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被浏览111,301分享邀请回答2718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3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　　【本文作者：李硕，原文载自《读库1205》，原标题为《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http://www.guancha.cn/WenZhai/_.shtml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甲骨文图版：用羌】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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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o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图版，甲骨文“卯羌及牛”】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5]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o大荒东经》，《世本o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周公解梦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o大雅o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诗经o大雅o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逸周书o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o程寤》，《逸周书o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o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o大雅o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　　——《史记o周本纪》、《尚书o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诗经o大雅o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　　--——《史记o周本纪》　　新商人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逸周书o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o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o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公制度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o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6]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尚书o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1] 注：周人是姬姓，自《史记》以来习惯称文王姬昌、周公姬旦等。但按周人自己的习惯，姓只能用来称呼女性，男性只能称氏，周族首领的氏就是“周”。所以如果我们尊重周人的话，只能给文王叫“周昌”，其他以此类推。　　[2] 这可能是部落氏族时期的婚俗遗风，主要为了防止出现父子娶同辈近亲。　　[3] 这种“八卦”运算体系起源于淮河流域，而早期商人就在那里崛起，所以八卦和甲骨占算属于商人及东方文化一系。　　[4] 《竹书纪年》载季历被商王杀死。但杀死季历的未必是真正的商人，而可能是和他妻子大任类似的商人外围邦国。春秋时还多有国君、公子到妻子或母亲之国淫乱，最终激起仇杀的事件。这很可能是季历的真正死因。历史文献多对季历生平语焉不详，可能也和他死得不甚光彩有关。至于为商王所杀的说法，则可能来自周人灭商后改写的历史。　　[5] 《尚书o盘庚》。按，《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版本，一般认为今文版是真，古文版是后人伪造。《盘庚》篇今、古文都有，定然是真。但古文《尚书》里还有一些篇章，讲商王遵守各种德行，甚至服丧三年，今文版本中却没有。这说明后人在伪造古文《尚书》的时候，给商人加上了他们本来没有的道德观念。　　[6] 现存的爻辞掺入了后人的发挥，但周公的意见仍可能包含其中。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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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虚拟人与社会
21:45:42　　尾声　　经过十几年
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　　-----------------------------　　好文
　　周人王室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一群小偷无赖波皮组成的 为了偷青铜密方 小偷总头目周文王被捉 ！！
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 其实就是搞了一套密码系统想把密方情报传回去　　可笑的是后人将周易吹成天下第一的“香狗屎”
