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以后，就在蒙古草原上逐渐形成了以阿史那氏族为核心的突厥族。受突厥汗国统治的回纥部落与突厥政权为敌近二百年，回纥不是突厥族的成员。公元744年回纥在唐朝支持下灭亡了突厥汗国之后，回纥汗国境内的诸部落逐渐团聚形成了回纥族，此后突厥族就逐渐消散了。回纥与突厥是不同的两个古代民族。当代世界约三十个突厥语族民族与古代的突厥在文化、体质特征上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个民族。土耳其在历史上与维吾尔族没有联系，它们从来不是同一个民族。

关键词：维吾尔；突厥；土耳其；关系

作者：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三期（总第90期）。

说明：1.原文有大量注释，此处省略，如有需要参见期刊纸质版或知网电子版；2.若转载此内容，请注明出处（版权归《西北民族研究》杂志社所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的鞑靼人和土耳其社会中出现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思潮，宣称世界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数十个民族都是一个突厥族，应该以土耳其为核心联合起来，部分人还主张建立一个跨国的突厥国家，甚至有人希图借此恢复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虽然这种主张既是违反历史事实，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自那以后，该思潮一直在土耳其部分人中传承至今。20世纪30年代以后，该思潮传入我国新疆，虽然一直没有广泛的市场，却在少数人中如一股暗流，不绝如缕地传播着，并被一些人作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煽动分裂的思想工具。

历史上这些突厥语族民族形成的历史以及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目前国内的著作和教科书对此缺少一个清晰的梳理，不能使泛突厥主义的流毒得到有效的澄清。以下，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文献研究，简要梳理一下历史，说明历史上的维吾尔（回纥）、突厥与土耳其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公元4 至5 世纪以后出现的突厥和回纥部落都源自北狄。根据古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文献，甚至更早的考古材料可知，早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的史前时期，狄人是分散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原始部落。

（一）狄人是分散于西北的众多部落

在商周时期，商周王朝的核心部分是由王室分封的同姓诸侯国或远近支系的方国组成的，被称为华夏。与华夏之国交错杂居的或在华夏周边的还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和集团，其中在中原地区的大部分也接受商周王朝管辖，少部分比较偏远的则或叛或服。在整个商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和周代初期（公元前11世纪），中国北方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部落在汉文史书中被通称为“狄”或“北狄”。狄人原居于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人口的繁衍和经济的发展，促使他们不断向东、向南开拓更多的草场。到了夏商时期，他们的游牧地域已遍布中原北部各地，在今山西、河北、陕西北部都有他们的足迹，与华夏诸部错杂而居，关系密切。《国语·郑语》记载周代初年洛阳成周四方小国和部落的分布情况说：“当成周者（即洛阳周边），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隗；……是非王之支子母第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其中的狄、隗就是狄人的部落。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以及后世的考古材料都证明，当时的狄人部落大多集中活动于中原北部。他们的人种或外貌特点与华夏族相似。他们“披发左衽”，食“血气不治”的半生的肉。与华夏族相比，他们的礼仪制度十分简单，因此被周襄王贬称为“冒没轻搀，贪而不让”。在商周时期，狄人是个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狩猎的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结庐帐于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史称：“北狄无国都处所，俗逐水草，无城郭富室。”《礼记·王制篇》载：“北方曰狄，衣羽毛，有不粒食者矣。”

在先秦及两汉时期，狄人又被称为“丁零”、“丁灵”或“狄历”。到了公元3 世纪以后，又相继被称为“敕勒”和“铁勒”。

（二）狄人与华夏关系密切

狄人与华夏诸部毗邻而居，双方的关系十分密切。有的先秦文献甚至认为狄人与华夏族同祖。《山海经》称：“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已无从查证了，但狄人与华夏族在人种、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有大量考古材料可以为证。另外，与狄人以鸟为图腾的观念近似，我国古代的殷人、秦人中都有祖先由鸟而生的神话。这也暗示出早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他们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联系。到了商周时期，双方通婚的例子更是史不绝书。狄人与华夏虽然语言不同，交往时需要“舌人”居间译语，但由于长期交往，双方在语言上有联系密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古突厥语与古汉语中音义相近或相同的词在1000组以上。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北方草原文化遗址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以青铜铸造的各类典型器物，所以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经过多方研究和考证，早期阶段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为狄人的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春秋末期一直以鄂尔多斯和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地区为主。狄人与华夏族的密切交往，使他们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狄人遗址中，经常伴有商式器物出土。在狄人的青铜器、陶器等出土物上，明显地表现出类似中原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很多器物显然就是中原器物的仿制品。到了两汉时期，双方文化的交融更为明显，在狄人遗址的出土物上，已经很难分辨出与中原器物的区别。

狄人与商周王朝的关系不仅有和平交往的一面，史书中也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战争。

狄人的原始居地在鄂尔多斯地区。到了商代，狄人已遍及中原北部各地，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即赤狄、白狄和长狄。其中的长狄部落甚至已进入今河南安阳一带，形成了与华夏诸部错杂混居的局面。狄人向东、南方推进的势头，与向北方扩张的商、周王朝的力量遭遇，于是双方进行了多年的战争。

商王朝对鬼方（狄人）的进攻，规模较大的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商高宗武丁时期，《易·既济》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强大的商王朝竟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取得战争的胜利。经过这场战争，遏止住了狄人在山西、河北地区南进的势头，但是狄人自陕北向关中地区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这样，就与居于关中地区的周族发生了激烈冲突。

