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中学鼓山校区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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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正式创办于2003年9月，2008年4月被福建省教育厅正式确认为“福建省三级达标高中”。创办时间2003年9月所属地区中国福建
它是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东扩南进西拓”战略，充分利用省一级达标中学、百年老校——福州格致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在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的鼓山新区建设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学校按省一级达标中学标准建设，总投资7100万元，总建筑面积达20578平方米，教学设施配备齐全，是一所高起点、花园式的学校。学校现有43个教学班，2100多名学生，160多位教职工。
学校秉承了福州格致中学严谨的教学管理作风，校领导由福州格致中学领导直接兼任。两校师资统一调配，采取联合备课、信息共享等模式办学，展示了学校办学的实力与美好前景。全校教职工始终遵循“以德为先、教学为主、育人为本”的办学原则，通过“爱国主义”、“法制法纪”、“文明礼仪”、“感恩爱心”、“绿色环保”、“心理健康”等六大主题活动，实现了学生养成教育的落实。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结构合理，除了每年选拔优秀的应届硕士、本科毕业生任教外，还引进了一批中、高级职称教师，经过学校完善培养体系的锤炼，青年教师已逐渐挑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大梁，相当部分青年教师已能承担初高中循环教学，学校已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以教学质量为生命，高擎素质教育的大旗，努力践行新课程改革。短短六年多时间，在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学校的生源质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攀升：07届高三荣获福州市高考上线率提高优胜奖（第一名）；08届高三再获福州市高考上线率提高优胜奖（第二名）；09届高考成绩更获得全面突破：本科上线63人，上线率达19.6%，专科上线275人，上线率达85.7%；初中毕业生中考平均分名列市区公立校前茅，学校连续多年被评为“初中四率先进单位”。
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校的办学特色。精心组织近二十多个学生社团，为学生搭建个性化的发展舞台，始终坚持学科培优与竞赛辅导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培养各类人才。近年学生在全国、省、市级各类竞赛中崭露头角，尤以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为引人注目：不仅多人次荣获省市级一二三等奖，尤其是2009年7月，林雅希同学参加全国第24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荣获二等奖，现已通过自主招生，被中国地质大学录取。
格物致知，博学笃行；厚德树人，至诚至善。我校全体师生员工正以朝气与活力，开拓进取为争创“福建省二级达标高中”而奋进。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单位全称：福州格致中学
校长： 游振平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法海路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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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教研201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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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鳌峰校园之中，有一座“鳌峰书院”，鳌峰书院的一草一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启发着我们深入思考。