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一心要杀韩复榘？
韩子华 韩宗/口述
[摘要]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始终站在张学良一边，当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一、父亲的性格很多人认为我父亲韩复榘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一米八○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当年在湖南沅江中游泳，袍泽戏呼他是“浪里白条”；李宗仁对他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他或坐或立，永远是挺胸收腹，军姿挺拔；剃光头，几十年如一日；两眼细长，又总是眯缝着，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丝轻蔑：鼻梁高且直，下边是一道乌黑的短须，简约而醒目；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嘴角微微下垂，显得冷峻、坚忍。父亲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却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他与人谈话，从不夸夸其谈，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听，很少插嘴，但两眼逼视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几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父亲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左右了他的命运。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邓鉴三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接父亲的代表去西安，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螺旋桨被折断，无法再使用。父亲派部下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我父亲的公馆。冯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电报已泄露。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父亲和宋哲元开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有人评说，就是这句话埋下了父亲以后遭杀身的隐患。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始终站在张学良一边，当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对此，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只要看看张、杨的结局，父亲嗣后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三、“七七”事变之后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在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时才获悉卢沟桥事件。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张绍堂还在电话里向父亲报告：刚接到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称局势有所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谈判，他们亦不欲扩大事态。父亲在电话里笑了，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欲借机调动兵力。仗注定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父亲的分析与预见很准确。这时日军兵力尚且不足，企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待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就开始向在廊坊和北平、通州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动猛烈进攻。28日晚9时，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7月15日，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接着，父亲将荷泽一带的自卫训练班壮丁四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一补充旅，委任孙则让为旅长；将胶东第七专区训练的壮丁三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二补充旅，委张骧伍为旅长。日后蒋介石给他钦定的罪名之一“收缴民枪”，即指此事。日军占领济南后，孙则让的第一补充旅，撤到河南漯河，全部编入中央军炮兵。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30日，父亲应蒋介石电召赴南京开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作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父亲回到济南，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儿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7月上旬，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奉蒋介石命令由江苏淮阴开往山东临沂。父亲不再顾及与日本达成不在山东驻中央军的默契，当几列火车搭载北上的第五十一军源源开到济南时，父亲在车站联合办公时理直气壮地命令参谋：“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遵照部署，第五十一军驻防青岛以南沿海至连云港及胶济路东段，以防日军从海上登陆。中日既已开战，父亲为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侨民三天内撤离济南，并不准带走财物。7月18日，日驻济武官石野到省府与他谈判，企图诱使他保持“中立”。谈判持续到到深夜1点，最后我父亲说：“你们把我韩复榘当作汉奸看，那你们瞎了眼！明天你们不走，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正好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有事进来，听见他的话并见其怒容满面，就知道是日本人的要求使他感到受侮辱了。19日，省府办公会上，父亲对与会者说：“日领事馆人员及侨民今早乘专车赴青岛回国去了。他们希望我们中立，真是异想天开！”这天，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本侨民乘车离济去青岛回国，日本洋行、工厂一律封门上锁。青岛的日本人也全部撤离回国，日官方一切事务由美国领事馆代为处理。8月4日，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父亲兼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四、坚决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国民政府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回到济南向我父亲汇报此事。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平、津沦陷后，驻北平日本当局曾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8月20日，日本驻烟台领事馆亦关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父亲下令没收日侨财产，在日本洋行内抄出大量枪支、鸦片等私货。他派爆破队到淄博、胶东一带将日本人的厂矿炸毁。这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父亲，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之将派同志前往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办法”。父亲采纳了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军事联络员的建议，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共产党干部，并在第三路军成立政训处，举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父亲出任班主任，爱国人士余心清任副主任，北平“左派”文化人主持教务工作。学员主要是平、津流亡学生、山东爱国知识青年及“乡建”派人士，前后共办三期，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培训。第一批学员五百人于8月底入学，9月中旬被派往临清、德州、惠民、烟台等地开展抗日工作。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的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父亲给母亲写信：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10月2日，第三集团军第四八六团夜袭桑园成功。德州守军第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四八五团奋力反击。但4日，德州城陷，第四八五团官兵全体为国捐躯。此后，第三集团军在黄河以北之津浦线上与日军鏖战，历经徒骇河之战、津浦线反击战、临邑之战等役，伤亡惨重。11月13日，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一个加强排，共七十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父亲才突出重围，回到济南。此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五、留下家书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父亲的信全文如下：大姐：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五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向方（韩复榘字向方）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11月16日，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第三集团军从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教授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一书中，就父亲在鲁北抗战中的表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上述抗战以来韩复榘的表现来看，总起来说他还是抗战的，不论其态度是消极或是积极，他还是坚持打了几仗。因此一般史书上称韩‘不战而逃’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事实。逃在后，战在前。至于传说他想投降当汉奸，就更是无事实根据的。”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父亲将日本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辙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二人不欢而散。