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困难症的终极解决方案：一本欧盟护照就够了_Kingnova英国移民_新浪博客
选择困难症的终极解决方案：一本欧盟护照就够了
，之所以选择移民，便是对于现状不满，需要通过移民到其他国家，获得超过现在收获的一个过程。&近几年，随着第一批移民已经在海外生活定居，抚育了下一代，越来越多海外移民的声音出现在了中国媒体。
　　有说好的，自然也有说不好的！&这些声音，无疑加重了一部分选择困难症患者的移民选择难度！
　　笔者有一个客户W女士，因为想移民，便咨询笔者究竟哪个国家好。笔者了解了W女士的情况之后，便给出了一个最适合的移民项目作参考&&英国投资移民。
　　W女士初时，觉得英国投资移民特别好，可回过头来，就开始不断询问美国投资移民、澳大利亚投资移民、新西兰移民、加拿大移民。。。。。笔者解释的越多，W女士就越纠结，越纠结，就越无法选择。
　　纠结的原因，一是移民项目的契合度，另外一个，就是对国家的不确定性。毕竟是打算移民之后，未来前往生活养老的国家，如果自己去了之后，发现却是不喜欢这个国家，那又该如何是好？！总不能，继续移民吧？！
　　直至最后，英国投资移民涨价，从100万英镑变成了200万英镑，W女士的孩子也跨过了18岁的门槛。即使最终，W女士发现，其实了解清楚各个国家的移民项目及优劣势之后，发现还是笔者最开始推荐的英国投资移民对自己最合适，但是选择困难症发作，却让她和家人，错过了最好的移民时机，只能无奈收场。
　　笔者无奈中，也只能静待最适合W女士的移民项目浮出水面。
　　2015年7月，金诺华推出了独家75万欧元英国身份+欧盟护照的项目，笔者再次联系了W女士。只通了一个电话，W女士就立刻定了机票，从陕西飞到了北京，与笔者进行了整整2日的长谈。
　　从欧盟的定义与现状，到塞浦路斯的发展潜力；从获得英国身份的方式，到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从欧盟法规，到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
　　2日之后，便签了合同交付了定金。
　　依W女士的说法：“这个项目，简直就是选择困难症重度患者的终极福音啊！”
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
申请条件优势
　　W女士的孩子今年已经18岁，如果想要申请英国移民，则必须要单独申请，那么W女士和她的先生就无法获得英国身份了。这也是当初让W女士放弃英国投资移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75万欧元英国身份+欧盟护照的项目，W女士和她先生、孩子，都可以一同申请。无移民监、无学历语言背景要求，简简单单3个月就可以全家获得第二本护照。
　　2. 教育优势
　　假设W女士的孩子并不打算在英国求学，根据欧盟法律规定，作为欧盟公民，W女士的孩子也可以选择申请欧盟中的任意一个国家的大学，并可以享受到欧盟公民的优惠学费价格。而在塞浦路斯，更是可以享受公立学校学费全免的福利。
　　3. 一人移民，家族受益 !