2010年04月& 第03期（总133期）福州格致中学教务处、教研室编&沉睡的文化富矿——鳌峰书院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许维勤&　　报载，最近福州市有关部门正在对于山风景区进行新一轮改造，修缮市中心休憩、游览胜地，充分利用于山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建设好于山，对于提升省会中心城市的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说到于山的历史文化资源，不能不提到于山北麓一处——— 　　鳌峰书院是清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办的一所讲学书院，因其正对于山顶上的鳌顶峰而得名。它的设立，有着颇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清朝初年，福建长期战乱，台湾的明郑政权尚未驯服，靖南王耿精忠又参与“三藩之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康熙帝平定叛乱、统一台湾后，急欲使福建社会早日复苏；同时他推崇朱子理学，也欲使朱子理学的故乡早日恢复“海滨邹鲁”的景象，于是派了个癖好读书的理学家来担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治闽，最显要的政绩就是创办鳌峰书院。这在当时的政坛，是个令人意外的特例。因为清初的政策，原是不允许地方官员擅自创办书院的，尤其是不允许创办以聚众讲学为目的的书院。但鳌峰书院的目的，恰恰是要聚众讲学、昌明学术。这与康熙帝的特别支持是分不开的。该书院创办后，康熙帝亲自为它题写“三山养秀”匾额，还御赐藏书和库银。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朝改变文化政策，诏令全国普设书院，并且要求每省在省会确立一所面向全省招生的重点书院，由中央财政予以补贴，鳌峰书院便顺理成章地担当了这一角色。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整个旧教育体系崩溃，鳌峰书院执福建学术文化牛耳近200年，对福建知识界乃至世俗人心，产生了悠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与促进当代文化建设的时空交叉的高度，来看鳌峰书院的文化意义，该书院具有许多方面的价值，值得高度重视。 　　福州历史文化特定高峰的标志物 　　鳌峰书院以继承与发展理学为宗旨，集学术研究、整理出版书籍和教学等功能于一体，定期从全省已经取得秀才资格的士子中，招考优秀学生入学，聘请著名学者主持教学。连当时声名显赫的大学士李光地都被邀请前来讲学，产生了轰动效应。因此，创办不久，该书院便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中心，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规模都堪称当时东南第一学府。由于朱子理学的崇高地位，加上康熙皇帝赐额赐帑赐书的殊荣，鳌峰书院甚至是全国享有最高地位的书院。比如，清朝拨给全国各省重点书院的经费，一般不超过两千两，唯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余两；乾隆皇帝一上台，第一次为书院题词，就是题给鳌峰书院“澜清学海”横额，第一次给书院赐帑，也是先赐给鳌峰书院；嘉庆朝时，该书院又得到大规模翻修扩建，“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罕俪矣。”可见，鳌峰书院所享有的特殊待遇，是书院制度史上所罕见的。在福建文化史上，如此长时间地持续得到全国中央政权青睐的机构，仅此一例。对于福州城市而言，鳌峰书院更是其历史上占据特定文化高峰的标志物。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船政文化对近代福州人才群体崛起的影响，殊不知，在这之前，由于鳌峰书院的存在，福州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已经堪称全国楚翘。 　　台湾文化寻根不可或缺的门径 　　台湾文化是福建文化的移植，这不仅仅指民间文化，也包括作为台湾文化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儒家正统文化在台湾早期的传播有两大系统，一是各级官学系统，二是书院和乡学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建立，都离不开福建的文化资源。相关研究表明，在台湾建省之前，清朝所任命的台湾府、县级文教官员，几乎清一色是福建人；而普通师资，更是仰仗福建。以书院的建立而言，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立于清康熙朝以后，受鳌峰书院的影响很深。海东书院的学规，就是直接从鳌峰书院模仿而来。前台湾大学教授张正藩先生说：“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鳌峰书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仅仅是书院制度的影响。由于台湾当时是福建属下的一个府，鳌峰书院还直接接收台湾学生。