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不回家也不离婚俩年了。我该怎么办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去她家她家大人全不管。。都是让回家。可是一看我俩就没过下去的可能了！问我借的钱人家现在也不想给。。说女儿花了！
老婆离家出走半个月在4川娘家\'我想和离婚\'她不回家\'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老婆有外遇，我想离婚，她一年没回家，俩女儿怎么判 但是我要离婚啊，我已起诉但是她不回来，俩女儿我已养了一年多了，我找了她两次，花了快两万了，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该怎么办，
老婆离婚又不肯回家，怎么办
13年我老婆在娘家住了8个月接她2次才回来。一天晚上我看到她发信息叫别人老公后来就吵了一次就过去了。可是回来没到几个月就要跟我离婚原因是我没给她足够的开支。后来她爸妈来了跟我们和解了。过了没几天她说找事做在KTV上班。刚开始我就不愿意让她在那上班，一开始一个月还每天回家可是到最后连家也不回了也不带孩子了。现在还要起诉我离婚可是我不想离考虑到孩子我也不想跟她离婚我到底该怎么办？
跟老婆吵架后闹离婚 老婆不声不响抱儿子抱走了 该怎么办
老婆吸毒被抓，我现在起诉离婚，离婚后的财产怎么分，
我结婚三个多月，与妻子都未同床几次，她总是爱理不理我，她怀孕都没告诉我，现在孩子没保住，我觉得跟她过不下去，若离婚 请问我给她娘家支付的八万多彩礼钱加上我结婚办酒席花去的十万元怎么计算？
我要离婚，老婆不离怎么办？
我妻子2006年在外打工，一直不回家，也不管孩子。直到2007年6月我父亲去世后，女方家人说有她的消息，把她找回后，她已经外边有人了。结果整天往外跑，她提出不想过下去了，回她娘家后从此再无消息了。2008年我起诉离婚，法院说她妈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法院建议发公告，说要交600块钱呢，当时我要管两个孩子和一家的生活费，拿不出这么多钱，然后就撤诉了。我想请问律师现在起诉离婚具体该怎么来办？谢谢！
你好！我老婆去年出了1年门，给我闹离婚1下多月了，现在非要和我离婚，她把我叫回家离婚，我没有同意。她居然从家里偷跑了两次，我怀疑她在外面有第3者了。要不然她也不会这样的。现在也联系不上她，她也不给家里联系了。我该怎么办。我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她呢！我们结婚4年了，现在还有1个3岁的女儿，我们从没有闹过矛盾，但是我很爱她，我不想和她离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终于知道了邓小平为什么一生不回家乡
终于知道了邓小平为什么一生不回家乡
　　终于知道了邓小平为什么一生不回家乡曾有人問過小平同志：其他領導人經常回老家，您怎麼不回呢？小平同志回答：他們的家容易回，我是“蜀道難”，不容易回喲！日，是小平同志誕辰104周年紀念日。在中國人民圓了“百年奧運之夢”，回眸改革開放30周年取得偉大成就的時候，我們更加懷念敬愛的小平同志。四川廣安，是小平同志的故鄉。這裡有鄧小平故裡紀念園和鄧小平故居。如今，來此拜謁和參觀的國內外游客絡繹不絕。但很多人會問：“小平同志自少時離開廣安后，為何一直沒有回家鄉？”近日，本刊記者專程到廣安、深圳和北京，分別採訪了小平同志的鄉親、家人及身邊工作人員，為這一問題找到了答案。廣安百姓的傳說“厥土饒沃，無曠土，無閑田，無沃瘠之別，無水旱之憂。”這是四川廣安縣志對“金廣安”的描述。104年前的8月22日，鄧小平就誕生在這個富饒的地方。然而，自16歲“少小離家”之后，小平同志就再也沒有踏上過這片土地。　　小平同志這麼多年沒有回故鄉，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實情究竟如何？7月10日中午，記者乘飛機抵達成都雙流機場，接著馬不停蹄直奔長途汽車站，登上了開往廣安的汽車。成都到廣安280公裡。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坐在身邊的是位40多歲的女士，她的家就在廣安。當得知記者要去小平同志故裡時，我們便聊了起來。記者問她是否知道小平同志生前沒有回過廣安的原因。她嘆了口氣說：“我們廣安人也很為此感到遺憾，他老人家從來沒回過老家，廣安也沒有幾個人見過他。”這位女士接著說：“聽家鄉的老人們講，小平同志的屬相是‘龍’，他是從廣安經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長江進入大海的，‘龍’歸大海是不回頭的，所以他不能回這個家。不過這只是傳說而已。”3個半小時后，記者到達廣安。88年前，名字叫“鄧希賢”的鄧小平離開這裡時，廣安還只是個人口不到60萬的小縣，如今已是一個人口450萬的地級市。記者乘出租車前往預訂的住處——廣安市人大招待所的路上，司機曹先生告訴記者：“2004年，為了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廣安市下大力整治了市容。現在的廣安，是四川省響當當的衛生城市。如果小平同志在有生之年回來看看就好了。”至於小平同志為什麼沒回家鄉，他聽到的另一種說法更離奇。“說是小平同志的祖母戴氏在世時曾救濟過一位風水先生，風水先生為了報答他的祖母，便在離鄧家不遠的佛手山，給她家選了一塊墓地，‘可以讓鄧家出一個大人物’，但這個大人物不能回家。”曹先生快人快語，一路不停地向記者講述著廣安的風土人情。他很自豪地告訴記者：“不管怎麼說，雖然小平同志從未回來過，但他永遠是我們廣安人的驕傲。”在廣安，似乎人人都能講一段關於小平同志“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廣安人大招待所裡，有一位姓唐的管理人員，是小平同志老家的鄰村人。他說，對於小平同志沒回家鄉，有些人瞎說亂猜，說什麼小平同志沒回來與他出生的那個村子三改其名有關。