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电影书写札记》，转载请豆油获取授权。点此阅读原文Mucha：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卖卵的题材？张旭煜：有段时间了，最早应该是14、15年我就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然后直到我开始写剧本这几年，都时不时能在新闻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了。一开始我是不太清楚这个字眼的具体含义，大家提到捐卵、卖卵的概念也是比较模糊的，可能大概知道它是非法的、对人体有伤害的，但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普通人其实挺少关注到的。2020年疫情期间，2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我之前在写一个青春片的大纲，写不下去，觉得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这个新闻，我觉得这或许可以是一个切入点，因为它跟青春有很直接的关联——卖卵的这一批女孩都是很年轻的，18～23岁之间，甚至还有些未成年。所以我就想，要不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吧。然后就开始做了一些调研，去接触这种中介，和一些卖卵的女孩。在调研的过程中慢慢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灵感一部分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有些是从新闻报道上，有些是从中介的口述或者卖卵女孩的回忆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两个女孩结伴要去上海卖卵，其中一个后悔，另一个出意外的故事雏形。我觉得它在道德层面上还挺复杂的，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刺骨》截帧《刺骨》最开始我是把它当做一个长片的样片来拍的，我是先写了一个长片的剧本，这个剧本在2020年4月份就写好了，然后2020年12月份才准备要拍这个样片。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当时是想去找一些钱，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但是去年电影行业不是很景气，我投了一些创投也没有入围，所以就有点失落。当时我跟我制片人说，要不我们自己先拍，拍不了长片可以先拍个短的，我们就拿了剧本里她们去上海然后卖卵的这一小段，大概摘取了15场戏左右，前后又做了一些调整，让它成为一个逻辑上连贯的故事，就有了这么一个短片。所以这部短片其实是根据长片改编的，跟很多创作者的出发点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形态上面也有点长片化，故事整个的节奏、信息的交代上也不是特别短片。这大概就是创作的一个缘起。Mucha：是如何进行前期调研并介入这个议题的？张旭煜：很遗憾我没办法亲自去到新闻报道中的那种手术室，因为这个产业是非常地下的，保密的。短片中呈现了两个女孩被送去手术的时候戴着眼罩，因为不能让她们知道那个地方的具体地址。我是通过很多二手的资料，比如警方打击这种非法窝点的时候，会拍摄一些现场视频，根据那些视频，再加上一定的想象，重建了“卖卵”手术室这样的一个环境。Mucha：简单科普一下卖卵的过程？张旭煜：“卖卵”是代孕产业链的前端，先要有这样一批女孩愿意贩卖自己的卵子，才会有后面的代孕。她们大多18～23岁左右，甚至有未成年的。很多女孩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觉得我一次月经来一颗卵子，捐掉能换得两三万，何乐而不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卖卵一般一次性是要卖15～20颗卵子，那就意味着要穿5～6次甚至更多，每一次穿刺其实都是一次创伤，所以取卵本身是一个带创伤性的手术，不是无痛无创的。片中她们需要注射促排卵针，也就是雌性荷尔蒙。无论是做人工受精也好，冻卵也好，要经历的过程都跟这个是类似的，做试管婴儿可能需要8～12颗卵子，没有卖卵那么多，但是疼痛或者要经历的过程是一样的。在正规的医院里做，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会好很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隐患，当然也会有一些，有些人取完卵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腹水。但是像这种非法的取卵，它通常注射的促排针的剂量是随意的，因此很多女孩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取卵的过程对女性的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女孩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权益，明明自己在这个手术里受到了伤害，但她们没有办法去报警，或者说也不想让家人知道，这是一个对她们来讲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刺骨》截帧新闻里面能报道出来的，一般都已经是极端的个例了，有因为很严重的腹水，最后导致整个卵巢被切除的。很多是没有办法被报道出来的，可能她们难受个几周以后挺一挺就过去了，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更多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这个多多少少会对以后的生育是有影响的。女性的一生的卵子数量是有限的，一次性取15～20颗卵子，有可能会导致你将来卵巢功能的早衰，是会影响到生育的。