当时周族居于陕西的豳（今旬邑西），酋长为古公亶父。与周族为邻的狄人部落不断向他们进攻。《毛诗故训传》说：“古公处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去之，逾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古公被迫将豳放弃而迁至岐山下的周原，部落逐渐壮大起来。古公死，季历立，适值商王武乙在位。季历在商王支持下，开始对狄人转为反攻。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这次战争规模很大，俘获鬼方的人员，仅王一级的就有20人。

周朝建立后，疆域进一步扩大。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初灭国99个，降服方国652个。周的首都在关中地区，距狄人聚居的鄂尔多斯较近，狄人就成了周朝用兵的重点。周朝初期就发动了对狄人的征讨，规模比商代更大，给狄人以沉重打击。于是，西北地区狄人南进的势头被阻止。为了生存和发展，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狄人主力开始向东南和北两个方向迁徙。

向东南的一支（白狄）分布于河北、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当春秋时期，西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争霸于中原时，这支白狄也乘机南下进入华北大平原，并曾在今河北一带建立了强大的狄人国家——中山国。中山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参与中原的争霸活动。中山国灭亡后，这些狄人逐渐融合进了华夏族之中。

北迁的狄人一部分以内蒙古阴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后来构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主要是赤狄中的一支）一直向北，越过戈壁，进入了漠北大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

（四）北迁狄人即丁零与铁勒

在狄人的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中，赤狄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在公元前11世纪赤狄大规模北迁以前，南西伯利亚的人口非常稀少，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北迁的狄人主要分布于贝加尔湖与鄂毕河之间（以后又向西发展），他们很快与当地原土著居民融合。由于狄人是一个具有相同语言、文化的族体，因此，他们的迁入，改变了当地原来各不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的面貌，使整个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出现了罕见的一致性。汉文史书中称他们为“丁零”。这些迁入南西伯利亚的丁零人与分布于蒙古草原南部和中原北部地区的同族人从此就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们区别日益明显并逐渐分化为完全不同的民族，南部的是以匈奴为首的各部落集团，北部的则是丁零与铁勒。

（五）突厥回纥分属于东西两个丁零人集团

南西伯利亚地区地形十分复杂，海拔从200米升至4500米，各地的气候也差异悬殊。按气候的特征，基本上可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即西部的萨彦岭—阿尔泰山区，东部的贝加尔湖沿岸和外贝加尔区。总的特点是越往东，大陆性气候就越显著，这表现为越往东越寒冷、干燥。随着气候的差异，特别是大陆性气候往东逐渐增强和降水量逐渐减少，植被性质也发生很大变化。西部是茂密的冷杉、西伯利亚松和云杉松，东部变为稀树林性质的落叶松。植被越往东去，高草本植物的亚高山草甸便出现得越少，它们已被逐渐更替为茂密的低矮灌木丛或者藓类——地衣高山冻原。

东、西部之间自然地理的差异，使得西部的丁零人“颇为艺植”，有很多部落都兼营农耕或以农耕为主，而东部的丁零人则基本上以狩猎、采摘和游牧为生。东部和西部丁零的差异日益明显，到后来，就发展成相对独立的两个集团。后来的回纥部就出自东丁零，而阿史那氏的突厥部和葛逻禄等部则出自西丁零。

西部的丁零主要集中于鄂毕河上游的库兹涅茨盆地、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山区，东部的丁零部落主要活动于贝加尔湖周围及贝加尔湖以南的大河流域。虽然所有的丁零人都说突厥语，但由于东西之间方言的差异，一些部落之间甚至出现了“语不相通”的情况。

（六）突厥的兴起与灭亡

公元3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铁勒人分为很多互不统属的部落，他们曾相继受蒙古草原上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汗国的统治。到了公元6世纪，西部铁勒中的阿史那氏族强盛起来，他们从准噶尔盆地向东攻入蒙古草原，并联合其他铁勒部落，于公元552年消灭了统治蒙古草原的柔然汗国，建立了以阿史那氏族为统治者的突厥汗国。从此以后，“突厥”（türk）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突厥汗国最强盛时，疆域广大，东起兴安岭，西至中亚锡尔河以北今哈萨克草原，南到阴山。突厥汗国疆域内包含了众多的部落、部落集团和民族。汗国实行奴隶制，阿史那氏族的人被分派到各附属部落和民族中担任头领，实行统治。因此，突厥文《苾伽可汗碑》中称：

吾人东徙突厥人民于兴安岭之外而整顿之（即统治之）；西徙突厥人民于康居泰曼而整顿之。此时，为奴者亦有奴，为婢者亦有婢。其弟不识其兄，其子不识其父。吾人所取得所整理的国家与法度如此。

这些部落、部落集团和民族被征服后，被突厥阿史那氏族称为“黑民”（Kara budun）,征收繁重的赋税和兵役，一有反抗就残酷镇压。因此，各部落对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统治者十分仇恨。史称：

