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要在《天安门》这样的主旋律大片里，穿插一段戏份不多的爱情。该片的主创人员不久前来广州宣传，记者问过导演叶大鹰这个问题。他风趣地解释说，因为在他眼里，《天安门》是一部商业大片，既然是商业片，就得有爱情。当然，这是有一点带玩笑的说法。影片里所描述的这段爱情，和故事本身一样都是有原型的。那一个暧昧的眼神，在宏大的时代背景里，让观众有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讲故事 他和她直到最后才对上眼

　　从《红樱桃》、《红色恋人》到《天安门》，叶大鹰喜欢用小人物来讲述一代人的红色记忆。由潘粤明和郭柯宇主演的《天安门》，讲述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28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舞美队的队长接到上级任务，要对天安门进行全翻新整修，让毛主席可以站在上面宣布新中国的成立。

　　于是潘粤明扮演的队长，带着他手下的几个队员，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但都一一想办法克服了。然而就在这期间，有一名队员在逛街买东西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在街头拉手风琴的郭柯宇，于是一见钟情，并对她单相思起来。片中的爱情戏就这么带点“无厘头”地开始了。

　　随着任务的进展，郭柯宇扮演的老师经常带领小朋友们到天安门前唱歌，为辛勤劳动的解放军打气。而队员小胖也一直从自己买来的望远镜里偷窥这位美丽的老师。但爱情故事进展到此，片中的男女主角都还没能碰上面。

　　直到最后，天安门终于在舞美队和其他部门的配合下修葺一新。老师又带着孩子们前来唱胜利的赞歌，这时候放松下来的潘粤明才注意到这位美丽的老师，他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并吸引了她的目光……两人就这样迅速地对上了眼。

　　镜头一晃，若干年后，已经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潘粤明再次回到自己当年奋战过的天安门前留影，他的身边多了一位老伴，认真一看，正是当年的郭柯宇。这段仅仅由一个暧昧的眼神交代出来的爱情故事，到这里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谈看点 故事的原型是田华苏凡夫妇

　　在广州宣传时，叶大鹰导演谈到这一段朦朦胧胧的爱情的时候说：“原来写剧本的时候，安排了很多的爱情故事，特别好看。现在摘出来都可以弄成一部电视剧。但是在电影里，要讲的东西太多，这部分内容就不得不做出一点牺牲。”但是做牺牲不代表可以没有。叶大鹰说：“爱情是美好的象征，在迎接新社会的时候，爱情其实就是一种心气儿，是一切美好的开始。”

　　叶大鹰说，他1997年筹备《红色恋人》时，偶然在朋友处看到一张1949年前破败的、长满荒草的天安门的照片。“我突然想：天安门是在哪一刻突然变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样子？一座几乎破败的皇城城门，怎样转眼间成为新中国国家的政治地标，成为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象征？我坚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这里一定有一个故事。”

　　影片故事的原型是著名老艺术家田华和苏凡夫妇，叶大鹰透露：“田华阿姨的丈夫苏凡当年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长。苏凡老先生跟我聊起许多往事，而其中一件让我瞪大了眼睛：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就是他带着抗敌剧社舞美队布置的，从此天安门就定格成现在的样子。”1999年，新中国50周年大庆，叶大鹰本想把这部影片作为献礼片，但由于拍摄《红色恋人》分身无术，再加上许多无法逾越的技术难题，这部电影迟到了10年，叶大鹰感慨：“《天安门》就变成了我的一个梦。”

　　虽然在这部有着宏大历史背景的小人物故事里，爱情并不是最主要的内容，甚至很容易被当成是陪衬。但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观众，都知道其实那时候的爱情不过也就是几个眼神的往来，在平淡如水中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说花絮 叶大鹰扮群众演员和毛主席“握手”

　　叶大鹰构思这部影片时，一直就想用数字特技还原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音容笑貌，如今得偿所愿。当年在《阿甘正传》中，虚构角色阿甘能与尼克松握手，靠的是数字特技。

　　而《天安门》中，叶大鹰透露，影片最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众人握手的镜头，是用当年的纪录片和现在拍的镜头经电脑数字特技合成的。叶大鹰还“假公济私”地混作群众演员，在片中第一个与毛主席“握手”，而潘粤明则被群众拥挤着，怎么也够不到毛主席的手。叶大鹰透露，这也是苏凡先生的真实经历。这短短3分钟，是电影影像对时间元素的再开发，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韵味深长。

