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于1851年（辛亥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的反抗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他是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人，生于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属鸡。“彼族实由嘉应州移来之客民也。身干长大，有雄姿，略识文字。其父名国游，母早死，颇信基督教。”（《清朝全史》）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是洪秀全的本命年。这一年三月初一，洪秀全赴广州应试落选后得重病被轿夫抬回家中卧床多日。“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朕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之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报答大恩，不能一举成名以显扬父母了’。其时彼之长兄二人扶其坐于榻上；秀全言毕即闭目，全身无气力，不能自主。在场各人均以其不久即去世，两兄乃安放彼于床上。秀全一时间竟失去知觉，不知身外各人言动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清代与明代一样，士子须依次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才可以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称号。“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而拔十数人入于翰林。”（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童试是士子科举生涯的起点。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组成的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方能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童生不论年龄大小，凡是尚未取得府、州、县学生员资格的，均称童生。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县试，由县官负责主考，通常在农历二月举行。县试一般分四场或五场。第一场为正场，要求考生写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只要文从字顺即予以录取；第二场为招复或初复，试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百字；第三场为再复，试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不作亦可），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场《圣谕广训》首二句；第四或五场为连复，考试内容为时文、诗赋、经论、骈文，不拘定格，时间为一两个时辰，只要求写作上述文体的一部分，目的是考查考生对这些文体的熟悉程度。每场考试隔一两天进行，除连复外，考试的时间为一天，黎明入场，限当天交卷。答卷一般有十多页，卷面上盖考场座位号。府试，由知府主持，一般在农历四月进行。府试的内容、程序与县试基本相同。通过府试的考生便取得了童生的资格，可以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院试了。院试是童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考试，因主持考试的学政又称提督学院，故称。学政是明清时期朝廷派往各省负责该省教育事务，并“案临”府、州，主持考试的官员，任期为三年。院试又有岁试、科试之分。岁试是学政考查童生平时学习情况的一种考试，科试则是从童生中选拔生员的考试。院试在各府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有专门的考棚或贡院。考生点名入场时要严格搜捡其用具，以防夹带舞弊。学政在考试过程中始终在场监考，并有兵丁监试。院试之后由学政公布录取名单。录取者即为生员，也称秀才。在清代要成为秀才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有人曾将童试与乡、会、殿试加以比较：“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赢。”入泮即考中秀才，要比进士登科难得多、耗时亦更长。按清朝科举制度，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试，寅、申、巳、亥年为科试。查1829年为丑年、1830年为寅年，分别举行岁试与科试，合称院试。考试以后由学政公布录取者的名单，未被录取者叫落榜，不能用落第。后者乡试未被录取者才能用。蒋梦麟曾在自传中描述院试放榜时的情景：“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守候。放榜肘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圈，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入圆圈，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蒋梦麟《西潮·新潮》）1830年这一年，洪秀全未被录取。1832年为辰年，1833年为巳年，又是院试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试，结果仍未被录取。1835年为未年，1836年为申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还是落榜了。“在悲苦失意之中，秀全又复得病，乃雇一肩舆，用精壮轿夫二人抬之回乡。（一八三七年）阴历三月初一日回到家中，病势甚为沉重，卧床多日。”（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1841年为丑年，1842年为寅年，洪秀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广州应院试，结果还是未被录取。洪秀全从此断绝了科场求取功名的念头，把笔墨掷在地上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1843年夏天，他愤慨地对族弟洪仁玕说：“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数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萌生了反叛朝廷，并取而代之的念头。（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义相号召，为中土第一次受外来文化激动而引起之思想革命。稽之往古，实无先例。无论其思想內容是否可观，其历史上之意义则未容忽视也。”（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太平天国称其宗教为“天教”、“天道”、“真道”等。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源于《劝世良言》。该书是梁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由英籍传教士马礼逊校订印行。梁发是新教第一个中国籍传教人，俗称阿发。他不顾清政府禁令，在广州私自为马礼逊刻印汉字圣经。1815年受雇于英国传教士米怜，并随其去马六甲。次年从米怜受洗入教。米怜去世后，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分，为英国新教伦敦传道会工作，他的薪水由该会支付。1828年奉伦敦会指示回国传教，在广州居住期间曾多次散发《圣经日课》及自编的布道书。《劝世良言》便是梁发编写的一本布道书，并请懂汉语的西方传教士纠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在广州府应试时，“偶遇一长发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书一部九卷，未号书名，敬赉遞献，面嘱云：‘功名二字，尔应大受，切勿忧，忧必病。’言罢，飘然而去。”（《干王洪仁玕自述》）洪仁玕写给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洪秀全来历》则说，洪秀全在广州“逢一异人，着大袖衣，梳髻，传书一部，名曰《劝世良言》。