（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后。……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隋朝（581~618）以前，中原处于分裂状态，突厥骑兵不断南下，中原北部的北周、北齐都向突厥称臣进贡。隋朝建立后，中原得到了统一，隋朝国力强盛，突厥遂逐渐归附，并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突厥活动于蒙古草原，西突厥游牧于准噶尔盆地和中亚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草原东部。隋朝灭亡后，突厥汗国又一度与唐朝为敌。唐朝于公元630年灭亡了东突厥汗国，于公元657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并在蒙古草原设立了燕然都护府，在今新疆、中亚地区分别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等军政机构，派官兵驻守和管理，突厥各部落和突厥控制的地域遂大部分归入唐朝的版图。以后突厥部曾一度在蒙古草原恢复其汗国，称为后突厥汗国，但不久，唐朝联合游牧于今外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部落联盟(即维吾尔之先民)于公元744年将后突厥汗国灭亡。

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个以阿史那氏族为核心的突厥族也就逐渐消散了。但“突厥”一词一直被语言学、历史学所使用，而且常出现语义含混不清的情况。

“突厥”作为一个族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语义。狭义的突厥族是指公元6至8世纪建立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和与之有近支关系的各氏族和部落，如阿史德氏族等，在突厥碑铭中统称为“兰突厥”（意为天上之突厥）。他们建立并统治着突厥汗国，在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政权之后，东、西突厥的统治阶层仍然都是阿史那氏。在突厥汗国时期，回纥（维吾尔）部一直与阿史那氏的突厥统治为敌，回纥从来不被认为是突厥族。

广义的突厥则包括了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境内那些受“兰突厥”统治的众多铁勒部落，他们在突厥碑铭中被称为“黑民”。他们都使用自己本部落的名称，并不自称“突厥”。只是中原汉文献中有时将突厥汗国境内的各部统称为“突厥”。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外蒙古草原上回纥汗国境内的各部落大多自称“回纥”，成为古代回纥（维吾尔）族的一部分。以原阿史那氏族为首的突厥部落受回纥挤压，大部分南迁到内蒙古，以后又逐渐南下融入汉族之中。原西突厥汗国境内的各铁勒部落则继续使用自己本部落的名称，其中比较有名的如葛逻禄、拔悉密、突骑施、黠戛斯（柯尔克孜人祖先）等部落。他们从未自称“突厥”，只是因为曾受西突厥统治，又是同操突厥语的游牧人，所以中亚和西亚一些民族的文献中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

公元744年突厥汗国灭亡而回纥建国以后，回纥与突厥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11 世纪。在公元11世纪出版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作者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自称突厥,并很明确地称回纥（维吾尔）为敌人。例如书中的诗歌写道：

可见，直到公元11 世纪，回纥与突厥还是被明确地认为是不同的民族。

二、古代突厥与当代突厥语族语言各民族的关系

公元744年，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灭亡以后，东突厥各部落或南下逐渐融入中原汉族之中，或西迁中亚，还有一部分留在蒙古草原融入回纥之中，西突厥各部落则继续在今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和中亚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草原一带游牧。他们又逐步南下征服了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农业区，逐渐改变了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原来的民族和文化面貌。以后有的突厥部落还继续西徙，沿咸海、里海、高加索一路西迁，最远的到达了小亚细亚半岛（即今土耳其）。在突厥人到达中亚和西亚的小亚细亚以前，当地的居民基本上是一些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外貌特征也是以白种人特点为主，如古代粟特人、塞种人、吐火罗人、古伊朗人等。他们与操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外貌特征为蒙古人种（黄种人）特点的突厥人有很明显的差别。突厥西迁，每到一处，就征服当地的民族和政权，并强迫他们改说突厥语。这样，突厥人在各被征服之地分别与当地原土著民族通婚，经过数百年文化与血统的融合，在中亚向西一直到今土耳其这一线就逐渐形成了多个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些民族从人种特点上看多为混血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混血），操突厥语族语言（不同的突厥语族语言之间还是有差别），生活习俗则融合了不同地方与民族的特点。所以今天这些民族的特点与原游牧突厥人不同，他们也与原土著人操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已不是古代的突厥，各民族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相同之处主要是同操突厥语族语言。这样的民族有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塔塔尔、阿塞拜疆、楚瓦什、雅库特、土耳其等共三十个左右。

三、维吾尔族是如何形成的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主要是由原蒙古草原上游牧的维吾尔（古称“回纥”）部落于公元840年西迁以后，和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上的原土著农耕居民汇合后逐渐融合而成的。他们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融合的过程包括了消灭原住民政权的维吾尔语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延续了二百多年），又包括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过程（这个过程延续了近五百年）。公元1513年，当塔里木盆地最东端的绿洲——哈密——被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叶尔羌汗国攻占并伊斯兰教化之后，整个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的融合过程就基本完成，现代意义的维吾尔族也就形成了。

（一）回纥（维吾尔）的来源

今天的“维吾尔 ”与古代的“回纥”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的突厥语名称——“Uyghur”——的不同音译。

古代的回纥是今外蒙古北部（今贝加尔湖之南的色楞格河畔）的一个游牧部落。公元552年，蒙古草原上的阿史那部统一了草原，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不久，回纥被突厥汗国征服，成为突厥汗国内一个附属部落。除回纥部之外，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也都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突厥汗国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对草原上各部落的统治十分残暴，“世行暴虐，家法残忍”，遂遭到各部落的反抗。在反抗突厥汗国的战斗中，回纥部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游牧部落，又得到唐朝的支持，遂日益壮大起来。

