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30年文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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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谈30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名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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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的视角,企业家的感悟!由“中华战略文化论坛”策划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项目,集中对改革开放30年中10位中国著名前驻外大使、10位中国知名企业家、10位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的经历、视角、感悟和期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具体、丰富、形象的历史画卷,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腾飞与崛起的深刻变化,诠释了下一个30年将面临的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看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走过的每一步?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下一个30年将如何发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从不同角度俯瞰、审视、分析、反思、总结30年所经历的实践,对于前瞻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中华战略文化精髓,构建和谐社会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中华战略文化论坛”策划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项目,集中对改革开放30年中10位中国著名前驻外大使、10位中国知名企业家、10位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的经历、视角、感悟和期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具体、丰富、形象的历史画卷,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腾飞与崛起的深刻变化,诠释了下一个30年将面临的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本特别系列访谈的重要特点:①政策建议导向访谈;②被访嘉宾经历丰富、思想敏锐、见解独到;③国别、行业具有代表性,行业涉及范围广泛,在企业性质方面包括国有、合资、股份制和民营不同类型;④在被访30位嘉宾中,有10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⑤在被访的20位中外企业家中,有8位博士,10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中,3位是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另外7位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大多都有在中国20年以上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见证了中国30年的巨大变化;⑥期待与展望是访谈的重点;⑦内容丰富,其中许多内容和照片真切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有些是第一次公开。
10位前驻外大使:1.中国正在勇敢地走向世界――专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2.国力是外交的本钱――专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先生3.改革开放是近50年世界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专访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先生4.中国不是“泥足”巨人――专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5.21世纪将会更加美好――专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6.不能骄傲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专访中国前驻埃及大使吴思科先生7.只有富强起来,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专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先生8.改革开放有利于台海和平发展――专访中国前驻肯尼亚大使薛谋洪先生9.风云激荡的外交30年――专访中国前驻巴西大使原焘先生10.一切归功于思想解放――专访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先生10位中国企业家:11.走向世界的“爱国者”――专访北京华旗资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冯军先生12.做战略型企业家,勇敢参与国际竞争――专访青岛啤酒集团董事长金志国博士13.三十年来家电王国,四百亿元民营企业――专访广东格兰仕企业(集团)董事长梁庆德先生14.国企改革真正促使我们思想解放――专访中国新兴铸管集团董事长刘明忠博士15.改革之路不平坦――专访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先生16.法治引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专访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博士17.从思维和概念上走向国际化――专访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畏伍淑清小姐18.唱响中国机会――专访新东方教育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先生19.改革是一代中国人的幸运――专访杭州民生药业董事长竺福江先生20.一个民族企业家的责任――专访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女士10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21.未来令人振奋,变化还将发生――专访印度工商联合会(中国)执行董事兼印度信实集团(中国)首席代表阿都尔先生22.长野咣史的中国情缘――专访日本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野咣史博士23.中国的变化令人振奋――专访澳大利亚必和必拓(中国)总裁戴坚定先生24.保持政策持续性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专访法国道达尔(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戴杰先生25.中国正在回归常态――专访瑞典(中国)商会主席兼瑞典斯堪尼亚销售(中国)有限公司总裁何墨池先生26.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不可逆转――专访德国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博士27.黄浦江畔的沉思与展望――专访美国英格索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宋振宁博士28.天容万物,海纳百川――专访美国星巴克咖啡公司(中国)总裁王金龙博士29.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专访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伍德克先生30.中国“智造”,惠及世界――专访美国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博士
10位前驻外大使:
1.中国正在勇敢地走向世界――专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
程瑞声,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驻缅甸大使,中国驻印度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顾问。现任中印名人论坛中方顾问,中国南亚学会顾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
