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大陆简体、马新简体、港澳繁体和台湾正体区别【转】
关于汉字的大陆简体、马新简体、港澳繁体和台湾正体区别
第一部分,简体
1.简体中文，是指使用简化字的中文，与繁体中文相对。通常，简体中文的语言因素为由北方话词汇和现代白话文语法规范组成的普通话（华语），文字因素为由传承字和简化字构成的规范汉字系统。有时特指简体中文的文字因素，或转指主要用于储存和交换简体中文信息的汉字编码系统。简体中文作为规范语文主要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使用，在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社区也有使用。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曾经以兼取简体字记录的繁体中文为正式语文之一，后改以简体中文作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
2.计算机媒介
作为术语的“简体中文”大多在计算机（电脑）媒介上使用，如各种软件操作界面或文档的“简体中文版”。尽管这些软件也通行于其他使用简体字甚至简化字的社群，但由于使用简体中文的主要是中国大陆，故而这里的“简体中文”事实上等同于“中国大陆语文”，意即绝大部份软件的“简体中文版”采用大陆普通话的语法和词汇，特别是IT术语的翻译，可能与海外华语不尽相同。
3.汉字编码
简体中文自1980年代以来通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总局公布的GB 以及其后继的GBK和GB
作为在计算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上储存和交换汉字信息的编码系统。近年来CJK和与之向下兼容的Unicode跨语言编码集也逐渐得到广泛使用。GB
2312之后的大字符集均包含巨量繁体字，因而往往并非仅可供简体中文使用。
4,所谓“简体用语”
简体中文由于在语言因素上与繁体中文不同，特别是在词汇上存在明显分歧，因而出现“简体用语”一说。例如繁体中文里多用的“原子笔”，在简体中文中多用“圆珠笔”等等。不过需要注意，词汇上的分歧根本上并非由文字因素决定，而决定于经常使用不同的规范文字系统的人群的语言因素，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在20世纪中叶由于某些原因后交流较少，这样造成的用词习惯的差异。这种现象在19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术语的不同而更加明显。同样使用简化字的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繁体中文的文献如果仅在文字上转换为简化字形式，根据规范的要求，通常还不算作简体中文。文字因素和语言因素之间是一种社会规范上的外在统一，只有相关关系，没有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有人指出正确的提法应为“中国大陆用语”、“新加坡用语”等，或直接指明为普通话或华语用法，总之不宜唤作“简体用语”。
第二部分,繁体
1.繁体中文指传统中文汉字的标准书写方式。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与简体中文相对应。不使用中文的国家通常将繁体中文称作“传统中文”（Traditional
Chinese），而对简化后的中文则称作“被简化的中文”（Simplified
Chinese）。繁体中文作为中文的书写体系已有二千年以上发展演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叶，它一直是各地华人中通用的中文书写标准。繁体中文的名字由来，缘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简化字时，把简化前的传统汉字称作繁体字，因此形成了对传统的中文冠以繁体中文的称呼。汉字简化形成的新的中文书写标准，称为简体中文。传统中文中被简化字代替，而不再使用的汉字被称作繁体字，而未经简化并在简体中文中沿用下来的汉字则被称作传承字。目前，繁体中文主要使用于台湾、香港与澳门地区，以及韩国、北美、澳洲等部份海外华人社区。
2.所谓"正体中文"
