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也可以叫做人类的起源和归宿问题，是每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关心的终极问题之一。
西方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科学的进化论，另一种是神学的“创世论”。
按照西方科学――生物学――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是由灵长类的猴子进化而来，当然，猴子又是由更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来。
这种假设或论断的后半个是没有疑问的，即：地球上的生命是逐渐演变和进化的，而且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一点在我的《太极宇宙论》中结合《易经》和氨基酸密码的规律已经做了论证。当然，这个“祖先”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高级生命，而只是一类较小的有机分子，比如核苷酸。
但是，前半个假设和论断却是不靠谱的、经不起推敲的。低级生物产生并进化到猴子以后，猴子如何能变成人？人类和猴子的区别实在太大了：人类有复杂高级的意识和灵魂而猴子没有。进化论只是比较和分析了地球上古生物化石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得出的假设性结论，从猴子进化到人的这种假设中，有一个缺失的“环节”是无法解释的：科学家们发现了早期已经灭绝的灵长类化石、原人化石、穴居人化石、智人化石，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能把猿和人类联系起来的（类人猿）化石。猴子是在什么时候获得了、或者说被注入了人类的灵魂呢？还有，现在地球上还有这么多的猴子，它们为什么没有同步进化到人呢？
按照神学“创世论”的说法，人与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由神创造的。这种回答显然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其主观臆测的成分太多，缺少严肃的论证。让大部分西方人笃信不疑的基督教《圣经》，通篇说的就是这种主观的神学传说。
根据我阅读和掌握的文献来看，上述两种看法都有部分道理，但是又不完全正确。比较正确的是结合上述两种观点：
地球上的无机物质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产生了有机物和低级生命，然后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产生了高级生命，比如灵长类动物。但是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只到了这一步而已。
与此同时，宇宙中其它星球上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进行着同样的演化：无机物质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产生了有机物和低级生命，然后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产生了高级生命。
但是，有一点不同：也许这个星球本身诞生的时间比地球早亿万年，因此它上面所进行的这种物质演化和生命进化起始时间也比地球上早亿万年。那么，地球上的生命进化到猴子阶段的时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早已进化到我们现在人的阶段，甚至比我们现在人更高级，其对宇宙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人，达到了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的程度。
在宇宙历史上的某个时间，这个星球上的高级生命驾驶着宇宙飞船来到地球，看到地球上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有很多低级生命和高级动物，甚至有了灵长类的猴子。
于是，这些外星高级生命做了一个生物学或者说医学实验，抓了一些地球上的猴子，然后用基因工程中的转基因技术，把外星人自己的基因转入到了地球的猴子身上。从这一天起，这些被转入外星人基因的猴子的进化突飞猛进，短期内就获得了高级意识和灵魂并进化成了地球人，而那些没有被转基因的猴子仍然还是猴子。
这些外星人在地球人祖先们的眼里，就是各种各样的神仙，这在东西方的神话传说中都有丰富的描述。外星人当时来到地球时所乘坐的宇宙飞船，在地球人眼里就成了“众神之车””（参看厄里希?丰?丹尼肯的《众神之车》），而有一艘发生了故障被遗弃在地球上的小飞船，就被称为“诺亚方舟”（参看《圣经》）。并且这些外星人还在地球上留下了很多作品，这就是那些被称作史前文明的未解之谜，比如埃及金字塔等等。
外星人还留下了一个科研小组，来跟踪观察他们在地球上做的转基因实验工程，这个科研小组的生活基地就在月球（参看李卫东的《月球的秘密》），而且他们经常会驾着小飞船到地球上来看看
被他们用转基因技术改造后的猴子的进化情况，这就是地球上各种不明飞行物现象，以及外星人挟持地球人的原因。
正因为人类的身体有外星人的基因，所以有些人甚至能够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通神”。古人说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也许是真的：月球上的神仙们（外星人）经常在看着我们呢！据说地球上好几次核事故都被不明力量阻止在临界状态，而且事发当时附近都有不明飞行物出现。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次日本的核事故没有被阻止，也许这是外星人对日本人做坏事的惩罚。
但是，有一则资料无法解释，据说矿工在某个地质时代的岩石中居然意外地挖出了发动机火花塞！这可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内燃机上用的东西，而内燃机发明于十九世纪末，距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时间。难道地球的工业文明已经进行了好几次轮回？
东方的观点则既不是“神学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自然的”，而且是更符合自然规律、更能体现世界真相的。东方所谓的“天人感应”，其中的“天”指的就是自然界及其规律，而且认为生命和人都是从自然界中产生的，因此与自然界的运动必然相互发生感应。
