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就败家实验室 联新 美橙 纵向 东京 夏旗 慕诺等等还有各种品牌旗舰店，京东就自营店。挑大点的天猫店，最好是专注做日本文具这一块的，店铺内东西卖的东西很杂品牌很多的，要看好了再购买，谨慎点，对比评论区，不是说他售假哦。我常在联新买，比较值得信任，觉得如果大店都卖假货，基本上没几个真了，卖几根假货图啥呢，图招牌做的大想砸一下么。我也看到过网上很多都说哪家是卖假货什么的，总不能光凭一根两根笔就判定店铺售假，就是去实体专卖店也不能完全保证卖的文具质量都好是吧，有事及时找客服，一般来说都会解决一下。举个例子，网上买盒晨光笔回家发现有一根两根笔用到一半不出墨，你会说那是假货么，肯定说是质量问题的吧，同理，就算是百乐斑马那种日本笔，也会有很多质量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咱得公平一点看待这个事。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扒一些店铺说售假，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有更多人推荐店铺售真，信任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部分人只说是听说哪家是售假就劝别人别买什么的，我只想说，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有时候谣言就靠一张嘴。还有哦，少买毁誉参半的笔，踩雷几率较大。害，说啰嗦了，总结一句就是，信任大店，买它。

真正的国会晚上才开？8月31日晚上，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众议院公寓楼碰头，虽然不知道两个人聊了什么，但菅义伟很显然没有扭转局面。9月3日，菅义伟宣布放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意味着他不会连任日本首相。▲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这跟一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2020年8月20日晚，在东京都永田町一家高级酒店与世隔绝的餐厅中，菅义伟跟二阶俊博一起，享用了一顿传统的日式料理。当然，饭可不是乱吃的。政治评论家篠原文（Fumiya Shinohara）也参加了这次神秘的聚会，根据篠原文的描述，菅义伟跟二阶俊博分享了各自年轻时给政治家当秘书的经历，菅义伟还感谢二阶俊博牢牢掌控住了自民党，称这让安倍政府能够相对轻松地执行各项政策。篠原文表示，“在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的环境中，此类活动一直是菅义伟最好的武器。”在两个人分别离开餐厅时，被记者拍到。一天之后，菅义伟被问到是否有兴趣竞选日本首相，他微笑着表示：“一点也没有。”8月28日，就在这次晚餐一个星期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位。就在安倍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刚刚表示对竞选首相“一点也没有”兴趣的菅义伟，拨通了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的电话。当天晚上，菅义伟跟二阶俊博、森山裕以及自民党干事长代理林干雄三位大佬又吃了顿饭，在饭桌上，菅义伟决定竞选首相：“我想参加这次总裁选举，请多关照。”而二阶俊博等人明确表达了对菅义伟的支持：“好好加油，我支持你。”事实上，在这次20分钟的饭局之后，日本新任首相的人选已经尘埃落定——作为一个过渡首相，菅义伟是日本各大派阀都能接受的人选。尽管菅义伟直到9月14日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并在16日成为日本令和时代首位就任的首相，但嗅觉灵敏的日本媒体早就通过这些饭局，提前知道谁是下一任首相。▲2020年9月16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当选首相当然，之所以能够在饭局上就能确认首相的人选，跟日本的首相选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跟同样是去年的美国大选相比，日本首相的选举，不论是精彩程度还是竞争激烈程度，都可以说是非常乏味。因为美国的总统是靠全体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是日本的首相不是通过全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国会议员投票产生的，鉴于自民党在议会中拥有最多的席位，自民党总裁基本可以跟日本首相划等号了。所以日本是不可能突然跟美国一样，冒出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日本的“料亭政治”特别发达。所谓“料亭”，就是日本传统的高级料理餐厅，一般实行会员制，不接待一般顾客，类似于私人会所。这种起源于江户时代的场所，一直是日本政治家商谈政治、军情的重要场所，所以料亭还有一个称号叫“夜间国会”，许多真正能影响国家的政策与利益分配不是在白天的国会通过的，而是早就在料亭中安排地明明白白。在料亭的高消费中，除了高档食材和服务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保密费”，不管店员听到了什么消息，都绝不会泄露出去。