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有关中国“双循环”战略的讨论十分热烈。房宁先生指出，国际格局的竞争性更为明显，我国发展正面临“制约压制”的外部困境；经历近40年高速发展后，我国已进入经济“平台期”，结构性短板突出，未来15年至30年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高风险期。
他认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困扰我们的两大问题，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重新重视“胡焕庸线”线，即“瑷珲-腾冲线”的经济地理与社会地理意义。在他看来，“瑷珲-腾冲线”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一条“基本国情线”。他认为，在畅通“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开发“瑷珲-腾冲”一线将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将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本文原题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原载《人民论坛》2022年2月（下），总第73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面临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
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
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
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情况，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27%。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就是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自身有所发展和提升，但这些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却仍在扩大。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0.98万亿元、21.75万亿元、20.49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就约等于西部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八个省（自治区）的总和。
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
开发“瑷珲—腾冲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他利用自然环境而非政治区域为单位，科学测算出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密度，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
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地域分布差异很大，以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为两点划一条直线，在中国地图上大致呈45度斜线，以此为界，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这条空间上的虚拟界线就是著名的“瑷珲—腾冲线”。
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之一。总体来看，“瑷珲—腾冲线”划分了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是一条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时态的分层线。
“瑷珲—腾冲线”标示这种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内部的地理、气候、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刻画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并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情以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为最基本内容，“瑷珲—腾冲线”堪称反映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国情线”。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迅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人口分布规律却依然没有改变。
人口分布的差异产生出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数据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例如区域用电数据、运输物流数据、滴滴出行数据、腾讯QQ同时在线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均可标记中国这条人文地理分界线。
作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一波”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长期以来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形成时空分布的倒置与错配。“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8.12%，以西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1.88%；“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左右，以西人口则仅有约10%左右。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居世界之首及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分布在“瑷珲—腾冲线”沿线或以西地区，远离东部地区中经济发达、资源集中消费的地区。
尤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水能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区，而煤炭资源总体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煤炭产区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安徽、河南等8个省（自治区），分布极不平衡。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的人口资源和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或沿海地区，即主要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迅速成为中国拥有的两大经济社会资源。中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大且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还有包含4亿人的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中国的经济功能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需求潜力在不断释放，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408017.2亿元，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空前扩大，东部地区创造的GDP和消费总额占全国的一半，而西部地区却仅占20%左右。
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幅员相比，“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比较落后。2019年“瑷珲—腾冲线”沿线26市（州、盟）的GDP总值为4849.97亿元，仅占全国GDP总值的4.77%；沿线26市（州、盟）的2019年公共预算收入为4050.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的2.13%。
“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了中国经济布局的严重不均衡性，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性原因。胡焕庸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构想出交集理论、网络节点理论、连横合纵理论等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分析理论。
