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咚咚鞭炮响红卫兵起声来歌唱那歌怎唱来着


黄河壶口瀑布边上的老腔表演




  “伙计们,都准备好了吗?”“好了。”“抄家伙,曳一板。”

  沙哑的吼声还在回荡,台上的11个人就动了起来。一时间,锣鼓声、月琴声、二胡声、梆子声、喇叭声、铃铛声、木头敲击板凳的声音,声声入耳。

  63岁的张喜民手执月琴,引吭高歌。唱到高潮,其余10人齐声附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连绵不绝。

  比张喜民小两岁的张四季,把手中的烟袋锅子插在后脖子,抡起一条长凳,窜到台前,将长凳两腿置地,手握惊木猛烈地敲击。

  73岁的“白毛”王振中原本显得萎靡不振,此刻也来了情绪,一边弹起月琴,一边附和众人吼起来,时而还放声大笑。轮到他主唱时,他还要放下月琴,从口袋里掏出没装烟丝也没装水的水烟袋锅子,煞有介事地点上抽一口。

  他们表演的原本就是他们的生活。曾有采风者到华阴一个村里的戏班子座谈。聊着聊着,大家就抄起乐器,唱了起来。正热闹时,一个婆姨推门进来,推搡了一下自己的男人,“该去吃饭了”。男人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二胡就走。他刚放下,旁边一个人就抄起二胡,接着拉。

  不一会儿,这个男人端着一个大碗回来。他呼啦呼啦地将饭灌进肚里,把碗往桌子上一放,用衣袖一抹嘴,说了句“走开”,一把夺过自己的二胡,拉了起来。

  但观众看不到这些。传统的老腔是和皮影戏结合的,人们听老腔,看到的是白幕上的几个影子,表演者则把自己用帷幕遮得严严实实,观众甚至看不到他们的一条腿。

  10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张喜民的戏班在城郊唱戏。台上的皮影短兵相接,戏唱得铿锵有力,老远就能听到。可是台下只有3个人。

  两个老人围着火炉在烤火,也没看台上的表演。另一个年轻点儿的,则靠着一棵树打盹。他是来监工的。

  这一幕被陕西省华阴市文化局干部党安华看见了。他曾做过当地剧团的团长,到文化局工作后,仍放不下对戏曲的感情,经常骑着摩托车到各处看戏。他本想去告诉戏班的人,台下都没人看了,不如早点散场回家。可当他掰开帷幕探进脑袋时,猛地被里面的情景吸引住了。

  主唱张喜民怀抱月琴,仰着头在放声高歌。操作皮影的“签手”,手中挥舞着皮影,时不时还大喝几声。板胡手闭着眼睛在拉琴。使用惊木的“后槽”他看不清楚,但能听到惊木拍得板凳“咚咚”响。

  他看了一会,没人睬他,更没人问他要干什么。“他们唱得非常投入,非常忘情,非常陶醉。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人影比皮影精彩,要是把幕后的场景搬到前台,一定会吸引不少观众。”党安华回忆说。

  目前,他是华阴老腔保护中心主任,也是这个没有名字的老腔班子的总导演。班子固定在11人,都是农村的老腔艺人。

  两个主唱张喜民和“白毛”,本来都有自己的班社,现在被党安华“收编”了。

  张喜民身材高大,声音沙哑,演出时爱穿一件暗红色中式衣裳,在后台则总是抱着月琴静静地坐在自带的高凳上。琴鼓是八角形,老腔演出少不了它。

  1962年,他开始学习老腔,父亲送了这把琴给他。琴上现在还能见到用毛笔写的“62”字样。当时他刚刚15岁,学艺5个月后就登台演出,一出《罗成征南》使他名声大噪。有人说他“气死全生,吓死白毛”(全生即张全生,白毛即王振中,二人均是老腔名角)。

  学艺得下苦功。那时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对着村前一片池塘吊嗓子。老话有讲究,学唱必须对着水,能保护嗓子。还有人说,喝自己的尿可以保护嗓子,他愣是硬着头皮喝了一个月的尿。