目前日本的三大料亭中，遍布东京、大阪的吉兆主要接待商业巨头和外宾，在东京发迹的新喜乐和金田中，则分别是文化名流和内阁政要的聚集地。这也是为什么在日剧里，反派大佬想要拉拢主角时，经常约在料亭见面。当然，和现实相反，剧里的谈话通常都会不欢而散，大佬还要被我们的主角义正言辞地斥责一番。▲日剧《半泽直树》中料亭对峙的场景但是，料亭密谈只是一种协商的途径和形式而已，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日本的派阀政治。所谓派阀，就是派系和门阀，所以派阀并不完全等于我们经常所说的门阀。不过门阀确实是日本派阀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派阀政治的各种特点。虽然日本的首相不是通过居民投票选举，但是组成国会的议员可是由当地的居民选出来的，在这个层面也能产生门阀问题？日本的地方选举不仅能产生门阀问题，还出现了数不胜数的“世袭议员”。1960年，日本的世袭议员只占总数的3%，而到了1993年，众议院已经有三成的议员都是世袭议员，这上升速度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不仅如此，世袭议员的连任率也要高于非世袭议员，于是又进一步巩固了世袭议员的地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日本人自己清楚得很，他们把选举总结为三“BAN”：荷包（KABAN）、地盘（JIBAN）和看板（KANBAN）。单单是荷包，也就是金钱门槛，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参加知事级别选举，保证金约为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国会比例代表约为600万日元，市区町村代表约为30至60万日元。如果你获得的选票没有超过10%，保证金就会被没收。▲看看这资产差别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普通日本人辞职参加竞选，累死累活搞了好久，结果得票率只有1%，于是你的保证金被没收了，工作也没有了，现在你基本可以去领救济金了。而所谓的看板就是参选人的知名度了。大城市还好一点，如果是在地方以及乡村地区，居民是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还是选择当地的名门望族，结果显而易见。很多家族在当地早已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青蛙的儿子也是青蛙”，在当地居民眼中，选择当地的望族几乎成了一种肌肉记忆。茨城县7区议员第二代中村喜四郎的本名叫“中村伸”，他在1976年第一次参加竞选前特地改为父亲的名字，就是担心选民不小心写成了父亲的名字，导致选票失效。由此就引出了第三个要素：地盘。这里的地盘特指在选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后援会”。按照日本学者福冈政行的定义，政治家后援会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自己的选区（一般是其家乡）为展开竞选、直接网罗支持者而以家族为轴心，以姻亲、近邻集团、同行业工会等血缘、地缘的人脉为媒介，建立起来的培养、维持、扩大票源的组织。▲安倍晋三进行选举活动后援会正是政治世家体现实力的方式，可以追溯到1946年中曾根康弘在家乡组织的“青云塾”。这种后援会不是选举时产生的临时组织，并且会对政治家个人高度忠诚，实际上就是政治家个人的人脉关系网，这种政治资产能够直接被其子女或者亲属继承，成为他们通往权力中心的阶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日本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门阀世家”。江户时代，日本人将境内的大小藩国称为“江户三百藩”，政治作家八幡和郎在《遍布世袭的政治家地图》一书中，列举了日本近300个小选区的所有世袭政治家谱系，并以“平成三百藩”来称呼这些世袭政治家。比如安倍晋三，已经是安倍家族第三个首相了。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出任过日本首相，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院议员，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相，如果安倍晋太郎没有在1991年因病去世，估计安倍家要出四个首相。▲安倍晋三与父亲安倍晋太郎日本前首相、现任副总理、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其外祖父吉田茂、岳父铃木善幸都做过首相，他的高外祖父来头更大，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至于小泉、福田、鸠山等家族，都可以说是“累世公卿”，福田康夫和父亲福田赳夫还是日本政坛第一对“父子首相”。当然，之前提到过，派阀并不等于门阀，门阀只是日本派阀产生的其中一个渠道而已。另一个常见的渠道是闺阀，也就是政治家和商人等通过婚姻巩固自己的地位，获得政治资源。虽然东亚文化中普遍重视父系血缘关系，但是日本有一个相当独特又普遍的现象：女婿也能够作为继承人得到重用和培养，和血缘比起来，“家业”与“家名”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更重。