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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给妻写60年情诗 两人相守的日子已经超过两万天
　　近日一则给妻写60年情诗的新闻引发关注。“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我心里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如果没有了你，我的生命/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
　　这是日，南京大学物理系的青年教师冯端，写给在南京三女中当语文老师的未婚妻陈廉方的一首情诗，细腻的情感和笔触，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理工男”之手。同年4月1日，两人缔结良缘。后来，丈夫成了蜚声海外的中科院院士，妻子则做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光阴流转，两人相守的日子已经超过了两万天，写诗的小伙子如今已经94岁，诗中的廉方也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唯一不变的，是二人牵手微笑的温暖，诗歌传情的浪漫。
　　情人节前夕，现代快报记者前往冯端院士家中探访，听两位“90后”讲述他们的爱情保鲜秘籍。
　　[诗意人生]
　　一个理科生的浪漫
　　给夫人写了60年情诗
　　“天气太冷，只有我们的卧室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我们就在卧室聊天吧。”
　　走进冯端院士的卧室，冯端正坐在椅子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喃喃自语。“冯先生正在背诗呢。”陈廉方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她和冯先生最近在看《中国诗词大会》，看了其中的一期后，就欲罢不能，每期都要准时收看。“我曾在南京三女中教语文，看到武亦姝，一个16岁的中学生能掌握如此多的诗词，很是惊讶，其实我之前是看好另外一位选手，彭敏，谁知最后还是武亦姝夺了冠。”
　　在冯端与陈廉方的爱情里，诗歌一直存在。冯端与陈廉方交往不久，就赠了两本诗集给她，一本《青铜骑士》，一本《夜歌和白天的歌》，让两人的故事多了一份诗意的浪漫。
　　1954年秋天，物理系组织游栖霞山，大家在栖霞寺里喝茶。坐了一会儿，冯端约陈廉方出去走走。栖霞山满山红叶，陈廉方想要采一片鲜艳的，无奈够不着，冯端便纵身一跳，摘下了一片红叶。两人在山中随意漫步，走到一个池塘边，陈廉方看到水中枯荷梗上，栖息着一只翠鸟。两人悄悄地走近几步，想要再仔细看看，谁知，翠鸟十分警觉，蓝光一闪，展翅飞走了，只留下一抹绚丽的倩影。“栖霞红叶艳”“清溪翠鸟鸣”，冯端把那只蓝色的翠鸟当成了两人爱情的吉祥物，在随后的岁月中，这只翠鸟在书信和诗句中不断被提及。爱情，历久弥新，六十多年后，为了纪念钻石婚，两人合写了一首《钻石颂》，其中就有，“秋赏红叶漫栖霞，翠鸟惊艳荷枝头”。
　　相恋第一年的冬天，南京格外的冷，气温创下了最低纪录，滴水成冰。陈廉方到冯端的单身宿舍去看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他提出来，去玄武湖玩玩吧。”那天下了大雪，玄武湖也结了厚厚的冰，白茫茫一片。两人便在玄武湖旁的樱洲长廊上聊天、休憩。冬游玄武湖不久，冯端就写出了“休云后湖三尺雪，深情能融百丈冰”(后湖即玄武湖)的诗句，恋人间炽热的感情，喷薄而出。
　　结婚后，每逢重要的节日，冯端都要写诗庆贺。一年的夏天，陈廉方带两个女儿到北京小住。冯端和二女儿留在南京。白天二女儿到工厂上班，只有冯端一人在家，不免感到寂寞，因而用文言文翻译了许多西诗，涉及英文、法文、德文的诗歌。因为工作的需要，冯端出国访问，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而写出的诗句就更多了。一次在美国访问期间，思乡情浓，便写下了“异域风雨夜，客枕相思ァＫ炝罟胫懈荆比胗巫用巍！1978年，陈廉方被查出罹患癌症，因为发现得早，手术做得很成功，故化险为夷。为此，冯端大喜过望，诗兴大发，竟吟诗十首以贺。
　　62年里，文学造诣颇高的冯端给太太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情诗，陈廉方则用一只大红色的小皮箱，完好地保存了先生的所有作品。
　　冯端深厚的文学功底源自他自小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冯端的父亲冯祖培，是一位文人，诗、词、书法都很好。在上世纪之初，他像多半旧文人一样，不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又无力阻挡时代潮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将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孩子。父亲生前从未教过冯端诗词，甚至没有谈过诗词，教冯端读诗的，反而是母亲。母亲目不识丁，但记性好。小时候，冯端就坐在母亲的旁边，母亲常常喃喃自语地背诵一些唐诗，听多了，冯端也就会背了。不过，母亲是安徽人，背诵唐诗时用的是方言。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让学生自我介绍，表演节目，冯端就背了一首唐诗。“他在苏州读的小学，学校的师生多半是苏州人，听完后，大家面面相觑，都听不懂。”
　　时常想起，第一次约会
　　那杯没泡开的茶
　　每隔一小时，陈廉方就让冯端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他不想走，要我陪他才肯走。”陈廉方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先冯先生起床而起床，后冯先生睡觉而睡觉。”
　　已经94岁高龄的冯端院士，身体有很多毛病。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要吃降血糖药，然后是保健品。冯先生听力下降，每天都要佩戴助听器，下楼要坐轮椅。“他白天要人陪着他，我就等他睡觉后，
　　给他清理助听器，清洗假牙，药要每星期配一次，提前配好，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天气太冷，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等天气暖和了，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转，带点报纸和书，在校园里晒晒太阳。
