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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父母生女后失联拒养：真相究竟是啥？还原事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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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此，曾做过摘肾胃穿孔手术的孙秀荣不顾年老体弱，将松松含辛茹苦拉扯大，并将其送进了当地小学读书。然而其至今上不了户口，其生活开销也让孙秀荣越来越力不从心。万般无奈的她，求助《律师来了》节目组，为外孙女争取她应有的法律权益。
上周日（10月15日）晚，CCTV12--社会与法频道《律师来了》节目，以《我女儿不要她女儿》为题，报道了来自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的孙秀荣女士，其18岁的女儿外出打工与一名安徽小伙私奔后生下一女婴，取名为松松。双方为抚养问题产生争执，未婚父亲失联多年，其母亲则一直拒绝抚养。
对此，曾做过摘肾胃穿孔手术的孙秀荣不顾年老体弱，将松松含辛茹苦拉扯大，并将其送进了当地小学读书。然而其至今上不了户口，其生活开销也让孙秀荣越来越力不从心。万般无奈的她，求助《律师来了》节目组，为外孙女争取她应有的法律权益。
面对镜头里学习刻苦但却内向孤僻的小松松，节目现场的四名律师均潸然泪下，同情怜惜其不幸遭遇之余。四名律师就其父母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遗弃罪，如何帮其上户口，落实其今后的抚养费等问题进行讨论，为孙秀荣支招。最终，孙秀荣选定了河北红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祁粤青帮她代理此案。祁律师表示，将本着维护家庭团结的原则，先私下调解，如不成功，再向法院民事诉讼。看法新闻记者还注意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学森通过缘梦基金向小松松捐款2万元，祝她健康快乐地成长学习。
女儿外出打工失联一年多 再次见面抱回一女婴
镜头里的孙秀荣皮肤黝黑、神情憔悴。据其陈述，其大女儿18岁时不再上学，欲外出打工。她不放心，觉得她年龄太小。为此她父亲就近帮她找了一份加油站的工作。令他们老夫妇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在上班期间很快结识了一名安徽小伙，并与之私奔失联一年多。
再次接到女儿的电话时，孙秀荣得知她和那小伙生了一名女婴。她们想回家，孙秀荣却觉得女儿未婚先孕，让她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一时无法接受，于是电话里拒绝她们回家。
最终，女儿在那小伙的陪伴下，抱着她们生下的女婴，回到了娘家。由于女儿这时才19岁，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领结婚证。再后来，小两口产生了很多矛盾闹分手，就孩子的抚养问题达成一书面协议。
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镜头里的书面协议显示，女方明确拒绝抚养女婴，男方则在协议中声明，女方与小孩脱离母子关系，不用支付抚养费，一切由他来抚养。对此，孙秀荣表示，她曾听女儿转述，这准女婿扬言要卖掉他们生下的女婴。考虑到准女婿的父母也早已离婚，她决定由她自己来抚养外孙女小松松。
母亲不肯抬头与松松相认 父亲提牛奶探望后再无音讯
就这样，孙秀荣不顾年老体弱，辛苦拉扯着外孙女。这期间，女儿嫁到邻县，生下了三个小孩，有了新的生活。对于小松松的生活，她不管不问。当地电视台记者曾上门做过调解工作，长达六个小时的调解中，她始终低着头，很少说话。每每提到小松松，她总是避而不谈。针对松松上户口的问题，其更是坚定的拒绝，甚至小松松奔奔跳跳来到她面前，她也没有抬头。
面对当地电视台拍摄的这段视频，节目现场四名律师均潸然泪下，为小松松的不幸遭遇痛惜；孙秀荣则不时地别过头，用布满老茧地手擦拭着眼泪。据其介绍，小松松的父亲这些年也未支付过一分钱抚养费，只在其1岁半的时候，提了一箱牛奶上门来探望她。此后，再无音讯。
对此，作为现场观察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伍先江表示，孙秀荣目前最担心的是外孙女松松基于无户口问题，所带来的上学、就业、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困扰。就在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的若干意见》，从2016年开始，这在政策上没有任何障碍，关键的是如何落户的程序问题。
伍先江称，本案中，他拿到了南通医院有关接生小松松的临时证明。按照规定，当事人五天内凭此证明、夫妇双方身份证及确定的婴儿姓名等信息资料，到妇幼保健所领取医学出生证明。但是当时夫妇双方并没有去领取，现在显然已过期了。不过可以申请补领，用留下的存根去对应查找。拿到出生医学证明后，再由小松松的父母双方任何一方的户口薄，外加未婚生育证明去户籍登记机关为小松松补办户籍。
姥姥一再确定抚养松松长大 律师支招变更监护人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还跟踪拍摄到了小松松目前的学习生活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她扎着马尾辫坐在教室里，望着窗外，若有所思。据其老师介绍，该生学习比较刻苦努力，但因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得不到他们的关爱。只有姥姥陪伴着她，因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小松松性格比较内向、孤僻，对她学习成绩有些影响。对此老师希望其家庭能够和学校共同努力，抓好小松松的学习生活。另据了解，由于其没有户口，入学时，其学籍是根据临时出生证明随机抽取的。
看法记者注意到，课间休息时间，其他同学们都在操场上三个一组，两个为伴的在一起做游戏。唯独松松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独自玩耍，显得很孤单。放学后，其又背着书包独自回到家中。在家里，松松最喜欢做的游戏是在客厅里转圈圈，身着连衣裙的她，转起圈来，活像个花仙子。
松松也有很懂事的一面，她帮姥姥做家务，打扫卫生，倒垃圾；闲暇的时候，她抱着毛绒熊，在沙发上小声哼唱着“别把你自己最疼爱的人弄丢了，别在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别让自己留下悔恨了以后，演变成寂寞……”或许，这就是她的心声，在唱给她的父母听。
节目中，孙秀荣一再确定，她将一直抚养松松长大。只是她自己做过摘肾胃穿孔手术，身体比较弱。另外，靠她和老伴打零工，收入不稳定，供松松学习生活，总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张晓俊律师表示，这需要撤销小松松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将松松户口上到其姥姥孙秀荣的户口薄上。具体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由法院来传唤其父母，撤销其监护人身份。但是松松非婚生子的身份没有变，即便监护人变成了其姥姥，但不能免除其父母给她支付抚养费的责任和义务。