所谓的“神力”，实际上是自然界各种复杂的规律所体现的力量，尽管自然界中能出现各种各样变幻莫测的组合，有些甚至被称为“超自然现象”，实际上还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并没有超出自然规律，而是存在一些人类尚未认识的新规律而已。
那么，在各种复杂的规律中，有没有一个能涵盖和包容所有规律的最根本最基础的规律呢？这是很多科学家都想努力寻找的，但是他们一般只能在各自的专业学科和领域内寻找，比如说化学中的元素周期律、生物学中的氨基酸密码、物理学中四种基本力（爱因斯坦甚至想把它们统一起来但是没能完成），这就是西方科学的最大缺点，它只是“分科的学问”。
东方的学问家们也一直在追寻这种根本的、终极的规律，而且他们找到了，这个规律就是《易经》中所揭示的太极阴阳规律。所以孔子赞叹说：易之大，足以“弥纶天地之道”，即“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在《太极宇宙论》中，也已经用易经的思想原理对现代西方科学的各个基础学科（数理化生物天文等）做了一些整体的论述。
其实，进化论和创世论，还是没能回答本文的问题，只是把问题转化为：生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不管是地球上的生物、人类还是外星人都是生命，我们还会继续发问：外星人又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外星人又是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本文中结合进化论和创世论已经做了回答：外星人在其星球上也是由低级生命进化而来，其低级生命也是由无机物
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组合变化而来。
外星人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
1、如果他们的生命和地球
上的普通人一样是有限的，那么最终结果和归宿也和地球人一样：消散回归到宇宙物质中。
2、如果他们的生命和地球上经禅修得道开悟的人一样，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肉身度灭回归到宇宙物质中，但是灵魂已经永久地存在于宇宙信息场中。
3、如果他们
既突破了肉体寿命的局限又得道开悟了，那么应该是能够与天地共存亡了。
对宇宙中生命的起源和归宿可以做上述回答，真正难以回答的是另外几个终极问题：
宇宙自身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宇宙有多大？它的外边界在哪里？
基本粒子有多小？它的内边界在哪里？
这些问题就不是科学所能回答的了，只能由哲学来回答。既然西方科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显然西方哲学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西方科学就是由西方哲学所指导的。
东方哲学却能回答这个问题，其中又以中国的道学和印度的佛学回答得最为根本和彻底（略）……
附（摘自某博文）：
有人说哲学是要解答人生三个大问题：
（一）&人是从哪里来的？
（二）&人在世界上生活，有什么目的？
（三）&人过了今世后，要到哪里去？
在人类的所有思维行为中，追求信仰是人生中最高尚、最纯洁、最有价值的思维行为。
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每一层探索、对人生价值的每一段思考、对信仰真谛的每一步追求，都是人生中最珍贵、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思维历程，这段思维历程是人类通向终极真理、实现存在最高价值的必经之路。
所以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应该有这样一段思维历程，以便完善自我，获得宇宙的终极真理。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质疑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是有其目的和现实意义的：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工业文明，深受达尔文进化论“丛林原则”的毒害，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处处以军事暴力行事，缺少和谐共存、中庸平衡的东方智慧。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_参考网
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
袁越关于中国人的来历，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彼此间争论不休。斯特林格的欧洲之旅1971年7月的某一天，一个名叫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的英国人开着一辆破车行驶在法国的高速公路上。他刚刚年满24岁，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人类学系的在读博士生。他想弄清楚现代欧洲人都是从哪里来的，便申请了一笔经费，去欧洲各大博物馆收集古人类化石证据。1.因纽特人在雕刻象牙 （摄于1990年）2.澳大利亚原住民 （摄于1885年）3.非洲埃塞俄比亚原住民哈默人这笔经费为数不多，勉强够他4个月的伙食费开销。为了省钱，他决定开自己的车上路，还经常在路边搭帐篷过夜，或者干脆就睡在车里。路过比利时的时候他甚至在流浪汉收容站过了一晚上，因为那里可以让他洗个澡。他还曾两次遭遇抢劫，所幸记录数据的笔记本没有丢失。就这样，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访问了10个欧洲国家的人类学博物馆，收集到了当时最全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数据。然后他用打卡的方式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让机器来告诉他答案。要知道，那时候一台计算机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互联网更是听都没听说过，他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开创了用电脑和大数据方式研究人类进化的先河，现在想来堪称壮举。一个古人类学家，为什么不去考古现场挖土，而是选择去博物馆收集资料呢？这就要从当时欧洲人类学研究的状态说起。