公元744年，唐朝联合回纥和其他铁勒部，消灭了突厥汗国。当时在蒙古草原上的诸多铁勒部落中，回纥就成了最强大的部落。

突厥灭亡后，回纥首领马上遣使长安请求册封。公元745年，唐玄宗册封他为可汗。在得到唐朝认可后，回纥遂成为漠北霸主。它兼并了草原上其他游牧部落，建立了回纥汗国，其疆域大体上相当于今外蒙古。

以药罗葛氏族为核心的回纥汗国建立后，不仅“回纥”从一个部落名称成为汗国的名称，而且外蒙古草原上的各铁勒部落逐渐团聚成了一个以“回纥”为名的古代民族，其标志是各部落对外不再使用本部落的名称而统称“回纥”。

此后，历代回纥可汗都向唐朝称臣，接受唐朝的册封，回纥汗国始终作为唐朝的属国而存在。回纥还多次受唐朝调遣，派骑兵帮助唐朝平息国内的叛乱，并多年与唐朝联合对抗吐蕃。双方的贸易，特别是马绢贸易，也十分活跃。纵观匈奴以后一千余年的蒙古草原历史，回纥汗国是与中原王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北方草原政权。为此，唐朝曾相继将宁国、咸安、太和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这是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和亲公主中，仅有的三位皇帝亲生女儿。

（三）回纥的人口与种族特征

关于当年的蒙古草原回纥汗国的人口，据考证在40万~60万之间，很有可能为50万左右。

关于回纥人的种族特征，中外学界一般公认，回纥人属于蒙古人种。与回纥人同种族的突厥人的外貌特征，中外史书中都有较明确的记述。11 世纪的波斯人乌特比称突厥人“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少胡须”。另一位波斯人加尔迪齐也说，“他们的胡须疏疏落落”。唐代的汉文史料也表明，当时的突厥、回纥人与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原住居民——白种的胡人——在外貌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当代的土耳其学者也指出：“古代的突厥人是蒙古种——黄色人种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国北部。”

（四）回纥人的语言文字

回纥人操突厥语。在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和南西伯利亚，凡属于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联合体的部落都操突厥语，只是在不同地区和集团间有方言的差别。在语言学上，把这种语言称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

回纥与其他操突厥语的部落一样，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突厥文。由于这种文字与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外形相似，所以有人称之为“突厥卢尼文”。现在发现最早的突厥文属于公元6世纪初。在漠北回纥汗国的后期，他们又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文字——回鹘文。

（五）回纥汗国的崩溃与西迁

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在外敌黠戛斯的进攻和内乱中崩溃。此后，大部分回纥人从蒙古草原上四散迁走，继续留在漠北草原上的回纥人则融入了此后不久迁来的蒙古人之中。

迁离的回纥人分为数支，在各部首领的统帅下撤离了漠北，分别向南、向西奔去。南迁的回纥人约十万进入内蒙古和中原，以后就逐渐融入中原汉人之中。西迁的回纥分为两支。一支到达今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以后与当地的蒙古等民族融合，就是今天的裕固族。裕固族中的大姓——杨姓——就是当年回纥可汗药罗葛氏的汉文谐音。另一支西迁到了今新疆，并逐渐征服了南疆各绿洲上的土著人政权，在当地定居下来。

（六）回纥与南疆土著人的融合

在公元840年以前，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原居住着多种民族，其中有塞种人、羌人、汉人等，但没有突厥人和维吾尔人。这些居民操各种语言，但没有维吾尔语。在外貌特征上，除了汉人与羌人之外，他们多有“高鼻深目”的白种人特点，而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即古代维吾尔人）则属于“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的蒙古人种特点。回纥人自公元840年西迁到新疆南部以后，尽管他们的人口应远远少于当地土著的绿洲农耕民族，但他们有更强的武力。经过一百多年的征战，一个一个地攻占了当地原土著人盘踞的绿洲，到公元1006年将最后一个土著人的王国——于阗国——消灭，控制了全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原来主要操印欧语系的语言——古代和田语和焉耆语，也有人操汉语、古代羌语等语言。在当地人的政权被消灭以后，他们的语言文字也被逐渐消灭，他们被迫改说维吾尔语。所以，公元1006年以后，当塔里木盆地最后一个原住民的政权——于阗国——被回纥人消灭以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逐渐实现了维吾尔语化（或称突厥语化）。又经过相互的通婚，维吾尔人遂逐渐与当地的原土著居民在语言和血统上融为一体。但此时东部和西部居民在宗教信仰上互相敌视，东部居民信仰佛教，西部居民则自公元10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东西部各组建了不同的政权，相互争斗延续了500 年之久。公元1513年，西部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叶尔羌汗国征服了塔里木盆地最东部的绿洲——哈密，从此以后，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在宗教信仰、语言、风俗和血缘上的融合完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

今天的维吾尔族，尽管继承了回纥人的语言，但已经不再是一个马上民族，也不再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的外貌。实际上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它较多继承了塔里木盆地原土著农耕民族的特点，因此，尽管它的历史是古老的，尽管它仍沿用“回纥（维吾尔）”这一古老的族名，但它确实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四、突厥与土耳其的关系

今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在古代属于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今伊斯坦布尔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小亚细亚是一个以印欧人种（白种人）的居民为主的地区，其语言文字也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希腊文和拉丁文（通行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的拜占庭文）。公元8~9 世纪，突厥汗国灭亡之后，游牧于蒙古草原的突厥语部落大规模西迁，逐渐进入中亚。到达中亚的一些突厥语部落以后又继续向西迁徙，其中一个称为奥斯曼的突厥部落就迁到了小亚细亚。这个部落以后征服了小亚细亚全境，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就是今土耳其的前身。

