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oph Ribbat
抽離於城市
冷雨夜，一位年輕人整裝上班。他離家，乘小巴到灣仔駱克道，途經之處滿佈霓虹招牌：「名人夜總會」（CLUB CELEBRITY）、「OK」、「烈唇酒吧」(CLUB HOT LIPS)、「百老匯海鮮酒家」，「鑽石皇宮桑拿」；而有些他還來不及細看。琳瑯滿目的招牌，有漢字，也有英文字，佐以橫線、直線、曲線、小圈、半圓、大圈、方形以及外方內圓的圖案，為夜空添上紅、綠、黃、粉紅、淡藍等色彩。而這些色彩、字母、線條和符號，又倒映在地面的水潌上，以及小巴的玻璃窗上。小巴倒後鏡裏的那年輕人的臉孔，展露出萎靡、虛浮、甚至一絲無辜，而他卻正前去殺人。
灣仔駱克道﹔鳴謝: Christopher DeWolf
這是1995年由王家衛執導的《墮落天使》裏的經典電影情節。還有幾秒，由影星黎明飾演的專業殺手就會下車，到餐廳執行他的任務。現場將留下六具屍體，而他則搭上回程小巴，再次穿過那滿佈霓虹的駱克道。難忘的情節來自鏡頭下那璀燦的城市燈光，而這些城市燈光則來自夜店、煙頭、亮燈的時鐘、列車車窗、日光燈、快餐店燈箱，以及樓房裏的電視屏幕。這座城市彷彿有多重人格，分裂成各式各樣的光暈，有的行蹤不定，有的長駐一處，卻全都令人無法忽視。而霓虹燈在一眾城市燈光中尤其絢麗奪目，幾乎蓋過了那一具具的屍體，使人從城市的現實裏抽離。
然而霓虹又確是城市現實的一部分。王家衛的電影世界裏，總是刻意運用霓虹燈來捕捉香港這個城市的特色。
自五十年代起，霓虹管便成為了城市的一種另類視覺語言。《香港年報1964》寫道：「成千上萬的霓虹招牌照亮了街道，以五光十色傳遞着各種訊息。」
其時本土創作的招牌滲透了年代西方視覺文化的影響，低製作成本亦為設計師提供了無限嘗試與創作的空間。
食肆、小店和百貨公司為了在密集的空間中吸引客人的眼球，紛紛使用霓虹招牌以作招徠。商店為了競爭，製作一個比一個大的招牌，有的甚至演變成為市內地標。彌敦道的英皇鐘錶與西營盤的森美餐廳招牌便是個好例子。
這些霓虹招牌不僅是曇花一現的閃爍，更是一種承傳。正如文化研究學者吳文正所言，店舖都願意花錢訂造「持久耐用的招牌」，期望生意能夠代代相傳。
氖氣於十九世紀首次在英國倫敦的一個實驗室裏被發現，其令人驚豔的紅色頓成為都市的典型象徵。自此，霓虹燈總似有還無地影響著整個社會。一方面，霓虹絕對是個典型的都市象徵，其閃亮的艷光把大街小巷都照個通明；無數的電影、故事和藝術創作都藉霓虹燈來表現街道的活力，甚至是暴力。由1946年 Frank Capra執導的美國小鎮電影《風雲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到1955年Vladimir Nabokov的小說《Lolita》，以及1982年Ridley Scott的驚悚電影《Blade Runner》，乃至當代藝術家Bruce Nauman 和Tracey Emin的作品，都曾善用霓虹。但另一方面，霓虹光管影響社會的力量又從來不如鋼鐵、混凝土或巨型發光二極體屏幕（LED屏幕），在這些物料比較底下，纖細易碎的霓虹光管顯得難登大雅之堂。霓虹光管為玻璃所造，內充天然氣體，並由工匠細心屈曲而成，其優雅弱質之感，與都市傾重的雄偉建築風格顯得格格不入，故霓虹燈只能遊走於都市文化邊緣。灣仔駱克道已消失的霓虹招牌，那些曾在《墮落天使》中閃閃生輝的招牌，正正印證了這種與都市的「格格不入」。
霓虹的歷史
這一切一切均原自於基本化學。氖（即霓虹燈內的氣體）是全天然氣體，佔大氣層的0.00046%，無所不在，當然亦在我們一呼一吸之中。1898年，英國化學家William Ramsay在整理元素周期表的最後階段發現了氖氣，他後來亦因此成為了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Ramsay為了辨識這未知的物質，便將其放進玻璃容器內，並注入電流。不久，他和其他研究員看見這一股「赤紅的火豔」，深感訝異之餘亦對玻璃容器中的氣體的「劇變」和其「頻譜」感到震撼。 其時，倫敦與歐洲其他大城市一樣，正在極速發展電燈和廣告照明。但Ramsay並沒有商業企圖，只想到把氖氣的原理延伸，以理解另一個自然現象：北極光。在北極地區，電流會把天空染成一片絢麗色彩。