  后来张喜民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老腔班社,名声也越来越响。华阴及周边几个县城,甚至与陕西交界的山西、河南都留下过这个戏班的足迹。前些年,能请到张喜民唱一场戏,在当地是有面子的象征。当然,他也会受到事主好茶好饭的款待。

  整个80年代,张喜民一年能演上百场老腔皮影戏,有的年份甚至能达到200场。但到了90年代后期,班社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年演出四五十场,已算相当不错。其他班社也是如此。

  风俗在变。红白喜事、庆典祭祀,以前总少不了老腔皮影,可近年来事主很少再请传统戏班,而往往以电影、演艺晚会取而代之。

  “都过去了。请戏的人越来越少了。”张喜民笑着说。如今,在剧场演出,后台再没人给他端茶倒水,坐的凳子也是自带的。

  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没了皮影的老腔,反倒火了。

  有人这样描述:2008年,南京长途汽车站,等车时候电视里放的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当时就被震了,周围看电视一帮人都傻了。后来缓过神,直接买了便宜机票跑陕西溜了一圈寻老腔听。

  这曲华阴老腔,被评价为:“靠着月琴胡琴自制的梆子钟铃甚至还有一条长条凳和那几句包裹着千军万马的唱词,听的人从心底热血沸腾。真他妈的烈。”更有人感叹,老腔的演出犹如“秦军复活”,让人想起“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10年前那场没什么人听的戏散场后,党安华对素不相识的张喜民说,为什么不考虑把幕撤掉,让表演者直接面对观众。张喜民闷声回答:“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幕后表演皮影,哪有在台前表演的?”

  几天之后,党安华骑摩托车到距离华阴市区10公里外的双泉村,造访张喜民。张喜民召集了一些老腔艺人,与党安华展开辩论。党安华研究过老腔和皮影的历史,现在试图来说服他们,先有老腔,后有皮影,因此他主张的新的表演形式其实是让老腔“回归到最初的状态”。

  尽管处境不妙,但传统技艺仍旧矜持地抗拒着。直到几个月后,党安华第二次来到双泉村时,张喜民同意试试。

  排演的第一个节目是《劈山救母》。这是和华山有关的一个故事,为传统老腔段子。排练10多天后,张喜民等9名老腔艺人第一次正面展现在专家面前。演出结束后,有专家建议增加电吉他、电贝司之类的乐器,以便整个演出显得现代化一点。

  “扯淡!我要的就是原滋原味的东西。”党安华愤怒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但对这个节目,他自己也觉得不满意,音乐太窄,人物形象也不够饱满。他决定放放再说。

  2003年,党安华构思了12分钟的“古韵乡趣”,不要具体故事情节,通过音乐和人物动作,展现农村的日常生活。同时,张喜民等人还排演了传统段子《取中山》。这次演出获得了一致的肯定。

  正是从这一年,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开始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演艺生涯。随着党安华组的班子,他们每演出一次,拿一次报酬。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组织自己的班社,演唱传统节目。

  传统的表演,一台老腔皮影戏通常要唱一个本戏和三两个折子戏。本戏往往长达3个多小时,折子戏很短,一出不过几分钟。而现在的演出,每个节目都很短,长的不过10分钟,短的只有两三分钟。

  前前后后,党安华为这个老腔班子编排过70多个节目。现在常演的是两台晚会、23个节目。一台晚会叫“老腔原生态作品音乐会”,另一台叫“老腔音画·活着”。每台晚会时长近1小时。对于传统段子,党安华往往只取其中的高潮部分。

  没精神了就唱老腔,唱完老腔就神气了

  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艺人,刚开始时常被“导演”得很不爽。张四季以前是张喜民班社中的后槽,敲铃铛梆子,现在他的砸板凳是演出最受欢迎的部分之一。他本不耐烦听党安华安排,愿意按自己的动作来。党安华不让,有一次他撂挑子不干了,党安华气得一脚踹倒一条长凳。这一踹,倒踹出了一个动作灵感。闹过一次后,张四季算是接受了这个动作。

  以前跑班社是一件苦活。台子四周围得严严实实,夏天热得要命,还得亮着一盏300瓦的灯泡;冬天通常只有一炉小火,手上常会长冻疮。现在多是在剧场甚至大剧院演出,条件好了,但常常唱不过瘾。