奥斯曼土耳其（又称奥斯曼突厥）原是一个居于中亚地区的游牧突厥部落，出自西突厥。公元12世纪，奥斯曼突厥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并在当地定居下来。13世纪，奥斯曼突厥部落在小亚细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国。作为游牧人的后裔，他们能征善战，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不久消灭了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突厥征服小亚细亚以后，强迫当地居民改说突厥语，并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就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所以说土耳其人的外貌表现出东西混血的特点。到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已经占有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到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非洲北部、欧洲东部和整个伊朗，地跨欧亚非三洲。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逐渐解体，各被占领区纷纷独立。1923年，封建君主制的奥斯曼帝国彻底瓦解，土耳其成立共和国。

新疆古称“西域”，意为中国的西部疆域，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乌垒（今巴州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自此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有56个民族成分，截至目前，全区常住人口2500余万（含兵团常住人口32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9.84%，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6.11%。新疆辖有14个地（州、市），下辖105个县（市、区）、1059个乡镇（街道）、11965个村（社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14个师、9个市、11个建制镇、149个团场、1872个连队（村）。

新疆是祖国一片神奇而辽阔的疆域。地位重要关乎全局，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新疆局势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积辽阔边境线长，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6，东西最长2000公里、南北最宽1650公里，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5700多公里，约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4，是我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地形独特地貌多样，总的轮廓是“三山夹两盆”，北面是阿尔泰山，南面是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是塔里木盆地；全疆雪山、冰川、草原、绿洲、沙漠、戈壁并存，有中国最大的全封闭性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面积53万平方公里，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长2100公里，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水域面积992平方公里。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矿产资源种类全、储量大，已发现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1%，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5种，石油预测资源量209.2亿吨、天然气预测资源量11万亿立方米、煤炭预测储量2.19万亿吨，分别占全国储量的30%、34%、40%；水资源总量953.12亿立方米、居全国前列，但分布极不平衡，冰川储量21349亿立方米，占全国的50%，有“固体水库”之称；可直接利用土地面积10亿亩、占全国农林牧宜用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人均耕地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天然草原面积7.2亿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年日照时间平均2600—3400小时、居全国第二位；年风能理论蕴藏量为3万亿千瓦小时，拥有亚洲最大的达坂城风力发电厂。环境优美风景如画，以雄伟高山、辽阔草原、浩瀚沙漠、美丽绿洲、茂密森林、幽深湖泊、纵深河流、神奇冰川为代表，天山天池、喀纳斯、吐鲁番葡萄沟、那拉提、可可托海等自然景观引人入胜，交河故城、楼兰遗址、克孜尔千佛洞等蜚声中外，新疆自古还享有瓜果之乡、金玉之邦和地毯丝绸王国的美誉。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同时，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潜力巨大。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忠诚坚定、敢于担当，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保稳定、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新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央支持和全国对口援疆力度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推进“1+3”重点工作，夺取了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扎实推进了脱贫攻坚，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迈进。今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12.80亿元、同比增长3.3%；城镇新增就业33.9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5.5%，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56.5万人次、完成全年目标的9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7.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0%、28.6%；施工项目同比增长37.6%，其中新开工项目增长54.5%、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49.4%；发电量、用电量、外送电量分别增长12.2%、5.3%、46.9%；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始发中欧班列开行410列；落实执行招商引资区外项目3028个，到位资金1638.62亿元、同比增长35.71%；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上半年，兵团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4%，发展势头良好。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坚决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不断开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局面，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国内与西藏、青海、甘肃3个省区相邻，周边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陆地国界线5742.1公里，约占全国陆地国界线的四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交界邻国最多、陆地国界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共同开发、建设、保卫祖国的疆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推动着历史文明进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西汉政权与西域各城邦建立了联系。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清乾隆后期改称西域为新疆，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省。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首府设在乌鲁木齐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共 同书写了稳疆、建疆、兴疆的辉煌篇章。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至19世纪末，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目前，新疆有56个民族成份。截至2018年末，新疆常住人口2486.7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66.01万人，城镇化率达50.91%。全区辖有14个地级行政单位，其中包括5个自治州、5个地区和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吐鲁番、哈密4个地级市；有68个县、24个县级市、13个市辖区，其中包括6个自治县、9个自治区直辖县级市、34个边境县（市）；有875个乡镇、200个街道，其中包括 42个民族乡；有9078个行政村、2715个社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辖14个师，9个市，11个建制镇，149个团场，总人口310.56万人。

新疆地貌可以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北面是阿尔泰山，南面是昆仑山，天山横贯中部，把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分，习惯称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位于南疆的塔里木盆地面积52.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贯穿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位于北疆的准噶尔盆地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在天山的东部和西部，还有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盆地和被誉为"塞外江南"的伊犁谷地。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陆地最低点。新疆水域面积7400平方公里，其中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片片绿洲分布于盆地边缘和干旱河谷平原区，现有绿洲面积14.3万平方公里，占新疆国土总面积的8.7%，其中天然绿洲面积8.1万平方公里，占绿洲总面积的56.6%。湿地总面积394.82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位，占新疆国土面积的2.4%。全区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14个，保护区总面积约为1968万公顷，占全区面积的11.82%。有国家湿地公园51处，总面积94.18万公顷。

