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太痛苦，世界变得黑暗扭曲，再努力也感受不到任何美好，想什么都想到死。……抑郁多年，一直没法完全感受到正常人的乐趣和追求，只是以为自己生性冷漠被动。元旦高烧三天后，开始经历抑郁症爆发，整夜失眠，兴趣欲望全部消失，抗拒交流，变得邋遢懒惰，身心状态全面恶化。春节前在安定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发展至今失去大部分记忆、思考、交流和行为能力，没有方向感，无法组织语言文字，大脑仿佛被绑架，甚至连点餐和发邮件都难以顺利完成，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像恶狗噬咬身心……请大家理解我的挣扎和无奈，原谅我的自私和懦弱。再见，爱你们。”这是一位网名叫“ @sienna赛娜”的抑郁症女孩深夜跳楼自杀前的微博遗言。而就在一周前,42岁导演李晓因抑郁症而自尽。

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心理疾病，殊不知抑郁症首先表现为生理疾患。那时，患者不太会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据统计，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每年因抑郁症自杀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自杀率高是抑郁症的最大特点。“所有自杀者中，70％患有抑郁症；7个抑郁症患者中，最终有1个自杀。” 除了自杀，更折磨患者的是社会功能受损。尤其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几乎会丧失所有人际交流能力。

抑郁症就好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很长时间沉浸在黑暗里。属于人类的所有快乐、种种欲望，此时通通消失了。是期冀着黎明还是请求着熄灭？伍尔芙、海明威、川端康成、三毛、张国荣等以自杀的方式归于解脱和沉默；喜剧演员卓别林、金·凯瑞、布赫瓦尔德等让人们开心却自我折磨……没有哪种职业、种族、性别或年龄可以对抑郁症免疫，名人得抑郁症也就不足为奇了。“痛苦而自由的生命归于沉默。”让我们翻开历史地表，去了解、遇见已故的抑郁症患者。

一、弗吉尼亚·伍尔芙（－）

1936年，伍尔芙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永不要相信我的信，不骗你，写这信之前我彻夜未眠，瞪着一瓶三氯乙醛，喃喃说着不能、不要，你不能饮。”写作于一九四二年的《幕间》，是伍尔芙辞世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仅在小说完成后一个多月，也就是1941年3月28日，她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之后，投入了她家附近的欧塞河（River Ouse）自尽，留下了给丈夫的遗书。

二、赫尔曼·黑塞（—）

“我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
“雾中散步，多么奇妙，没有一棵树，看到另一棵树，没有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孤独。”

赫尔曼·黑塞，十三岁时便确定要做一个诗人，被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1923年加入瑞士籍后便长期隐居于瑞士乡间。他曾遇到特殊的心理压力，引发了严重的抑郁，甚至是精神分裂。其代表作《荒原狼》（1927年）呈现出了刻骨铭心的社会孤独、极度痛苦的分裂矛盾、种种期冀的自我实现，若是没有一定程度的切身经验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未眠。”
“即使和幽灵同处地狱也能心安理得；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拔腿而去。这就是我，一个天涯孤客心底所拥有的自由。”

川端康成一生漂泊无着，心情苦闷忧郁，逐渐形成了感伤与孤独的性格，这种内心的痛苦与悲哀成为后来他文学的阴影很深的底色。1972年4月16日，他采取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对于他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死亡更高的艺术了。

四、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人可以被消灭，但不会被打败。”
“长寿会耗尽一个人的乐观精神。与其听凭躯壳衰老，幻想破灭，不如趁着年青，看透了，在幸福中死去，在一团火光中离开这个世界。”

海明威处处惹事，人人受气，给人留下了如此印象：喜欢冒险，四任妻子，拼命喝酒，任意争吵。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严重的抑郁症，到五十年代后期，他的病情日趋严重而且百病缠身。“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他啥都沾不上了。1961年7月2日，他最终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海明威自杀的评价，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唁电所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一、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永不，永不，永不屈服!”
 “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拥有铁腕之称的丘吉尔其实患有季节性抑郁症。丘吉尔做了九年首相、国防大臣，两任海军大臣、陆军大臣与殖民地事务大臣以及预算连续五次通过的财政大臣。他发表了500多万字的文章，画了千余幅油画，作了上万场演讲，晚年撰写的二战回忆录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雪茄不离手的领袖活到了91岁。死后，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32万公民前来瞻仰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非国家元首而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只有两次：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1898年为大政治家格莱斯顿首相。）

二、亚伯拉罕·林肯（—）

“一个国家有五分之一人什么都反对,只会说风凉话。”