所谓台湾正体中文是台湾当局教育部门明令使用的一套有明确准则的繁体中文文字，制定有明确的书写规范以及选字原则供政府各级单位及民众遵循。另外有人认为“繁体”只是相对简化字而言，其本身是由古代中国传承而来，故应称为正体中文、正体字（和“简化字”、“俗体字”、“异体字”相对）。有人认为（如前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应将繁体中文称为正体中文，表明它才是中国历史上正统的汉字写法。不过，亦有人认为文字变革是自然的事，没有“正”与“不正”之分，而且汉字自甲骨文以来多经演变，要去分辨孰“正”孰“不正”被某些人认为是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的。到目前为止，“繁体中文”这个名称仍使用得更为普遍，由于使用繁体中文并不是只有台湾，以香港来说，字量和用量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正体”一词富有政治意味，而且中文早以正体字一词指称正规汉字，与之相对的是异体字，以“正体”来称呼“繁体”被认为有攻击简体字的意味，因此许多大陆人、香港人以及海外华人对此名称不予接受。因此，一些港台两地合作关于中文翻译的计划，基于台湾方面以政治理由极力坚持使用“正体中文”这一名称，面临决裂。其原因在于香港习惯上称为繁体中文，可是这样与台湾的名称有出入，而且香港有些地方用辞的习惯和台湾的也不同（例如“裡”和“裏”字）；原香港和台湾一般上是不分开翻译的，多数电脑软件都只有台湾版本，香港人会迁就台湾用法。但近来种种原因的堆积，致使需要分开处理。
3.“繁体用语”
大陆与港台二地的用词有所差异，例如大陆用词多用“圆珠笔”，台湾用词多用“原子笔”等等。由于有这种差异，而且大陆人用简体、港台人用繁体，是以“繁体用语”这种说法随之产生。不过其实这并非繁简中文本身的差异，而主要是由于使用两者的人群，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由于在20世纪中叶后交流较少，造成了用词习惯的差异。这种现象在198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术语的不同而更加明显。而且，在同样使用繁体中文的台湾、香港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词习惯的不同。因此，有人指出正确的提法应为“台湾用语”、“香港用语”等，而非“繁体用语”。实际上除了港、台以外，海外华人用繁体的不少，大陆人亦有人用繁体，他们的用语也可称“繁体用语”，但他们同时又用简体，其用语也可视为“简体用语”，一用语可以同时是“繁体用语”及“简体用语”。显然试图以“繁体用语”及“简体用语”来区分大陆及港台的用语是完全行不通的，“繁体用语”一词只是一种错误将字体与用语混为一谈的产物。
4.电脑中的使用
由于台湾较早开始发展中文电脑和人口较多，电脑中的“繁体中文”长期以来其实代指“台湾中文”，意即绝大部份软件的繁体中文版（所谓正体中文版）使用的是台湾的用语和翻译，此等软件亦通行于香港、澳门或其他使用繁体字的社群。但由于台湾和香港的用语分别越来越大，不少开放原始码软件，例如
GNOME 和 KDE 的繁体中文版都已经分拆为“台湾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两个版本，分别使用两地的翻译用词。
繁体中文自1980年代以来通常使用Big5中文编码。台湾当局曾公布一套名为CNS
11643的官方编码，但并未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Unicode跨语言编码集的出现，也得到了广泛使用。香港政府所使用的即为采用Unicode的UTF-8编码，同时因香港本身存在的一些口语词，政府也用UTF-8发行香港增补字符集。
第三部分,繁体字如何简化成简体字的
简化字的产生方法，有许多并不依从汉字原来的六书系统。然而简化字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系统，依赖对繁体字之改造，因此也不能完全脱离于六书系统自成体系。8项简化原则，包括：
（1）假借字，采用一个同音或者近音的字代替。其中有些是采用了更古的汉字，例如：丰与豐；腊与臘。有时候，使用同一个字的更古代的简单版本（如从与從）。
（2）形声字，借用形声字的原理，将原有的形声字更换形旁或声旁使之更简单。
（3）草书楷化，将草书的写法转成楷体，如专和專。
（4）特征字，原来的字可能有多个部分，现在仅保留其具有特征的一部分，如医与醫。
（5）轮廓字，保留原来字的轮廓，如鸟和鳥等。
（6）会意字，借用会意字的造字原理，用较简单的表意部件来代替原来的复杂笔画。如泪和淚；尘与塵。
（7）符号字，将原来字中笔画较繁复的部分变成简单符号，例如鸡与鷄。