新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年均降水量154.8毫米。境内山脉融雪形成大小河流570多条。冰川储量2.13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42.7％，有"固体水库"之称。水资源总量832亿立方米，居全国前列，但单位面积产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新疆土地资源丰富，现有耕地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7.2亿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新疆全年日照时间平均小时，居全国第二位，为特色优势农产品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新疆矿产种类全、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截至2018年底发现的矿产有142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2.08%。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3种，居前五位的有56种，居前十位的有77种。煤炭累计探明资源储量4506.09亿吨，石油累计探明地质储量61.57亿吨，天然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2.73万亿立方米。据全疆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新疆石油预测资源量230亿吨，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预测资源量16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预测资源量2.19万亿吨，占全国预测储量的40%。铁、铜、金、铬、镍、稀有金属、盐类矿产、建材非金属等蕴藏丰富。

新疆生物资源种类繁多、物种独特。野生脊椎动物近700余种，占全国的11%。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16种，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蒙古野马、藏野驴、藏羚羊、雪豹等国际濒危野生动物。野生植物达4000余种，麻黄、罗布麻、甘草、贝母、党参、肉苁蓉、雪莲、枸杞等分布广泛，品质优良。新疆特色林果品种多样，其中优良品种190余个，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香梨、哈密瓜、阿克苏苹果以及遍布南疆的红枣、核桃、杏、石榴、新梅、无花果、巴旦木、枸杞、沙棘等名优特产享誉国内外，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

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自然景观神奇独特，著名的景区有高山湖泊——天山天池、人间仙境——喀纳斯、绿色长廊——吐鲁番葡萄沟、空中草原——那拉提、地质奇观——可可托海以及喀什泽普金胡杨景区、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等。2013年，中国"新疆天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5000多公里古"丝绸之路"的南、北、中三条干线上，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人文景观，其中交河故城、楼兰古城遗址、克孜尔千佛洞等享誉中外。民族风情浓郁，各民族在文化艺术、体育、服饰、饮食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美称，维吾尔族的赛乃姆、刀郎舞，塔吉克族的鹰舞，蒙古族的沙吾尔登舞等民族舞蹈绚丽多姿。截至2018年底，全区有国家5A级景区12个，4A级景区79家，3A级景区132家。喀什市、吐鲁番市、伊宁市、特克斯县、库车县等5个城市（县城）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个村镇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17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2个。

新疆具有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新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全区经国务院批准开放的边境陆路口岸 15个、航空口岸3个，是全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的省区之一。其中，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是集铁路、公路、管输三位一体的对外开放口岸。目前，全区有乌鲁木齐、石河子、库尔勒、奎屯——独山子、准东、甘泉堡、五家渠、阿拉尔、库车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伊宁、塔城、博乐、吉木乃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乌鲁木齐、阿拉山口、喀什3个综合保税区。2012年正式封关运营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也是世界上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设立的喀什、霍尔果斯2个经济开发区，已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2018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200.1亿美元，其中出口164.19 亿美元、进口35.91亿美元。

新疆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截至2018年末，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18.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803公里，所有地（州、市）实现高速公路连接，在全区105个县市区中72个已通高速或一级公路，103个已通二级及以上公路。农村公路总里程12.87万公里（不含兵团），建制村道路通达率达到99.74%，通畅率达到99.23%。铁路营业里程达5959公里，建成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疆、衔接内地、沟通欧亚的铁路运输干线，2014年开通乌鲁木齐—兰州高速铁路。全区运营机场21个，开通国际国内航线254条，与16个国家、25个国际（地区）城市、78个国内城市通航。疆内支线机场间互飞航线40条，11个支线机场实现了与内地通航，直飞内地城市航线46条。全区已建成水库524座，其中：大型水库19座，中型水库106座；已建成干、支、斗三级渠道6万余条，总长13万余公里，综合防渗率52.23%，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46。种植业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778万亩。2018年全区火电、水电、风电、光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分别达到5377.2万千瓦（2570亿千瓦时）、701.6万千瓦（246亿千瓦时）、1920.6万千瓦（340亿千瓦时）、978.2万千瓦（127亿千瓦时），已形成"内供三环网，外送四通道"网架结构（"内供三环网"：750千伏环天山西段大环网、环天山东段大环网、环乌昌核心区小环网;"外送四通道"：750千伏哈密至敦煌交流通道、750千伏烟墩至沙洲交流通道、±800千伏哈密至郑州特高压直流通道、±1100千伏昌吉至古泉特高压直流通道）。城市（县城）天然气普及率约97%，城市（县城）供暖煤改气工程取得显著成效，电采暖工程稳步推进。2018年，原油产量2647万吨，原油加工量2350万吨，天然气产量322亿立方米。城镇市政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城镇（城市、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约98%，污水处理率约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约78%。现有阿克苏市和石河子市2个国家森林城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五家渠市等34个国家园林城市（县城）。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市、奎屯市、富蕴县等9个城市（县城）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新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管理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和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报纸、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新疆广播电视台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4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3种少数民族语言电视节目。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光大，翻译、出版了濒于失传的《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整理出版了包括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多种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年10月以来，全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常态化推进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全区112万多干部职工与169万多户基层群众结对认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目前，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原则，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和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保护，宗教团体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以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发行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得到满足。持续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有效遏制了宗 教极端思想的滋生蔓延。