这对很多年轻的女孩来说没有这个意识，因为十八九岁的时候生育对她们来说还是很遥远的，她们也不会顾及到这个问题，甚至眼下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对她们是更迫切的。很多做这个事的女孩都是欠了网贷、过度消费或是非理性的消费，导致她们在一些平台上欠了钱。Mucha：剧本中没有交代女主欠钱的原因，为什么？张旭煜：就像我不想去交代一个人为什么怀孕了要去堕胎，我想关注的是她在堕胎的时候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她怎么意外怀孕的，我可能把重点更放在后者。每个人意外怀孕的情况不一样，换句话说每个人误入这种网贷的情形也都不太一样。如果是一个传统的三幕式的剧本，你可能第一幕需要去建立人物，人物怎么去误入危机？到第二幕的时候危机逐步升级，他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二、三幕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小高潮，他看似解决又没有解决这个危机？最后迎来一个大高潮，终于解决了，或者终于怎么样了。一个传统的90分钟的剧作应该是这样的结构，短片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把这个故事讲完整，你只能挑你觉得最想讲的那部分。Mucha：拍摄这种非常女性的东西的时候，会因为性别差异，体会不到女生的一些感受吗？如何解决的？张旭煜：对，有一些确实只有女生能够体会的一些经历，男生体会不了，比如说来月经，比如说做妇科检查，除非你有刻意去了解，否则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用知道。但是我当时选了这个题材，其实已经多多少少的对这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亲历者或者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口中得知，在写作的过程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困惑或者困难。在女性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心态会是什么样子，内心的一个挣扎是什么？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跟很多的女性去聊，我在写期间和写完之后，也会跟女性朋友去讲这个事儿，听听她们的反馈。我也有切身地去体验了一些。比如那个妇科检查椅，我自己先躺了一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很羞耻的感觉。它架腿的扶手特别高，因为不高的话，你的腿的角度就不太方便操作。包括取卵的那根针也是，我原来读新闻的时候没以为它是这样一个粗暴的看起来很原始的器具，看到了实物才知道。是一根很粗的针，中间有一个做阴超的探头，先用探头定位卵泡的位置，然后这根针穿刺进去，用吸管把卵子吸出来。《刺骨》截帧我觉得创作除了你去提取现实当中的一些事实以外，还有一部分是需要你有虚构和想象的一个能力。事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吸引人，比方说卖卵是不是真的会出意外？不一定。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么大的风险？也是因人而异。但是戏剧创作或者电影编剧的创作，它是需要去提炼出某种特殊性，要给你的人物制造某种困境，所以这一部分其实是需要去调动你的想象和经验的。Mucha：创作上你是关注他人比关注自身经验更多一些吗？张旭煜：虽然关注的是他人，是两个女孩，但其实投射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情感。某种程度上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这个女孩所经历的那些心理上的波动，是我成长过程中也会感受到的。可能很多男生有这样的经历，女生肯定没有，比如你妈妈领你去给医生看你的包皮长不长的时候，就是那样一种羞耻感。小时候就需要去做这个决定，有些人包皮过长需要做切包皮手术，有些人不用。父母会领着你去医院，然后你就躺在床上，医生说把裤子脱下来。有些人做得早，那时候还没有性意识，比如七八岁做的就没有，有些人直到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才做，那时候性意识就很强，就会很羞涩很难堪。被一个男医生检查，是吧？这种羞耻感或者说恐惧感我是可以relate的，我觉得我可以在我的经验里面去找到，并投射在人物身上。《刺骨》截帧Mucha：应该有很多人提到，《刺骨》有一点让人联想到蒙吉的那部《四月三周两天》，创作上有一些参考吗？张旭煜：是的，这个短片可能在主题上，整个影调上跟《四月三周两天》很像，所以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提到那部片子。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我看过十几遍，可能它已经无意识地变成我创作方法论中的一部分了。我很喜欢蒙吉导演的片子，包括之后的《毕业会考》、《山之外》，还有他拍过的《黄金时代的故事》系列短片集。他的片子我几乎都看过，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所以应该是某种潜意识的相似。我没有想刻意地去模仿，我只是就我个人写的文本，找到一个适合的视听语言去拍。Mucha：《刺骨》的形式没有那么极致，你是故意做了区别，还是就不太想要做成那样？张旭煜：可能我就没有特别想去做成那种，我还是从文本出发，觉得这个故事适合怎么拍就会怎么拍，而不是说要先定一个拍摄的调性，然后按照调性去执行。现在让我去拍这个片子，可能也会换种拍法。比如我会用一些景别更大的镜头，把人物放到环境里，我不会拍得那么紧，现在觉得有点太紧了。另外可能会拍得更碎一点，节奏更快一点。