正因为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突破这一瓶颈，实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地渗透和扩展，在“瑷珲—腾冲线”一带形成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波”，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部推进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基础性、潜在条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解决沿海与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时指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瑷珲—腾冲线”北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朝西南45度方向跨越全国版图至西南边境云南省腾冲市，绵延近3700公里，沿线经过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8省（自治区）的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9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9.72%；沿线区域拥有耕地约195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52%；沿线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99%。“瑷珲—腾冲线”沿线及以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我国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资源集中于此。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自然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前沿阵地”。“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既有必要又有条件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
综上所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
“双循环”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际循环，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需要关注和重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策略的选择与制定，离不开“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基本条件与国情。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的推动者——刘光第教授
发布时间：2020-06-05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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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1917—1996），男，汉族，湖北仙桃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刘光第教授1939年就读于重庆大学商学院银行专业，1943年获商学士学位，同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年获货币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研究员、兼任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和沪江东吴联合商学院代理教授、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7月至1953年2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任计划科科长、研究员、上海《经济周报》总编辑、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1953年调入北京，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光第教授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发表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许多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推动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1992年刘光第教授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为当年国际名人。他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培育了大批金融人才，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的推动者。1945年9月，刘光第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8月，他离开重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刘光第教授于7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大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主席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光第教授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的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腔热血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期，他还在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兼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货币管理》。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953年，刘光第教授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长。先后主讲《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光第教授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教书育人。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几十篇学术成果，相继提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问题上，改革初期不少学者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直接管理，刘光第教授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应由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的观点，引起学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的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刘光第教授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强调了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刘光第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股市发展战略选择》《关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问题》《对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几点看法》等，刘光第教授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教授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恢复活动后，他担任常务理事，1993年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是首届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才华。刘光第教授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中备受崇敬。他在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组织一些小组讨论。刘光第教授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这三个专业，刘光第教授在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室任职。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科。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学的支撑，应用经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他多次向学校提议成立经济系，认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四所大学的经济系科合并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当时的理论经济学是全国最强的，形成了很好的理论经济学传统，有坚实的基础，应该尽早建设理论经济学学科。由于当时校舍还没完全收回，条件实在不允许，迟至1995年承担理论经济学科建设任务的经济系才得以成立。可以告慰刘光第教授的是，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的经济系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院，一大批潜力巨大的青年经济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人物评价一生探求民富国强之道，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宣传部、新闻中心)