他們的說法是：“鄧小平老家的村子叫牌坊村，1956年，他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當地就將牌坊村改名為‘偉大大隊’。‘文革’爆發后，造反派又將該村改為‘反修大隊’。‘文革’結束后，才又改回牌坊村。村名隨小平同志政治生涯的起落而改變。小平同志可能是因為這個才不願意回牌坊村。”說到這裡，他搖搖頭：這些人並不了解實情，首先“偉大大隊”並不是因為小平同志當總書記而改的。在廣安，還有人告訴記者，曾有人問過小平同志：其他領導人經常回老家，您怎麼不回呢？小平同志回答：他們的家容易回，我是“蜀道難”，不容易回喲！對於這些說法，廣安人自己也認為“未必真實”，隻能反映人們迫切想弄清小平同志為什麼沒回家鄉的心情。家鄉人最懷念的是，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小平同志，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在廣安市思源廣場上，有一尊為紀念小平同志而鑄的寶鼎，寶鼎上“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已被人們摸得溜光?亮。無論是廣安人，還是外地游客，隻要來到這裡，都會摸一摸寶鼎，求得個“招財進寶”，也表達對小平同志的懷念之情。既然這些不同版本的說法不可靠，那麼，小平同志沒有回家鄉的真實原因是什麼？請看下面的採訪報道。鄧小平家鄉牌坊村探究竟：鄧家18代“根深葉茂”廣安市向北7公裡，是小平同志故裡——協興鎮牌坊村。這裡青山綠水，梯田層疊，阡陌縱橫，稻谷飄香。渠江、濃溪河繞村而過，宛如兩條玉帶。清晨，記者到達時，鄧小平故裡紀念園還沒開門，參觀者登記處，就已有上百游客在等待。讓親屬自力更生鄧小平故裡紀念園對面，坐落著一幢幢中式別墅，這是政府專門給從“鄧家老院子”周圍搬遷出來的農戶修建的，每幢別墅住兩戶人家。別墅區的電線杆上，有一個大而醒目的路標牌：“鄧小平舅父家‘淡氏農家樂’往裡50米”。順著路標的指示，記者來到一幢別墅前。一位穿著背心短褲的60多歲老人正在“淡氏酒家”門前打掃衛生。他熱情地招呼記者進客廳坐下，並自我介紹是“鄧小平的表弟”，叫淡文全。淡家客廳正牆的中央，懸挂著“鄧小平舅父淡以興之家”的大匾額，正上方挂著一張1986年鄧小平夫婦和淡以興夫婦在成都的黑白合影。兩邊的牆上，貼滿了主人收集的小平同志在各個時期的生活照片。進來吃飯的游人，都會在照片前駐足端詳。淡文全告訴記者，“小平表哥”一直對他父親淡以興很關照。大約從1977年下半年開始，淡家陸續收到從北京某信箱寄來的衣物等包裹，上面的署名是卓琳。其間，也會不時收到一些匯款，是給淡文全父母的生活補貼，每次基本都是10元錢。從1978年8月開始，這筆匯款每月都固定收到。“以前每次寄錢物來，卓琳嫂子就寫一封信給我父親。這年9月，她連續寄兩封信。信中說，‘?舅舅：8月份生活費10元已於8月初寄出，忘了寫信告訴你了，不知收到沒有？現在又寄去9月份生活補助費10元，望收。以后我們每月七八號給你寄，你估算一下什麼時侯可收到(這個月什麼時侯收到的下個月也差不多這樣)，你到時就去問一下……’”淡文全說，一直到1990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這筆固定匯款才停止。據淡文全介紹，他的表哥鄧小平雖然對淡家很關心，也很照顧，但更要求他們自力更生，不要依賴政府照顧。1978年初，鄧小平夫婦在成都接見廣安縣委領導時，曾告訴他們不要“因為是鄧小平的親戚”而給淡家搞特殊：“我們年年都給舅舅寄些錢，他好喝酒，寄多了會浪費，也對身體沒好處。你們在生活上不要給他太多照顧，叫子女們好好遵守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雖然我從沒見過小平表哥，但從小，我就感受到了他對我們家的關心。”淡文全說：“在我們協興老街，有人說因為鄧小平屬龍，所以他不回家。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對，表哥是非常愛自己家鄉的，我父母在世時，他經常詢問家中的情況，只是他工作太忙了，沒有時間回家鄉。”鄧家18代“根深葉茂”告別“鄧小平舅父家”，記者在鄧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長馬福的帶領下，走進了鄧小平故裡紀念園。這個紀念園以鄧小平故居為核心，園區總面積55萬平方米。園內上百種樹木、花草枝葉繁茂，像個森林公園。入內，首先到達的是鄧小平銅像廣場。“老人家”身穿短衫、軍便褲、圓口布鞋，面帶微笑地坐在廣場中央的椅子上，親切地注視著家鄉的山山水水。繼續往北走，是鄧小平故居陳列館，坐西向東。三個斜坡屋頂錯落有致，三宕三疊，隱喻鄧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經歷。中間一堵高牆直聳雲天，寓意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館內有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的展廳，分“走出廣安”、“戎馬生涯”、“艱辛探索”、“非常歲月”、“開創偉業”、“小平您好”六個部分展示了小平同志光輝的一生。在鄧小平故居陳列館，記者看到了新修訂的牌坊村《鄧氏家族分譜》。族譜記載，鄧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廬陵縣，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鄧家先祖鄧鶴軒以兵部員外郎之職入蜀，安家廣安。到鄧小平的父親這一代，鄧家已經在廣安繁衍了18代子孫。紀念館北邊500米處，是小平同志的故居——一個具有濃郁川東風情的農家三合院。院子大門朝西，由東、南、北屋組成。堂屋門額上挂著江澤民同志題寫的匾額：“鄧小平同志故居”。北廂房中間的一個房間裡，陳列著一張做工精細、古色古香的雕花木床。日，鄧小平就出生在這張木床上。“這床是用柏木做的，是小平同志生母淡氏的陪嫁。”