想法在不断变化，拍完再回过头去看又会不满意，因为现在的想法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呈现的只是当时创作的想法，现在的想法只能留在你的下一部去实现。Mucha：可以看出来你还在一个探索自己风格的状态，之前拍过一些超现实的东西，好像你对超现实也挺感兴趣的。现在转而又拍了一部这么现实的短片。张旭煜：是，最早的时候我拍过一个实验短片，关于失眠的，是我当时在一个独立电影学校的毕业作业。我觉得短片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锻炼自己对不同题材类型的掌握。我觉得我也慢慢地明确自己想要做的一些题材，或者主题上的一个方向。会更关注社会现实，跟女性相关的社会现实。超现实那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是一次影像的实验，可能每个人不同阶段都会有这种想法。只不过现在对我来讲，风格不一定是在影像上面，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想我要拍什么内容。Mucha：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女性题材感兴趣的？张旭煜：有意识地去关注女性题材，应该是我拍研究生毕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英国准备毕业短片，隐隐约约地就想写一个女孩的故事。Mucha：是《肉桂薄荷》吗？对。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纪录片，是BBC的教育频道，他们做了一系列给未成年人普法教育的短剧，其中有一集好像叫《Shirley‘s story》, 雪莉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17岁的少女，刚刚跟爸爸吵完架，爸爸将她赶出家门她没有地方住，社区就给了她一一间政府的廉租房，然后她现在在一个社区的电力店里做义工，每个月勉强维持生计这样。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是提醒年轻人不要擅自离家出走，不要沾染毒品，不要有无保护的性行为之类的。但是那个短纪录片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女孩住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她穿过一个比较破旧的社区，一边一边对摄影机说，我小时候有个梦想，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特别想做演员，但是表演课很贵，妈妈又不允许。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突然有一天我变成一个大明星，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她说完这句话，就回自己房间，摄影机扫了一下她的房间，房间里没什么家具，非常简陋，但是墙上挂了一墙的玛丽莲·梦露那种电影海报和照片写真。《肉桂薄荷》截帧她对摄影机说我就是想成为玛丽莲·梦露那样的演员，当时我听到觉得特别心酸，对一个格拉斯哥比较劳工阶级的女孩来说，想成为玛丽莲·梦露，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它又是一个挺伤感挺值得去挖掘的故事，这个问题不光是存在于这个女孩身上，很多在英国打拼的那些比较底层的低收入群体，他们面临的困境也是这样的。英国有一个报道说，95%的演员年收入不到五千磅，也就大概是四五万人民币。一年收入不到四五万，这在中国来讲都已经算是非常低了，更何况在英国。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演员的收入是完全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生活的保障的。大部分演员其实都是做着一个副业，靠副业的经济来源，来支撑自己的艺术理想。Mucha：会觉得创作者对于题材的关注是有一个风潮的吗，身边搞创作的朋友，是不是这两年也关注社会现实或者女性题材比较多？张旭煜：女性题材是这几年的风口吧，明显不光是在国内的创作环境，整个世界范围都有这个趋势。今年三大电影节的首奖都是女性导演或者女性题材，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时代文艺创作的一个趋势和走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女性题材制作出来，被关注到，我觉得这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其实之前整个电影行业是一个非常男性主导的一个行业。现在有那么多以女性为主角，从女性独特的生活或者生命经验出发的作品出现，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吧。《刺骨》截帧Mucha：不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吗，比如说你们都在拍女性题材，那我就不要拍？张旭煜：那我就拍一个特男权的是吗？哈哈。我不会因为逆反而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我不会管潮流不潮流。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拍女性题材了，我才去拍女性题材，那也有很多人不拍女性题材，或者他们觉得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只是我对它感兴趣，我可能也更有能力把它拍好。Mucha：你更了解女性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你是从小被妈妈带大的？张旭煜：对，我从小是妈妈带大的，我爸爸做生意，小时候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所以我基本跟妈妈一起生活。