这一点从上面的麻生太郎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父系主要是商人为主，真正有政治影响力的是母亲这一边，当然，还有他的岳父。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就是因为入赘才改姓小泉继承了岳父的地盘，他的旧姓是鲛岛。▲小泉纯也与少年时代的小泉纯一郎所以日本的影视剧和动漫中，经常会出现能力超群但一穷二白的小伙子，遇到高官或者大企业千金小姐的桥段，因为日本人确实是这么玩的。在这方面，日本甚至产生了专门的媒人团体。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的夫人建立的国会议员太太俱乐部，一直交换包办婚姻候选人的信息。这个团体中包括约1000名毕业于著名大学的女性，以及来自通产省、大藏省、外务省的精英官员，这些人每年在聚会上见面六次左右，相当于内部的高端相亲会，并促成了数百对地位显赫的夫妇。▲日本小伙子入赘继承家业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相同教育背景的学阀、来自同一地域的同乡，以及因为各种理念与政治主张走到一起的人。不管是荷包、地盘还是看板，都是日本派阀政治的表现形式，隐藏在这之后的是日本长久以来形成的家族观念、集体主义以及恩情理念。这些传统理念在明治维新和二战之后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并通过新的形式传承下来。后援会组织形成了新的集团，代替村落成为“家”，组织后援会的政治家代替了封建地主成为了新的家长。政治家通过后援会的运作，对选民的日常生活施以关照作为恩情，选民则将投票给政治家作为报恩的义务。总之就是换汤不换药，“平成三百藩”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二战之后本来是个好机会，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麦克阿瑟在日本搞了一个“公职追放”，要把支持军国主义的政府职员驱逐出去，本来计划驱逐21万人，结果到最后只处分了1800人，还有一个说法是719人……这些土壤没有被铲除，各地区、行业以及集团之间为了利益分配，必然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就拿日本最大的自民党来说，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政党，但这是为了应对当时日本日益壮大的左翼力量，自由党和民主党才勉强坐下来组成了自民党，之前他们自己脑仁都快打出来了。到了现在，自民党各个派阀之间依然在相互斗争与妥协，自然就需要各个派阀的话事人经常坐在一起吃吃饭，顺便把事情定下来。毕竟大家都是体面人，总不能跟小混混一样在街上互砍。真正左右日本政局的，正是这些派阀大佬。▲自民党派阀演变，随便看看就行了现在菅义伟已经在首相选举中出局了，很多人都说他是被退出来背锅的。大嘴巴的北野武还在电视节目上说：“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在背地里干了很多事，既然如此他们出来（担任总裁）不就完了，菅义伟真可怜，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的身上，被新冠疫情压倒”。但是和一众大佬相比，本来没有显赫背景的菅义伟成功突破天花板，坐上了首相的位置，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近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华为德国公关部主任Carsten Senz表示，70年代的日本企业，例如东芝就和华为目前的经历很相似，它们所走过的历程和我们一样，甚至和我们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当时专攻芯片领域。后来也需要面对美国强势的攻击。要说起日本科技企业当年遭到美国“毒打”的历史，就一定要从DRAM说起。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芯片，翻译过来叫做动态随机存储器，咱们平时经常提到的笔记本电脑里的内存，一般都是DRAM。当然除了电脑，还有很多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平板、服务器都需要使用DRAM作为存储器。DRAM应用领域虽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存储器，但DRAM是当之无愧的存储器之王。2019年全球存储器市场中，接近60%都被DRAM占据。存储器细分市场份额如今全球的DRAM市场份额，基本上已经被韩国公司所垄断。市场占有率前两大厂商分别是韩国的三星和韩国的海力士。各大公司DRAM产品市场占用率但是，要知道，40年前的1980年代，日本公司曾一度在DRAM市场呼风唤雨，当时韩国公司还不知道怎么搞芯片，而美国公司已经被日本大佬们锤到无力反抗。DRAM市场份额变化情况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转眼40年过去了，为何日本公司如今在全球芯片领域日薄西山，已经被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公司完全踩在脚下了？