　　W女士的孩子在英国上学期间，W女士的她先生的父母，都可以以欧盟公民的父母的身份，申请获得英国绿卡，前往英国陪伴照顾W女士的孩子，同时颐养天年。
　　更有甚者，除了W女士一家人之外，W女士和她先生的叔叔婶婶、表姐表哥、侄子侄女，都可以以欧盟公民亲属的身份，申请获得英国绿卡。
　　真正是做到了一人移民，家族受益！
　　4. 1=28：选择困难症患者的终极福音！
　　因为欧盟的特殊属性，使得1本欧盟护照，完全等同于28本护照的价值。我们可以帮助W女士一家获得英国绿卡，但是如果W女士一家人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希望移居到其他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等等高收入高福利的国家去工作、居住、生活、学习、享受当地的福利，也完全是欧盟公民的权利。
　　如果说整个欧盟是中国，那么欧盟28国就相当于中国的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而W女士手中的塞浦路斯欧盟护照，则是其中一个省市的户口。不论W女士一家拥有的哪个省市的户口，他们去其他的省市居住、工作、生活、学习，也都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当你拥有了中国身份，不论户口在哪个省市，获得其他省市的户口，也并非难事。从这方面来讲，欧盟护照的限制比起中国户口更加的宽松，毕竟，中国还有个获得困难、福利享受不同的北京户口，而欧盟公民，在这28个欧盟国中，则是绝对不会遭受诸如北京户口和外地户口这般的歧视的。
　　2015年12月，W女士及其家人顺利的获得了欧盟护照，朝着梦想中的美好生活，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移民非小事，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走出人生中最正确的一步棋。
　　然而，面临岔路口时，却仍然难免彷徨犹疑。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曾经在国外生活过，不确定这个自己选择的移民国家，是否真的适合自己，及自己的家人。
　　那么，笔者建议，大家不妨如同W女士一样，考虑一下欧盟护照，&一次移民，获得28次试错机会。不必担心自己现阶段的选择，是否真正的适合自己。毕竟，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你还有其他27个国家可以去选择。
护照入手，届时，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信总会有一个与你心灵完全契合的国家出现的！自此之后的生活，便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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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徽章：哥伦比亚交通管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公路沿线检查游客的护照（摄于约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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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护照的身份、自由与边界
2013年43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哥伦比亚交通管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公路沿线检查游客的护照（摄于约1950 年）
中国论文网 /1/view-4482620.htm　　我的第一个签证来自丹麦。2003年，加入申根协议的欧洲国家有15个。持着这个签证，我买了张欧洲铁路通票，遍游了西欧大陆，体验到自由旅行的舒畅。从哥本哈根驱车经跨海大桥，长驱直入瑞典的马尔默，丹麦人调侃曾与他们打过很多次仗的死对头瑞典：“从马尔默来哥本哈根上班的人不比从我们这边过去的人少啊，丹麦也算占领了瑞典嘛。” 　　2009年，去瑞士出差，热爱中立的瑞士也已加入了申根。那一年，申根协定的边界已经东扩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及波罗的海三国。在经历了一场场混乱血腥的战乱、酝酿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意识形态的铁幕将东西欧强行分裂后，新欧洲的缔造者梦想实现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这消弭国界、鼓舞迁徙融合的“四大自由”，对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主权版图争夺和变动最为剧烈的欧洲大陆来说，就像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回归。战争、疑惧和阻隔通行的历史记忆，仿佛仅封存于中世纪的城堡、已成博物馆的军事检查站、郊外的集中营和柏林墙的残垣里。 　　看似小小的通关自由，实则有推动历史的力量。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开的“全球化”课上，曾这样讲述申根制度：“先是欧洲国家间的关税降低，共同市场建立了；然后是从像比利时到荷兰这样的国家变得像从麻省州到新泽西州一样。