前文说过，因为科技水平相对发达，欧洲一直是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地带，欧洲大陆挖掘出的古人类化石数量最多，保存质量也最高。除了前文提到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之外，1907年在德国的海德堡发现了一个人类下颌骨化石，和尼安德特人的不太一样。后来人们又在欧洲多个国家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它们被归为一类，学名叫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从形态上看，海德堡人应该是比尼安德特人更加古老的一个人种，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1921年，欧洲人类学家又在赞比亚的布罗肯山（Broken Hill）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类化石，看上去和海德堡人很相似。因为赞比亚在独立前的原名是北罗得西亚，因此欧洲人将这种化石命名为罗得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生活在非洲的海德堡人。如果再加上在亚洲发现的直立人，当时已经发现了至少5种古老型人类，他们全都生活在距今200万年以内，比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要年轻得多，属于人类进化的晚期，全都可以被划入人属（Homo）的范畴。科学家们猜测，人类的祖先虽然诞生在非洲，但很早就离开家乡迁徙到了欧亚大陆，逐渐进化成了很多不同的人属成员。如今这些成员都已灭绝，人属里就只剩下我们这一群孤零零的智人（Homo sapiens）了。这些古老型人类当中，究竟是谁最终幸运地进化成了现代智人，其余的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被淘汰出局的呢？这就是当时欧洲古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话题，他们尤其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欧洲人的直系祖先到底是谁。想象一下，如果现代人相当于成年人，古老型人类相当于小孩，那么只要在小孩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每天采一次样（比如每天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哪个成年人是从哪個小孩子开始长起来的，这就是经典达尔文主义为我们描绘的进化图景。这一派学者都相信，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找到足够多的化石，就能拼接出人类的整个进化史。但是，随着化石样品越积越多，这个理论遭到了怀疑。人们发现化石并不像经典达尔文主义预言的那样随时间一点一点地匀速进化，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然后突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物种大批消失，新物种迅速涌现。地球上曾经发生过至少5次这样的大变化，每一次都造成了至少75%的物种灭绝，史称“物种大灭绝事件”（Mass Extinction Event）。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600万年前，直接导致恐龙从地球上消失，原本被恐龙压制的哺乳动物趁机兴起，迅速占据了恐龙留下的生态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霸主。2.美国古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尔德雷格3.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格林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哺乳动物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感谢这次物种大灭绝事件，否则地球上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人类了。化石研究结果还显示，即使在物种大灭绝事件之间，物种的进化也都遵循这种间断性跳跃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匀速的渐进演化。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美国古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尔德雷格（Niles Eldredge）和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共同提出了“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话，那么物种倾向于保持不变，因为没有发生变化的动力。一旦环境发生改变，更加适应这一变化的新物种就会在很短的地质时间段内突然出现，然后迅速达到新的平衡态，并维持下去。
这个理论目前尚有争议，但支持者越来越多了。该理论对于人类进化研究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解释了“缺环”的原因，早期人类学家相信从猿到人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应该在化石上留下证据。谁知挖掘出来的大部分古人类化石都可以被分成几个大类，比如南方古猿和直立人等等，每一大类的化石都是突然出现的，然后就基本保持不变，有的甚至可以在上百万年的时间段内都不发生显著变化，非常符合“间断平衡”理论的预言。但是，这样一来就给考古学家研究人类进化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不同的古人类之间的进化关系变得难以确定了。第二次走出非洲必须指出的是，“间断平衡”理论并没有否定达尔文进化论，只是对进化论所做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已。但这个理论意味着各个古老型人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像经典达尔文理论预言的那样可以轻易地推断出来了，它们在进化史上的先后顺序也不再那么容易地被看出来。