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犯了什么罪？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14 15:19 标签： 为什么有人不怕坐牢


【讯】近日，马云携12亿巨款与恒大“联姻”玩足球，再一次成为了公众焦点。马云的颠覆性显然毋庸置疑，搞阿里巴巴，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和转型;搞淘宝，拉动了所谓的内需;搞支付宝余额宝，革银行老爷的命。

然而，在阿里巴巴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马云也犯过错误，我们一起来看看。

1、将公司总部搬到美国，国内总部搬到上海

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此前公开指出，阿里巴巴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公司总部搬到美国。吴晓波表示，草根企业一定要坚持”草根精神“，勿盲目追求”高大上“。

1999年，阿里融资成功后，将公司总部搬到美国，国内总部也从杭州搬到上海，发现水土不服，很难受，后又重新撤回杭州。而当时也恰逢互联网行业的冬天，整个行业都很难受。之所以在上海待不下去，因为阿里的服务对象主要还集中在民营企业。上海的城市气质是欢迎大型国企和500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机会少;而杭州则相反，浙江聚集着大量的民营制造业外贸企业，他们有着实实在在的电子商务的需求。

马云曾经坦然承认，2000年的时候，在我们筹到五百万美元的资金时，我犯过一次错误。在拥有如此巨额的资金时，我们就开始不断犯错，就是开始尽量寻找并聘请“天才”员工，那些所谓的MBA人才及跨国公司的副总裁裁等。

马云表示，因为我曾经认为，如果你能拿到MBA，则意味着你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才。但在我们所聘请的此类人才中，确实不尽如人意。因为他们只会不停地跟你谈策略，谈计划。那时，马云还只有五百万美元。他回忆道，我记得曾有个营销副总裁跟我说 “马云，这是下一年度营销的预算。”我一看，天啊，就问道“什么?要一千两百万美元?我仅有五百万美元。”他却回答我说，“我做的计划从不低于一千万美元!”所以，在聘请员工的时候，应该找最适合的，而不一定非要最“天才”的人才。

他建议，在创业初期，企业应该寻找适当的人才，然后投资在他们身上，这样，只有他们成长起来时，你的公司才会一同成长发展。

3、怀疑创业同仁的能力

马云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很沉痛的反思，他在2012年发的一条微博中说道：“2001年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告诉我的18位共同创业的同仁，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而所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任。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而我之前曾怀疑过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裁或董事。我相信两个信条——态度比能力重要;选择同样也比能力重要。 ”

2005年8月，“雅巴并购”震撼全球，阿里巴巴入主雅虎中国。然而，和雅虎早期的资本运作此后却让阿里集团此后陷入两难境地。后来阿里B2B 业务在2007年选择在香港上市，使得两大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分享了中国内需在电商领域快速增长的红利收益，但这些收益是中国几百万卖家没日没夜甚至多例过劳死，线下商家面临低价和假货水货无序的电商竞争牺牲了利益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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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冉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

相信央行乃至更高决策机构在考虑支付宝问题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让淘宝和支付宝因为没有牌照而猝死或休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十分钦佩马云。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和电子商务从业者都应该感谢马云———正是淘宝和支付宝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培养起了网上购物的习惯。

但是，在支付宝股权重组这件事上，我无法继续支持和赞同马云。

第一个错误是在剪断VIE协议这件事上对董事会先斩后奏。我非常理解马云当时面对其他董事有意拖延表决的愤怒与无奈，但这并不能自动让程序缺失变得正确或者正义。

第二个错误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把中国数以百计的采用VIE结构的企业推到风口浪尖，这不是我们心目中一个行业领袖应有的风范与担当。

必须承认，VIE结构不是对监管的刻意规避和绕道而行，而是鉴于法律法规要求和监管现实的一种商业利益的制度性安排。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每一家商业网站都需要ICP牌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ICP牌照只允许内资持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经历“烧钱”阶段，而国内的A股市场和人民币基金又不鼓励“烧钱”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境外风险投资几乎是互联网企业唯一的资本出路。为此，当年新浪的律师想出了专门用来规避牌照问题的VIE结构，也称“新浪结构”，以应对互联网监管思路的滞后。

可以说，如果没有VIE结构，中国就不会出现新浪、搜狐这样的主流互联网媒体平台，不会出现腾讯、百度这样拥有数百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不会出现优酷、360、京东商城、凡客诚品等一大批后起之秀，甚至也不会出现阿里巴巴和马云。有人说VIE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至少从结果上看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如果当时马云如实以VIE结构按照法定程序向央行提出牌照申请会怎样？

最大的可能性是央行拒绝受理，但拒绝受理并不意味着支付宝会自动失去继续运营的资格。

事实上，我相信央行乃至更高决策机构在考虑支付宝问题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让淘宝和支付宝因为没有牌照而猝死或休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如果央行暂时拒绝受理，马云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直接向国务院提出申请。

最后的结果无非两个：如果决策部门最终明确要求支付宝转为纯内资，这会为马云在同雅虎和孙正义的谈判中增添砝码。反过来如果政府最终同意支付宝在外资协议控制的情况下获得牌照，那么事实上等于默认这个行业里的所有支付企业可以在协议控制的结构下合法生存。

因此，抛开前面提到的两个错误不谈，马云这次留给我们最大的遗憾其实是：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作出某种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我始终认为，马云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这个看法至今未变。但在支付宝这件事上，马云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字面合规上，他更深刻的社会责任是利用支付宝的行业地位和众多同行们一起推动监管变革，让趋于模糊和封闭的准入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让牌照至上的审批经济逐步走向适度监管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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