1979年,程瑞声在外交部务虚会上提出调整外交方针,被媒体称为“文革”后外交部"
第一人。之后,他上书力陈调整外交政策的八点建议。10多年后,阎明复同志在向他祝酒时说:“为你的两篇文章,我向你敬酒祝贺。”当时的驻俄大使武韬说:“你是改善中俄关系的有功之臣。”现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外交家最担心的是国内的社会公平问题。他说,印度人民党也曾锐意改革,将GDP
年增长率搞到9%,但社会公平出了问题,结果失去了民意。这个教训值得注意。
中国正在勇敢地走向世界――专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
7月8日下午4
点,我们赶到海淀南路外交部家属院,在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的家里,采访了这位从事外事翻译和外交工作50年的老外交家。程大使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翻译,对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深情回忆,而对现实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则存有忧虑之心。
钦佩邓小平的勇气
中华战略文化论坛(下称论坛):作为职业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您对中国这3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程瑞声:我的外交生涯整整50年。1952年到外交部,2002年退休,刚好50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这50年的感受,正如1949年毛主席庄严宣告的那样,“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现在,对这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用一句话说,“中国人从此勇敢地走向世界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基础。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中国人从此走向世界。“站立起来”,“走向世界”,刚好是连续的。我觉得这个概括符合历史事实。
为什么说是“勇敢地走向世界”呢?我认为改革开放,除旧布新,很不容易。我是1934年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15岁,当时已经懂事了。1950年,我参加了抗美援朝。可以说,见证了成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整个过程。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一时都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更不用说比我年长一些的解放前就为建立新中国流血奋斗的那一辈老干部,有的甚至对搞经济特区痛哭流涕。为什么?认为一辈子奋斗,就是要把帝国主义的特权、租界消灭掉,现在又要搞这个,不是复辟了吗?这就是我认为“勇敢”的意思。邓小平如果没有勇气是做不了这件事的。我念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那些对改革开放担心的同志应该认识到,正是由于他们那一辈人流血奋斗,使国家赢得了完全的独立和主权,才使他们曾反对过的那些东西的
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
观念的更新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怎么看?认为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一天天走向衰亡,社会主义一天天走向胜利。但我们看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再譬如,改革开放会不会牺牲独立主权?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解放前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会不会重新出现?中国开放后会不会受到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制约?如何处理吸引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1997年,我把对此类相关问题的思考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观念更新》。当时,我参加中印两国关于经济改革的一个双边研讨会,会议印发了这篇文章,印度人非常赞赏,还拿到印度全国发表。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中国强,他们认为我们的观念更新比他们快。
论坛:看您的回忆录,您在改革初期就同邓小平同志有接触,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请谈谈您的一些认识。
程瑞声: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很快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我有幸于1978年1月陪邓小平同志访问缅甸,是最早零距离了解他改革开放想法的人之一。陪他出访时,我是亚洲司副司长,主管东南亚外交事务,也担任缅甸语翻译。而他复出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缅甸,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访问期间,有一天,韩念龙副外长和我陪他吃早饭,邓小平同志先讲了一些赞扬川剧的话。接着,他说要发展旅游事业,中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多开放一些城市,搞好旅游景点的建设,多办一些旅游公司。这时,我就向邓小平同志汇报,那是197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我陪同他在游览桂林时,他对我说,你们中国把旅游业好好抓一下,每年收入外汇至少可以是20亿美元。当时我根本不信这个话。但邓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连连说道,好好搞几年,肯定能达到,还可以超过20亿美元。
中国现在旅游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些数据。2007年,中国入境旅游的人数达到了132亿人次,外汇收入是490亿美元。这可是是李光耀讲的20多倍!2007年国内的旅游人数是161亿人次,其收入约7771亿人民币。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断。我们一开始对开放是半信半疑,顾虑很大。这种顾虑不是我一个人有,普遍都有。看看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里面都有所记载。
从八点建议到全方位外交
论坛:您在外交战线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这里面肯定有许多精彩和难忘的故事。程瑞声:2005年,《党史纵横》杂志第7期有一个很长的报道,文章的题目是《文革后,外交部"
第一人》。这篇文章记述了我在1979年的一段经历。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与此同时,我感到,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我国在外交方面也有过一些重大失误。
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往往比国内工作要困难得多。国内工作只涉及中国自己,纠正错误相对容易。而外交工作是双边关系,涉及中国和对方国两家,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情况下,我方有错误,对方也有错误,甚至对方错误更多更大。有时,对方的错误又往往掩盖了我方的错误,使后者不容易被察觉。同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有时也会使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
正是这个时候,我看了1979年1
日理论务虚会的一些内部文件。在这次务虚会上,对苏联问题有所涉及。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该是到了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意见、讲真话的时候了。
论坛:1979年5月,外交部召开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您关于苏联问题的发言和文章堪称“重磅炸弹”,是这样吗?