于是，人类学家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分析不同人种之间共有特征的多少来决定它们之间的遗传关系，再通过它们和现代人骨骼形态的相似度来推断进化过程的先后顺序。举个例子：自行车、汽车、飞机和火箭都可以被归为交通工具，如果要进一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按照“是否有发动机”这个特征把自行车首先分出去，然后再根据“是否会飞”这个能力把汽车再分出去，最终剩下的飞机和火箭相互关系最近，可以归到“飞行器”这个大类中。古人类学家们所要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过，早年的古人类学研究方法相对原始，往往是挖出化石的人凭经验去做判断，即使测量也只测少数几个指标，缺乏全面的横向比较。这个方法显然很难避免研究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往往掺杂着太多的个人偏见，不够客观。斯特林格最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利用计算机来辅助人脑做判断，尽可能地减少因偏见导致的误判。计算机分析需要大量的优质数据，而当时欧洲各大博物馆均收藏了不少古人类化石，于是斯特林格挨家挨户地访问了这些博物馆，用相同的方法测量了这些头骨化石的各种相关数据，建立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最全的人类化石数据库。然后他又求助于一位美国人类学同行，获得了当代不同族群成员的头骨数据。他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特殊，尼人和欧洲人、非洲人、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等等各种现代人之间的距离都差不多，这说明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而是一个进化死胡同。不但如此，斯特林格还发现世界各地挖掘出来的具备智人特征的人类化石（比如克罗马农人和奥瑞纳人）全都和真正的现代人更相似，都有着细长匀称的身体构造、细小的牙齿、低眉骨、圆额头、下巴颏突出、颅骨壁较薄等特征。相比之下，目前挖掘出来的所有的古老型人类化石（比如尼安德特人或者直立人）都有着粗壮笨重的身体构造，牙齿较大、高眉骨、平额头、没有下巴颏、颅骨壁较厚等特征，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他认为这个结果说明所有这些具备智人特征的人都应该被划入同一个物种，即“人属智人种”。这个人种包括了当今世界上的所有人，而且无论是黑人白人黄人还是美洲和澳大利亚土著，全都是同一个古老人群的后代。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古老型人类则大都走入了进化死胡同，惨遭灭绝了。冰河时期动物想象图有人曾经用“诺亚方舟”或者“伊甸园”来形容这个假说，这两个词在这里并没有宗教含义，而是说所有现代人都是少数幸存者的后代，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死光了。这个理论明显是针对库恩的“多中心假说”而提出来的，后者认为欧亚非这三个大陆的现代人都是由各自大陆上的古老型人类分别单独进化出来的。斯特林格认为库恩在做研究的时候带有个人偏见，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計算机不带偏见，得出的结果证明库恩的假说是错误的。斯特林格虽然相信所有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但他一直不敢肯定这个“伊甸园”到底在哪里，最终还是非洲发现的新化石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年，路易斯和玛丽（“露西”化石的发现者）的儿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y）领导的一个考古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Omo）河谷发现了和现代智人非常相似的人类化石，当时的测年结果是13万年，比在以色列的两个山洞斯虎尔（Skhul）和卡夫泽（Qafzeh）中所发现的智人化石要早得多。以色列化石的年代大约为距今9万年左右，但已经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智人化石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奥莫化石的测年结果被修正为19.5万年，比欧亚大陆的智人化石早了10万年。这批年代较早的智人化石在古人类学界有个更学术的名称，叫“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意思是说他们的骨骼结构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了，仅凭化石很难区分，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智力）则很可能还是和现代智人有很大差异，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早期现代人。大约从4万～5万年前开始，早期现代人突然发展出了高级的智慧，具备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出现了复杂的社会行为，这些人就是我们，学名叫“人属智人种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或者也可以简称为晚期智人或者现代智人。理查德·利基因为发现奥莫化石而出了名，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又于1984年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骸骨化石，取名“图尔卡纳男孩”（Turkana Boy）。测年结果显示，这是个生活在160万年前的少年，身高达到了1.6米，比非洲能人高出很多。颅容量虽然还是比现代人小不少，但体形修长匀称，已经没有多少猩猩的痕迹了，说明这个男孩完全适应了在平原上生活，不再经常爬树。换句话说，如果给他穿上衣服并戴上帽子的话，这几乎就是个现代人，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差别的。