　　在影片结尾，出现了一组各个年代的人们在天安门前拍摄留念的老照片，充满温情。叶大鹰说：“每个人都有一份天安门情结，最后出现的这组老照片里，有许多普通人，也有雷锋、姚明、崔健等人在天安门前的留影……《天安门》讲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还原开国前后的历史原貌

　　当影片一开始出现穿军装的解放军时，所有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发生在解放后的故事。突然画面上又出现了很多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的男人，顿时给人时空错乱的感觉―――这到底讲的是什么年代的事啊？

　　其实大家都有点记不清楚了，开国大典举行的时候，北平刚刚解放，正是百废待兴，而人们的着装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传统服装，还没有革新。《天安门》里所还原的那段时期的风貌，也唤醒了大家对解放初期的记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舞美队要扎几个衬得上天安门城楼的大灯笼，京城的几家店铺没一家能做。在行家的建议下，潘粤明去找从宫里出来的、以前世代为皇家扎灯的一位老手艺人，于是来到了前清遗老遗少们最爱泡的澡堂子里。一边是一堆梳辫子的老头在自娱自乐地唱京戏，一边进来两三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战士，那场面非常有意思。

　　冒充聂荣臻将军打电话

　　在影片的开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为了装饰天安门，舞美队到处去买红布，但是全国各地都知道要举行开国大典，民众们都在抢购红布，红色染料奇缺。队长于是找到天津的一家染料厂，开始厂长说什么也不肯给，队长不得已地让队员冒充聂荣臻将军给厂里打了一个电话，这下把厂长激动坏了。而潘粤明和日本籍美术师在电话里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也看得观众直乐。

　　在说到这一细节时，叶导演自己也笑了，说：“都是为了故事好看，要是以前，这内容肯定通不过，这也证明了这个时代确实是越来越开放了。”

　　谈工作，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干工作，不打折扣、扎扎实实；清瘦精干，样子斯文，个性不羁，却总能激情满怀，敢拼能闯，甘苦与共，凭着一份执著和坚守，练就“十八般武艺”，书写自己的精彩。
　　一寸光阴一寸金。入伍八年来，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武警部队优秀教练员”、森林部队十佳“四会”政治教员。9月24日，他代表森林部队参加武警部队2016年度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评比竞赛，经过5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从来自武警部队的168名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荣膺武警部队优秀“四会”政治教员称号，创造了云南森林总队此类竞赛中历史最好成绩。
　　他，是百炼成钢的“武教头”；他，是政工舞台的“多面手”；他，更是功勋集体的“掌舵人”。
　　他，就是武警云南森林总队保山支队腾冲中队指导员欧阳运俞。

　　“可别抢了中队长的饭碗”
　　七月的骄阳还在炙烤着云岭高原，高黎贡山下，一场灭火实兵演练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是部队大兴“实战化”训练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实兵演练，上级首长现场督阵。
　　“中军帐”内，前指不断的给参演部队设置急情、难情、险情，视频传输系统实时回传画面，一时间，一线部队火药味十足。
　　“一班长，现在风向突变，大火向我部袭来，周围没有可避险区域，我决心集中采取穿越火线避险。”“三班长，你班迅速架设水泵阻击火头，配合一班避险行动。”欧阳运俞和中队长窦国辉沉着指挥，一次次化险为夷。
　　在场督阵的首长也不得不为这个指导员竖起大拇指，开玩笑地说：“欧阳，你可别抢了你中队长的饭碗啊”。
　　政工干部不懂军事，就像瘸腿的人走不快。欧阳运俞一次次在灭火实战中争取领军“资格证”。
　　在2014年保山“4.12”的灭火作战中，由于火场风向突变，大火顺势直逼重要目标，危急时刻，欧阳运俞带领10名战士担负阻击火头的任务，在崇山峻岭、高山密林的复杂环境与时间赛跑，官兵体能消耗极大，连一些平常体能素质突出的战士都有点吃不消。扑火归来后，他认真反思火场上暴露出的“训战脱节”的问题，如何缩短从“操场”到“火场”的距离，他先拿自己“开起了刀”，将原本的五公里越野、20公里负重行军等体能科目训练进行革新，距离虽然没有变，但其中包括了山地、丘陵、浓烟、火堆等因素，训练强度大大提高，但训练更贴近实战。

