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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虫说：一点也不
佚名 本站原创
&&&&&&&&&&&&&&&& ――秦晓华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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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我们应该有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是一条路，老师和学生共同走过。那路上有悲伤，也有欢乐；有岑寂，也有喧嚣；有艰辛，也有风景；有知识，也有人生……那应该是一次充满诗意的旅行。那条路，孔子曾经走过，他和学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条路，苏格拉底曾经走过，他和学生们边走边讨论着各种问题，逐层诘问，催生智慧。让我们共同上路吧!
& &&他曾经是一个失败者的模版，求学、工作、生活一路蹉跌，屡败屡战；他如今是首批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江苏省较年轻的特级教师、“333”人才，最年轻的徐州市优秀专家。看似矛盾，实则必然。因为他始终抱持着“蒲公英情怀”：看似弱小的生命却蕴藏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前方。自踏上教育岗位的那天起，他就没有中断过在行进中思考，在思考中行进。在他近2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既平行，又交叉的轨迹：徐州市优秀班主任――徐州市名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徐州市语文评优课一等奖――江苏省语文评优课一等奖――全国语文评优课一等奖，《“论语”音辨》――《我教〈我与地坛〉》――《不敢读史》――《语文自学辅导教学思想及策略研究》……诚如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成尚荣先生所说：“秦晓华总觉得队伍走得慢，于是，他离开了队伍，要当一回领跑者。当队伍跟上他的时候，他又回到队伍。不过，他又因为队伍走得慢，离开了。这就是有追求。有追求的人，在路上有一种被追逐的感觉，有一种崇高感。”诚如《徐州教育科研》编辑部主任郑少华女士所说：“我们一向惊叹于他成长和成功的迅捷，却并不了解他的付出和努力。今天从这张书单里我们分明看到他前倾而努力的攀登姿态、他脚下陡峭而漫长的成长阶梯。”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位教师写的关于《成长•路径》一书的读后感，文中说：天资聪明如秦晓华。我不觉惭愧万分。我一点也不聪明，有事实为证：小学时，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当着所有家长“表扬”我：“你看人家秦晓华，笨鸟先飞，成绩也不错嘛。”我何止是“笨”，“命”也不好。小学考初中，离理想的重点学校差一分而落榜。据说若干年后，我母校的校长还以我为反例说明考试中心理素质的重要性。中考再次与心仪的重点高中擦肩而过，依然就读于普通中学。高三预考，市区第三。正式高考，出现重大失误。大四考研，外语差一分，名落孙山。我的求学之路，可谓命途多舛，一路蹉跌。现在说来，付之一笑，甚至以为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可当时的耻辱与痛楚，刻骨铭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云云，差可形容我彼时的心情。好在，我从没放弃过。不是因为我乐观，过去是出于一种不服输的本能，现在是因为我相信这样一种观点：人生得失大体平衡，尽力而为，尽志无悔。我最喜欢的警策有二，均与孔子有关：一是他的原话：“吾道一以贯之”；二是《列子》所载，当子贡倦于学告诉孔子 “愿有所息”时，孔子所说的“生无所息”。茨威格曾经发表过所谓“创口论”，即凡有成就的人都有隐而不露的创口，然而正是这个秘密的创口激发出他们人生的潜能。我当然不是所谓“有成就的人”，但我确信这番话是只有深谙生命底蕴的人才能说得出的。
和求学之路相比，我的教师生涯虽也有过精神危机，但总体平顺一些。我1993年通过双选分配至徐州三中工作，1998年任教科室副主任；2000年调入徐州四中工作，任副校长；2001年徐州四中和徐州六中合并成立徐州高级中学，转任徐州高级中学副校长，目前兼任副书记。虽然从事行政工作也有10多年了，但我的本色从来都是教师，从未脱离教学一线，从未离开过课堂。我不可救药地爱着学生，爱着课堂，爱着教师这个迷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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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成长就精神格局的发育而言，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崇拜――怀疑――创立。&&&&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关于古希腊怪兽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故事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两张床，一张床长，一张床短。过路的人都得被他拉到床上去量一量，而他总是把高个子拉到短床上去，把矮个子拉到长床上去。结果可想而知，高个子被锯短，矮个子被拉长，所有人均死于非命。第二个版本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只有一张床，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到这张床上去量度，凡不合床的尺寸的均要被拉长或锯短，结果差不多，几乎所有人都死于非命。你觉得哪一个版本更像“正版”？这是我每次都问的问题。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隐喻了教育的诸多问题。第一个版本，我不太认同，因为把普洛克路斯忒斯描写成了一个杀人狂；第二个版本，倒是像极了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希望用统一的尺度去塑造学生、衡量学生。理想主义者并不可怕，怕的是过分脱离实际，比如普洛克洛斯忒斯，也许动机不坏，但结果很糟。他并没有因为标准统一而制造出完美的人来，如同我们曾经有、现在有、将来未必没有的教育一样，恰恰起了反教育的作用，起了摧残孩子的作用。其实，理想主义者和杀人狂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回想自己的从教经历，不觉如芒在背。曾几何时，我不也认同甚至崇拜过这样的教育观吗？不也热衷于教育的“五统一”（统一的管理、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招生）吗？不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成绩、分数、升学率来评价学生和教师甚至学校吗？此际，又想到了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中那个正用模具“克隆”小人的先生何尝不是自己的身影？我工作的第二年就被评为市优秀班主任，据说最有力的依据是我的班级一年内无一人次违纪。这曾经让我自豪的“事迹”，现在想来，很让我不安：我不是一个专制型教师，但是很显然，要做到一年内无一人次违纪，我的确使用了专制手段和高压措施。牺牲了学生自由思考、自由行动的权力，换来无违纪班级的荣誉乃至优秀班主任的头衔，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于是，走向了怀疑。巧得很，又碰上了一次全民性声讨运动。《夏令营中的较量》、《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素质教育在美国》等选择了向外的视角，《女儿的作业》、《盲点》、《沉疴》等选择了向内的视角。权威被颠覆了，教材被更换了，课程被改革了。这也逼使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认真审视和价值重估：传统教育是以知识和记忆为主的教育，体现的是工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这种教育特征在本质上是面向过去的，课程与教材内容本质上与前人的实践是一致的，整个人才结构呈“金字塔型”。这种教育观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国的育儿文化认为，为了使孩子长大后能像大人一样尽到做人的职责，就必须对其严加管束。所以，就有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的箴言，就有了“棍棒之下出孝子”的俗语，就有了“孟母三迁”的美谈。