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极其荒谬，而且别有用心。他认定这是蒋介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此时，李宗仁欲将父亲的炮团调走。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吗？”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父亲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实际上，父亲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父亲的战略思想应该是没问题的，事实证明，此后八年抗战的发展轨迹也大抵如此。但是，战略决策是大本营的事，父亲虽位尊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也不过是一名高级战地指挥官，必须服从大本营的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有什么理由，也必须服从大本营的命令。蒋介石后来欲置他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神费力，拼凑什么“五大罪状”，仅以“不尊命令，擅自撤退”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六、与李宗仁的矛盾日深济南危急时，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曰：“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父亲和李宗仁的关系），竟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父亲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父亲之复电直接转给蒋介石。父亲在电文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很快，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父亲气愤至极，他认为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于是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父亲命令孙桐萱第二十师留守济南断后，第三集团军其他各部向泰安、兖州方向撤退。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在济南战役中，第二十师伤亡营长五人，连、排长30余人、士兵1500余人；手枪旅第一团伤亡连、排长10人、士兵300余人。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又在来电上信手批了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故伎重演，仍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给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电文转给蒋介石，指责父亲不听指挥，擅自行动。不得不承认，我父亲拒不执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一个月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反对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第一个错误是死守上海。李说“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竟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李宗仁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至于一个月之后他为什么又认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个错误”，而且必须贯彻执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泰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区别很大，第三集团军“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相去不远了。父亲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对上级的命令，应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你说没必要死守，他说有必要死守；你说他借刀杀人，他说他没借刀杀人，这个仗还怎么打？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绝好的时机。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李宗仁拿着我父亲的那些电文，将我父亲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刘熙众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命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他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八大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开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的态度。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开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刘熙众又去见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为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10日，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往开封。傍晚，父亲一行到达开封。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开封。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十二名特务亦先期到达开封。戴笠指定王兆槐具体负责绑架行动。11日上午，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开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开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各殊，其中不乏文艺小说、传奇故事。即使是当时亲临现场的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和张宣武，在他们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与会情景之描述也有相当出入，这显然是与各位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派系情结、价值观念、切身利益、个人恩怨及品行修养等不无关系。无论如何，父亲确是在开会期间被蒋介石的特务绑架了。七、父亲被枪决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父亲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而被扣押时，宋哲元首先站起来，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我父亲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父亲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火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父亲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父亲身边。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连仲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召见孙桐萱，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孙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蒋介石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孙桐萱，说：“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任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又问：“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三十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他离开小楼，也不准他与外界联系。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父亲从日在开封被扣到24日在武昌被杀，其间十三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20世纪80年代，时任“民革”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曾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父亲也走下来送客。只听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也不得而知。关于父亲被杀前经历了什么，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父亲是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我们也姑从其说。是日晚7时，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二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父亲的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父亲的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八、料理后事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父亲的噩耗，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父亲料理后事。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父亲遗体已入殓，停于武昌长春观。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很难过，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浚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由于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座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1954年，父亲的灵柩由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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