　　一群美狗日杂又在自编自导意淫历史了
　　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我大商煌煌六百载，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体现了华夏民族真正的骨气。　　大商天子帝辛，天资聪颖，力拔山河，一时人杰，若不是当年子辛大帝东征同属华夏的东夷，兄弟阋墙，又怎会被雅利安野狼周戎篡夺了天下。而牧野之战当时就是以周鞑为首的西戎势力联合诸蛮族共同菊爆大商的不义战争，连通古斯野猪皮肃慎和南蛮长虫蜀国都为了入主中原分杯羹而出兵了。　　周酋姬发为了摧毁我华夏的骨气，在大汉奸姜子牙的指使下，诱骗一些汉奸临阵倒戈，然后让他们对我华夏的健儿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牧野大屠杀。史书记载，当时的惨状那是“流血漂杵”。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之哭泣。但是周鞑的奴才文人孟轲为了掩饰鞑子的罪行，竟然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反智反动口号。如今还变成了成语到处引用。　　周鞑为了压制我大商儿女的反抗，还一把火将有东方之都美誉的朝歌城付之一炬，事后还把罪名安插在子辛大帝的头上。大商人民为之痛心，唱出了彼黍离离的哀歌。华夏儿女从此变成了鞑子们的奴隶，被骂成是如同当年蚩尤战败后的奴隶——九黎一般，这就是黎民的由来。　　在入主中原后，为了建立起他们的殖民统治，周鞑还对我华夏儿女进行戎化奴化教育，废我高贵的鬼神信仰，推行野蛮的祖先崇拜。将我们这个敬畏神明天地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不知敬畏不知尊重只知道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的自私民族。鞑子还大肆篡改历史，攻击子辛大帝是纣王，用一切可以用到的词语来污蔑他。另外，文字狱和特务也是周戎发明的，周酋厉王对我华夏儿女大搞文字狱迫害，在大街上散布特务监视百姓，甚至搞得百姓只能“道路以目”，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中华儿女并没有因为鞑周的残酷统治而放弃了斗争。有骨气的伯夷叔齐二人用他们的生命表示了对鞑周反动殖民统治的抗议，子辛大帝的儿子武庚也愤然起义，遗憾的是最终起义被鞑周残酷地镇压了。华夏祝融族的楚人也不甘于被戎周的统治，起义反抗，最后终将周酋昭王打败，淹死在汉江之中。另外一些商人苗裔、华夏正统远避
。在那里建立了如天堂一般美好的海东君子国——
。后来中原大地在无能的周殖民者的祸害下成为了一片焦土，只有那里是安宁之邦，连鞑周的奴才孔老二也想移民到那里。而现在汉人们却在无端地仇视嘲笑华夏正统、大商子民，还辱骂他们是棒子。悲哀啊，我实在是为我们汉人而感到悲哀。　　要是没有周鞑的破坏，凭着我大商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重商主义精神，中国必定领先世界，产生出各种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提前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登陆火星。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受欺负了，我们也肯定过上美国人甚至外星人一样的美好生活了。千错万错都怪周鞑子。
　　尚书中说 纣王的 罪是：　　‘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　　大罪第一条就是后人所说的后宫干政呗，无非就是纣王听妲己的话。然而在商王朝女性本身也是有政治地位的，已知的就有大将军妇好，两位封爵的女子，子媚和子妥。　　第二条是不祭祀祖先，这可是大事，商王受不敬神明，自己作死。　　第三是不用王室宗亲，而重用一些“罪人”，造成民不聊生。到底有啥罪也不知道，史书里也没说明白。　　周人并不是楼主说的那么野蛮、没有文化。　　03年出土了一些周甲骨文，又正好是武王伐纣之前周联系商周边邦国的。可惜解读出来的太少，但是里面也没有什么酒池肉林这种玩意，我估计酒池肉林随便杀人在当时也不是个事。所以在牧誓里都没提。　　还有一点，商王族和周王族是不可能通婚的，这倒不是因为谁瞧不起谁，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同宗。　　周王族的先祖 弃 是帝喾的长子，继承姬姓。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商王族的先祖 偰 是帝喾的庶子，后被大禹赐子姓。　　弃和偰中间还有一个帝喾的儿子，是后来的帝尧。　　周商同源，而且都是根红苗正的黄帝子孙，按那个时代的规矩是不可能通婚的。
　　@中国地东北
00:44:08　　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我大商煌煌六百载，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体现了华夏民族真正的骨气。　　大商天子帝辛，天资聪颖，力拔山河，一时人杰，若不是当年子辛大帝东征同属华夏的东夷，兄弟阋墙，又怎会被雅利安野狼周戎篡夺了天下。而牧野之战当时就是以周鞑为首的西戎势力联合诸蛮族共同菊爆大商的不义战争，连通古斯野猪皮肃慎和南蛮长虫蜀国都为了入主中原分杯羹而出兵了。　　周......　　-----------------------------　　哥，您喷错了.............　　黄帝有个曾孙是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喾出名的有3个儿子，老大叫 弃
这个就是周人的祖先。　　帝尧也是帝喾的儿子，具体是老二还是老三，不好说。　　帝尧的弟弟叫偰，这就是商人的祖先。　　周、商都是根红苗正的黄帝后裔。周还是嫡子系的，商是庶子系.......。
　　工夫很深！　　