出于重教，因而尊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天地君亲师”，师生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甚至“待之若拘囚”，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过程。这种育儿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中来，考试自然成了社会对个人进行鉴别和选择的一个筛子，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这一机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被过分强化了的考试的筛选功能使得学校在促进学生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学生的人格遭到扭曲。这种育儿文化盘踞在人们思想深处，形成了以知识和能力为本位，以选拔为基本特征，以应试为主要内容的精英式教育制度。时至今日，应试教育默默无闻但很起作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但基本不起作用的尴尬局面依然如故，足以证明这一文化的巨大力量。想想考完试后焚烧教材等后高考现象，想想我们培养的是诠释大师而不是创造大师，想想一度在日本流行的超级变变变和几乎同时在中国流行的超极模仿秀，真的是有些无奈而又悲哀。然而，这还不算不幸，毕竟，觉悟了，虽然这过程有些痛苦。于是，开始了对教育的质疑与反思。谈不上系统，但就我个人而言，在点的掘进和面的拓展两个向度上均迈出了新的步伐。所谓点的掘进指在教材研究、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深入探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在教材研究方面，利用东西方文艺学、美学批评方法及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教学实际，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在核心刊物《中学语文教学》等发表系列文章“另一种读法”，有的是作为封面文章刊发的，产生较大影响。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继“三读教学法”后，又致力于自学辅导教学思想及策略研究，多盘教学录象由教育部电化教育音像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教学实录被收入《中国著名教师的精彩课堂》一书。所谓面的拓展指除语文教研外，视阈进一步扩大，思考更为广泛的教育问题，先后发表《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教材观》《不敢读史》等有广泛影响的文章，先后被收入《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张文质主编，华师大出版社）、《中国教育年报》（张大玲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反思中国教育》（钟启泉主编，华师大出版社）、《教师，做反思的实践者》（肖川主编，西南师大出版社）等书。
怀疑与重估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创立，怀疑与重估便失去了价值。我们对理想的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呼唤的层面，陶行知的“三全教育”（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全面教育）、陈独秀的“四大主义”（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孙中山的“四大治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们不但主张，更信奉且躬行。新一轮课改为新教育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扎扎实实地推进新课改就是最大的建设。在首批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开班答辩会上，我对未来五年自己的学术生涯规划做了这样的总体描述：体验真实的教师生活，经营真实的有效课堂，培养真正的学生公民；进取是我未来五年的行走姿态，读书是我未来五年的重要生活方式，教改是我未来五年的成长路径，研究是我未来五年的智慧引擎，引领是我未来五年的责任和使命。标志性的成果当然会有一些，有的甚至相当“宏大”，比如尝试写作《中国当代语文卡里斯马人物研究》，比如从哲学层面研究语文的综合性问题等等，但所有的研究都只有一个指向，即让学生学习真正的语文，让学生真正地提升语文素养。&& &&&&&&&&&&&&&&&&&&&&&&&&&&&&&&& &&
我的专业成长就精神格局的构成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素：有理想的现实主义立场、善于反思理性质疑的学术品格和勇于露脸敢于实践的行动力量。&&&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那久违了的目光》。文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他们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清澈，仿佛远离了物欲世界的喧嚣，穿透了名缰利锁的羁绊，守望着自足的精神世界”，书写的是我在参加一次课题培训会时的真实感受。参加那次课题培训会的教师不少来自农村，而且全是自己出的培训费和路费。那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教育的希望。今天，那目光依然难忘。它似乎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成长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困难，只要你努力去做一个有教育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努力去做一个快乐的善于反思、理性质疑的研究者，努力去做一个敢于露脸、勇于实践的智者，那么，成长便自然会成为你的一种固有姿态。&&&&现实有的时候非常坚硬，就像玛蒂尔德满怀渴望地梦想连翩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的现实回应一下将其打回生活原形一样，当我们满以为找到了打开通向良好教育的密室的钥匙的时候，冰冷的现实很可能使我们手上的钥匙瞬间异化为一个精神的枷锁。不能不提到减负。减负喊了多少年，从50年代就有最高指示，但多少年过去了，减负总是事与愿违。不有这么一种观点吗：用熟能生巧应对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是目前中国国情下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这一现状极容易造成我们的苦闷，甚至导致我们的职业倦怠。前几年，有人在北京城区和郊区随机选取300位教师进行调查，93.1%的人认为工作压力太大，58%的人表示有机会会转行。最近，又在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公布的“中国企业员工敬业指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排在最后的竟是教师和公务员，其敬业指数仅为35.95%。有人震惊了，我以为大可不必。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教师自身的原因，且不说社会发展、教育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不说社会评价标准、现行管理体制对教师要求过多、检查过多、评比过多等等，仅就教师所承担的升学压力来看，教师就完全有理由苦闷甚至倦怠。应试教育太容易让人看到尽头，因而也就没有了劲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苦闷就一定导致职业倦怠吗？也不一定。现实是不可能瞬间改变的，那么为何不试着改变自己？为什么不把苦闷看作是成长的象征，看成是生活的财富？毕竟，真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不是说人生本就充满了“丰富的痛苦”吗？我们不是还有理想吗？在这里，我必须引用李镇西在《重建教育理想》一文中的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表达：“不可否认，今天的教师，特别是一线教师教育个性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但是不是到了窒息的地步？我们可以（实际上是不得不）对现实做些妥协，但在妥协的同时，可不可以巧妙而又稳妥地向理想一寸一寸地逼近？比如，在高考压力下，我们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应试训练，但这个训练过程能不能科学一些而不是那么野蛮？……我们无法选择教材，但我们可以选择教法；我们无法躲避高考，但我们可以躲避题海……现在的教育充满了‘实用’‘功利’的色彩，但我们可不可以在为学生打造高考敲门砖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精神的东西？”困境中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们能坚守住我们的教育理想？李镇西没有说，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对教育本质的深刻体认。正如许嘉璐在为第四届全国十杰教师颁奖时所说：“人生多歧途，无非两途：一是为己，一是为他。人追求的无非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对精神的追求，是追求神圣，对物质的追求，是追求平凡。教师追求的是神圣。教师可敬，就在于他们选择了一条永远光辉的道路。”我们要坚守有理想的现实主义立场，立足现实土壤，守望教育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远离倦怠与浮躁，拥有诗意的教育生活。