　　一起走过了62年的岁月，陈廉方回忆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还是在1953年的秋天。当时为了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南大物理系举办文娱活动。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业宁，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便把她也带到了活动的现场，并介绍与冯端认识。“其实那次见面，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特意安排的。”当天的活动，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冯端在打桥牌，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让她看他们打牌。“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业宁转身走掉了，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
　　其实，两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要合并，两校的青年教师便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那天正巧，我去看望王业宁，她就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会。解放后，穿长袍的男士不多，那天，冯端身穿一件深色长袍，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与众不同，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仅此而已。”
　　相识后，冯端邀请陈廉方到他小粉桥的单身宿舍去玩。为此，冯端请人事先代为整理了房间，还特意买了一包水果糖。“没有盛放糖果的碟子，冯先生就把糖果倒在了桌子上，还为我泡了一杯茶，不过，因为水不热，一直到我走，茶叶都没泡开。”提起那次的见面，陈廉方记忆深刻。她还记得用来泡茶的玻璃杯，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磨砂玻璃杯，后来去宿舍的次数多了，才了解到，原来冯端只有一只杯子，刷牙、喝水、待客全用它，而上面的磨砂，只不过是牙膏渍。
　　“相看两不厌”，这样的诗句，也曾经出现在冯端写给陈廉方的诗中。“有什么好看的呢？”在陈廉方看来，自己身高1米47，冯端也不到1米7。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冯先生虽然貌不惊人、不善辞令，但外拙内慧，不露锋芒，就像一块“璞”，外表粗糙，内心却是晶莹剔透的美玉。“我觉得用这个字来形容冯先生是最恰当的。”
　　冯端院士做科研严谨，为中国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生活上却不拘小节，非常随便。冯端在小粉桥的宿舍是一间朝北的房间，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非常冷。一次，陈廉方去宿舍看冯端，冯端感冒了就躺在床上。“我这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大冷的天，他里面就穿了一条绒布睡裤，裤腿还是宽的，根本不保暖，他的鞋也不合脚，袜子后面磨出了洞。”一个人的生活太苦了，那就赶快结婚吧。1955年，冯端与陈廉方缔结良缘。
　　陈廉方为冯端购买羊毛衫裤、棉衣、皮外套，还买了火炉御寒。“同宿舍的同事就开玩笑说，陈廉方来了以后，冯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两个人的婚礼也特别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摆了两桌酒席，一桌请了南大物理系的同事朋友，另一桌请了南京市三女中语文组的同事朋友。“我们家到现在，对于一般的习俗，也并不是那么看重，三个女儿结婚都没办婚礼，我们说不要男方的彩礼，全是旅行结婚。”
　　[风雨相伴]
　　“他就是我的钻石
　　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上个世纪50年代相识以来，冯端和陈廉方夫妇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两个人的爱情，历经岁月和风雨，一路走了过来，是由于彼此的搀扶与陪伴。
　　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严重失眠，以致精神濒临崩溃。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重，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而不敢告诉他，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
　　从教师岗位下来后，陈廉方觉得自己应该为冯端做点事，首先挑起了全家七口生活的重担。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买粮食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为了给一家七口做饭，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去新街口、丁家桥买菜。接着，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作，60年代，冯端著《金属物理》时，便为他誊稿画图。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凭手写笔绘，冯端论著严谨，往往数易其稿，陈廉方也就一遍一遍地誊抄。至于代写通知、回执等无关紧要的信件，更是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冯端也未能幸免。1970年，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接着被拎到台上批斗。