书中所言，教人信实上帝、耶稣，遵守十诫，不可拜魔鬼。”那个赠书给洪秀全的“异人”便是梁发。1834年8月广州官府派兵搜捕梁发，梁逃往新加坡，途经伶仃岛时写道：“三、四年以来，我常在广州城附近乡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经日课，人人皆欢喜接受，拒绝不受者人数却甚少也。”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33年抵广州后，曾与梁发相见，说“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很多本书了。不久以前，广州举行府试，有两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面前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麦沾恩《梁发传》）洪秀全当年得到《劝世良言》后，只是“草览其目录”，并没有细读。1843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洪秀全对这部书的强烈兴趣。其时洪秀全正在莲花塘教村学。此处乃其继母李氏的娘家。李氏的內侄叫李敬芳，有一天到村塾闲坐，无意中把这本书借回去浏览。不久，李把书还给了洪秀全，并对他说，这本书內容实在新奇，所讲的道理与经书全然不同，你不妨看看。洪秀全《劝世良言》全书约11万字，其中一半文字系从《新旧约全书》（即《圣经》）抄下来的，另一半则是梁发结合中国风土人情阐发的基督教（新教派）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的篇幅只及《圣经》的九分之一，却完整保留了它的主要的神学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劝世良言》实为《圣经》的缩写本、普及本。《劝世良言》虽是梁发几年前写的，但他对科举制度的抨击却十分切合洪秀全此时失落的心态。梁发开篇就说参加科举考试实为蹉跎岁月，毫无意义可言：“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感而拜这两个神像，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志，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那时的洪秀全正第四次沉浸在科场失意的苦痛之中。梁发的话酷似一把尖刀，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要害。从此以后，洪秀全再也没有踏进试场大门。《劝世良言》不仅抨击科举制度，也贬损传统中国的多神信仰。书中写道：易于受惑而不能省察自知之人，都沉湎于祈求保佑，佛道徒众是如此，士农工商百工之人亦然。古人仅供奉山川社稷神位或忠臣圣贤的神像；而今人则无所不拜：或用泥塑之像，或木雕之像，或石琢之像，或以红纸写神衔之字，或以纸画之像，或三尖之石，或四方之石等。《劝世良言》还写道：四处都可以见到这种愚行的例证。行商大户之人家，内厅堂长奉观音及财帛星君、招财童子、地主财神、门官土地、五方五土地主之神、井神……人们朝夕烧香点灯，以三牲酒醴，拜跪向各神之位，几无断时。农耕之人则奉拜社稷谷王众神，求其保护风雨调匀，多赐生长五谷，驱除剿灭鼠耗伤禾之虫，但却没人知道去拜那造化生长万物之真主。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便是《劝世良言》所写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换言之，基督教是一神教。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与历代农民起义假借多神教---道教或佛教不同，而利用外来基督教崇拜的上帝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洪秀全明白，象征集权的一神教比象征分权的多神教更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因此，太平天国把《劝世良言》称为《天书》。太平军餐前曾唱道：“金田村，拜上帝，得天书，起旗倡义。”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一个权威，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又给他披上了一袭龙袍，以“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宰”的名义，去压倒现存社会的一切权威，包括孔夫子和清朝皇帝。独尊上帝乃基督教所固有的排他性的一种表现，洪秀全借用基督教某些神秘莫测的语言，用以发动宣传群众，阐发革命道理。洪秀全又利用基督教关于天国降临世上的教义，与中国农民追求太平盛世的愿望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愿景。《劝世良言》所说的“天下一家”，是“不拘贵贱尊卑”的，“自君王至庶民”均包括在內。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则是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不包括阎罗妖魔等，他们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洪秀全所说的“天堂”或“天国”，乃是一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是太平一统的光明世界。进入天堂或天国不靠忏悔、赎罪和祈祷，而靠兄弟姊妹“同心放胆同杀妖”。“大概传教士及其助手等所编著及传布的书籍，给予他们（指太平天国起义者—引者）以最原始的冲动。苛无此，则所给予这大革命之催迫力量---宗教的坚固信仰，断不致发生。在整个事件中，西方的基督教于不知不觉及无意间协助鼓动了革命的力量，而为自己的能力所不能管制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洪秀全创建的宗教组织称“拜上帝会”。1843年夏天，洪秀全在烦乱苦闷中读了《劝世良言》，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中国经书”。后与冯云山等“潜心细读”，将书中內容与六年前”一次大病中幻觉相比附，以为幻觉中所见老者即上帝，自己即上帝派来拯救中国以使人们回到信拜上帝之路的使者，并按书中所言自行施洗，加入基督教。次年，洪秀全偕友冯云山等往广州及附近各县和广西贵县开展传教活动，宣传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此后两年间仿效梁发，自行编写散发《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多篇作品，谴责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吁请人们净化思想，信拜上帝，以回复到古代“天下为公”的盛世。1847年春天，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得读郭士立所译《圣经》，并申请加入教会。罗孝全因洪的见解与传统基督教颇多不同，拒绝为他施洗。同年7月，洪再赴广西与冯云山等会合。时冯在桂平紫荆山区传教获得成功，信徒增至三千多，加入拜上帝会的，有桂平人杨秀清、韦昌辉，武宣人萧朝贵，贵县人石达开、秦日纲，平南人胡以晃等。洪秀全遂在紫荆山设立该会总机关，制定宗教仪式，并根据旧约所记“十诫”制定《十款天条》作为会规，以组织和约束诸会众。拜上帝会虽从基督教汲取了教义和思想资料，但在很多方面与传统基督教大相径庭，并增添了不少从未见之于基督教，甚至主旨与之相反的內容。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这种倾向愈益明显。1861年罗孝全应洪秀全召前往天京（即南京），居住一年余便不辞而别。罗在致教会的报告中吐露心迹说：“天王所热心宣传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恶的。实际我相信他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特别在宗教事务上。我也不相信他对于任何事件确有理性……他称他的儿子为世界少年教主，他自己则为耶稣基督真兄弟……但他却把自己放纵于‘三位一体’之外去，而毫不虑及他自己是要感化世人的。他们的政治系统与他们的神学同样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在于军法。从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在杀人这条路上行走。”