（8）偏旁类推字，从简化的偏旁部首类推出由它们合成的字的简化。
然而，这些原则颇为笼统，而且不能涵括实际的汉字简化方法。实际简化方法在制订简化字的过程中，政府采用了以下的方法：
（1）以简单符号替换原来的偏旁。
例：对（對）、邓（鄧）、观（觀）、欢（歡）、叹（嘆、歎）、难（難）、鸡（雞）、聂（聶）、凤（鳳）、冈（岡、崗）、风（風）
（2）省去字形的一部分。（注1）
例：广（廣）、夸（誇）、灭（滅）、习（習）、宁（寧）、伫（佇）
（3）省去字形的一部分后，再加以变形。
例：妇（婦）、丽（麗）、归（歸）、显（顯）、务（務）、宽（寬）
（4）采用繁体字的轮廓特征。
例：飞（飛）、龟（龜）、齿（齒）、夺（奪）、门（門）
（5）行、草书楷化。
例：书（書）、长（長）、乐（樂）、车（車）、头（頭）、兴（興）、发（髮）
（6）同音或近音代替，以普通话为准。
例：谷（穀）、丑（醜）、后（後）、只（隻）、干（乾、幹、榦）、余（餘）
（7）新造会意字。（注2）
例：灶（竃）、体（體）、尘（塵）、众（眾）
（8）采用笔画较少的古字。（注3）
例：泪（淚）、从（從）、云（雲）、网（網）、与（與）、杰（傑）、无（無）
（9）采用笔画较少的古字，再加以变形。
例：异（異）
（10）采用笔画较少的异体字。
例：猫（貓）、狸（貍）、侄（姪）
（11）改换形声字的声旁，多以普通话为准。
例：毙（斃）、蜡（蠟）、钟（鐘）、洁（潔）、邻（鄰）
（12）新造形声字，多以普通话为准（注2）。
例：护（護）、惊（驚）、肤（膚）、舰（艦）、艺（藝）、响（響）、华（華）
（13）偏旁类推字使用简化的偏旁重新构造：
页（頁）：颜（顏）、颌（頷）、顺（順）、额（額）
专（專）：传（傳）、转（轉）、砖（磚）
学（學）：觉（覺）、黉（黌）
择（擇）：译（譯）、泽（澤）、择（擇）、驿（驛）
（14）注意部份类推并不一致，如：
难（難）：汉（漢）、叹（嘆、歎）、滩（灘）、瘫（癱）、摊（攤），但
欢（歡）、劝（勸）、观（觀）、权（權）；（然而“灌”，“罐”则不简化。）
仅（僅）；鸡（鷄）；邓（鄧）；对（對）；戏（戲）；
树（樹）。（然而「廚”则简作“厨”，“澍”则不简化。）
卢（盧）：鸬（鸕）、颅（顱）、鲈（鱸），但
炉（爐）、驴（驢）、芦（蘆）。
汤（湯）：杨（楊）、场（場）、殇（殤）、炀（煬），但
阳（陽）；伤（傷）；荡（盪）。
门（門）：闷（悶）、问（問）、闻（聞），但
开（開）、关（關）、闲（閒、閑）；
闹（鬧）、阋（鬩）。（然而“鬥”则简作“斗”。）
與（与）：嶼（屿）、歟（欤），但
誉（譽）、举（擧、舉）。（然而“兴”是“興”的简体。）
1.广、宁又都是古罕用字，意义读音和廣寧均不同，还有其他这种情况的。
2.当中以采用民间既有的手头俗字，所谓“新造”是指对应传统正字而言，一般是由魏晋南北朝、宋元战乱时所造的俗字，也有新至解放区或当代民间所造的俗字。而_{众}-字并不是古字，它不见于古书或字典，有人指它是古字，是以讹传讹。
3.雲本作云，象形，又借作表示说话的云，后人因本意假借而作雲。
对于汉字简化，一直以来存在著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近年来对于汉字简化的反思和争论开始升温。赞同汉字简化的人，认为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在演化过程中不断简化。汉字的简化减少了汉字的笔画数和汉字的数目，因而降低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同时加快了书写的速度，有利于普及教育。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汉字简化后，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汉字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化，繁化亦占很大的比重。简化字违反了六书造字原则，但又不是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而简化字的不少问题，例如以一个简体字代表多个于普通话同音但意义不相关的繁体字，结果并没减轻学习负担，甚至因为系统混乱，比繁体字更难学。当然，在经过实际以简化字及繁体字两组教学比较后，简化字学习者在书写速度优于繁体字，繁体字学习者在整体布局感优于简化字,比如写书法。
第四部分,繁简转化出现的问题
本有其字的简化字虽然被视作简化字收入《简化字总表》中，但实质是本有其字，这在简繁转换时经常引起问题。
字本义&&&&&&&&&&&&&&&&&&&&&&&&&&&&&&&&&&&&&&&&&&&&&&&&&&&&&&&&&&&&&&&&
被视作简化字时对应的繁体字