　　冯端的哥哥冯康，解放前在苏州读高中。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暑假里高中男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接受训练，军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夏令营时，军官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参加复兴社，后来，复兴社成了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十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问他还发展过哪些人，冯康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开始编故事，说发展了他的姐夫、姐姐和弟弟。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逻辑性特别强，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让人深信不疑。既然是自己的哥哥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吗？于是，冯端便成为了“证据确凿的特务”，写检查，受审讯，后来，冯端还被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
　　在溧阳农场，住在农民的蚕房里，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往返一个小时。有口难辩的冤屈，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他后来告诉我说，‘你已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果我不在了，一家老小如何活命’，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陈廉方说。
　　不过，苦难还没有结束。1971年，林彪的一号命令，知识分子要参加拉练，一个月的时间，走了一千里地。“那时候冯先生已经年近半百，在拉练队伍里，是年纪最大的。”临走的时候，陈廉方给他买了一双新的解放鞋和一卷胶布，并叮嘱他穿鞋前要在脚上贴上胶布。一个月的拉练，别的人常常被磨起泡，冯端脚上却一点都没有磨起泡来。“一起泡，又累又疼，更是无法坚持下来。”
　　在之后的岁月里，冯端也想要给陈廉方补上一枚钻石戒指，但被她拒绝。“他本人在我眼中就像钻石一样闪亮，我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一句承诺
　　就是一生的约定
　　现代快报：少年夫妻多，相看两不厌的少，您觉得婚姻中的两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廉方：现在的婚姻中，会有第三者。但是，我从来不相信冯先生会看上别人。我们的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冯先生在路上，低头走路，连人都不看。有一天正好是他下班时间，他眼睛不好，近视，走路不抬头，也不看前后左右的。我远远地就看见他了，一直等到走近了，我碰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就笑了。
　　现代快报：婚姻生活中，两个人都要为彼此改变，冯先生做了什么事让您觉得很感动？
　　陈廉方：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到我们结婚之前，他已经抽了很长时间的烟了。王业宁告诉他说我不喜欢抽烟的人，他很有决心，说戒就戒。有的人戒烟有个过渡时期，他没有，很快就戒了。还有人问我，冯先生怎么不抽烟了，但是我们都没对别人讲过其中的原因。
　　现代快报：上个世纪的婚姻，父母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与现在一样吗？
　　陈廉方：与冯先生相恋后，我就跟我妈妈讲了，我妈妈就说，现在调动很大，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调到其他地方去，王业宁就说不会的，南京大学一定会在南京的。因为我是独生女，以后爸爸妈妈都是要跟着我。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可能就是父母最大的要求了。
　　现在结婚要房子、汽车，我们那个时候结婚很简单，即使到现在，我们家对于一般的习俗，也不是那么看重。所以，我们三个女儿都是旅行结婚。
　　现代快报：您能谈一谈，您心目中理想的爱情吗？
　　陈廉方：王业宁是我和冯先生的介绍人，她的丈夫是林醒山。那时候的人很注重承诺。两位都在中央大学，一位在物理系，一位在土木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批的青年教师会被派到苏联读书，林醒山就被选派到了苏联。临行前夕，他们彻夜长谈，谈理想，也谈今后的生活。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位确定了关系。林醒山到了苏联以后，第一年学俄语，后三年学专业课。林醒山在苏联学习了四年，王业宁就等了他四年，恪守之前的承诺。
　　两个人的相处也堪称一对模范夫妻。王业宁支持林醒山的事业，林醒山支持王业宁的学术。他们家里面烧菜都是林醒山烧的，不要王业宁动手。为什么他会烧菜呢？因为在苏联的时候，他要烧菜给自己吃，练出来了。现在两人均已年过九旬，虽然长年被病魔缠身，但两人相互鼓励。
　　我还想说说，我的另外两对朋友。在我看来，他们天造地设，全都是才貌双全，令人羡慕的佳偶。但老天太不公平，两位先生均在70多岁罹患不治之症。卧病期间，两位夫人寻医觅药，身心交瘁，守候病榻数年之久，但均回天无力。丈夫病逝后，她们化悲痛为力量，整理丈夫遗留下的手稿，完成丈夫未竟之业。这才是至死不渝，可歌可泣的爱情。
　　给廉方
　　□冯端
　　为什么又让忧郁的思念
　　重染上你这颗素朴的心？
　　为什么对于我们幸福的远景
　　还有些怀疑，不敢完全相信？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
　　我心里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
　　如果没有了你，我的生命
　　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
　　不论是寒风中望着树叶凋落
　　或是脚踩过满积着白雪的街巷
　　只要我一想到了你
　　心里就充满了和煦的阳光
　　在温暖的火炉边
　　伶俐的你不是曾做过计划
　　有一万多个白昼和黑夜
　　在等待我们用幸福将它填满吗？
　　那么为什么要让你这颗素朴的心
　　再沾染忧郁的思念？
　　当自然界的万物在冰雪中
　　暗自准备着开花的春天
　　钻石颂
　　□冯端陈廉方
　　平仓巷内偶邂逅，白雪冰晶后湖游，