初创拜上帝会时，因为有人说他教人拜上帝是“从番”，洪秀全特意从儒家经典中引证《大学》、《孟子》、《诗经》、《书经》、《易经》，以证明中国“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妄说拜上帝是从番，“难道周武敢袛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汤皇上帝是袛，颛顼敬事皇上帝,尽是从番乎？”（参见《天条书》）接着，洪秀全又指出，“拜上帝会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数千年中国番囯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囯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孟轲云‘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一者乎？便能知中囯番囯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矣。”（《天条书》）《天条书》是拜上帝会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它集祸福大权在皇上帝一个人身上，也就是只承认人民自己的权力，对于组织群众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在广西时，《天条书》只限于钞写传习，到太平军出广西后，就大量刋刻传布，人手一册。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囯以恢复上帝纲常为号召，声讨清朝统治者不敬上帝的罪行，举凡军政大事、日常行政,莫不以上帝的名义而行，拜上帝会教义愈益与政治密切相关。拜上帝会形成后，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广大农村宣传反清思想，“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参加拜上帝会的农民与日俱增，到1849年和1850年间已达万余人。拜上帝会捣毁神佛，教人只听上帝的命令，而“不从清朝法律”，与满清统治者壁垒分明，与当地士绅冲突日趋激烈。“各教徒已感觉到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隨时可弃家集合。”（《太平天国起义记》）1850年夏天，由于天地会千百为伍、攻城略地达于高潮，清朝在广西的统治陷于瘫痪，洪秀全趁机通知各地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在向金田村会集的过程中，各地会众与官军、团练多次发生战斗。半年间会集万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一支军队，即太平军。所谓“团营”，就是把会众编组成军，并进行军事训练，作行军打仗的准备。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的武装起义，并不是发生于某一天的事件。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金田团营令后，就同冯云山移居平南县花洲村胡以晃家。12月初，官军进犯花洲村，并不知道洪秀全乃拜上帝会之首，甚至不知道广西有拜上帝会，只得到含糊的消息，说闹事者藏匿在此。由于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的活动只限于宣传、组织和为起义作准备，即使在团营期间也只是操练兵马，并没有主动出击官军，不像天地会那样攻城掠地，控制交通，给地方政权以严重威胁。1850年当地士绅代表进京告状，所列举的实例都是天地会干的，并没有涉及拜上帝会。朝廷陈兵广西，其矛头直指天地会，而不是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直到1851年10月20日，咸丰帝还在追问：“再据单开，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城，大头目俱在城內之语。究竟系何头目，是否系韦正（昌辉）？”此次官军进犯花洲险些抓到洪秀全及其家眷。洪秀全派人走山路绕道回金田村告急，杨秀清派蒙得恩率兵从背后袭击官军并将其击溃，将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回金田村。1850年12月31日，官军连同当地团练分三路从桂平县出发，穿过浔江的支流，在距金田村不远的地方安营。太平军则在官军营地与金田村之间分三路设防：杨秀清统兵左翼，萧朝贵率右翼军，洪秀全、冯云山则统中路。次日战斗展开。官军突破太平军中央阵地，杨秀清、萧朝贵从两翼包抄，断了官军的后路，将官军围于鳌岭，官军遂四散逃遁，大败而去。是役官军将弁十余名被斩、士卒三百余被歼。1月2日桂平总兵所派增援亦被击败，其余官军渡江撤回。杨秀清太平军虽然首战告捷，部队却再度陷入混乱。各路天地会与太平军多有冲突，太平军的纪律过于严格，他们不愿受其约束。大头羊、邱二嫂等和一些会党头目不仅弃太平军而去，还投靠了官府，加上新来的会众太多，金田村显得越发拥挤而混乱。到12月初“粮草暂时短少”，杨秀清、萧朝贵“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太平军“自为乏食而来”，如今饭也吃不饱，难免军心动摇，何况战役过后将士亟需休整，而太平军又面临官军清剿和物资匮乏的双重压迫，于是洪秀全和诸首领决计放弃金田，将部队转移到易守难攻的地方。1851年1月13日，太平军顺大湟江东下，占据商业重镇江口圩。江口圩位于大湟江入浔江处的江汊，既便于控制商贸又利于物资供给。到3月10日撤离，洪秀全率全军在江口圩集结近两个月。江口圩地处要冲，对浔州构成了直接威胁，官府自然不允许太平军在此地生根。新任广西提督向荣，会同云南、贵州两路总兵分三路直扑江口圩，又命两路水师策应。期间，钦差大臣李星沅抵达广西。他很快意识到太平军才是官军的主要敌手，遂决定撇下天地会，“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太平军，进而把正在各地同天地会周旋的绿营兵全部调集到江口，对太平军构筑了包围的阵势。3月8日夜间，洪秀全率全军从江口西撤，溯水西上，越紫荆山，入武宣县境。太平军仓皇突围之际，以及官军开进之时，江口镇夷为平地，双方互指对方焚烧了这块宝地。3月15日太平军前锋抵三里圩，大军随后开到。洪秀全设大本营于东乡。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当日，洪以天王名义立军师、封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上述四军师五主将，皆归天王统率。太平天国的建立没有举行隆重仪式，也没有确定在那一天，或许是在3月下旬。太平天国也从不庆祝这个日子，太平天国官书中也没有发现建国的明确记载。或许洪秀全“灾病”推迟了登基的日期。但太平军定咸丰元年（辛亥年），也就是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太平军与官军在武宣城郊相持两个多月。5月14日趁李星沅病故，官军失去主帅，军心动摇之机，太平军由武宣突围北上，直驱象州。结束了两军对垒相持的局面，也粉碎了咸丰帝的如意算盘，一怒之下，革去周天爵总督衔，拔去向荣花翎，降三级留用，并交刑部议处。太平军在象州同敌军相持一个多月后，决计折回金田一带，设重兵于紫荆山后之双髻山，以阻击追兵。官军兵分两路，置太平军于东西两翼的夹击之中。阵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敌军已集结三万多，而太平军包括老弱妇孺不到两万，能作战的仅几千，又被压缩在平原上，受困于狹小的地带，无回旋之余地，亦无险可守。9月11日太平军趁夜突围。15日在官村大败追兵，向荣、巴清德所部几乎全军覆灭。官村之战太平军在广西战场的被动局势。此前为了打出广西，太平军由东到西，再由西到东，转战8个多月，始终未能摆脱追兵，特别是向荣所率楚兵的困扰。官村一战消灭了楚兵，把敌军的精锐部队砍去一半，战场的主动权落到了太平军的手中。官村大捷后，洪秀全分水陆两路挥师北上，直扑永州。官军分两路追击，一路偏西，一路偏西，结果都没拦住太平军。永州城虽城墙坚固，但太平军有备而来。先锋罗大纲曾率天地会袭击过永州城，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在当地不乏群众基础。9月25日中午，太平军对东门发动佯攻,几十门松木大炮齐射，城內多处中炮起火，烈焰腾空。敌军见东城危急，忙抽调马援救。埋伏在西南近城处的攻城主力乘机突破城防，杀散城上守军。太平军攻入州城后激战2小时，歼敌近千。下午6时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10月1日，由水路北上的太平军指挥中枢进入永安城。