爱与担当，是我们将理想变成现实的重要力量。我刚工作就担任了班主任，这在三中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老重点校在培养年轻教师方面有两点做法是很好的：一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一般不安排班主任，让他们有时间钻研教材；二是先教初中，初中教得驾轻就熟了，再上高中。这些年，随着各地各校不断扩招，这些好的做法几乎荡然无存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安排我当班主任，但很快就说了一些不利于我的议论。据说有家长开学第一天就到校长室要求换班，理由就一条：现任班主任太年轻。我不管这些，用行动说话。我每天5：00起床，第一个到校，站在教室门口，微笑地看着每一个学生从我面前走过；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里，跑遍所有学生的家，有的还不止一次；大年初二，冒着大雪步行近2个小时赶到学校为语文学科相对薄弱的学生义务补习；将自己的工资捐出来为生活贫困的学生买校服、运动服，设立班主任奖金，对为班级争得荣誉的学生实施奖励。印象最深的是从教务处找来一台报废的油印机，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每天忙到深夜，为学生制作练习卷；后来有的学生主动要求帮我印卷子，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我们自制的讲义。一个学期后，校长对我说，现在又有人提出转班问题，但不是从我班转出去，而是想从别的班转进来。我不能说，我如此敬业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我有，我想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但仅靠那点“功利”的目的，我不可能坚持那么久，付出那么多。根本的原因是我爱我的学生，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不曾奢望为他们的一生奠基，甚至不曾奢望改变他们什么，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他们，让他们有向善之志、向学之心。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学生接受了这种影响。在他们的来信中、在他们的博文中、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我看到了这种影响的力量：“读初中时我遇到了一位对我一生都有深远影响的班主任秦晓华老师。我给他的评价是四个字‘势不可挡’。他作为老师最过人的地方就是不仅用心教书，而且用心育人。他把书本知识变成面对生活的方法教给我们。我第一次感觉到每天的夕会绝对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秦老师利用这段时间通过生活中的小事和我们进行心灵的交流。通过他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深刻，什么叫做犀利，什么叫做自信……可以说我个性基调的形成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他也是最能捕捉我内心的人。我的小小的举动和情绪的波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对他真是又怕又敬。他让我觉得语文根本没有那么苍白而是瑰丽无比，我从此爱上了文学，向往着古代文明。”（刘洋，1996届初中毕业) (摘自自由如风的博客:http:/ francesyang.)“高中开学第一天，我在操场上见到传说中29岁就当校长的秦晓华老师。在第二天的语文课上，秦老师成为了第一个可以让我语文课认真讲的老师，他破天荒的一堂课提问我8次，我破天荒的全部对答如流。从那天起，无论是课内课外，秦老师都对我指点，我也尊其为恩师。又到了学年末总结，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不是倒数的第二名。”（姜岚译，2003届高中毕业）（摘自撒刻思公爵的博客：http：// ）“我曾想这样一幅场景：绿色的藤萝窗纱被金子般的阳光浸透，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暖暖的浪漫的和谐的味道。那个矮小而熟悉的剪影在阳光下跳动，由黑至亮，自信而沉着地走进屋，说：‘上课。’ 我落泪了，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秦老师’三个普通的汉字；三年，变成了专有名词。每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便轻扣心弦，让我此生难忘。还记得秦老师的‘最后一课’,他说：时光太脆弱。不，他这回真的错了。当我翻开《晓华》录，我明白，‘秦老师’并非不可或缺，而是不可替代。”（摘自2010届学生周晴2010年6月20日来信）“课堂前十分钟往往最容易把我们吸引进去，这个时段秦老师讲的不是课本或者试卷，而是读报纸或者介绍文章、点评书籍。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在‘不务正业’，其实不然，这是在开阔我们的视野。秦老师认为我们做学问想要有深度，必先有广度。老师说语文就是生活，我们有时惊叹秦老师那短小精悍的身躯里究竟容得下多少知识。他可以如同我们介绍自己喜欢的的电影明星一样介绍他的偶像，从卡夫卡到米兰•昆德拉，从卢梭到萨特再到波夫娃，从博尔赫斯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差点忘了他也有自己喜爱的电影和明星：从费雯丽到奥黛丽•赫本，从马龙•白兰度到达斯汀•霍夫曼，从《乱世佳人》到《魂断蓝桥》，从《罗马假日》到《欲望号街车》。有时我们问他：您怎么能记得这么多。秦老师‘谦虚’地说：没办法，这是天赋。我们都笑了，我们明白，一个事物你只要喜爱它，你对它就有天赋。秦老师说好学生不是‘训’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这话不错，他在课上会给我们制造一个个活跃的氛围，他甚至可以为了一个词的用法唱几句，他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让不同的同学回答，再分析，这问题当然不会是试卷上的。秦老师不主张学习只为了考试，考试得高分容易，但有可能变成学习机器，但如果一个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了，悟性够了，其它的自然水到渠成。所以秦老师一直致力于提高我们认知问题的能力，他不介意把自己当成标本让我们模仿。”（摘自2010届学生王家俊主编的《晓华录》）