程瑞声:我文章的核心是建议对苏关系必须做调整。为了进一步阐述我对中苏关系的观点,我于日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万言书”,这份“万言书”比我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务虚会上的文章更进了一步,主要就调整对苏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就调整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建议的中心思想是大幅度改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保持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
论坛:这应该讲是一个从斗争转向合作的全方位外交方针的建议。
程瑞声:是的。现在,我们在十七大报告里看到了“全方位外交”这个词。
我的“万言书”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后,当时并没有得到答复。但我感到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建议调整外交政策的呼声愈来愈高,其中有不少老同志,我的老上级、原驻缅甸大使李一氓也是其中的一位。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松动。中国和苏联的谈判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最终取得了重大成果。1989年5
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同他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中苏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于1988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问,恢复了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成为中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
展望与期待
论坛:您对未来30年有何展望?
程瑞声:作为职业外交官,展望未来,我最想谈一件事情:中印两国的崛起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意义可能远远超过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崛起。因为现在正处于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这对国际局势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印两个国家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目前,亚洲没有一个全亚洲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和印度可以联合倡导、探索在亚洲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亚洲的区域性组织,至少可以先搞一个安全方面的组织。
论坛:对未来有什么期待?或者说,中国在今后改革发展中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程瑞声:从中国和印度以及非洲来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之后,还要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比如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过高,必须解决。2007年,印度人民党认为印度GDP
的年增长率已经发展到了9%,大选一定能胜。但选民还是穷人多,结果人民党下台了。
当然,两国情况不一样。印度人的革命精神不强。印度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而且有轮回转世思想。你富就是前世给你带来的富,我穷就得认命。因为印度社会信奉种姓等级制度。种姓是指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预的社会等级(身份)集团。种姓在古梵语中称“瓦尔纳”,意为“肤色”、“品质”;印地语叫“提”
,意为“种”、“出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意译为“种姓”,按照这种制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属于一个特定的等级,职业也是世袭的,各等级间界限严格,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印度社会分四大等级:“婆罗门”(僧侣)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刹帝利”(贵族、武士),掌握政治、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吠舍”(农牧民、工商业者),多属被剥削的小生产者;“首陀罗”(奴隶、杂工、仆役),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此外,还有大量的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不可接触者”,这种制度盛行于印度教教徒中。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对整个社会起着极大的分裂作用,在今天的印度社会中仍有很大影响。我刚到印度,一次,我在院子里扫地,一位印度园丁飞快地跑过来夺走了我的扫帚,因为在印度人看来,扫地这种活计,只是下等种姓人干的。印度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比中国强。他们的宗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自身的开放和发展。
论坛:那么,您认为今后30年中国最应该把握的是什么?请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对未来的期待与展望。
程瑞声:坚持基本路线100
年不动摇。有了这一条,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一句话,要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国力是外交的本钱――专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先生
李道豫,祖籍安徽,生于上海,1952年进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外交部国际司司长。1988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委委员。1990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3年,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现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海湾战争、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紧张,在一场场“危机外交”中,李道豫大使以其高超的国际形势辨析能力、国际事务把控能力和外交谈判艺术,为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唇枪舌战、斗智斗勇。他跑遍美国50个州、遍访100多位美国议员,向美国宣示中国。9月9日上午,秋雨刚过,空气清爽,在北京阜外大街一座大厦里,这位精神矍铄的资深外交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国力是外交的本钱――专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先生
中华战略文化论坛(下称论坛):您作为我国资深的外交家,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李道豫: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有段歌词说: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消灭了剥削压迫,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真正富起来。这个歌词很通俗地讲述了中国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从我国的外交角度讲,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外交的新时代。尽管我们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但是真正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把合作同和平发展并列放到外交政策的重要议程上,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给我国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目标,也形成了新的思想,现在很多外交新概念和新思想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中美关系:一波四折
论坛: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李道豫: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国际形势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特别是在一股股反华浪潮中,我们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国际声望越来越高。客观地讲,改革开放给我国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强大国力为后盾,我们应对国际上的这些复杂局面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是日公布的,日中美正式建外交关系,正好与改革开放同步。因此,中美新时期的外交关系,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
论坛:中美关系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中美建交除了当时众所周知的国际方面的因素外,我们国内的一些推动因素是什么?
