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18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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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有一条秘密交通线，它从当年的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等地，最后抵达瑞金。1930年代，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这条隐蔽的交通线在多次反 “围剿”中始终保持安全畅通，有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之誉。
今晚，“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重点剧目《绝密使命》将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开播。该剧围绕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讲述隐蔽战线上共产党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革命历史，反映了红军时期长达3000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传递情报、护送干部，实现党中央机关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故事。这条“地下航线”何以从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突围，何以摧不垮、打不烂？剧中将藉由“小人物大格局、小站点大风云、小故事大智慧”的艺术手法，揭开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隐秘而伟大。
聚焦历史风雷中了不起的小人物，讴歌共产党员忠诚底色
《绝密使命》的主演表中，张桐的名字赫然在列。不久前热播的《觉醒年代》里，他出演了李大钊一角。告别党史中的大人物，这一回他在新剧里扮演大埔青溪中站站长潘雨青，这是个基于历史原型作了一定艺术虚构的红色交通员。在党史大事件、大人物之外另辟蹊径，将镜头对准历史风雷中了不起的小人物，《绝密使命》的独到之处正在于此。
该剧开篇以六名青年干部半途牺牲的紧急事件，引出党中央要建立独立交通网，打通上海经香港、汕头到闽西直达瑞金中央苏区绝密交通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保密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故事里，潘雨青、邹叔宝等交通员在复杂环境下以各种乔装身份与敌人周旋，前赴后继，无畏牺牲。
总策划袁锦贵介绍，该剧取材自《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中记载的史实。党史里，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于红军时期，为了加强中共中央机关与湘鄂赣、鄂豫皖、闽粤赣等革命根据地的联络而建立，有长江线、北方线和南方线三条主要秘密交通线。新剧中再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南方线。这条线连接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两大战略核心，绵延闽粤赣三省的高山密林，需要交通员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暗哨追踪，避开反动军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困难重重。
“全剧的思想主题是忠诚。”袁锦贵说，剧中的主要角色由蔡雨青、邱辉如、孙世阶、余良晋等原型人物糅合而成，他们在当时都是很普通的人，但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事业所抱定的信仰，他们行走于刀尖而不怯，淬炼于血与火而无悔。历史上，这些默默无闻的交通员在红色交通线上护送的革命家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
编剧钱林森表示，中央红色交通线曾护送了200多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进入苏区，运送了数千吨军用及民用物资，传送了大量文件和情报资料。“交通员们经历生死考验，没有一个贪生怕死，没有贪慕富贵，没有一个叛变，更没有一个畏难而放弃任务。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坚定信仰，用生命走出了一条路，一条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路。”
以精良制作致敬无名英雄，一次创作也是剧组的党史学习课
《绝密使命》与《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并称“三绝”系列电视剧。前两部分别讲述红三十四师的英勇事迹与闽西红军独立营铸就军魂的故事，已先后在央视一套播出，深受观众喜爱，也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主流奖项的嘉许。
作为“三绝”收官之作，新剧依然由总策划袁锦贵和编剧钱林森搭档。为延续前作的良好口碑，《绝密使命》在制作上进一步升级，首次启用了国内少有的碳纤维T8电子伸缩炮。整部剧约有1500个特效镜头、500余个场景，涉及上海、广东、福建、香港等地，复刻了当时的码头、老街道、商铺、交通站旧址、特色土楼、民居等。
同时，为了最大程度追求真实质感，剧组辗转多省重回红色热土，90%以上场景采取实景拍摄，小到一个暖水瓶、一盘石磨、一盏油灯，大到大麻码头、大麻老街、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青溪镇棣萼楼等，剧组都力求还原历史的风貌。此前在北京举行的看片会上，剧中呈现的场景被赞 “宛如闽西和粤北历史风貌的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主创中有不少80后——导演白涛、制片人张敏以及三位主演张桐、应昊茗、牟星。在张敏看来，创作的过程对于青年主创无异于一次党史学习， “拍这部剧让我深入了解了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段历史和一群可爱可敬、充满信仰和忠诚精神的革命英雄，我们所有人都是怀着敬畏之心在工作”。
作者：王彦
编辑：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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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讲的是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中共中央建立红色交通线的事。在反革命势力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严峻形势下，这条交通线曾经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始终与党的其他工作相伴而行，这条战线上的同志们，以坚定的信仰、不屈的意志以及对党组织的无限忠诚，履行着极为艰巨的任务，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保守着党的秘密。进入这条战线的人们，甘愿隐姓埋名，从此默默无闻，扮演无名英雄的角色，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正如那首歌中唱的：“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本期刊发的这篇文章，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秘密工作一百年来的一段历史，反映了这条战线上的人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情怀！为什么秘密交通工作与党同源共生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始于1921年底，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生的政党为什么会在建党伊始就着手创建秘密交通工作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是环境所迫。