陪同的馬福告訴記者，“和很多舊時的婦女一樣，小平同志的母親兼具四川婦女勤勞和善良的優秀品質。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說：‘當時那個家庭能夠維持下去，全靠母親。’”　　后院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村裡的老人說，小平同志小時候最喜歡到竹林裡玩耍。從竹林沿青石板路往北走百余米，可見一方形似彎月的荷塘。荷塘的旁邊有一口老井，這就是遠近有名的“鄧家老井”。上前看，井裡的水面竟高於外面地表近60厘米。據說，這口井是明朝時鄧家先祖遷入廣安時挖掘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鄧家祖祖輩輩和鄉親們一直共飲這口老井的水，他們用井水釀酒、磨豆腐。在這裡，童年的鄧小平經常幫母親淡氏提水洗菜。夏天，鄧小平還經常用井水沖浴。現在，“鄧家老井”已成了當地知名的礦泉水品牌。紀念園的盡頭，有一座造型精美的高大石牌坊，上書“德政坊”。牌坊用青砂石壘砌而成，高約12米。馬福告訴記者，據鄧家族譜記載，鄧家有過輝煌的族史，遷入此地后鄧家第十二世孫鄧時敏，1745年官拜大理寺正卿。告老還鄉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為表彰他的德行，嘉慶皇帝下旨為其家鄉賜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不過，牌坊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也曾三次改名。1958年“大躍進”時，全國刮起“共產風”和“浮夸風”。牌坊村也不例外，緊跟形勢，大煉鋼鐵，“大放衛星”，牌坊村改成了“偉大大隊”。1962年，劉少奇和鄧小平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出台了“農業六十條”，實行農業改革的緊急措施“三自一包”。各地此前充公的房屋、自留地、牲畜等私有財產又還給了農民，這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的生活也得到了較大改善。次年，“偉大大隊”又改回了“牌坊村”村名。可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革”開始，鄧小平被戴上“黨內第二號最大走資派”的帽子，“紅衛兵”、“造反派”沖到鄧小平家鄉，砸爛了牌坊村的村牌，強迫把村名改為“反修大隊”。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撥亂反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牌坊村又恢復了原名，一直到今天。馬福告訴記者，牌坊村村名的變遷，是時代的產物，並非全因小平同志的沉浮而變。當然，小平同志的沉浮對家鄉的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在今天的牌坊村，人們仍然記得這樣的順口溜：“我是廣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幾個人，小平同志快出來，免得我們餓肚子！”故居的三次維修小平同志的母親淡氏於1926年去世，10年后他的父親也病逝，此后一直是他的繼母夏伯根在維持這個家。鄧家人全部離開牌坊村是在1951年。當時，主政大西南的小平同志正在領導搞土改，他寫信給廣安當地政府：按政策辦事，不搞特殊照顧，將他家的家產全部分給農民。小平同志把從未謀面的繼母夏伯根和兩個妹妹接到重慶。廣安縣委和土改工作隊接到小平同志的指示后，立即照辦。鄧家的家產都分給了當地村民，9戶農民搬進了“鄧家老院子”。“文革”結束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到鄧小平故居參觀的國內外游客越來越多。而當時，“鄧家老院子”因年久失修已破舊不堪。從1980年起，廣安縣政府開始對鄧小平故居進行保護管理，並進行維修。據當時負責維修的縣委辦公室主任鄧欲治回憶：“縣政府給了我們1.1萬元經費，我們只是給小平同志故居添了些磚瓦，補了補牆壁，修了一條便道，在周圍栽了一些樹。可是，這一次小小的維修居然驚動了小平同志。鄧辦(鄧小平辦公室)專門通過四川省委過問此事。打那以后，廣安縣委再也沒敢對故居進行過維修。”但是，對小平同志故居進行維修和保護一直是家鄉人的心願。1986年春，小平同志偕夫人卓琳，到成都考察工作。廣安縣委領導專程前往成都看望小平同志夫婦。時任縣委書記的羅國興再次向卓琳請示：“故居太破舊了，要不要維修一下？”卓琳思考了一會兒說：“你們要把錢用在人民的事業上，故居能保留下來就行了。”回廣安后，縣委召集有關部門領導開會，研究故居到底維修還是不維修？討論的結果是：還是要維修，要不然故居就會垮掉。第二次維修時，遷走了住在裡面的所有農戶，門前的小路也變成了能開進小車的大路，共花費了17萬元。第三次維修是在2004年，即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的前夕，這次維修得到了中央、省市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馬福告訴記者，對於小平同志故居的保護情況，鄧家人沒有過多的要求，只是要求要多栽樹，說小平同志倡導“義務植樹，綠化祖國”，他的家鄉應該走在前頭。鄧家子女還把小平同志生前在北京親手栽培的樹木，移栽到了故居。他們說，把這些樹木移栽到這裡，就像是父親回到家鄉一樣。家鄉人三次邀請鄧小平回廣安小平同志同廣安鄉親合影1949年冬天，參加開國大典后的鄧小平，和另一位四川老鄉劉伯承，率劉鄧大軍向大西南挺進，以橫掃千軍之勢，肅清了國民黨在西南的殘余勢力。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成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員。