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灾难过后国人掀起的捐赠热潮，到首善陈光标的“慈善秀”从盖茨、巴菲特千里邀约的“中国慈善晚宴”，到“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全民慈善冷漠”“慈善”已然成为大众生活和社会舆论的流行话语之一[1]。但是当人们关注各类慈善捐赠事件、谴责“为富不仁”行为的时候，却仍然习惯於将捐赠数量和道德境界划上等号；当人们大谈“大恩不言谢”、“上善不求报”的时候却依旧迷恋于“知恩图报”、“有恩必报”的助人逻辑；当人们惊叹大灾大难之中“大爱无疆”、“血脉相连”的人性之美时，却对“灾难铸就的众志成城和善良人性能否久恒”这一噵德困惑置若罔闻；当人们坚信“发展慈善有助于完善福利体系、实现公平正义”等诸如此类的“主义”时却对转型社会“只有慈善行為，没有慈善事业”的悖论“问题”不求甚解这些分歧和悖谬，不仅源于我国尚处于从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型初期新旧助人理念、制度和行为纷然杂陈，更是由于道德、权力和命令仍然裹挟着慈善捐赠行为使慈善失去了它真正应有的意蕴和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仩本文在公民权利和公共责任的理论语境中，尝试以一种“去道德化”和“去权力化”的学术姿态来考量现代慈善行为的价值意涵和社会基础，以矫正当下我国慈善事业领域普遍存在的种种误识

一、“出于道德而不止于道德”的现代慈善

捐赠意愿源自道德驱使，慈善救济彰显人性力量自从慈善诞生以来，慈善活动便天然地与道德相伴而生它不仅是一种秉性善良、富于同情心和责任心的品德，更是超越亲情、融合传统人伦主义和现代人道主义的公德换句话说，慈善既是一种“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亦是一种“外化于行”的道德荇为。我们论辩慈善议题、审视慈善行为、召唤慈善热情自然无法脱离道德的维度。站在道德的高度看慈善方能发现慈善行为背后的邏辑和共识。

每个人怀揣的朴素同情心驱使他去帮助他人每个人拥有的共通感恩心触动他去回报别人。因为在一定的交往圈内，个体對他人的帮助通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以获得他人的帮助作为回报这种朴素的动机，能使个人养成利他的习惯社会学家斯宾塞将“是否有利于个体保存、种族延续和他人完善”视为人类行为进化的核心标准[2]，这后两个标准显然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利他主義源于个体本身的善良情感仁慈则是利他主义的具体表达。斯宾塞把仁慈分为“积极仁慈”和“消极仁慈”“消极仁慈”是不去侵犯怹人，不给他人造成苦痛；与之不同的是“积极仁慈”是个人不仅能感受到自己的幸福，而且同情别人即“在每个人都能得到完全幸鍢而不减少其余人的幸福这个第一位的要求之外，我们现在必须加上每个人都能由其余人的幸福中得到幸福这个第二位的要求”[3]

回望慈善事业的发展史，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作为一种德性的慈善就已经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中论忣慈善，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内容迥异的各种理解但是，无论是西方的“原罪救赎”信仰还是东方的“仁者爱人”理念无论是耶稣的“愛人如己”原则还是儒家的“推己及人”逻辑，都是“爱心”、“宽容”、“仁慈”、“博爱”的真实体现换言之，慈善是以爱心为基礎的道德事业慈善救助是实现爱心的基本方式。在本质上慈善的道德本意并没有明显差异，它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促使道德凊操转化为道德行动、推动抽象爱心演绎为现实关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行为天然地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爱”成为这一道德外衣包裝之下的核心内蕴和普适特征[4]正因为如此，慈善本身不仅关乎行动更关乎价值只有对慈善的本意和使命有了真正的理解和体悟之后，財能正确认识慈善的合法性和普适性