编辑：王亦心

为进一步促成这种“解放”，使GDP回归原本的统计指标属性，本文分析了GDP指标在以往的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两类统计性问题：一是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的方法性问题；二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GDP指标造成的统计范围的制约性问题。前者造成计算所得的实际GDP指标反映信息失真，后者造成GDP指标遗漏信息。两类问题都会导致GDP指标低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本文论证了这种低估问题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
　　[摘 要]在现代经济统计系统中，“实际GDP”增长被用以表征真实的经济增长。但一方面，“实际GDP”指标实际上并不能直接被统计，而需要经过特定的处理方法，由可被直接统计的“名义GDP”指标转换而来。出于统计实践需要的同口径归类处理法，使得产业升级的经济价值被低估，继而低估了“实际GDP”增长及其所代表的真实经济增长。另一方面，GDP指标的统计范围仅涵盖已货币化部分的经济活动，而真实的经济增长是货币化部分和未货币化部分的总和。这两类统计原因都使得经济增长被低估。
　　[关键词]绝对基期价格法；相对基期价格法；货币深化
　　在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GDP统计量是衡量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关键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转变为国民账户体系SNA，相应核心指标也从MPS体系的国民收入转变为SNA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时，国家统计局还利用改革开放以前的MPS体系中的统计资料，估算了改革开放以前的GDP数据。然而，任何指标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GDP指标也不例外，GDP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首先目标。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一直在讲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六稳’‘六保’，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关于GDP指标本身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有些问题属于在运用GDP指标过程中出现的。这类问题更加隐蔽，更容易导致对GDP指标经济含义的误读。本文就出现在GDP指标运用过程中的两类统计问题进行分析：一是用名义GDP指标计算实际GDP指标的具体算法所引起的对产业升级的经济贡献度的低估；二是实际GDP指标对处于货币深化进程中经济体的测度偏误。如果经济学家与统计工作者的本意是以实际GDP指标的增长来表征真实的经济增长，那么由于这两类问题的存在，实际GDP指标其实并不“实际”。
　　这两类问题的存在都导致对真实经济增长的低估，并且同时影响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真实经济增长的测算。而由于具体的历史经济环境与问题本身的作用机理，这两类问题对改革开放前的真实经济增长测算的影响更大。下文分别对两类问题进行分析。
一、GDP的统计性：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一）从名义GDP转换到实际GDP的数据结构问题
　　前文已经说明了GDP指标对于理解今日之经济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可能正因为人们如此重视其经济含义，而相对性地忽视了GDP首先是个统计指标，利用GDP指标进行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其统计学特性。我们不妨从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差异和转换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切入，展开后文的分析。
　　依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所绘制的中国名义GDP（按现价计算）随时间的变化趋势，1952年中国名义GDP为679.1亿元，1978年中国名义GDP为3678.7亿元，2014年中国名义GDP为641280.6亿元。与名义GDP相对应的是实际GDP，但国家统计局并不直接公布实际GDP数据，只是给出了两种GDP指数（以1978年为100和以前一年为100两种）。这种GDP指数就对应着实际GDP，并且每年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依据GDP指数算出来的。依据上述的名义GDP数据，有观点就指出：1952—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1978年之后，通过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三次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
　　尚且不论上述结论本身是否准确，经济研究者不能直接以名义GDP为依据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名义GDP指标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不能成为计算增长率的基准。倘若以名义GDP的增长“论英雄”，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反倒对应着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了。然而，我们应如何有效地扣除掉价格水平中的通货膨胀因素，由名义GDP得到实际GDP呢？
　　理论上，如果一段时间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可用某一期的价格为绝对基准的方法，直接扣除掉价格水平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得到实际GDP。但即便在这种假设的理想情形中，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同期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除了包含通货膨胀因素，还包含因生产力的非平行变化以及需求的非平行变化所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因素。两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前者是应该被扣除的，后者是应该被实际GDP指标所反映的，而绝对基准期价格法把两种因素都一并扣除了。
　　为解决此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实际GDP计算方法：“新GDP平减指数等于按基期产量计算的现期价格总量与基期价格总量的比率，新GDP等于名义GDP与新GDP平减指数的比率，即是经过新GDP平减指数修正的名义GDP。与传统的名义和实际GDP不同，新GDP既排除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影响，又充分考虑到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当然，这里所指的“实际GDP”，即前文所述“以绝对基准期价格法得到的GDP”：使用基期价格来加总当期的产出。（后文会给出另一种“实际GDP”的计算方法，相对基期价格法。）这种新的实际GDP计算方法在理想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后文在进行演算时也采用此方法作为一种比较基准。但是，一旦脱离了理想情况的设定——“一段时间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依赖于基期产量的新GDP平减指数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当期的通货膨胀因素。