從主政大西南到九回四川小平同志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四川故土。作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員，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接管城市、征收公糧、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修建鐵路、支援抗美援朝、開展少數民族工作、和平解決西藏……他無暇回廣安看看，只是在領導西南土地改革運動時，寫了封信給廣安縣政府，要求把他家所有財產分給農民。“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鄧小平最能體會四川的交通困難。重慶解放剛一個星期，小平同志就在西南局的會議上提出修建成渝鐵路的建議。1950年6月，成渝鐵路開工。歷經兩年，1952年7月正式通車。小平同志出席通車典禮后，才離開了四川回京。主政大西南的短短兩年多時間，是小平同志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直接在家鄉工作的經歷。小平同志調到中央工作以后，擔子更重，工作更忙。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先后9次回過四川。然而每次來去匆匆，因公務繁忙，他始終沒有回廣安老家。1958年初，小平同志專程到成都籌備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任國務院副總理，石油工業是他分管的重要工作。自從得知四川勘探出石油后，他就一直想回來親眼看看。2月1日，正值農歷臘月中旬，四川的天氣陰冷潮濕，小平同志乘火車、換汽車、踏泥濘，來到黃瓜山氣田。氣田黨委書記把從黃10井採集的兩小瓶油樣送給小平同志作留念。小平同志仔細端詳著，動情地說：“我總算看到家鄉的原油了！”1980年7月，小平同志在四川省委書記楊超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成都視察農村沼氣建設。看到用沼氣發電，燈光明亮，小平同志很是高興，關切地問：“能不能搞快一些？3年實現全省沼氣化行不行？”楊超說，3年恐怕不行。小平同志緊盯著問：“3年不行，5年怎麼樣？”“四川要搞快一點，先‘化’起來，這對於指導全國農村能源建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兩年后，小平同志又陪同外賓來四川參觀訪問。他對外賓說：“今天請你看看農村的沼氣。”川音不改、川土難離，小平的心裡始終牽挂著家鄉。在廣安，見過小平同志的隻有幾個人自從小平同志離開老家后，在廣安，見過他的人，除了他的舅父舅母，還有鄧欲治、黎仁海、張家義、羅國興、王洪峻和王仁全6人。他們當中，依然居住在廣安的，隻有鄧欲治和張家義兩人。日，時任廣安縣委辦公室主任的鄧欲治，接到四川省委打來的電話：“中央有位首長來四川視察，縣委的同志可以帶點土特產過來。”鄧欲治心想：是不是小平同志來了？雖然一時不能確定，他還是帶上了小平同志愛吃的家鄉特產：數十斤白市柚、錦橙廣柑和4箱廣安大曲酒。2月1日下午兩點，鄧欲治和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黎仁海、駕駛員張家義，開車從廣安出發，於次日凌晨5點到達成都金牛賓館。一進賓館，鄧欲治就看到了當天的《四川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有關小平同志的消息：“新華社1月31日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結束對友好鄰邦緬甸的訪問，今天下午抵達四川省府成都。”“太好了，小平同志就在這裡！”鄧欲治當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見小平同志一面，請他回家。得知小平同志要在賓館廣場接見工作人員，他們靈機一動，混進了被接見的人群中。見到了鄧小平，但他又不敢開口。“小平同志日理萬機，我們是縣裡面的一般工作人員，他會接見嗎？”還是黎仁海膽大，他跑到鄧小平秘書跟前說：“我們從小平同志家鄉來的，想單獨見見小平同志。”秘書答道：“現在還沒空，等一等吧。”他們以為這是客套話，就怏怏地回房了。沒想到，吃過午飯，正在休息的鄧欲治突然被叫醒：“快點准備，小平同志下午4點接見你們。”鄧欲治反倒有點不知所措了：“見了他老人家，該說些什麼呢？”他再也睡不著，把帶來的匯報材料看了又看。下午 4點，工作人員把他們領進賓館會客廳。過了一會兒，小平同志和妹妹鄧先芙、夫人卓琳一同走進來，笑容滿面地說：“大家隨便坐！”鄧欲治便隔著茶幾，在小平同志旁邊坐下：“我們受縣委的委托，代表縣委和全縣人民向敬愛的小平同志問好！縣委派我們來看望小平同志，順便送點水果來，表示家鄉人民的敬意。”小平同志說：“好，水果已轉到我們手裡，中午吃過了。”鄧欲治接著匯報家鄉的情況，廣安糧食總產量達到6.16億斤，人均500多斤，分到的口糧已增加到377斤。鄧小平邊聽邊算：“我離開家時，廣安人口才60多萬，現在百萬出頭，隻有6億多斤，每人口糧才300多斤，這是原糧，不是米。米才多少斤呀？口糧很低喲。”接著又說：“報上說廣安現有耕地90多萬畝，人均才8分地嘛，畝產千斤也不夠用。回去告訴縣委，把農業搞上去，早點建成千斤縣。”見小平同志如此關心廣安，鄧欲治心想：看來請小平同志回家鄉看看，應該不難。他趁機提出：“家鄉人都盼望鄧副總理回廣安指示工作。”結果出乎鄧欲治的意外，小平沒有說話。站在一旁的卓琳連忙接過話：“他很忙。你們這麼遠來看我們，回去向縣委和百萬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謝。”鄧欲治有點遺憾。但他知道，“文革”剛剛結束，鄧副總理要考慮的問題有很多，這次無法回家，就等下次。“我們回到了成都，就等於回到了家”廣安縣委駕駛員張家義，是唯一一個兩次見到小平同志的廣安人。日，農歷正月初四，四川省委來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經來到成都過春節，要見家鄉的代表和他舅父舅母。”