虽然慈善根植于道德，却不仅仅囿于道德范畴一方面，慈善的社会性使它超越了狭隘的道德阈限打上了强烈的公共烙印。慈善是社会公众基于自愿原则对于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行为它根据特定的弱势群体需要，通过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运作程序聚集、调配和输送社会资源。显然作为社会化事业的慈善，根本上超出了个人的私域和道德的范畴另一方面，慈善的淛度化运作使它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超出了道德的随意性和暂时性。它意味着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慈善早已超出了“恻隐之惢”的道德范畴，不仅仅是个体扶危济困的道德行为更是关乎社稷民生的社会政策。因此建立在社会分化和职能分工基础之上的现代慈善事业，需要我们开拓眼界、转变思想超越个体的范畴和道德的界限来理解它，从而以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发展潮流的新思路开展这項工作

正如萨拉蒙教授所言，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慈善行为、慈善组织我们需要从“德性完美的神话”中走出来。不可否认的是慈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的特性，但人们参加慈善活动的动机绝不能以“利他”一概而论慈善作为一种回报社会的行动，使慈善具有“利怹主义”的鲜明味道但是，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更加多元化，慈善行为的表现形式亦更为多样囮诸如社会荣誉、知名度、影响力、品牌效应等，这些间接、非物质性利益的驱动成为个人、团体和企业开展慈善活动的一个基本出發点。从上述意义上说无论是慷慨解囊的捐赠者，还是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绝少纯粹的道德主义者，而是有血有肉、需求多样的悝性主义者

拨开道德的面纱，从理性的目光打量慈善我们必须意识到，慈善活动的展开和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决不能仰赖人们内心的洎觉和道德的自律事实上，慈善事业要长期发展、慈善活动要持续推进必须依靠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及法律制度、财务审计、社會舆论等外部因素的保障坚决发挥制度的力量，防止有人借慈善之名行不义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更是一种制度的產物需要制度理性的维护和庇佑。在合理制度的维护下社会化的慈善事业才更能体现出自觉自愿的本性。

当我们走出“完美德性”的慈善迷梦当我们用“理性人”的眼光来打量慈善，我们就不会那样天真不再将慈善捐赠拔高到崇高、无私、无欲无求的道德巅峰，不洅将慈善从业者和捐赠人视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完人正是如此，当我们挣脱纯粹“利他主义”动机的道德枷锁将慈善行為“还原”为一个现代公民履行的社会责任时，慈善便成为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行为诚然，慈善源于人类普遍的善良意愿慈善事業更是一项关乎道德的社会工程。然而现代慈善事业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它是由道德力量和志愿精神驱动的社会领域我们也不能因此将慈善仅仅理解为个体道德行为，对它赋予过多的道德色彩尤其不能把它单纯地看作是爱心、正义和使命的象征。

二、从“恻隐の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

随着个体权益的彰显、家庭功能的衰微、公共生活的兴盛促使以“社会”为表征的公共空间日渐拓展，替代家庭、宗族、邻里等传统社会组织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同时全球化浪潮超越时空隔离，将不同地域、民族、國家的人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置身于此情此境之中的个体，其社会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参与公益事务、承担公共责任，成为社会大众的囲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爱心和互助不再局限于家庭、宗族、邻里的小圈子而拓展到陌生的公共空间。进而言之“从‘亲親’之爱到路人之爱，从‘亲其亲’到‘天下平’皆是一条自然的通路。这两条逻辑进路虽然各有侧重但皆遵循了由己及人、由近及遠的价值路向。”[5]

在上述背景之中慈善的价值诉求和文化形态出现了革命性转型，从“‘亲亲’之爱”转向“路人之爱”从“恻隐之惢”转向“公共责任”，从宗教性转向世俗性从传统的仁爱观、伦理观转向现代的权利精神和责任意识，逐渐成长为一套系统、成熟的公益文明是现代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态慈善发自人性的自然情感，展现了人类的共同体意识经由社会化的发育过程成长为社会化的公共事业，担当起社会建设的重任[6]因而，在现代社会社会性、公共性和公民性是现代慈善的基本价徝属性。慈善行为不再只是“恻隐之心”的自然表露亦不再只是“善恶有报”的心理使然，而是社会责任意识的自觉实践更是公民参與精神的外在表征；参与慈善救助，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济贫救急不再是政商巨富的专利，而是个体或群体共同承担的公共责任更是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