　　秋赏红叶漫栖霞，翠鸟惊艳荷枝头。
　　更喜人间四月天，梁园酒家结良缘，
　　放眼太湖碧波淼，一树樱花照清涟。
　　六十春秋恩爱笃，双双执手难关渡，
　　而今白发同偕老，朝朝暮暮永相濡。
责任编辑：夏晗
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两个人的电影》
日07:42&来源：《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钟求是
钟求是，1964年生于浙江平阳。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大学毕业后从事涉外工作多年，1999年调入温州市文联工作，2009年开始供职于《江南》杂志。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一度辍笔，九十年代中期再度发力。著有小说集《零年代》《谢雨的大学》《两个人的电影》《给我一个借口》《我的逃亡日子》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度选本和年度小说排行榜。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站冠军等奖项。有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是个平淡的人，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每天所干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时间过得快，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知道，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
如今，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而我不仅过气，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弄得有派头一些。我的所有经历往履历表上一放，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一行是小学教师，一行是报亭店主。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干的事，到了五十岁，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一教室的孩子，就提前退了休。我找了份不费心思的活儿，卖起了报纸和杂志。我整天安静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着周围摆着的报纸杂志被别人一份一份取走。我觉得，过去教书也好，眼下守着报亭也好，都算是跟书本文字打着交道。因为这个，我好歹给自己拣回一点安慰。
不过，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用书上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收藏着一部自己的历史。有时我坐在报亭里，看着某个路人平静地买走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杂志，正常得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我偏偏想，别看这个人一声不吭，也许心里装着许多事呢，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不需要一声不吭了，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掏给自己听的。我挺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知道你并不像儿子说的那样，身上找不到一点儿故事的。我还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的事一截一截地接起来，得往前伸出去很远呢。
得从三十六年前说起。三十六年前，我二十二岁，生活在一个叫昆城的镇子里。镇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儿，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那时候我在镇子上的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儿。每天上午，我得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赶到学校。到了下午，我的脚步会闲下来，松着身子慢慢回家。
我家住在镇子西门外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上了点年纪，搁着一堆还算干净的木瓦房，住了十多户人家。因为近着郊区，住在院子里的人物就比较杂，拎开我不算，有做工的，有干农活的，还有当兵的，拿当时好听的话说，工农兵全齐了。
当兵的是大奎。大奎曾是院子里令人头疼的小子，喜欢到处串门蹭东西吃，还喜欢梗着脖子骂人。他初中毕业晃了两年，因为捏着贫农的成分，被送到了部队上。以后遇着过年什么的，都会有人上门跟大奎他爸妈握手，再把“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木门上方。这样过了好几年，突然传来消息说，大奎踩到大运了，提干当了排长。排长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是排长，《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他们背着驳壳枪，脑袋里净是智慧。大奎的智慧全扒拉出来，可能还不够他们的零头，但拿别的一比，大奎却多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女人。杨子荣严伟才到电影结束还没娶上媳妇，大奎在一年半前便拿着假条回家迎了亲。
大奎结婚那天是个星期日，院子里摆满了宴桌，大人小孩发出的各种声音停不下来。中午时分，一群姑娘伴着新娘过来了，院子门口响起鞭炮，又燃起一堆稻草。按着习俗，新娘从稻火上跨过，算是踏进了红火的日子。然后新娘往空中撒了两把糖果花生，那些糖果花生落下来，引得孩子们在地上扑来扑去，闹成一团。在新娘就要走进新房时，她的衣角被一个小孩紧紧攥住了。那小孩挺小，没抢到地上的吃物比较苦恼。新娘回过脸轻轻笑一下，再次往空中扬了一把，又弯了身子把两颗糖果塞到那小孩手里。