當天下午，張家義開著一輛紅色三菱轎車，和時任廣安縣委書記的羅國興、副縣長王洪峻、辦公室主任王仁全、鄧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趕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點，鄧小平和王震在金牛賓館東樓接見了他們。“好啊，我今天終於見到家鄉的‘父母官’了。”還沒等他們開口，小平同志就先發話了，逐一問他們的姓名、年齡、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別高興，你們年紀輕，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區相比，廣安的差距還很大，群眾還不富裕，一定要把廣安建設好。”現在，這句話鑲刻在廣安市委大樓上。在跟小平同志道別時，他們提出請他回家鄉看看。王震說：小平工作特別忙，恐怕沒時間。小平同志沒有像上回那樣一言不發，他說：“請你們回去代我們向家鄉人民問好。”當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請小平同志回家鄉的請求，卓琳答：“他很忙，我們回到了成都，就等於回到了家。”這次去成都見小平同志的，還有小平同志的舅舅淡以興和舅媽楊鳳鳴。張家義對兩位老人的印象頗為深刻。“廣安縣委派了一名同志去請小平同志的舅舅、舅媽，告訴他們小平同志現在在成都，想見一見他們。舅舅淡以興一聽，就說：‘我在老家守了一輩子，小平怎麼不回家來呢？再說，我是舅舅，他是外甥，應該他回來見我。’他嘴上雖然這麼說，心裡還是很想念外甥，和縣委的同志一起到成都。”淡以興比小平同志大2歲，舅甥兩人一起長大，是當時小平同志在廣安老家關系最近的親屬。正因為這層關系，淡以興夫婦在文革期間吃盡苦頭，紅衛兵讓淡老漢用肘部和膝蓋支撐身體，在鋪滿碎石的路上“爬街”。見到舅舅，小平同志連聲說：“舅舅好，舅娘好！”淡以興開懷大笑：“小平好，小平好！”“過年了，給你們拜年。”小平同志風趣地拱了拱手。淡以興猛然想起什麼，在身上四處摸索，對老伴說：“走得太慌！你看你看，連壓歲錢都沒帶來，咋辦咧？”小平同志樂呵呵地說：“免了，免了，你把錢留下，給你的孫子買糖吃嘛。”淡以興對小平同志嘆道：“那幾年（指“文革”期間），硬是把我們整慘了，你曉不曉得?？”小平同志說：“曉得，曉得。”小平同志問舅舅，這幾年還有什麼困難？淡以興坦率地說：“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就是豬肉又漲價了……”小平同志又笑了：“我曉得。從下個月起，我每月多寄5塊錢給你，好不好？”這次見面，是小平同志離開家鄉之后，舅甥兩人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后一次。兩年后的1988年春節，86歲高齡、身體已不太好的淡以興對《文匯報》記者說：“小平今年還回不回來？他弟弟鄧墾回來看我了，我想他喲！”第三次請小平同志回老家的，則是一位廣安籍的四川電視台記者，名叫鄭興光。據鄭興光的朋友介紹，1988年6月，四川自貢燈會在北京北海公園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帶著小孫子泛舟觀燈：“你看，那是家鄉的龍燈！”在一旁採訪的鄭興光問小平同志：這麼多年過去了，您沒想過回家看看嗎？小平同志搖著頭說了兩個字：“我怕。”他怕什麼？這個問題在毛毛（鄧榕）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有所交代：“我們姊妹幾個都很想回家鄉看看，跟他要求過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讓，他自己不回也就罷了，也不讓我們回去。后來父親告訴我，我們一回去，就會興師動眾，騷擾地方。”小平同志的長女鄧林也佐証了這個說法：“我父親說，回去這個找你辦事，那個也找你辦事，太麻煩。”鄧小平弟弟鄧墾：“我們都遺傳了母親的骨氣”鄧墾為哥哥90歲生日寫“壽”字在深圳市羅湖區銀湖路的小山丘上，有一片幽靜的別墅區。這裡湖水清澈，綠樹成蔭。進入別墅區大門，爬上一片坡地，一棟白色的兩層小樓映入眼帘。這是鄧小平之弟鄧墾女兒的房子，1984年，鄧墾從湖北省副省長的位置退休后，在這裡頤養天年。一樓客廳窗明幾淨，朴實優雅，東面牆壁上懸挂著一幅鄧墾自己寫的書法作品：“青山綠水”。身穿白襯衣、綠馬甲的鄧墾，此時正坐在椅子上休息。他看上去和小平同志有幾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他個子很高。見記者進來，老人站起來迎接。他整理好自己的助聽器后，和記者握手，用濃厚的四川口音連續說了幾個“歡迎”：“我聽力不太好，但記憶力很好，經常想起兒時和小平在一起的日子”“我們都遺傳了母親的骨氣”在鄧家，鄧墾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時候，取名鄧先修。那時，姐姐鄧先烈9歲，哥哥鄧先聖7歲。后來，哥哥改名“希賢”，再改名“小平”。“在我的心中，父親是一個有著進步思想的舊社會人。”鄧墾回憶父親鄧紹昌時這麼說。鄧紹昌晚清之際畢業於成都政法學校，在廣安縣協興鄉教了幾年書之后，當上了鄉團總和縣團練的局長。當時，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正在四川興起，鄧紹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為宗旨的民間幫會“哥老會”，成為協興碼頭的“當家三爺”，后升任“掌旗大爺”。辛亥革命期間，廣安建立革命軍，鄧紹昌加入革命軍，當上了新兵訓練營營長。在鄧墾出生后的幾年裡，鄧紹昌因不願與當地的“鄉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擠，其團練局長一職被撤，他不得不拋下家小，到重慶“避禍”。家裡的重擔落在了鄧母淡氏的肩上。