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白狼”张安乐在台湾接受《晶报》专访，亲述他从台湾到美国再到大陆的叱咤人生。他声称，“自己这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到台湾，就是为了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一下飞机，他就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宣传册，遮盖住了台湾刑事当局给他戴上的手铐。回台后，。他还计划于2016年带领中华统一促进党参加台湾选举。
张安乐一下飞机，就将《一国两制》宣传册盖在手铐上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身材并不魁梧，说话轻声细语，脸上一副精致的无框眼镜，嘴角时刻带着一丝笑容。
这样一个人，能不能让你联想到诸如“帮派”、“大佬”之类的词语？大概不能。然而，他正是张安乐——台湾最大帮派竹联帮前大佬，江湖绰号“白狼”。不过，如今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
在台湾黑白两道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张安乐，刚刚结束在中国大陆“流亡”17年的生涯，6月底返回台湾，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焦点人物。他的身上蕴藏着太多的故事：竹联帮的兴衰，江南命案的内幕，蒋家王朝的终结……
然而，此刻他最想做的，是想说服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回到台湾之后，张安乐对晶报驻台湾记者敞开心扉，讲述了这一切。
书香门第，出了个混江湖的孩子
与人们印象中的帮派人物不同的是，张安乐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是台湾著名的台北市第一女中的教师。他走上江湖之路，是父母亲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晶报：很多人十分疑惑，为什么这样的家庭，会培养出您这样一个充满江湖性格的孩子？
张安乐：这首先和从小看的书有关。我祖籍山西，1948年出生在南京，1949年来到台湾。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读物，都是讲中国历史上的侠士勇士。我母亲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文史不分家，从小跟我讲历史故事。其次是因为当年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这些军公教子女，大多是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经常跟本地人发生矛盾。
比如周榕，竹联帮最早的老大，中学的时候，全班3个外省人，天天被打，他有一天气不过，把对方老大捅了，结果他被退学了，但有一天回到学校，发现另外两个外省同学没人敢欺负了。因此，（外省的孩子）当时混太保形成了一种风气，“少女好美，少男好勇”嘛。
晶报：你初中毕业于著名的“建国中学”，然而高中却接连换了3所学校，为何有这样大的反差？
张安乐：因为上学的时候要经常帮助同学去摆平一些事情，混兄弟的一定要这样，其实你也是随着自己分量的增加，才能有资格去摆平事情。结果考高中我就考得不好嘛。
风起云涌，竹联帮多了一匹“白狼”
就在张安乐成长的年代，台湾的帮派风起云涌，其中，以外省子弟为主的竹联帮迅速扩张，逐渐成为台湾黑道举足轻重的力量。
晶报：竹联帮，与你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帮派是什么来历？
张安乐：竹联帮起源于1953年左右，它的前身叫做中和帮，帮主叫孙德培，他的叔公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元老孙武。两年以后，孙德培在一次争斗中杀死了一个人，结果他和很多骨干被抓了，中和帮瓦解。有一个叫周榕的骨干，想重整中和帮，到处去找原来的兄弟。1957年，在竹林路的竹林底下，举行中和帮的第三次聚会。不知是谁提议的，说我们都是新人，在竹林底下结盟，就叫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原来中和帮的骨干赵宁宣布，因为帮主孙德培的入狱，为了尊重帮主以及表示平等，决定不设立帮主一职，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
晶报：您为什么加入帮派之后被称为“白狼”呢？
张安乐：最初竹联帮的人是以动物的名字来排辈分的，我16岁时加入，记得是一个姓郭的介绍进去的。当时正好排到狼字辈，我们一批的4个人，分别叫做黑狼、白狼、花狼、小狼，大概是因为我长得比较白，就叫我白狼。
重回江湖，为了“青春不留白”
加入竹联帮之后，张安乐并没有因为江湖事务而放弃学业，他考取了台湾著名的淡江大学，本来以为可以就此淡出江湖。然而，也许是命运使然，进了大学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江湖。