考古学家们后来在非洲又发现了一大批类似的化石，它们合起来被称为“人属匠人种”（Homo ergaster）。匠人生活在距今190萬～140万年前的非洲，“匠”的意思是他们会制造复杂的石器工具，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智力。考虑到“能人”的定义尚存争议，非洲匠人应该算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个毫无争议的、基本具备人形的物种。日，英国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坦桑尼亚和当地牧民交流后续研究表明，非洲匠人和亚洲直立人无论是身体形态、脸形样貌还是制造工具的水平都极为相似，两者要么属于同一个物种，要么是从某个非洲祖先分离开来的两个亚种。后来人们又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Dmanisi）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直立人化石，他们很可能就是不久前刚刚走出非洲的匠人的后代。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斯特林格于1984年在一些专业会议上提出了“晚近非洲起源”（Recent African Origin）假说。这个假说后来被媒体说成是“走出非洲”，但斯特林格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化石证据已经证明古老型人类起源于非洲，而且早在200万年前便已走出了非洲，这是没有争议的。斯特林格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智人的起源，他认为我们都是距今几十万年内诞生在非洲的一群早期智人的后代，这群人再次走出非洲，取代了当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老型人种，所以也有人把这个假说叫“第二次走出非洲假说”（Out of Africa II），或者“取代模型”（Replacement Model）。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和斯特林格抗衡，双方从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未终结。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1984年，美国学者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澳大利亚学者阿兰·索尼（Alan Thorne）和中国学者吴新智共同提出了“多地区进化假说”（Multiregional Hypothesis），向斯特林格发起了挑战。“很多中文媒体都把我们提出的这个假说称为‘多地区起源假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类起源于非洲是肯定的，原本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古老型人类也都是从非洲过去的，这个没有问题。”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我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讨论的是现代人的进化问题，和人类起源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现代人是从生活在各地的古老型人类分别进化而来的，至今仍然保留着各个地方的古人类独有的特征。”作为多地区进化理论的三位奠基人之一，学解剖学出身的吴新智在国际考古学界享誉盛名。他于1999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还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副所长。虽然他年事已高，已经不是每天上班了，但所里至今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收藏了很多人类头骨化石的复制品。“东亚地区出土的更新世时期的人类化石有几个共同特征，比如面部和鼻梁相对扁平、眼眶呈长方形、上门齿呈铲型等等，这几个特征在其他地区则非常少见。”吴院士如数家珍地拿起一个个头骨模型给我讲解“多地区进化假说”在化石上的证据，“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就是在以北京人为代表的几个东亚直立人支系的基础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连续进化而来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也未发生过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与此类似，欧洲、非洲和东南亚诸岛上的土著也都是从那里的古老型人类进化而来的，各个人群在进化过程中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所以仍然可以被划归为同一个物种。”这个说法听上去和库恩提出的“烛台理论”非常像，但吴院士认为真正的灵感来自魏敦瑞，因为他们的理论和魏敦瑞早年提出的“多中心假说”一样，都认为各个人种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基因交流。“我们的理论相当于在烛台的每只蜡烛之间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代表不同人种之间的杂交，因此我认为更准确的叫法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吴院士对我说。为什么同样都是化石专家，面对的也都是同样的样本，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讨论。首先必须承认，利用人类化石来研究人类进化途径本来就存在很多问题：一来化石稀缺，样本量太小，很难用化石构建出整个进化链条;二来化石分类方法不够精确，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不同的分类标准，以此来建立化石之间的进化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连续进化派”会认为东亚古人类化石的某些特征延续到了今天的东亚人，而“取代派”却认为这些特征是来自非洲的古人类。换句话说，同一个化石样本，因为关注的焦点不同、选取的数据不同、采用的标准不同，很容易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好比前文举过的那个交通工具分类的例子，我们既可以按照有没有发动机来分类，也可以按照有没有橡胶轮胎来分类，前者把自行车先分了出去，后者却把火箭先分了出去。到底是发动机重要还是橡胶轮胎重要？