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权是祸害(一)
“文人”当权是祸害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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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文人”？
二、“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
三、“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与由此决定的本质、本性及主要行为规律
　　(一)、“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
　　2、靠权力生存
　　3、靠软力篡夺硬权力
　　(二)、“文人”(“知识分子”)的本质——文匪
　　(三)、“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无赖
　　(四)、“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2、“靠权力生存”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3、“靠软力篡夺硬权力”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四、“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祸害
　　1、“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人一盘散沙、内斗不休的根本原因
　　3、“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市场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
　　4、“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屠戮的根本原因
　　5、“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汉奸辈出的根本原因
　　6、“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长期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
　　7、“文人”(“知识分子”)为权力和特权需要毁灭中国和中华民族
五、历史的教训
　　附录一：中国的“西式教育体系”源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以反民族主义的“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观的殖民教育体系，带有强烈的殖民奴化教育印记
　　附录二：把“知识”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神秘兮兮鬼画符的主要无赖手段
　　附录三：把“知识分子”变成只有自己符合条件、别人都不够格的活神仙的主要无赖手法
　　附录四：为什么脱离客观实践就必然没有辨假能力？
　　附录五：“文人”(“知识分子”)煽动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选择性舆论狂潮举例
　　一、何谓“文人”?
　　说“文人无赖”必定令一些人暴跳起来。但说“文人无行”呢?另作别论了吧?无伤大雅了吧?其实二者不就是一回事吗?只不过一个是实话，一个是美化而已。这就是文字游戏的狡诈之处：仿佛只要换个字眼，同一回事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臭狗屎就不是臭狗屎了。
　　其实“文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个文字游戏，更确切地说，是个政治权术诡计——什么样的人才算“文人”?如果顾名思义，想当然地以为“文人”就是“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那就上了大当。佛印和尚的文采水平不在他的老搭当苏东坡之下，但自古以来只有苏东坡被认为是“文人”，从来不见谁把佛印和尚当文人的。同样，你能说唐玄状、辩机和尚、长春真人邱处机、李时珍、徐霞客、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等等不属於“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吗?但他们何曾有资格被当成“文人”?设计建造了长城、北京城、故宫、十三陵等灿烂古建筑的人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发明人呢?发明了与“中国”同名的“瓷器”的人呢?这些人难道不属於“读书识字有知识”?然而他们的名字传下来的没有几个，具体事迹几乎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大名鼎鼎家喻户晓了。又比如，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文人秀才们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们树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墨客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几乎一无所知。
　　翻翻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够格当“文人”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读书而做官的人。“学而优则仕”——不“仕”则“不优”，不优则没资格当“文人”。“士、农、工、商”，惟有“士”才算“文人”：“仕”者，“士”也。不登仕途不算士。要当“文人”，不仅得“读书识字有知识”，而且得是吃官饭的，至少跟“官”有关——要么正在当官，要么当过官，要么正在准备当官，要么得到官方的特别优惠……只要不谋当官而安心靠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吃饭，那就没资格当“文人”。譬如那些做工的、务农的、行医的、经商的、建筑设计的、教书的、卖字、代写书信的……即便“读书识字有知识”，但只要不求仕途而甘心情愿安于凭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那就统统属于“胸无大志”、“不务正业”、“不求上进”、“追逐蝇头小利”、摆弄“奇技淫巧”、对抗“焉用稼”的“小人哉，樊须也”，与“文人君子”“道不同，不相与谋”，统统没有资格进入“文人”之列。要当“文人”就必须“读书做官”——为做官而读书，凭读书而做官;不读书不得科举做官，不科举做官不算读书，更不能算“文人”。即便拼命正在朝“官道”上走，但只要还没取得“正果”即没取得当官的资格、不享有普通人没有的特权，那也够不上“文人”的分量——“文人”必须有诸如“功名”之类特殊身份。有“功名”之类特殊身份就有特权，比如可以不用象普通老百姓那样缴税、支徭役、那样见了官老爷就磕头……没这种特权，“八大山人”潇洒不起来，陶渊明恐怕也得象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挣扎，没那么多心思去“悠然见南山”了——所以鲁迅说：“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没有官位的尚且如此，有官位的就更不用说了。韩愈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手中没权，做得到吗?