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党”，长期处于“非法”“隐蔽”状态，人员不断被抓捕，组织不断被取缔，刊物不断被查禁。面对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被迫采取隐蔽的联系方式。其次是联络所需。建党以后，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何保证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北平等党组织之间文件和刊物的安全传递，成为当务之急。第三是认识所致。党对秘密交通工作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早”。早在1921年底，中央局就委派了专职交通员，负责中央与地方的文件传递和人员联络。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无人不知，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茅盾原名沈雁冰，1921年二三月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是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茅盾遂成为党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那时，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中共四大之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党的第一个专职秘密交通机构从此诞生。第三份，是具有加速作用的文件，即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并且特别强调：“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其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由于三天两头总有来信，同事们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茅盾的女友。可问到茅盾，他却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著名作家郑振铎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跟茅盾开玩笑，私自拆开了一封寄给“钟英小姐”的来信，结果是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哪三个文件推动“红色交通线”升级第一份，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文件，即1924年5月由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发表在5月20日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上。其中在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的同时，明确要求党的地方委员会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还对“交通”职务的工作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交通’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及示威运动等。”建党之初，文件和刊物的传递一度依托邮政，因时常遭到反动当局审查、缉查而被迫改用隐蔽方式。随着敌人对邮件的缉查日益严苛，许多邮件被强拆、查抄。加上其他一系列需要秘密进行的重要工作，因此中共中央制定这一文件，就明确了各级组织部门必须设置专门的交通岗位。这一举措，开创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正规化的先河。第二份，是具有提升作用的文件，即1925年4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联合签署的中共中央第28号通告。当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后，各地秘密交通组织的建设也得到了强力的带动，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在认识和建设上迎来了质的飞跃。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第一次把秘密交通工作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中共四大之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党的第一个专职秘密交通机构从此诞生。第三份，是具有加速作用的文件，即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并且特别强调：“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其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又于1927年8月21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要求建立中央通省、省通县、县通乡的全党交通网，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全国交通系统的内容。1928年底，三号通告提出的全国交通网初步建成，其中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线、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线。中共中央对“红色交通线”和秘密工作的规定，还不止这些。翻开党的一份份历史文献，你会看到中共一步步走来之组织严密和道路艰辛！著名的“红色交通线”是哪条线路中央交通机关成立后，仅用三个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许多人因而笼统地说，这就是连接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的那条著名的“红色交通线”。其实，当时打通的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共有四条。第一条于1930年冬开通，由上海到汕头，经大浦县、永定县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春又开辟出两条线：一条是西部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从湘赣边苏区进入中央苏区。另一条是东部线，从上海到浙江衢州，经常山、玉山从赣东北苏区进入中央苏区。还有一条是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开辟的，从上海到香港，经汕头、大浦、虎岗进入瑞金。这条线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根据敌情几经调整，最终固定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全程大约3000公里。此后，其它几条交通线相继遭到破坏，只有这条线保留了下来，这才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条“红色血脉”。这条交通线，从水路、公路到山路，征服各种地形，克服各种天气，战胜随时可能被堵截、被盘查，被追踪、被出卖等各种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运行长达4年，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延安时期为什么改称“农委”1940年6月中央交通机关在延安重建，为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机构对外掩护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农委”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持续时间空前的重大考验。