洪秀全一进城就诏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取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洪秀全进驻州署，设立临时“天朝”，加封五军主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王爵：杨为东王、萧为西王、冯为南王、韦为北王、石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封王后，即分设王府，配备相应辅佐人员。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后，天王与诸王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此前，洪秀全既是最高领袖，又是全军最高统帅。五军主将都由他直接统率。封王诏令发布后，洪秀全把军队指挥权交到杨秀清手里。太平天国在武宣东乡建立时，实际上以“主”（即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军政权力由诸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具有绝对权力。永安封王前，正军师杨秀清的威望尚在培植之间，所以军令权由天王暂时执掌。永州封王后始将军令权交归杨秀清。洪秀全发布诏令说：“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即止，不宜称上，至冒犯天父也。”“军师”乃天国“朝纲之首领”，也就是政府的首脑。作为太平天国元首的天王，具有无上的尊严，但却没有执掌实权。太平天国的实权由军师执掌。金田起义后颁布的三篇檄文，即《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都是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的名义颁布的。这三篇檄文是太平天国初期最重要的文献，不仅到处布告，而且曾彙刻成书，叫做《颁行诏书》。文中杨、萧二人开口就以真天命自居，俨然以国家的名义布告天下。太平天国前期的一切号令，上自军国大事，以至刑赏生杀，职官升迁降调，皆由正军师杨秀清裁决。杨秀清的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十二员，共七十二员，主分掌国务；承宣二十四员，主发号施令。国务活动由各方向正军师杨秀清禀奏，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令。凡军国大事都由杨秀清决定，然后由他率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取旨。凡“议定奏上”，天王“无不准者，每批准旨二字”，“从无驳者”。就是说，从来没有否决过。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与政事无关的请安、贺喜谢恩之类可向天王上本章，但也必须由杨秀清盖印，经杨审查，否则天王不阅。以往由皇帝降诏处理国家政务，称上谕，而天王洪秀全却没有颁布上谕的权力。来天京探访的外国人未见天王颁布上谕，曾提出询问，有的甚至怀疑是否实有其人，“或云系刻木偶伪之”。（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封王之后不久，经冯云山等奏陈，洪秀全旨准，颁行太平天国历法—“天历”。天历是太平天国创造的一种新历法，又称“太平新历”。它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分为12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不置闰月，不计朔望。以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1852年起施行。从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今广西蒙山），到1852年4月5日从永安突围，全军集结长达六个多月。期间洪秀全等设官封王，建立制度，粗具开国规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连续转战八个多月，饥疲劳顿，难以尽言。占领永安，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休整补给，着手政权建设是必要的。但此后隨着敌军围困的加紧，太平军粮草殆尽，孤城难守，于是洪秀全发布诏令，杨秀清具体部署：突围北上，进攻桂林。从4月22日起太平军开始攻城，发动了多次进攻。但由于桂林城高墙厚，“城根多坚石”，架云梯或掘地道都难以奏效，加上敌援日增，遂于5月19日主动撤围，挥师北出湖南。打败太平军的不是正规军绿营，而是湘军。它是曾国藩以湘乡练勇为基础，在湖南编练成的一支军队，又称“湘勇”。1852年12月，太平军从湖南北出，攻克汉阳。时曾国藩以礼部右侍郎丁忧在籍（湖南湘乡）守制，就是做官的儿子在父母死后，须离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期间要谢绝应酬。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该省巡抚办理团练。受命后，曾即上奏咸丰帝称，团练无济于事，绿营不堪作战，主张另建新军。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通称湘军。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为儒生，曾国藩与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清代咸丰前的军队有两支，即八旗与绿营。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八旗绿营并用，但以绿营为主，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已远逊于绿营。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绿营兵力不足恃，已是不争的事实。其腐化程度与政界相仿。士兵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副业，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太平天国在金田村举旗时，广西兵力不算少，而本省绿营已无法应付。到太平军势盛，清廷羽檄交驰征调外省兵力，一时各省绿营云集广西。然而各省行伍杂糅并存，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败不相救，胜则相妒。时任钦差大臣的前为李星沅，李与广西巡抚周天爵不和，后为赛尚阿，其与广西提督向荣相龃龉。钦差大臣与封疆大吏既不能和衷共济，更各分畛域，号令歧出，致使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而太平军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乘绿营疲罢之时，一败向荣于平南官村而占永安，再败赛尚阿于永安占东口而围桂林，遂长驱北进，经两湖出长江，而清廷防湖防江的绿营官兵皆闻风先溃，钦差大臣所率的追兵常落在敌后，成尾追之势。太平军得以挟疾风扫落叶之势，仅用两年三个月便席卷江南，截断朝廷命脉---漕运，控制了中国的东南要地。湘军1854年初编练建成时，计有陆军十三营6500人，水师十营5000人，加上夫役、工匠等，共17000人。初战在靖港败于太平军，继在湘潭、岳州获胜。是年夏季出省作战，与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区展开剧烈的争夺。1858年5月，湘军攻占九江，其精锐李续宾部深入皖中，气势很盛。至11月间李部被太平军歼灭，锐气顿挫。1860年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执掌地方军政大权，湘军势力大为扩充。1861年9月攻陷安庆，次年春湘军主力沿江进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左宗棠部及新募淮军进攻其他江浙地区。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一举解除了朝廷的心腹之患。湘军何以战胜太平军？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又把“训”分为训营规与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居于首位。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湘军官兵，使湘军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部队。曾国藩笃信孔孟的遗教乃吾族的至宝。洪秀全欲废孔教便是整个民族的敌人。他写的《讨贼檄文》斥责洪秀全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曾国藩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湘军的官佐是他的忠实信从。