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超级叛逆者者的故事简介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08-17 09:31 标签： 超级叛逆者
热播剧《叛逆者》在开播第八天，豆瓣评分出炉了，荣获8.4分。众所周知，在国产剧中豆瓣评分上8分的作品可以算是不错了。看完电视剧，再去看原著才发现，原著其实更令人震撼。曾经，澎湃新闻在采访原著作者畀愚先生时，畀愚先生说：“林楠笙是一个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的人。”初看剧时，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很深刻。直到看了原著，才真正读懂这句话。《叛逆者》是一部由四篇小说组成的一本小说集，《叛逆者》是其中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篇幅只有四五万字，却描绘了一幅战争年代，情报工作者为国家的利益不惜置身危险的情报传送工作的画面。讲述了林楠笙、朱怡贞等人在老一辈共产党人引领下，坚持信仰寻找救国道路的故事。本书的作者就是畀愚，他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等期刊发表小说作品多达一百多万字，他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书中感受林楠笙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的情怀。01 再见初恋，不似当年的光景有人说：“初恋是爱情里最珍贵的时光，因为失去了，所以才会更加的怀念。”这句话放到林楠笙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林楠笙和朱怡贞相识于校园，那时林楠笙是朱怡贞的英语助教。纵然林楠笙是朱怡贞的老师，但他们还是偷偷相爱了。操场后面的小教堂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他们的恋情可以瞒过学校里面的所有人，却还是瞒不过朱怡贞的母亲。朱怡贞的母亲一直希望女儿嫁给富豪，来重振他们家族的辉煌，她不甘心女儿跟穷小子林楠笙恋爱，极力阻止两人。最后，竟然跑到学校和校长说，要么让林楠笙卷铺盖走人，别缠着她女儿，要么请记者来曝光这件事。校长担心自己的学校声誉受损，只能把林楠笙辞退。在林楠笙离开学校的前一晚，他们约在秘密基地见面。林楠笙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看见朱怡贞。林楠笙想起朱怡贞说过“我一天是你的人，一生都是你的人”这样的话，但是一夜她都没有来，林楠笙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其实，朱怡贞并不是不想来，而是被她母亲关在家中，对着父亲的遗像跪到天亮。这对恋人就是这么被拆散的。因为初恋的结局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有始无终，所以林楠笙一直无法忘记朱怡贞。现在，林楠笙是军统的特务，而朱怡贞是中共的，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在初见时，朱怡贞极力按捺心中的情绪装作冷漠，但是林楠笙却做不到。他对她说：“贞贞，这一行，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在朱怡贞把情报送出城外差点遭伏击时，是林楠笙把她抱走；装裱店爆炸后，是林楠笙把她接到自己公寓照顾。朱怡贞挣扎着要离开时，他对她说：“我们不是敌人，至少我们还是朋友。”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林楠笙并没有忘记她，内心深处仍然还爱着这个女人。怎么来形容初恋这个词呢？大概是林楠笙这样，即使已经道不同不相为谋，却还是做不到不管不顾，看到她危险还是不顾一切冲上去吧？就像《烽火佳人》中沈之沛给周霆琛下了死命令，去暗杀汉奸许浩南时一样。佟毓婉也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人。在他前去刺杀的时候，佟毓婉就知道了，于是偷偷开车去救人。不料遭到丈夫杜允唐的阻止，但佟毓婉为救初恋周霆琛心切，不顾反对还是去了。也多亏佟毓婉去了，不然周霆琛就真的完了。对于林楠笙来说，再见到初恋朱怡贞，就要面临家国和爱情之间的抉择。对国家，林楠笙可以做到准确传送情报，把国家、组织的利益放到最前面；对朱怡贞，林楠笙可以做到爱惜、保护。努力寻找一个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双全方法。02 乱世浮华中，保护想保护的人狄更斯说：“人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觉到好像吃梨喝蜜似的，把人生这杯苦酒的滋味给抵消了。”说到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责任感”这个词，官方给出“责任感”的解释是：自觉主动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叛逆者》这部小说里面的每个人也有，可我首先关注到的是男主角林楠笙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热播剧还是小说，都讲述了林楠笙被策反投共的情节。在林楠笙被策反后，他遇到了身处风尘中的蓝小姐。他不想让她再流转于形色各异的男人中，于是把她收留下来。林楠笙感觉到和蓝小姐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是他最为宁静的日子，他听她述说自己的遭遇，他同情这个被时代齿轮碾压在地上的女人。事实上，林楠笙在怜惜蓝小姐之余，他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时代的齿轮滚滚向前，倒下的是一批批探寻救国之路的爱国者，他和蓝小姐是其中之一。