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标准是人为制定的，个人偏好起了很大作用，这就给政治（或者其他因素）干预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据斯特林格回忆，当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之后，收到了很多抗议信，其中夹杂了不少言辞恶劣的个人攻击，甚至他的好朋友也对他恶语相加，认为他的理论是垃圾。反对的人当中，一部分人认为不同人种相互之间的差异巨大，大家不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另一部分人则不相信人类祖先竟然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全部“取代”了，这件事太荒唐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不难发现第一种反对意见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和劣等民族是同一家人，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同样暗示自己的祖先是文明人，不会像野蛮人那么冷酷无情。有意思的是，种族主义者以前曾经支持过一个类似的“取代模型”，这就是北美大陆的“土丘之谜”。原来，当初欧洲殖民者占领北美后，发现这里有很多土丘，也就是用泥土建起来的微型金字塔，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也不知道这些土丘到底是谁建的，它们的历史便成了一个谜。美国考古学家一直不愿相信土丘是北美印第安人修建的，而是构想了一个远古时代的高级文明，土丘是由那些高贵的文明人建造的，但后来“野蛮”的印第安人用蛮力打败了这个高级文明，将其完全“取代”了。可是，当时其实已经有好多证据表明土丘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修建的，只不过年代太久，被当地人遗忘了。美国考古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居住的这块大陆自古以来就是荒蛮之地，幻想着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堪比印加、玛雅甚至古代欧洲的灿烂文明。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这种“取代”真的发生过，这样就可以为北美殖民者用武力“取代”印第安原住民找到借口。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欧美学术界的政治氛围发生了180°大反转，任何涉及种族歧视的理论或者言行都会立即遭到抵制，哪怕仅仅是暗示也不行。再加上“取代派”獲得的证据越来越多，斯特林格提出的“晚近非洲起源”假说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已经成为欧美科学界的主流理论。支持“多地区连续进化”的人不但成了少数派，而且大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于是欧美科学界便指责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为了满足爱国主义情怀才去支持“连续进化”理论的。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在印尼发现的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根据《自然》（Nature）杂志的报道，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印尼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于2003年在印尼弗洛里斯岛（Flores）的梁布亚（Liang Bua）洞穴中发现了一种身高只有1.1米左右的小矮人化石，他们颅容量很小，胳膊也更像猩猩，看上去就像是矮化的直立人，所以又名“霍比特人”。最初的测年结果显示弗洛里斯人化石的年代是距今1.2万年，此结果一出立刻引发了巨大争议，没人相信这样一种古老型人种居然在一万多年前还活着。这个发现对于“连续进化”学派是个严重打击，于是这一派的印尼领军人物拉迪安·苏鸠诺（Radien Soejono）和他的合作者特乌库·雅各布（Teuku Jacob）便发表文章认为这不是一个新人种，而是得了某种病的现代智人。苏鸠诺和雅各布属于少数几位可以自由出入总统府的印尼国宝级科学家，两人都是从日据时期过来的，对印尼的殖民历史非常敏感，所以两人都对西方人来印尼挖化石很不满，导致欧美考古学界多年来一直躲着印尼，生怕惹麻烦。两人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打压印尼国内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因为后者大都支持“取代说”。弗洛里斯人化石被发现后，雅各布用行政手段将化石强行收走，后来迫于国际学术界的抗议，这才不情愿地将其归还，但还回来的化石损坏严重，很多地方都有重新黏合的痕迹。在雅各布的暗中操纵下，印尼政府于2005年颁布禁令，禁止外国科学家进入梁布亚洞穴，直到雅各布去世后这项禁令才被解除。后续研究结果显示，弗洛里斯人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人种，很可能来自100万年前迁徙至此的直立人。因为岛上资源匮乏，这群人迅速矮化，最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类似这样的“孤岛矮化”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一点也不奇怪。2016年，新的测年实验否定了以前的结论，弗洛里斯人早在5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这一时间点恰好和现代智人进入印尼的时间相吻合，所以他们有可能是被现代智人杀死的。类似的事情在欧洲也发生过，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时间也和现代人进入欧洲大陆的时间相重叠，也有可能是被后者杀死的。2017年，新的化石研究又否定了此前关于弗洛里斯人来源的结论。澳大利亚学者借鉴了斯特林格的思路，用计算机分析了弗洛里斯人的骸骨化石，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说弗洛里斯人不太像是亚洲直立人的后代，而更像是从非洲能人直接进化而来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类起源是目前国际上相当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新发现层出不穷。