　　商族是西方来的白人部落，夏族亦开始是白人吐火罗但与土著多有融合(炎黃蚩尤大混合)且讲礼数，周的礼数是恢复夏的，喊出的反商口号叫∥诸夏联合∥，商很可能是后来才从地中海迁来的和爱做生意的腓尼基人相近，来到中原本是客人却鸠占鹊巢灭了夏，也残杀了大量夏人(有考古证据) 相对华夏族要残暴的多，这些祭祀习性和腓尼基伽太基非常像，因觉得是邪恶之城周人毁了朝歌，同样罗马也这样认为而毁了伽太基城(考古伽太基长期用婴孩祭祀)，周人，东夷，楚，越，羌，秦都属黄种人，唯西迁中原的夏，商是属白人，夏族本早就和土著融合后残民又与商族融合，掌握较先进的青铜器，周不想让中原夏商族产生民族优越感而采取很多措施，比如东迁齐鲁和东夷混血，不过到了春秋时中原夏商诸候国依旧优越感暴棚，视周故地秦民为蛮国，周伐商确实结束了暴政并恢复了夏礼，夏王朝虽灭但文化对周边部族影响最大包括商，所以六百年后依旧念念不忘，一句诸夏联合拾起了多少记忆!，而夏祖先很可能是雅利安人，华夏称呼和雅利安人都是自我的美称，而商族更可能是地中海闪族人
　　周人上层阶级后来丢弃故土东奔洛阳与夏商融合，周秦故地变做西蛮之地
　　&&周发即位自称武王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即妖魔化秦国 楚国 大周也难逃魔掌
静待下一个被异族化的汉人朝代
　　好文章，应该发到历史版块
　　很受启发
　　@dajiadouou
00:08:00　　周人王室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一群小偷无赖波皮组成的 为了偷青铜密方 小偷总头目周文王被捉 ！！ 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 其实就是搞了一套密码系统想把密方情报传回去 　　可笑的是后人将周易吹成天下第一的“香狗屎”　　----------------------------- 　　贱人，骂自家祖宗好玩吗？或者你非人？　　
　　@鬼色2
03:45:00　　商族是西方来的白人部落，夏族亦开始是白人吐火罗但与土著多有融合(炎黃蚩尤大混合)且讲礼数，周的礼数是恢复夏的，喊出的反商口号叫∥诸夏联合∥，商很可能是后来才从地中海迁来的和爱做生意的腓尼基人相近，来到中原本是客人却鸠占鹊巢灭了夏，也残杀了大量夏人(有考古证据) 相对华夏族要残暴的多，这些祭祀习性和腓尼基伽太基非常像，因觉得是邪恶之城周人毁了朝歌，同样罗马也这样认为而毁了伽太基城(考古伽太基长期用婴　　----------------------------- 　　傻逼　　
　　不错的文章，但是还是太过于道德化，过于片面。　　它至少没有解释为什么商比周发达得多？　　观察人类历史，只从道德文明的角度，是文人儒生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文王姓什么？周朝的国姓是什么？　　
　　@虚拟人与社会
21:40:54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　　-----------------------　　有意思
　　@虚拟人与社会
15:57:16　　不错的文章，但是还是太过于道德化，过于片面。　　它至少没有解释为什么商比周发达得多？　　观察人类
，只从道德文明的角度，是文人儒生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　　再转载一篇文章，两篇对比着看，就比较全面了　　马平：翻开历史，我看到一本技术手册　　——一万年来技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http://www.guancha.cn/MaPing/_352046.shtml　　序 好老板谈工资，坏老板谈理想　　又到了高中生填志愿、大学生找工作的季节。作为一个混过三四种互不搭界行业的中年人，几乎每年春夏之交我都会被一茬茬的弟弟妹妹问：“大哥（叔），什么工作干起来有意思？”。　　这时我总会摆出长者的姿态，进行一场残酷的对话：　　“也许有这样的工作，但肯定非常少。你们最好不要抱期望，因为如果不用付钱你就愿意为兴趣去做事儿，谁还会为此付工资呢？”　　“有趣的事情都去哪了？”　　“一般圈在游乐场和旅游区里收钱。运气好的话，还有不少免费的乐趣可以用业余时间去发掘”　　“那……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咱们不是富二代，工作当然是为了在不破坏健康的前提下赚钱，让你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去享受那些美好而有趣的事情。”　　给出如此“可怕”的结论，我不是想毁掉弟弟妹妹对生活的憧憬。相反，看清了“好老板谈加薪、坏老板谈理想”的事实，他们就更容易避开传销的诱惑，丢掉一夜暴富的幻想，踢开“人人可创业”的鬼话，踏踏实实地去找工作——年轻人越是敢于正视这个并不浪漫的社会，未来的生活离自己那些浪漫的梦想就越近。　　同样的逻辑可以从个人的职业感悟推广到整个社会——所有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强迫人类做“不情愿”的事情，绝不会有哪条法律要求人类进餐喝水，因为人人都自觉完成的任务无需再通过制度来确认。人类建立的制度要么对抗人的本能，要么违反人的直觉，总之必然会让一部分人甚至所有人觉得不“舒适”或“不自然”。　　但正因为这些“不自然”的存在，人类超越了所有靠本能和“天性”生活的生物，用成千上万“不舒适”的“制度”搭建了45亿年来地球上最大的奇迹——文明社会。所以，不分专业，无论学校，几乎所有毕业生就业的时候都会因为工作的枯燥无趣而失望。这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主流社会节奏之外的校园，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人类社会的缘故。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为什么能建立一系列让自己觉得“不舒适”的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走进“枯燥”的文明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也很枯燥，枯燥到让人不舒服。我尽量把它讲的简单一点。　　