　　（二）有“产业升级”情形下的两种实际GDP算法
　　在现实的非理想情况下，产品与服务的类目随时间不断变化，新产品进入，老产品消失，并且新老产品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例如汽车和马车）。客观上，这类新产品并无上期可比的价格基准，除非强行为其指定接近的产品的价格作为基准（后文会阐述这种强行同类化统计操作的后果）。因此，即便新产品的定价受到普遍的通货膨胀影响，我们也没有充分有效的依据来扣除新产品所对应的名义GDP增量中的通胀因素，这还是因上文所陈述的理由“价格水平同时包含了通胀和产品间的相对价格两方面因素”。而又因不存在新产品的前期作为基期，这样一来，新GDP平减指数就较难适用于新产品，当然，老产品及其价格在当期的消失也为这种新GDP平减指数的计算造成障碍（价格不存在也不能等同于价格为0）。因此，不妨假定新产品的名义GDP等于实际GDP，我们以一个数值算例来展示这种现实的非理想情况对实际GDP计算的影响。
　　假设在一个发生着持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经济体内，连续4年的生产情况如表1。
　　表1列出了各年的各产品产量、价格与名义GDP，如第１年生产dA产品3个，单价1元。由价格变化可知，经济中存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为尽量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计算实际GDP，我们必须选取基准年及对应的商品篮子，但理论上存在两种典型的基准年选取方法：绝对基准年和相对基准年。这就对应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种GDP指数的算法。
　　绝对基准年法是指：选取某一年（如第1年），然后每年实际GDP的计算都参照此年的价格与商品篮子。但问题在于，距离基准年的时间距离越远，商品篮子的可参照性越低，并使得可被扣除的通货膨胀因素未被扣除。依据此法，我们以第1年为绝对基准年，计算得各年的实际GDP，列入表2。
　　观察表2可以发现：第3年中的产品eF价格中显然的通胀因素没有被扣除，第4年中的产品eF和eG价格中的通胀因素也没有被扣除。而第2年的新产品eF、第3年的新产品eG和第4年的新产品eH的定价虽然也可能受到普遍的通货膨胀影响，但由于没有前期的参照，不能做直接的判定。正因实际GDP中含有非实际的通胀因素，GDP指数依然虚高。
　　相对基准年法是指：逐期调整基准年，选取被计算年份的上一年为基准年，这使得基准年的商品篮子具有最大的可参考性。但问题在于，隔年的实际GDP（如第1年和第3年）由于价格不一致而不具有可比性（也是因通胀因素未被有效扣除）。依据此法，我们以前1年为相对基准年，计算得各年的“前期实际GDP”（不同于基于设定的绝对基准年计算得到的实际GDP），列入表3。
　　观察表3可以发现：在“前期实际GDP”指标中，第3年相对于第2年的通胀因素没有被扣除，第4年相对于第3年的通胀因素也没有被扣除。第3年的“前期实际GDP”的参照系应是第2年的名义GDP，二者的价格体系也最接近，所以第3年相对于第2年的实际GDP的比值应为179/120，所以第3年的实际GDP应为179/120*100=149.2元。类似的，第4年相对于第3年的实际GDP的比值应为278/203，所以第4年的实际GDP应为278/203*149.2=204.3元。
　　对比表3和表2中第3年和第4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显著低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实际GDP1=149.2/167=0.893；对于第4年，实际GDP2/实际GDP1=204.3/267=0.765。这是因为，当经济体发生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时，绝对基准年价格法允许了通货膨胀因素沿着产业升级的方向逐年累积，而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则逐年消除了这种累积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即0.765<0.893。
　　（三）无“产业升级”情形下两种实际GDP算法
　　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上文发现的关键性，可将其与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再次考虑理想情况，给出可对比的算例，并使用新的实际GDP算法提供一个参照，如表4。
　　表4对应表1，具有相同的名义GDP，表中后3列演示了新的实际GDP算法。我们同样采用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和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实际GDP得到表5和表6。
　　表5对应表2，表6对应表3。我们发现在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并且与新实际GDP3也比较接近。在通过算例发现两种情况的差异后，我们再次关注中国的实际GDP数据。
　　（四）中国的实际GDP与同口径归类处理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对应着相对基准年价格法，但需经过累乘处理，该数据从195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对应着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该数据从1978年开始。依据这两套数据，我们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实际GDP2数据和实际GDP1数据绘制如下图：
　　观察图2，我们发现：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曲线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曲线高度贴合，两个指标之间无显著差异。以2014年为例，依据两种算法得到的实际GDP数据分别为104324.3亿元（GDP1）和104152亿元（GDP2），均不到名义GDP（641280.6亿元）的1/6。
　　因此，实际数据显示了接近算例中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形。这显然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显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实情。那么，国家统计局的两种GDP指数是如何得到的呢？
　　这便需要依靠同口径归类统计法，其效果等同于通过算法构建了前文的理想情况。新产品被纳入已存在的某个大类，这使得所有时段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从这个加总层面的统计操作来看，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仿佛没有发生。我们仍然以上文的算例进行演示，对于表1中的产品dA、dB、dC、d，我们将其全部归为D，对于产品e、eF、eG、eH，我们将其全部归为E，并依据这种归类计算其对应的单价，结果列于表7。
　　表7对应表1，具有相同的名义GDP。我们同样采用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和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实际GDP得到表8和表9。
　　表8对应表2，表9对应表3，可以发现：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的差异度显著下降。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实际GDP1=113.511/118.875=0.955>0.893；对于第4年，实际GDP2/实际DP1=142.117/155.75=0.912>0.765。
　　但与此同时，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虽然实际GDP2和实际GDP1之间变得接近了，但是二者同时显著降低了。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113.511元<149.2元（表3中数值），实际GDP1=118.875元<167元（表2中数值）；对于第4年，实际GDP2=142.117元<204.3元，实际GDP1=155.75元<267元。这是因为，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原本不应该视为通货膨胀的新产品的高价格（体现创新带来的高价值）也被视为纯粹的通货膨胀现象，以这种过高估计的通胀因子为依据计算实际GDP就会造成低估的统计现象。另外，同口径归类的统计处理也使得本已在产业升级中被淘汰的产品的低价格也对基期的价格计算造成影响，通过拉低基期价格的方式同样造成对通胀因子的高估。
　　综合而言，两种不同算法得到的中国实际GDP数据序列的高度一致显示了同口径归类方法在统计过程中的运用，而这导致对通货膨胀因子的高估，对先进产业经济价值的低估，从而致使中国的实际GDP被低估。这类低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段。但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应的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是从0到1的过程，这导致相对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学界也将这段历史时期的国家战略概括为赶超战略），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实际GDP增长被低估得更严重。
二、GDP的货币性：测算货币深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信息遗漏