其次，要有善于反思、理性质疑的学术品格。反思是快乐的，因为它是一时之痛，长久之乐。回顾自己的从教经历，失误很多，几乎是一部《忏悔录》的份量。我至今保留着一封学生的来信，并时常拿出来看看，因为它促使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深刻反省。这封信是一个叫李荔的女孩子写给我的，当时她任班长兼数学科代表。有一天，我正在批改作业，数学教师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说他作为教具的尺子被我班的学生折断了。我立即冲到班里狠批了学生一通，批评他们恶作剧，不尊重老师，并单独对李荔进行了“诫勉”谈话，批评她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知情不报，不能及时掌控班内“不良”动向。记得李荔当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认错。第二天，便递给了我这封信。信中说：“这科代表，一天要在教室、办公室之间往返四趟，加上大本试卷两份，现在班级日志每天又都由班长记录，每天还要承担为报栏换报纸的工作等等……我实在不愿意每天如此按照别人规定的框架去做事，我本就对这份工作没有丝毫兴趣。这是分明的奴隶！”“您所谓的觉悟是什么？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到您那儿去汇报，我不屑！”真所谓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李荔居然给我写了这样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当时真有点发蒙，紧接着便后悔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太过简单。后来调查了解的结果是那把尺子是前排两位同学相互打闹时无意间给碰断的，并非有意恶作剧。后来，李荔被评上了江苏省优秀学生（万分之一的比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厦门大学，第二年给我打电话说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现在，她在广东电视台工作。感谢李荔，她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育原则：第一，你不应该给学生一种向恶的预设。教育内在于一个人文的世界中，良好的教育应该以人性向善为其价值预设，而不是相反。基于这样一种预设，良好的教育应该是信任、尊重和善待学生，而不是防范与责罚。第二，你不应该忽视学生的主体自觉性，学生有其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等，如果他们不愿接受的话，任何东西都是无法告诉、传达给他们的。第三，你不应该在不调查了解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妄下断言，这样，既会有损你的威望，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方式会影响学生对事物的观照方式。我想，当教师的不可能没有失误，知识结构的先天或后天不足，思维视野的狭窄，忙于事务，疏于学习，性格中的固有缺陷等都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带来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若干失误。但只要善于反省，“不贰过”应该是不难达到的境界。善于反思，可以说是教育探索的起点，是真正教育智慧和灵感的催化剂。教学中值得反思的东西就更多了。记得有一次开设《荔枝蜜》观摩课，在教学过程基本结束之前，一名学生忽然提出一个问题：作者在参观养蜂大厦时，说：“只见许许多多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为什么说“出出进进”，可不可以改为“进进出出”？这本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肯定了这位同学的质疑精神，并且也叫其他同学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同学已经谈得很好了：先说“出”，后说“进”，正能体现出蜜蜂的勤劳。令我感到尴尬的是，我最后做了一个交代，只是强调了文法上的理解，如和后文的“飞去飞来”相照应等，反而引起了学生及部分课教师的争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教学经验问题，其实是个深层次的教育观念问题：教师总想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权威的答案，结果适得其反。虽然后来有老师以诸如学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正是这节课的成功之类的话来安慰我，我还是深感不安。&&&&&我的反思主要采用以下三种途径。一是认真对待每一节课，写好教后记。我的论文《“论语”音辨》（发表于上海《语文学习》）就是由我的一篇教后记改写而成。当年教《〈论语〉六则》时，学生问我“论”字该怎么读。我不假思索地说：读“lún”。学生拿出字典说：老师，不对吧？字典上明明说读“lùn”呀。我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因为我曾对“十三经”下过一番工夫，记得《汉书•艺文志》中对“论语”命名原因有过阐释：“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于是，我将初步的思考随手写在了教后记上，利用周日的时间，又做了一番细致的爬梳，很快便形成了我从教以来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二是抓住教育过程中的小事件、小细节，写点教育故事。教育随笔《暖意》就是我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诗意瞬间的记载。本无意发表，写出来后，贴在后墙与学生共赏。没想到被一位监考教师读到了，居然读得泪流满面，强烈建议我公开发表。这才有了《教师之友》上《暖意薰人》这篇文章。编辑范美忠在题目上加了“薰人”二字，估计是感受到了那种暖意吧。三是做一点行动研究，重视教学案例的收集和整理。我到现在还保持着这样一种习惯：把每一次公开课都当成一项大型实践、读书、反思、写作的工程。2001年4月，我执教了一节全市公开课《我与地坛》。课前，我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史铁生的所有文字，包括2001年第3期《收获》上刚刊出的史铁生的一篇访谈，并写了10000多字的读书笔记。据说，那堂课很多人都落泪了，不仅是学生，也包括课的教师。市十三中滕月梅老师在课感受中写到：“秦老师用心感悟文章，并把这种感悟传达给了学生和老师，课堂上的意境比文章的意境更美。课教师无不为之动情。”课后，我整理了教学实录，同时进行了认真反思，写作了《我教&我与地坛&》一文，发表于《新语文学习》。
理性质疑与其说是一种能力，不如说是一种习惯。它是创造力的源泉，按萨义德的说法，它甚至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情：英国人在历史教材中说是他们打败了拿破仑，而德国人也在历史教材中说是他们打败了拿破仑。到底是谁打败了拿破仑？罗素的主张是把两种教材都给孩子们看。有人反对：那不容易扰乱孩子们的判断吗？罗素的回答是：让孩子们不信，教育就成功了。我认同罗素的观点。从教这么多年，我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学生们越来越不习惯提问题，渐渐地，也就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这固然与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但教师并非无能为力。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我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以“另一种读法”为总题的系列文章，其深层动机就是对语文教师过分依赖教参、放弃独立思考的一种善意提醒。教师过分依赖教参，必然导致学生过分依赖教材；教师放弃独立思考，必然导致学生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我们的学生满口“普通话”，满篇“太平文字”，和我们缺乏理性质疑精神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我的课堂结构中专门有一个板块，叫做“思想三角地”，就是让学生结合社会热点，各抒己见，可演讲、可辩论、可扮演。我们应该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座精神富矿，而独立思考的精神无疑是矿藏中最瑰丽的珍宝。值得注意的是，质疑和接受质疑都需要勇气。被现行体制或主流文化接受，不能谓之失格；但一旦遭受怀疑甚至批评便暴跳如雷，就有失知识分子的胸襟了。想当年，梁启超“举国为敌”，不照样“不改其度”吗？我们在质疑别人的同时，应该允许别人对我们进行质疑，这才能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第三，要有勇于露脸、敢于实践的行动力量。原南师附中校长廖世承曾说过合格教师的标准是：略谙教学原理，确具实验精神，有恒心。我认为，“确具实验精神”指的就是要勇于露脸、敢于实践。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几十年躬行他们的教育理念，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课程改革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即使在实验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勇气自豪地说：最起码我证明了此路不通! 我是1993年参加工作的，1994年自愿报名参加了市语文课改组，参与了“三读教学法”的研究。1995年执教了全市公开课，大获好评。1996年在获大市语文评优课一等奖后，代表徐州市参加了江苏省语文评优课，获一等奖。我总觉得，一个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前几年特别重要，三五年内出不来的话，很难再有大的发展。