晶报：当年台湾大学招生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你即便加入了帮派，还是考上了淡江大学历史系……
张安乐：其实我考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台大（台湾最好的大学），本来是没问题的，也是因为老是帮人家摆平事情，不影响学习是不可能的。1966年4、5、6月，考前最重要的3个月每天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所以本来那年考大学我是准备放弃的。第一天考试，国文题目一拿到，题目都似曾相识，但是我都记不起来。好在我数学、地理等科目考得好，结果考上了淡江大学历史系。
我的大学生涯很有意思。没进大学时，把大学生活想像得很浪漫，以为大学生穿着很光鲜，都留着飞机头，穿着青年装。进了大学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同学们大多穿得都很淳朴。可是就有这么一群人，衣着光鲜，趾高气昂，才知道他们是“五专生”。那时候，台湾大学毕业服兵役一年四个月，大专毕业服军官役一年。所以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往往会选择不念普通高中，直接念5年制专科，出来大专毕业，直接当预备军官。但学费比较贵，所以家境比较好的才会读。
晶报：这些五专生经常欺负本科生？
张安乐：是的，我看到这些学生，一天在教室门口把一个化学系的学生揪出来就打。老师追出来，跟他们说，这是我的课，拜托不要打他脸。我们当时再混，见到老师还是恭恭敬敬的。我当时就想，这个学校还怎么念？我们当时混兄弟，只是为了“青春不留白”，到了高三就想好好考大学不再混了。本来已经不想惹事了。可是也不想被人欺负。于是，我就从台北拿了一把七星剑带回来，心想，我不惹你们，但是你们来惹我就砍你们。
但有一天礼拜六下午，我看到一个法文系的同学，他跟我初中高中同学过，平时很神气，父亲是台大教授，法文系有四大美女每天跟着他。那天他不神气了，衣服上都是泥。他说，五专生打的，因为那几个五专生同学要带法文系的女同学去参加舞会，他不肯，所以被打了一顿。他们还说，在火车上碰到他还要打，他都不敢回家了。我就把七星剑拿上，穿着风衣，叫上几个同学过去。刚走到半路，就看到对方，他说，就是那几个。我一看，法文系四大美女都跟着这帮人呢，被抢走了。
我就捡了块石头冲上去，因为身上有刀根本就不怕嘛。事情就那么巧，那几个五专生跟竹联帮的人在一起玩，早就听说竹联帮有一个“白狼”进了淡江大学，一直在找我但没找到，一问，知道我就是“白狼”。好家伙，这下可“找到组织”了。于是，事情很快就摆平了。两天以后，这件事情就在淡江大学传开了。
晶报：这下您在淡江大学又成了风云人物？
张安乐：是的，从此我没好好上过一天课，外务比内务还要多，每天就是在帮助兄弟们排难解纷中度过。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想把以前那种江湖上的朋友关系断掉，因为“青春不留白”嘛，不会将它当成职业。我本来是想，考上大学后跟以前的朋友不会再有交集，没想到考上大学后，却因为因缘际会，使我再度介入江湖之中。
晶报：但是您还是在毕业后考上了淡江大学的欧洲研究所。
张安乐：大学毕业考研究所（相当于内地的硕士专业），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兵役改制，毕业不保证是预备军官，要考试，我连考的资格也没有，因为大学留校察看。本来我准备去服兵役了，但突然看到告示说成立欧洲研究所，第一届招生，考五科。我这个人现学现卖的本事是有的，结果以第一名成绩录取。
研究所的生活比大学稍微平静一些。但是到第三年就出了大事，有一些当兵的朋友回来，晚上聚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杀人通缉犯，一个朋友跟人家发生冲突，人家用刀捅他，我上去抢刀，结果手筋被砍断了。很严重的，住在红楼医院，医疗费欠了1万多台币，哪敢对家里讲啊？于是就搞赌场，第一天赚了8万台币，从此掉进去了，书也不念了，就在赌场里混，就看银行的存款加加减减。有时候我心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想来想去，觉得这不该是我的人生。
又名“白狼”，祖籍山西洪洞，1948年生于南京。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学士、欧研所肄业，台湾竹联帮大佬，曾担任总护法。1996年前往大陆经商，后被台湾当局以违反“组织犯罪防范条例”等罪名通缉。长期定居深圳，创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总裁。2013年6月29日返回台湾。
远走美国，不意成为“江南命案”见证
由于为朋友出头打架，屡屡闯祸，张安乐在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硕士学业没能毕业。此后几年，他忙于帮派事务，在江湖里与兄弟们厮混。这时，身为竹联帮总护法的他希望换个环境，换一种活法。
晶报：离开大学后的几年，你在竹联帮里的地位也逐渐提高。这时候，你怎么想到要离开台湾去美国留学呢？