　　因此“文人”意味着“与官有关并享有特权的‘有知识的人’”，“文人”可以不当官，但必须得有当官的资格或享有官方赋予的特权，否则就是吃不着天鹅肉的癞蛤蟆，没资格号称“文人”——孔乙己就没资格算“文人”，中举之前的范进也一样——虽然也算“读书识字有知识”、“有知识”，但因为没有官方优惠的特权，所以没资格享受“文人”待遇，只不过算个“等外品”——“穷酸书呆子”。
　　由此可见，仅仅“读书识字有知识”≠“文人”。只有通过“读书识字有知识”获得了权力和特权、变成了高人一等的人才算“文人”。
“读书识字有知识”仅仅是手段，用这些手段获得权力和特权实现高人一等才是目的。因此“文人”的真正含义是“能通过‘读书识字有知识’实现高人一等的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人一等”，意在“压迫人、欺负人、抢劫财富、不劳而获”——要压迫别人、欺负别人、掠夺别人，就需要找借口、找理由证明别人该被自己压迫、该被自己欺负、该被自己掠夺，这样才能把受害者的反抗降到最低，顺利实现“可持续压迫”、“可持续欺负”、“可持续掠夺”。要证明别人该被自己压迫、该被自己欺负、该被自己掠夺，就必须证明“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高等’”、“‘高等人’有权支配‘劣等人’”，因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有理”，由此得出结论：自己欺负别人、压迫别人、掠夺别人“有理”。古往今来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借口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血统、天命、种族、面相、八字、祖坟、风水、宗教、文化……“文人”则是这支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浩浩荡荡大军中的一个流派，卖点是以“读书识字有知识”为理由和借口来证明“人与人不平等”。
　　当然，要实现压迫人、欺负人靠“理论证明”没用，真正离不开的是暴力。用“读书识字有知识”为借口来实现“人与人不平等”、人压迫人、人欺负人当然不能靠流氓撒野、土匪绑票那样赤裸裸的暴力，而要靠“合法的暴力”——权力：把“读书”与“权力”挂钩，用“读书做官”把“读书”与“做官”、“掌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读书识字有知识”变成获得权力和特权的工具，才能实现高人一等、欺负人、压迫人。
　　由此可见：
　　“文人”=“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文人”=“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明白这点才能明白同样是“读书识字有知识”，“文人”与“非文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个读书是为了掌权、靠权力获得特权掠夺财富不劳而获，一个读书是为了掌握一技之长，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吃饭;
　　——一个必须坚持“人与人不平等”——要“高人一等”就必须“人与人不平等”，结果只能是“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必须认同“人人平等”——“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意味着承认交换双方的地位平等，结果自然是“不分贵贱人人平等”;
　　——一个是“读书做官”，一个是“读书做事”;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掠夺财富”，一个“读书为的是能创造财富”;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不劳而获”，一个“读书为的是能自食其力”;
　　——一个“读书为的是能欺负人”，一个“读书为的是能造福人”;
　　——一个以“能否高人一等欺负人”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一个以“有无真才实学不受人欺负”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
　　——对一个来说只有与权力权术有关的知识才叫学问，“学术”即“权术”，“权术”即“学术”;对另一个来说能创造财富、揭示客观世界规律的知识都是学问。
　　——一个整天故弄玄虚，专门用一些只许自己了解、不准别人知道、只许自己独霸、不许别人审查的东西糊弄人，一个实实在在，拿出来的东西人人不是一目了然，就是很容易弄明白。
　　从古到今通过证明“人与人不平等”来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理论有无数，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靠赤裸裸的迷信，如天命论、血统论之类，一类靠伪装成“科学”的迷信，如“精英论”、“天才论”之类。“文人”则是“精英论”的一种——要害与核心是“精英论”：以“读书识字有知识”为工具和借口制造“精英”、以“精英”为根据证明“人与人不平等”和“压迫有理”、根据“压迫有理”攫取高人一等的特权、利用高人一等的特权掠夺财富、不劳而获。
　　总而言之，“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文人”，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文人”。
　　结论：“文人”是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二、“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如今的“知识分子”跟古代的“文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如今似乎只要“读书识字有知识、有知识”的都可以算“知识分子”;不象古代“文人”，只搞孔孟之道、只认尊孔忠君、只有靠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取了功名的才有资格算“文人”。
　　然而用“是否坚持人与人平等”为标准一衡量就可以发现，中国今日自诩代表“知识分子”的人跟古代的“文人”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坚持“人与人不平等”、“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轻蔑“凭知识与社会等价交换”;同样崇尚“读书做官”而轻蔑“读书做事”;同样以“能否高人一等欺负人”为读书成功与否的标志;同样崇尚“不劳而获”而轻蔑“自食其力”、瞧不起读书而不掌权只做事、凭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人……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今天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代表比古代“文人”多了一样东西：反民族主义(或者说，少了一样东西：民族自尊)。