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自1997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和19个援疆省市向新疆累计选派了9批15975名援疆干部，在科技援疆、文化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医疗援疆、扶贫援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4月，中央决定实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确定由我国东中部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开启了新一轮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人才等全方位对口援疆。截至2018年底，19个对口援疆省市共实施援疆项目10566个（不含兵团）拨付援助资金1035亿元，80%以上用于民生建设；累计引进落实经济合作项目13362个，引进资金17988.45亿元。对口援疆项目和经济合作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就业，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使新疆各族群众享受到了援疆项目带来的实惠，真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2018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决按照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工作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区呈现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良好局面。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坚定不移聚焦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坚决打好反恐维稳"组合拳"，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新疆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99.08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92.09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4922.97亿元，增长4.2%；第三产业增加值5584.02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9475元，比上年增长4.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1.46亿元，比上年增长4.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985.57亿元，增长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6.97亿元，比上年增长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764元、11975元，比上年分别增长6.5%、8.4%。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预期成效，实现了各级政府零违规举债，建立金融风险预警防控和处置工作机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南疆四地州脱贫攻坚迈出坚实步伐，全区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34.11亿元，实现了53.7万人脱贫、513个贫困村退出、3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6.1%。蓝天、碧水、净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场标志性战役全面展开，严格执行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绿色发展呈现可喜局面。

——三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临空经济区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中欧班列——新疆西行货运班列开行1002列，增长41.1%，运输货物173万吨。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突出稳粮、优棉、促畜、强果、兴特色，全区特色林果产量1165.83万吨（不含果用瓜）；粮食产量1504.23万吨，实现"区内平衡，略有盈余"；棉花产量511.09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3.8%。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以垃圾治理、污水治理、改善村容村貌和改厨、改厕、改床为重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道路、厕所、卫生所、供电、学校、住房、饮水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得到有力改善。着力推动旅游业大发展，编制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出台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全域旅游和"旅游+"，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2018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5024.89万人次，增长40.1%，旅游综合消费实现2579.71亿元，增长41.6%。

——改革开放成效显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煤炭、电力、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实现存量调整、增量优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现。"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成功举办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教育、扶贫、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惠民工作取得新成效。提前两年实现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覆盖，实现南疆四地州城乡一体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职业技术培训全覆盖。落实全民免费健康体检，初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实现农村户籍患者在地州市区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城镇新增就业47.5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80.5万人次。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47.09万套，建设农村安居房28.2万户。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全疆上下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疆稳定发展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坚持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统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不断完善维稳措施，保持对"三股势力"的高压态势，持续释放稳定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守不发生政府债务风险、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守住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