一 为了文明，让我们造一个神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圣经 创世纪》　　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定居农业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但依照人类学领域的主流看法，史前人类并没有“主动”走向农业文明。相反，他们倒是很有动力抛弃文明。因为和游猎生活相比，农民的食物更单一，营养更匮乏，健康水平更差，闲暇更少，社会更不平等，而且容易因为新出现的不动产而爆发激烈的冲突，更何况还要接受诸多新制度的约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早期的农民都宁愿做一个旷野里打猎采果的自由人。　　古人的选择不难理解，收集自然的出产显然要比挥汗种植单一作物要轻松愉快。古代神话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子孙的惩罚是世代耕作谋生，几乎所有农业民族的贵族都以狩猎为娱乐，这正是几百万年的草原游猎生活塑造人类本性，淘汰不热爱游猎生活的基因的证据。直到21世纪的网络时代，“偷菜”还是中国人的乐趣。　　然而，农业社会拥有人力优势。在最富庶的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难养活一个猎人，但至少能给几十个农业家庭提供足够的耕地。如果农业社会和采集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胜利的必然是农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强迫农民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拿出口粮供养士兵和官吏，再派遣这些专职人员去消灭竞争对手。游猎部落无法储备食品，即便没有打败仗，但只要被士兵们打断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迁徙和死亡两个选项。所以，农业文明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进，最终占据了大多数适合耕作的地区。　　不过，农业文明能赢的前提是农业文明已经存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选择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并在糊口之余向统治集团交出剩余产品。所以，我们无法绕过最初的问题：怎样让人忍受文明社会的制度束缚？怎样让曾经自由的人类种地并缴纳余粮？　　暴力当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组织有训练的暴力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人类只能用木材、石头和毛皮制造工具，最强的武器不过是镶嵌燧石的长矛，或是皮索制作的弓箭，和众多普通农民的武器甚至农具相比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只依靠暴力来迫使农民劳动、交出剩余产品，恐怕监工和税吏就会耗光所有收集的粮食。　　　　图1 曾经的最强兵器——燧石矛头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宗教。在地中海东岸，一万年前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除了城墙和防御塔之外，唯一的公共建筑就是神庙；同样建于一万年前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连城墙都没有，但也有专门的神祠；一万一千年前的哥贝克力（Gobekli tepe）遗址，没有民居，只有数千吨巨石构筑的一个个祭坛。再晚一些中国的牛河梁遗址有一座直径100米、高40米的土石山，完全靠人力夯成，只为向女神致敬。　　　　图2 恰塔尔休于城复原图　　　　图3 历史比金字塔长两倍的哥贝克力神庙遗址及复原图
　　在一个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车辆，没有纺织品，全靠石器、木棍和皮索来工作的时代，这些和物质生产无关的伟大工程证明了早期农民对神灵的虔诚、对祭司阶层的敬畏。而且，同期的遗址中完全没有宫殿和兵营的位置，神庙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权力中心。构筑神庙的工作看似“无用”，但如果没有宗教活动来凝聚社会，那些所有文明都不可缺的世俗事务，如修筑渠道、收取余粮、组织军队都无从谈起。　　这样，文明诞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体的问题：为何文明社会的早期成员都会虔诚地相信超自然神灵？为何祭司集团能制定一系列规则约束所有人？为何他们能利用非常简陋的物质条件布置足够慑服人心的宗教仪式，甚至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充当人殉？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启示中提出了本科学历的要求，就不该奇怪为什么绝大多数应聘者都经历过高考。既然在石器时代，能动员大多数人口采取违反人类“天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保持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会存在宗教主导阶段。至于那些没有选择宗教化的石器时代族群，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够的部落，要么被文明化农业社会赶走，要么被早期宗教文明吞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文明人记录为历史。　　这个阶段从史前一万年左右开始，持续了四、五千年。和后世的文明社会不同，那时的社会没有什么“世俗”和“宗教”的区别。