（日本公司如今在芯片制造设备领域和材料领域还是很强的，这里不细展开）在日本芯片产业崛起前，全球芯片市场基本完全由美国公司把持。毕竟世界上首个集成电路（目前大家认识的芯片的前身）就是在美国公司德州仪器中诞生的。1958年，德州仪器的工程师基尔比在工作笔记上写到：“由很多器件组成的极小的微型电路是可以在一块晶片上制作出来的。由电阻、电容、二极管和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可以被集成在一块晶片上。”集成电路发明者基尔比，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随后，基尔比实现了自己的想法，他用硅分别做出了电阻、电容、二极管和三极管，然后再把它们连成了一个触发电路。于是，世界上首个“芯片”诞生了。世界首块集成电路基尔比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彻底打开了芯片行业发展的大门，并且使得美国公司具备了先发优势。几乎与基尔比同时发明出集成电路的美国人诺依斯所在的公司仙童半导体是60年代全球最风光的集成电路公司。仙童半导体的创建者们1966年，美国著名IT公司IBM的年仅34岁的科研人员罗伯特·登纳德博士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存储芯片设计方案，那就是利用电容内存储电荷的多少来代表一个二进制比特是1还是0，而比特（bit）就是我们今天一切电子数码设备内存储数据的最基本单位。这就是今天DRAM存储器的雏形。罗伯特·登纳德(RobertH.Dennard)博士1968年，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出走仙童半导体，在硅谷创办了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创立之初就是为了生产存DRAM储器芯片。英特尔的科研人员们解决了DRAM生产工艺的缺陷，在1980年成功量产出了世界上首款真正的可以商用的容量“高达”1KB的DRAM产品C1103。要知道，1KB仅仅等于今天大家嘴里经常说的存储单位1GB的千分之一，但在当时已经是“海量存储”。英特尔的DRAM产品C11031972年，搭载英特尔C1103存储器的计算机面世，就像今天搭载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的笔记本一样成为计算机领域最靓的崽。而英特尔借着自身在DRAM领域领先N代的优势，最终接过仙童半导体的大旗，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芯片公司。到1974年，英特尔竟然已经占据了全球82.9%的DRAM市场份额，与今天其CPU的市场份额不相上下。但是，美国芯片公司的强势发展在70年代中后期戛然而止，原因是美国自己的小老弟日本，突然在这个美国人认为自己肯定不会栽跟头的行业里崛起了。而日本企业崛起的方式，则是现在看来美国人最不能接受的保护政策。集成电路被发明出来以后，日本政府看到了这个领域未来发展的无限空间，于是开始对本国企业进行“护犊子”式的扶持。一是限制外国产品进口。不但只允许极少数的元器件进口，而且对200日元以下的中低端芯片元件进口设立了很高的关税，甚至采取了进口许可证政策。二是严格限制外国芯片公司在日本设立分公司，如果非要设置，那么不好意思，你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份额要不能高于日本政府的要求，同时需要向日本公开核心技术。三是杀手锏：政府主导企业合作。日本政府直接瞄准了当时芯片领域市场最为广阔的DRAM领域，启动了名为“DRAM制法革新”的国家项目，日本的通产省（类似于中国的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的集合，日本的实权“部委”）在1976年召集了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NEC）和东芝5家日本国内最顶尖的高科技公司，政府企业共同出资，组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研究协会，由政府为5家企业分工，协力攻关DRAM芯片全产业链研发。日本VLSI计划其中，各家公司分别负责VLSI技术研究协会的不同研究室，分别重点攻关电子束扫描装置与微缩投影紫外线曝光装置、可变尺寸矩形电子束扫描装置、EB扫描装置与制版复印装置、硅晶体材料、产品封装设计测试与评估等DRAM芯片制造不同环节技术研发，在日本这样完全美国化的国家内，竟然出现了同年代苏联才有的“举国体制”。日本报纸报道电子束扫描装置成功研发在这样的扶持力度下，加之日本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与日本人习以为常的“996”工作强度，日本的半导体（后文中半导体与芯片同义）产业飞速崛起，到1985年已经拿下了全球存储器芯片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1985年全球10大半导体公司排名中，日本公司NEC、日立、东芝、富士通、松下悉数上榜。日本公司的强势发展甚至逼得芯片大佬英特尔退出了DRAM市场，同时裁员2000人应对收入下滑。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变迁与此同时，发明DRAM的美国的DRAM市场，也被日本产品逐渐吞噬。