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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05:39革命伴侣　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传世爱情_百年婚恋_各界新闻网 各界网 政协 检察
革命伴侣　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传世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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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43 作者:□ 方铭　成也竞　郑淑芸 来源:各界网 编者按：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他们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
各界新闻网
05:19:43 作者:□ 方铭　成也竞　郑淑芸 来源:各界网
编者按：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他们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为了缅怀一代伟人周恩来，本报特编发《革命伴侣　模范夫妻》一文，深情追思周恩来和邓颖超真挚深沉半个世纪的革命爱情。
革命伴侣　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传世爱情
□ 方铭　成也竞　郑淑芸
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说：“你们的终身大事应该由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人们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奋斗了几十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你们得到了这种权利，你们是幸福的。但也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接着，他就讲了他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这时两手一张，笑着插嘴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严肃的教诲，幽默的插话，真是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邓颖超接着又补充说：“婚姻、恋爱应该由自己决定，但是不要一见倾心，就决定终身。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美满姻缘。” 他们的谈话，表达了他们的恋爱观。假如爱情真象诗人赞誉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这支女学生演讲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活动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报纸在周恩来主持下，立场鲜明，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京、津、保等地声誉鹊起，日销最多时达二万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20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 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沪启航。在四等舱里，坐着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来自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他们是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邓颖超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战斗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旅欧中国少年党”的油印刊物《少年》、《赤旗》，也使邓颖超等国内社友耳目一新。特别是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常使国内社友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与此同时，国内社友还收到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觉邮》（即“觉悟社的邮箱”之意）。受国外《觉邮》的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在国内《觉邮》专刊第一期上，便刊登着1923年1月周恩来给逸豪（即邓颖超）的信，谈的是德法问题与革命。 觉悟社社友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信件之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虽然许多社友都曾收到过周恩来寄来的信与画片，但唯独邓颖超收到得最多、最频繁。据廖似光大姐说：“那是些漂亮的画片。邓大姐有一个相本哩！”1983年，邓颖超参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也说，这样的明信片，她有一百多张。 觉悟社的社友在一次通信中曾高兴地写道：我们大部分社友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了。确实，他们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了。而在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更由于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与决心，使他们那种亲密的感情也逐渐成长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9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他的工作十分繁忙。 周恩来回国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将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据邓颖超自述，在他们这一时期的恋爱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段插曲：“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来看望我，因为，他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他们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又做了我得以认识高君宇的介绍人。” 这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8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无论如何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陈赓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年代和战争年代，可说是会少离多，屡经颠危。 在他们结合一年之后，1926年冬，周恩来便去了上海。次年3月21日，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在四月十五日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周恩来与邓颖超象是家常事。在上海、在苏区，都是如此。在长征途中，他们也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 在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他们才得短暂的见面。之后，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了肝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守护在他身旁。 即便在解放之后，他们也常常不能团聚，特别是在周恩来为着共产主义事业，为着世界和平事业，履难历险的时刻。1955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出席万隆会议；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1964年正当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都是冒着危险前去的。周恩来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他革命工作的积极的支持者。 对这样频繁的分离，究竟要承担怎样的精神痛苦？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但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能正确对待这种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正是为了广大人民大众能安居乐业，过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才自觉地舍生忘死。
战争环境、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他们的相互关怀、相互思念，在经常分处两地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已经神志昏迷，由聂荣臻、杨石魂（当时的汕头市委书记）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后来，他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男朋友是个地下党员，远在湖南，便对她说：“只要你们相爱，总会找到的。”这话是对那位同志的慰藉，也表示着他自己执着的信念。1947年3月，国民党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一信，表达思念之情。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一起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阅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交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他们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有时也十分独特。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回报亲人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永远是他们似海深情的见证。