  今年11月初,一家电视台来拍华阴老腔。张喜民家的二楼,有一间逼仄的小屋,原来供自家班社排练之用。自从跟着党安华开始演出后,这里基本用不着了。这次遇着拍摄,正好支起幕布来一出。

  人是现成的,很快就摆开架势。张喜民主唱,他的弟弟张拾民操弄皮影,哥哥张转民拉板胡,张四季后槽,同村本家张新民则帮档。一只300瓦的灯泡亮起来,皮影挥舞,张喜民放开了嗓子。

  谁知刚唱一小会儿,记者就说够了,不拍了。

  “不过瘾。”张喜民嘟囔着说。

  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唱过一出完整的戏了。不过前几天,他找了个机会足足唱了半小时,稍稍过了过瘾。

  当时有两位客人来访,都是附近的老腔戏迷。聊着聊着,一人对张喜民说:“整一段?”

  就这么唱开了。一把月琴,一把二胡,一个铃铛和一对儿梆子,足够。

  张喜民每唱完一句,拉二胡的、  梆子的人都会附和一声。喊声震耳,犹如惊雷。唱着唱着,老汉抡起月琴,在空中画个圈。而敲击惊木的那人,用力砸着一个小矮凳。一曲唱罢,小矮凳上居然被砸得坑坑洼洼。

  紧接着,张喜民一改刚才慷慨高昂之风,声音变得婉转悠扬。两名搭档手中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也随之缠绵委婉。

  “没精神了就唱老腔,唱完老腔就神气了。”张喜民笑道。

张喜民(右)和客人唱老腔




  “白毛”王振中在台上和张喜民一样神气。但他毕竟大了整整10岁,平日里有时会显得少几分精神。最近在西安的一场演出,后台吵闹不堪,可他竟靠在一把椅子上低头睡着了。

  他个头不高,驼着背,低头睡觉时,背和头一样高。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时,得用手围在耳边;眼睛也不太好了,看东西都眯起来。

  快要上场彩排了,白毛也醒了过来。有人摸摸他的头,他憨憨地笑着。还有人说:“白毛,是不是昨晚找小姐累着了?”他也笑笑,一句话不说。这个班子里,他总是大家戏谑的对象。

  可他是真正的“角儿”。

  王振中一出生就是白眉白发,当地人都称他“白毛”。50多年前,他刚拜师后不久,师父生病没法唱戏,他就顶替师父出场。一板还没唱完,就博得台下观众叫好。几年后,他与当时最有名的老腔艺人、大他21岁的张全生唱对台戏,结果旗鼓相当。

  1993年,张艺谋拍摄电影《活着》时,专程找到白毛,请他担任片中老腔的演唱者。两年后,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桃花满天红》中,白毛唱的一曲《人面桃花》,至今仍让不少人难以忘怀。

  陕西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时,导演林兆华托陈忠实找几个唱秦腔的民间艺人参与演出。陈忠实突然记起他看过的一场老腔演出很“带劲”,就又找了白毛等老腔艺人。老腔艺人一开口,陈忠实发现林兆华“眼睛都直了”,当场拍板邀请白毛等人参与话剧《白鹿原》的演出。

  2008年,白毛王振中和张喜民被文化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享受国家津贴。

  老腔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片土地和这群人的历史。

  华阴老腔发源于陕西华阴的双泉村。华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不仅出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阴老腔,也是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素鼓的发源地。

  双泉村距离渭河与洛河的交汇处不到5公里,距离黄河也只有20公里。2000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军事重地。秦国在此建过城墙,西汉的粮仓就设在这里,派有重兵把守。现今,这里还有城墙和粮仓的遗址。

  史家考证,军事文化与漕运文化的发展,促使当地产生了老腔和素鼓两种文艺形式。素鼓是古代军舞,气势雄威,规模宏大。老腔最早出现于西汉,明清至民国甚为流行,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其唱腔被概括为“沉雄古朴、粗犷豪放”。其剧目题材,多为列国、三国、唐宋战争故事,表演程式则以征战、列阵、厮杀,以及擂鼓呐喊为主。