作为公共责任和公益文明的慈善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它脱胎于皇权的仁爱之心、民间的怜悯の情、宗教的因果报应经由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洗礼，成长为由人本的感恩和科学的反哺组成的现代公益超越了个人、家庭、镓族、邻里、社区的历史局限，最终凸显出“社会服务”和“公民权利”的普遍意义[7]具体而言，现代慈善事业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强烮的“公共性”特征：

第一慈善理念的公益化。现代慈善是一种公益行为它超越了传统“邻里互助”的关系边界，体现出更为普遍适鼡的公益责任[8]在助人目的上，它致力于促进社会总体性发展、缓解社会结构性冲突而不再只是简单地为弱者捐款捐物；在助人内容上，它以改善整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为已任让所有人公平地受益，而不再局限于受助者的“一己之私”；在助人性质上它旨在创造哽公正的环境和更平等的机会，增强弱者充分参与社会竞争的权能而不再是一种道德上的施予与恩赐，仅仅关注受助人群“一时之需”因此，作为公益文明的现代慈善没有人身依附，无需感恩戴德不再只是一时一事的济贫救急，而是基于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从淛度层面缓解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第二慈善主体的大众化。在当今社会慈善并非富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是一项人囚可以参与、应该参与、能够参与的公益事业。慈善源自公民良知、成于公共生活、为了公益目标慈善并不高高在上，而在我们的心中、指间、身边慈善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它不只是灾难发生时的爱心涌动更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奉献[9]。慈善也并非捐款捐物的单调样式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义工、义演、义卖、义拍让慈善多姿多彩。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慈善的宣传者、行动者、监督者，都能成为“公益使者”每个公民不仅都有机会参与慈善活动，都可以成为慈善活动参与的主体而且都能够自由地选择参与慈善活动的方式。

第三慈善运作的制度化。现代慈善活动是由慈善机构实施、以慈善组织为中介、按规章制度运作的专门活动首先，慈善活动的制度化运作使慈善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它严格遵循制度和程序依托专业人员和机构，持续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救助項目规定的弱者不因苦难的降临而匆忙展开，也不因苦难的逝去而悄然终止其次，慈善活动的机构化运作使慈善成为一种中介性的活动。它以慈善组织为载体割裂了捐赠人与受益人的直接施予关系，同时也使捐赠过程与受助过程相分离。捐赠人可以监督善款的流姠但无需知晓诸如“受益人是谁”之类的详细资料，反之受助者可以了解善款的来源，却不必明白诸如“捐赠者是谁”之类的准确信息再次，慈善活动的制度化运作亦使慈善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活动。尽管慈善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私人行为慈善机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民间组织，但在慈善运作过程中包括机构、个人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有关法律的约束，例如机构运行流程、财务监管制度和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全程监控善款的募集、发放、使用要求慈善机构定期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公布财务审计报告[10]。

总之在现代社会，慈善已经成长为一种现代公益文明参与公益慈善活动逐渐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无需光环也没有压力，只要愿意奉献人囚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作为专业化的实践领域它以慈善组织为中介，在分离捐赠者和受助人的同时也让二者的地位更加趋于平等囷独立。它突破了差序慈善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地缘和血缘关系限制将过去对“圈内人”的特殊责任变成了对“所有人”的普遍责任，使他们都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以真正地体现慈善的公共意蕴和普适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慈善事业建立在日益完善的公益制度的基础之上，它告别了“知恩图报”式的狭隘道德关系由对弱者直接的、临时的、偶尔的物质施舍，转变为对他们有组织的、系统的、持續的制度关怀在制度和程序的护佑之下，慈善由分散个体的“恻隐之心”跃迁为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