在延安，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同志间相处真诚坦率。负责同志也往往散步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很随便地到各单位去串门。 有一次，周恩来、陈毅、李富春三人结伴踱到杨家岭的后沟去，那里是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妇委所在地。一到那里，便被一群女孩子包围了。一个女孩子开门见山地向周恩来问道：“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周恩来饶有风趣地答道：“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周恩来毫不掩饰的开头，使女孩子们更大胆了。她们又追问道：“您爱她什么？”周恩来就实实在在地讲了他的小超在爱国运动中冲锋在前的故事，也讲了他自己和其他战友被捕后，小超和其他同学一起营救他们的故事。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知极深，因而相爱也极深。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表现在相互之间无微不至的关怀上。 五十年代，邓颖超身体不好，而他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而周恩来要到卧室去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有时工作忙，安排不开，不能见到邓颖超时，也必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首先表现在对他的理想、信念和工作的全身心的支持与关怀。这样的支持与关怀，倾注在生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吃饭时的交谈、休息时的散步、作为工作调剂的看戏……在两人工作都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们能这样见缝插针似地相互照应，相互安慰，是因为他们各自心里都有他（她）。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的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应该由邓颖超做的工作，或是她可能做的工作，她一项也没有放过。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他们结婚后没有举行过什么纪念仪式。唯独的一次例外是在1950年。 那天，著名导演孙维世兴冲冲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面上带着几分诡秘的神色。中午时分，在她的鼓动下，卫士们把周恩来与邓颖超都请了来。孙维世宣布说：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接着她就活泼地把带来的两朵大红花分别佩戴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外衣上，又让小卫士们簇拥着他们到庭院中摄影留念。周恩来乐呵呵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邓颖超也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今天倒戴了大红花，象个结婚的样子。这张戴着大红花的照片，象征着他们夫妻的恩爱，犹如那永远鲜艳的红花。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在和孩子们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象孩子。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为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 这十个孩子是谁？或者这数字只是一种泛指，可以不必考证，但他们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在革命队伍中流传。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独自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孙维世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为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后，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不久，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延安，并写信给她的妈妈任锐，愿把这个孩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所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与孩子的为多。 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1931年被捕遇难的，烈士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的胞妹）那时也带着孩子李鹏关在牢中。直到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才得以把他接到重庆，后又送到延安学习。从那以后，周恩来、邓颖超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他的学习、思想与生活。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邓颖超已八十高龄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的。 不但革命烈士的子女，一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作为家庭，总有一些亲朋故旧，总有一些应酬，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例外。他们对亲友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总是慷慨援助。周恩来一生公私分明，从不假公济私。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家庭的经济支出，比较多的是用在以下四个方面：抚育培养烈士后代；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资助亲属；支付来开会同志（包括外地来的）的就餐费。
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了，举国哀恸，全球悼念。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快碎了。她用最纯洁的白色鲜花，祭献于她心上人的灵前。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这哪里是一个花圈啊，“战友——小超哀献”，小超是献出了她的一颗心啊！ 邓颖超是最了解周恩来的。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激励着邓颖超。对已故战友的最好怀念，莫过于继承他的事业，遵循他的遗愿。邓颖超正是这样做的。 五十年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身后连骨灰也不保留。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来诀别人世之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生前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周恩来在解放初期，就不让家乡的亲属说出他住过的房子。后来又向他们建议，把房子拆掉盖工厂或学校。由于故乡人民对他的爱戴，当地政府和群众都不愿意这样做。后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十分不安。日，他又对旧居处置作了三点指示：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修。由于参观的人群依然千方百计地找来，日，周恩来又同亲属商量用拆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邓颖超还说，费用可由他们自己承担。只是因为拆迁房屋要经当地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周恩来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1976年11月，邓颖超从侄儿、侄媳处知道当地县委准备整修周恩来故居的消息，马上亲笔写信给侄儿、侄媳并转淮安县委，希望他们尊重死者生前多次表达过的愿望。 周恩来生前最喜爱海棠花。庭院中的海棠树下，曾是周恩来邀请友好国家使节赏花之处，也曾是他同邓颖超散步的地方。邓颖超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每当海棠花盛开的季节，她总是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赏花。临行时还要赠送一束娇艳的海棠花。她就象周恩来在世时一样，总是善于把温暖的情意送到朋友们的心中。 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巴黎市政府为周恩来居住过的房子设立纪念牌的仪式上，曾说过这样的话：“要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表示敬意”。确实，周恩来的一生，只是尽量地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他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没有企图为自己树立任何一座纪念碑，但是，他却以他杰出的才能、崇高的品德，赢得了全中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纪念碑，树立在人民心中。人民心中的心碑，这才是最崇高的、永不磨灭的。邓颖超以她的才干、美德，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爱，使这座心碑更为崇高，更为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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