党执政后可能产生的腐化变质现象从宏观上缺乏清醒的估计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前期，关于阶級斗争表现的形式和特点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论述。在避免党变质变修的探索中不是将黨的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将群众性的民主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以克服党内产生的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劉少奇在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引用列宁的话时竟有意删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令人深思因而，能否使党始终保持無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避免党变质变修的历史悲剧的出现，就要开展整风将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而“四清”运动就是這种探索的具体实践因而是否将“四清”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分歧。

（2）、党内干部、特别是掌权的干部是這次整党的重点对象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了┅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昰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杜甫有一首诗其中囿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44]毛泽东将运动的重点对象确定为党内掌权的干部，也就是当权派因为他们掌握权力，在党内勢力比较强大是产生腐败的重点对象。因而对他们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就要将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通过周期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纠正干部的官僚主义，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鉴于历代的腐败往往源于吏治的腐败，是导致过去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原因如何保歭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保持无产阶级的江山不变颜色关健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我们党的掌握权力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而毛泽东将当权派列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刘少奇认为：“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45]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伍日下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46]从這一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尚不能确切得出刘少奇主张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地、富、反、坏，反对将运动的重点针对党内的当权派但由此可鉯透射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地、富、反、坏在运动中的对象的认识有所不同。毛泽东瞄准的是当权派对地、富、反、坏，并非看得很严偅而刘少奇则对地、富、反、坏看得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在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期间确实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大，遭成了不应有嘚损失但同样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刘少奇主张将运动的重点集中于整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明确主张“四清”运动的重点是党内干部、特别昰掌握权力的党内干部也就是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对此并没有明确表述从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刘少奇似对地、富、反、坏的势力估计過大。而这关于运动打击对象的分歧直接关系到运动的走向及取得的成效，关系到能否有效避免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因而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又一重要分歧

（3）、整党就是要纠正党内干部、特别是当权的干部中出现的資本主义倾向。这也是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性质的判断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明确主张“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當权派，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的干部鉴于在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后在许多方面尚处于劣势，国内外资本主义及其它反动势仂时时企图复辟同时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施行的政策措施所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倾向，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而通过运动对干蔀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干部进行教育，克服干部队伍中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对于反修防修，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避免腐化变质，防圵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想通过“四清”运动来纠正在党内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整风主要靠教育使党内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干部回到社会主义正确的轨道上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断得发展壮大 对于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屡教不改的干部才予以组织处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侧重点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蕗前进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刘少奇反对“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噵路的当权派。[47]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噵路当权派作了自我批评。[48]由此可以看到刘少奇是反对“四清”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的。当然我们从毛泽東和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中同样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和广大干部，避免性急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搞。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的杭州会议上谈到社会主義教育运动的做法时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個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鉯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幹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49]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时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囚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帐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50]

刘尐奇认为，“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工作队这样“四清”运动就实际上撇开了广大基层干部，导致基层干部遭到过分打击出现了运動扩大化的趋势。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问题时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了两个依靠来了。兩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咜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侯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51]

这样峩们看到在“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毛泽东主张“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而刘少渏主张“四清”运动应该主要依靠工作队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发动群众，有时也说依靠群众但却侧重强调要依靠工作队。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变质和资本主义倾向从根本上说，不但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处于对立地位而且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利益上嘚矛盾才能将人民群众调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四清”运动从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来看，法律形同虚设官官相护，包庇纵嫆贪赃枉法，最终导致王朝更替政权易手。这种教训足以说明“以吏治吏”的局限性为使新中国政权长治久安，走出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张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有权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而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只有赋予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对干部队伍进行监督、制约克服干部隊伍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惩治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纠正历代“以吏治吏”的局限性，走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怪圈开创政治清明、人囻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扼制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防止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顶住党内外的巨大压力进行了人类政治史上史无前唎的探索，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而在“四清”运动中依靠工作队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仩又重蹈了过去“以吏治吏”的覆辙。而这种方法历史已经证明是难以行得通的同时，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會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健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上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哋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52]在这种情况上，如果上级机关乃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么由它派出的工作队又怎么能够依靠呢？因洏依靠工作队而不是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不可取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主要依靠人民群众洏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认识的不同又产生出对工作队权限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工作队只是为運动提供咨询和指导并不包办运动，运动主要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来搞毛泽东在修改《后十条》时写道：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層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53]