　　尽管“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来没有严格的定义，但如今在中国一说“知识分子”，谁也不会当成古代的文人秀才举人之类。当年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的俗称是“洋学生”、“洋秀才”——更确切地说，是上过“洋学堂”的“洋学生”、“洋秀才”。这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指的是“西式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人。也可以这样说：“文人”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教出来的古代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指的是“西式教育体系”教出来的现代的“文人”。
　　但中国的“西式教育”是中国人自己这么以为的，仅仅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而言而已。如果当真以为中国的“西式教育体系”跟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一模一样就大错特错。
　　要弄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古代“文人”的区别与联系，就必须弄清楚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来龙去脉(详见附录一：中国的“西式教育体系”源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以反民族主义的“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观的殖民教育体系，带有强烈的殖民奴化教育印记)。
　　根据附录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与一切主权国家的现代高教体系不同，中国的现代高教体系——“西式教育体系”是西方国家根据义和团运动的教训采取对华新战略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从直接侵略改为间接侵略的产物，是按照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利益需要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利益需要来设计发展的、以殖民奴化教育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去中国化”——用“普世价值”全面否定中华文明、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其后果就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中国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么仇视、鄙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会那么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否定贬低自己国家的一切、无条件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一切。在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群体性的国家忠诚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
　　2、西方列强需要的是永远虚弱、永远受制于西方列强的中国，而不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能抗衡西方的控制、能给西方企业的垄断带来竞争形成威胁的中国。因此西方列强给中国设计的高教体系的培养原则是“轻理重文、以洋为尊”、“以文科为核心，理工为点缀”，把与当官掌权关系密切的文科(尤其是法律、经济、文史哲)为重中之重，把文科毕业文凭作为当官掌权的必要条件，对文科类学者给予超乎寻常的高薪待遇和极高的社会地位(如胡适)，刻意树立起“文科至上”的社会舆论。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让中国继续象几千年来的儒教一样培养废物文人，只不过换了个包装，把儒教的土包装换成时髦的洋包装;把“尊孔忠君”换成“普世价值”;把满嘴古文换成满嘴洋文。汤虽然换了，但药依然不变，仍然是愚民，仍然是“学而优则仕”，仍然是“上智下愚”，仍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仍然是只懂权术不懂技术、“学术即权术”、
只会当官、只想当官、只能当官。由此可见，除了用“西方先进文明”进行了彻底的“去中国化”洗脑，用“普世价值”取代中国魂中国心外，从西方列强给中国量体裁衣设计的“西式高教体系”中毕业的“知识分子”跟中国古代的“文人”没什么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文人”。
　　3、毛泽东时代中国迅速工业化，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学理工科技的人供不应求，西方国家给中国“设计”的“轻理重文、以洋为尊”、“去中国化”、潜移默化以“普世价值”消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殖民教育格局被扭转了。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有目共睹，获得了老百姓的普遍尊重。毛泽东的新中国普及了教育、消灭了文盲、确立了“劳动光荣”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读书做事”、“读书为的是创造财富”、“通过读书获得真才实学与社会等价交换自食其力”的认同、热情和尊重超越了对“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不劳而获”的认同、热情和尊重。在老百姓心目中，“知识分子”指的是历来被“文人”们瞧不起、被视为“高级工匠”、被排斥在“文人”之外的创造财富的搞理工科等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工程师。这就使自古以来一贯坚持“精英论”、不创造财富却享受特权、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文人”们无所不能的神话神秘感彻底破产，使人们看透他们不过是一群只会舞文弄墨卖嘴空谈的酸腐废物，从此身价大跌，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至高无上了。(这才是“文人”们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真正原因。)