“凡是不给别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就不应该得到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统治下，他们也是不能够长远地保持住自由的。”

母亲因为喝了吃毒草奶牛产的牛奶身亡，为林肯的抑郁症埋下了伏笔；而4个儿子中的3个夭折，让他遭受心理重创。26和32岁抑郁症发作的最厉害时，林肯都险些自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是“活着的人中最痛苦的一个”。

赵匡胤以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帝位，史称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因兵变得了天下，担心再把天下丢失，长期的忧虑使他患上了抑郁症，后来更是有了“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一、玛丽莲·梦露（—）

“我自私、没有耐心、缺乏安全感。我会做错事、发脾气、有时还很难缠，但如果你不能包容我最差的一面，那么你也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

金发碧眼、烈焰红唇，还有那被风掀起衣裙的经典造型——玛丽莲·梦露，曾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尤物，却遽然消逝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她并非真是上帝的宠儿。她是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私生女，童年住过几年孤儿院又多次被领养，更加上“失败”的婚姻经历。1962年8月5日凌晨，梦露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卧室中。她服食了过量安眠药，被断定为“自杀身亡”。

“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阮玲玉是中国默片时代（1920—1930年代）最著名女演员之一，也是民国时代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女性。她和张达民不幸的婚姻以及和唐季珊纠缠不清的情感，让她的内心充满了伤痛。情感危机让她陷入长期抑郁的状态。她为情所困，为情所伤，最后又为情而亡。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安眠药自尽，时年仅25岁。从此，她睡在了黑暗的胶片上，躺在了冰冷的盒子里。

洪尚秀黑白影片《处女心经》（译名）里，她盘着围巾走在汉城街头，神情落寞；她带着无奈跟着两个男人喝酒寒暄，这一切并非她真实需要。她满怀着未来憧憬和过去告别，对着镜子比划睡衣再三端详；《红字》里她把角色诠释得惊艳透彻，爱得彻骨却逃离不开，爱得如火如荼却不料最后血染的“烧”死了自己......

《红字》影片播放不到一年，如剧中角色一样，她亦是选择了自杀。是入戏太深还是流言蜚语所致？从《爱的蹦极》开始，到《恋爱小说》及《太极旗飘扬》，她所演的角色不是意外早死、就是因病早逝，都是红顏薄命。每一次她的表演都是那样的不遗余力。这样感情丰富而又冷静细腻的女子，现实中如此低调，工作中如此入戏。太入戏、太着迷、太执着、太用力，是不是注定会沦陷？

“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啊飞，飞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有一次可以落地的机会，那就是它死的时候。”一首美好的歌曲，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四楼纵身一跃，与红尘决绝而去。

他在自传中写道:“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

“人生就是个缓慢受捶的过程。”在聚光灯之外，穷人才是抑郁症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研究已证明，贫穷是导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而诸如环境压力、个体性格、创伤性突发事件、遗传等都会成为导致抑郁症的因素，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在知识阶层中，演员、媒体人、教师、公务员更容易得这种病。