所以，这所东南第一学府，还是当时台湾读书人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求学圣地。《鳌峰书院志》说，书院建立后，“十郡士 　　膝踠足而至”，这里所指“十郡”，就是福建原有的九个府加上台湾府。该志书有名有姓地记载了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同时，鳌峰书院的学生，学成后到台湾任职的也不少，截至1804年，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担任台湾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至于没有取得功名的鳌峰学生到台湾任教谋生的，更是不知其数。他们是把福建理学传统带入台湾的生力军，对开发中的台湾，具有文教开辟之功。当时福建学政叶绍本就说过：“海峤之称文薮者，莫如鳌峰。”因此，鳌峰书院应是台湾文化寻根的重要门径。 　　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 　　鳌峰书院从1707年创办到1905年改为近代学堂，存续约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它吸收了全省最优秀的学子，接受最严格、正统的教育，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是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据《鳌峰书院志》记载，截至嘉庆十年（1805），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这些人当中，“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公卿，次亦化其乡人。”其中有著名理学家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等；有最早撰写《郑成功传》，留下大量郑成功收复台湾珍贵资料的郑亦邹；有提出非凡见解，对清朝治理、开发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蓝鼎元；有精于刑律、铁面无私的包拯式传奇人物陈若霖；有大学问家陈寿祺和“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有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为官清廉、曾国藩的导师廖鸿荃；有“天才奇逸”、与龚自珍齐名的诗人张际亮。他们都是鳌峰书院各个时期的高才生。另外，还有一些福州籍著名人物，如船政大臣沈葆祯、晚清状元林鸿年等，虽不能确定其早年是否入过鳌峰书院，但也有确切资料表明，他们的学业与鳌峰书院学者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由于鳌峰书院培育人才的巨大成就，当时的人们无不对这所书院推崇备至。在清代的福州人看来，福州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是得益于鳌峰书院的“好风水”。当时民间有一种传说，说鳌峰书院整体形状就是一只巨鳌，于山鳌顶峰就是它高昂的头，所以鳌峰书院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总是能够“独占鳌头”；还传说鳌峰书院的背后另有一块石头，那是巨鳌的尾巴，只是隐而不见，要是能将那块石头发掘彰显出来，那么，福州还会出更多的人才。这个传说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某种美好愿望，由此也可见，鳌峰人才群体与福建近代人才群体的崛起，有着某种内在衔接的联系。 　　福建历史上文教治省政略的成功范例 　　作为省城的福州，在宋代就已是“儒学最盛之地”，以后一直以人文发达著称，但在清初，由于海峡两岸的清郑对峙和“三藩之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长达数十年的荒凉，文教设施和文化人才更是凋零不堪，往日“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盛况已不见，而闽人尚淫祀、信鬼神的陋习则沉渣泛起。1706年张伯行来福州履任时，看到的福州，是寺观遍地，僧道盈街的怪象。他倾心于办学，实际上是选择从文教入手，改变世习人心的政略的突破口。这一措施为福州文教事业的复兴开了个好头，其后福建历任封疆大吏如总督满保、玉德，巡抚陈瑸、赵国麟、李殿图等，都对鳌峰书院重点扶持。连续百余年间，福建省、府、县各级官员坚持每人每年为这所书院捐款1－100两银子，形成惯例，使福州崇学重教的传统很快得到恢复，各级各类学校遍布城乡，尤其是书院得到大量的发展，年轻人读书上进的风气更加浓厚，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省城福州的这种文化气象，影响到全省，福建终于又在全国树立起文教大省的形象。