李道豫: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续。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萦绕于心的,就是怎样为国内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本身是向国际开放,并且是全方位的。我们不仅需要国外的市场,还要吸收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而其主要来源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成了我们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要一环。如何发展中美关系,就不能不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掌握,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使两国正式建交顺利完成。在建交之后的1979年初,中美关系第一件大事就是邓小平同志访美。那次访问影响非常大,为中美关系初期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10年的良好发展时期,虽然这10年当中也是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就是卡特任满,里根执政。里根一上台就在台湾问题上给我们制造了麻烦,特别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经过我们与美方严正交涉,日,中美双方经过磋商谈判,终于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这个事件之后,中美两国之间虽然还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基本平稳,两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逐步开展了各种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论坛: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很不平坦,您就任驻美大使亲身经历了哪些重大事件和危机?
李道豫:中美之间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断了。日和20日,布什政府分别宣布对华制裁措施、中美高层来往中断、军事合作全部停止,经贸来往也受到很大的困扰。中美两国关系跌入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时期。
由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对美形成了一定的牵制,以及美国在解决海湾危机、实现柬埔寨和平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布什政府又开始了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进程。1990年底到1992年初,中美两国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官员互访,两国关系逐渐得到改善。
但是好景不长,美国国内因为总统大选期间党派之间的竞争,为了维护共和党的竞选利益,1992年初,布什政府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改产品“出口”以及纺织品“转口”贸易等多个问题上,对我国采取了强硬政策。当年9月,布什政府又公然允许对台出售武器,严重伤害了中美两国关系。但是,在两国关系的晦暗背景下还有一点亮色,那就是布什总统在我们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接连否决了民主党在国会提出的取消我国“最惠国待遇”的决议。
如何看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走过的每一步?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下一个30年将如何发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从不同角度俯瞰、审视、分析、反思、总结30年所经历的实践,对于前瞻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中华战略文化精髓,构建和谐社会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中华战略文化论坛”策划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项目,集中对改革开放30年中10位中国著名前驻外大使、10位中国知名企业家、10位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的经历、视角、感悟和期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具体、丰富、形象的历史画卷,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腾飞与崛起的深刻变化,诠释了下一个30年将面临的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本特别系列访谈的重要特点:①政策建议导向访谈;②被访嘉宾经历丰富、思想敏锐、见解独到;③国别、行业具有代表性,行业涉及范围广泛,在企业性质方面包括国有、合资、股份制和民营不同类型;④在被访30位嘉宾中,有10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⑤在被访的20位中外企业家中,有8位博士,10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中,3位是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另外7位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大多都有在中国20年以上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见证了中国30年的巨大变化;⑥期待与展望是访谈的重点;⑦内容丰富,其中许多内容和照片真切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有些是第一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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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精神生活上的变化
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而今,又过去10年。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现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满变数。我们用30年时间使得中国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年的20年停滞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小康》杂志对话吴敬琏先生,畅谈成败得失,展望改革未来。三个值得注目的事件《小康》: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阶段,这30年您个人的经历与改革紧紧相联,其间值得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吴敬琏:回顾30年,我个人认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三个:一是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二是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三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危机感来自何处《小康》:您说过,对中国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现在最让您有危机感的是什么?吴敬琏: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小康》:您以前就指出过,这两种阻碍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用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种力量极力保持和扩大特权,以便掠夺大众以肥私;第二种力量则利用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诿过于改革开放,制造开倒车的舆论。具体地说,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些年许多专家也在不断呼吁。但是,这一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寻租,直到买官卖官,这些年&权力搅市场&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寻租形式层出不穷,&寻租&和&设租&已然形成恶性循环。主要原因?什么?吴敬琏:&难以解决&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不利。许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例如,改革进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因此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滞后。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一直进展不大。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经过事实检验的真理。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小康》:您前面讲到的第二种社会力量在最近发生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您对他们的主张有何评论?