当然，探索、实践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还是在见习期间，我就报名参加了市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当别人对我的参赛资格、对我的获奖可能表示怀疑的时候，我只是淡然地说：“权当练练兵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参加校内选拔的情形。当时名额有限，一个学校只能选拔推荐一人参赛。在我得到可以参赛的正式通知时，离校内选拔考试只有一天时间。普通话、书写、写作无须准备，但默写就不好办了。一天之内，背诵所有要求熟读、背诵的篇目以及96首附录的古诗词，还不能影响正常工作。对于还没教过几天书的我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尝试，我从不轻言放弃。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几乎熬了个通宵。结果，不仅夺得了校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的第一名（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默写居然也是最高分），还夺得了市区一等奖第一名，并最终获得徐州市一等奖第一名。
正如胡适所说：要学游泳，请先下水。我信奉“千学不如一练”，敢于“露脸”，勇于拼杀，乐于在实践中锻炼、在“摔打”中成长。1996年，当通过层层选拔代表徐州市去南京参加全省中学语文评优课的时候，我才工作三年，是所有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个。一开始，我很不自信，以致登上赛场时竟出现了短暂的“晕场”现象，前几分钟大脑空白，手足无措，台下众多的课教师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一片诡谲的海洋。关键时刻，我看到了台下自己的恩师DD徐州市原语文教研员徐德顺老师关切与鼓励的眼神，才平抑了慌乱的心态。我决定放手一搏，把自己的教学个性充分展示出来，享受一下以后的四十分钟。耐人寻味的是，当我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当我不再在意“评优”，而是仅在意“课”的时候，我发现我逐渐地控制住了现场的气氛。我成功了，在我26岁生日那天，主评委顾黄初教授宣布了评优课的结果，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一名。到了很多鼓励的话语，有的评委认为我“能真正起主导作用。课堂气氛活跃，驾驭教材能力强，整体把握成功”，有的评委认为“课上得紧凑而实在，学生在读和想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有的评委认为“教者洒脱自如，亲切自然”，有的评委认为“教者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个有心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经历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是人要经受压力才能成长。当年的赛课是由省教研室牵头举办的，据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届，各方面都很重视，规程也很严格：先是抽签决定上课时间，然后抽签决定上课篇目；每人只有半天时间准备，备课时全封闭，独立备课，不得借助参考书；和学生见面仅给十分钟，而且有人从旁“监视”（估计是防止有老师让学生“过度预习”。那年上课地点是金陵中学，我记得是喻旭初老师陪我和学生见了面）；先说课，再上课。说实话，本身的压力就很大，加之这样的态势更令人感到紧张。和我同房间的一位选手赛前总觉得这里不妥、那里不妥，对着教案修修改改，磨蹭了大半夜，几乎没睡；赛后，评委点评、宣布结果的一瞬间他痛哭流涕，几乎崩溃。坐在他身边的我百味杂陈、百感交集，我知道这种经历是痛苦的，但我同样知道，对于他也好，对于我也好，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真的是一种财富。有没有这种经历区别是很大的。二是关键时刻要敢于“豁出去”，而“豁出去”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不怕失败。敢为人先，恐怕多少要有这种心态。1997年为纪念南通会议五周年，省教研室在无锡召开了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主题研讨会。会议的规模并不大，参会人员不到100人，但荟萃了当时省内语文教育界的精英：省市语文教研员、知名特级教师、骨干教师等，包括当时的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同志、刚上任的省教研室主任陆志平同志、资深特级教师潘煦源先生、当时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蔡明先生、刚评上特级教师的李震先生、才华横溢的严华银先生等等。大会上共有五位老师执教了公开课，分别是无锡一中蔡剑秋老师、赣榆中学李震老师、锡山高中唐江澎和顾海平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执教时，我放弃求稳心态，采取开放式课堂结构，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五节课各有千秋，大家普遍认为我的课比较有新意，特级教师潘煦源先生在评课时说：“秦晓华老师的课上得机敏、细腻。他成功地运用‘三读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全班同学全身心参与学习，不仅读懂、读通《荔枝蜜》这一课文，有的还达到了会读、善读的境界。年方韶华的秦老师在课堂上显得十分细心……这种将教路、学路与文路紧密结合的教法，足以使人品味到语文课堂教学艺术所拥有的含金量之大。”
我不喜欢给自己划定一个安全的范围，那样永远看不到圈外的精彩。刚工作那会儿，论文写作几乎是个禁苑。我记得非常清楚，语文教研组长是个很有水平的教师，课上得好，人品也好。评特级时，所有条件都符合，就是缺少一篇省级论文，最终未能通过。为他深感惋惜之余，我暗下决心，看看自己能否在论文写作上有所作为。当我把前文提到的《《“论语”音辨》》一文写好后，曾拿去给组长看，请他提提意见，同时请他推荐发表的杂志。他问我想往哪儿投，我说《语文学习》。他一愣，说：不可能的，那个杂志很权威，太难上了。我最终还是投给了《语文学习》。当我把刊有我文章的《语文学习》杂志送到组长面前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他的话说，我打破了两个记录：我是语文组近20年来第一个在《语文学习》发表文章的人，也是工作仅一年就公开发表文章的人。
回顾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经历，可以说，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好环境，碰到了好伯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的主动发展、勇挑重担，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我。
当然，行动需要智慧，尤其是在新课程背景下。现在已不再是教学大纲的时代，在新课标和新教材之间留有相当大的空间，教师若没有足够的智慧，极有可能无所措手足，而一旦智慧充盈，他自然可以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在这一广阔空间里自由驰骋。在新课改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到教师喊课时紧，无法完成教学进度。这里的问题是明显的，课改的核心决不是教材的改革而是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改革。现在，教材改了而教学方式及学习方式的改革并没有跟上，自然两相龃龉，用旧方法来教、用旧方式来学是永远无法适应课改要求的。再往深里说，便是教师的智慧问题了。智慧不简单地等同于功底，等同于聪明，而是和善于抉择近义。在教与不教，教什么与不教什么，这样教还是那样教上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才是对教师智慧的真正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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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成长就精神格局的关节点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生涯规划定方向、钟情科研提品质、转益多师是保障。