最终，孙秀荣因地域便利选定了河北红杉律师事务所祁粤青律师帮她代理此案。祁律师表示，将本着维护家庭团结的原则，先通过私下调解的方式，让其父母自愿对孩子达到一个抚养义务。若调解不成，达不到此目的，她再向法院民事诉讼，为松松维护法律权益。看法新闻记者还注意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学森通过缘梦基金向松松捐款2万元，祝她健康快乐地成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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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村人，家里穷，所以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娶媳妇，谁愿意嫁给个穷光蛋呢。那天，有个大婶来我家，说是给我介绍个媳妇，不过带个孩子，还是未婚先孕的。我父母虽然不同意，但又不想让我打光棍，也就没说啥。
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着大花袄，脸上带着腼腆的笑，手里牵着个瘦弱的小女孩，看着也就30岁不到的样子，长得还是很漂亮的。我看她人还不错，就同意了。
她是个很勤快的女人，在家里，家务活，农活都是样样在行，对我父母也很孝顺，所以，我父母很高兴，把她带来的小姑娘当亲孙女看待。同时，我父母也催我们赶紧要个孩子，毕竟，我们都老大不小了，他们也想抱孙子。
她也没多说什么，还是那么勤快的干活，但是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也就没有强求，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她。
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她把我叫到院子了聊天。第一次跟我说起了这个女儿的身世。听完后，我直接愣住了。原来，我老婆的父亲原来是村支书，后来被被人告了黑状吃了官司，进了大牢。那时候她父亲还是想再生个儿子的，但是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抓得特别严，所以把她怀孕的母亲送到了外地去，没成想又生了个女儿，又怕被人举报罚款，只能对我说，这是老婆未婚先孕跟别人生下的私生女。
这么说，老婆带来的女儿其实是她的妹妹，她一直不敢说出来，选择了隐瞒。她说结婚后害怕我家人对她这个妹妹不好，所以一直在避孕，她觉得很对不起我，现在，看到我们家里人都很好，所以，她要给我们家生个大胖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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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未婚生子。 女方是孤儿。 男方不管。也说不给抚养费。总扯理由。 女方根本没能力养。 怎么办？
全部答案（共5个回答）
不负责任的男人就该下地狱,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吧,找个律师咨询下,法院会支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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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已经触犯法律了,要是到时候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个公诉案件了,都要犯法的,宝宝太可怜了。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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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中国单身男女近2亿 女性未婚生育要交罚款
来源：参考消息
　　【单身人口近2亿 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来袭！】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 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在来临，然而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电影《BJ 单身日记》中，主人公布里奇特?琼斯是个32岁剩女，一个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边的男人们说，女人恋爱就是抢凳子的游戏，过了三十岁没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乐停了还没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农村男性被认为是异类，不但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还很容易成为被村民们有意无意排斥、隔离的人群，“单身汉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有媒体报道，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有1.8亿单身男女。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作《单身社会》一书，表明这代表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结婚与单身，本来都是生活的可选项。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以婚姻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单身者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少数群体。他们游离于配偶制度之外，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临着障碍，受到忽视、牺牲或歧视。
　　种种迹象都说明，摆在单身者面前的，是一条荆棘密布的艰难之路，通向充满挑战、前景却不甚清晰的未来――在这里，单身没有错，但是会受到惩罚。