　　4、如今毛泽东时代形成的、老百姓普遍认同的“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正在被彻底颠倒。在“法制社会”、“法政官僚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之类借口下，“文人至上”、“文科至上”、“轻理重文、以洋为尊”等思潮正在卷土重来，靠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如搞自然科学搞理工科的科学家工程师们正在被一步步排斥在“知识分子”大门之外，就象古代中国“读书做事”的被排斥在“文人”大门之外一样：
　　⑴、公然宣布只有能当官的才算“知识分子”，当不上官的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干什么呢?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那么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正式的官是当不了了，那么干什么?当绍兴师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考不进正规的仕途，举人没考进，进士没考进，那么就进不了仕途了。而他又想做官怎么办?那就帮助做幕僚。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到幕僚，幕僚当中就有帮助行政长官做事的，帮助推事处理一些诉讼事务。”(“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
　　注：你看陈有西说得多明白：“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既然如此，那么不在“做官一条路”的理工科工程师们当然一概不是“知识分子”。
　　⑵、不承认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专家”：
　　“中共新领导人从技术转为专家型”、“18大将打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后形成的‘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专家分析，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新领导班子将有别以往‘工程师治国’的技术派特质，转为‘专家型’，多具人文社科学历。”(明报，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539332&id=1203769&dcid=12)
　　注：“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这句话本身就证明在“文人”眼里学技术出身的只是“技术派”，学文科出身的才是“专家型”，不打自招宣布“技术派”不属于“专家”。其逻辑是把以创造财富的理工科为专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排斥在“专家”之外，变相宣布只有不创造财富的“读书做官”的“文科类”才算“专家”、“知识分子”。
　　⑶、宣称只有“法政官僚”才有资格治国，中国的一切问题全归咎于“工程师治国”：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
　　注：“法律人”才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工程师治国呢?自然是“反文明”了。陈有西这一下子不但一脚把工程师踢出了“专家”、“知识分子”的行列，而且乾脆彻底踢出了“人类文明”的范畴。这比孔老二的“小人哉，樊须也”可严厉多了。
　　中国历史几千年，哪个朝代不是“法政官僚治国”?结果呢?哪个朝代的法制坚持到底了?说“西方国家总统政客大多数是律师出身”，那西方国家总统政客还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呢，大多数还都是白人呢，中国是不是也得照搬?
　　⑷、拼命贬低藐视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世界根本不缺工程师，不缺能干活干得更好的人。缺的是能够理顺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人。缺的是优秀的领导人。这些人或者从政治文化上，或者从金融商务上，或者从产业发明上，能够洞察预期常人所不能，从而调整打破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这样的人才永远不是简单的考试灌输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能够被轻易替代的。比如所谓好的理工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筛人而已。真的有大规模额外需求的话，难道稍微差一点的理工生就不能顶上来，甚至把一些文科生重新培训到虽然不很好但是也能用的程度，也要不了几年，再从别处挖点也就齐了。但是想替代领导人才，就难得多的多，慢得多的多。”(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676935、html)
　　“终于到文科治国的时代了!386电机专业让土鳖成了山寨大国，486两位一个水利一个地质
土鳖大搞基础建设，586……”(网络摘抄)
　　注：所有这些舆论造势都指向一个目标：把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等重新贬为“高级工匠”、贬为“小人哉，樊须也”一类，最后一脚踢出“知识分子”行列，只有不创造财富、只知道“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专业户”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如今时髦的“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跟毛泽东时代人们习以为常理解的“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而跟古代的“文人”的实际含义完全一样。靠“读书做事”、“靠知识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自食物其力”、不靠特权欺负人、不利用权力白吃白拿不劳而获的人过去没资格当“文人”、处处被“文人”们瞧不起、被视为“小人哉、樊须也”、“高级工匠”;如今则没资格当“知识分子”(至少没资格当“精英”级“知识分子”)、处处被“成功知识分子”们瞧不起、被视为“没本事”、“死脑筋”、“失败者”(能公款报销的才算有本事，自掏腰包的则算窝囊废)……过去只有“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才算“文人”，如今只有“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才算“知识分子”。