我得承认，新娘的回脸一笑让我心里多跳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梅。很多年过去，每回我去想若梅时，第一个抢着跳出的总是这个镜头。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脸上也是粉红色的。就在这粉红色中，她咧嘴轻轻乐了一下。
结过婚，大奎在家没待几天，又回了部队。新娘新郎有啥话没说够，只能在信纸上说了。接下来的日子，若梅除了学着如何跟公公婆婆相处外，常做的一件要紧事儿便是琢磨写信。看得出来，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她很想把信写好，或者说，她很想把日常话儿变成好听的词句放到信纸上。这样一来，隔上几天若梅就会走到我跟前，拿一些疑难的词儿来问我。
若梅看中我，不是因为我有啥学问。我的学问全掏出来赶在一起，也就是一小堆儿。我跟别人不同的是，我有一张纸物，就是镇图书馆的借书证。过个十天半月，我会从图书馆借回两本书来看。我说的书是小说，《金光大道》、《大刀记》、《矿山风云》什么的。那会儿我家人丁多，屋子不够用，我的睡床被升到了楼阁上。楼阁虽有一扇小窗户，但不是宽敞地方，待久了会觉得憋，所以只要不是大冷天，得了空儿我喜欢拎一把竹椅坐到院子的砖墙旁看书。我看书的样子不光进入邻居们的眼睛，有时也会进入他们的嘴里。邻居们说，你瞧瞧，外头那么乱，咱这院子还是好的。邻居们又说，毕竟是当老师的，总还知道读书的好处。
现在，新邻居若梅用着了我。好些次我刚在竹椅上捧起书，她就轻着脚步走过来，把脑子里恍惚的词儿拣出来问我怎么写，譬如说“尴尬”啦、春意盎然的“盎”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茬”啦。我也没有谦虚，合上书本，把封面当作黑板，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开始时若梅还有些不好意思，问了几回，慢慢就随便了。随便了以后，她问的词儿似乎浪漫起来，譬如“邂逅”、“憧憬”什么的，有时还会要去一句毛主席的语录。
说实在的，我喜欢若梅的出现，喜欢她站在我的跟前看我写字儿。当我手指准备在书本上走动时，若梅的脑袋会贴过来，脸上带着认真。待我一撇一捺写明白了，她就发出“噢”的一声，然后给我一个表扬的目光。有时我写完一个词儿，顺便送出一句解释，那解释要是幼稚或者有趣，若梅会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在笑声中，我能闻到她身上跑出来的淡淡香气。这香气不仅让我鼻子受用，也让我心里快活。
又过些日子，若梅向我提出借本书看。若梅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嫁过来后暂时没地方上班，平常除了做家务、织毛衣，就是半个月写一封信，一个月去邮局领一笔大奎寄回来的汇款。这样一算，她空余的时间还是不少。我反正每回借两本书，一本看着另一本就闲着。我把闲着的那本匀给若梅，不过定了归还的时间。两天后，若梅按时把书还给我，说看了一小半，不好看。那是一本《向阳院的故事》，的确不好看。
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那时候我的阁楼上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只小木箱。木箱里躲着几本私家书，一般不肯也不能出去见人的。我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决定这回破个例。第二天，我拿出一本《林海雪原》借给了若梅。我想大奎是部队里的人，《林海雪原》讲的是部队里的事，若梅应该不会说不好看的。只是这本书比较宝贝，离开了自己，我心里不太踏实。
几天后的傍晚，我坐在竹椅上一边翻书，一边在心里猜想若梅会不会过来还书。这时若梅的家突然热闹了起来，那门里先出来一团声音，再出来一团人——原来是大奎他爸和大奎他妈一边叫骂着一边扭打在了一起。大奎他爸虽出身贫农，个子却比较小，平常受大奎他妈管理。有时大奎他爸喝了点酒，就不服管理。不服管理便容易拌嘴，拌嘴多了，免不了也会打个架摔点东西。若梅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公公婆婆，意思是他们人还不错，就是力气太多了没地方用。
现在大奎他爸又把多出的力气用来捶打大奎他妈的身体，大奎他妈也不甘示弱，拿两只手揪住大奎他爸的头发。若梅站在旁边使劲拉扯，哪里拉扯得动。吵闹声引来了好几位邻居，我也赶紧凑上去，大家用一用劲，分开了两人。不想大奎他爸一见这么多邻居，觉得不应该马上歇下来，又往前蹿了几次，同时把拳头胡乱送出去。当时我正站在大奎他妈跟前，突然脸上一热，已挨了一拳。我用手摸一摸鼻子，摸到一巴掌的血。我这个人有点怕血，见手掌全湿了，身子一矮，软到了地上。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愣住，大奎他爸他妈也傻了。若梅先反应过来，急忙蹲下身抱住我的脑袋，用手一下一下拍打我的额头。接着有人取了水来，用嘴吸一口喷到我脸上。我流的只是鼻血，被水一惊，很快止住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楼阁的小床上，鼻子里塞着一块棉花，脑子里却使劲去回想若梅抱住我脑袋的情景。要知道，她是把我的脑袋抱在她胸前呀，就是说，我的脑袋是靠在她身体最突出最柔软的地方呀。此时我觉得，自己全身最幸运的地方便是后脑勺了。我闭上眼睛，在回想中一点点还原后脑勺和那胸部接触的感觉，那感觉慢慢由虚到实，变成了电影里的近镜头。在近镜头里，后脑勺贴着的是一件碎花衬衣，衬衣里边是一件背心，背心里边是雪白的乳房。这么想着，我身子抖一下，鼻息变粗了。又因为一只鼻子堵着棉花，我不得不张开了嘴巴。
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东拐西弯又想到了《林海雪原》。《林海雪原》里人物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和白茹三个人。如果把这三个人搁在眼下日子里做个落实，不用说，若梅最靠着白茹；大奎跟杨子荣不像，可因为都是排长，可以沾点边；至于少剑波嘛是团参谋长，自己够不着，可我现在愿意把他安在自己身上。一想到若梅是白茹，自己是少剑波，我的鼻息又粗了。
那个晚上，我伴着楼阁里那只昏黄的电灯，乱乱地想了很多。
第二天起床，我突然有点害怕见到若梅了。我担心对着若梅时，自己说话做不到镇定。说话一不镇定，心里藏着的不好念头便容易被瞧出来。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拎着竹椅到院子里看书。进出院子遇着若梅时，也只是潦草地打个招呼。我为自己的匆忙样子找了个借口——马上期末考试了，当老师的当然不能闲着。