表示、表达&&&&&&&&&&&&&&&&&&&&&&&&&&&&&&&&&&&&&&&&&&&&&&&&&&&&&&&&&&&&&&&&&&&&&&&&&
占卜、（姓氏）&&&&&&&&&&&&&&&&&&&&&&&&&&&&&&&&&&&&&&&&&&&&&&&&&&&&&&&&&&&&&&&&
山崖（古字）&&&&&&&&&&&&&&&&&&&&&&&&&&&&&&&&&&&&&&&&&&&&&&&&&&&&&&&&&&&&&&&&&&&&
斗&& （古代容器／容量单位）、（星座名）&&&&&&&&&&&&&&&&&&&&&&&&&鬥
范&& （姓氏）&&&&&&&&&&&&&&&&&&&&&&&&&&&&&&&&&&&&&&&&&&&&&&&&&&&&&&&&&&&&&&&&&&&&&&&&&&&
山谷、（姓氏）&&&&&&&&&&&&&&&&&&&&&&&&&&&&&&&&&&&&&&&&&&&&&&&&&&&&&&&&&&&&&&&&&
修补（古字）&&&&&&&&&&&&&&&&&&&&&&&&&&&&&&&&&&&&&&&&&&&&&&&&&&&&&&&&&&&&&&&&&&&&
松树&&&&&&&&&&&&&&&&&&&&&&&&&&&&&&&&&&&&&&&&&&&&&&&&&&&&&&&&&&&&&&&&&&&&&&&&&&&&&&&&&&&&&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所以说中国简体字和新加坡的简体字是没区别的,倒是部分台湾的网站硬要将两者区别开来。新、马、泰、日、韩状况新加坡在1969年也公布第一批简化字502个，1974年更把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全部照抄使用，并多简化了十字。马来西亚于1981年也公告华人使用中国「简化字总表」。泰国则于1983年规定华人可使用繁或简两种字体。在日本与韩国则进行了自己的汉字简化工作。日本早于中国在1946年11月内阁训令公告1850个《当用汉字表》其中131个是简化字，日本称为新字。韩国则因民族主义的缘故，很少使用汉字。现行简体字是于1983年在朝鲜日报公告使用90个简化字。其余则是传统汉字。韩国人写「韩」国，用的就是传统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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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有没有能把网页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中文的软件
网站上的繁体字怎么转换成简体中文 有没有软件之类的东西啊
09-09-06 &匿名提问 发布
这种转换相当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了，而且繁体中文采用big5编码、简体中文采用gb2312编码，pdf本身不支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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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简 化 字 转 繁 体 字 的 尴 尬游修龄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载《深圳特区报》 日，第6 版
文化大革命时期改的 因为文盲所占的比重很大 不改的话 文盲数量就没办法消除
简 化 字 转 繁 体 字 的 尴 尬游修龄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载《深圳特区报》 日，第6 版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很早了，早在50、60年代就有几次，现在使用的简体字，部分是不变的，有的却更简便了，有的不那么简便了。例如如今的“二”字，最初简化是使用“[二戈]”，后来改为“二”，但是正式场合里面还是使用“貳”字。有关转换的一些事情，请看以下文章：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
因为文盲太多了 不简化不行的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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