一直到后面一家人去上海，我爸爸还是经常不着家。大部分时间跟妈妈一起生活，所以就受妈妈的影响会比较多一点。包括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被女性包围的。我高中读的是文科班，2/3的女生到了大学更是这样，学外语，我们班只有4个男生，39个女生，所以整个成长阶段好像一直被雌性荷尔蒙包围着。可能我没有恐女症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女生面前比较局促什么的，我倒没有。反而你说让我写一个特别有男性荷尔蒙的角色或者这样一个故事，我可能没有办法开展我的创作了，我觉得那个有点让我没有办法有代入感。创作至少首先你对你的人物是理解的，对吧？你让我去写一个特别粗暴的男的，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某种男性的控制力也好，欲望也好，然后去做一些特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事情，我对这些故事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的。Mucha：还是归结于个人的性格的原因。张旭煜：对，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或者审美的偏好，会主导你的创作的一个方向。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拍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不能划等号了，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Mucha：《刺骨》你会觉得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张旭煜：太多不足的地方。能及格吧，但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可能可以拍的更好。当然这个是马后炮了，因为我在当时没有拍的更好，现在说更好是没有意义的。我每次拍完一个片子都会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自省的状况里面。你会觉得当时要这样拍，不那样拍可能就会更好，但是你现在的想法在当时就能实现吗，或者说真的按照你现在的想法拍了它就会更好吗？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拍完剪完一部片子以后，我就不太会去看它了。放一段时间再看，诶，还是挺流畅的吧？但是也会发现很多小小问题，是自己看着会觉得有点尴尬的问题。拍片子可能是对于人生的一个注脚。每个阶段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想我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做过什么？我想到的更多的不是创作本身，而是跟创作相关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生活上面的事情。把当时的经历再回想一遍，你人生那一段时间的记忆，就立马会鲜活起来。Mucha：这也是作为创作者比较幸福的一个地方。是的，每一部其实都是有个人的记忆，观众看到的是一面，其实我看到的是另外一面。Mucha：一个短片创作的过程中，你最享受的是什么过程？张旭煜：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可能是剧本完成的片刻，那个是最享受的。因为后面的事情多多少少都跟麻烦有关，你得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执行阶段，原先的剧本可能有些想法没有办法得到实现，然后你要做一些让步，甚至是妥协。到了剪辑阶段，你可能会意识到你拍摄的有些东西有问题，甚至有可能要补拍，然后有些场景你觉得没有拍到你想要的，或者说你当时的判断有点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直到这个片子做完，其实你内心还是有点惴惴不安的，到底它是不是真正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它又已经在那了，你又没办法改变它，但你又希望它是好的，大家愿意非常友好的态度去看它，或者说你能获得很正面的评价，内心其实有很百感交集的情绪。但是在创作最开始的剧本阶段，在纸面上的阶段是比较自由的，你的想法变成文字以后，它在文本层面上已经完成了，那个阶段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享受的过程可能是在监视器前面，拍摄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文本变成影像，这个文本通常是虚构的，当你虚构的一个文本，通过真人的表演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就像做梦一样，你透过监视器去看一个梦境的诞生，那种感受是很奇妙的。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落笔以后的快感，一个是你看它在眼前发生的愉悦，这两个可能是拍电影最大的乐趣。Mucha：但是一个导演为了得到这样的乐趣，他可能要花成倍成倍的时间等待、焦虑、举棋不定。是这样的。快乐总是短暂的，如果快乐是一个常态的话，那悲伤就更应该值得去纪念了，相反事实并不是这样。慢慢地当你把电影当做工作来做，它也没有了以前自己作为一个影迷时候的神圣感，好像去掉了一层过度神圣化的面纱。导演张旭煜在片场Mucha：有一个特定的事件发生，让你觉得我要做电影？张旭煜：有一天我看了姜文的一部片子，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姜文，应该是《太阳照常升起》。