又过几日，期末考试结束，学校放了假。刚放假的日子，最躲不过的是热天气。每天吃过晚饭，最有耐性的人在屋子里也待不住，于是院子里乘凉的木凳竹椅多了起来，大家一边晃着蒲扇一边闲话。有人还搬出竹床，躺在上面跷着腿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主人喜欢听样板戏，尤其喜欢听李铁梅，所以调出的唱词经常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什么的。我对样板戏沾不住兴趣，但我愿意坐在那儿摆出爱听的样子，其实是让耳朵替眼睛打掩护。就是说，我耳朵听的是铁梅，眼睛瞧的是若梅。这时的若梅一般坐在自己家门口，因为没有灯光，她的脸面并不清晰，但我能觉出她的动作和她的神情。她的动作是不停地织着毛衣，她的神情则闲闲的，像是安静中又有些懒散。
当然，日子不会老这么淡着，有时会插进来一点事儿。一天晚上，我照常来到院子里坐下，眼睛里却少了好几个人，若梅也迟迟不肯出现。拐着弯儿一打听，原来邻近的一个村子今晚放电影，若梅伴着两个邻居女人一块儿去看了。那时候近郊一些村子的晒谷场时常放露天电影，但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打仗的老片子，算不上稀奇。我心里奇怪一下，问什么电影，有人说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我听说过，知道是哭哭啼啼的电影，挺适合女人看的，怪不得若梅肯去钻黑夜凑这份热闹。我坐在那儿想稳住自己，没有稳住。我起身回屋拿上手电筒，出了院子往放电影的村子奔去。村子不算远，也不怕找不着，因为路上遇到不少赶电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肩上还扛着凳子。到了那村子的晒谷场，电影还没放，一只灯泡亮着，满满一场子人一边喧闹着一边听一个人大声说话。那个人在说明为啥放这场电影，还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的。我提一口气，使劲往人堆里挤，同时让眼睛跑来跑去想捉住若梅的脸。但场子里的脸太多了，若梅的脸搁在里头，就像一本书塞到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一时不容易找到。这时那讲话的人把话刹住，电影开始了。
我站在人群中静了心看银幕上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声很好听，可卖花姑娘花妮太苦了，她妈妈生着病在地主家做工，妹妹被地主家的药汤烫瞎了。当妹妹抚着烫伤的眼睛大哭时，我的身边响起一些抽泣声。接着哥哥被警察带走，花妮和妹妹跑过去扑到哥哥身上，我周围的哭泣声更多了。正伤心着，我脸上凉了一下，用手一摸，摸到一滴水。我以为自己也哭了，刚悄悄擦去，脸上又凉了几下，这才知道是下雨了。雨滴先是疏的，一粒一粒散着下。人群里一阵晃动，但还能扎住。再过一会儿，雨忽地变猛了，带着刷刷的声响，下得又密又冲。
其实那只是夏天的浪雨，下一阵便会收住。往日一般在傍晚时下，这天拖后了。再说大热天里浇浇雨水也没啥关系，起码还能赚个凉快。但人呀有一习惯，遇上雨就想躲。有人发一声喊，场子便炸了营，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都不想让雨打着。可晒谷场周边是空旷的稻田，哪有躲雨的地方。场面一下子大乱，有人往回去的路上奔，有人跑向远处的一棵树，还有人在田埂上乱窜。
我就是在这时候担心起若梅的。我怕她迷路怕她跌跤怕她一不留神跑进稻田，我冲到场子中间，用电筒的光柱朝四周溃散的人群划了几下，然后大喊一声“若梅”，觉得不够，又连着喊了两声“若梅若梅”。但混乱中我的声音没有劲道，飘出去几米便被雨水打趴在地上了。我没了办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湿着身子回到家，我冲个澡就上了阁楼。睡过一夜我睁开眼睛，竟觉得昨晚的情形有些虚。站在雨中大声喊叫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对我来说真的有点不真实。这种不真实又让我相信，至少若梅不会知道这事儿。
这样忐忑着到了下午，我挑着两只木桶去院子后面的水井，却见若梅蹲在井台上洗衣裳。我没吱声，把水打满了准备把扁担放在肩上。若梅叫住我，让我帮她打桶水，我只好把木桶里的水倒进若梅的木盆里。若梅抬起头看着我说：“昨晚去看电影啦？”我点点头。若梅说：“我也去看了，看不到一半天就下雨了。”我又点点头。若梅说：“你说卖花姑娘后来会怎么样？老那么苦着？”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若梅见我不怎么接话，就收回脑袋开始搓衣裳，搓了几下突然说：“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慌一下，脸上的肉一阵抖动。若梅自顾自说：“也许不是喊我，我听错了。雨那么大，谁这么傻站在那儿练嗓子呀。”若梅还说了几句什么，我乱乱地没听进去。好在这时又来了一位挑水的人，把若梅的话止住。
接下来的两天，我使劲让自己的心静着，但静着的时候，我仍有一个预感，好像要出点什么事儿。这天傍晚，我喝过一碗稀粥，便坐到院子砖墙旁看书。这时若梅从屋里出来，一步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样东西，是《林海雪原》。我收了书，没有吱声。若梅也不说话，却指了指书。我翻开《林海雪原》，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我大了眼睛，看上面的一行字：我想去一个远的地方看电影，你肯陪姐去吗？
我身子一热，觉得脸上渗出了一层汗。我合上书本，在封面写了两个字：哪里？若梅弯下身子，用手指写道：温州城。我又写：啥时？她写：明天。我刚要点头，她在我耳朵边悄声说了一句：“我打听过了，那里的电影院在放《卖花姑娘》。”
很多个年头过去，我仍要说一句话，若梅那天向我掏出的是个勇敢的主意。那时候一个女人出远门去看一场电影本来就不平常，而让一个不是丈夫的小伙子陪着去显然是件危险的事儿。
当天夜里，我躺在阁楼上又睡不好觉了。我远远近近地想，想明白了一点，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儿说说话。从这一点想开来，我又肯定了两点，一是我平日里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大奎如果脱掉军装，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结婚一年半时间里，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的高兴。对平常的通信，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有一次她跟我说，自己花心思写了很长的文字，大奎寄回来的却是没香没味儿的几句话。我心想这不是大奎不肯说好话，而是肚子里缺着墨水，但这层意思我没说出来。