他是湘军的主帅，也是兵士的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湘军是一支由主义统率的军队。曾氏用人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石。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有成）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重资格。”（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在曾国藩看来，“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所谓作君作师，即是事业领袖与精神领袖合而为一。一身兼双重资格。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故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曾国藩又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且广也。”他所倡导的治世之道，可以概括为三条，即“致贤”、“养民”与“正风气”。风气如何才能拨正呢？首先须培养人才，使其各尽其用，让他们发挥表率作用，这便是“致贤”。同时改善百姓的生计，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养民”。总之，教、养兼施，让治理者与被治者、士与农、工、商都发展各自的技能，又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方能好转，社会也就欣欣向荣了。曾国藩视人才的培养、风俗的转变为治世理政的第一要务。曾国藩极其重视人才。他把人分为三等：戢戢之民、贤且智者、尤智者。“众人君之而受命”的“有国家者”，就是所谓政治领袖；“不尽在位”的“士大夫”“一二人”，便是所谓的社会领袖。在他看来，最开明的时代乃是“贤者皆当路在势”，政教合一的时期。倘若政治领袖能“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一二士大夫“谨其心之所向”，亦能转易习俗，其效果虽大小不同，“非所逆睹”，但“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原才》）简言之，培养人才，即“致贤”旨在“正风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气不伸，则风俗仍难挽回。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又说：“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莽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除而自悴；莺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直隶清讼事宜》）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办团练时，他“诏致贤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湘军志》）湘军成军后，曾国藩又罗致人才于幕府中，军事、政治、道学、名士无所不有。每日同食论道，加以考察与训练，用当其才，不徇私情。在他看来，“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中进士后受业曾国藩门下。先受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原籍办团练，后在安徽巡抚幕府任职，1858年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960年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藩奏荐其“才可大用”，命李回合肥一带募勇，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前往驰援，遂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荐命署江苏巡抚（后改实授）。李鸿章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新式枪炮，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淮系军阀集团日后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李鸿章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中举后屡次会试不第，遂绝意仕进。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回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随曾国藩襄办军务。次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3年命为闽浙总督，仍兼巡抚。次年控制浙江全境。左宗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常常骂他，但曾不以为杵，先荐其“帮办军务”，后又因左“才可独当一面”荐其为浙江巡抚。左宗棠骂曾虚伪，李鸿章则说他濡缓，但曾国藩不计恩怨，凡“贤且智者”照例荐拔。李元度在曾国藩心目中，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然而李在皖南连失名城，空身逃了回来。曾要李鸿章具奏严劾。李平日谨遵师命，唯独此事却提出了异议：“李次青跟老师共过患难，似乎不宜出以如此决绝的手段。”“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曾说：“我自己来！”“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李以去就力争，曾国藩不为所动：“悉听尊便！”李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曾亲自拟稿出奏。不久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再说李鸿章在江西闲住了一年，回想在大营跟老师闹得不欢而散，觉得自己未免太鲁莽了些。于是转着念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贺信虽未提重回师门，但善于体察人情世故的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他对这位门生期望甚高，但李年纪还轻，尚欠沉稳，料事太易，求功太切，且喜打痞子腔。在曾看来，李驳杂不纯，须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一挫他的虚骄之气。曾国藩当然能够默喻这个门生的心思，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工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复了一信，说“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给李汇了旅费。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曾国藩本人乡土观念甚重，湘军主将多为同乡，但只是为打仗齐心，绝非结党营私。非同乡的人才同样破格擢用，不问出处。他重用塔其布（满人）、多隆阿（蒙古人）、鲍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广东人）以及保荐沈葆桢（福建人）等，都可以凸显他非凡的襟怀。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进士后任九江知府，随曾国藩管营务，后擢广饶九南道。因争饷而与曾发生龃龉，但国藩仍荐沈任江西巡抚。1875年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并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与沈葆桢一样，李鸿章、左宗棠亦是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设立上海洋炮局，创办苏州洋炮局，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接替左任福建船政大臣后便主持福州船政局。