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是里面有一幕，一个人拿着一柄猎枪往天上打了一枪，是打一只野鸡还是什么，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一个女人把一盆水泼到了空中，这两个镜头剪接在一起，当时那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文字没有办法实现的，就是这种影像的蒙太奇，文学可能没有办法给人那么直观的触动，那一刻我就觉得电影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开始找一些片单去拉片。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已经高三了，已经错过了准备艺考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去参加艺考，就没有机会去上艺术院校。只能报考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但也挺糟糕的，我没有考上我想要考的专业。我当时报了编导，第一志愿是编导，但我没考上，我就调到第二志愿，学了4年英语。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打击，虽然没有实现最想要做的事情，但心里还是挺执着的。那时候会找其他的一些成功的例子安慰自己，比如昆汀·塔伦蒂诺连大学都没上过，照样拍出了《低俗小说》。Mucha：那时就开始对标昆汀了吗？从没有对标过昆汀，只是会给自己找这种能够激励自己的例子，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在大学里自学电影？虽然没有考上编导系，但是编导系的人就真的很厉害吗？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吧。所以大学四年就是在一个自己摸索的状态，基本上只要是可以翘的课，我就翘了，在宿舍里看电影，大部分影片其实都是在大学期间看的，那时候也开始尝试自己做一些小短片。那时候是数码相机刚出来没多长时间，拿5D2来拍片子。拍了一些要收费看的那种片子，因为太难看了！记得自己瞎弄的第一个片子，声画都匹配不上，导出的时候因为不太会用软件，画幅也搞得乱七八糟，有些画面被裁掉了一大块，演员的脸被裁到只剩一张嘴巴，最后就搞出来这样一个的东西。那时是写了一段餐厅里对话戏，找了两个朋友在餐厅里说话，我说来！你先说话我先拍你，然后你再说话我再拍你，两个剪在一起。后来发现两段声音完全没法放在一起，因为每一段环境音不一样，而且餐厅里特别吵，基本上就听不太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当时我就在想，原来拍电影那么难的吗？《低俗小说》里面就有一段餐厅的戏，他们想实施绑架的时候在餐厅里对谈，当时我就觉得这不挺简单的？写个台词，找两个人演一演，然后拍两下剪在一起，对吧？哪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来理想和实践中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你需要去跨越它。你完全是处在一个眼高手低的阶段，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我会觉得原来我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有才华的人？还以为自己是昆汀第二，原来啥也不是。你对制片工作，对现场的拍摄没有任何了解，对电影工艺一无所知，只凭借着对所看到的电影去反推电影是怎么拍的，这其实挺荒谬的。Mucha：国内外创作环境比较？张旭煜：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影视创作者的境遇普遍比国外同行要好一些，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从导演来讲，放到欧美，比如英国、美国，其实晋升的渠道很窄。行业已经高度的饱和了，行业资源被垄断在一些有资历的老一辈的电影人手里，新人想要出头，难度会比我们这儿要大很多，我们这儿虽然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但是它还是存在一些可以打通的渠道，比如有各种青年导演的扶持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创投，有各种各样的影展来推一些新人导演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其实整个电影圈人才的流动不是固化的，有些导演可能通过一部两部作品一下子可以跳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但是这个对欧美来讲可能难度会大很多，比如英国的BBC其实是一个辐射力特别大的公司，它不光是在电视行业，也涉足电影行业。BBC有个公司叫BBC films，基本上我们知道的很多英国的电影导演，像Ken Loach（肯·洛奇），像AndreaArnold（安德里亚·阿诺德），他们其实都在里面拍过纪录片或者历史剧等等，都有很久的电视台从业经验。不像我们国内的导演，一开始可以从电影学院毕业，靠短片受到关注，参加创投，然后直接到长片。这对英国导演来讲是很难的事情，他们可能要去电视台工作个七八年，积累了一定的行业资源，获得了公司的认可，然后申请某个电影基金的补助，这样开始一个项目。项目的推动也会比较慢，因为筹钱比较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拍摄处女作的难度我觉得会更难一点点。《刺骨》拍摄现场当然他们的优点在于，他们的创作心态会比我们更轻松一点。咱们这儿有点卯足劲的，某种英雄主义的，要去抛头颅洒热血地干电影，整个创作的氛围会有点现在那个词——内卷，挺内卷的。国外可能心态上更轻松一点，那些演员白天在咖啡馆里给人家端咖啡，下班换了衣服就去片场演戏，电影当然是他们的一个艺术追求，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个心态我觉得是挺让人佩服的。Mucha：我们国家对于不同的职业好像有一个鄙视链，比如说自己做演员、艺术从业者好像就挺厉害的，但是跟人说你在做服务生的话就好像有一点不受尊敬，英国这方面是不是会平等一点？