那晚在阁楼上我还一遍遍翻开《林海雪原》，看那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又一个字一个字看回来。后来我注意到“姐”字。那年若梅二十四岁，大我两岁，不过平时她在我跟前从不自称姐的。我想，她在纸条上用了这个字，是想事先定下姐弟的关系，这样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轻松些。
依着约定，第二天我起个早一个人先出院子，直奔北门轮船码头。那时候昆城通向外界有汽车和轮船，坐轮船比坐汽车省钱，但花时间。从镇子到温州城，得先坐两个小时的河船，下船后乘江轮渡过一条江，再换一条河船坐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饭的时间出发，到城里得是下午了。
我上了船等着，不一会儿船舱里的人多起来。人一多，声音也跟着多了。大家好像都在动嘴巴，一些人讲着话，一些人吃着东西，一些人吐着烟圈，还有一个小孩在哇哇大哭。嘈杂声中，我看到若梅走进来坐在船舱的那一头。今天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碎花裙子，显得挺素净。我知道我不能走过去跟她坐在一起。一堆人装在船舱里，免不了有眼熟的脸，我们不能不小心些。
船开动了，船舱里慢慢静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瞎子词师敲一通琴鼓，拉开嗓子唱起鼓词。他在唱一个明朝故事，故事里有男女情爱。唱到调皮处，瞎子的声音里透出一些快乐。我远远望一眼若梅，发现她正扭头看着窗外，样子挺安定。我转过身，也开始靠在船窗边看河岸。河岸上有树，有刚插上禾苗的稻田，还有挑着担子或拎着篮子的人。他们的身子慢慢向后退去，越退越远，越退越小。我心里有了逃奔成功似的轻快。
那一刻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轻快是不可靠的。我离镇子越来越远，可离灾难却越来越近了。
到达温州城已是下午两点多，这是个阳光挺猛的时辰，街上的人却不少，自行车的铃声和三轮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我和若梅一路上一同上船又下船，下船又上船，不敢挨在一起。现在往陌生又热闹的地方一钻，才凑在了一块儿。我们先进一间饮食店吃阳春面，吃完了顺便向服务员问电影院。服务员说前边就有一家，叫五马电影院。走过去一瞧，那电影院挺气派，一幅很大的宣传画躺在墙上，正是《卖花姑娘》。不好的是买票的队伍特别长，像草绳一样扭摆出去。我们站在队伍里一点点往前挪，挪了大半个小时才挨近售票窗口。买了票一看，两张中竟搭着一张站票，时间是晚上六时整。
此时离晚上看电影还差着一截时间。说实话，我对温州城一点儿不熟，小时候跟大人来过一次，早忘没了。现在既然有时间，就想到街上逛逛，只是太阳烤人，又怕被什么熟人撞见，一时有些茫然。若梅以前也只来过一次，不过挨得近，对城里还存着记忆。她使劲想一想，想到了一个去处，说：“咱们去中山公园吧。”
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说好价钱坐了上去。三轮车的座位比较窄，两只身子放进去便贴在了一起。先前吃面条、走路、排队买票，似乎都在忙碌之中，不觉得有什么。现在静着身子靠在一块儿，我手脚便有些硬，心里压不住地多跳了许多下。好在三轮车夫比较有趣，嘴里吹着口哨，又不时按下怪叫似的喇叭，分走了我和若梅的注意力。
到了中山公园，我们走一圈，看到一些树木、游船和长椅。长椅都不空着，有的坐着人，有的躺着呼呼酣睡的汉子。当然，空气中还少不了蝉叫声和卖冰棍儿的吆喝声。吆喝声提醒了我们的口渴，我们买了冰棍，一边吃着一边去爬公园里的小山。小山真是小，沿着石阶走上去，冰棍儿还没吃尽，已到了山脖子。正要歇一下脚，忽然听到一声招呼，扭头去看，见树荫里坐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模样跟轮船上的瞎子词师差不多。我们走近了一瞧，瞎子并非瞎子，墨镜里面有一双打量别人的眼睛，原来是算命先生。那年头到处破除迷信，街面上已见不着算命先生，想不到这里倒躲着一位。算命先生说：“你们两位，嘿嘿，撞见我是缘分也是福分。”未等我们开口，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两位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若信，坐下来听，若不信，请随便。”不用说，这是算命先生并不高明的开场白，若梅拽一下我的衣角，我们俩撤回石阶继续往上爬。爬了一截，便瞧见山顶的一个亭子。
我们在亭子里坐下。从这里望下去，能看见城里一片接着一片的房子，一眼都看不到边。西落的阳光变得有些黄，铺在所有的房子上面。我心里豪迈起来，很想做点儿什么，譬如将若梅的手抓在自己手里。正走着神儿，听见若梅讲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拿追问的眼睛看若梅。若梅说：“我是觉得，那算命先生说的其实没错，咱们接下来马上会遇着一件困难的事。”我说：“什么困难的事？”若梅说：“睡觉的地方。咱们不一定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我赶紧从豪迈中出来，慌一慌脸说：“咱们住旅馆，开……开两间房。”若梅忸怩一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咱们没有介绍信，只怕不让住呢。”若梅这么一提，我才记起衣兜里确实少了介绍信，事先没有想到哩。即使想到了，因学校放了假，一时也开不出来。我想一想说：“咱们就说介绍信丢了。丢钱是常事，介绍信为什么就不能丢？”若梅说：“如果我是服务员，我才不信呢。”我说：“那咱们多给点钱，钱是纸，介绍信也是纸，没准儿能顶上的。”若梅说：“这话只有不出门的人才说得出来，幼稚呢。”我说：“我就不信，人家卖花姑娘那么苦都能挺过去，咱们有钱还找不到办法。”这话把若梅说乐了。她点点头说：“大不了睡澡堂，我知道澡堂不用介绍信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了公园去看电影。那电影院挺好，不仅干净，屋顶还挂下来许多吊扇，吹得满场子都是风。不好的是我们，只有一张票有座位。我让若梅坐了座位，自己站在旁边的走道上。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自己用不着沮丧的，因为卖出去的站票真是不少，站着的人差不多把两旁走道占满了。
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了。随着银幕上苦难的展开，周围响起一些抽泣声，有人还用手帕使劲擤鼻子。看来这部电影在哪儿都是招人泪水的，只不过不包括眼下的我。我看过电影的前半部分，注意力就有些散。我的目光时不时从银幕上挪开，跑到若梅的座位上。淡光中若梅的脸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亮着时能依稀看见她专注盯着前方的样子。有那么一刻，我脑子里长出一个想法——走过去将她旁边的人一把拎开，让自己坐进去，然后悄悄捏住她的手直到把电影看完。这想法让我高兴又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想法虽像电影里的镜头，却只能在脑子里放映。