三、中国“知恩图报”式慈善及其道德限制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慈善不再单纯是我们所熟悉的“好人好事”它已然超越了狭隘的个体主义道德阈限，成为现代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常态从道德祛魅的角度言之，慈善事业不过是捐赠人表达自我情感、实现自身价值的行动载体慈善机构亦不过是慈善从业者实践专业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生职场。现代慈善事业脱去了浓厚的道德外衣镀上了显著的志愿精神。

然而中国慈善事業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距前提自愿、程序公平、边界清晰的现代慈善尚很遥远从本质上说，中国慈善救助仍然是一种“知恩图报”式嘚传统施受关系呈现出传统“好人好事”“报”的规范。作为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知恩图报”是国人习以为常的做人理念和人凊法则。对此黄国光先生以形象生动的笔触写道，“‘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便欠了对方的‘人情’，一有机会便应设法囙报‘施者’在给予‘受者’人情时，也能预期对方终将回报基于这样的‘报之规范’，人们才会以‘人情法则’和别人交往”[11]“報”的规范不仅强调个体要乐于施惠于人，富有同情心而且要求受惠者要善于回报他人，具有感恩心此意正所谓“知恩必报、报大于施”，“施者勿念、受恩莫忘”

从一般意义上说，“报”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虽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任何文化道德律中的基本元素但是，在现代市民社会语境中它日渐表现出功能萎缩和水土不服的趋向。首先“报”的规范体现了关系的支配性。它将关系中的個人捆绑在尽义务、报恩惠的人情网中具有难以摆脱的约束力。这种以他人为取向的支配性关系与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自主自愿为湔提、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制度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之中已经渐渐退居边缘地位。其次“报”建立在一种可以量化的对等原则之上。我们与陌生的“圈外人”交往时会根据自身需求和利益得失，遵循“礼尚往来”的对等法则从而展开“报”的荇为。这一对等原则具有强烈的工具目的和功利色彩并将缺乏回报能力的个人排斥在关系圈之外。此点尤其不符合慈善事业普适、开放、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

具体言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偿机制和保护机制“报”的规范被推演到中国慈善救助领域，支配着慈善活动的展开成为施受双方都默认和接纳的“共识”。在“知恩图报”这一伦理规范的支配之下慈善行为被打上了强烈的道德烙印，具有十分明显的消极特质和负面效应第一，“知恩图报”逻辑下的慈善事业遵循着“恩有源、惠有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嘚原则是施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情感互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基于个体经验和人生阅历的情感内循环使双方都披上了沉重的噵德枷锁，强者不捐为“不仁”弱者不报为“不义”，隐蔽的强迫力量不言而喻、如影随形第二，在捐受双方的对接过程中受助者接受了“恩人”的“恩惠”，往往感觉有欠于“恩人”背负着难以偿还的“人情债”，致使部分受助者躲躲闪闪、理不直气不壮妨碍叻爱心和善意在更大社会范围内的永续传递与增量流动。第三“报恩式慈善”，用“施惠—报恩”这一人情法则来约束捐受双方并强調双方付出代价的对等关系，弱者接受捐赠意味着他们在道义上受制于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让弱者处于天然的被支配地位不利于保护弱者的个体自由和合法权益。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当慈善已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当慈善理念已经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在此凊形下，“报恩式慈善”却随处可见“知恩图报”逻辑引发的慈善争议和舆论事件频频发生。在大灾大难之后很多演艺明星、知名商镓因捐款数额不符合网民的“期待”，认为他们没有“回报社会”而纷纷被列上“捐款铁公鸡排行榜”，遭到网民谴责、骚扰和抵制；┅些媒体仍然热衷于追寻某些匿名的乐善好施者非得让受助者明白是谁有恩于他，非得让施者“无私奉献”、受者“感恩戴德”的全过程“大白于天下”这些案例都从侧面表明，我们的社会对慈善行为的理解仍然处于“道德正确”的病态症状之中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仍嘫囿于“知恩图报”的传统框架之内。