清代福建一直以出能人干才而出名，闽人在全国舞台上很活跃，尤以出“帝王师”引人瞩目，这与地方大员文教治省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一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影响近代福建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 　　在当时整体没落的科举教育体制中，鳌峰书院具有独树一帜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对福建文化在近代的走向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鳌峰书院在办学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弘扬朱子理学“明体达用”、“躬践力行”的学术传统，提倡务实的学风。它要求学生不能只读“四书五经”以求进身，而要多读“经世有用之书”，养成宏大器识，成为实干人才。这种学术价值取向使它避免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和乾嘉朴学的逃避现实，有利于士子开阔视野，有利于真才实学人才的成长。林则徐的人格魅力和才能的形成，在鳌峰书院就很有代表性。近代以后，福州人较早接触并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出现了不少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福建的教育体系，也较顺利地实现从旧教育到新式学堂的转换。这种状况，人们多归功于船政文化的影响，殊不知，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磨砺知识界智性在先，使近代先进文化在福建的传播少了许多观念性的障碍，是个重要的基础。因此，鳌峰书院所标榜的文化价值观，作为福建文化从旧形态向近代化转换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环节，其地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在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尤其值得深入研究。而作为这种过渡性文化形态的一种标识，鳌峰书院的历史遗迹尤应值得福州人珍惜。笔者认为，鳌峰书院故址，理应成为观照福州城市文化性格特征的重要遗迹，加以修葺和保护。 　　鳌峰书院占地范围相当之大，鼎盛时期，设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等楼群，计有学舍140多间，还有一个能容纳400人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于“园林之胜”，是福州古建筑瑰宝，可惜今已湮没殆尽。不过，嘉庆年间修纂的《鳌峰书院志》，留下了该书院鼎盛时期建筑设施的极其详细的记载，还有书院全景的画图，这倒是为将来若有可能修复之日，留下了可贵蓝本。&&&&&&&&&& &清代福州四大书院&&&& 　　福州文化，源远流长。福州诗教，始于五代。侯官萧膺等4人同科进士及第，朝士作诗贺之：“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福建书院可溯至宋代南渡之时，功能大致分三类：讲学、庙祀、课士。福州最早的书院是明代共学书院，设在西门街。康熙早期，福州书院初起，至中期渐兴，属于全省性的书院有四所：鳌峰、凤池、正谊、致用，称为“清代四大书院”。声名最为显赫者当数鳌峰，在近200年间是福州最高学府和学术源地，凤池、正谊为当今名校“福一中”之前身。近有文化专家在媒体上形容道：“书院文化”是福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但身处深闺，不为人所关注，宛如一座正在废墟下沉睡的文化富矿。　　一、鳌峰书院：历康、雍、乾三代达198年，风光绝闽　　鳌峰书院由世称“天下第一清官”的理学大家、福建巡抚张伯行于清康熙年间（1707年）所创办，是一所讲学书院，确切地点在今之鳌峰坊16号（现福州师范二附小校园内），因其南面正对着于山顶上的鳌顶峰，取“独占鳌头”之意而得名。在鼎盛时期，建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等楼群，计有学舍140多间，一个能容纳400考生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园林之胜”，是福州古建筑瑰宝，迄今惜已毁失殆尽。嘉庆年间修纂《鳌峰书院志》，留下当时建筑设施的详载及全图。清初闽台战火连年，郑氏政权誓不降清，又历“三藩之乱”，民不聊生，地僻财尽，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文教设施凋零不堪。康熙在平叛、收台后，急欲恢复闽台经济民生，希望朱子理学的故乡早日恢复“海滨邹鲁”、“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盛世景象，于是特意派张伯行治闽，张创办鳌峰书院在当时是犯大忌的，按清初律例不允许地方官员擅自创办书院，以防封疆大吏结党聚众，借讲学谋反。张创办鳌峰书院虽说是聚众讲学、昌明学术，但可能经过康熙特许，否则难以开办和维持。书院创办不久，康熙就亲题“三山养秀”匾额，御赐藏书和库银，充分表达其恩准“以文治闽”之意。　　