在祭司和普通人看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侣也不是所谓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负责祈祷的是祭司（僧侣）、负责管理生产的是祭司、负责储存物资的是祭司、负责商业的是祭司，负责开办学校传授知识的是祭司，负责治安的还是祭司，甚至负责组织演出，娱乐神灵（也允许平民围观）的也是祭司。两河流域古神话称，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为了替神灵耕种土地，免除神灵的辛苦。祭司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替神管理人类，让农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劳作。　　所以，与其说神庙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军事中心，不如说此时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庄园，类似后世的寺庙地产。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两河文明，祭司团体还直接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庙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典型的神庙会在壮观的高台之上设置祭祀大厅，周围被祭司的房间环绕，这些房间就是最早的的办公室。神庙外围则排列着仓房，储存整个文明的剩余产品。文明居民要办几乎任何事情都必须去找祭司，就像我们去政府办事大厅，去社保中心，去学校和剧场一样自然。　　　　图4 苏美尔神庙-城市复原图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遵守祭司转述的神谕，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苏美尔人如果遇到纠纷，神庙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谕则是终审判决。按中国古神话，司法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描述的显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师）主持的占卜“神判”。对于此时的“文明人”来说，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祭司和神灵的社会。　　公元前1300年，游牧蛮族以色列人到达巴勒斯坦，开始创建定居文明社会。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阶段一样，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领袖是先知祭司，称“士师”，旧约圣经专门有一章《士师记》描述这个神权时代。而士师的英文译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决者，兼有管理世俗社会之权。最后一任士师是撒母耳。《圣经 撒母耳记》记载了士师神权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水果，他们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书》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 是谓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图5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的陪葬战车
　　对于大河流域的文明来说，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队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队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队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圣经里的以色列人要求：“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与之对应，中国上古史中也有禅让制被废除，大禹子孙世代称王的记录。这显然都是军事贵族集团确立自己地位的过程。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本身就是斧钺之形，意思是控制武装的人。军事首脑称王，军官和骨干士兵就成了军事贵族。　　不过，除了军事动员之外，宗教集团还在文明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早期的农业社区没有文字，所有的信息都要靠记忆来保存。这意味着无法对社会进行精确控制，也不能对一个人的长期工作给出准确评价，甚至很难在记忆出现冲突的时候做出评判。后世最好的管理手段在这种条件下也束手无策。　　管理有偏差，最好的结果是是让员工能容忍偏差；赏罚不准确，最好的消息是大家依然保有底限的积极性，依然相信判决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我们只能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看到这种容忍和信任，一旦范围扩大到陌生人，不精确的管理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进而导致分裂。在文字出现之前，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宗教，用神的权威“抹平”粗糙管理中出现的混乱，用氏族共同利益的传说来化解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这才能维系一个超出“熟人”圈子的文明社区。