　　（一）GDP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差异
　　在SNA核算体系中，GDP统计量被称为“国内生产总值”，然而，事实上，这一统计量所描述的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在货币交易的过程中被统计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包括货币交易部分（GDP）和非货币交易部分，以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则存在信息遗漏偏差。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产值分解，真实的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便大于货币化部分的GDP增长的绝对值，而增速的对比将在下文中被讨论。当然，由于上文已经讨论了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区分及问题，下文所称GDP皆指实际意义上的GDP。
　　无论按现价，还是某种不变价，GDP的计算都离不开价格变量。然而，如果存在一个掌握完整信息的中央计划者，就可以推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货币价格对于这样的完全计划经济体而言是多余的。因此，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GDP不能被统计出来，或者说GDP始终为0。然而，这一经济体又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从消费者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服务而言，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的，但GDP及其增长率却为0。
　　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个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封闭经济体。因为简单再生产的性质，该经济体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不变，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0。然而，当该经济体的生产组织方式从完全遵照指令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价格为信号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生产效率尚未发生显著变化时，GDP却实现了大幅增长。显然，这种统计层面的增长对于国民而言，没有任何福利增进的意义。
　　在上述两种极端的假想情形中，GDP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差异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现实情形介于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完成了从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向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经济统计量，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前，我们先引入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
　　（二）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
　　货币深化是指货币在经济媒介中的比重上升的过程，货币深化是金融深化的重要方面。然而，研究者较少注意到货币深化的发生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而城市化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解体。
　　在货币深化的初期，大都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力远小于现在，人口的流动性较低，熟人社会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熟人经济圈中的信用是天然的，因此对货币信用的依赖度就较低，人们互相提供多种类的劳动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增进彼此间的联系。同时，正因彼此信任，人们在互帮互助时往往不收取或仅收取少量的报酬，因此这种劳动的产出并没有成为被货币计量的商品，即低商品化，从而也不能被GDP统计量所涵盖。事实上，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信任不足的场合，货币信用才能凸显其作用，部分地消除信任缺失所造成的合作障碍。
　　熟人经济的天然信用优势为其带来了较高的协同效应，然而，熟人经济最显著的不足是不能充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带有小范围自给自足的特征。熟人圈内多种类别的互帮互助服务（如邻里之间互相帮工盖房子）使得每个成员都具备多种劳动技能，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分工深度。因此，熟人经济可被视作一种扩大范围的自然经济，显然，也是一种低货币化的经济形态。
　　经济体的货币深化突破了熟人经济的地理空间限制，使得每个人都面临一个大市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与陌生人产生了更多的经济联系。因此，货币深化通过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提升了劳动分工的程度，而专业化又进一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过程被总结为“依靠货币进行分工要比依靠组织进行分工更有效率，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信息要多于组织所掌握的信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基本假定。按照这种逻辑，货币化程度越深，生产效率越高，国民经济增长越快。然而，货币深化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亦有其成本。货币的信用毕竟不能完全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货币深化在削弱熟人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也使得熟人社会中那种人与人之间拥有较高信任度的社会习俗被淡化，而这种习俗又是道德调节的基础，当道德调节的效率下降时，新的交易成本就会产生。这便从相反的方向上印证了这样的观点：经济的超常规效率来自道德基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资本力量的统治已经深入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种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运转效率应该是最高的，这与西方经济运行中的高交易成本的实践情况恰好相反。当然，私有制也会带来高交易成本，但私有化与货币化的逻辑方向是一致的，私有化为所谓“非扭曲的货币价格”提供了条件。关于货币深化压缩道德调节空间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描述依然适用于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称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综合而言，货币深化在提供规模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协同效应下降的新成本。货币深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过度的货币深化便会走向其反面，成为侵蚀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是主流的金融深化理论所忽视的。当我们考虑这两个相反方向的效应，便可从宏观上完成对“最优货币深化”概念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麦金农从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的微观视角提出了“最优货币化”的概念，所谓“最优”便是指发行货币（银行的负债）的成本在边际上等于银行进行投资的收益。而因为不考虑协调效应下降的成本，货币深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应当使得银行的投资收益不断上升，“最优货币化”在宏观上就指向“一切的货币化”。显然，本文所构建的“宏观最优货币深化度”要低于“微观最优货币深化度”，或者说“微观最优货币深化”已经是“过度”的货币深化了。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适度的货币深化是必要的，但货币最终会消亡于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类将会经历去货币化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过程。
　　（三）对货币深化过程中GDP增长的分解与分析