但起码从现在收集到的证据来看，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弗洛里斯人是一个全新的古老型人种，他们并没有变成现代人，而是走进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的存在为“取代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中国也和印尼一样，被一部分西方学者当成了政治干预科学的例子。“中国科学家不愿相信人类来自非洲，他们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考古学家曾经这样评价。我在采访过程中听一位考古学家说过这样一个例子，当年有一位省委书记指示考古学家“点一把火”，想办法证明在当地发现的一处古人类遗址有用火的迹象，这样就可以为该省增光，顺带吸引游客。不过，我采访到的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均否认自己受到了某些非科学因素的影响，比如吴新智院士就坚信“多地区连续进化”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在化石和石器等方面均有过硬的证据。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双方的证据，把科学的问题还给科学。把科学还给科学两派争论的焦点是人类化石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头骨化石，更是存在多种分析方法。斯特林格用计算机分析法把头骨的一些可测量性状进行了统计分析，而吴新智则更强调那些非测量性状，比如眼眶和门齿的形状等等。他曾列出过23项中国人独有的解剖学特征，以此来支持多地区连续进化理论。对于这些证据，“取代派”并不否认，但提出了不同的解读方式。他们认为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导致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演变成了某种特殊的模样。比如，已知高鼻子可以为吸进去的冷空气加热，欧洲气候寒冷，所以欧洲人都是高鼻子，赤道非洲气候炎热，所以非洲人都是扁鼻子。相比之下，中国中原地区纬度适中，不冷不热，所以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进化出了高度适中的鼻子。这不是进化连续性导致的，而是环境使然。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我专程去长春采访了中国体质人类学专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他认为“取代派”的这个解释在某些性状上是说得通的，但在另外一些性状上却很难成立。比如铲形门齿（即在门齿的后面有个凹槽，像个铲子）这个性状，在他们研究所收集的两万多例古人类骸骨当中，除了新疆地区挖掘出来的之外，只要有牙的，百分之百都是。另据统计，现代中国人当中有80%～90%的比例也是铲形门齿，相比之下，欧洲人只有10%是铲形门齿，非洲人的比例也只有15%，均属于少数。“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朱泓对我说，“我认为对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铲形门齿遗传自中国的古老型人种，是他们把这个性状传给了现代中国人。”铲形门齿确实是“取代派”的一个很难越过的坎，但这一派也不是全无应对。科学家发现，一种名为“人类外异蛋白受体”（Human Ectodysplasin Receptor）的蛋白质在不同人类种族中具有不同的特性，大部分东亚人体内携带的都是EDAR370A这种突变体，该突变发生于大约3万年前，符合取代模型的预言。2013年，有人将这种突变体对应的基因转入小鼠中，发现小鼠的体毛变粗了，说明这个基因突变很可能就是东亚人头发为什么又粗又硬的原因。更有趣的是，这个基因还和牙齿的形状有关，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突变才使得中国人都有铲形门齿的。
换句话说，东亚的自然环境选择了又粗又硬的头发，铲形门齿只是这个选择的副产品，因为同一个基因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当然了，这个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但起码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自拿出了有一定道理的科学证据，而不是互相指责对方政治不正确，这就是进步的体现。不光是化石的形状可以用来讨论，就连化石的分布也是很重要的证据。“取代派”最常用的一个证据就是中国在距今4万～10万年这段时间内的人类化石非常稀少，他们认为这个事实说明11万年前开始的末次冰期导致中国本土人口急剧减少，甚至濒临灭绝。于是，当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于4万～6万年前迁徙到中国境内时，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空旷大陆，“取代”没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我就这个问题专门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研究员，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过去中国的考古科学不发达，人类化石出土的非常少，所以才会给人以4万～10万年人类化石空白期的印象。如今大家都开始重视考古学研究了，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像黄龙洞人、柳江人、道县人和田园洞人等等古人类化石遗址都处于这一阶段。”高星对我说，“这些新出土的化石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白，证明这段时间内中国这块地方是有人居住的。”除此之外，高星还对末次冰期的影响提出了质疑。“末次冰期大约开始于11万年前，但直到大约7万年前才真正冷下来，其对世界各地气候的影响程度是很不一样的，比如中国就没那么严重，不至于把东亚直立人都灭绝了。”高星对我说，“研究显示，至少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不存在典型的冰川遗迹。