“母親是個很有骨氣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親的這個遺傳。”鄧家有40畝土地，在當地稱得上小地主。但父親“避禍”后，家中漸無積蓄，生活日益困難。淡氏的娘家是廣安一帶的名門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帶著兒子鄧墾去外婆家，這是鄧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離開時，淡氏向父母提出，帶點肉回去給孩子們吃，誰料遭到父母拒絕。從那以后，無論家裡有多困難，淡氏都堅持養豬。當時，鄧家和一個姓劉的地主家，曾有些來往。鄧紹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請劉家幫忙。“那時逢年過節不是要寫春聯嗎？劉家地主有文化，能寫會畫，我們就買了紅紙，請他寫春聯。可這個家伙很壞，寫了挖苦我們家的話。我母親、姐姐都不識字，不知道啊。小平發現后很生氣，立即把春聯撕掉，自己去買紅紙重新寫。那時他還很小啊，10歲上下的人！”為去法國絕食1918年，小平考入廣安縣立中學。由於鄧紹昌“避禍”日久，家裡舉債度日，小平的學費很難籌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捐款2萬多元，開辦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招收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青年入學，學制一年，畢業后赴法留學。在重慶的鄧紹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讓小平到重慶。鄧紹昌的這個決定，影響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當地，鄧紹昌也算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他對鄉間的落后狀況很不滿意。他察覺到，中國人要想出頭，必須學洋人之長，他要把長子“送到大地方的學堂去。”而留法預備學校的開辦，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不必花大筆的錢，就可以實現這個心願。但此舉遭到淡氏的極力反對，她埋怨鄧紹昌：“才十幾歲的娃兒，就弄到那麼遠的外國去，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哪個忍心?！”“我母親非常疼愛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長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願意小平遠離。”鄧墾回憶道，當小平得知母親反對時，他便躲在房間裡絕食，不吃不喝。“最終母親很勉強地同意了。小平離家去重慶時的情景，至今我都記得，盡管我當時隻有8歲。那時候四川農村人出門，背個包袱，裡面有幾件換洗衣服就行了。”鄧小平考上留法預備學校，是自費生。赴法留學的旅費大約300塊大洋，學校對自費生隻補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鄧紹昌回到廣安，變賣田產，仍然湊不夠錢。於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說明鄧小平出國后的光明前景，終於打動了淡家，拿出錢來資助小平。給家裡扔了兩個“炸彈”1920年夏，鄧小平乘坐“盎特蓬萊”號海輪赴法國勤工儉學。后來，小平同志在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道，他在法國並沒有上學，而是干活。當時，他和一批中國留學生，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就在這一年，廣安家中接到了鄧小平的來信。鄧墾回憶說：“哥哥在法國參加革命了，給家裡寫了一封信，信裡提出了兩個爆炸性問題。他是給家裡扔了兩個‘炸彈’喲。”第一個“炸彈”是解除“娃娃親”。鄧小平年幼時，鄧紹昌就和一個唐姓的朋友結了親家。“哥哥說革命就要解除舊婚約。可在我們當地，解除‘娃娃親’是聞所未聞的事情。”鄧紹昌硬著頭皮找到唐家，說明情況。然而唐家女兒認為，既然“嫁”到鄧家，便“生為鄧家人，死為鄧家鬼”，決不退婚。鄧紹昌無奈，便把唐家女兒接到自己家裡，當作女兒撫養。半年后，鄧紹昌托人說媒，以自家女兒的名義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塊大洋。第二個“炸彈”是關於回家的問題。“哥哥說既然參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顧家了。”上海登報尋哥哥1931年，鄧墾到上海求學。此時他與大哥失去聯系已有9年。他說，自從扔了兩個“炸彈”之后，家裡再沒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線索是：和鄧小平一同赴法的“遠親”胡倫，給鄧家捎了個信，說小平可能在上海。於是，鄧紹昌要鄧墾到上海后，設法找到哥哥。鄧墾初來上海，既不會說上海話，又無熟人，人海茫茫，何處尋找。“我當時不到20歲，到處找老鄉打聽，但在上海的廣安人不多，根本打聽不到他的下落。”鄧墾看報紙，發現報紙每天都有很多“尋人啟事”，他靈機一動：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我清楚地記得，日，我在當時小有名氣的《時事新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內容如下：鄧希賢兄鑒，弟已來滬，希見報速至法租界薩坡賽路辣裴德路口普慶裡五十七號（今上海淡水路與復興中路之間）一晤，弟先修啟。”在當年的上海，“尋人啟事”正是國民黨特務抓共產黨人的招數之一。特務們盜用共產黨人親戚的名義登報，等共產黨人按地址找過去，自然落入特務的魔爪。