哪儿不对劲儿？对了，荷兰人的护照检查站现在可以一路通到比利时人的机场内。这意味着，任何能进入比利时机场的人，也能够进入荷兰领土——当然包括军人、罪犯等。现在，荷兰和比利时就必须得有共同的安全防卫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交叉，会有一连串的后果；整合通关意味着，你必须整合更多，如此循环下去，直至欧洲一体化。”透过申根，我们得以窥见护照与签证制度的本质：它是一份国际契约，是在由主权国家划定领土边界的世界里，公民自由通行并确保安全的信用证；而自由与安全，却是永恒的矛盾。 　　每个签证都讲述着故事，映射着发放者的心态。我所拿过的最便捷的签证是迪拜，阿联酋最开放、最富裕的酋长国。不需要什么资质证明，甚至无需递交护照，只需基本个人信息，就能拿到电子签证。这个沙漠中的城邦就像地中海时代的威尼斯，低税收港口使它成为全球商品的集散地，进而成为富油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广袤的沙漠变为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豪华房地产，占人口80%的外来劳工在这里生产与消费，为它创造财富——它欢迎天下来客。我的护照上最严格的签证是申根与美国，需要证明财产资质和没有移民倾向。这是有吸引力的富裕国家设置的身份门槛，抵御人口流入的压力。被美国审查和拒签的例子从不鲜见，从移民倾向、敏感技术到政治原因，甚至签证官的心情。伊朗签证则给了我鲜见的、相比西方国家的优越感。与伊斯兰革命政权在政治上交恶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与美国公民，很难拿到伊朗签证，安全审查极其严格。与伊朗有良好外交关系的中国人不难获得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伊朗的旅行无所禁忌。熟悉伊朗的人会知道，对着建筑物或站在地理上的高点进行拍摄，可能会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干预。在安全防卫上处于紧张状态的伊朗，通行的完全自由可能只是想象。新总统鲁哈尼最近宣布对国际游客放开签证，释放的改革信号则不言而喻。 　　在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边境，我看到了护照与签证制度最原始的形态。在南高加索山下广袤的乡郊旷野里，新的铁丝网刚刚打下地桩，格鲁吉亚的武装部队严阵以待，持枪的士兵每20米就站着一个，沿铁丝网一线排开，守卫新的、处于变动中的边境线。不远处，被炸毁的村舍荒芜着，那是交火留下的痕迹。村民时时都面临被迫迁移的可能，潜伏在边境两边的国家暴力随时都可能为争夺一尺一寸的主权领土而擦枪走火。偶尔，会有人偷偷越过这些失序的边境线，把免税商品，甚至苏联时代废弃武库里的枪支和铀，走私到格鲁吉亚，产生了黑市交易。与俄罗斯接壤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茨原是格鲁吉亚的自治区，俄罗斯支持它们独立，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为此有过激烈的军事冲突。旧的国家主权领土突然间变化，那些去南奥塞梯与阿布哈茨探亲访友的人一夜间失去了返回格鲁吉亚的通行自由。格鲁吉亚人告诉我，“这是我们的柏林墙”；南奥塞梯人则说，“这是我们主权的独立”。而这些边境线上，除了新添的武装部队和维和部队，未来，若要通行，还将会出现新的哨卡，这意味着，将会诞生新的护照与签证，也即新的交通与阻隔的形态。 自由与国家 　　1791年，法国外交大臣莫穆林收到俄国驻巴黎大使的一封信，请求他给一位叫德柯尔福的夫人补发一本护照。那个年代，持护照国际旅行是贵族的特权。莫穆林并未怀疑，签发了护照，并亲笔签名。护照大意是：以国王权威的名义，致所有监督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王国各部门文武官员，命令你们准许这位德柯尔福夫人携其两子，一侍女，一男仆，三仆从，不受阻挡地自由通行。此护照有效期一个月。此前，在1789年10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被巴黎革命的暴民从凡尔赛宫带到了巴黎，软禁起来。他们一直计划逃亡到一个友好国家，现在机会来了。有了护照，玛丽扮作侍女，路易十六扮作男仆，乘马车向德国东进。一路各种无授权的自设关卡，查护照，验行李，都想抓住国王和他的同情者。就在路易十六探出头回望法国时，一位退伍军人认出了他，在奥地利与荷兰边境将他们截住，带回法国，送上了断头台。
描绘1793 年法国玛丽王后被送上断头台的绘画作品
2007 年12 月21 日，这名波兰边防警察（右）正在协助当地居民拆除德国与波兰边境线上的最后一节铁丝网
　　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新法兰西共和国最初取消了护照，认为它有悖人享有自由迁徙流动权利的原则。路易十六时代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阻止资本与技术流出特定区域、防止贫民返回教区的通行证制度终结了。法国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混乱：犯罪盛行，警察无从追查；有经济能力的人不受限制地携资产外逃，在国外观望国内局势的进展，准备择机返回；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一度濒临财政崩溃。法国很快恢复了通行制度，并向瑞士和莱茵兰施压，要求他们遣返法国移民。