电影快过去一半，我松闲的脑子才慢慢收拢，银幕上开始出现我还未看过的情节。就在这时，座位上站起一个身子走出来，近了一看是若梅。我以为她上厕所，刚要让身，却被她拽一下衣服，说：“你去坐。”我悟过来，摇摇头表示不用。若梅说：“你得去坐。”我还想摇头，旁边有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我只好横着身子走过一排大腿，坐到若梅刚才的座位上。
坐下后我马上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情形。我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若梅站着。即使若梅为了我愿意站着，那我也应该走过去待在她的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比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要好许多。这么想着，我真的让自己离开座位，重新走过一排大腿来到若梅跟前。若梅在暗色中奇怪地瞧着我。我没吭声，迈一步站在她的身后。若梅明白了，也不吭声。过一会儿，她一只手往后伸过来，攥住了我的手。
这是我和若梅第一次拉手。先前我好些次在脑子里握过她的手，但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是真的。我还知道，她的手一旦到了我手里，我会久久不放的。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握着手看完了电影。
电影散场后，我们赶紧去找旅馆，还准备了要两个房间的话。我们先走进一家有点派头的国营旅馆，那服务员一听没有介绍信，脸立即变了，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手帕。第二家旅馆显得老旧，服务员的态度倒不错，笑眯眯地跟我们聊了几句，又笑眯眯地拒绝了我们。到了第三家旅馆，我们抢先说介绍信丢了，那服务员便怀疑着脸，问没有介绍信有结婚证吗？介绍信丢了结婚证也丢了吗？两句问话便让我们紧着身子逃出了门。
接着我们去找澡堂。澡堂也是要介绍信的，只是似乎可以商量。商量了一会儿，服务员勉强同意了，让我们每人领一张草席去睡觉的地方。所谓睡觉的地方便是歇了业的洗澡堂子，一片水泥地上铺着两长溜儿草席，草席上坐着或躺着一批赤裸上身的男人。见我们进来，许多目光扑过来，落在若梅身上。一个穿着裤衩的矮胖男子大约刚方便回来，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扭过头瞪着若梅看。若梅愣了几秒钟，给我一个眼色，我们转身走了出去。
我们到了街上，茫然着不知该往哪儿走。若梅突然说：“要不咱们去中山公园吧，那儿的长椅可以睡人。”我愣一下，马上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比睡澡堂子好。我说：“其实公园小山上的亭子也挺好，能睡觉还能看城里的灯光。”若梅就笑了，“你这时候还想着掏些诗意。”我说：“掏什么诗意呀，我琢磨着公园晚上到点儿肯定清人，待在山上就能躲过去了。”又说，“只是山上那么黑，怕你害怕呢。”若梅说：“不怕，在澡堂一堆男人中躺着才慌心哩。”
定了主意，我们急忙往公园方向走。到了公园门口买票，售票窗口里的女人提示说，再过半个多小时就关门了。她的话让我们加快了动作。我们走进公园按白天的记忆靠近小山，找着石阶往上爬。夜色暗淡着，但石阶仍是清晰的，爬了一刻钟便抵达山顶的亭子。
这时看看亭子还真是不错，围成一圈的木椅是有靠背的，躺下会觉着踏实。山上蚊子自然不少，但被风一吹，在我们身上应该停不住的。我们松了心，站在那儿看城里的夜色。白天一片片的房子现在变成了散乱的点点灯光，灯光里躲着看不见的内容，造出混沌的安静。这种安静到了天上，就显了干净，一眼望去，都是水洗过似的星星，还有半只月亮。我心里软软的，又跳跳的，像有什么东西要溢出胸口。轻轻看若梅，在暗色中没一点儿声响。我走到她身后，双臂一绕箍住了她。
若梅静着，一动不动。这不动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准备，准备着拒绝或者接受。我鼻子不够用了，从嘴里跑出一股股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若梅猛地一转身，双手扒住我的肩膀，用嘴堵了我的嘴。我的身体抖一下稳住。我的舌头一阵没头没脑地忙碌，忙碌中只觉得嘴里的热气出不去了，灌回到了身体内。我的双手开始迷了路似的到处乱窜，从她的后背到她的腰部再到她的胸前。她的胸前虽然柔软，但隔着一层衬衫，这让我双手傻傻的不知所措。很快我的双手醒悟了，解开一只纽扣，再解开一只纽扣，怯怯地按住她的双乳。若梅轻哼一声，身子硬住，硬了几秒钟，身子软了，后退一步跌坐在木椅上。我被她的身体一带，双手脱离乳房，跪在了地上。
现在，我的脑袋停在她的前面，离她的胸部很近。她分开的衬衫回去一些，只露出半只圆溜溜的乳房。半只圆溜溜的乳房颤颤地起伏着，像是要从衣服里挣出来。我双手一捋，让她的衬衫从肩膀两旁滑下，两只乳房跑了出来。我的嘴巴愣了愣，像是在两只乳房之间犹豫一下，然后扑住了左边的那只。若梅身子向前一弓，双手抱紧了我的脑袋。很快我感觉到了她身子的扭动，她的手将我的嘴巴向右边的乳房推去，在那儿停留片刻，又缓缓向下推去。我的嘴巴经过她扁平的肚子，到达了腹部。虽说隔着裙子，但我能闻到湿润的青草气味。我被那特别的气味差不多弄晕了，就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上，若梅的喘息声明显响了，急急乱乱的，还带点儿颤动。
突然，若梅惊叫一声，喘息声停住。
我奇怪一下，睁开眼睛往上看。我瞧见若梅双臂使劲护住胸部，几团光柱同时在她的脸上晃动。我的眼睛一下子变大，猛地调过身子，见亭子外站着三四个人，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手电筒。
人是有命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
许多年以后，我仍会记起公园小山上那位算命先生说的话。他挺直接，说我们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当时我和若梅都以为难事的“难”是指“困难”，不久才明白说的是“灾难”。那是个看上去有些窘迫的男人，眼睛躲在墨镜后面，不像是一位智者。但事后想想，他说得挺有准头。
遇着灾难的日子从此成了我一生中最特别的日子。把那个日子放在日历上，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