國民黨特務真注意到了鄧墾的“尋人啟事”，到他的住址附近打聽：有沒有四川人在這裡讀書？其中是不是有個叫鄧先修的？鄧希賢來找他了嗎？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鄧墾對哥哥能不能來，毫無把握。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鄧墾和幾個四川同學在一起聊天，突然走進來一個人。他戴禮帽，穿長衫，著西褲和皮鞋，看起來像個學者。他一進門就問：“你們這裡有沒有一個叫鄧先修的？”鄧墾對來人上下打量一番，“這是個印在我腦海中的面孔，時隔10多年，他的輪廓沒變。”鄧墾知道是哥哥來了，連忙回答自己就是。鄧小平連聲說：“好好好，你登了報我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馬上跟我走。”鄧小平把鄧墾帶到一個隱蔽的地方，簡單問了一下家裡的情況：“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說，現在你趕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幾個同學都要搬，全部離開這個地方。”“尋人啟事”事件在幾十年后還給鄧墾帶來了麻煩。“文革”期間，鄧墾被關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問他在上海怎麼找到鄧小平的。“我把事實講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們就是不相信。”沒辦法，鄧墾讓他們找來當時的報紙，查到了那則啟事，才算了事。兄弟倆一生聚少離多這次見面沒幾個月，小平同志就離開了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兄弟倆再次分離。又過了整整14年，直到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他們才重逢。“小平從太行山回到延安開會，當時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我們相隔14年才見第二面，但這次見面也非常倉促，開完會，他又回太行山去了。”解放后，鄧墾和鄧小平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他擔任瀘州專署專員，隻有到北京開會時，才能和大哥小聚。這種聚少離多的狀況，直到“文革”后才好轉。鄧墾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沒見了，小平讓我到他家裡住，大概住了十天半個月。他這個人有個特點，不喜歡講話，性格是內向的，在家裡面和子女講話都很少。這和他年輕時大不一樣了！他年輕時很活躍，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國留學的同志都知道，他愛講愛笑，被稱為‘小鋼炮’。后來性格慢慢就變了，沉默寡言，考慮問題比較多，看樣子是擔子重了。據說是到了華北129師以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賓去廣西，回京途中在武漢停了一下，與時任武漢市委書記的鄧墾住在東湖招待所。“那次，他還專門到我家來過一次，也沒說什麼，只是講，你這個房子還可以嘛。又帶了幾個廣西的芋頭給我。”2004年，在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時，鄧墾回到了家鄉廣安，踏進了“鄧家老院子”。見物生情，鄧墾感慨道：“小平一生獻身革命，沒有回家啊！”現在，鄧墾的身體還很好，他每天堅持練一個小時書法，散步一小時。他說他喜歡看小平的警衛秘書張寶忠拍的影集《警衛秘書眼中的鄧小平》，這本畫冊裡的鄧小平最平實、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時候，他就翻翻這本畫冊，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蓮花山公園鄧小平銅像前看看“哥哥”。警衛秘書張寶忠:“鄧小平是全國人民的鄧小平”北京西城區景山后街的一條胡同裡，有一座灰色大門、灰色圍牆的院子。院裡種了很多樹，高大茂密的樹枝伸出院牆，洒下片片綠蔭。這裡就是小平同志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家。他生前的警衛秘書張寶忠將軍，就住在隔壁工作人員居住的院子裡。日早晨，記者如約前來採訪張寶忠將軍。“歡迎，歡迎，屋裡請！”剛走到屋外的葡萄架下，就聽到一個洪亮的聲音，張寶忠將軍已熱情地迎了出來。將軍身材魁梧，體格健朗，行動靈活。記者怎麼也看不出，眼前是位74歲的老人。走進將軍家不大的客廳，一眼就能看到右側牆上挂著許多幅小平同志在不同時期的經典照片。我們的交談也就自然而然地從這些照片開始了。《環球人物》：大家都知道您還是一位攝影師，這些照片都是您給小平同志拍攝的吧？您是哪一年來到小平同志身邊工作的？張寶忠：攝影師不敢當，我只是業余水平，但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我拍攝的。我這大半輩子，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我一生都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參加工作后第二年，我就調入中南海，1954年被派到小平同志身邊工作。那一年，小平同志50歲，我20歲。小平同志在家裡不太愛說話，比較嚴肅，夫人卓琳則很和藹。那時，除了他們自己的五個子女，劉伯承元帥以及一些親友的孩子們，當時都在北京上學，每個周末都會到他們家裡來，大家在一起，非常熱鬧融洽。時間長了，我也從感情上融入了這個溫暖的大家庭。我在小平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裡，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提高與鍛煉。