由此可見，霓虹迄今雖常被用來象徵人工技術，卻原是天然的產物。
霓虹迄今雖常被用來象徵人工技術，卻原是天然的產物。
在法國巴黎，卻是另一回事。工程師兼企業家Georges Claude讓實驗室試管搖身變成商業招牌。1912年，他製造了首個商業用途的霓虹招牌，PALAIS COIFFEUR這個在巴黎蒙馬特大道上閃耀的招牌。他透過收窄玻璃管以增加管中光的亮度，並測試不同貴氣體的化學反應，為客人提供不同顏色的選擇：氬是紫色的；氙是淡藍色的；氦是粉紅色的；而氪是銀白色的。為擴闊色譜，氣體可相互混合，亦可採用經過處理的玻璃，或有色金屬。當時，霓虹還未算浮誇濫俗，人們甚至覺得，霓虹燈管相較沒從前的白熱燈泡招牌那樣刺眼。其時有些作家即把霓虹與柔和燭光相題並論。Claude所造的霓虹管就此在巴黎的歌劇院、銀行、教堂和名店外亮麗生輝，成為精品的象徵。
1931 年法國巴黎的霓虹招牌﹔鳴謝: Fran?ois Kollar / Bibliothèque Forney / Roger-Viollet
這一種1920年代自巴黎開始的城市燈光迅速發展至世界各地。1923年，洛杉磯一個汽車商人從法國帶回一個名為「PACKARD」的橙色霓虹招牌，高高懸掛在家鄉的大街上。霓虹招牌自始踏足美國，吸引無數途人及車輛凝視諦聽。但說到拓展至國際規模，則有賴Claude所管理的特許經營制度。Claude手持專利權的同時，把地區經營權賣到世界各地，且早在1930年，Claude其下的「附屬公司」即遍佈美國、加拿大，乃至墨西哥城和古巴首都哈瓦那；而直屬的分公司則踏足澳洲、紐西蘭、日本東京和大阪，以及中國上海。
公司還發行期刊《克勞德霓虹報訊》（Claude Neon News），展示Claude的跨國企業成就，並藉此提醒任何意圖侵權人士及團體所需承擔的法律後果。1930年初的期刊即介紹了東京四個霓虹招牌，賣車的、報社的、印刷教科書的，以及一個位於淺草娛樂區，引路到牛肉火鍋店的，以此歌頌東京的新式光芒。
雖然霓虹迅速流傳至世界各地，中國首個霓虹招牌卻直至1926年才出現，是個位於上海南京路某書店櫥窗，為皇家牌打字機宣傳的招牌。但說到瘋狂高舉霓虹燈的地方，非1930年代的美國莫屬。在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底下，霓虹光管以流行文化之姿與種種經濟危機抗衡著對抗。其時新建的華麗美國式電影院清一色地採用了霓虹招牌；荷里活的娛樂場所亦紛紛以霓虹管詔告「全世界最美的女孩都會進出這些地方」。1930年的時代廣場，紐約的夜生活中心，霓虹招牌為都市文化打造出史無前例的視覺效果：有大如鯨魚的魚型招牌，有三十米高的玫瑰連綿不斷的花開又花落，有咖啡廣告以霓虹咖啡杯配上真實的咖啡濃香作招徠。若細心觀察的話，不管站在時代廣場的那一個角落，都可以看見超過300個不同的霓虹招牌裝置。在此彩色燈火的新世代，連「白色大道」百老匯大道亦改稱為「彩虹峽谷」。
從此相片可見到1950年的紐約市仍然佈滿了霓虹招牌﹔Louis Faurer, 七號巴士, 紐約市, 1950, 相片, 20.7 x 30.5 cm, Gift of Gordon Lee Pollock, ﹔鳴謝: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時代廣場造就了超乎正常比例的巨型霓虹，眾如繁星的廣告招牌卻無疑載滿人情。尤其是Claude的霓虹專利權期屆滿之時。小型工場能夠製造霓虹光管，工匠亦可根據客人的需要來設計字母和圖案。確定設計後，他們會透過親自吹製玻璃管，親手掐塑理想的形狀。紐約霓虹大師Rudi Stern在1960年代創辦了霓虹製造工場「讓霓虹發亮」（Let There Be Neon）。他說：「霓虹製作這門手藝看起來不難，但其實要屈出一個簡單卻完美的圓形，是需要二十年年以上的經驗才能做到的。」他強調，經驗豐富的師博才能準確感覺玻璃升溫，才能拿掐最適當時刻把脆弱的玻璃屈曲。