至雍正11年（1733年），清廷改变了以往对书院的限制政策，诏令全国普设书院，要求每省须在省会确立一所面向全省招纳生员的重点书院，所需银两均由国库补贴，鳌峰书院得以顺利发展达198年，成为福州历史文化特定高峰时期的标志，是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 鳌峰书院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宗旨，以教、学、研、编为经，以出当世名士为纬，定期从全省择优录取秀才，聘各方名士讲学，大学士李光地就曾应邀前来讲学，在全国颇有影响，在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及办学规模方面都堪称当时东南第一学府，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如，清朝拨给全国各省重点书院的经费，一般不超过两千两，唯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余两；乾隆皇帝登基不久就为书院御题“澜清学海”，并给赐帑；嘉庆时，书院又大规模翻修扩建，“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罕俪矣。”各级地方官员也纷纷资助，福建历任封疆大吏如总督满保、玉德，巡抚陈瑸、赵国麟、李殿图等，都对鳌峰书院重点扶持。百余年间，福建省、府、县各级官员坚持每人每年为这所书院捐款100两银子，形成惯例，使福州崇学重教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福建文化史上，如此长时间地持续得到中央最高政权青睐的学术机构，仅此一例。对福州而言，鳌峰书院历史、文化地位极其特殊，对清末船政文化兴起无形中已先做了扎实的人才准备工作，对近代福州人才群体的崛起产生重大影响。　　鳌峰书院的历任山长有：蔡璧、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人。从1707年创办到1905年，全国性撤销书院，改建学堂，鳌峰改为近代学堂“校士馆”，存续198年，近两世纪。据《鳌峰书院志》载，截至嘉庆10年（1805），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公卿，次亦化其乡人。”其中有著名理学家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等；有撰写《郑成功传》的郑亦邹；有早期开发台湾的蓝鼎元；有怒斩皇子的传奇人物陈若霖；有大学问家陈寿祺、梁章钜；有“开眼看世界”并在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廖鸿荃、张际亮等等一大批学子均为占据鳌峰一席之位的高才生。　　清代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后期，深受鳌峰书院影响。前台大教授张正藩写道：“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鳌峰书院曾直接接收台湾学生，曾是当时台湾学子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求学圣地。“十郡士膝踠足而至”，“十郡”即指康熙收复台湾后，将台归闽辖，福建由九府加上台湾府，称为“十闽”长达201年。在《鳌峰书院志》中记载了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详载名姓。鳌峰学子毕业后到台湾任职的也不少，截至1804年，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者担任台湾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至于未取得功名的鳌峰学子赴台任教谋生的，也不在少数，成为台湾早期开发的先锋，当时福建学政叶绍本说：“海峤之称文薮者，莫如鳌峰。”因此，鳌峰书院应是台湾文化寻根问祖的重要门径。&& 二、百年名校凤池、正谊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福一中）是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办于（清）嘉庆22年（1817）的“凤池书院”和创办于（清）同治9年（1870年）的“正谊书院”。两所书院为福州清朝四大书院之二。两院地址处在今东街三牧坊小巷之东西两面，以巷中横跨一座小天桥相联（也称楼桥，迄今仍在），沟通两院校舍，东为“凤池”（今为福一中校园），西为“正谊”（今为教师宿舍区，延至太阳巷口旧省图书馆址）。福一中前身“书院时期”长达85年，历清朝六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清光绪27年（1901年），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乡绅潘炳年、叶在琦等闻知山西等省都已设立“省立大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急向当局建议将“凤池、正谊两院合并”，在我省创办一所公立的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于1902年3月正式开学。