曾经，看过一个评论说到林楠笙是不爱蓝小姐的，林楠笙爱的一直是朱怡贞。其实，这说得没有错，林楠笙对蓝小姐算不上爱。他怜惜她，他把她收留下来之后，他有责任去保护这个女人。所以，有一天他跟蓝小姐说，已经安排好教堂了。他想要她嫁给他，他想像丈夫一样去保护这个女人。或许有人会说，林楠笙是个渣男，明明还在暗中找朱怡贞的下落，却还要和蓝小姐在一起。但细细一想，我们似乎能明白，林楠笙为什么会这样。试想一下，像林楠笙这样的人，一觉睡下去都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身处战乱的时代，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渴望温暖，他也渴望爱。我们急着去判别他是不是渣男之前，是不是也该设身处地想想换作是我们自己，是否做得真的比林楠笙好呢？由此来看，林楠笙没有错，在他心里家国和爱同样重要。03 幸好我没放弃，也幸好你还在在小说的结尾处，朱怡贞对林楠笙说：“我们真傻。”到底傻什么呢？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作者特地用了留白的写作手法。熟悉畀愚先生写作手法的读者应该都知道，畀愚先生并不喜欢写很多人物的内心OS。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文中的一句“我们真傻”，不同的读者就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如果让我说，这句话的含义是：无奈命运，让他们爱不得，弃又难。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一个已经瘫痪在床，时日不久；一个内心千疮百孔，难回初心。而林楠笙却不像朱怡贞那样悲观，林楠笙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她。上海解放后，林楠笙每日都到中学教历史和英语。一年多来，很多人给林楠笙介绍对象，但是他都拒绝了，他的说辞是：“这样挺好的，我就不去拖累人家了。”别人都以为是林楠笙看不上那些没文化的女人，事实却是，林楠笙很清楚自己脊背上的定时炸弹快撑不住了，他的时日已经不多。况且他的心中还有朱怡贞，这个他始终都放不下的女人。人们常说：“人的一生会喜欢上很多人，但是唯独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笑得最甜的，同时也是伤你最深的，你最难忘的，甚至是忘不掉的。”好在，他倒下醒来的那一刻，看到她在床边给他削苹果，在对着他笑。这对他来说已经知足了，因此他才会说：“还好，我还是见到了你。”相比这个心酸的结局，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的结局倒是让读者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到肚子里去了。尹静琬得知四少在战争中牺牲，她悲痛欲绝。但是在梦中四少让她好好活着。所以，她和自己的母亲到根据地照顾那些孤苦伶仃的孤儿。她在根据地收留了很多孤儿，教他们读书写字。程信之这么多年一直陪在她身边，几次都想要照顾她，但是都被静婉拒绝了。只因为她的心中除了四少再也不能有其他男人的一席之地。许是上天被她的诚心所感动，一次她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四少。静婉神情恍惚，她觉得是四少回来找她了。于是安顿好根据地的一切后，就踏上了寻夫之路。在经过一些挫折之后，她真的找到了四少，可是四少却失忆了。静婉未语泪先流，她怎么都想不到会是这样，正准备伤心地离开。这时，当初四少送给她的怀表唱出了熟悉的音乐。四少听着音乐终于想起了静婉，两人幸福地相拥。所以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上天都会为你们铲除荆棘，铺平道路。04 结语《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说：“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所以我没有成家的打算。”因为陈延年这个信念，他拒绝了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柳眉。陈延年的心里是一整个国家，他并不想为了这个大家而冷落了小家，所以他才决定不成家。陈延年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行为固然让我们肃然起敬，但是我们同样为柳眉感到心酸，心心爱爱的男人怎么捂都捂不热，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幸好，林楠笙并不是这样。林楠笙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了这句话：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他亦没有辜负。
在中国70后作家中，畀愚是很低调的一个——写小说二十余年，尽管已有数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但作为它们背后的原著作者，了解他的人并不多。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浙江嘉兴老家，从未开办过新书发布会和讲座。前不久，由他小说《叛逆者》改编的同名高口碑谍战剧热播，终于让更多读者认识了这个名字，和他笔下那些精彩的、在跌宕起伏大时代中沉浮的个体人生。最近，他最新一部作品《江河东流》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和《叛逆者》一样，依然以民国为背景，主人公孙宝琨，也即叙事者“我”，是一个旧军阀的庶子，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难以摆脱从旧家庭继承来的种种旧习。