　　未婚妈妈的烦恼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韦珊为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戴上帽子，下意识地抚摸着她的头，心疼地叹了口气。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小脑袋上。发际线有些高，长度不过额头。女儿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个个扎起辫子了，女儿还不能。
　　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非婚生就是连滚带爬过来的”。作为一位高龄未婚妈妈，她独自母乳喂养，有时候累到给孩子煮米粉的时间都没有，更顾不上添加什么别的食材，以致于女儿从小营养不良。个头、体重、头发这些指标，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差。
　　“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就特别恨孩子她爸。”韦珊加重了语气。那男人不愿意与她结婚，纠缠至今。韦珊快40岁了，眼角已有明显鱼尾纹。因为年纪大，怀孕时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就怀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选择了留下。
　　未婚妈妈们很多有类似情况。韦珊认识一位未婚妈妈，她有瘢痕子宫加多发子宫肌瘤，几年前做过一次肌瘤手术，后又复发。怀上第一个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产，产后医生说，今后她已经不能再做这类手术。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只可能有这一个孩子。
　　韦珊的女儿快3岁了，仍然是“黑户”。在中国现行计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须持有准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获得准生证的一个前提是有结婚证。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国家计生规定，属于违规生育。
　　超出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像韦珊这样，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费。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韦珊户籍在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她准备好了缴纳罚款，不料数额超出预想。当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韦珊被社区计生委告知，她需要缴纳6倍罚款即24万元，“这明明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确实规定，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韦珊孩子的父亲，曾经离异并育有一女，韦珊的孩子必须计算成为男方的第二个孩子。如果是第二个子女，则为3至10倍征收。
　　韦珊孩子的父亲户籍地在江西。江西罚款少些，但是，他们不能在江西缴纳。因为上述规定中还有一条，只要当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户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户籍一方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
　　焦灼之下，韦珊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报告生父失踪。然而，她很快发现，这也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亲子鉴定证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对方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失踪证明。
　　然而，失踪证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们，往往只对未婚妈妈“隐身”，却和家人保持联系。未婚妈妈与生父没有结婚证，即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请。这意味着，如果男方无法联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妈妈们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的生父，还一度撺掇着韦珊“假结婚”。韦珊怀孕时，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宁夏籍男子，让韦珊奔赴宁夏与之领证。他非常满意这个安排，韦珊意识到风险极大，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拒绝。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没做错什么。”韦珊对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满。如今，对于那2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和女儿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对方坚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额垫付后，再去法院起诉。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一人一半――她始终纠结，这与双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难以接受。
　　生育权之辩
　　2015年7月，徐静蕾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在美国冷冻卵子的事，引发热议。8月，央视新闻报道称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徐静蕾转发微博并表示，“有一种生物叫：#我国单身女性#。”之后，作家韩寒也转发微博表示反对，“生育必须要和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在全国的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它将生育权的主体扩展到单身女性，冲击了基于婚姻关系而享有生育权的传统观念。条例一出，举国争议。支持者称，此举是生育权理论的一大进步;反对者表示，它将引发众多问题，比如，万一独身妈妈意外死亡，幼子将由谁抚养？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向吉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采访申请，至截稿时止，尚未得到答复。