1904年清朝学部颁布学务纲要，规定只能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北大前身），各省只能设立“高等学堂”，故于当年冬改名为“福建高等学堂”，叶在琦担任学堂监督。至光绪31年（1905年）春改由陈宝琛继任。先祖父潘守正1903年11岁入福州西城小学堂求学，1905年即转入“福建高等学堂”，成为该校早期学子，后又在全闽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学习（为福建师大前身）。他在晚年（1980年）撰写回忆笔记中，详叙母校旧事，其中提到民国初期曾爆发一场激烈的“校长争夺战”。　　“全闽大学堂” 创办之初由布政司周莲为总办，盐法道鹿学良任会办，候补知府梁冠澄为提调，他们负责开办费与维持费，叶在琦任总教习（叶为在籍翰林），负责具体学务。当时仅划出“正谊书院”一部份为校所，“凤池、正谊”两书院并未停办。当时福州小学堂也都刚开办不久，招不到小学毕业生，只好招收举人、贡生及在文墨通顺的童生中招收“正斋生”（预备生）。“正斋生”毕业后转为“专斋”，方成为正式学生。辛亥英烈林觉民即为首期生。童生、秀才入学毕业后获优贡、拔贡奖励，举人入学毕业者，可直接保举为官。当时福州小学堂学生年龄从10岁到20多岁不等，来自城内及各县，也有省外旅闽人士后裔及国外在榕人员子女，我祖父在西城小学堂甲班就有两个高丽（朝鲜）学生。许多学生刚从私塾转入学堂，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各地方言，课堂上语言交流是当时教学一大难题。&&&& “全闽大学堂” 创办之初主要收预科生，早期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博物（动物、植物、矿产）、生理、英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法制、图画、体操（兵操、器械操），英语、博物、器械等课聘外籍教师，音乐课因缺教师无法开办，至民国元年林璇留日学音乐归来，被聘为教师,才得以开办。尽管科目多而杂，但最重要，最被重视的是国文科，不及格者即被留级或淘汰，可谓一科定乾坤。国文含古文、作文两部份，作文当时多写半白话文，对字数严格限制，务求简明扼要，表达清晰。期考、年考都被列为首门，平时学堂监督（校长）不一定在校，但国文考试，学堂监督必须到校亲自主持考试，作文必由其亲自命题，考卷由各位国文教师批改后评出分数，再由监督按好、中、差等级逐项亲自抽阅复核。全体学生在国文上特别用功，常有些学生因加班夜读而生病，也发生个别学生在考场上过度紧张而晕倒。　　凤池书院创建于嘉庆22年（1817年），距今（2007）已190年，原名“圣功书院”，有教室32间，早期经费短缺，难以为继。至道光元年（1821年）由盐法道吴荣光积极筹措，并以所在地凤池里（状元许将居所之地)为名，改称“凤池书院”。书院主持称为“山长”，历任山长多为名人，由其出面聘任名师。第一任山长赵在田，主张学生以修养品德为先，其次才是道艺、文章。次任山长魏敬中。山长郭柏荫（字远堂）后任湖北巡抚。戊戌变法（光绪24年，1898年）后，山长陈璧受洋务影响，提倡学在实用，重视理工。末任山长曾宗彦，于光绪25年出任，思想和行动上倾向维新派，同情支持戊戌变法，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知交，是维新组织“闽学会”骨干之一。至光绪31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书院也先后停办，改成新式学堂或学校，凤池书院历时85年，前后山长12任。　　正谊书院的前身称为“正谊书局”，在福州新美里，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5年（1866年）创立。曾刻印书籍525卷，取名《正谊堂全书》。后由乡绅杨庆琛、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建议将书局改为书院，购买原东街口省立图书馆旧址的民房改建书院，到清穆宗同治9年（1870年）建成，其名出自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语。最早正谊书院大门上青石所刻的横匾“正谊书院”4个斗大字，是郑世恭所书（郑孝胥之叔祖）。首任山长林鸿年（道光16年，1836年状元），撰有一联：“客皆当代要津，到此地只谈风月；我本昔年都讲，愿诸生共筮云雷”。 他曾任云南巡抚，在书院主讲19年，造就了一批人才。叶大焯、陈宝琛、林纾、陈衍、吴增祺等近代名人皆出其门下。　　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后，首任山长叶在琦。1903年改名福建高等学堂，先后继任的有陈宝琛（第二任年)，陈离闽赴京后由其婿林炳章接任（林则徐后裔，第三、四任，年），第五任陈培辊（年，东南理财龙虎三杰之一)，他们均为进士、翰林出身。辛亥革命后，福州及省内各地先后光复，民国建立，陈培锟先后调任漳汀龙道、厦门道道尹，改由本堂首期毕业生、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的王修出任监督。1912年1月后民国教育部令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一律改称“校长”。