张安乐：我离开淡江大学后几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了，并且开始往美国等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我是学历史的嘛，回顾历史，发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几次变革都和留学生有关。于是，我就很想结识这些大陆去美国的留学生，并且为以后到大陆发展创造条件。我在台湾连研究所都没毕业，我总不能以一个混江湖的身份去大陆吧，因此，1970年代末我去了美国。先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所大学重修了本科学业，然后又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旅游管理专业。
晶报：本来，远走美国让你暂时离开了台湾的江湖，可是，命运又让你成了一件在江湖上引起轰动的事件的见证人。这就是“江南命案”。
张安乐：是啊。当年在美国的一位作家刘宜良，“江南”是他的笔名。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叫《蒋经国传》，这本书的内容有批评蒋经国的地方，包括当年蒋在苏联写文章批评他父亲等都写了进去，这对当时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当时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就跟江南谈判，给他一点钱，希望他修改书本内容，江南答应了。然后“情报局”就寄钱给他，然而当大部分钱汇出之后，就传来消息，江南又要写《吴国桢传》（吴国桢系蒋经国的主要政敌——记者注）、《龙云传》。汪希苓认为江南不守信用，于是决定“制裁”江南。
1984年10月，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和大佬吴敦、董桂森来到了美国，10月15日，他们到江南家开两枪，把江南打死。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一点，可能会被灭口。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知道军统的作法，常常利用完你就把你灭口。于是陈启礼就留下了一卷录音带，作为“情报局”指使他们行动的证据。
晶报：陈启礼他们回去就被抓了。
张安乐：是，事情发生以后，美国给了台湾当局很大的压力，台湾当局就想杀人灭口，突然就对竹联帮发动“一清专案”。当年（1984年）11月12日，第一批抓的是陈启礼、吴敦等1000多人，前后共抓了近2000人。这次行动是由台湾警备总部发起，完全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当时台湾当局的“国安局长”是汪敬煦，他派出魏萼教授来到美国了解江南事件。我就跟魏萼说，我手上有录音带，要我交出来有三个条件：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和吴敦要从警备总部移送司法；第二，董桂森跑到了菲律宾，台湾有官员跑到菲律宾讲，谁把董桂森干掉就可以回台湾。我要他们停止追杀董桂森；第三，我提出“一清专案”是“违宪”的，抓到的人确实有案子的请移送法院，没案子的请送他们回家。
后来，又过了两个多月，没有下文。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说你大哥（陈启礼）有生命危险。我救人心切，就把录音带交给他们了，还帮着他们把内容翻译成中文。结果，我头一天交了录音带，第二天看新闻：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被抓了。FBI还问我汪希苓被抓了是怎么回事，我说，拜托，录音带在我这里两个月都没事，一给你们汪希苓就被抓，应该我问你们怎么回事啊！
不经意间，终结“蒋家王朝”
汪希苓被抓之后，台湾当局仍然试图掩盖“江南命案”的真相，编造“汪希苓与江南有私人恩怨，遂指使竹联帮报复”之类的谎言。为了解救老大陈启礼等人，张安乐情急之中将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拉下了水。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晶报：汪希苓被抓之后，台湾当局仍然试图掩盖真相，你想出了什么应对方法？
张安乐：本来，他们抓陈启礼、吴敦是想弃卒保车，卒是陈启礼、吴敦，车是情报局长汪希苓；等到我们把这东西公布了，知道是汪希苓“局长”下的命令，以后就弃车保帅，也把汪希苓抓起来。我情急之下，只能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放出话来说还有一卷录音带，涉及更高层人物。因为第一卷录音带已被证实，所以我说还有一卷，大家都信了。我想，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毕竟是稳定力量，不能咬他，那就咬他儿子吧。于是我就说，汪希苓是受蒋孝武的指使，才策划了“江南命案”。
晶报：实际上这件事与蒋孝武有没有关系？