再说了，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都挺过来了，人没有理由挺不过来。”高星的专业是旧石器研究，目前担任着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一职。他认为化石证据固然很重要，但人类化石的数量还是太少了，仅靠化石来研究人类起源是很不够的。“目前中国境内一共发现了2000多处人类文化遗址，但其中有人类化石的只有70多处，也就是说，在最近这10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只找到了不到100个个体，他们能代表所有人吗？”高星对我说，“更何况化石研究本来就很难量化，大部分遗址挖出来的往往仅仅是几枚牙齿而已，靠化石是很难填补人类进化缺环的，只有石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确实，石器一直是人类考古学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一来石器数量大，可供研究的样本多，二来石器可以反映出制造者和使用者的生存状况，这是仅凭人类骨骼化石无法知道的信息。非洲的石器研究尤其发达，科学家发现非洲石器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技术进步都非常显著，层层递进的特征极为鲜明，行家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个石器来自哪个阶段，甚至连挖掘地点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相比之下，东亚出土的石器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明显少于非洲，其复杂程度更是远不如非洲，甚至连欧洲也不如。“如果取代派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在中国境内找到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带进来的先进石器。但是，中国的石器自170万年前开始出现以来，直到距今一万年为止，一直是非常简单粗陋的。”高星解释说，“举个例子：我2000年回国后接手了三峡地区的文物抢救工作，发现了60多个被错误地当成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原因就是那里面发现的石器全都很简单，看上去和旧石器时代无异，但实际上它们都属于距今年的新石器时代，这个现象用取代模型是很难解释的。”对于这个问题，取代派也是承认的，但他们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制作石器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越是复杂的技术会的人就越少，因此也就越容易失传，也许现代智人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把这项技术丢掉了。另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境内缺乏适合制造精细石器的石材，不过高星否认了这一点，他告诉我，曾经有人用中国随处可见的鹅卵石打造出了复杂的石器，说明这个理由不成立。第三种解释最有意思。有人研究了中国境内特有的竹子，发现用它可以制造出非常精细的工具，切肉剔骨等任务都可以轻松完成，一点也不比高级石器差。用竹子做工具的优点是制造过程简单、成本低，缺点是无法保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境内找不到先进石器的原因。高星认为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必须想办法找到古人使用竹器的证据（竹器留在骨头上的割痕和石器不一样）才能确定。结语总之，关于现代智人起源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两种理论，彼此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化石和石器的证据都太少，研究方法也不够精确，存在多种可能性。有趣的是，欧洲考古界并不存在这样的争论。绝大多数欧洲科学家均已承认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全都是非洲移民的后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科研传统深厚，欧洲科学家受到的政治干涉较少。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考古学研究开展得早，无论是化石还是石器的证据收集得较多，证据链较为完整。第三个原因就是欧洲并没有挖出过太多不符合现有理论的化石，但中国在近几年却出土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化石。比如前言中提到的许昌人化石正好处于末次冰期的开始阶段，许昌人兼具欧亚大陆古老型人类和早期现代人的特征，说明这一阶段的中国人正在向现代智人进化，符合多地区进化理论的预言。前言中提到的湖南道县牙齿化石之所以在国际考古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原因也在于此。按照“取代模型”的观点，现代人是4万～6万年前才迁徙至东亚的，此前这一地区只有古老的直立人，但道县福岩洞内发现了距今8万～12万年的现代人牙齿化石，不符合“取代模型”的预期。就这样，继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化石之后，中国再次成为人类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地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呢？如果不是的话，黄龙洞人、柳江人、道县人、田园洞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道县人和许昌人等等这些发现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有可能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光靠化石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到更加准确的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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