1979年日本对美半导体出口额为4400万美元，而到了1984年，依靠DRAM芯片的强大价格竞争优势，日本对美半导体出口额增长52倍，达到了23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芯片公司深感再放任日本公司这么强势下去，自己未来在芯片其他领域的地位也会不保。于是美国芯片巨头们联名告状，向美国政府指控日本公司在美国芯片市场的低价销售是赤裸裸的倾销行为。卖这么便宜，产品质量还这么好，让不让人活了！当时美国DRAM巨头美光半导体的副总裁甚至义愤填膺的表示：今天的美光，就是明天的IBM（暗示未来日本人在PC市场也会打倒美国）！当然美国政府也早已发现端倪。1983年美国商务部已经认定，“对美国科技的挑战主要来自日本，预计将来这种挑战将涉及更大的范围”。当时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个报告，显示在美国方面认为的5个核心科技领域，美国只在两个领域领先，其余三项，世界老大竟然都是日本！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对敢于在高科技领域挑战自己地位的小老弟动手了，就算是盟友，这么嚣张也得打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即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几年内升值40%以上，导致日本出口产品相对价格抬升，性价比大大降低。当然广场协议对日本来说，出口受损仅仅是后果之一，后来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萧条景象，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广场协议的签署。1986年，在半导体巨头们的撺掇下，美国政府启动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301”调查（没错，经常在中国身上使用的301当年就被美国拿来对小老弟开过刀）。在美国政府的贸易调查威胁下，加上日本本身就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高度依附美国，对美国言听计从，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第一次半导体协定。协定要求日本停止半导体领域的贸易保护、开放市场，扩大外国半导体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日本政府要限定向美国以及第三国出口半导体的价格（不允许低价）。日美签署半导体协定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要求完全摆出了跪下挨打的姿态。为了实现外国芯片在本国市场必须占据一定份额的这个要求，日本政府甚至强制要求本国科技企业购买价格又高、又不满足自己使用需求的美国芯片，导致日本公司干脆花钱买了美国芯片后直接扔到仓库内，压根不用，造成了闲置浪费。而强行提升芯片价格的要求，更是造成了双输的局面。1986年，日本生产的256K DRAM芯片在美国的售价是2.60美元，在日本是1.70美元，多出的价差完全由美国消费者与企业承担，同时日本公司也由于更高的芯片售价，也让自己的产品一定程度失去了竞争力。1987年，美国向日本部分电子产品件惩罚性的加征100%关税，原因是日本在第三国出口有倾销行为及日本市场的美国芯片市场占有率并没有扩大。这种已经是明摆随便找个理由就处处干你的行为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更火上浇油的是，1987年这一年日本龙头半导体公司东芝还惹火上身了。东芝公司违反美国对苏联的禁运条例，“违规”以35亿日元的价格向其出口了4部数控机床，并被美国政府发现。随后，东芝公司遭到早就看其不顺眼的美国政府打击报复，不但取消其采购合同，而且还给予禁止产品出口美国的惩罚。东芝事件后美国“爱国”议员怒砸东芝产品不过，日本方面随即诚恳认错道歉，不但东芝董事长佐波正一和总经理杉一郎引咎辞职，甚至东芝公司还投入约 1 亿日元在全美 50 多家报刊整版刊登“谢罪广告”，认错态度真挚的不要不要的。日本方面有多“跪舔”呢，当时日本国内报纸《产经新闻》，竟然称东芝公司切腹自杀都不足以谢罪，美国一直在保护日本，而东芝竟然犯下如此滔天大祸！所以，最终美国政府对东芝的惩罚并未下死手。不过，日本因为东芝事件的理亏，对于美国方面的施压更加妥协，而且对美国单方面进行技术开放。到了1989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要知道当时苏联还没解体，美苏依然处于冷战之中，但是美国人竟然认为自己的盟友日本对自身威胁超过苏联。。日本一边挨打，一边求饶，一边被美国人继续敌视，怎一个惨字了得。同年，美日之间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根据协定要求，日本要向美国一定程度开放半导体知识产权与专利，可谓“丧权辱国”。1991年，美国政府认为日本芯片公司并未充分贯彻领会86年半导体协议的精神，因此美日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明确规定外国（其实就是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国内的市场份额需要达到20%以上。日本半导体产业在接连爆锤下，逐渐走出下坡路。