所以，在王权形成的最初阶段，依然以神庙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关，早期的苏美尔王宫面积一般只有神庙的一半左右，直到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3500年左右，文明社会控制的人口和资源都越来越多，即便以神的名义也很难弥合管理的错误。负责具体事务的祭司们绞尽脑汁解决这个问题，先是用图画来记录账目，然后逐步简化图形，公元前3000年，与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几乎同时，楔形文字出现了。　　文字的出现结束了“空口无凭”的时代，档案记录了物资和历史，让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精确传递，让已经达成的承诺有据可查。这让分层管理和精确的计划成为可能，也让管理者能够考察不熟悉的下属，官僚机构因此第一次成为可选的组织方式。发明文字的神庙随即培养雇佣了第一代纯粹处理行政事务的技术官僚——书吏。　　　　图6 楔形文字泥板文件　　书吏不需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坚定的信仰，也能像过去的祭司一样管理生产，也能征税并组织公共工程，甚至还做的更好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讲述的就是书写对生产的促进，以及对神权的打击。　　军事贵族很快发现了技术官僚不依赖于神权的特征，迅速地把官僚机构纳入自己的麾下，雇佣纯粹的世俗官吏来管理社会。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苏美尔王宫的规模已经压倒了神庙，开始接手社会日常管理工作。类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拥有文字和青铜，自立国起就有强大的王权。　　所以，青铜-文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王权压倒神权，军事集团依靠暴力专政。由于青铜的稀缺和制造不易（需要多种金属融合），贵族军官很容易垄断金属的供应，进而垄断了从政（管理经济）和从军（掌握暴力）的资格。普通农民如果想在青铜时代糊口，就必须紧密依附于军事贵族，甚至充当奴隶，才可能获得军事保护和有限的金属工具。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奴隶制时代，但似乎用“属民制时代”描述更合适一些。　　农民只有石器和木器，所以少量青铜贵族可以轻松地镇压底层的反抗，比此前用神话来维护秩序更有效，这意味着阶级秩序严格而稳定。但在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维护秩序。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金属-石器的技术鸿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一群军官如果只靠暴力的平衡来划分利益，势必战乱不止，互不信任，既不会产生稳定的王权，也不可能和其他文明的军队相对抗。　　所以，虽然消灭了旧的神权政府，但成功的军事贵族集团还会在世俗统治机构内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话和氏族体制。《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军事贵族和宗教的结合足以稳定政权。只是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后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国王和大贵族成为神灵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进行统治。在青铜贵族统治的周朝，王获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国家，垄断了和神交往的权利。两河流域有巴别塔的传说，中国有“绝地天通”的神话，都是在描述这个神灵撤回天上的故事。　　除了军事统帅和首席大祭司，周王还是所有贵族的族长，利用古代氏族的权威来占领道德高地。至于其他贵族之间，可以用源于上古圣贤的“礼”制来约束行为，避免军事贵族动辄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只是“礼”的适用范围到最底层的贵族“士”为止，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因为再下层的属民和奴隶没有青铜，可以用暴力迫使他们服从秩序，就不必多客气了。在这个半神的时代，神保佑的文明只会覆盖装备青铜、懂得书写的社会阶层。　　新兴的青铜贵族集团很清楚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所罗门为圣殿铸造了铜柱和青铜水池，在远东的中国，“（青铜）鼎之轻重”可以衡量国家的强弱。这些青铜“礼器”既是炫耀，也是战略资源的储备。按照半神统治者的设想，只要子孙保有这些铜器，就能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礼崩乐坏”的末日危机并非源于青铜储备不足，而是因为新的金属改变了游戏规则。