1915年改名“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后又数易校名，至解放后1952年改名“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沿用至今，福州人在习惯上均简称为“福一中”。 　　民国元年至民国11年间由王修担任校长，是历任中任期最长者，王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在任期间，校内重要岗位和师资多由留日高师毕业的校友来担任，形成留日派圈子和势力，其他背景者很难参与竞争。民国10年前后，留日者日益减少，且中日关系日渐紧张，而本省籍升学北京高等师范及国内各知名师范毕业的学生回闽求业者日益增多，在福州教育界形成“东高”（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北高”（以北京高等师范为主包括国内其他知名师范）两个派系，当时社会动荡，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是普遍现象，对校长和教师岗位之争成为教界两派争夺的焦点。　　民国11年10月，粤军入闽，闽政重组。黄翼云出任省教育厅长。“北高派”把握时机，提出撤换王修，获省厅同意，当年12月底即委派北高毕业的张哲农出任福一中校长。但此举遭到福一中“东高”派原有教师坚决反对，他们担心对立派校长一旦上任势必大量裁员，改聘大批“北高派”教师替换，故依仗人多，为共同衣食利益计，团结一致，抵制官方任命的新校长张哲农接任校长。他们公开集会，反对更换校长，集体到省长公署和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回成命。当局极为恼怒，于民国12年1月初旬派警察护送张哲农到校强行接任。教师们见抗议无果，便集体罢工罢教，到得贵巷租房另办一所左海中学，将各自学生网罗前往该校。3月初，学校开学，福一中老校学生所剩无几，而左海中学则济济一堂。3月中旬，当局令警厅将王修拘捕，命其撤销左海中学，动员师生返回三牧坊原校，但王坚决抵制，表示可辞校长，但其他事无能为力，当局感到无可奈何，数日后将王释放。同年4月，北洋军阀周荫人率部抵榕，驱逐王永泉，闽局又变，黄翼云辞去厅长。原福一中教师再向当局请求处理“学潮”，当局免去张哲农校长职，其所聘教员留任，由曹廉箴（原一中英文老教师）任校长，原教师悉数返校，左海中学撤销。不久又任命省厅秘书魏宪章代理校长。一场激烈的校长“争夺战”始告平息。这场“争夺战”表面上是两学派教师间利益之争，实质上也是民国之初社会剧烈动荡的真实体现。三、致用书院　　致用书院于同治12年(1873年)由福建巡抚王凯泰创办。他认为闽中缺少专门研究经史的书院，于是参照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的规制，在福州西湖旁的西湖书院内设致用堂，取“学以致用”和“通经致用”之义，专习经史、古文，聘林寿图为首任山长。林寿图，字颖叔，号欧斋，闽侯人。清文宗咸丰10年前后在世。道光25年（1845年）进士，林素爱写古体诗，著有《黄鹤山人诗钞》18卷等，但内容多是嘲讽时政，故多未公开出版传世。数院建筑一所十三本梅花书屋。次年，正式称为致用书院。到光绪年间，因西门外地势低洼，屡遭洪灾，遂于光绪年间将书院移往地势较高的乌石山上范承谟祠堂左侧。致用书院招收全省举、贡、生、监，使他们成为“明体达用之才”。除每年2月由总督、巡抚亲临举行甄别试外，其余月课均由山长主持。初录取内课10名，每名膏火银4两；外课20名，每名膏火银3两；附课无定额，一概不给膏火银。乌石山致用书院依山而建，院基比较高，由下层经石阶几十级才到达大门。前为讲堂，高爽宏敞，为各书院所不及。但无学舍，只有书斋几间和藏书室一所。后院有楼房几间，是山长住宅。左边空地较大，栽种梅树，后面建屋，称为“十三本梅花书屋”，山长谢章铤曾楹联：“青山本是吾家物，老树不忘天下春”。致用书院从成立到停办（1873—1905），仅历32年，山长只有林寿图、郑世恭和谢章铤3任。书院虽小，办学不长，但小而精，培养不少出众人才，如研究经学、文学的黄增，研究史学的张亨嘉(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光绪31年(1905年)废科举，书院改为全闽师范学堂简易科（福建师大前身）。　　在福州清代，除上述四大书院外，较出名的书院还有越山书院，康熙57年（1718年）建，地址在今北大路三角井附近北库巷，有讲堂5间，斋舍50余间，附属祠庙等。书院藏书集中于文昌阁，达400多种，5000多册。濂江书院（在仓山林浦，宋时朱熹曾驻内讲学）。还有龙光书院，在东门内澳桥下，道光10年设立，是八旗总官学，专为驻福州的满族人士而设。较特殊者还有正音书院，因福建方言甚多，大者如闽中、闽南、闽东、闽北不同方言区系，小者一山南北不同语，不同地方人相互沟通十分困难，至雍正6年在福建各州县大都设立正音书院，用以推广学习公共语言，称为官话（即普通话），但这一有益尝试时停时续，并不顺利，因为各地方民间方言习惯势力太大，普通话推广极其困难，常遇各种抵制而不时停办。&⊙东南明月本文来自:福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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