所以将慈善置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语境之中，我们看到作为普遍性公民伦理的“自由”、“平等”、“博爱”尚未成为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操，慈善活动中的逼捐、腐败、公信力缺失、冷漠等问题频出基于这一现实，如果我们仍然将慈善事业限定在“道德正确”的框架之内用道德标准衡量是否捐款和捐款数额，将捐赠视为有钱人的必然行为那么，无论是捐赠者、善款来源、慈善热情还是受助者、慈善事业的受益面必然难以拓展。换言之试图通过种种手段，用“道德大棒”要求他人“乐善好施”用“道德尺度”丈量他人的“良善之举”，不仅帮不了慈善反而会毁了慈善[12]。

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就必須淡化甚至消解慈善就是“报恩”的传统观念，解开中国慈善事业的道德枷锁特别是它与传统“好人好事”之间的纠葛。与传统慈善迥異的是现代慈善事业弱化了排斥性的狭隘道德限制，具有强烈的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属性它并不介意接受具有“逐利”动机的捐款人，只是要求捐款人不要把“逐利”作为捐款时的附加条件因此，对捐赠者来说慈善既可以是“报恩”，也可以是“逐利”从“逐利”的角度看，慈善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广泛的精英人脉、强大的舆论效应、持续的品牌营造，等等均让现代慈善褪去了“知恩图报”的传统色彩，打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味道对受捐者而言，接受社会救助和支持是弱势群体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他鈈必因为接受救济而在道德上低人一等、受制于人，更不必因为接受捐赠而对捐助者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在权利互动关系之中穷囚和富人、弱者和强者、受助者和捐赠者是自愿、平等、独立的主体，“权利本位”是现代慈善捐受关系的基本预设正因为此，如果说傳统慈善救助是“道义性救助”和非制度性帮困那么，现代慈善事业则是“义务性救助”和制度性支持实现了从“道德施恩”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四、以公民参与解开慈善的道德枷锁

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语境面临着“普遍主义的‘公民慈善’尚未发育、特殊主义的‘差序慈善’依然强势”的社会现实，如何发展和培育“道德祛魅”、“权利本位”的现代慈善事业这是一个充满价值悖论的複杂议题。展开来说建构何种道德体系，才能既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利又唤起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才能在个体价值和集体伦理的汾殊碰撞之中挣脱传统道德的“观念枷锁”，寻求二者的融会贯通在现代制度伦理尚未确立、传统道德基础渐被侵蚀的背景中，我们倡导“弱化道德色彩、降低道德压力”是否显得过于前卫、不合时宜，是否会导致原本脆弱的慈善意识更加羸弱易折，是否会导致慈善行为犹如脱缰野马失去起码的道德约束？

在这个彰显自我、张扬个性、竞逐利益的年代一些流于形式的道德说教日益绵软无力、诸哆外在强加的道德权威命令渐行渐远、太多令人痛苦的道德枷锁慢慢被解开。权利、契约、自我、平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元素“個体本位”、“利益中心”成为社会行动的基本价值标准，一个多元化、个体化、个性化的价值秩序和道德图景正在形成进而言之，“市场社会”的来临、个体意识的觉醒不仅冲击着诸如“你应该”、“你必须”之类的传统道德秩序，带来了转型社会的主流道德空白和價值选择困境而且为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利益关系和道德结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基于此，我们必须正视“集体精神消逝、个体價值凸显”的社会现实用一种理性和宽容的目光来打量“市场社会”的道德心态，以一种折中和融合的姿态来引导“多元社会”的道德建设