　　三 铁是怎样炼成的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汉书 傅常郑甘陈段传》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越绝书》　　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封建论》柳宗元　　人类使用铁器其实比青铜要早。宇宙飞来的陨铁是非常好的材料，不需要冶炼就可以打造工具，只是数量实在太少，不足以支持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所以，第一种改变人类的金属是熔点摄氏1000度的铜。青铜时代持续两千年后，公元前1500年，今天土耳其境内的赫梯人首先发现了如何从铁矿石中提取熔点1500度的铁。但赫梯人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在海上蛮族的冲击下灭亡，制铁工匠流散四方，到了公元前800年，亚欧大陆东侧的中国也出现了本土的铁制工具，铁器时代开始了。　　和青铜相比，铁并不是一种非常优越的材料。青铜百世不腐，铁却会在几十年内出现明显锈蚀。但铁矿比铜矿分布广泛的多，几乎遍及所有文明地区；而且铁不需要锡、铅等金属来制造合金，直接就能制造工具，任何掌握冶铁技术的地区都可以自行打造铁器，还可以通过控制碳含量的方式来锻造坚韧的钢材。就算早期的铁制武器质量还不如青铜器，至少也可以明显改善农具和其他工具，把有限的青铜集中给军队，大大缓解金属稀缺的问题。所以，炼铁技术一出现，就迅速扩散，在两三个世纪内传遍整个欧亚非大陆。　　　　图7-1 中国铜矿分布图，可见黄河中下游非常稀少　　　　图7-2 中国铁矿集中区分布图，几乎遍布所有适于农耕的地区　　如果金属工具足够廉价，就不会只有贵族才用得起。一旦村里也有了铁匠，即便不依附于贵族，农民也可以自行用铁犁翻开坚硬的土地，各行工匠也不必一定要留在贵族的私家作坊里，可以带着钢铁工具到处去施展自己的手艺。从此，家庭是最基层的独立经济单位，只要国家能直接向家庭征税、征兵，就能从平民中组建强大的军队，扫平各路诸侯。青铜贵族因此成了多余的阶层。在中国，这意味着统一的帝国取代分裂的贵族领地。试图拯救青铜时代“礼乐”的孔丘去世还不到三个世纪，秦始皇就消灭了所有旧时代诸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太守。此后郡（州）县制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就算是长城外的蛮族军事集团夺取了政权，也会放弃原本的军事贵族分权制，转而用中央任命的官僚去管理地方。　　然而，我们知道这并非世界历史的通例。虽然整个欧亚大陆在公元前就完成了铁器化，虽然青铜市场的城邦在此之前就被消灭光了，但在铁器时代，中国以西的许多文明并没有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依然保有强大的独立军事贵族阶层。尤其是拜占庭帝国以西的欧洲，不仅整个文明地区分裂成许多国家，各个国家内部也是诸侯林立，层层分封，直到14世纪之后才逐渐出现集权制趋势。
　　然而，我们知道这并非世界历史的通例。虽然整个欧亚大陆在公元前就完成了铁器化，虽然青铜市场的城邦在此之前就被消灭光了，但在铁器时代，中国以西的许多文明并没有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依然保有强大的独立军事贵族阶层。尤其是拜占庭帝国以西的欧洲，不仅整个文明地区分裂成许多国家，各个国家内部也是诸侯林立，层层分封，直到14世纪之后才逐渐出现集权制趋势。　　　　图8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割据图　　同是铁器时代，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当然中、欧地理条件不同，青铜时代的历史遗产也不同，不能用某个单一因素来解释政体区别。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国和西欧、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地区进入铁器时代的“路径”和“深度”很不一样，的确是决定对集权程度的重要因素。　　从地理角度说，欧亚大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亚四个主要农业文明区域。其中前三者之间交通比较便利，没有明显的地理阻隔，技术交流很方便。唯独中国所处的东亚农业区，西北有戈壁、正西有青藏高原、西南有山脉雨林，和其他几个文明区相对隔离，科技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半独立性，炼铁技术就是如此。　　今天的炼铁是把燃料（一般是焦炭，即碳元素）和铁矿石（氧化铁）一起装进高炉，点燃之后不鼓入热空气，让焦炭燃烧发热，同时夺走氧化铁中的氧，形成铁水（液态铁，含有部分碳）。铁水或是用于炼钢（降低碳含量），或是倒进模具铸造，凝固了就是生铁工具。中学化学对此有详细的介绍，本文就不赘述了。　　但在炼铁技术刚发明的时候，并没有后世的高炉，也没有用焦炭炼铁的概念，只是把高品位的铁矿石和木炭塞进一个小炉子点燃焙烧，在供氧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炽热的一氧化碳，以夺走铁矿石（氧化铁）中的氧，最后留下的就是被还原的固态熟铁。但这产品不是常见的坚固铁锭，而是又软又疏松的的海绵铁，而且因为未曾融化，还包含有铁矿石中的所有杂质，必须通过反复的锻打，除去孔隙和杂质，才能成为可用的金属材料。由于最终的产品是固体，这种技术被称为块炼铁技术。固体的铁块不可能透过炉体拿出来，所以每次炼铁结束，都必须拆掉炼铁炉。　　即便是如此麻烦的炼铁流程，也比搜集稀少的铜矿和锡要容易，炼铁技术很快向整个欧亚大陆扩散。发明炼铁的赫梯地处西亚，技术向东南传入南亚，向西传入欧洲都只需要克服3000公里左右的距离，唯独中国远在亚欧大陆东端，需要传播5000公里、经新疆绿洲链才能进入中国文明核心区，所以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公元前800年，中国才有本土冶炼的铁器，此时距离欧洲蛮族多利安人用铁器毁灭迈锡尼青铜文明已经好几百年了。　　中国人一开始也使用块炼铁技术，但很快遇到了问题——高品位铁矿石很难找。中国铁矿的特征是贫矿多富矿少。直到今天，中国铁矿探明总量460亿吨，澳大利亚400亿吨，但中国铁矿的含铁量仅150亿吨，澳洲倒有250亿吨，所以中国钢厂每年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海量的矿石。古人没有海外的铁矿可用，必须立足本土的贫铁矿解决问题。　　