  历史上,老腔一直为村子里张姓的家戏,民国时期才流传到外姓。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移民又将老腔带到宁夏。

  这次电视台来采访,10多名老腔艺人聚在一起排演老腔,摄像机显眼地架着,村子里却连一个看热闹的都没有。搁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村子里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一唱起来就会有人扎堆儿。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凑在一起,谁要起哄说整上一段,就会有人唱上那么几句。张四季为此还得到过几包烟的奖励。他每唱上一段,就会有人给他买包烟。

  名震一时的老腔艺人张全生的故事,如今即便在双泉村也鲜有人知道。上世纪40年代初,有人来请张全生的戏。他因家里遇事不想出门,就借口没有柴烧了,自己要去打柴。对方听后,竟用3头骡子将柴从70里外送到张家。张全生不得不连夜兼程,赶到对方家里唱戏。

  老腔艺人中还流传一个故事。民国时西安城中有人请老腔艺人唱戏,同时还请了唱别的戏种的几个戏班子。晚上“对台”时,老腔皮影戏台前的人寥寥无几。但老腔一出,马上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后来人越聚越多,致使戏台前不远的一堵围墙都被挤倒了。

  “那时看戏的人很多。有的人甚至要跑几十里路跟着看。有时一本戏唱完,台下的人还要求多唱几个折子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喜民笑出声来。

  张喜民保留有50余本剧本。这些剧本被裹进包袱,放在电视机下的一个柜子中,现在很少拿出来。他的班社活跃时,他出门总要带上这些剧本,唯恐事主家点到自己不熟悉的戏。其实,他不看剧本也能唱出十多本戏。

  现在,他几乎连一本也记不全了。跟着党安华跑东跑西,他用不着费神记剧本。即使是排演传统段子,也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每个长度不过几分钟。

  他们的父辈、祖辈,视剧本和皮影为宝贝。那是他们的饭碗,丢了这两样,就等于砸了饭碗。

  民国时的老腔艺人张玉印患病求医,对外称能治好他的病者,将获得全部的老腔剧本。一人将其病治好后,张玉印又生反悔。次年,张玉印在一个村子演出时,治好他病的人跟随而至。趁戏演完拆台子之时,此人接住了从台上递下的剧本包袱逃走。报官后,张玉印才追回剧本。但此期间,戏本已被人誊抄一遍。至此,老腔广为流传。

  “文革”期间,双泉村的老腔艺人为保存剧本,颇费心思。张喜民的父亲偷偷在祖坟旁挖了一个洞,将装有剧本和皮影的戏箱藏在洞中。有时半夜三更,他还会起床到坟地看看戏箱是否还在。

  张四季的父亲则在家中进门的地方挖一个大洞,洞中放了一口大水缸,将戏箱放进水缸后,再在水缸上盖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垫上土,最后又把地复原。红卫兵来抄家时,他准备了一些破损的剧本和皮影,交出了事。

  村里最早的剧本是乾隆年间的,在张新民手中,他是名角张全生的儿子。如今,他的剧本也没再翻动过。他还有100多个皮影身子以及500多个皮影头,但这些皮影,夹在硬纸板中,被层层包裹着,也有很长时间没去动过了。

  张喜民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学他的手艺。倒是他的一个小孙子,偶尔能唱上几句。但他并不主张孙子靠这吃饭,“娱乐娱乐就行”。

  2006年,张四季跟着党安华到北京演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孙子叫过来,教他唱老腔。孙子唱了那么几句,张四季感觉心里舒坦了。不过最终孙子也没跟着他学戏。

  目前整个华阴,能唱老腔的不过20余人。年纪在40岁以下的艺人,几乎没有人能唱本戏。

  白毛和张喜民近年收了不少徒弟。他们也想教这些徒弟们唱全本戏的老腔,可是没几个愿意学。

  “老腔现在火了,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想现学现卖。”张喜民说。

  不过,这些只学了皮毛的徒弟们过得也不错。他们被党安华整编到另外一个团队,拿着固定工资,在华山脚下一个演艺厅演出。

  实际上,近800人的双泉村里几乎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偶有几个年轻人,均表示不喜欢看老腔表演。一个40岁出头的村民说自己是村里素鼓队的一员,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了。