张安乐：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整件事情是汪希苓策划的。蒋经国事后说，蒋家的第三代今后绝不碰政治，蒋孝武被他外放到新加坡。后来我听蒋孝严说，蒋孝武哭了，说是被冤枉的。
晶报：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对台湾后续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蒋孝武当时是蒋家第三代当中最有政治前途的一个，并且是有在蒋经国身后接班的势头的。你把他的希望毁灭了。
张安乐：蒋孝武确实很想在蒋经国身后接班，当时他已经开始做自己的人事布局了，这件事情毁掉了他的政治前途。因此，我当时的做法，对台湾当局的政权从蒋家向异姓转移、结束“蒋家王朝”的统治，是有一定贡献的。
晶报：你对蒋孝武有没有一点负疚的心理？
张安乐：我并没见过蒋孝武，我1995年从美国回台湾时，他已去世了。他当然是被我冤枉，但是我想，你如果不是蒋经国的儿子，又怎么会有这样的地位，那么你替父亲承担一点责任，还不是应该的吗？
称遭报复，在美坐牢十年
张安乐“围魏救赵”的招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以及大佬吴敦被台湾司法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服刑6年后被假释出狱。“江南命案”主谋汪希苓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安乐本人则在美国入狱10年。
晶报：江南事件了结后，你很快在美国身陷官司，这是怎么回事？
张安乐：江南案后，美国布了一个局想要捉我，他们设计了一场毒品交易，表示希望在美东找市场，一边派一个买主，一边派一个卖主，我当中间人。是由在美国的华人做的买卖，他们自己在东部有海洛因交易，这段过程后来被录音，在法庭上说是我命令他们去交易的。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命令他们，因此就没有我下命令的录音。
但在法庭上时，因当时的录音带中我是以中文说出“最好不要去碰粉”，可他们翻译成英文时改成了“这个粉很好”。因此判了15年，被关了10年。不过，这10年我没白过，在监狱里又读了两个美国大学的学士学位。
返回台湾，旋即转进大陆
1995年，张安乐结束了在美国的牢狱生涯，返回台湾。不过，这一次他只待了一年，1996年，他飞往中国大陆，随后被台湾警察当局通缉。
晶报：你是1995年从美国出狱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就去了大陆，过后不久，你遭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缉。这个细节很多人并不清楚，你能否再次澄清当时是怎么从台湾前往大陆的，是潜逃的吗？
张安乐：我是光明正大地从台湾前往大陆的。1996年10月经香港从深圳进入大陆，完全是从正规渠道走的。至于被通缉，主要是由于1996年11月，时任桃园县长刘邦友等9人在县政府被谋杀，怀疑与黑社会有关。随后，台湾当局通过了《组织犯罪防范条例》，这个条例溯及既往，30多年前竹联帮的事情它都溯及。其实我去美国留学后，就跟竹联帮脱离关系了，台湾当局叫我回去自首，我当然没理会。
晶报：台湾当局还指控你身在大陆，遥控指使兄弟在台湾聚众闹事。
张安乐：我已跟台北地检署郑重声明，那不是指使，而是动员，出来的也不是帮会弟兄，而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同志。
主要的事情是2008年11月，当时的海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第一次访问台湾，与海基会（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会谈。民进党组织支持者闹事，围堵、围攻海协会代表团工作人员和大陆的记者。我想，我最起码让人家知道陈云林来台湾，台湾也有欢迎的嘛，不然大陆同胞怎么想？于是就通过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组织动员了一些同志来欢迎陈会长，抵制民进党的闹事行为。就因为这个，本来通缉我12年半，后来又加了罪名，增加到25年。
来到深圳，“很多方面比台北先进”
在大陆的17年，张安乐绝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深圳。他在江门与朋友合伙投资的摩托车头盔制造厂，占据全球市场45%的份额。他将母亲接到深圳，陪着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的10多年。3年前，母亲去世之后，张安乐开始筹划返回台湾。
晶报：深圳是你在大陆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你对这座城市感觉如何？
张安乐：这次我回到台北，跟深圳一比，发现很多地方台北已经落后了。台北毕竟是老城市了，都市更新的进度很慢，深圳在很多方面都超过台北了。我有很多台湾朋友都以为大陆还是30多年前，来了深圳才知道这么进步。我的公司在海岸城那边，他们都说，这么漂亮的地方，台北没有嘛！