一是时刻有清醒的生涯规划意识。我生于1970年，23岁大学毕业时，成绩还算优异，是系里惟一一位大学四年每学年均获一等专业奖学金者，被授予“优秀大学毕业生”称号。当时可以留校，也可以进机关，但是出于对基础教育事业的热爱，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中学任教。工作伊始，我心无穷骛，一心一意抓班级，专心致志搞教学，很快就在全市的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优质课评比中脱颖而出，工作第二年就被评为徐州市优秀班主任。我并没有被这些小小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工作的第三年，开始有意识地制订自己的第一个三年规划。当时，我认识到仅仅上好一堂课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深厚、更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支撑才能走得更远，于是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参加市教研室组织的“三读法”教学研究，并逐渐成为市中学语文教改中心组核心成员。1996年，我不仅获得了省中学语文评优课一等奖，还获得了省中学语文教师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是当年惟一的“双奖”获得者，初步取得了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这一战略的成功。1998年当我获得全国中学语文评优课一等奖后，我制订了自己的第二个三年规划，开始在职攻读南师大教育硕士。我是幸运的，在我自定目标的时候，徐州市教育局启动了“青蓝工程”，后来又启动了“名师工程”；而江苏省“333”人才培养工程、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等等也先后实施，这些工程对我的专业成长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如今，我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第六个三年规划。因为我心中明白，永远不要给自己一个停止不前的借口，要永远往前走。我喜欢把自己比作蒲公英，虽然弱小，但心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前方。
二是永葆勤于读书写作、钟情教育科研的情结。阅读和心灵发育密切相关。作为“心灵的捕手”，教师应是实践者，更应是职业读书人。我喜欢读书、藏书，经常和学生相约在休息日去书店或书市淘书。有时还会利用自己作为市教师书友会副会长的“职务之便”为学生想办法开开后门，打打折扣。即便是出差，每到一地，空闲时必做的一件事就是逛书店。南京的古南都旧书店、南大南门外的先锋书店、省教院旁边的惜时、绿叶、教师书店都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现在还经常会请一些大学的朋友给我开书单，让自己有一种“在潮流中”的自在感。我的很多学术论文的写作就直接得益于读书。在《不敢读史》一文中我曾不无怀念地描述过自己的读书生活：“记得几年前作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时候，常去图书馆检索资料。与那些寻一方僻静之所眉目传情的大学生相比，我自诩是很认真且很虔诚的。因为离开校园这么长时间，重回校园几乎成了肉身及心灵的双重回归。现在师资培训的方式很多，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大学校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全面
&的浸润和滋养。这是题外话。去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图书管理员便给了我许多特权，尤其是晚上按规定是不准进书库的，但她却总是悄悄地开了后门放我一人进去。我颇感诧异，有一次忍不住委婉地问她其中的原因。她笑道，你看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杂志几十年都没人翻了，书也需要知音。这使我徜徉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间的手指陡然沉重起来。”《不敢读史》一文虽然是对新课改这一热点问题的冷思考，质疑“惟”新，吁请传承，但如果没有读研期间在图书馆阅读大量教育史料的经历，即便在这种现实教育情境的触发下也难有深入的思考，遑论运思成文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做笔记的习惯。现在每年精读的书在20种以上，读书笔记要写50万字以上。即便是现在因工作原因有不少行政事务、社会工作要做，但是仍每天坚持挤出1－2小时的时间用来读书。关于读书，谈不上有多少经验，但确有些个人的体会，要而言之，有以下两点：1、世上的书是读不完的，也没有必要读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从自己感兴趣的某位作家入手，深入解读，或许能多有所得。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个阶段盲无目标，拼命抄书，惠特曼的《草叶集》我就曾整本抄写。后来发现这样效率太低，于是选择读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鲁迅。非常有意思的是，本是从一个点出发，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阅读的疆域也在不断扩展：从鲁迅到厨川白村，到芥川龙之介，到莱蒙托夫，到妥斯陀耶夫斯基，到尼采，到克尔凯廓尔，到叔本华，到海德格尔，到萨特，到加缪；到老子，到庄子，到《山海经》，到《世说新语》……那真是一段美的历程。我至今仍觉得那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岁月，因为在阅读中我重新发现并塑造了自己。2、“钻探读书法”不失为一种高效读书法。所谓“钻探读书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意图、指向，反复地多次地阅读同一本书。读研时，很多人对我3个小时内读完一部300多页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惊诧不已，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我使用了这种读书方法。我本以为这种方法是自己的发明，后来读苏轼的《又答王庠书》时，才发现苏轼早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
写作也是重要的，它是读书的深化与升华，更是连接读书与实践的津梁。从我的切身体会而言，读书、写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以书会友、以文会友。它会把人带进一个学术生长的共同体，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空间。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极其需要学术成长共同体。非常幸运，十多年前，我成为《徐州教育科研》特约编辑。在编读往来中、在编辑之间的互动中，收获良多。我现在还记得仝建设老师《畅讲一堂又如何》的卓荦不群的酣畅淋漓，高林生老师和他的博雅读书社，曹玉辉校长和他的木犁网站，周奎英老师的精粹随笔……我们一班编辑常在一起讨论、切磋。记得有一次，本市教育圈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时网上议论纷纷，奇语喧哗中，我只对网名为“彭城110”的言论印象深刻。于是，在一次编辑聚会时我提到了此事，说：徐州恐没有这样的人，立论之高远，见识之高明，实所罕见。聚会中途，一朋友把我拉出房间说话。她对我说她就是“彭城110”，我当即大笑：俊彦尽在此乎！置身于这样的团队，怎能不让人陶冶滋养，神清气旺。我与本校吕锡扬、鹿晓波同志多年前就自发组建了一个“小团体”：共同交流，相互砥砺，谁发表一篇文章一定要复印给对方看，后来竟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现在我们都成了特级教师，吕老师还成为首批教授级高级教师。
三是拥有常怀感恩、转益多师的胸怀。感恩这个美好的时代，前文我已提到没有组织的推荐、培养，没有优质的专业发展平台，没有人才培养的良好制度设计，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感恩我工作的环境，从一开始在三中工作，到后来调入四中，再到2001年四、六中合并成立徐高中，无论在哪所学校，我总能遇到非常优秀的教师团队，我始终为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备感自豪；感恩我的前辈、师友们，他们乐于奖掖后进的光风霁月般的情怀让我铭记于心。