——扎实推进"三项重点"。抓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着力推进"一港"（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两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五大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坚定不移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加快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区向旅游经济强区跨越。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着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实施传统产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加快推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打造产业集群，高密度吸纳劳动力就业；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开放步伐，用好对口援疆平台、加大产业援疆力度，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推进向西开放。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九项惠民工程，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推进卫生健康惠民，加强社会保障兜底，做好城乡居民安居工作，强化安全体系建设，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一、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历史上，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区兴起，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的族群统称为诸夏或华夏。经春秋至战国，华夏族群不断同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7个地区，并分别联系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诸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西汉前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3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在轮台等地进行屯田，并设置地方官吏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并最后与汉族融合。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高昌郡（吐鲁番盆地）。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的范围。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并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6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19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疆土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同中原地区不同时期曾经存在诸侯国或割据政权一样，新疆地区也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情况，但不论这些政权割据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历史上，西域不同时期曾经存在的"国"，包括城郭诸国、行国、封国、王国、汗国、王朝、属国、朝贡国等形态，无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还是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察合台汗国，明代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宋代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汉人被称为桃花石，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新疆从来不是"东突厥斯坦"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于552年消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汗国。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势力。630年，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657年，唐朝联合回纥灭西突厥汗国，中央政权完全统一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政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逻禄等联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国。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因功被册封为怀仁可汗，在漠北建立回纥汗国。突厥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也随着汗国的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并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多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与古突厥民族有本质区别。从此，突厥在我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传入新疆以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个地理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大动荡的交汇与融合，至秦汉之际，进一步与周围族群融合为一体，形成以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大迁徙，出现了大融合的局面。13世纪元朝建立，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形成了元朝境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最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在商代，中原同西域就有玉石贸易。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内地，沿途驿站星罗棋布，成为西域先民同中原密切联系的纽带。于阗乐、高昌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流行西域风。出自今新疆库车的龟兹乐享誉中原，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民族关系进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时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最早开发新疆地区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以及匈奴人、汉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女真、党项、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族等，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出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流融合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是新疆地区的共同开拓者。至19世纪末，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各民族在新疆地区经过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的主人。目前，新疆共生活着56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全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4个民族，超过10万人口的有柯尔克孜族、蒙古族2个民族。新疆地区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始终和中华各民族关系演变相联系。各民族有隔阂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团结凝聚、共同奋进始终是主流。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四、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回纥等多种汉译名称。回纥人为了反抗突厥的压迫和奴役，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744年，统一了回纥各部的首领骨力裴罗受唐朝册封。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余分为3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回鹘人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元代，维吾尔族先民在汉语中又称畏兀儿。元明时期，新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儿人融为一体，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Uygur名称的本意。
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族先民回纥早期受突厥统治，在唐朝军队支持下，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向西迁徙，其中一支长期辗转西迁小亚细亚，融入当地诸族。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
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他们都具有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不是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存在南北、东西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历经各代，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交流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先秦时期。到汉代，汉语已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高昌回鹘使用唐代历书，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新疆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宋代，天山南麓的佛教艺术依然兴盛，至今仍留有大量遗迹。西辽时期，契丹人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地区和中亚，典章礼制多沿袭中原旧制。元代，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有力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冲突的过程中徘徊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历史证明，新疆地区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兴、社会进步的时期。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源自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生影响。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径，也有通过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的强制方式。在新疆，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这导致佛教流行时期创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产生于9世纪至10世纪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经过柯尔克孜歌手世代传唱与加工，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巨著。15世纪前后，蒙古族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一起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3部最著名的史诗。维吾尔族文学佳作纷呈，代表作《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十二木卡姆》等，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基。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对新疆进行有效治理、社会稳定的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就畅通，经济文化就繁荣兴旺；凡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就越明显，新疆各民族文化就越进步。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的国家，除了组织性、制度性较强的几大宗教外，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仰。除了道教和民间信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之外，其他都由国外传入。新疆地区历来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地区，4世纪至10世纪，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同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起来。道教于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至清代传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区并一度复兴。摩尼教和景教于6世纪相继传入新疆。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随着回鹘等民族信仰而兴盛。
9世纪末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并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40余年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结束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传播，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趋衰落。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原来当地居民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仍然存在。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约自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
新疆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其中，清真寺2.44万座，佛教寺院59座，道教宫观1座，基督教教堂（聚会点）227个，天主教教堂（聚会点）26个，东正教教堂（聚会点）3座。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不得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不得利用宗教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新疆全面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众之间制造纷争。新疆始终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偏袒某个宗教，也不歧视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无论什么人、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违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也证明，宗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防止一切"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大力培养和提倡世俗化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摒弃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必须弘扬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国各种宗教，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积极引导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
七、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唐宋时期，在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王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元代，有大量回鹘人改信景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这种强迫并不影响今天尊重维吾尔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但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先民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既保留了这些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新疆地区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文化，一些原有的宗教观念、仪式、风俗习惯经演化得以存续，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兰教。例如，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但维吾尔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崇拜，这是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典型的表现。在麻扎上立高杆、挂旗幡、悬羊皮等习俗，则是萨满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的遗存。又如，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伊宁拜图拉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等，在修建时采用了内地传统梁柱式结构。这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导致暴恐案事件多发频发，给新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宗教极端主义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号，宣扬"神权政治论""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圣战论"等，煽动暴力恐怖，制造族群对立。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倡导的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等教义背道而驰，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反宗教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对宗教的背叛，绝不能把宗教极端思想同宗教问题扯在一起，绝不能用宗教问题来替宗教极端思想作说辞，绝不能借口涉及宗教问题而推脱清除宗教极端思想的责任。新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坚决措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沉重打击了暴恐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遏制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权，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理应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国际上有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奉行反恐和人权"双重标准"，对此横加指责，胡说八道，完全违背了人类公理和基本良知，这是一切爱好正义和进步的人所绝不能答应的。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有56个民族成分，截至目前，全区常住人口2500余万（含兵团常住人口32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9.84%，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6.11%。新疆辖有14个地（州、市），下辖105个县（市、区）、1059个乡镇（街道）、11965个村（社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14个师、9个市、11个建制镇、149个团场、1872个连队（村）。

五、维吾尔族与土耳其的关系

维吾尔族的祖先，原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古维吾尔人）部落曾受突厥汗国统治。公元744年，在唐朝帮助下打败突厥汗国，在蒙古草原上建国。他们与以阿史那氏族为核心的突厥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喀山的鞑靼人（即塔塔尔人）和土耳其社会中出现了泛突厥主义思潮，宣称世界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数十个民族都是一个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以土耳其为核心的突厥人国家。该思潮至今仍在土耳其有一定市场，有时也受到土耳其政府的暗中鼓励。

20世纪初，这股思潮传到新疆，主要在新疆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传播，成为如今“东突”、“疆独”分子的思想武器。实际上，除了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又各属不同语支）之外，维吾尔族与土耳其在历史上没有联系。

清代末年，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军阀阿古柏率领一支乌兹别克军队入侵新疆，曾一度占领新疆大部分（年），建立了以喀什为中心的“哲德沙尔汗国”。该政权对当地各民族实行残暴的统治，甚至买卖奴隶。阿古柏本人就拥有3000奴隶。当时身强力壮的男奴在喀什噶尔市场上的售价是40个银币。许多维吾尔等族的儿童被贩卖到中亚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去当奴隶。

阿古柏建立的伪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得到土耳其（当时仍号称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土耳其苏丹封他为“米拉胡尔毕西”（意为宫廷马弁首领），他则将土耳其苏丹奉为宗主国国君，在新疆发行铸有土耳其苏丹头像的货币。1878年，左宗棠率清军消灭了“哲德沙尔汗国”，收复了新疆，土耳其苏丹对新疆的野心也随之被粉碎。

虽然历史上维吾尔与突厥是两个民族，维吾尔与土耳其没有关系，但在泛突厥主义思潮煽动下，有些人至今仍毫无根据地相信并宣传所谓维吾尔族与土耳其是一家的谬说。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在此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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