　　事实上，吉林省通过条例的2个月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炳礼公开表态：虽然单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但不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2003年6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再次堵上了独身生育的大门。
　　在此规定下，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也不可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必须是持有“三证”，即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
　　“在人类平等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单身未婚者似乎都应该享有生育、养育后代的权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他说，在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婚、不育者的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高学历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对更高的比例。这种现象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甚至已导致其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单身生育权”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只要有生育行为就行。
　　在英国，未婚母亲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务部申请到政府补助。除了物品、食品和医疗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直接向未婚母亲发放救助金，几乎可以满足母亲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国，未婚妈妈的帮助项目还包括房屋补贴，提供住房券帮助那些即将失去住所的未婚母亲。
　　然而，这些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王桂新教授同时表示：“我个人认为，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单身生育权或生育权与婚姻分离问题可以在理论上做些探讨，但实践上还不宜大面积提倡。”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生育一般应以结婚为前提。传统观念上，如果一个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甚至认为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品质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单身生育权”这个提法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社会，不仅缺乏对未婚妈妈的支持系统，甚至还会剥夺其部分权利，比如，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也需要提供准生证，只能被迫辞职。
　　2011年8月，一位读者向某杂志去信称，自己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怀孕，因尚未结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不会影响工作，但公司还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关系。
　　隐藏的阻碍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国家部委，都要请单身青年们吃一顿饭。饭桌上，领导以热情且同情的语气表示，要过节了，没人照顾你们，代表局里、代表局长书记，让你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云云。
　　这顿单身宴，王宇吃了十几年。年纪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辞、现身说法，从“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两年，国家收紧公务消费，这惯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岁了，眉眼间略显年轻。工作之余，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周末打场排球。今年计划看60本书，已经快要完成目标。闲暇时和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在他看来，单身生活丰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问”。
　　然而，他的婚姻问题，却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每年，局里报送业务工作计划和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后者包括年轻职工的婚恋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等。曾有一位领导在会上开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帮王宇找个对象。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国家机关，领导风格还是家长式的。从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单身是一个隐患、一个不安定分子，是领导管理无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是一种复杂的心态。”王宇说。