到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国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力已恢复到路易十六时期。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的女儿德·斯塔尔持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曾让拿破仑很不满，他的权力触角可伸向她在法国所参加的40个社团对她进行打压。斯塔尔曾打算途经俄罗斯去瑞典，到达波兰时，本打算在当地的庄园待几天，但波兰海关没有给她的护照盖章，而是告诉她，她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而且在波兰境内时，必须有波兰警卫陪同。外国人来法国旅游，需先将护照交给法国警方，待签发签证后，才能在法国国内的其他城市自由通行，在每个城市的宾馆，还要出示签证才能登记。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欧美国家重新审视护照制度。通过贸易和实业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欲望出国旅游，蒸汽火车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快速到达更远的目的地。护照不再只是贵族的特权，而逐渐成为能够服务很多人的官僚制度和统一文件。在欧洲大陆，人口开始频繁和大规模地自由流动，使得原有的警察制度根本再无力维持秩序，一度出现混乱。到了19世纪中期，火车已经遍布欧洲，大规模的欧洲乘客每时每刻都在跨越边境，欧洲的全球化潮流达到高峰，人们普遍厌恶官僚体系，都认为，应放松护照的要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旅行是不需要护照的，跨越边境线也非常方便。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还保留着要求外国人必须持护照的要求，德国这样的国家则要求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年轻男子必须有护照才能离境。一些国家境内也有通行制度，大部分国家也可以发放护照，但那些要求旅行者必须持有护照的国家在当时的欧洲氛围下，被认为是落后的。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跨越欧洲的大旅行蔚然成风。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版商曾记录过他到北非与君士坦丁堡疗养的旅途情景。英国护照的声誉随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他写道，君士坦丁堡的海关本来已经下班了，但当他表明自己是英国人时，海关工作人员热情地迎接他们，给了他们签证。而一个从耶路撒冷出发到开罗，途经亚历山大去欧洲大陆的英国人，如果忘记了带护照，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时的环球旅行家也层出不穷，比如，曾来过中国的约翰·汤姆逊和盲人旅行家詹姆斯·霍尔曼。1899年，英国人福斯特·弗雷色骑行环游世界，来到中国。他记录道，当地中国人对1897年签订的条约没太多感觉，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他从缅甸进入中国，拿到了巨大的中国签证，“三张就够敷满一面伦敦宾馆卧室的墙壁”，“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英文”。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氛围，斯蒂芬·茨威格曾描述道，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19世纪上半叶，根植于主要贸易城市的独立生意人形成了真正的跨国资产阶级，他们构成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他们富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籍。这种国际主义部分表现在不同国籍的个人和家庭的结合，家族成员常常遍布欧洲甚至跨越大西洋，他们所构建的金融网络模糊了国籍的身份，与帝国的构架并存。茨威格曾写道，他的母亲就出身于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这个最初开设银行的家族，很早就从瑞士边境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他们是如何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 　　但另一股暗流潜藏在宽松自由的时代潮流下。1858年1月，一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奥尔希尼（Felice Orsini）试图在巴黎大剧院行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失败了，并被捕入狱。他行刺的目的，是要实现将意大利变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愿望。他是如何进入法国的？他最初是向意大利的萨丁王国申请去尼斯的签证，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尼斯，他要去探亲。去尼斯必然经过巴黎，萨丁王国知道他是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者，便婉言拒绝了给他签证。