霓虹光管製作所需要的，就是工業時代裏瀕臨絕跡的功夫手藝。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在近期的著作《匠人》（The Craftsman）裏即推崇「寓生活於技藝」這個極具「匠人精神」的生活態度。
而霓虹工匠正正保持著這種生活態度。
1933年製作霓虹光管招牌中﹔鳴謝: Daily Herald Archive/National Media Museum/Science &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但社會很快便對霓虹燈的需求感到怠倦。美國在1950年代，已按照汽車需要來重新規劃城市，而非按照行人需要。美國郊區很多，需要大型招牌，故傾向採用較堅韌、較耐用的塑膠。塑膠招牌由機器製造，統一的設計符合汽車旅館和連鎖餐廳的新興廣告思維。其時的美國中產階層亦貶斥霓虹招牌，認為它們只適合懸掛在低檔酒吧及汽車旅館的大門上方，霓虹招牌自始逐漸在他們的視覺文化領域中消失。正因如此，霓虹招牌沒有受惠於戰後的繁榮社會，仍舊在地區小鎮裏閃爍。市區的內城衰落現象與霓虹招牌漸走下坡的關係尤其密切。美國不少二十世紀初期發展蓬勃的市中心，後來都成了廢墟。昔日粉飾名店和教堂的廣告設備也就化成了過氣的象徵、紅燈區的標誌。曾幾何時，霓虹招牌曾風風光光地懸掛著，那些在巴黎大街，寫著「ETERNAL SUNSHINE」（永恆的陽光）、寫著埃及「WONDERFUL TREASURES」（珍貴的寶藏）的招牌；那些在紐約時代廣場詢問途人的語句：「HAVE YOU WRITTEN TO MOTHER LATELY？」反觀今天，衰頹的霓虹光管缺乏保養，既陳舊昏暗且故障失靈，只能委婉地告知途人：此處有「酉占」住宿，或此處有「口口美女」。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在年代是個霓虹城市，但不過是幾十年光景，當地的酒店和賭場竟都逐步採用其他類型的炫目招牌。另一邊廂，雖然亞洲的城市未如美國城市般面對市區的衰退，但仍無法阻止霓虹燈敗壞的形象，霓虹在亞洲城市被廣泛應用至當舖，按摩店，酒吧，以及其他聲名狼藉的場所。霓虹招牌的發展一落千丈。
其時的美國中產階層亦貶斥霓虹招牌，認為它們只適合懸掛在低檔酒吧及汽車旅館的大門上方，霓虹招牌自始逐漸在他們的視覺文化領域中消失。
霓虹的支持者與反對者
不少作家和學者都無意間重提Claude的霓虹管，但均只因其代表了他們共同鄙棄的普世價值。戰後一眾思想家藉霓虹這種發光裝置來比喻現代形式化的閃爍，並質疑大眾文化的力量。例如1940年代撰寫音樂理論的Theodor Adorno就以「全能的霓虹風格」一詞來評擊當時的文化產業。對Adorno而言，真正的藝術是深沉、黑暗，且複雜的，與浮誇的光芒、商業世界和娛樂產業相互拉扯著。（這與Guy Debord於1967年所提出的「景觀社會」概念頗為相似，認為視覺效果會催眠消費者，令消費者的世界變得單一地充斥著影像與商品。）
而在文學範疇，Vladimir Nabokov 於1959年的名作《Lolita》即以霓虹燈作有力的映射：邪惡的主人翁在「百葉窗縫間透著霓虹」的情景下把慾望對象強姦，反映他潛伏於內心的暴力與沉溺。
1990年代初，文化評論員Theodore Roszak撰寫〈霓虹電話〉 (The Neon Telephone) 一文，抨擊消費主義和科技發展；美國社會學家Lauren Langman發表一篇具影響力的文章〈霓虹牢籠〉(Neon Cages)，把現代消費空間視為科技法西斯主義的領土，認為購物商場是個被監察與掌控的夢幻之地。
社會學家藍佩嘉在其有關台灣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工作規律的研究裏，就引用了Langman所提出的概念詞彙；她探討這些長期暴光的女銷售員，如何在新式的「霓虹牢籠」下，恆久地扮演某種角色，並長期受到監控。
1965年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的小型商鋪及霓虹燈招牌﹔鳴謝: Denise Scott Brown
