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游侠的产生及其行为的精神内涵

关于游侠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之后

有班固作《汉书·游侠传》，范晔所作《后汉书·独行传》对游侠行为和游侠精神在实质上有所继承。

从“侠”的来源看，是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西周旧贵族中的下层“士”没落分化后与部分无地可种的农民相结合，形成以“文”为主的诸子和以“武”为主的侠士、侠客或刺客。“游侠”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或特征（内涵）：扶危济困、惩恶锄奸、重诺守信、救人之难、仗义疏财、行事低调、待人谦恭、声明远扬，为人耿直不曲、怨惠必报，对人忠心不二、视死如归等。因此，侠义，就是行侠仗义，为公道而为别人打抱不平、鼎力相助，或为节义、信念、道义不惜牺牲自己。

正义性是游侠的本质特征之一，所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司马迁尤其强调“救人于厄困”的任侠行为。

1.汉初任侠成风而又备受打击的社会局面

“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即带剑者，被看成危害社会的五种人之一。但实质上，游侠、刺客、豪杰是侠义精神的直接体现者和践行者。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是“侠”最活跃的时期，西汉初年，各种势力交攻纷争，“任侠”依然成风，“及高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余，文礼简阔。怨惠必报，令行私庭，全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张良、项伯、彭越、季布和季心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游侠既有谦逊、好施的积极一面，又有放纵、嗜血和杀戮的残酷一面。游侠的负面行为对于社会和统治者而言都是不利的，特别是游侠的这些行为方式很容易影响青少年，因为青少年血气方刚，对事情缺乏冷静的思考，行事容易冲动，非常向往和追求游侠们的放纵妄为、不拘操行的生活方式。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仅郡国“恶少年”就有数万人，可见游侠侠义之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所以，汉文帝时大侠郭解的父亲因“好任侠”被杀，其本人也因“任侠行权”被徙移茂陵，后又遭灭族；汉武帝时魏其侯窦婴之死、将军灌夫被灭族等都显示出西汉统治者力图消除其负面影响，对任侠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防范，大力镇压游侠，制止任侠之风。

2.司马迁早年经历形成的尚奇性格

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从中可以看出他十岁以前主要生活在家乡左冯翊夏阳，过着一个乡村牧童的生活。大约十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研习古文。二十岁以后则有时随皇帝出巡，有时奉命出使，开始远游和游历，纵观天下山川形势，探访古迹，采集轶闻传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长江黄河两河下游之地经行尤密，也到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西南夷”。所以，司马迁对奇人异事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认同感、探究欲，并不自觉地接受下来，形成了他尚奇的性格。

 3.中年际遇及立传的心理动因

于天汉三年（前98年）发生的“李陵之祸”，既是司马迁极度渴求侠义精神、讴歌侠义行为的情结之契机，也是司马迁本人对侠义行为的实践。次年秋天，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之弟、二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进击匈奴，另派李广之孙、别将李陵领五千步卒押运辎重，配合主力作战。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匈奴八万骑兵相遇“连斗八日，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所杀匈奴亦万余人。”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弹尽粮绝，投降被俘。

司马迁与李陵同朝为官，但并无过深来往，“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但司马迁认为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他看到在激战初期李陵取得小胜时，满朝臣工纷纷赞扬其不愧是名将之后，个个举杯恭贺汉武帝。待李陵投降被俘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则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纷纷夸大其罪名，一味地落井下石。于是，当汉武帝征询他的意见和看法时，他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败降，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定其“沮贰师” 、“诬罔主上”，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深幽囹圄之中”的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加上“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因此，司马迁面临着求生和赴死的选择，他经过反复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遗命未成，如果就这么死去，犹如蝼蚁死去般毫无价值，于是，他低头认错，请求赦免，最后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腐刑，“就极刑而无恤色”，三年后被赦出狱。事后虽然司马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他这种“弃小人、雪大耻”的举动、挺身为李陵辩护、忍辱著述的行为无不表现出了他的侠者风范，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权和暴政的高尚独立人格。

李陵案中，亲朋好友的冷漠无情，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游侠身上那种“救人于缓急，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可贵之处，“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动，也更缠绵了。”（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陵案的原委》）。同时，他下定决心要“隐忍苟活”，“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可以说，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他发奋著述，写下皇皇巨著《史记》的动力，也是他立《游侠列传》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接春秋战国游侠兴盛的余绪，司马迁深受任侠之风的影响，在其内心深处隐藏有“侠义”情结，其骨子里也侵透了为遭受不公平命运鸣不平的侠义精神，但其作《游侠列传》最直接的心理动因还是他尚奇的性格及其个人特殊的身世遭际。

三、《游侠列传》中折射的“侠义”情结

《史记·游侠列传》中共记录了30个有名有姓的游侠，主要以郭解为中心，重点记载了朱家、田仲、剧孟四人的事迹，其中会武的只有田仲一人，即“武”并不是游侠的必要条件。

其中，司马迁着墨最多的是郭解，童年时司马迁亲眼见过郭解本人，“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採者。”，对郭解在轵地乡间的生活细节作了很深入的调查和了解，说他“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剽攻，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年轻时心狠手辣，看人不合意杀死，亲手杀过不少人。后来亡命天涯，雇佣打手、藏匿凶犯、私铸钱、掘坟盗墓一类的违法行径也数不胜数。其行为特点：凶狠、非法，杀过人，与汉朝廷的对抗性最强。

充分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不苛求古人。

敬的事件中，郭解并没有答应门客杀死该人，反而道：“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这体现出了郭解能够自省，且对人谦恭。第三，郭解为人低调，在他调节洛阳两个仇家的事件中，他不愿意夺取洛阳豪雄的名声，不愿彰显自己的功绩，反而劝说仇家愿意进行调解。第四，同其他游侠一样，郭解名声远扬，受到贤士、豪侠的广泛关注。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

从《游侠列传》全文看,司马迁面对社会不公，民间有苦，个人受辱，在心理上对不畏强暴的游侠精神产生了强烈的企盼，由此撰写《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但其对游侠并不是盲目的赞扬和宣传,而是辩证地分析了游侠的方方面面。他既看到了游侠身上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又看到了游侠风气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既有对游侠“重诺”“守信”等侠义行为的歌颂，也有对游侠“滥杀”“放纵”等行为的批评。《游侠列传》的撰立，使人们认识到了游侠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侠义事迹，让其正面的侠义精神得到进一步流传。

由于武侠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大众一般认为其源头为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但司马迁并没有强调武是侠的必备条件，在全篇的30名游侠中、司马迁明确说明“好剑”（会武）的只有田仲一人，可见，“武”并不是“侠”的必要条件。古代游侠强调的是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体现了侠义、仗义、仁义、忠义、义勇、谦恭等精神。在后续的侠文化中，游侠精神更多地被概括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精神，多为“仁义”、“洒脱”、“仗义”等。而“武侠”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真正出现于20世纪初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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