很多时候，境界决定高度。虚心向学、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才能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完善自己。我很喜欢课，即使现在，每学期仍平均100节左右。我年轻时曾经了三中特级教师黄金海先生一年的课，获益良多。不仅语文课，其他学科的我课也。在课堂教学中，既能学到文科教师的很多宝贵经验，也能学到理科教师思维的严密性，音美老师进行美育渗透的方法以及体育教师组织教学的魄力和灵活性。我认为，只要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加以处理和改造，化为自己的“灵感”，在此基础上自然会慢慢形成自己的套路和风格。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我就曾有过一位“一字之师”：十几年前，我还在三中工作的时候，开设公开课《荔枝蜜》。其中有一个问题设计我相当用心，即“老梁既然是个年轻人，为什么大家不喊他‘小梁’，而喊他‘老梁’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想培养学生仔细读书的习惯，从文中发现他“稳重”的性格特征。上完课后，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走过来对我说：“秦老师，我觉得您对老梁这个称呼的分析很细致；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到广东插过队，插队时也就不到20岁的样子。但当地人总叫我老张。我很不理解，后来一打才知道，原来广东那个地方喜欢对外乡人称呼‘老张’、‘老王’之类的，以示尊敬。”完她的一番话，我悚然一惊：用一生备好一节课绝非妄言，实在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一个青年教师的精神成长必定是一个痛苦而丰富的历程，就像毛毛虫一样，要经历多次的阵痛与蜕变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飞入自由天地。但无论怎样，我们至少应该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那只毛毛虫一样，当别人以关切甚至同情的口吻问道：“你不会感到疼吗”的时候，说：“一点也不。”
刘怀德校长是徐州三中原校长、书记，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他1995年由徐州一中调入三中，当时我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低潮期，对是否继续当中学教师这一问题非常纠结。刘校长很敏感，到校第一周就找我谈话。谈话的内容许多已记不真切了，但有四段话令我终生铭记：1、当你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不妨先适应它。 2、永远记住你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非常形象地说：比如你必须要乘10点钟的火车，现在是9：30，而你至少需要半小时才能到达。就在你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一个人故意伸脚绊了你一下。你是跟他厮打在一块呢，还是爬起来继续赶路呢？你跟他打上一架，倒是解气，但因此耽误了时间，没赶上火车，最终成了失败者；反过来讲，忍一时之气，不跟他计较，准时登上火车，实现目标，你会成为最后的赢家。3、人有两种：铁质或石质的，应区别对待。铁质的，你要用真心、真情去熔化他；石质的，用脚尖轻轻踢到路旁就可以了。4、要多做暖人心的事。他提到自己还是单身汉的时候，住在学校。有天晚上备课备到很晚，大概已经11点多了。忽然觉得肩头被人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老校长。老校长只说了一句 “不早了，早点休息吧”，转身走了。可这一句话却感动了刘校长一生。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刘林涛写过一篇文章《我眼中的秦晓华老师》，文中写到我对他的关注与关心。他不知道，和那位老校长、和刘校长相比，我实在差得太远。我不得不承认，刘校长是一位做思想工作的高手，每次跟他谈过话后，我总是心悦诚服。也正因为他，我留在了三中，在基础教育这片沃土上扎下了根。
20002003 NB
“”“”“”“”“”“”
199626200570
前几天，整理备课本的时候，忽然从中飘落了几片纸片。捡起来一看，是两则新闻和一篇散文。两则新闻都是关于多米尼加双头女婴的，那篇散文的题目是《那女孩说“我最幸福”》。&&& &端详着手中的纸片，心底不觉涌起一阵暖意。这些年来，我的教学已经形成一种“程式”，就是每堂课前都给学生们念一篇文章。那是新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天，我拿着一张新闻图片走进教室：“同学们，在这张图片上你看到了什么？”同学们先是一愣，继而哄笑到：“这是什么丑八怪？”我说道：“这是多米尼加刚降生的一个双头女婴。”我接着问道：“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小孩的妈妈。”真的很奇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再发问，看法出奇的一致。“仔细看看，你们还注意到了什么？”一位女生以不可思议然而十分肯定的口吻说道：“孩子的妈妈在微笑。”我和学生们默然了许久。过了一阵儿，我徐徐问道：“你们现在最想说的一个词是什么？”“感动。”学生们深沉地回答。&&& &记得《南方周末》1999年元旦献词里说：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是正义的力量。我以为可以再加一句：更是爱的力量。&&& &第二天，我给他们带去了一篇文章，就是《那女孩说“我最幸福”》那篇散文。文章最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编者在“按语”中说：“每读一遍本文，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文章写了一个失去母亲、失去双手、失去求学机会的女孩痛苦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么一段：“电视里展示了她的绘画作品，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水平绝对不低。她还现场表演了书法，她写的还是那4个字：‘我最幸福’。字体端正大方。我虽然不太懂书法，但我觉得那4个字写得比任何一个书法大家的作品，都更能征服我。”花开花落两由之，天涯何处无芳草。走进本文的主人公，解读“我最幸福”的真义，对调整、改进我们的人生姿态是大有裨益的。当我读完文章，并简要点评后，学生们又长时间的陷入了沉默。&&& &第三天，我给他们带去了一个坏消息：那个多米尼加双头女婴手术后失血死亡。学生们不禁一阵唏嘘。一位学生失声地问道：“孩子的妈妈怎么样了？”我想了想，说：“你们说，孩子的母亲会对大夫说什么话呢？这个问题我不要求你们回答，只请你们在心里默想一下。”过了一会，我又说：“想知道孩子的母亲是怎么说的吗？她非常感谢18名为她女儿进行了长达11个小时手术的医生们，她说：‘毕竟，她轻松地脱离了多余头颅并享受了12个小时正常人的时光。’”当我说完孩子母亲的这段话时，我发现许多学生眼里闪着泪光。&&& &当天晚上，一位学生在她的随笔里写道：秦老师把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个文人了。我看到这句话时，沉吟了许久。&&& &那三张纸片连同它们附带着的暖意被我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了自己的“教学札记”里，那里边珍藏着许多我和学生共同经历过的心灵故事：我们共同领略过一个普通人、一个前苏联老兵索科洛夫的悲惨遭遇以及他内心埋藏着的无尽的温情和对孤儿万尼亚的爱；我们共同领略过桑地亚哥这个精神巨人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的宽厚、仁慈与爱心；我们共同领略过《那山，那人，那狗》中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串串人性的感动，“爱的邮路”“爱要怎样表达”这些充满诗意的话题至今常勾起我对往昔师生“奇文共赏”那一幕幕赏心悦目的情形的回忆；我们共同领略过《钢琴师》中那滴在废墟上的眼泪，那千钧一发、重重危难中，废墟上人性复苏的感人诗篇，那动人的钢琴声将永远响彻在我们的心田……啊，这一切，这一切的人性之光，这一切的温情，这一切的暖意，像淙淙小溪，淡淡地、缓缓地然而坚定地流淌在心底。&&& &真的，很多时候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是“训”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这篇文章基本上呈现出我课堂教学的面貌和背后的价值追求。我认为，教育应回归其原点，回归其立人的本质。什么是好的教育？把人当成人，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我的语文教学的基本思路是课内外衔接，让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课堂结构一般分为三个板块：奇文共赏（师生共同推荐有阅读价值的文本，分享阅读经验），思想三角地（结合社会热点，各抒己见，可演讲、可辩论、可扮演）和法定文本研习（对教材的研读，鼓励独立思考）；课外语文学习重在坚持阅读和坚持日记写作，在我看来，这两种习惯的养成必能使学生终身受