萨丁当局的回复是，尼斯当时处于萨丁王国的管辖下，他们可以通知尼斯，允许他从英国海路直接入境。奥尔希尼决定向比利时和法国申请签证，当时，比利时和法国可以向别国公民颁发签证。比利时和法国驻伦敦的副领事官当时都未留意奥尔希尼的身份，只觉得他有很重的意大利口音，是一位英国绅士，就在他的假英国护照上盖了比利时和法国的签证。奥尔希尼很快出现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宾馆，准备好了行刺的炸药，然后前往巴黎。这件事直接促成了欧洲护照与签证制度由宽变严，“英国绅士”的身份信誉也大大削弱。法国政府宣布，从此以后不再给英国国民发放护照，并撤销了对英国国民无需护照即可入境的通行优待。英国外相则表示，他希望其他国家学习法国，并开始组建英国的各级护照推荐成员。从此，到达法国边境，却没有护照的英国国民，只能被遣返回国了。自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后，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更是加强了边境的护照控制。随着国家利益高于欧洲利益的国家主义渐渐成为主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在之后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每当国家主义与战争癔病间歇性癫狂发作时，通行自由的价值，便如个人生命般昂贵。纳粹德国政权下，欧洲很多国家拒绝接受犹太人，德国企业家辛德勒掷出豪金，靠贿赂纳粹军官换取他的犹太工人在德国境内不被关入集中营的有限行动自由。当犹太人徒劳奔波于很多国家的大使馆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的外交官何凤山给他们发出了很多份“救命签证”，1938年纳粹大屠杀开始后，他发放得越来越多。有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他找到了何凤山，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1940年，擅长闪电战的德国将军席卷欧洲，6月占领法国，欧洲陷入了黑暗。一张通往自由美国的签证，在战争中，就意味着新生。无数难民、流亡者、罪犯和反法西斯人士集中在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每个人都在等一张通行证”。电影中的面孔充满了紧张、犹疑和绝望，那个黑市护照贩子的形象，则在荧幕上获得了永生。
2007 年12 月21 日，德国、波兰、捷克及其他欧盟领导人出席在德国小镇齐陶附近举行的申根区扩大仪式
帝国与身份 　　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早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1776年的独立战争中，就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新生的联邦政府最初干脆直接照抄法国护照的设计和文本，而各州、一些市镇、甚至公众名人，都在签发护照，政出多头。最初的13个殖民地所构成的区域面积比委内瑞拉还小，在地理上群聚一隅，波士顿、纽约与费城的市场中心之间联络很便捷，人口也紧密地被出版和商业联系起来。当新生的合众国开始从东海岸西进南下，此后200年间，德克萨斯曾有过11年的独立主权，南北联合州为废奴曾打过一场分离主义内战，直到1856年，美国国务院才把发放美国护照的权力收归自己手中。 　　通过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与帝国构架，欧洲把护照与签证制度所定义的通行许可和身份传到了全世界。帝国交通一面随蒸汽机船征服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延伸到全球的所有角落——从中东北非到美洲，从好望角到亚洲，从每个岛屿到喜马拉雅山的每个峭壁，却又在世界划分出种族、民族与阶级，阻碍着身份的旅行与交通，最终遭到了激烈的反抗。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先驱是欧裔海外移民——美洲。 　　当宗主国的欧洲绅士在全球享受无阻碍自由通行的特权时，美洲同胞的旅途却是受阻的。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做过统计。例如，在1813年以前，西属美洲的170个总督中只有4个是欧裔海外移民，1800年西属美洲的320万欧裔白种人中只有5%是出生在西班牙本国的，直到墨西哥革命前夕，全墨西哥只有一位欧裔海外移民的主教，欧裔海外移民想在西班牙母国爬到重要的官位，绝无仅有。安德森说：“如果西班牙裔海外移民的仕途能够从萨拉戈萨行经卡塔皆纳、马德里、利马，然后再返回马德里，盘旋而上，最终登顶帝国行政单元的首府，那么他就能在水平移动的同时垂直上升。然而，他却发现，他的旅途却被永远囿于大西洋此岸，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西班牙人。” 　　我们能读到大量欧洲人建立全球商贸、金融网络与环球旅行的材料，感到全球化程度之高，但对殖民地的人如何在帝国构架内流动，却了解很少。奴隶贸易是一种强迫性的大规模迁徙，但即使在欧洲帝国废除奴隶贸易以后，自由的流动也并未实现。1893年，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印度律师甘地在南非接受了诉讼案件，买到了坐在火车头等车厢的车票，却因肤色不是白人而被扔出车厢。