恰好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在青铜时代多停留了几百年，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比较强，冶炼金属的温度比较高。很快，中国人就转向了高温液态炼铁法，即砌筑一个平地立起的耐火高炉，装入矿石和煤（而不是木炭），用兽力乃至水力驱动鼓风机供氧，使炉内温度超出铁和矿石的熔点，低品位铁矿石被还原成铁水。矿石中的杂质虽然很多，但在液态环境下，可以形成铁渣，自然地和铁水分离。铁水可以从预设的开口流出，铁渣也可以从专门的开口引出，然后只要连续投入燃料和矿石，高炉就能不断地炼铁。这已经很接近于现代炼铁流程了。　　显然，高炉炼铁法比块炼铁法先进很多。从效率来说，连续生产铁水肯定远胜于反复拆炉子取铁块。从最终产品看，高炉生产含碳量高，耐磨但偏脆的生铁，可以直接铸造部分农具或容器，也可以通过锻打、搅拌变成熟铁和钢。块炼铁生产的是不含碳的海绵熟铁，杂质较多，完全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通过锻打渗碳才能成为钢或者铁锭。更重要的是高炉可以使用低品位铁矿石，最充分地发挥了铁器相对青铜器的最大优势——原料分布广。直到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还是使用高炉炼铁技术。　　所以，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沿用块炼铁技术直到近代的背景下，中国独特的高炉炼铁法让中国比其他地区更“深”地进入了铁器时代。到了1100年左右的宋朝，中国人已经学会了把煤炭干馏成焦炭作为高炉燃料，铁产量跃升到15万吨，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钢铁产量到达十万吨数量级的国家。其中有数万吨生铁会通过炒铁法、灌钢法变成坚韧的钢材。相比之下，整个欧洲1500年的钢铁产量也只有4-5万吨。　　不同的铁产量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没有足够的铁制工具，就没法开垦坚硬的荒地，也没法砍伐森林，更没法生产足够的财富，支持专业化的官僚体系。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之间有广阔的未开垦荒地，农具往往是木制包铁，多数农民家里没有铁锅，一把好剑可以从领主手里换到一个村子，几百个顶盔带甲的骑士就可以打下一个国家。这虽然比青铜时代用石刀木铲工作要先进，但即便按照农业社会的标准，也依然是严重的金属稀缺状态，少数贵族对众多农奴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和经济控制力。所以，中世纪欧洲形成和青铜文明类似的贵族分封制也不足为奇。　　中世纪后期，欧洲冶金业逐渐追赶上来。13世纪，欧洲终于发明了中国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风机和高炉，开始批量生产铸铁，中世纪也因此渐渐接近尾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中央集权化趋势，开始驱逐教会势力，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进炼铁技术和郡县制的相关性。又过了几百年，富铁矿更多、内部水路更方便的欧洲积攒了足够的钢铁，开始铸造压倒所有文明的火炮，又试制蒸汽机和机床，以替代手工业的简陋工具。一个让铁器时代文明黯然失色的新时代到来了。
　　四 谁能适应指数增长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生产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我们有良好的政府，我们有丰富的煤炭，我们有精巧的机器和机械，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雄厚的资本积累。　　——1816年 英国议会演讲　　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1956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从石器时代说到铁器时代，我只用了短短几千字，仿佛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从几百万年人类进化史的视角来看，这一万年的确是“突变”时期。但如果我们换到每个时代的居民视角，这一万年中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停滞”年代，每个人从出生到死，周围的世界都没有什么变化，大多数人的祖父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孙辈的生活。虽然历史书上隔几页就有翻天覆地的变革，但从平民生活的角度来说，起码以世纪为单位才能感受到明显的进步，普通人一生怕是还盖不满历史书的一页。所以几乎所有传统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都在描述稳定的社会，并试图描绘一个更稳定的理想社会蓝图。　　为何文明史前9000多年的基调是停滞？其实本文前面的部分已经给出了原因——工具进步缓慢，9000年间只有寥寥几次重大变革，而工具几乎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铁器取代青铜，少说也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生不满百，怎么能亲身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呢？　　问题因此转移到下一个层次——为何工具进步这样缓慢？　　原因是工具的“力量”和精度无法累积。比如说无论人类在一条河流上安装了多少水车，再安装新的水车还是只能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