　　开训先训“武教头”，磨刀先磨“刀尖子”。2013年5月，武警森林部队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举办“森林部队军事教练员集训暨训练尖子比武活动”，作为总队金牌教练员，欧阳运俞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云南森林总队代表队的一员，在为期一周的比武竞赛中，他顽强拼搏、勇创佳绩，在4项比武课目中，课件制作、军事理论单课目成绩均进入前五名，武装越野、教学法单课目成绩均进入前十名，最后，他以均衡优异的综合成绩被评为森林部队优秀军事教练员，为总队赢得了荣誉。2014年10月，他代表森林部队接受了武警总部的军事教练员考核，并被评为武警部队优秀教练员。
　　已经走上了政工岗位的欧阳运俞常常说：“弄懂了悟透了，其实军事和政治是相通的。”

　　“指导员的课大家最爱听”
　　说起他的政工之路还要从当指导员的第一次政治教育课说起， 2014年6月，正当他还在基层部队训练场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去基层中队任副政治指导员代理指导员工作，而且还是武警部队标兵中队——腾冲森林中队。
　　“代理指导员？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军事干部能行么？”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瓶颈，取得成绩，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从来到基层那天起，他一直偏重军事业务，政治工作却他自身的最大短板，连到底什么是“政工”弄不明白。作为指导员给官兵上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也确实给这位身披荣誉、头顶光环的“武教头”泼了一盆冷水，虽然经过充分准备，任凭他在讲台上是处浑身解数、唾沫横飞，听课的战士却是强打精神、兴致全无。

　　面对新的工作环境，面对万般棘手的问题，欧阳运俞那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时刻提醒着自己，这个坎儿必须迈过去。
　　“解铃还须系铃人”，痛定思痛，他把解决这一问题的锦囊瞄准了上课睡觉的战士身上，找准了“病根子”，不愁没有“药方子”。他找来历年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的录像视频，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养分。他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伏案到深夜，含着石子练说话，对着镜子练姿态，他把每一个战士都当成金矿，仔细挖掘、细细打磨都成了他上课的活素材，把身边人、身边事融入课堂，力争把教育能送到战士的心坎儿里。
　　为了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他给自己定下了“四个不讲”：不讲言不由衷的假话，不讲冠冕堂皇的大话，不讲隔山打炮的空话，不讲空洞无物的废话。都说欧阳运俞的课讲得好，可他觉得，自己没什么讲课技巧，真诚永远大于技巧。
　　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90后、95后官兵追求平等化、个性化的欲望更为强烈。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放到这些“E时代战士”身上，明显感到捉襟见肘，经过反复摸索，欧阳运俞大胆将微信运用到工作中。
　　跟战士一起“抢红包”、“玩骰子”、点赞朋友圈、分享心灵鸡汤，虚拟世界里，没有了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拘谨，一时间，指导员微信人气不断飙升。如今，全中队90%的官兵都注册了微信，朋友圈也成了反应官兵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工作之余，他还自学了心理学、法学、哲学等课程，顺利取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这些“十八般武艺”都让这位“金牌”指导员的政工之路也越走越顺。

　　“标兵中队就需要这样的书记”
　　2014年10月，一纸命令把欧阳运俞接过了腾冲森林中队党支部书记的大旗。这可不是一般的中队，它连续5年被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连续7年被指挥部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曾被武警部队授予“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誉称号；被中共云南省委授予“云岭绿色卫士中队”荣誉称号；中队党支部先后8次被总队、3次被指挥部、1次被武警总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面对着一个个响当当的荣誉，“决不能让腾冲中队这把钢刀在我手里卷了刃” 成了他来当指导员第一天立下的“军令状”。
　　被徐霞客誉为“极边第一城”的腾冲，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既是滇缅抗战的前沿阵地，也是毛主席哲学顾问艾思奇的故乡。欧阳运俞到了腾冲中队后，看着这些难得的教育资源，挠挠脑袋琢磨了起来。半年不到，一桌丰盛的“大餐”就摆上了战士的“餐桌”。

