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谁？为何逝世后毛主席说我错了，连说三声翻案？真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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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7月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起义。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周恩来为起义争取到这样一支有生力量而高兴，于是任命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贺龙一参加革命，就成为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
1955年，由于贺龙在南昌起义和红军中的历史地位，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清理林彪集团的材料过程中，毛泽东逐渐了解到“文革”中所谓的贺龙问题的真相。由于受到林彪等人的迫害，贺龙被非法关押两年之久，最后于日在北京301医院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为此，毛泽东对于贺龙元帅的死非常自责。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张春桥时，对他谈到了贺龙，并且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为此，他自责地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然而，张春桥却对毛泽东的交代密而不宜，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去着手为贺龙平反的工作。12月21日，在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他再一次提出说：“我看贺龙搞糟了。我要负责呢。”他又说：“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他第二次指出：“要翻案，不然少了贺龙不好。”最后，他再一次作自我批评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如此自责，两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翻案”，可还是没有得到贯彻。到了日，毛泽东又催问这件事。在一次谈话中，他问道： “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对贺龙之死，毛泽东深感痛心。有一次会议，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又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获悉还没搞好时，他生气地说：“不要核对材料了。”在毛泽东三次过问之下，党中央终于于9月29日发出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毛泽东亲自为贺龙翻了案。次年6月，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在八宝山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病重的周恩来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对贺龙的战斗一生作出了评价。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日，贺龙最后一任妻子薛明因病逝世，享年95岁。这是中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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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死刑犯”坐牢20年翻案：对冤案制造者追究到底(2)-中新网
“死刑犯”坐牢20年翻案：对冤案制造者追究到底(2)
日 03:49　来源：新京报　
　　杨明始终未做有罪供述，日，杨明被逮捕。日，贵州黔东南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杨明故意杀人。起诉书中写道：王家凤得知杨明与杨雪梅相恋后，1月21日到杨明家与其争吵，次日凌晨一时许杨明将王家凤扼死，并抛尸屋后荷花塘。
　　女友证言成为关键证据
　　“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实际上，让杨明最终深陷牢狱之灾的，是当时他女友杨雪梅的证言。
　　日，杨雪梅因涉嫌杀人被刑事拘留，9天后，又因涉嫌赌博收审。直到5月23日杨雪梅被释放。
　　杨雪梅被拘押期间共作出四份供述，均和她涉嫌杀人以及赌博无关，而是关于杨明涉嫌杀人。杨雪梅直到第四次提审，才作出指向杨明涉嫌杀人的供述。
　　按开庭时公诉机关宣读的证词，1月21日晚，她留宿杨明家，睡在三楼，次日凌晨大约2点，听到一楼的卡拉OK厅有音乐声，还有女人吵架的声音。她听到“嗯，嗯”的呻吟声。后来上楼睡觉的杨明告诉她是同王家凤吵架。杨雪梅称第二天发现杨明脸上有三道抓痕。
　　此时已被羁押的杨明并不知道女友也被刑事拘留，更不知道女友在警局做出的供述。直到一审开庭，他和律师还对无罪判决充满信心。听到检方陈述杨雪梅的证词时，他呆住了。“完全出乎意料！”杨明说，他在庭上大喊：“她在说谎。”“简直一派胡言，想不通她为何这么说！”回到看守所，他还气得直哆嗦。“当时恨死她了。”
　　“我当时就申请让杨雪梅出庭，现场对质。”杨明说，他的家人也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但都未能如愿。
　　杨明的一审辩护律师杨敏为杨明做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指控杨明杀人很荒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比如按警方的认定，王家凤已在1月21日被杨明杀害。但却有多名证人证明曾在此后的1月23日及26日在舞厅等地见过被害人。即使对于关键证人杨雪梅的供述，不能排除其被威胁及引诱作证的可能性，她的证言合法性存疑。
　　杨敏曾和另外两名律师进行现场模拟。当时天气寒冷，门窗关闭，在杨明家三楼根本无法听见一楼的打闹声。
　　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审理。黔东南州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日，检察院重新起诉，但没有增加任何证据。12月26日黔东南州法院认定杨明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日，贵州高院裁定驳回杨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杨明说，当法官把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宣读给他时，他情绪一下子失控，“我没罪，你们凭什么判我死缓？”
　　他的举动让一名法官不知所措，“还从来没人敢和我们拍桌子。”
　　杨明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没有办法，收走了判决书。怕场面再度失控，两名警察把他架回了看守所。
　　回到看守所，他一下子瘫坐到地上。“那时绝望到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就坐在黑暗里，默默地流眼泪。
　　天柱县公安局法制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杨明案发生时，指导公检法机关办案的还是1979年的《刑法》。“当时的背景是疑罪从轻、从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才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而杨明正好赶在新旧刑法交替之时。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确作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可是公安实在收集不到新的证据了。“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不服判决。在监狱，他拒绝劳动改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申诉上。
　　监狱里有几条生产线，做丝锥、齿轮等零件。劳动的好，会得到加分、减刑的奖励。