然而，呼啸的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改造了被裹挟其中的他，使他终于下定决心摆脱了腐朽的特权阶层，走向光明，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普通公民。正如一直以来的许多评价，畀愚善于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如同一位高妙的裁缝，于广阔历史中觅得材料，将虚虚实实缝织在一起，使小说成为一幅斑斓迷人的绣锦。于是我们看到，从军阀混战、北伐到抗日、内战，孙宝琨不仅以一个军人的身份直接介入其中穿针引线，与真实历史呼应，甚至直接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构成对话。时代的苍茫与个体的顽强，便在这高密度的讲述中，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近日，书乡对畀愚进行了专访。长篇小说里，是对那个时代说的话书乡：《叛逆者》热播后，您的写作和生活有受到什么影响吗？畀愚：对写作或有点干扰吧，但不至于影响到生活。生活是首要的，我本身就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生活的那种人。我生活在江南，这地方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有台风。我们都习惯了它来时的迅猛，但结果常常是一夜醒来后只是天空更加洁净了。畀愚《叛逆者》书乡：不开新书发布会和讲座，在现在的作家里不多见了，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坚持？畀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作家，而且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隐于作品背后的。写作者用作品说话，一个作品完成了，那要说的也就讲完了，至于读者怎么去看待与理解，那是读者的事。我们要相信读者的经验与判断，他们往往会发现许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没能发现的东西。我想读者也会理解的，给作者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像个旁观者那样站在自己作品的后面，尽量冷静地看待自己，看待这个世界。书乡：您说过《江河东流》是一次计划外的创作，也是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这一系列写作是如何开启的，又为何在这里暂为收束？和之前比，这次写民国有什么不一样？畀愚：我的出生与成长都在一个小镇上，前十年写的都是当下的现实题材，后来被人归结为“底层小说”。那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生活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就接纳什么，但他们同样见证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切肤之感。到了2007年左右，我写了第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胭脂》（注：2015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让我一下从风格上摆脱了前面十年的写作。当时是在上海读书，有空就去那些里弄里闲逛，有次路过常德公寓，我知道张爱玲曾住过那里。有时候，阅读与记忆会让人脑子里产生许多东西，像发酵、提纯一样，慢慢的，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形象就出现了，就有了后来的《邮差》（注：2014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现在看来，是《邮差》确定了新的写作方向，就是以民国为背景，地域也大部分是在上海与周边的江南地区。这是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畀愚《邮差》写《江河东流》之前，我在黔南的一个苗寨里。我记得当时天上下着雨，特别潮湿阴冷，很像我家乡的冬天。我是突然决定写这么一个小说的，就像火堆里啪啪冒出的火星。那时，所谓民国题材的小说也已经写了近十年，以中篇为主，我把它们看作是对小说电影化写作的尝试，就是让文字尽可能体现出画面感，让故事更加简洁与克制，更有节奏感与悬疑感。一个中篇也就是一个剧本的容量，连续读完它也差不多是看一部电影的时间。但《江河东流》不一样，它是部长篇，应该是更加奔放与自由的，不光是长度，还有它的宽度，里面是我对那个时代要说的话，那些荒诞、肆意与任性，可我们漫长的人生恰恰就是用来磨灭这些的。不过没有关系，所有的江河终归流向大海，不管路途有多么的百折千回。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书乡：主人公孙宝琨是一个旧军阀之子，身上有很多民国大少的影子。创造他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哪些人物原型？畀愚：他是一个畸型年代里的畸型产物，人的本性与旧时代的劣根性在他的身上表现无遗，他就是一个时代的混合体。张学良、袁克文、孙传芳等，多少是有影子投射到了他身上的，但同时又模糊不清，有点像国画里的大写意，若是真的清清楚楚了，也就失去意味了。其他人物也是这样，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没能跨越过那个时代，也没能跨越出他们的人生边界。书乡：孙宝琨是个不属于历史主流的人物，没有和大哥宝珩一样参与共产党、走历史的道路，但也不是一个反派，最后从权倾一时的军阀成了一介平民，虽然经历丰富，但内心迷茫。