　　他注重发挥滇西抗战历史的特殊育人功能，组织官兵到戴安澜将军纪念馆、李根源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抗战故事；到滇西抗战纪念馆学习滇西抗战历史，重温老前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开展“踏寻战将足迹，重访战斗历程”活动，激励官兵工作不怕苦、训练不怕累、任务不怕死，砥砺官兵血性胆气。
　　在腾冲中队当兵的战士都有压箱底的“四件宝”——人手一本《大众哲学》，引导官兵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帮助官兵辩证地看待学习训练中遇到的进步和挫折；人手一本“强军字帖”，让官兵每天在学习传统文化中提高自身修养；人手一本“我有我观点”心得体会记录本，引导官兵将每次看新闻、读好书、观电影中的所思所悟所感及时记录并交流分享，帮助官兵在兵教兵中受启发；人手一根竹笛，陶冶官兵思想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2015年初，为每名战士购置的竹笛配发到位，可很多没有接触过的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对乐器也一窍不通的他二话没说，买来教材，勤学苦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用陶笛、竹笛和口琴进行演奏，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战士们的点赞，中队也相继组建了笛子、打击乐等文化特色队，并在总队组织的文化活动网上评比中夺得第二名。
　　《解放军画报》社记者部主任岱天荣曾到中队采访，对中队正规的秩序、严整的警容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感到十分惊讶，感慨地说：“想不到在边境线上竟有如此正规的基层连队”。作为腾冲森林中队党支部书记的欧阳运俞，也用一个个工作实绩，带领官兵续写着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核心提示：从追悼会回来，主席很悲伤，几天没有休息好。接着就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两次休克。

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留影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09期，作者：陈长江，原题：陈毅元帅追悼会释放的信号

陈长江， 1950年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1951年开始进入中南海，历任警卫员、分队长、区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师职参谋等。保卫毛主席27年，是建国后历时最久的警卫队长。多次领命回农村调查，有时直接汇报，受到毛主席表扬：你忠诚、老实，反映情况可靠。离休后著有《毛泽东最后十年》。

1972年1月8日，在我的记忆中尤为深刻。那天下午，我正在中南海游泳池值班，忽然接到通知：主席要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立即出发。我们都很吃惊。

之前，我得知陈老总在医院病逝，觉得很意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年纪并不是很大，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性格豪爽、开朗。他的突然去世，使大家感到很悲痛。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曾多次见过陈毅来主席处。陈老总不仅是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也是在诗词上能和主席唱和的诗友，这在众多的老帅、将军中是为数不多的。主席对陈老总的功绩、对他的忠诚和才干非常看重，在不少的场合称赞过他的高尚品格。

记得我和主席的第一次谈话，他就提到了陈毅。那是1952年4月的一个上午，大约10点左右。毛主席工作了一个通宵出来散步，看见了我。不知道是初见觉得新奇，还是我的哪些特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我走来。

“你是哪里人？”毛主席在我面前停下，微笑着问。“我是……”我刚开口，话还没有说出来，毛主席摆一摆手，示意我不要往下说了。他说：“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主席面带喜色地向我一笑说：“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人，对吧？”

“是的。”我惊异于主席的听力和判断力，忙说：“我是海安人。”

“噢。”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你们那个地方，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打过不少的仗啊。解放战争开始时，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歼敌五万，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主席稍作停顿，又说：“陈毅同志和黄桥的顽固派，有打有拉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啊，你知道吗？”“黄桥的烧饼很有名，它支援了我们的人民军队，黄桥人民是有功的。”

1972，毛主席的精神状态难以捉摸

陈毅元帅去世时，我们得知追悼会有很多限制，要搞小规模的、低规格的，政治局委员一般可以不参加；加之很久以来，主席一直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八宝山，几乎从未去过，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做任何去八宝山参加这类活动的准备。现在突然提出要去，这使我们有点措手不及，非常紧张，况且预定的追悼会时间就要到了。

我马上报告了周总理办公室。之后立即调来了主席外出所需的大小车辆，通知随卫分队迅速做好出发的准备。我还特别关照随卫的队员们，每人都要带上长、短枪和足够的弹药，在随行的一辆面包车上待命。“文革”这些年，我也有了经验。不管怎么说“形势一片大好”，也要随时提高警惕，并且林彪事件也使我们更加警觉了。因而我们的警卫部队在各个方面均有较充分的准备，有几种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想到前面，做到前面，如此才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