不论是谁，只要走进秦晓华的语文课堂，便会立马忘却自我，沉浸于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境界：同学生一道，或感受鲜活的形象，或汲取深邃的思想，或欣赏教学的智慧，或品尝生动的语言……总之，只有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你才能“回过神来”，意识到我是在语文课。一般来说，优秀的课堂教学有有效教学、高效教学和魅力教学之分，秦晓华的课堂教学当属后者。课后，课教师每每交口称赞，直呼“过瘾”，从此也便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老特”（特级教师）。
也许你会问：秦晓华的课堂教学魅力何在？笔者与秦老师是忘年交，对其业务功底、教学能力和教科研水平并不陌生。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感悟，仅供广大同仁参阅。
&“教到学生落泪”
在秦晓华看来，好文章都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几乎是一座精神的富矿”。在教学中，只要执教老师用心感悟，并把这种感悟传达给学生，那就能创造出一种优美的意境，让学生为之动情。例如秦老师在执教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时，以简驭繁、长文短教，在通读课文、整体把握内容的基础上，撷取最精彩、最动人的语段、语句引导学生推敲、琢磨，并指导声情并茂地朗读，从而拨动了大家的心弦，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以至于催人泪下。
为给这一教学环节“蓄势”，他先“宕开一笔”，讲述了北大教授王岳川在《学术与生命》一文中所讲的一个“向死而生”的故事。秦老师深情地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她的长度，而在于她的宽度与深度，在于生活、生命意义的充盈，在于生命力爆发的强度。史铁生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戛然而止，但他仍然快乐地生活着，继续着他的创作，3月份他又推出一部力作《往事》，这是以心灵的激情与力量跳出的昂扬的生命之舞！”接着，秦老师播放精心选择的音乐，请一位叫周琳的女孩子配乐朗诵课文的精彩语段，就这样，当朗诵结束时，许多同学和课老师已是泪眼婆娑，难以自控。课上到这个份儿上，还需要外加什么“人文教育”吗？
&“一上课就能抓住学生”
语文课的起始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不拘一格。但不论采取何种方法，都必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唤醒学生的学习意识，尽快进入“状态”，甚至如饥似渴，兴致盎然，为师生同步研读课文做足准备，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导入艺术”。
秦晓华不论在哪里上课，也不论是否“借班”，他总能借助于他的“导入艺术”，“一上课就能抓住学生”，和他一起进入文本。秦老师的课堂导入多是在备课时就想好了的，但有时竟然是“灵机一动”，信手“抓”来的：有一次在省里上评优课《驿路梨花》，一上课他就说：“同学们，刚才我经过咱们画廊的时候，看到书法老师写的一幅字，写得很好，我对其中的一句特别感兴趣：梨花千树雪。原因是今天咱们学习的就是一篇跟梨花有关的动人故事――《驿路梨花》。”这个“导入”真是急中生智，信手拈来，同样妙不可言：一来和课题相关，二来又拉近了和学生间的距离，具有亲近感、亲切感。
对话的艺术
语文的课堂教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话，师生用对话方式走进文本，共同研读、评价文本。既如此，这种“对话”就得有所“讲究”，而非一般的师问生答。让我们略举几例，看看秦晓华在课堂上是如何与学生对话的。
在《荔枝蜜》一文中，作者写到他要去看蜜蜂酿蜜，这时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师：“老梁，男的女的？”
生：“男的。”
师：“你怎么知道的？”
生：“因为书上说他叫老梁，其实是一个年轻稳重的青年。”
师：“青年，那女的也可以叫青年，为什么是男的呢？”
生：“写的是人字旁的他。”
师：“这说对了。看书要仔仔细细是不是？”
秦老师从小处入手，采取生动的方式，具体培养学生仔细读书的良好习惯。
琢磨出来的“语文味儿”
秦晓华上课喜欢用“琢磨”这个词儿。在教学过程中，动辄就让学生“琢磨琢磨”。“琢磨”即反复思考、推敲揣摩之意，笔者以为，问题一经“琢磨”，往往迎刃而解，与此同时“语文味儿”也就出来了。下面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师：作者说他梦里变成一只小蜜蜂，还是没有说清这个时候对蜜蜂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和前面这几个词（按：指“总不大喜欢”“喜欢”“赞叹”）不相匹配。那么应该改成一个什么词呀？琢磨琢磨，讨论讨论，这个有点难度。
生：我觉得应该改成“敬佩”。
师：“敬佩”，“赞叹”到“敬佩”，有点意思了，但是好像味儿还不够是吧？还有要改的吗？
生：我认为是“向往”蜜蜂。
师：“向往”蜜蜂，搭配不太合理吧？你把这个说法变换一下，我觉得改一个字就更好了，怎么改呢？
生：神往。
师：非常好，“神往”。梦里都想变成，这还不是神往吗？
以上所述涉及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能力的训练、良好习惯的培养以及语言的积累与运用等，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质。实行新课改以来，语文课的人文因素受到重视，这是进步，但同时还是不应该忽视其“工具性”。笔者认为，只有把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才有“语文味儿”，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语文教学。
创新能力培养
语文学习中的创新能力如何培养？对于广大教师而言，恐怕还是个比较陌生的课题。秦晓华老师的做法是从引领学生质疑开始，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凡事力求有独到的见解和个性的表达。
《荔枝蜜》一文以作者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当学生提出一开始作者对蜜蜂的感情是“讨厌”时，秦老师说：“这个提法跟书上预习提示的提法是一样的，但是预习提示就这么完美无缺吗？”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经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讨厌”与“总不大喜欢”不能画等号，最终否定了预习提示的说法。设计这一教学环节的意图，用秦晓华的话说就是“教材不是禁苑，权威未必不会出错，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师首先要善于反思，敢于质疑”。
在探讨《我与地坛》一文的主题时，秦晓华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课文主题的看法。之所以安排这个环节，是因为他看到过史铁生文集封面上的一些图片，设计十分新颖动人，其中有一幅是一棵植物从岩缝里艰难而顽强地伸出红色的花蕾，令他非常感动。受此启发，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创意。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生非常喜欢这样的探讨方式，动手设计的结果丰富多彩，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作品主题的个性化理解。
秦晓华是一位抱负远大、执着进取的人，他酷爱读书，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为培养莘莘学子，多年来一直奋斗在语文教学第一线，即使被提拔当上了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也从不脱离教学岗位，从不放弃教科研和教改实验。读书和实践，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厚实了他的业务功底；而在每次上课前，他仍要充分备课，包括查找相关资料、精心设计教学流程；下课以后，又必然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寻找不足之处，拿出改进意见。假如你要问秦晓华魅力教学何来，我想，这种刻苦的治学精神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也许就是它的源头活水吧。信不信由你。
（徐德顺：徐州市中小学教研室原语文教研员、江苏省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