您曾说并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那么为什么又会选择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当主人公？畀愚：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况且我写的也只是历史阶段里的某种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最终都将成为他自己的那段历史，留下各自的轨迹。宝琨是这样，宝珩也一样，这里不存在“正”与“反”，或是“好”与“不好”。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迹，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会被记住，而更多的是生来就是为了被忘却的。我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因为他无知、任性也很混蛋，但这不妨碍我把他那段人生说出来。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它裹挟了许多东西，也改变了许多事物。书乡：上世纪的革命传奇中，“革命加爱情”是一种典型范式。这本书中，孙宝琨一生也和许多女性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董秀澜，她是个革命者，很早就牺牲了，但一直被孙宝琨念念不忘。这些女性，对孙宝琨这个人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畀愚：董秀澜对于孙宝琨来说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一座灯塔，如果她没有牺牲，孙宝琨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里，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男人与女人，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情感，这些遭遇与情感不仅丰富了他们彼此的人生，还拓展了生命的宽度。书乡：这本书一开始，您计划是写“我的革命生涯”，开篇第一句就说，“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但他前期所一度热衷的“革命”，和我们现在所指的并不完全一样，他似乎更在意的是一种变革的快感和权力在握的感觉，而不是更崇高的使命，所以似乎很难将孙宝琨笼统称之为一个“革命者”。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个人的“革命史”？畀愚：计划赶不上变化，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改变与完善的过程。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复杂到谁也想象不到的。就拿革命这两个字来说，暴力推翻是一种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一种，互联网的出现也是一种。在这个小说里，它更趋向于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但也不尽然。“裁缝”追求的是天衣无缝书乡：您的故事都是把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我觉得就像织布一样，把人物缝织进历史，就算读者知道是作家的虚构，但在故事中，依然以假乱真。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是，作为“裁缝”，您如何能自如地让历史为自己所用而不产生裂隙？又如何在无限贴合大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充分展开小人物自己的人生？畀愚：织布这个比喻真好。这其实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我一直认为小说或者说文学，就是面对站在镜子前的自己，是“真相”与“假象”间的相互凝视，哪怕你看得再真切，仍然还是在“真相”与“假象”之间。所以，这个“之间”的距离很重要，它决定了是不是产生裂隙。一名“裁缝”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天衣无缝。这也是我们写作者们的终极追求。所谓的历史背景一旦进入到小说里，只不过是片土壤。每一片土地里都应该有适合它的生命，这是自然规律，我能做的就是不去破坏这个规律，让所有从这片土地上起飞的想象，最终仍然落回这片土地。放飞不难，难的是收回来。书乡：您曾谈到这种写法是为了让人们“信以为真”，十分强调“真实”，但这部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孙宝琨不是个十分可信的叙事者，会“美化”自己的一些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弭“真实”吗？畀愚：我所说的“真实”是指文学里的真实，是用来区别于我们生活里的“真实”的。小说不是生活的再现，它更多时候就像个真实的谎言，小说家所有的手段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真实”。叙事者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讲述事实，但孙宝琨的人设是个亲历者，始终处于事件之中，每件事的发生都足以改变他的人生。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叙述事件，才能证明他是个真实的人。他以他的认知、好恶与偏见来诉说自己的经历与观感，才是符合人的情感逻辑。