这家官办军事企业，与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并称由清政府拨款兴建的四家大型军事企业。左宗棠1875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防务均告危急，清廷遂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防“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左宗棠时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俄国占据伊犁地区。左宗堂驻肃州指挥多路军讨伐阿古柏，确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中俄伊犁交涉时，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随后出肃州抵哈密，在新疆部署兵事，直到中俄《伊犁条约》签定。曾国藩是洋务主张的倡导者。因去世较早，没有经手更多的洋务活动。但他拔擢的李鸿章、左宗棠周围，分别聚集了一批从事涉外事务的人才，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方面作了一些变革，虽不能挽回清廷的颓势，却在客观上为进一步的变革准备了条件曾国藩巨眼识才，用人唯才，用当其才，所以才能成就同治中兴的盛业。恰如李剑农所言，曾国藩运用观察人才的敏锐眼光，“将他所认识的人才尽量拔擢，各如其才器之大小短长，分布适当，使各人皆能发舒其所长而无遗恨。这是胜败所系的一个重要关键。”（《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曾国藩胜在人才，洪秀全败在人才。洪秀全是广东人。1844年偕冯云山等往广州和附近各县开展传教活动，宣传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一个多月的传教活动以失败告终。于是洪秀全和冯云山进入广西境內，经过半个月的跋涉，抵达贵县赐谷村，受聘为村塾教师。洪秀全白天教书，晚上传教，教人真心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狱。村民把洪秀全的传教活动叫做“拜会”，就是让多人集合在一起，先集体跪拜，再听演讲。洪秀全站着讲，会众跪着拜。这种传教方式始于赐谷村，后广为推行，金田起义后成为太平天国的一项制度。广西地处边陲，贵县又是山区。外国侵略势力尚未涉足这些地方，这里的居民也没有同洋人接触过，因而仇视洋人的情绪不如广东沿海那般强烈，所以洪秀全在此地的传教活动，就不像在广东那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1847年秋洪秀全再赴广西。时冯云山在桂平县紫荆山区传教获得成功，洪秀全以传教为掩护，在紫荆山区建立根据地，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到1849年和1850年间会众已有万余人。1850年夏洪秀全通知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集合。到年底抵达金田的有：“金田村附近一带入伍者千余人；紫荆山区內山民三百家共二三千人；贵县石达开所领一支约四千人；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等处教徒当有二三千人；陆川赖九所率一支数千人。博白黄文金一支教徒二千余人，贵县秦日纲一支龙山矿工千余人，桂平苏十九一支饥民客家人一二千人，贵县战败之客家难民一支三千余人：四支会合为一大队同到金田者约万人弱。”（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广西人（包括原籍不在广西的客家人），既是金田起义的主干，也是太平军转战广西的主力。广西人在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集团亦占多数席位，即四席：杨秀清（桂平人）、萧朝贵（武宣人）、韦昌辉（桂平人）、石达开（贵县客家人），而广东人仅两席：洪秀全、冯云山（花县人）。冯云山、萧朝贵阵亡后，领导集团內部形成了天王（广东人）与东王、北王、翼王（广西人）共同执掌军政大权的格局。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无法解决的內部矛盾，俗称“內讧”。未能正确处理领导集团內部矛盾，乃是洪秀全一生最大的失误。作为一把手，洪秀全未能处理好与东王杨秀清的关系，未能处理好与北王韦昌辉的关系，也未能处理好与翼王石达开的关系。杨秀清是冯云山在广西传教时发现的一个人才。他是在紫荆山长大的，家里贫穷，父母又死得早，由伯父抚养成人，靠种田烧炭为生。他没上过学，一字不识，到天京总揽朝纲后，一应文件须别人读给他听。他曾说道:“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就是这样一个与外界极少接触，从未与闻兵政时事的贫苦山民，因阅历较广，足智多谋，为冯云山赏识，邀入拜上帝会。不几年就迅速成长为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忠王李秀成曾感叹说：“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洪秀全族弟、干王洪仁玕也说：“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未来，令人钦服之至。”时人陈徵言曾亲见太平军在武昌活动，对杨秀清作了这样的评述：“外似端绪纷乱，而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夥党，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纪事》）敌人方面则众口一词说杨秀清“心计奸深”、“奸谲异常”、“叵测奸心”、“谲诈多谋”、“权诈百出”、“诡计极多”、“最为狡猾”等。太平天国革命又称“洪、杨革命”。所以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洪、杨矛盾给领导集团后来的分裂埋下了导火索。洪、杨矛盾发展到极致，终酿成“天京事变”，造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由盛而衰的局面。洪、杨矛盾从实质看属体制性矛盾，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洪家天下杨家将”。俗话说“天无二日”，而天朝却有二日，一为洪，一为杨。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朝实乃二元体制。洪、杨矛盾早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存在。杨秀清从会众中崭露头角，成为拜上帝会首领不是偶然的。作为当地人，杨秀清具有较扎实的群众基础。杨秀清平时结交广泛，更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在会众中拥有众多追隨者。1847年冬，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无人主持，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取得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并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四子（洪秀全为天父次子），从此跻身于领导核心。太平天国以“主”（即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军师总理国务。太平天国的官阶区别并不分明。王虽为最高级官阶，但军师始终存在，为“朝纲之首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宣称天王奉天命下凡救世，君位由天所授。军师朝见天王时须站在陛下，他所决定的军政要务，形式上还要奏请天王取旨。在天王与军师之间依然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洪秀全是君，杨秀清为臣。杨虽掌握实权，依然要恪守臣道，不能逾越这道界线。定都南京后，领导集团內的矛盾日益尖锐。洪秀全着意强化王权，要集大权于一身，强调“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逞”。杨秀清执掌军政实权，并常以天父名义挟制洪秀全。只是大敌当前，彼此还隐忍着。1856年春，太平军击溃屯兵天京城下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万岁。传统中国自东汉以后，视“万岁”为君主至尊的专称。太平天国定制，天王洪秀全称万岁，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杨逼洪封万岁，有去洪而自称天王意。