　　一位直属领导曾帮他介绍三四次相亲。第一次不成，领导还笑着说没事，再给你找个好的。再不成功，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位领导既热心又有些执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门，他常常坚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还会生气。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看来，“在计划经济年代， 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单位之中。而单位组织在其内部成员面前扮演着父母官的角色， 它将各种社会功能集于一身， 并尽可能地为成员提供多样的服务，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演变成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
　　去年底，局里小范围开会讨论干部任用，有人建议将王宇调至某个空缺的正处长职位，一位直属领导表示反对，“还没结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与会的一位同事将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赶紧解决吧。不解决，领导对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办。”
　　“结婚不是加分的条件，但单身，很可能是阻碍你的由头。”王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单身只是导火索，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领导可能会认为你缺少大局观、缺少集体意识，或者干脆不求上进，肯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
　　他们单位有着“单身不外派”的潜规则，大意是担心单身者不负责任、不被信任。不过，离异的则没有关系。1995年参加工作时，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单身者只有35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结婚者没有年龄限制。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休假，允许带家属。有两次，王宇也报了名，最后却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处领导给他电话，“人挺多的，别人都是带家属。你就一个人，这次能不能牺牲一下？以后还有机会。”
　　王宇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隐私，单位不应干涉;但在眼下，单位的封闭与顽固很难松动――他的一位年轻未婚同事曾因带女孩回宿舍，被领导约谈教育，要求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引领社会风尚”。
　　政策限制
　　待在上海的9个年头里，女孩林咏换过6套出租房了。最频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没有上海户口且没有结婚，被排斥在购房人群之外。在政策松动之前，单身的她是注定不能在上海拥有一个稳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楼市止跌回升时，上海公布了“沪十二条”以遏制房价，宣布自意见发布之日起，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这意味着，外省市单身人士没有资格在上海买房。
　　林咏是从新闻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里骂了句脏话。那之前，她已经看过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时候看房比较疯狂。一堆人跟着中介看，有人当场拍板买下，其他人只能离开”。她没有及时买下，不料就此失去资格。
　　居住上海的网络红人“二月丫头”，曾发起“外地单身反限购联盟”，“征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样反对上海沪籍歧视限购令的MM，一起去线下与上海市房管局约架、理论”，称“我们支持调控房价，但我们反对地域歧视！政府强行逼婚，不婚主义者和齐天大剩何去何从？”
　　她约了几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员的答复非常坚定，称“政策就是这样”。
　　在不少城市，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资格也将单身排除在外。2007年，广州明确了经济适用房申购对象要以家庭为主，单身人士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据称，这样是为了避免一对夫妻利用离婚购得两套住房。对于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住房困难人士，将通过廉租房制度提供保障。
　　有媒体曾报道，一位36岁的北京户籍男人，为了等经济适用房而选择不结婚。北京市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1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减去他的年收入之后，“如果找了一个月收入超过1200元的老婆，经适房就没了。”
　　为了买房，有中介给林咏支招，只要出钱，他们就能帮忙办个结婚证。林咏拒绝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宁可大方接受假结婚、假离婚这类欺瞒――曾有人为她介绍相亲，说对方是多拿拆迁款而假结婚过一次的，却不能容纳真实生活的单身者。
　　“政府可以限定单身购房的条件，如年龄多少岁以上、居住多少年以上，如果发现离婚骗房，可以收回房屋等等办法，但是一刀切的懒政思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林咏说，“政府部门似乎自然而然地以为，没有结婚就不需要房子，单身者购房不是刚需，是可以被牺牲和忽视掉的一群人。”
　　事实上，“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中国既没有不婚文化，也没有不育文化，中国女性基本上是普婚普育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天然以家庭为单位考量。
　　然而，“家庭视角仅仅是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而已，并非唯一视角。在&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到来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亮曾撰文表示。