在霓虹技術逐漸衰落的同時，以霓虹用作隱喻的情況卻又越見普及。諸如Langman和藍佩嘉筆下的「牢籠」，未必真實地指向當年由Claude所發明的霓虹（即注入了氖、氬、氙等貴氣體的光管）；相反，他們指的應該是用日光燈（此名稱實在不及霓虹二字來得優雅）。不過當然，「昔日美好的霓虹」亦未見得是全然的純潔。
霓虹的愛好者唯有恣意地帶著一點任性，以純粹的角度欣賞這些桑拿浴、CLUB CELEBRITY 和CLUB HOT LIPS的招牌。終歸到底，霓虹招牌的美總使人忘憂，忘卻肉體的勾當，也忘卻肉體的買賣。這一股輕率地抬舉後現代化的任性 (但具啟發性) 也彷如Robert Venturi et al於1972年所著的建築理論經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把內華達州沙漠裏的霓虹賭城美化為現代建築一絕。
霓虹擁護者總是太渴望無視都市的現實，他們的眼晴常被資本主義下的奪目奇觀所吸引，但這些景觀只是看起來非常驚艷罷了 ─ 在雨中細看尤甚。但幸好總有文化評論者以不同的角度作出分析，例如法國哲學家Bruce Bégout曾滯留拉斯維加斯，當他舉頭看著懸掛於高空的巨型女牛仔「Vegas Vickie」，彷彿被一個風情萬種的「機械妓女狠狠地潑了一盆冷水」。
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的西部女牛仔造型夜總會霓虹招牌﹔鳴謝: Carol M. Highsmith’s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Collection.
總括而言，有關霓虹的故事應該比以上描述的更為微妙。發亮的燈管也許塑造了可笑的女牛仔，但同時亦被不同的人於不同的情景底下所使用，企圖藉此立足於都市之間。而在霓虹光管工作室裏工作的工匠，亦一直盡力保存此獨立的工藝。霓虹雖然脆弱，照明範圍亦有限，卻又將社區鄰里凝聚起來。這一切是如此平實，卻又吸引了某些作家的注意。例如1940年代後期，芝加哥作者Nelson Algren就提出「霓虹荒野」一詞，以同情及人性化的角度，描述一群貧窮以及被邊緣化的城市人。他們以霓虹燈下的酒吧為家，努力抵抗現代人的疏離感﹔
爵士樂歌手Peggy Lee寫下了「霓虹燈」（“Neon Lights”）一曲，活躍而明快的節奏把城市表現為一個愉快之地。
這些作品紛紛提到霓虹會讓人從都市現實中抽離，但同時也堅持這些發光的文字與符號正標誌著某些社群機構正根本地改變城市。
在這些背景影響底下，霓虹燈的發展在近期開始有所轉變。第一代光線藝術家於1960年代的美國某個城市出現。他們在「去工業化」的地區居住與生活，但昔日藍領、出賣勞力的工作機會均已蕩然無存，五金行、與工業有關的物件，甚至工藝的概念都顯得過時。藝術家便開始以霓虹玻璃管和其他看似廢物的物料作為創作的素材。藝術歷史家Joshua Shannon形容此為二十世紀的光線藝術運動，是「有意識的反抗」，以此反抗服務業逐漸佔領藝術家的工作環境。
霓虹由看似一種怪異且用途不大的技術，發展成具啟發性的藝術材料，並用於概念藝術、告解室裝置以及簡約主義的實驗中。藝術家Bruce Nauman的裝置雖採用最基本的語言和肢體造型，卻最讓人著迷﹔Dan Flavin雖然採用了日光燈而非霓虹光管，卻獨創造出一套在空間展示材料的新語言﹔Joseph Kosuth在霓虹領域上進行哲學性探討﹔藝術家如Lili Lakich和Chryssa，以霓虹招牌來敍述與都市空間緊密連繫的生命故事。踏入二十一世紀，英國藝術家Tracey Emin在英國馬爾蓋特的渡假旅館裏首次接觸霓虹後，便決定以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霓虹為材，於公共空間展示她的私密筆記。藝術家除了為昔日的廣告注入新生命，更常視霓虹為城市危機的象徵。是光管藝術也好，霓虹藝術也好，霓虹燈不僅出現於大街小巷和裡裡外外的藝術空間，更有助復興城市。
Tracey Emin, You Forgot to Kiss my Soul, 2001, 霓虹, 蒙太奇﹔鳴謝: Tracey Emin.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14.