于是，杨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杨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参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洪秀全“佯许之，期以远日，密诏江西北王韦昌辉、湖北翼王石达开还江宁（即南京），共图之。”（李滨《中兴别记》）韦即带兵三千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东王府，次晨杀杨秀清及其家眷，后株连杨秀清大批部属，共杀害太平天国官兵二万余人。关于天京事变，事后洪秀全在《赐西洋番弟诏》中有一段说明：“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后半段四句说杨被杀事，其中“朝观”指天王宫殿。“遭陷害”就是遭别人诬告。四句诗连起来就是说，杨秀清到了天父预定的死期，便在天朝宫殿遭人诬告而死。说杨遭陷害，不说遭杀害，说明洪秀全未曾否认其下诏杀杨之事，也说明洪、杨矛盾确已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杨秀清必是洪秀全所杀。洪、杨矛盾以如此方式解决，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无以复加的损失。对此，杨秀清应负主要责任，洪秀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杨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洪造成的。服从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威乃洪秀全莫大的失误。洪秀全前期所封诸王分四级，东王杨秀清为一级，北王韦昌辉为二级，翼王石达开为三级，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为四级。级别甚为分明。1853年文翰访问天京，会见北王、翼王时，翻译麦多士发现，与文翰交谈的是北王，翼王只注视恭听，不与文翰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攀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北王韦昌辉，又名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曾以僭妄罪被官府拘捕。纳银获释后，积愤不已。1848年在冯云山的影响下，加入拜上帝会。入会后以家产资助起事，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五子。参加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后封北王。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协助杨秀清处理军国要务，并一度负责天京城防。在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杨具有代天父代言的特权，又自恃功高，与洪秀全和其他同僚的矛盾与日俱增。韦对杨“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杨对韦也严加防范，并借代天父传言的机会多方羞辱韦。天父一下凡，杨秀清的女侍就击鼓传唤北王。韦若来得迟，便由女侍转达天父旨意。杨代天父传言时，韦昌辉必须俯伏在杨面前，叩头聆听。杨若坐在轿里，韦须随侍轿侧，不得骑行。秦日纲也得忍受类似的羞辱。韦表面上事杨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韦部下张子朋“激怒水师，群相鼓噪。秀清召昌辉至水师营，敕其罪，杖责数百。昌辉至，不能杖，舁而归，部下皆愤。有裨将扬言于众曰：‘东王北王，同起草泽，与共患难。今天京甫奠，即奴驭而杖辱之，其后将可堪！’昌辉闻之，怒。斥裨将曰：‘东王替天行道，罪责无不公，汝岂敢怨恨乎？’因杀之以谢秀清。”当杨秀清假代天父传言要“杖责”洪秀全时，韦昌辉“哭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愿代天王受杖”，“二弟无差错，总是我们为弟之错”。韦对杨的忍辱、退让与恭维并非出于他的真心实意，代洪秀全受杖也不是邀嬖取宠，而是防止洪、杨矛盾激化，维护领导核心的团结。后来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原因是多方面的。洪秀全对诸王失去驾驭能力，杨秀清的权威凌驾于他之上，韦昌辉、石达开也不完全受他节制，而杨秀清独断专横，处处袒护“东府集团”，对异己滥施淫威，造成了领导集团內部的裂痕。韦昌辉本人以及秦日纲、胡以晃等及其部属，平日对杨的作为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慎便遭杀身之祸。积怨日深，眼看就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洪降诏诛杨，滥杀杨部将士岂是韦昌辉所能制约的？韦所率三千人马焉能左右京城事态的发展？没有天王的命令韦部岂敢直捣东王府？认为天京事变是韦昌辉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旨在取洪秀全而代之，缺乏过硬的证据。诛杀杨秀清后，韦昌辉独揽军政大权两个多月，尚未发现他改变政权性质的史实，也未发现他通敌叛变的证据，更没有向朝廷投诚乞降的迹象。韦昌辉被处死后，太平天国颁行的文书，东王、西王、南王的爵衔照列，北王的名字却一笔勾销,。洪秀全借韦昌辉之刀除掉了杨秀清，却把罪责推到韦昌辉一个人头上。石达开是广西贵县客家人，1847年洪秀全赴广西密谋起义，闻其年轻有为，亲自造访招致，石遂加入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1851年参加金田起义后，任左军主将，后又封翼王。时年20岁，是太平天国前期诸王中最年轻的一个。比天王小17岁，比东王小11岁，比北王小8岁。尽管如此，还是要把洪、杨、韦、石作为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核心来认知。石达开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分兵北伐、西征。石达开被派往安庆，经略安徽并节制西征军事。半年间肃清境内残敌，以本地人为乡官，出示安民，发展农商，使安徽成为太平天国较稳固的基地。1854年春回到天京，与韦昌辉一起协助杨秀清处理军国要务，并负责天京防务。同年秋，太平军西征受挫，再度奉命出京指挥军事。次年初在江西大败曾国藩所率湘军水师，扭转了战局。1855年11月至次年4月，石达开转战江西各地，克复五十余州县，困曾国藩于南昌，后率师回援天京，6月间会同他部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使曾国藩倍感畏惧，认为他“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也说石“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左宗棠又说：“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天京9月初发生内讧后，石达开10月初从武昌回到天京。此时事变已尘埃落地，韦昌辉取杨秀清的地位而代之。石达开当面责备韦昌辉滥杀危及天国。韦“要将翼王杀害。后翼王得悉此事，缒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韦昌辉即将其妻儿全家杀尽，并派秦日纲率军沿江追击石达开。途中获悉石调集人马东下讨韦，遂转移目标攻打清军。石达开被迫出逃后，在安徽起兵讨韦。洪秀全在朝臣协力下，处死韦昌辉、秦日纲，任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连政务。其时武昌又失，皖中江北淮南州县也连片失陷，东线清军江南大营又重犯天京外围。石达开部署谨守东西线而命陈玉成、李秀成在江北淮南展开反击，连战告捷，使局势得以稳定。但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心存疑忌，多方牵制，使其受到排挤而不安于位，迫使石达开于次年带兵二十多万单独行动，与洪秀全分裂。后仍使用太平天国纪年和洪秀全所封职衔，宣布为天王开疆拓土，天京方面也与石达开维持名义上的关系。石达开率部出走后，太平天国前期所封诸王，西王、南王阵亡，东王被杀，北王、燕王被处死，豫王病故，悉数凋谢殆尽。洪秀全俨然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真命天子实乃洪氏毕生之追求。称天王时，他就在诗中流露：“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馋邪遁九渊。”