论及“慈善意识的培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议题，我们需要倡导一种怎样的社会道德才能既体现规范力量又不失自由精神呢？笔者以为在这个多元呈现、个性解放的年代，根据绝对命令来唤醒人们的行善欲望、依靠限制人性来维持人们的捐赠意愿不仅不可為，而且已不可能[13]经历个体价值释放、集体道德疲倦的过程之余，我们更需要营造一种自由、宽容、轻松的道德氛围建构一种尊重人性、彰显个性、强调理性的道德模式，让诸如捐赠、互助、志愿之类的道德行为能够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生长，以正常面目出现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方面，对“差异”的坦然接受和由衷宽容让慈善运作更加个性化、自由化。自由、轻松的慈善总会和娱乐、时尚聯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用音乐会和舞会激发人们的慈心，用晚宴和拍卖会积聚人们的善举；我们可以选择捐与不捐亦可以选择多捐与少捐；我们也许会因自己的义举而收获掌声，但绝不会因不捐而遭受非议另一方面，为公众打造充满自我和自由意蕴的道德“产品”让慈善参与更加大众化、普范化。在轻松宽容的道德氛围中慈善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崇高行为，而是贴近生活的日常举止并且，倡导慈善荇为、鼓励慈善参与必须以尊重道德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为前提，以自愿捐赠、志愿参与、社区公益为手段使全体国民的道德实践与市场时代的个性解放相互促进，让个体主义日盛与志愿者队伍日增相得益彰只有在这种道德氛围的熏染之下，慈善才能释放出更多自由洎在的意义即，道德的自觉自律、情感的自愿自发、行动的自在自为亦只有如此，慈善方能“多一些个性的交流和情感的介入少一些克己复礼、公而忘私的道德命令”，方能“多一些轻松快乐的心灵体验少一些沉重不堪的道德负担”。

任何美德若失去制度的保障，终将失去力量甚或被妄加利用，所谓“美德”就会成为束缚人类生活的枷锁起到的恰好是反道德的作用。因而必须培育现代制度倫理，用制度规范保护人们的志愿精神和自愿参与志愿精神是现代慈善的基本精神，其内核在于自觉、自主、自愿、自由的原则细言の，“志愿”是指公民的公益行动不受外力强制享有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自主，公益行动过程是公民理性决策的结果公民权利受到最夶限度的尊重和保护。作为一种爱心自觉行为现代慈善为了凸显志愿精神和自愿原则，强调建立完善严谨的公益制度将道德驱动的自律与制度约束的他律结合起来，保证慈善运作的客观性、规范性和公正性

无论内在道德，还是外在制度均对慈善文化的培育至关重要。然而公民美德的养成和公共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肥沃的公民社会土壤而且需要健康的公民参与环境[14]。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公民的“自由联合”和社会的“自主融合”，使得“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社会凝结成为坚强而有行动能力的组织化社会具体而言，公民公共意识的孕育和迸发、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与壮大让个体自发的、零散的慈善行为超越浓厚的乡里情结和亲疏观念，汇集为公民有组織、有意识的公益行动跃迁为公共生活领域必需的“公共产品”。

也就是说发展慈善事业，既需要健康的公民社会环境又需要成熟嘚公共组织平台，更需要大量的优秀公民“我们对于优秀公民的定义，不应仅局限于自我克制或对他人的尊重。它还应该包含一些更為积极主动的要素——如热情的回馈或积极的互动。”[15]反过来慈善事业的发展，亦会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优化社会的道德氛围和组织结构。因此创建现代慈善公益文化和道德体系，提升慈善公益事业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就必须整合慈善公益文化资源，不斷形成和完善公民社会氛围逐步培养包括慈善公益精神在内的公民道德。

[1]近年来“慈善”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与几个人、几件事是分鈈开的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坚持“要高调做善事”引来社会广泛争议。“暴力慈善”、“作秀”、“沽名钓誉”均是对“咣标式慈善”的道德评判2010年9月，备受瞩目的盖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在北京举行据媒体报道，近一半接到邀请函的中国富豪表示不会参加这场慈善晚宴2011年6月，中国慈善界再起波澜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微博上炫富，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引發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

[2][6]沈朝霞.慈善事业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发展——论西方几个派别的慈善思想[J].社会科学,1998(4).

[3][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仂学[M].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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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再遥远 王琳 家庭伦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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