霓虹由看似一種怪異且用途不大的技術，發展成具啟發性的藝術材料，並用於概念藝術、告解室裝置以及簡約主義的實驗中。
大同小異的情況在香港同樣上映。低成本且更光亮的發光二極體（LED）的出現，令霓虹光管逐漸式微。霓虹雖因為Claude的跨國際特許經營制度而進注亞洲，但諷刺的是，霓虹之所以沒落，恰是因為跨國企業希望全球特許的經營分店均使用一式一樣的廣告。
相較之下，香港那些特色的小餐廳，以霓虹裝飾店面，配以特色食品，使其保有傳統鄰里的風味。因為這些閃爍的霓虹招牌，香港此充滿活力的大都市得以與其小漁港的舊貌連繫起來。 城市的霓虹依舊脈動著，既熟悉又陌生。
Christoph Ribbat
Christoph Ribbat 為德國帕德博恩大學的美國研究科教授，其學術研究主要針對文化歷史、當代文學以及視覺藝術等三大範疇。其2013的新著 Flickering Light: A History of Neon 反映他多年來對霓虹招牌的探索，以及視霓虹招牌為現代化矛盾的象徵。他從十九世紀末英國倫敦實驗室首次發現霓虹為研究的起點，繼而鑽研霓虹在技術、社會以及文化歷史上的發展，並一直延伸至霓虹在當代藝術空間所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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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總會及娛樂場所
藥房及個人護理
商場、樓宇及公共空間
珠寶及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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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式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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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霓虹城市」是「NEONSIGNS.HK 探索霓虹」的一系列小型項目，由M+委約，邀請香港的藝術家、作家、導演及文化人透過自身的作品，對香港一個或多個現存的霓虹招牌進行探索和研究。招牌的現址亦會在霓虹地圖上顯示。項目形式與題材不限，內容可以真實或虛構，旨在為「霓虹招牌」的看法帶來新的角度，並審視其在視覺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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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版權所有这片情侣才能看到的星空，才是打开深圳的正确方式
15:51 来源：深圳客
尽管深圳在极速地横向扩张纵向生长，废气吞吐、霓虹闪耀，但这座城市依旧努力地为我们保住了头顶的一片蓝色星空。
夜晚中的白云与星星，甚至是我留在深圳的一个重要理由。
霓虹闪耀的大都市
在北京，不管是走出酒吧，还是走出写字楼，我看到的天空都是一种诡异的紫色，是在纯粹的大自然中找不到的颜色。能形容这种紫色的只有工业化，科技感。
西涌天文台星空
而在深圳，休息之时我总喜欢到家里或者办公楼的最高处仰望星空。有时候，只有面对浩瀚星空，我的内心才能放下执念，澄明如镜。
但有时我又觉得它如此脆弱。在阴云密布灰霾漫天时，我竟也会心力交瘁，情绪低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漫天繁星能有这样的功用。关于星空，除了对生态的骄傲，到底我还迷恋它什么？
直到前几天，一场有关光芒的艺术前所未有地打动了我，我才得到答案。原来我们喜欢星空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太渴望美好。
人造星空现场照片
什么能让你觉得美好？