  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

  11月7日在西安的演出,照旧是老节目《陕西十大怪》,台下照旧是雷鸣般的掌声。演完后,有人提议趁早溜走,不必等晚会结束。

  “没意思。不如早点回家睡觉。”一名老腔艺人说。

  回程路上,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和他们的生活离得遥远的问题。比如,他们讨论法国前不久发生的游行,讨论即将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讨论美国刚刚增印的6000亿美元,讨论台湾人的生活。

  “我觉得台湾人活得不幸福。大街上看不到一个闲着的人。有的人都老了,还在工作。哪像我们,老了就什么都不干了。”有人说。

  “我们都已经老了,不也照样跑来跑去?”另一人反驳道。

  “我们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以歇着。”这边不服气。

  双方争执不下。有人打圆场,两人不说了,又扯到别的话题。

  这些年,党安华带着这群老腔艺人,从华阴走向全国,甚至还远渡重洋,到日本、美国等地演出。

  去年在美国演出时,虽然语言不通,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穿着礼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外,还是一次次将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这些陕西的农民。

  当时,党安华为是否打字幕与美国的主持人争执不下。最后承演方决定,不要字幕,要的就是一种味儿。演出结束后,党安华通过翻译跟剧院的经理开玩笑说:“我以为这种大剧院只上演高雅艺术,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经理笑着说:“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美国之行,这些艺人每人得到了220美元。张喜民将这些美元全都藏在衣箱里。他的哥哥张转民,则给两个孩子一人一百美元,自己留下20美元,“做个纪念”。

  张喜民现在只有衣箱,戏箱早就被他扔掉了。但他仍旧记得戏箱的故事。有一次下大雪,他的班社从中午就出发,走路到一个30多公里外的地方演戏。赶到事主家后,已经晚上8点多了。事主很不高兴,没让他们吃饭,就逼着他们开唱。

  饿着肚子唱了一出本戏后,事主才让他们吃上饭。饭后,事主又要求他们接着再唱一场,不然就扣下戏箱不还。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加演了一场。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才在一个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小睡了一会儿。

  这几年,老腔艺人们的生活处处都是变化。在双泉村,自古以来一年四季都是两顿饭。上午10点过吃第一顿,下午4点多吃第二顿。现在他们出去演出,一日三餐。有时午饭是自助餐,菜品不少,但有人小声抱怨饭菜难吃。

  他们在北京演出时,一名在此求学的陕西籍学生曾多次跟着他们看演出。后来,他还专程到华阴观看表演。有一次,他对党安华说:“党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老腔艺人开始挑剔饭菜的质量,开始挑剔酒店是否舒适。不知道这样下去,他们是不是在演出时会丢掉一些质朴和纯粹?”

  党安华的回答是“应该不会”。但变化终归是难以避免的,这从他们面对电视台镜头时的表现中就能看出。

  “大家都准备好。”在镜头下,张喜民从容地招呼着大家。而第一次面对镜头时,有记者问张喜民,你今年多大了?张喜民回答,我吃过早饭了。

  摄制过程中,他们为某人的一个错误发生争执,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全然不顾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他们拍。

  休息时,他们还是会开开白毛的玩笑,而白毛总是笑而不答。有人要求他唱段酸曲,给大家解解闷。白毛忙摆手说,“我不会”。事实上白毛是会的。

  今后的演出,张喜民依旧会招呼伙计们曳一板,白毛的水烟袋还是会煞有介事地点。班子中唯一的女艺人、53岁的张秋雅,也还会朝着观众羞赧地抛个媚眼,扭几下屁股。

  他们会继续收获掌声。党安华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到西安演出,到北京演出,明年还可能到美国去商演。

  那些散发出霉味的剧本,那些被尘封的皮影,不知何时才会被再次翻出来。那些在谁家门口随意地唱老腔段子的记忆,不知还能不能再现。

  也不知道,再过一些年,那些与老腔皮影有关的俗语,比如“老腔影子节节硬”,比如“老腔影子大口派”,是不是还有人明白它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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