定都天京后，他的皇权思想日趋膨胀，但受军师负责制的制约。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并没有把军师的职权赋予石达开，而是把它抓归自己手中，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1859年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天京，封为干王，“晋位军师”，仍抓住其实权不放。作为军师，洪仁玕名为“总理国务”，实为一个空架子。干王府处理政务的只有三个书手，与当年东王府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废除军师负责制之后，洪秀全设立六部，把国务分归六部掌管，而六部则向他负责。太平天国后期“分设各部衙门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权柄集中于天王。如不经其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与此同时，调遣军队、派官镇守、减征钱粮，乃至安民，无不按天王诏旨施行。甚至给外国专使的文书也由天王颁给。洪秀全在皇权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致于与清朝皇帝难分伯仲，成为南方新王朝的一个皇帝。作为皇帝，洪秀全当然不可能处心积虑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拔擢人才，使人才扬长避短，人尽其才。石达开尊重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勤勉任事，决无谋篡之心。战场上出生入死，与清廷势不两立。作风亦比较正派，不搞阴谋诡计。但洪氏兄弟却对他“疑多将图害”，致使洪、石矛盾渐趋激化，最终迫使他走上率部出走的道路。不然的话，天京事变就有重演的可能。再说，石达开出走后，并没有打出分裂的旗号，与太平军交战，而是坚持与清军作战，最终被俘，慷慨就义。总之，石达开率部出走，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看无可非议。其责任不应由他负，而应由洪秀全负。在责任归属问题上，国人受传统观念束缚，误以为“为臣事君，忠之本也”，殊不知“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何况出走后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太平天国文书亦称之为“远征”。“远征是石达开当时唯一可走的道路”。（史式《试论石达开远征的是非得失》）身为广东人，洪秀全未能有意识地妥善处理与上述三个广西人与其他广西派的人际关系。范文澜在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把宗派思想放在首位：“洪秀全领导的广东派与杨秀清为首的广西派发生裂痕，广西派压迫广东派。”罗大纲是广东揭阳人，“尝谓人曰：吾与秦日纲、胡以晃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广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粤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于此者，天王亦自忘其为花县籍乎？秀清闻之，疑其有异志，由是不敢以重军付之。”（参见《中国近代史》上册）1856年秋，“广东派联合广西别派韦昌辉残杀杨派，韦派又压迫广东派，广东派联合残余的杨派屠杀韦派，造成极大的內讧”。（同上）实际上天京城內的自相残杀是在洪秀全的掌控之下进行的，并非韦昌辉扩大事态所致。那天深夜，韦昌辉率部由南门进城，“在几个钟点之內，他的队伍已按预定计划分布各要害地方，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为韦部所占据”。首先袭杀门卫，隨即冲进东王卧室，杀了他本人，接着见人便杀。全府四千余口无一幸免。东王府是天朝官阶爵位最高的王府。东王府的职权亦超越于其他王府之上。一般军政事务大多在东王府处理。重大事项也在此地议定，而“议定奏上，无不准者”。事变前的东王府实为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一切军政要务俱在东王府处理。建都初期，东王每天到天王府朝见天王，后是隔几天朝见一次，再往后东王朝见天王的次数越来越少，天王府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当时城內的卫戍部队近三万，都是东王的部属，归东殿尚书傅学贤统率。从9月3日始，卫戍部队同韦部在城內展开激战。韦的部队人数较少，兵力单薄，对卫戍部队的反攻难以招架，死伤甚众，眼看就要瓦解了。正在这个时候，事态发生了有利于韦昌辉的转机。燕王秦日纲率部回京城，支持韦昌辉诛杀杨秀清，韦部得这支生力军之助，气焰顿张，对傅部展开反扑，双方互有伤亡，战斗陷于胶着状态。内讧双方集结全部兵力，“闭城月余，互相自杀”。座镇天王府的洪秀全密切注视着战况的进展。见燕王与北王联袂，便降诏惩办事变的祸首。据记载：“一班女宣诏使在天王宫殿之前栏杆内宣布韦氏罪状，因有好些人无辜被杀，天王特下诏惩罚其罪，令受鞭刑四百。杨氏部下军官之得留性命者，皆被召往观北王受罪行刑。”（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 降诏罪韦实乃洪一箭双鵰之计。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说，“秀全妻赖氏曰：‘除恶不尽，必留后患’。因说秀全诡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行刑之日指定在降诏的第二天。韦昌辉同秦日纲被带到天王宫前，“依照天王圣谕，北王及顶天侯（即秦日纲）罚受笞刑。施刑之际，两人的隨从都高声痛哭，而两人则伸手足受刑”，“行刑者尽力一击，响声可闻，木棍当场折断”。（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刑场外，“当有东王党五千余人被诱卸下军械而被监视。有两座大房是特别指定为收容他们之用。等到全部进去之后，外兵即围攻，屠杀。在一个房內者毫无抵抗束手待毙，而其他一房者则奋斗至死。东王的带甲部兵既芟除净尽，其余党隨被大规模的屠杀，其残酷惨状，无以过之。他们虽见有煌煌圣诏，允许受保护，而男女老幼被斩首者无数。”（同上）天京事变的策划者是洪秀全，韦昌辉充其量是执行者。孙中山曾指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自相残杀”。（《三民主义》）范文澜也指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因互相猜忌以至于残杀，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挽救的惨境，因此太平军失败。”（《中国近代史》上册）作为一把手，洪秀全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而不仅仅是韦昌辉一个人的罪咎。诛韦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对他心存疑忌，遂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当时石达开每议政发令，众皆环绕而听命，而洪氏兄弟议政发令，则没有人听从，使洪秀全越发疑忌。石达开出走，“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之后，朝臣认为祸由洪仁发、洪仁达而起，不服他俩管束。洪秀全不得不让步，革掉两人王爵，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蒙得恩是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曾任御林侍卫、殿右二指挥，“是天王爱臣”，但他没有建立过重大功绩，“永不出京门”，难以服众。所以，“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面临十分险恶的局势，洪秀全1858年重建领导核心，提拔后起之秀陈玉成、孪秀成、李世贤（均为广西藤县人）等为方面军统帅，自己兼任军师。但鉴于杨、韦、石事件，洪秀全家天下思想加重，多任用年幼无知或才干不足的兄弟子侄（均为广东花县人），使领导机构的能力大为降低。1859年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抵天京仅19天，洪秀全便任命他分为“精忠军师干王”，隨后陆续封了英、忠、赞、侍、辅、章六王与洪氏亲属诸王。1862年以后，为分散统兵诸王权力，洪秀全扩大封王，达2700余人之多。同时，高级官爵越来越多，属官级别越来越高。庞大的官僚队伍日趋腐化，军心民心愈益涣散，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