自由，和平，宽容，善良，自然，平等，爱情，梦想，希望，反思，怜悯，信任，真实，正义，开心，温暖，艺术，纯粹，赞美，沟通，分享，关心……
想到这些词时，现在的我都会觉得搞笑。拽什么大词装什么逼。
“自由？怎么可能？不加班就好了。”
“和平？全世界不是都在打仗？”
“梦想？这个我有，但总要先把这个月房租交了。”
“信任？呵呵。”
我从什么时候觉得觉得这些正面的词语又假又空，或与我无关了？也许正是因为我呐喊再多，它也没有立刻给我回报。
也许是因为坚硬的现实让我包裹了自己，误以为只有犬儒，只有浑身利刺，只有冷漠无情才能在深圳立足。
假如在一个漆黑的令人压抑的铁屋里，每喊一个词，空中就忽然多了一份光亮，我还会觉得那些坚守没有意义吗？
在双创周龙岗分会场，此刻正有这样一个创意场景，试图告诉我这些闪耀人性价值的微光，有怎样的温度与光芒，但只有情侣才能体验。（此处对单身狗造成1万点伤害）
在一个通体黑色，压抑窘迫的穹幕空间里，一对情侣因紧张而不自觉地握紧双手。
当他们说出“理想、和平、爱情”等正向词语，几盏蓝色小灯忽然应声而亮。你兴奋地描述着那些美好的词，灯光竟在你的周围闪耀着惊喜，那黑暗的穹幕竟然逐渐化作越来越璀璨的星空。
当喊出最后一个词“麦田”时，全场的3000多个灯全都亮起来。对应没有光污染和空气染污下北半球肉眼能看见的3000多颗星星。
可是，当情侣观众说出“暴乱、洗脑、专制”等负面词语，即有相应的蓝色灯光应声骤然熄灭。摧毁摧毁美好的事物如此之快，如此简单。
每一对参观的情侣，都可以通过成千上万的词语声音，控制成千上万的蓝色灯的明灭，营造不同的奇妙星空。
那一刻，我终于发现，我之所以留在深圳，是因为在它的星空下，有我一直相信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价值观，它和我都信奉某些亘古不变的价值。
离开这里我会更加孤独，因为我知道，我连渴望这些美好的欲望都将覆灭。
这个人造的星空来自坚果兄弟。他的每个作品似乎都在与外界的痛处对抗：
一块历经100天奔走制成的霾砖被嵌入北京一座四合院墙；
一场由逼婚而促成的愿赌不服输的闪婚；
一间全北京黑话密度最高的房间。
有一天我在看一本杂志，看到了一行字：“全世界超过60%的人没有见过银河系。我当时很惊讶。我老家在湖北乡下，小时候，夏天睡在屋顶上，头顶就是满天星星。但是在城市，我都不记得我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星空了。
看了真实星空的人再也摆脱不了某种怀念和远忧。于是有了人造星空。那将来只看过人造星空的人还能造出什么。
除了对环境的忧虑，坚果兄弟将星空与词语结合，词语是事物的浓缩，是我们认识万物的通道，是重塑世界的方式之一。
当和爱人一齐喊出正向词语就能立刻得到反馈，战胜末日的黑暗点亮星星。
有体验者感慨：“越想更多地点亮星空，越发现自己能说出的正向词语太少了。”
在我看来，人造星空唤起的是我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认同，支持我们在深圳生存的，从来不应该是名利金钱等虚荣之物，更不是万事皆空的虚无。
无论在深圳身处何境，心中一定要有笃定的信念和对美好的向往。
正如坚果兄弟在豆瓣主页的几句话：
我正在面壁思过。
减少被外界同化。
我只怕我不够异端。
我艹！《你多久没见过星空了》——双创周项目人造星空宣传片
◆◆◆展览详情◆◆◆
【有意思的是：观众仅限情侣】
观众仅限情侣，同性恋，异性恋，跨性别恋或夫妻。
情侣观众通过词语控制灯的明灭来制造星空，是整个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正式作品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参观者每批仅限于两人，包括异性情侣、同性情侣或夫妻两人，每次参观为6分钟。
◆体验时间，每天下午2点至6点，每批次观众为10-20人。每次体验同样6分钟。
【我们告诉你：展览地点+ 时间】
地点：深圳- 花生U谷（可地图搜索“花生U谷”）
正式展出时间：日 - 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