　　在他看来，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形式的变化，家庭视角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漏洞。比如，各地为获取低保补助金、动拆迁款而出现的群体性离婚事件，都反映出把家庭作为政策设计的单位可能反而会破坏家庭，或是有违社会公平。
　　中国妇女报《农家女》杂志记者高富强，关注女性权益多年。他在多次探访中发现，中国农村妇女没有娘家村的村民资格，在制度与政策的逼迫下，她们必须嫁给一个具体的男性，才能在丈夫的村庄享受村民待遇。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女孩子被认为是要嫁出去的，通常分不到土地，也不能在本村申请到盖房子的宅基地;再到后来，征地补偿与人口安置，依旧把土生土长的本村女孩子排斥在外。如果她选择不结婚，或是因各种原因离婚，那么，她这辈子就没有村民资格（或村民资格不完全），一切国家政策带来的惠泽都将与她们无关。
　　“只虐单身狗”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有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
　　大城市单身者如今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其中以“剩女”居多。“剩女”是教育部 2007 年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一，官方释义为：现代都市女性，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然而，没有婚姻。
　　秋实只有27岁，却在一个中部省份地级市成为旁人眼中的“剩女”。母亲的逼婚已经上升到让她“死得瞑目”的严重程度。为此，她转战另一个城市，搬到公司单身宿舍，很少回家，“单身问题，直接导致我的家庭关系不和睦。”
　　在家里，她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斟酌，一定避免三句后能绕得到结婚的话题。比如，如果看电视，随口感叹这个男人好帅啊。妈妈便会接话，就盯着帅的人，现实生活中怎么能找到呢，这就是你不能结婚的原因！
　　她请妈妈出去旅游。妈妈会拒绝，理由是，万一出了点什么事，以后说家里有一个瘫了的，谁还肯要你？
　　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朋友劝她，如果一辈子独居，老了去医院，医院都不敢收。朋友说，按照规章制度，自己签字是可以手术的;但是约定俗成，如果没有亲属陪同就不收治，以没有病床等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原因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很难解决。
　　老了想进养老院，必须有子女或监护人、担保人签字。经营性墓地最长只能收费20年，到时如果没有子女帮忙续费，墓地按无主墓穴处理，骨灰将被抛洒或深埋。一位网友因此评论：“原来以为独身最大敌人只是父母，这样看来，最大敌人其实是国家啊！”
　　尽管秋实年纪还小，她已经感受到种种“只虐单身狗”的不便。比如，她想独自一人报团旅游，但旅行团是以两人为基准接待，一个人报名需要补交单房差。出国办签证时，旅行社告诉她，如果是单身无陪同，被拒签的可能性非常高。
　　公司总是让她在节假日加班，理由是没结婚，没什么要紧的事。遇上公司组织体检，单身女性都没有妇科检查这个项目――“人们默认单身就没有性生活”。
　　曾经的大学老师告诉她，“女生考完研，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个好对象，赶紧占住一个，要不然等你们考博的时候，就彻底没人要了，我们路过女博士宿舍楼，都是躲着走。”&&如此种种，让秋实不禁感慨：“作为一个中国内陆大龄单身不思婚育文艺女青年，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投射的满满的恶意，从未停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韦珊、王宇、林咏、秋实为化名）
　　一个人的经济社会
　　在日本，单身服务业发展较早。因单身人群多居住在单人公寓、壁橱狭小，东京街头洗衣店推出了衣物保管服务，顾客只要支付同洗衣等额的费用就可以享受最长7个月的保管服务。
　　一些专为单独食客服务的日本餐厅，提供可爱的毛绒玩具陪吃。7.11便利店连锁集团推出家政服务，为单身人群提供家庭厨房、浴室、床上用品的清洁洗涤服务。2014年，家居用品零售商“无印良品”推出一套“小号”厨房用品，包括小号烤箱、煮饭器、电水壶和榨汁机。
　　日本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名为“单身婚礼”的新式服务，客户在两天时间里穿上结婚礼服，精心化妆并选择花束。如果愿意，客户甚至可选择一名男性陪同她们拍照。
　　在韩国，未婚女性可独自前往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一些电器公司宣称将重点放在单人家庭，推出小容量洗衣机、机器人真空吸尘器及便携式电视机等;2013年，包装的、即食的、单人份为主的食品，销售额明显增加。不过，韩国新税制规定，未婚的高收入单身职场人缴纳税金数额上涨，比结婚人士实际缴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被调侃为变相的“单身税”。
　　在台湾，有餐厅推出一人份的佛跳墙、独享Pizza，便利店里有单卖一根的香蕉。街上可买到迷你空气清净机、小包装米、适合一人用的煮饭小陶锅等。
　　2010年2月，挪威游轮公司宣布，将在加勒比航线的游轮上增加128间单人房，不再需要支付两人费用。美国圣摩尼卡的一家酒店推出了一个“独自在城市旅行”的方案，包括许多如何独自一人游览城市的建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有一个名为“一起拥抱人生旅程”的七层楼住宅项目，专为40岁以上、没有子女、有兴趣下半生一起体验独居生活的人们所设立。楼里的公共空间包括餐厅、开放式厨房、电脑房、洗衣房、编织区、木工室等。每周六，每个居民都必须协助做饭和打扫卫生。
　　中国四次单身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响所致;
　　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单身潮的出现;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第三次单身浪潮来临;
　　到了20世纪末，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第四次单身浪潮逐渐显现。特征是，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而且还带动了“单身经济”。
　　（资料来源 《单身社会》《一个人的经济》及各类论文网页、新闻报道）
(责任编辑：U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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