吴敬琏:面对着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大众完全正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而第二种社会力量正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造成当前社会中种种恶劣现象的原因作出歪曲真相的解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发生了方向路线错误,即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里关键的是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第二,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推进经济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还是裹足不前,甚至向后倒退。这里,我只举一个如何对待贫富差距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旧路线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它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发财致富。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因为落后只能使我们退回到造成了千百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总之,我赞成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方针,在取缔非法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小康》:面对这一场辩论,中国党政领导的态度和方针是怎样的呢?吴敬琏:我认为,党政领导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日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十七大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于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胡锦涛总书记的报R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倒退没有出路。&十七大后的课题《小康》:显然,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应当团结起来,扫除障碍,按照十七大指出的方向推进改革开放。您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应当做哪些事情呢?吴敬琏: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明确认识。然后,还得真抓实干,落实措施。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是拥护&十七大&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论述的。旧路线的捍卫者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虽然大多数人在大的原则、方向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但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国企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事情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在前一段时期旧路线捍卫者的宣传攻势下,一些在极&左&路线当道时代流毒甚广、改革开放以后遭到大众唾弃的错误观念又死灰复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认真的研究和切实的讨论加以廓清。前面我已经举出了贫富差别问题进行讨论。其他如国企改革问题、医疗保障制度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也应当加以澄清。《小康》:在前些时候的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和断裂。市场化改革只有利于精英和富人,而不利于草根和穷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吴敬琏:我觉得不能认同这样的分析。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除了处于两极的少数权贵和弱势群体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收入阶层。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他们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十七大说得很清楚,到2020年,要让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多数。第二,中等收入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我国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根据这种分析,把我国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动仇富和反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去反对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未来改革的关键《小康》:在改革的实际推进上,还有哪些事情有待完成?吴敬琏:需要完成的事情很多,例如:--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既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从务农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也没有完全到位。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待加强。资本市场的重要特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因此资本市场监管的要务,在于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合规性监管。如果不此之图,而企图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只能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政策市&、&寻租市&,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法治建设需要认真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小康》:那么推进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吴敬琏:在我看来,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它要管好它应该管的。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它的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记者陶卫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对改革开放作了重要阐述,对指导改革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七大对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作了大跨度的回顾总结。党内外普遍认为,这一回顾总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要联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联系我们各自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着重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七大集中论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原因和背景,着重领会和把握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质,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新华网北京3月18日电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在北京表示,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到了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提问时,作上述表示。温家宝说,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我一直很重视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新华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赵晓辉郑天虹刘佳婧)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车轮正在继续滚滚前行,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展开,也在政治领域深入。“今年在居委会和村委会选举中,直选的比例将达到70%,比上一届提高20个百分点,同时在党内推进差额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此间举行的全国两会上说。今年两会,“改革开放”是代表、委员集中的话题,这4个字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各种大事小事,在联组会、小组会的发言中被频频提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讲到改革开放,大家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韩洁、葛素表、郑天虹)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用“解放思想”大旗引领深圳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讨论,成为今年人代会期间广东代表团的一个热点话题。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兼容才能强国。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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