书乡：杨庆祥老师评论说，您在书中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观，但他认为，这正是一种属于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即：对大写历史的不信任，对“正写”人物的怀疑，但同时又不能确定历史的走向。这一点，您是否有同感？畀愚：这不存在同不同感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是怎么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观，跟1960年代或是1980年代生人有什么区别？不管你对历史信不信任，历史都已存在，都是发生过了的，而不能确定走向的恐怕只有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正写”人物与“反写”人物应该属于写作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从叙述的需要出发，为的是让表达更有力，更能接近于所要塑造的这个人物。书乡：小说情节读起来很有电影感，奇情画面迭出。您这些年也有多部作品被改编，这是有意为之的一种写法吗？畀愚：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小说电影化的写作，仅仅是个人的一点尝试。我喜欢看电影，有时也会考虑文字表达与镜头语言之类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时会发现，它的艺术性、思想性，那种直抵内心的力量完全不亚于小说。同理，小说也可以像电影一样深入人心，它需要更为广大的读者。这是我努力想做与在做的。书乡：不写民国以后，接下来会尝试什么方向？畀愚：下个十年，我会着重写一些长篇。目前在尝试悬疑小说的写作。当然，文学性是前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随着电视剧《叛逆者》热播，也掀起了对原著小说《叛逆者》的阅读热。该书由作家畀愚创作，于2020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叛逆者》以军统“叛逆者”、中共地下党林楠笙的视角，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敌后的革命故事。相较于其他同题材作品，《叛逆者》在某种意义上算一个“异类”。小说的人物关系复杂，林楠笙、顾慎言、老潘、许怡贞、纪中原等这些情报人员在复杂的斗争中，真真假假、分分合合、生离死别，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惊险曲折，扑朔迷离。小说笔调平实，朴素留白的叙事手法，虽没有刻意强调矛盾冲突，却还原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史的进程。在赞颂和讴歌上，文笔同样收敛而克制，平实的叙事风格，看似直白幽微，但正是这种未加渲染夸张的平铺直叙，令读者更能感受到地下工作的凶险。不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小说，很多读者在故事中读到“重情重义重人性，为生为爱为信仰”的人物。除了“叛逆者”林楠笙，小说还塑造了其他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或叛逆于原本的阵营，或叛逆于自己的情感，却又各有所忠，从未动摇。每个角色在叛逆与忠贞之间的挣扎取舍，更显其鲜活和真实。很多读者好奇的题目——《叛逆者》，在畀愚看来，书中的人物，“他们只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谈及创作，畀愚说，“我只表达了我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里的一种人生。”《叛逆者》出版之后，面对书友的提问，畀愚说，“我是那种特别不善于事先列提纲的写作者，事后也不喜欢写创作谈。一部小说结束了，作为作者要说的话也应该讲完了。”他觉得作家应该隐在作品后面，故此，他没有办过一场新书发布会，也不愿意开座谈会。谈及小说的人物创作，讲到林楠笙，畀愚说，林楠笙是一个“在乱世中被挤上舞台的人物”。“我不知道有没有原型，至少在创作这个人物时我没这么考虑过。我认为林楠笙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爱国者。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一个正常的人的内心、情感与理智出发的。”畀愚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他曾出版过不少作品，也获过不少奖。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江河东流》讲述了一个崭新的故事。但畀愚在不同场合都说自己是一个很低产的作家，写得慢但读得多，“我是非常低产的作家，尤其涉及到历史，方方面面的资料得查阅，所以写起来很慢。”他写到香港、重庆、南京、武汉，必定会从网上淘得这些城市的民国老地图。“作家们总会说，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但理智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肯定不是最好的。”畀愚说，他没有过问过剧本改编，对《叛逆者》的编剧很放心，“我相信，编剧会让人物更丰富，故事更精彩。”很多人将畀愚定义为谍战作家，畀愚并不同意这一点。“这些小说只是写作生涯里的一个过程。我更多是现实题材的小说，是我对这个现实世界观察与体会的结果，有机会介绍给你们。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张知依来源：北京头条客户端本文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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