种族歧视的屈辱让他下定决心投身到为侨居在南非的80万印度侨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他在南非生活了21年，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形式向南非当局抗议，回到印度后，又投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治的斗争中。在英帝国构架下，印度人是被作为英国国民来对待的，但身份上却有本质不同。1857年大叛变爆发以前，统治“印度”的还是一个商业企业，而不是一个国家，当然更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东印度公司的宪章在1813年被送交更新时，英国国会指令每年分配10万卢比用以振兴本地人的教育，彻底的英国式教育体系被引进，而它创造出的是“一个人种，他们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他们的品位、意见、道德与思维能力却是英国式的”，意图推动一种精神的混种。英帝国政策给大批中产阶级的母国人提供了美好的机会，官员、校长商人、农场主们迅速地扩散到日不落帝国永远辉耀的领土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大英帝国是一个以热带地方为主、散布在各大洲的领地；只有很少被征服地的人民和母国之间有着长期的宗教、语言、文化、甚至政治和经济关系。 　　一位叫毕平·昌达拉·帕尔的印度人曾如此回忆道：“印度籍地方长官不只和殖民行政体系内的英国官员以相同条件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也在英格兰度过了他们青年时代人格形成期的黄金岁月。一回到祖国，他们事实上过着和他们的宗主国行政官们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如宗教般奉行后者的社会习俗和伦理标准。那个年代出生的印度行政官几乎完全切断和他的母体社会的关系，在他的英国同僚们所挚爱的氛围中生活、运行与存在。在心灵和举止上他毫不逊于任何在英国的英国人，却疏离了自己同胞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成为社会和道德上的贱民……他就像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欧洲人一样，是自己家乡土地上的异乡人。而一个像这样的人，无论有多么英国化，还是永远被排除在印度殖民政府的最高层职位之外。他被禁止向殖民政府领地范围之外移动——比方说，向黄金海岸或香港的水平移动，以及向母国的垂直移动。”这段记录，凸显出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实际上，唯有“英国的英国人”，才遮遮掩掩地享有帝国内自由流动的特权，英联邦子民们所持的护照，打着深刻的身份烙印。
　　处处都是与帝国相冲突的民族与种族身份。1835年，英国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大不列颠帝国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立刻出现劳动力短缺，印度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印度人被运往英国治下的毛里求斯、圭亚那、斐济、牙买加、特立尼达、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南非。根据帝国立法，从事体力劳动的印度人可以在英帝国内自由流动，无需通行证。直到1906年，加拿大人开始对印度人的到来感到焦虑。当2000名印度人到达温哥华时，加拿大总督给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国务卿发去电报，提出印度人无法适应加拿大的气候，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可提供，要求按加拿大法律遣返。这意味着，在帝国结构之下，虽有相同的帝国公民身份，但不同的“大不列颠国民”有不同的迁徙权。加拿大政府向伦敦提出两种备选方案：要不然就让每个印度移民交200美元才能进入加拿大，要不然就向印度人发放数量有限的签证，且加拿大政府有权遣返没有签证的印度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亚洲人和东方人变相的种族歧视，被印度政府断然拒绝。在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开始高涨，国民大会党喊出了“自治”口号，反对殖民统治。加拿大一面想限制印度人的流入，一面又得根据英帝国的义务接纳他们，最后，加拿大越来越走向种族主义，“加拿大民族”的想象空间轮廓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据记载，英帝国机器动员了所有的资源——从加拿大政府、香港政府到印度政府，来调查印度移民问题：秘密特工渗透进加拿大的反亚洲社团，调查他们的资金和社会基础；香港当局搜集并提供每艘船上印度人的数量和经济状况；航运公司评估了海上交通在移民中的作用。调查结果是，去加拿大的印度人大多从旁遮普到达加尔各答，转道香港，到达加拿大，目的是为了开创一番事业。最终结果是，1908年，英属哥伦比亚政府颁布法令，禁止非本国出生的公民登陆加拿大。加拿大国所独立颁发的签证就这样诞生了，于无声中，我们听到了帝国瓦解的惊雷。仅仅约半个世纪后，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彻底将殖民帝国送入了历史的幕布之后。 封闭与开放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乘军舰访华。