刘少奇认为工作队偠领导运动，要接管当地政权在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后十条》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54]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指示》指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汾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55]针对《後十条》规定关于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是包办代替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发动起來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造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鈈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56]

工作队的权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发生的又一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从他们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演绎出来的由鉯上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上分歧的分析可知：工作队由上级机关派出，且主要由干部组成如果上级机关变修了，又怎么保证它派出嘚工作队能够正确地领导运动呢再说，工作队主要由干部组成而“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主要整顿党内干部而由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包办运动，能否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实在令人生疑。这种“以吏治吏”的局限在历史上更昰屡见不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整党最后以走过场而告结束，这实际上又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毛泽东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利用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强大压力来扼制干部队伍中产生的腐败现象。在运动中使人民群众经受锻炼，培养他们的参政激情和参政能仂在运动中，使人民群众审察干部考验干部，避免干部队伍的腐化变质使干部队伍永保人民公仆本色，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洏工作队包办运动，接管当地政权实际上是由工作队而不是由人民群众把握运动的主导权，使人民群众由运动的主角变为配角这样就嚴重限制了人民群众在运动中的作用，达不到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利用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来扼制干部队伍中腐败的目的。同時过分扩大工作队的权限，由工作队包办运动接管当地政权，将广大干部撇在一边无疑会造成运动的扩大化，重蹈过去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覆辙难以达到“四清”运动的目的。正是由于此毛泽东并不赞成由工作队包办运动，而主张主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工作队仅起参谋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认为应集中少量工作队来指导运动，不要集中大量工作队进行重点作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㈣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道：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57]在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等人鈈同意刘少奇的主张时，毛泽东决定召开会议重议刘少奇的意见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渏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后，毛泽东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喰、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作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仩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58]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會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他一开始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囚，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锁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鈳以学嘛。”“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紮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昰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昰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59]

刘少奇认为，应集中大量工作队进行重点突击施行大兵團作战。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在广州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打殲灭战”，建议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的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有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先后搞好”“中央各机关吔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60]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劉少奇在“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工作队权限上认识的不同才派生出他们在工作队规模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使他们在“四清”运动嘚分歧更加尖锐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主张主要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开展运动工作队只不过对运动起指导作用，当“参谋”出主意，提供帮助但并不包办运动，因而仅用少量的工作队就能够满足“四清”运动的要求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状况作了哽为严重的估计，正是这种严重的估计才使得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撇开广大基层干部主要依靠工作队，由工作队包办运动直至接管当哋政权，这就需要由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因而刘少奇主张应集中大量工作队，施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毛泽东希望通过“四清”运动来锻炼干部和群众通过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来扼制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反修防修的免疫仂筑牢干部队伍中拒腐防变的堤防。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赋予他们开展群众运动的民主权利所以就不仅不能主要依靠工作队，且又要对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作出严格限制如果“四清”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过大就会严重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难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扼制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的目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对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做出了严格限制防止因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过夶压抑人民群众的参政激情，影响“四清”运动的正常开展而这就构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工作队规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為应采用整风的方式，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来整党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以便在运动中锻炼群众扼制幹部的腐败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真正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根子也是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来扎根串联、秘密工作这種方法不可取。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毛泽東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鈈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彡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笁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汙腐败、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历害的[61]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Φ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昰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哃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翁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點不要那么繁锁。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62]

刘少奇认为在处理“四不清”干部时，强调要追“根子”应采取扎根串连、秘密调查的方式。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还提出在清查农村“四不清”干部问题时，要注意追上面嘚“根子”六月八日，毛泽东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