重返台湾，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6月29日，张安乐从上海搭乘航班飞回台北。一下飞机，他就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宣传册，遮盖住了台湾刑事当局给他戴上的手铐。抵台当天，台北地检署批准他以100万台币交保。他对晶报驻台记者说，这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到台湾，就是为了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晶报：2005年，你发起成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并在台湾注册。这次又在台湾对你的通缉期限未满之际返回台湾，你说是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值得冒这么大风险吗？
张安乐：1981年的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对我说，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台独势力有可能绑架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一定要起来反抗！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震动。
这次台湾“刑事局”知道我要回去，委托中间人跟我讲，他们要派两名探员跟我坐同一班飞机，飞机在台北一降落，就要给我上手铐。我说可以啊，但是到时候我要拿出一本书来，我自己写的，遮盖一下手铐。中间人传话过去，对方说可以，于是，一下飞机，我就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册子拿起来了。探员说这是干什么？我说，不是说好的吗？于是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3年就等着这一刻。台湾媒体对我这个人感兴趣，我上手铐的镜头他们一定要拍的嘛，所以就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拿出来了，所以我就笑了，我的目的达到了。
晶报：台湾的主流政治势力中，还没有一个政党敢于支持一国两制。您怎么利用中华统一促进党的阵地去宣传这一理念？
张安乐：我想，（对于一国两制）台湾很多老百姓会接受。我之所以成立这个党，是因为台湾除了蓝绿的选民，实际上还有很多中间的选民、关注民生的选民，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很强。你告诉他们统一有什么好处，他们会接受。
晶报：来台湾之后，我也参加了一些统派的活动，发现大多数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你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据说有两万多党员，他们的年龄结构如何？职业分布又如何？
张安乐：统派的危机就在这里。如果我现在不做，不把棒交下去，不把薪火传下去……为什么我急着回来，万一我倒下去……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的党员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以30至40岁的中生代为主。职业嘛，也是不同层次都有，像从事中医的有华佗党部，从事西医的有神农党部，上班族党员叫阳明党部，都是以历史文化名人命名的。
晶报：你怕不怕别人说你的党是“黑社会”？
张安乐：很简单，有人问，你们党里有没有所谓的竹联帮，我说有，别的帮派也有，但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里更多。我说，每天晚上在酒廊里跟这些弟兄们勾肩搭背喝酒的，都是你们（国民党、民进党）的人，白天就义正词严，因为他们就是政商黑三结合，所以他们很虚伪。我承认我们有（帮派的人），但是既然进了我们党，只要你有贩毒、诈骗、敲诈等行为，就必须离开。
晶报：您打算怎样扩充一国两制的支持者？
张安乐：很多人说一国两制在台湾没市场，但是我回来之后，台湾壹电视做的民调显示，一国两制的支持率达到15.9%，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要把这15.9%的民调变成15.9%的选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们会全省走透透，去向老百姓宣传一国两制，这是一种政治公益。
明年的“七合一选举”，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力量参与。但是我接下来要深耕3年，到了2016年的选举，我们就不会缺席，我们要争取政党票过（进入“立法院”的）门槛。如果到了2016年，我们能够动员出10%到20%的红色选民，也就是支持一国两制的选民，自然会有政治人物来“带枪投靠”。
我经常跟别人讲，我对中国更有感情。我想海峡两岸统一在“中国”的旗帜下，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