最后，后天是海子的忌日，让我们读一首海子的诗：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附抑郁症患者列单（以下资料来源于网络）：
布赫瓦尔德（Buchwald），已故的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美国的华盛顿报专栏曾经报道过他。据报道，他患有躁郁症。
哈特克雷恩（Hart Crane），美国著名诗人，据报道他时而极度兴奋，时而极为忧郁。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喜欢酗酒。
多萝西戴义（Dorothy Day），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生前曾领导过美国天主教工人运动，据报道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已故的美国作家，他患有严重临床抑郁症。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已故的英国作家，他也患有严重的临床抑郁症。
斐扶（Jules Feiffer），纽约的著名漫画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也是抑郁症患者。
弗朗西斯斯科特（F. Scott Fitzgerald），已故的美国作家，同时也是个临床抑郁症患者。
约翰吉普森（John Gibson），爱尔兰著名钢琴家，患有躁郁症。
艾米赫克灵（Amy Heckerling），著名的作家、导演。据说患有厌食症和精神分裂。
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已故的美国二战后期的作家和演员。他的死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据报道他患有临床抑郁症，并且酗酒滥用药物。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已故的美国作家，患有临床抑郁症。
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美国的女权主义作家和演员，不过她却是一个双性恋者。
惠密立根（Spike Milligan），已故的英国作家，患有躁郁症。
罗伯特（Robert Munsch），美国童话作家，患有强迫症和躁郁症。
格鲁基奥卡福（Georgia O’Keeffe），已故的美国艺术家，患有临床抑郁症。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已故的美国剧作家。他跟《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主角长的很像，他患有抑郁症并且酗酒。
沃克波西（Walker Percy），已故的美国作家，患有临床抑郁症。
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已故的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患有临床抑郁症。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已故的美国作家，患有临床抑郁症和酗酒。
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已故的美国画家。据报道，他患有临床抑郁症且滥用药物。
科尔伯特（Cole Porter），已故的美国词作家和曲作家。他患有临床抑郁症、妄想症、强迫症并且酗酒。
罗斯科（Mark Rothko），拉脱维亚出生的犹他裔美国画家，患有临床抑郁症。
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已故的美国漫画家，据曝光他患有抑郁症。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已故的美国诗人和作家，患有抑郁症并且在1974年自杀身亡 。
尼尔西蒙（Neil Simon），美国剧作家和编剧，患有临床抑郁症。
乔伊斯林格（Joey Slinger），加拿大新闻记者和作家，患有抑郁症。
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已故的美国小说家和作家，患有抑郁症。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已故的俄罗斯作家，患有抑郁症，酗酒成性。
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已故的荷兰印象派画家，据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躁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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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那沧海横流、天翻地覆的20世纪相伴而来的，是海量的回忆录、日记和信件。对一位试图记载那段历史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那些历史事件——俄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大屠杀，那些关乎人类苦难和自由的重大而可怕的试验——其体量之巨大、影响之沉重，仿佛让见证历史成为了一种责任。阅读这些记述，时常能让人以最好的方式去感受，不仅从中获知事实真相，还能由此而更加接近剧幕当中的人性冲动、偶然际遇的悲欢离合与荣枯变迁，以及关于那一切理性的有因有果和非理性的无缘无故。

那些最佳的见证者把时代性与个体性、形而上与世俗结合了起来。他们的讲述除了富于意义的宏大叙事，还有身临其境的即时性和自然而然的共鸣，有生活的重音也有荒诞、冰冷与混沌。他们甚至能使我们在回望时产生笑意。在我的新书《熔炉》（Crucible）中，我想以一种类似的语气，用现在时态来讲述1917年到1924年间的故事——那个时代与我们当下时代之间的相似性超出了我的预料——这样的讲述更接近于一部电影或者小说，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

正如读者形形色色一般，见证者的类型也各有不同：有置身中心的人，也有身处边缘的人；有在监狱牢房里码字写信的罗莎·卢森堡，也有记录着巴勒斯坦旅行见闻的爱因斯坦；有些人留下书证时不忘着眼后世（所有的政治家皆是如此），也有些人则没有细加思索的时间。“我们如何读”与“我们读谁”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因为有那些凭借着理解这个世界来吃饭的人——比如像海明威这样的记者，以及像纳博科夫或者茨威格这样的小说家——还有那些凭借生存的奇迹而以其证言打动我们的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选择。下面是10个值得瞩目的例子：

不难理解为什么约翰·里德（John Reed）所作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成为了颇受欢迎的见证布尔什维克革命（即俄国十月革命——译注）的著作：里德本人与他的妻子路易丝·布赖恩特在“赤色分子”中的不朽地位、列宁的认可背书（列宁为此书作序——译注），以及里德抢先进行了独家报道这一事实。但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哈佛大学的档案中收藏有他的剪贴簿，你能在其中一页上看到里德曾经尝试用西里尔字母（包括俄语在内的斯拉夫语族语言所通常使用的字母——译注）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是个在革命进程中学习革命的人，并且为此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将《震撼》一书称作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而苏哈诺夫作为一个最终在1940年“大清洗”时期死于斯大林党羽之手的局内人，所持的观点则更为平衡。他弄清了1917年那烦冗复杂的一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从政治到激情与人性。

在以往，亲历者证词之类的史料通常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口述历史和档案数字化则改变了这一局面：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网站上就有幸存者的访谈录像，而一些音频项目则记载了印巴分治（1947 年，原英属印度解体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的独立国家——译注）和“温德拉什”（Windrush，本指泰晤士河的支流，20世纪40年代，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十余个英联邦国家的数十万名非洲移民移居英国，其中首批移民乘坐的船只名为“帝国温德拉什号”，因而这一移民浪潮中的人们被称作“温德拉什一代”——译注）一代移民的历程。为了撰写《熔炉》，我让自己埋头在数字档案当中，档案里头那些字迹斑驳的打印报告来自于爱尔兰那血腥而隐秘的独立斗争中的参与者们，而这一切尽在www.bureauofmilitaryhistory.ie。