但更巧合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刚好经历了由于日元升值叠加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此时，整个日本都沉醉于一片纸醉金迷的氛围之中，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都迎来了“无止尽”的上涨。在经济泡沫的巅峰，1990年全球十大市值公司中，竟然有8家都是日本公司。与此同时，国土面积仅为美国30分之1的日本，全国地价之和竟然达到了美国的4倍。在这种举国上下投机氛围浓厚的时间节点，日本高科技公司也纷纷拿出资金参与金融投机活动。而自己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上的下降所带来的利润损失，相比之下则有些相形见绌。于是乎，本身就是资本密集型的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互联网时代、移动通信时代的起点，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得到资本的关注。日本半导体企业依然局限于如何造好DRAM，如何用更低的成本造好DRAM，而此时美国国内半导体企业则开始面向PC、移动通信设备的高端芯片转型。更关键的是，美国企业们此时已经转向名为FABLESS的无工厂芯片开发模式，芯片企业们只要专攻芯片设计，并将芯片生产转包给专业芯片制造公司，即可在没有多大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开发出高端芯片。于是美国芯片公司开发出的产品愈发高端，而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在成立初期就直接进军高端市场，而日本公司们依然执着于自己包圆生产的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模式。日本半导体的败局已经埋下种子。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高潮后破裂，日本经济进入严重的大萧条。伴随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半导体企业只能收紧投资，可此时美国企业已开始转向高端芯片领域，中低端领域的DRAM市场由于前期日本公司的强势竞争早已无奈退出。于是韩国企业三星趁虚而入，非常猥琐的趁日本半导体产业萎靡期间，疯狂的以超高薪水为诱饵从日本大量挖角高级技术人员。猥琐到什么程度呢？三星甚至允许日本东芝的高级芯片研发工程师们周六日飞到韩国“兼职”，且两天工作薪酬就超过其在日本工作时的月薪。在完全无原则的偷人偷技术下，三星很快就在本身技术含量就不是很高的DRAM领域超过日本企业，并以更低的产品价格血洗日本企业。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时就允许韩国人崛起了呢？其实在90年代初以三星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已经逐步取代日本占据美国DRAM市场时，美国政府也很不开心，想判定韩国同样存在倾销行为。但是机灵的韩国人发现端倪后，马上派出大量人员赴美游说政府核心部门的实权人物，并以自己是在帮助美国人胖揍日本为原由，最终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谅解。但是，韩国科技企业最终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世界半导体巨头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资本趁虚而入，拿下了韩国所有财团的过半股权。比如韩国巨无霸三星，其股权中超过一半在美国人手中。三星股权结构所以，相比日本的科技公司们，韩国的科技巨头与美国公司没什么竞争关系，都是听话的自家人而已。在美国政府强力扶持与韩国企业本身也很给力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在半导体领域份额断崖式下滑，富士通、东芝等相继退出了DRAM市场，NEC、日立、三菱则将DRAM部门合并成立新公司尔必达，这家企业最终也在2012年破产被美国美光收购。美光收购尔必达至今，全球DRAM市场中，已经看不到日本企业的身影。所以，今天华为面对的困境，其实当年日本企业同样遭遇过。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华为遭遇的是直接的市场禁入以及产业链断供，日本企业们遭遇的是强行定价、高昂关税以及本国市场让出。但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你的产品失去市场以及竞争力，进而退出市场。那么华为会不会重蹈日本芯片企业们的覆辙？对此，华为德国公关部主任Carsten Senz说：“同样的游戏，现在再一次上演”，但他认为，中日两国的政体不同，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中国比日本大得多，未来的地位会更加强大，更加重要。”日本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远藤誉的言论更加一针见血：正因为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所以日本半导体产业无法抵抗而被击溃了，中国的情况就不那样了，只要不受致命伤，中国就会持续彻底抵抗，反而有可能不断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