比如攝影，1978年，卓琳同志送給我一台照相機，我從此迷上了攝影。還有打橋牌，也是后來慢慢在小平同志身邊看會的。現在這些愛好依然是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些都只是業余水平。《環球人物》：您跟隨小平同志這麼多年，聽他提起過家鄉的話題嗎？他對家鄉的感情如何？張寶忠：當然有啊。四川廣安是小平同志的故鄉。雖然他沒有回過老家廣安，但是去四川的次數卻不少。小平同志始終深深眷戀著巴蜀大地，關注著家鄉的建設，關懷著家鄉的人民。改革開放后，有一年我跟隨小平同志去浙江考察。當時浙江省委的一位負責同志也是四川人，他曾對小平同志說：“四川這些年發展得不夠快啊，比不上其他省。”小平同志聽后表示同意，他說：“是呀，應該發展得更好些。”但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又把四川和全國一樣看待。小平同志在世時，一分錢都沒有特殊照顧過廣安。因為在他心中，裝著的是全國各省各族人民，鄧小平不僅是廣安和四川人民的鄧小平，更是全國人民的鄧小平。《環球人物》：小平同志16歲離開老家后，就一直沒有再回去過。現在，民間對小平同志沒有回家鄉的原因，也有很多傳奇性的解釋。比如，有人說是因為小平同志屬“龍”，“龍”出了海是不能回頭的。您對這些民間的說法怎麼看？張寶忠：這些說法我都沒有聽說過。不過，小平同志是唯物主義者，這些封建迷信的想法他是不會有的。要說他為什麼一直沒有回老家，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原因，他工作特別忙。尤其在1956年當了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后，就越發夜以繼日地忙碌。他自己后來也說過“我的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個時候”。另外，那個時候的交通、通信都不如現在發達，如果他不在，有些文件特別是急件就沒辦法處理。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需要他考慮的事情就更多了，因此人們授予他“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既普通又偉大的稱號。這一階段，他還常常要到經濟特區進行視察。這些都要佔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時間回老家看看。第二個原因，那時咱們的國家還很窮，經濟還很落后，小平同志沒回家鄉廣安，是他不願意驚動當地群眾，不願意給家鄉添麻煩。勞民傷財的事小平同志絕不會做。當年廣安的路非常不好，他如果要回家，當地肯定是要花很大一筆錢來維修道路。這樣一來，本來廣安的經濟就比較落后，他再回趟家，你想地方搞接待要花多少錢？而且肯定要興師動眾。在小平同志看來，把接待他的這些錢用到廣安經濟的發展上，比他回趟家更有意義。小平同志從來都怕國家為他多花一分錢，因此無論到哪裡他都提出一定不要接送，不要驚動群眾。“文革”以前也好，后來復出工作也好，都是這個要求。說到這兒，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小平同志的家自從1977年搬到這條胡同裡以后，他就多次提出，一定不要妨礙周圍群眾的生活。有一次，北京市為美化市容要求“黃土不露天”，要把道路兩邊露出黃土的地方用磚鋪起來。小平同志在胡同口看見了，就問我：“這個跟我們是不是有關系啊，人家是不是為我們特意鋪的磚？”我趕緊解釋說，這個和我們一點關系也沒有，是整個北京在搞美化，他才放心了。《環球人物》：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其中有“兩落”都是在“文革”時期。當一個人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會想到回家鄉，那麼小平同志在這個時期為何也沒有回老家看看呢？張寶忠：看起來你們這些年輕人是沒有經歷過“文革”。希望你們能熟悉這段歷史，這對你們今后的工作，對國家都有好處，也能夠使你們更進一步地了解和懷念鄧小平。“文革”時期，小平同志是沒有自由的，更不可能回廣安了。這種情況下，“文革”的確是他最不幸的時期。但是，小平同志胸有成竹，穩如泰山。他每天該干什麼還干什麼，該散步照常散步。《環球人物》：1989年，小平同志正式退休了。按照中國傳統觀念，“告老還鄉”理所當然，退休以后的小平同志是否有過回家鄉的想法？張寶忠：告老還鄉那都是過去人的想法。說到退休，我至今仍清楚記得，小平同志正式宣布退休的那一天，在我們往家走的路上，小平同志就很興奮地對我說：“張寶忠，我這回是老百姓了，我要去逛百貨大樓！”但是，考慮到安全原因，一直也沒能找到合適的時機安排他去逛逛王府井百貨大樓。后來到了1991年，我跟隨他去上海，終於實現了這一願望。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晚上8點左右，我們挑選了個百貨公司，在打烊之前，隻許客人往外出，不許往裡進的時侯，安排小平同志來到了百貨公司。他顯得非常高興，當他來到賣鉛筆的櫃台前時，突然說想給孩子們買幾支鉛筆回去。當時我們全傻了，因為誰都沒帶錢啊，根本沒想到要買東西。最后還是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吳邦國掏出了10元錢付了賬。小平同志退休后，依然時刻關注著經濟特區及全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才會有1992年的南巡講話。對於回老家這個問題，當時也有人想請他回去看看，但他回答說：“免了，我老了，不要給家鄉添麻煩了，希望一定要把家鄉廣安建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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