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蓝领工作在发达国家比起国内还是更受人尊敬，收入也会更高一点，不过其实现在我们国家政府也在大力推行这种教育改革，也是希望发展职业教育，我觉得也是慢慢地向发达国家去靠拢的趋势，让更多的从事技术工种的蓝领受到应有的尊重。我觉得更多的是欧美人的心态普遍没有我们这么焦虑，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刚过上比较平稳舒适的生活也就几十年。可能再往上数个几十年，社会还是有些比如温饱问题，吃饭的问题还没解决，那跟西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欧美现代化完成得早，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它们的年轻人心态上会更加放松一点，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焦虑。但也有一点原因在于，不光欧美，日本也一样，它们社会的阶级固化非常严重，比如说一个蓝领工人家的孩子，就很难去上一个一流的大学。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不需要去University，去College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浪费那个钱，又要申请助学贷款，又要背负债务的？整个人思考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像我们这里可能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考取一个比较好的本科，然后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之类的，我们整个的社会期望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我们上升的渠道还没有完全封闭，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存在的，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流动的过程。像英国其实就是比较封闭，它们的皇室就是皇室，上流就是上流，中产就是中产，底层就是底层，我觉得是挺残酷的一个现实。Mucha：所以当时你回国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迷茫的是吗？张旭煜：对我很坚定，我不会在英国。因为我知道我在英国是做什么，我做 Runner，就是现场的场务，帮别人记你是要摩卡还是要卡布奇诺。我不想做那样的工作，不是说那样的工作没有意义，只是它不是我想做的，不是我在那里的价值，我不想让这种繁琐的事情去耗费我的精力。你想，华人本身在那边就是一个second-class citizen，你已经是二等公民了，然后又想在一个华人非常少的影视行业里面做导演，这个真的有点痴心妄想。而且都是在一个白人为主的剧组里面，首先你的语言、文化是弱势，另外一方面那边又讲究一个比较森严的剧组的等级制度，因为每个人的分工很明确，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你可能只能从助理做起，导演助理或者是场务，场记都做不了，因为场记不是导演组的，场记在那边是摄影组的，而且是很专门的人才能做场记，所以整个就不太一样。你要么去电影公司做一些比较事务性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创意性的工作，去到导演组工作。但是反而国内你是有这个机会的，或者说在国内哪怕没这个机会，你就想自己做导演也是可以实现的。《刺骨》拍摄现场我觉得海外拍片子最难的一点是你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他可以选择不来，也可以选择来。特别是我们拍学生作品的时候，因为大家是没有报酬的，你不能要求他太多，他工作上的一些失误你可以不满，但是你也只能去包容我，大家都是学生都在学习的阶段，你又能怎么样，破口大骂？导演不是中心的。国内还是导演中心制，大家围着导演，但是在那边可能录音师会觉得自己在剧组是很重要的角色，那你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太习惯。倒不是说我一定要掌控一切，而是我不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把自己的想法很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其他组，在沟通上面会多少会遇到一些障碍。各部门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你需要跟他们去商量，两边达成某个共识才行。我们那时候拍摄还有茶歇，中午可以一起喝杯咖啡，然后下午接着拍。国内拍片哪里会有茶歇？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拍起来真的是跟打仗一样。上午周全导演也说美国拍片是拍5天休2天，英国也一样，那一套制度跟好莱坞是相通的。它要保证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电影工作也是一种劳动，从你出工到收工是不能超过12个小时，我们当时拍作业有制片在那里计时，比如今天是10点出工的，到了晚上10点就必须要收工。你超过12个小时了，作业就是0分。拍不完就是拍不完了，明天再拍，到点你就必须要让所有人回去休息，这是法律规定的，你不能违法。所以我觉得工作的心态不一样，他们过来是当一份工作来做的。我们这边很多时候是为爱发电，整个剧组会想我十七八小时不睡觉，一定要把今天这场戏拍完。他们不行，他们不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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