凯斯勒应有尽有。他出身于富足家庭，总是充满好奇，作为一个局内人，却被自己的性取向赋予了一种局外人的视角。他无处不在，从俾斯麦到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美国歌星、舞星）他无人不识。作为一位外交官兼花花公子，他既懂政治又懂艺术，并且对这两者都很关心（因而有了 “红色伯爵”这个绰号），此外他也文采飞扬。举例来说，他把1919年德国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如常运转的柏林描述为“仿佛一头被铅笔刀捅了的大象”。

我是在研读《1913：一战前的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的，当时立刻就被他吸引了。作为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他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耶路撒冷，会说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当地的一位伊斯兰学者把《古兰经》教给了他。贾瓦哈里耶就是当年他所在那座城市的哈里·凯斯勒：他是一位来者不拒的诗人和音乐家，生活在一个像他这样的折衷派所拥有的空间不断缩小的世界里。

海明威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一位小说家的预习作业，他的眼睛扫视着地平线，以求得从中传达出无穷对于幕后故事的观察。这些文章的准确性倒在其次，重点是它们所描绘的东西。他描述了1922年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当时新任的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装作不在意周围拥挤的人潮，而全神贯注于一本大部头的书。海明威记下了墨索里尼假装在读的那本书：一本上下拿颠倒了的法英词典。这事儿可能并不千真万确，但它应该是真的。

尽管他是一位反纳粹作家，但作为一名德裔犹太人，孚依希特万格仍然于1939年（这一年德法宣战——译注）被法国人关押在了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Les Milles村庄的拘禁营里。当维希政府向希特勒苟且求和之时，孚依希特万格就生活在了被交出来的恐惧当中。那正是电影《卡萨布兰卡》所处的时代。战败、坐牢，迫切做出抉择：这是一部急就章，一部关于政治与人性的大戏。孚依希特万格十分幸运：他和妻子成功抵达了美国（与孚依希特万格的真实经历类似，在作者所提及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捷克反纳粹组织领袖维克多与妻子伊尔莎最终从作为欧洲与美国间重要中转站的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逃离纳粹追踪而成功飞往美国——译注）。

1946年，在意大利都灵的一家油漆厂工作期间，莱维把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对生与死的见证写成了这本书，而直到几十年后，世人才认识到了这部作品如今所拥有的显要意义。这是一份朴素而率直的铁证：集中营生活的种种细节和伴随而来的内心感受，不断积累的恐惧和不断坚持的希望，然后某一天，“德国人不在那里了。哨塔上空无一人。”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爱玛·戈德曼和维克多·谢尔盖这样的西方人就讲述了他们对苏联失望的故事，讲述了由谎言所编织的纱帐那头的那些经历——这顶纱帐已然凝结成了后来所说的“铁幕”（这个词由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社会主义者埃塞尔·斯诺登于1920年首次使用）。而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语体风格则处在与之不同的更高层面上：他的作品对于斯大林治下苏联范围内的恐惧与权力作用机理既进行了反思，也做出了详尽的记述——天寒地冻中皲裂的皮肤、面对着残酷生存困境的女性，以及帮他把陈旧的面包搓成念珠的立陶宛人。这堪称一份与其主题同等宏大的起诉书。

琼·布赖特——她受过速记和打字训练，充满自信而且颇受他人信任，而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中心。她是高级将领们与丘吉尔之间备受信任的中间人，曾身处于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与高层次的战争管理相关的从来都不止是那些长官——包括将军、外交官和自我膨胀的政客在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信息到达它该去的地方、一些小的祸害不致扰乱全局、个体的紧张情绪不会压垮共同的事业。布赖特对她那“奇妙的战争”所做的记述为战争现实赋予了性格和神韵。

10、《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苏联历程的“元见证者（meta-witness）”，也就是“见证者的见证者”。她把回忆录写成了民间的史诗，为规模浩大而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标上了人性的尺度。这本书里有一些女性的故事，她们的故事常常被上世纪80年代苏联对这场战争所做的关于合法性的陈腐宣传所淹没。后来她又为切尔诺贝利做了同样的事——切尔诺贝利是苏联走向解体的开始，而苏联解体这件事之于上世纪末尾的重要性，不亚于苏联的建立之于那个世纪的开端。埃兹拉·庞德曾写道，文学是“新意永存的新闻（news that stays news）”。这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为她笔端的那些见证者们所做的事：为她们的证词赋以文学的力量，从而确保其意义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