时值我党最为困难时期，日军抽调其在华北90%以上的兵力扫荡我各根据地，国民党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围布下50万大军，构建了5道包围圈，筑起18000多个碉堡，粮食、药品、纸张甚至火柴都进不了延安，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发动“自己动手”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长达两年时间里，冲破日伪、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成功护送全国几千名团以上干部，往返于华北、华东、华中直至海南岛等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参加了整风运动。1942年3月，“农委”协助各地方护送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出发，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分局、鲁西分局、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穿越103道日伪、国民党封锁线，历时10个月，于12月底安抵延安。想想在拥有一切现代化手段的今天复制类似活动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不知人们对“农委”当年的壮举作何感想？对“农委”干部的选拔，中共中央也是极为慎重的。毛泽东曾亲自交待说：“尽力配备党性好的干部。”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路从1921年底茅盾担任首位交通员至今，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已走过百年历程，“红色交通线”的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那条连接上海和瑞金的交通线本身，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代名词。（一）这是一条血泊之路。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在上海被捕。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内埠交通科科长张宝泉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上海街头，不幸被捕。敌人使用酷刑打断他两条腿后，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200军棍，又朝他连开七枪，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龙华监狱围墙。秘密交通员龚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剃头”酷刑，用剃刀将他的头皮一片片割下来，他宁死不招。敌人假放他出狱，企图诱捕与他联络的人。龚增祥毅然乞讨露宿街头，用棍子打走想要营救他的同志，终被敌人枪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伯公凹村，曾经是上海至瑞金那条“红色交通线”从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该村下凹邹氏家族的地下党员邹作仁，动员全族30多人参加了红色交通，最终1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7人被评为烈士:邹作仁为护送军用物资与敌交战，牺牲于三河坝。邹端仁运送食盐时被捕，被敌人枪决焚尸。当年周恩来前往苏区，曾在邹端仁家留宿。他长途跋涉打了脚泡，邹端仁夫妇给他端水泡脚，还杀了家中唯一一只鸭子给他煲汤。临别时，周恩来给他们留下3块银元贴补家用。邹昌仁、邹佛仁兄弟被叛徒出卖，邹昌仁被敌人剖开脊背，从背后挖出心脏。邹佛仁被砍头示众。邹春仁为护送电台而牺牲，邹启龙在保护交通线的战斗中牺牲，邹晋发执行护送任务时牺牲。土地革命时期，仅江西一省，牺牲的交通员就多达1780多人。今天的人们常常赞叹这条红色交通线“从未中断”，却不知“从未中断”这寥寥四个字，是多少交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伍修权回忆说：“这些交通员，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却默默地为革命贡献着力量和智慧，我至今想起他们，还不由产生无限尊敬的心情。”（二）这是一条回家之路。翻看开国元勋、将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读着他们对初入苏区那一刻的描述，那种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风扑面而来。“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长汀）的繁盛，简直是全国苏区之冠。”“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说道：‘总算到家了！’”聂荣臻回忆说：“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伍修权深情地写道:“交通员大喊：‘到啦，同志们，到家啦！’……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新鲜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进入苏区，看到一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病倒在担架上的李克农“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心里在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三）这是一条胜利之路。土地革命时期，内埠和外埠两个交通渠道，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线。1929年下半年，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有570余份；全年“由中央秘书处一家发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送到中央的达4687件。”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骨干被护送进入苏区，几乎包括了所有开国元勋、将帅，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各地每年向苏区输送价值600万法币的布匹、价值900万法币的食盐，以及数百吨的西药、纸张、报刊、书籍、无线电器材、印刷工具、军械修理器材等。抗日战争时期，14个八路军办事处成为红色交通的中流砥柱。驻武汉办事处曾转运军饷655万法币、枪炮730多支、弹药1390多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等。驻太原办事处曾转运30部电台、100万发子弹、200挺机关枪等。驻上海办事处转运了1000具防毒面具、2万双胶鞋、4000匹细布、捐款1785万元。驻西安办事处采办了大量通讯军工器材、金属化工原料、皮革、纸张、蜡烛、行军锅、报刊书籍等。驻香港办事处护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位民主进步人士回到大后方。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交通的收官之作是著名的“北上！北上！”行动。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挥下，通过6条交通线，分大小20多批，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北上，协商共建新中国。面对这些数字和名字，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能触碰到历史的厚重，能遥望到红色交通工作的背影。百年华诞之际，红色交通的统帅周恩来、红色交通的创建者吴德峰、红色交通的首位专职交通员茅盾，还有那些曾经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一个个普通身影，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那条黑暗、漫长、崎岖、凶险的小路早已难觅其踪，而那条血泊之路、回家之路、胜利之路，却依然在我们心间绵延不绝。无论再过多少个百年，这条路也不会荒芜！资料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邓小平传》、《陈云传》，以及《叶剑英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伍修权）、《茅盾传》、《吴德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