　　“我要写申诉，没空。”拒绝劳动改造的后果，是除了一次被关进几个人同住同吃的狭小牢房，不能出去活动外，他很少遭受惩罚，更没有被减分。杨明后来慢慢明白，“很多狱警都知道我的事，他们同情我，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他不停地写申诉。从看守所写到监狱，每天至少6个小时。写到手麻得不听使唤，方块字成了无法辨认的线条条。
　　如果手不受伤，他可以写得更快。杨明说，他的右手留下了刑讯时的伤。字写多了，手指吃劲，牵着整个胳膊疼。他要不时地甩胳膊缓解疼痛。
　　申诉材料的每页信纸上，他都用大拇指按下两个清晰的红手印。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贵州省相关机构等寄出了反映冤情的控告信，他记得很清楚，一共寄了625份。他也向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媒体发出求助信。
　　他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后来这些官员中很多人都落马了。杨明忍不住乐起来，他描述如何满怀虔诚地写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的周本顺，“亲爱的周秘书长……”“谁知道后来也落马了，”他叹息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申诉材料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记得监狱里的信箱，等管理人员去开锁取信时，锁锈住，不得不用棍子撬开，犯人们塞在里面的待寄的信落了厚厚的灰。很多时候，申诉材料发不出去。
　　杨明一次次跑去问有没有回执，管教人员用一个字回复他：滚。
　　他成了监狱里的反面教材。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还拒绝减刑，拒绝死缓减刑为无期。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不怕，绝对不怕。”
　　杨明说，“从头到尾，都自信。有理走天下。”
　　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多次找杨明谈话。这位干部告诉杨明，即便他不争取积极表现减分，也可以考虑给他减刑。
　　杨明一口回绝：我没罪，谈何减刑？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监狱最后还是给杨明减了刑，从死缓减到无期。
　　潮湿的环境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跑步。在监区外，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他一天跑30多圈。
　　杨明说，在监狱里，人的机能是会慢慢衰退的，比如记忆力。很多人没事做，就只能数蚊子，还有身上的包。
　　夏天的牢房是被蚊子包围的，每天身上都咬出百余个大包。他甚至学会了辨识监狱里的蚊子和外面的蚊子的区别。监狱里的蚊子，从远处飞来时，突然加速向人进攻，不像外面的蚊子，嗡嗡嘤嘤地着陆到皮肤上，让人很难察觉到。
　　在狱中，杨明听到了最好的消息，也等到过最坏的消息。女儿考上大学，父亲去世。他说，没有最绝望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绝望的。
　　“要么死在牢里，要么清白出来”
　　“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转机还是来了。
　　2013年初，北京律师张磊和贵州律师王宗跃接手了杨明的申诉案。
　　张磊说，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此案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凭一个证人的间接证据定罪，而且是在证人处于关押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但这样的关键证人最后却没有出庭。”
　　张磊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杨明的决心。“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张磊对一次会见杨明时的情景记忆深刻，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很大的雨。在监狱办公室里，杨明习惯性地低着头说，我没有杀死她，我是无罪的，我要申诉，要么我无罪走出这里，要么我宁愿死在这里。
　　2014年10月，贵州省检察院启动复查“杨明故意杀人案”。日， 贵州省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该院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今年8月11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判决杨明无罪。
　　杨明的无罪释放，令杨家欢欣鼓舞。而被害人王家凤的家人则感到愤懑。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疑罪从无”。
　　王家凤的父母和哥哥均已去世，今年6月11日，杨明故意杀人案再审第一次开庭，王家凤的姐姐出庭。
　　在法庭上，她大声质问法官，“不是他还能有谁？”
　　8月11日，王家凤的弟弟王家军，听到了杨家接杨明回家的鞭炮声。这让他很不满，认为杨家大张旗鼓。他认同当年办案的一位周姓警官的说法，这名警官也听说杨明将无罪释放。“他很确定地和我说，凶手就是杨明。”
　　“我们就是要一个真凶，”王家军说，“如果他不是，那凶手是谁呢？”
　　指证自己杀人的恋人杨雪梅，在杨明入狱两年后死于一场意外，在广东打工期间坠楼。“我一开始挺恨她的，但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我的仇恨逐渐消解。她当时被无故关押了50多天，估计也吃了不少苦，身不由己吧。”
　　“一切从头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从监狱出来后，相关部门找到杨明说要给他恢复在火电厂的工作。但他没心思考虑这些，他和母亲暂时住到了贵阳的亲戚家。
　　他参加了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尽量不去聊收入、房子这些话题。“同学们也怕我尴尬，都不提这个。”杨明说，大家都只谈孩子、老人。可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落差。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坐在车里真舒服啊，”他感叹，随即又开始失落。“我不是嫉妒，但想想自己啥都没有，越想越凄凉。”
　　同学特意载着他在贵阳市区转了一圈，高楼间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让他不住感叹，“发展太快了，和上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同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他客气地婉拒了。同学们都在市区有房子，有的不止一套房了。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那座四层的小楼，在他入狱后，不得不卖出去一半，维持给他申诉的花费。房子年久失修，屋子潮湿发霉。
　　入狱后，他在三层的卧室摆设还保持着原样，家具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只有过年时，母亲周德英会把家人召集到这间屋子，一起坐着，看电视里的春晚。老人认为这是对身处监狱的儿子的一种怀念。
　　回来后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比如电梯。他搞不清楚怎么按楼层数字，经常坐错。他看到女儿上网，感到很稀奇，“这个看着挺好，我要学。”
　　女儿帮他注册了微信，他在介绍里写道：“一切从头来”。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他没有什么想法。“你说赔多少能换回我20年里失去的？”
　　具体的打算呢？他说不清楚，51岁了，做什么都晚了，身体也早不如前，他感到迷茫。
　　“在里面待太久了，先出去转转吧。”他很想去北京、上海和香港。那里曾是他梦想生活的地方。8月27日，他去社区警务点提交了办理身份证的申请。他说等办好了身份证，就动身。
　　一个人静下来，他总是想监狱里的事。恨自己的20年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要从长计议。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贵州贵阳、黔东南州报道
【编辑:官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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