　　依前文逻辑，在货币深化初期，货币深化的收益大于成本，可以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统计出来的GDP指标理应是增长的。但是，GDP的增长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货币化成分的自身的增长，这是可纳入时间序列进行纵向比较的GDP增长；另一部分是未货币化成分的货币化，这是原先就存在但未被纳入GDP核算统计的部分。这便是对货币深化过程中GDP增长的分解。
　　我们已经假定了适度的货币化是必要，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在货币深化的初期（货币化程度尚低于最优值），非货币化经济成分的增速会小于货币化经济成分的增速，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如下关系：
　　“在货币深化的初期，GDP增速大于经济增速。”
　　我们也用一个数值算例来加深对这一关系的理解。我们假设在货币深化初期的某个基年，经济体中有80%的成分未货币化（且可被货币化），其增速为6%，有20%的成分已货币化，其增速为8%，未货币化成分的货币化率为2%/年。
　　在第二年，未货币化经济成分的规模为0.8·（1-0.02）·（1+0.06）=0.831，货币化经济成分的规模为（0.2+0.8·0.02）·（1+0.08）=0.233。则整体的经济增速为0.831+0.233-1=6.4%，GDP增速为0.233/0.2-1=16.5%。显然，16.5%>8%>6.4%>6%。
　　与之类似，依据上文提出的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在货币深化的后期（货币化程度超过最优值），GDP增速小于经济增速。此时，货币经济的效率低于非货币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衰退周期时，这也是一种常态。
　　如果我们沿着上述规则进行递推，还可演绎出GDP指标增速的“逐年下降，并趋近于8%”的动态路径，但与此同时，实际的经济增速却逐年平稳上升，并趋近于8%。GDP指标与实际经济运行发生严重脱离，方向恰好相反。如果货币深化在过程中加速进行，GDP指标的增速可以保持上升或平稳，但随着非货币化经济成分不断减少，GDP增速无可避免要下降。这说明：尽管对于已经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GDP是比较合适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对于一个处于从较低货币化的计划经济向较高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而言，GDP指标增速的变化可能和真实经济增速的变化不一致。
　　（四）货币深化进程对解读中国GDP增长指标经济含义的影响
　　中国的货币深化进程始于改革开放，上文分析表明：如果假设中国经济未发生过度货币化的情况，那么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而言，GDP增长的规模小于经济增长的规模，但GDP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以GDP指标来测算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低估”和相对意义上的“高估”并存的情况。而货币深化进程对解读中国GDP增长指标经济含义更关键的影响，发生在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成就进行对比时。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低货币化在更大程度上使中国的GDP规模低于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但低货币化实际上又发生在两个相续的环节上—— “劳动成果（含产品和服务）的低商品化”和“商品的低货币化”（即商品价格低于价值）。前文在构建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时所重点阐述的实为生产的低商品化（假设商品化后，即达到充分的货币化），而商品的低货币化可能对于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更为关键。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中国经济依然保留了一定比例的自由成分，如农民的自留地。因此，中国经济并非完全的计划经济，货币价格信号依然在生产和消费中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由于这种价格并非市场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依据这种计划体制主导的价格所计算的GDP便小于真实的国内新增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就是说货币价格系统性地低于商品价值。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消费者便会经历短缺经济的体验。而对于短缺的产品和服务的分配，组织的计划与调配权力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各种票证或批条往往就成为比货币更关键的交易媒介。可以说，货币和票证共同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对应地，市场和组织共同调节着劳动分工。我们自然可以想到，如果票证可以被货币所定价，则商品的价值便可被货币价格和票证价格之和所显示。这正是双轨制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但在单轨制时期，由于平行的自由交易场所并不存在，票证难以被定价，我们只能定性地认识到GDP小于其对应的货币化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很难做定量分析。
　　对应前文算例，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前，即使货币化部分的真实经济增速也是8%，但用GDP指标所统计出来的增速却长期低于8%。这使得改革开放前的GDP增速低于真实经济增速，也就意味着：以GDP指标来测算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低估”和相对意义上的“低估”并存的情况。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的差异，我们便发现改革开放前后GDP增速的差异不能代表真实经济增速的差异。然而，由于种种研究认识上的疏忽，学者们常常以GDP规模代替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GDP增速代替经济增速，继而以此为基础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成就。
　　但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GDP并不是合适的进行时间序列上纵向比较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并不能直接依据GDP增速来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真实经济增速。如果我们要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真实经济增速进行公允的比较，必须先完成对GDP增速的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经济成分的来源分解，而这种分解所需的来源性数据是尚未被公布的。当然，即使有了这种数据，我们还需要分析这种非货币化成分的形成时期，这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由此可见，对改革开放前后真实经济增速的对比研究将涉及大规模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工作，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GDP指标更能适应市场化体制下的统计工作需要，对于了解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长期以来，各界对于GDP指标赋予过高的价值判断意义，上至国际排名，下至官员“GDP锦标赛”，都成了GDP指标的“不能承受之重”，并造成了一些经济发展的不良后果。为此，近年来，中央已经淡化对GDP指标的强调，并引导人们认识到GDP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更不等同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解放”了GDP指标本身。
　　为进一步促成这种“解放”，使GDP回归原本的统计指标属性，本文分析了GDP指标在以往的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两类统计性问题：一是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的方法性问题；二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GDP指标造成的统计范围的制约性问题。前者造成计算所得的实际GDP指标反映信息失真，后者造成GDP指标遗漏信息。两类问题都会导致GDP指标低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本文论证了这种低估问题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测算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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