天朝上国初遇现代工业强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心想象受到“获取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的现代外交挑战。乾隆在热河接见马戛尔尼时，发生了礼仪之争。当马戛尔尼向乾隆抛出此行真实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自由通关，协议关税”时，乾隆一口拒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马戛尔尼黯然离开北京，中国拒绝了与世界交通的要求，错过了融入第一波工业化与全球化潮流。 　　1834年，中英两国曾有一次由护照引起的外交纠纷。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律劳卑从澳门到广州赴任。根据清朝律令，外国人从澳门进广州，须向澳门地方官员申请护照，一切行动由行商（清朝办理外贸业务的中介机构）约束照管。但律劳卑不领护照，信函不经行商转递，且以“平行款式”向两广总督卢坤投递书信，最终引发外交冲突。卢坤命令停止对英贸易，律劳卑则令兵船炮击虎门炮台，闯入黄埔。这起“护照纠纷”最终以律劳卑退回澳门告终。资本和技术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潮流不断越洋而至，却无法通过大清国为对外贸易打开缝隙。当时清朝对欧洲人的经商和行动设了严格的限制，只能在一些特定的港口和城镇活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提供任何活跃的自由市场，而欧洲大量进口中国的香料、丝绸和瓷器等，为中国积累了白银财富。英国企图以鸦片贸易扭转逆差，中国则以禁烟运动作为回应。终于，1842年，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工业时代潮流，以坚船利炮，轰然撞向封闭的东方大国，爆发了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核心就是“自由通商，协议关税”。在此之前，外国人只可在一些通商口岸自由活动，进入内地需要通行证。《天津条约》约定，“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持本国发放的护照，经中国官员盖印，便可在中国内陆“自由、安全”地通行。 　　也是在这时候，想要进入日本内地的欧洲人，仍需向当地领事馆提出签证申请，但实际上到非通商口岸的内地东京旅游，没有签证也没人管。1853年，舰船司令佩里将军打开了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紧闭的大门。因为无力面对西方入侵，德川幕府的自信与内在合法性急速被腐蚀毁坏。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来自萨摩和长州两番的中级武士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幕府。他们从英国军火商处购买了7300支最现代的步枪（大部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学习了普鲁士和法国专业系统化的新式西方军事科学。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藩兵都被解散。1873年，日本引进了征兵制，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建立了如今的“公民民族国家”的模式。1889年，日本制定了普鲁士式的宪法，男性普选权随之来临。 　　走访欧美各国后，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决心以国家力量发展工业。在那个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苏黎世银行账户的时代，明治藩阀没有任何将压榨所得的国民财富转移到日本国土之外的诱惑。他们以毫不动摇的决心，残酷剥削农民支持以军需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豪赌一把。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与日本交锋，两个国家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出分野。甲午战争前后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分别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日本赌赢了。而中国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则要等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才通过极为高效的资源动员和组织形式，完成了工业化。在充满动荡与波折的再一轮阻隔之后，改革开放，随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由通商，协议关税”终于将中国推向现代市场原则，大清国的一些屈辱条文亦成了现代国家通行的护照制度：各国为本国公民颁发护照，接受国签证，可达“自由通行”与“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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