　　既然如今坚持“人与人不平等”的“精英”们一口咬定自己才是“知识分子”，那就只好成全他们——婊子硬抢“小姐”的使用权，良家妇女们只好拱手相让;“精英”硬抢“知识分子”的使用权，有识之士们只得退避三舍，让“精英”们独霸“知识分子”的招牌，只剩下“脑力劳动者”的称号留给自己。
　　如此一来，如今“知识分子”的实际含义跟过去的“文人”在本质上就完全一模一样：
　　过去：“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文人”，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文人”。“文人”即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文人”=“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文人”=“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如今：“读书识字有知识”而创造财富的人不是“知识分子”，只有“读书识字有知识”而掠夺财富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即利用“读书识字有知识”掠夺财富的人：
　　“知识分子”=“读书”+“权力”+“巧取豪夺”，
　　或者说“知识分子”=“读书”+“特权”+“不劳而获”。
　　既然古代之“文人”与今日之“知识分子”如此志同道合本质相同，那这二者完全可以“合并同类项”、放在一起研究，在本文里统称“文人”(“知识分子”)。
　　简而言之，“读书识字有知识”的人一分为二，一类用自己知识拉车或帮助拉车，成为车前进的动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推动作用。这类人应称之为“脑力劳动者”。另一类用自己的知识白搭车、扯后腿甚至专门掀翻车，成为车前进的阻力和障碍，对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反动作用。这类人应称之为“文人”(“知识分子”)。
三、“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与由此决定的本质、本性及主要行为规律
　　(一)、“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
　　2、靠权力生存
　　3、靠软力篡夺硬权力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文人”(“知识分子”)不参与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流通、科研等实践的任何环节，对社会创造财富的实践没有任何贡献，也不靠等价交换、向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谋生。他们不劳而获、巧取豪夺，不能或不肯自食其力，对社会的所谓“贡献”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衣”——看不见摸不着，但谁看不见谁就是“智力低下”。他们就靠这种全凭个人的自我吹嘘和同伙的相互吹捧、纯属单方面随心所欲凭空瞎吹捏造的主观夸张当上了“精英”、代表了“文明”和“先进生产力”。承认这种自说自话自吹自擂的东西是“财富”，就等于承认某人自己印刷的纸片是“钞票”。他们的最大特征跟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骗子一模一样，专门用虚的胡弄实的，专门把空空洞洞、虚无缥缈、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审查的东西强加于人，用看不见摸不着、任凭自己信口瞎吹的虚东西抢夺别人实实在在的东西;用看不见摸不着、任凭自己信口瞎吹的虚东西取代别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永远气势汹汹倒打一耙，把一切不相信他们那套虚玩艺的人打成“愚昧无知”、“反文明”、“极左”……总之是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他们在社会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即便没有“文人”(“知识分子”)，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受到任何妨碍。
　　要证明自己不是不劳而获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直接创造财富，这需要靠具体的事实来证明，用自己创造出的财富来证明。第二，向创造财富的人——工农大众、科技人员提供他们必须的服务，这需要靠已经确凿无疑属于创造财富的人的广泛认同来证明，单纯“文人”(“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相互吹捧不算数。符合第一条的例子有钱学森、邓稼先等，符合第二条的例子有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孔庆东、张宏良等。如果两条一条都不沾，不管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不管来头多大，名声多显赫，不管如何拼命主观夸张、自我标榜、相互吹捧、权威认定，照样是“皇帝的新衣”专业户，是知识骗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2、靠权力生存——靠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生存。“文人”(“知识分子”)不参与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流通、科研等实践的任何环节，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实践提供任何积极服务，在社会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所以他们不能靠一技之长与社会等价交换谋生——譬如，象厉以宁、张维迎、江平、陈有西、贺卫方、箫瀚、龚祥瑞、马立诚、李锐、焦国标、吴敬琏、茅于轼、易纲、樊刚、萧灼基、季羡林、张曙光、郑必坚、朱学勤、胡星斗、张鸣、俞可平、周瑞金、“影帝”们的货色以及诸如《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之类狗屁文章如果当真完全按“市场法则”满大街吆喝叫卖，有几个老百姓会掏腰包买？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事生产，不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提供服务，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与人等价交换，却能不劳而获而且吃香的喝辣的“先富起来”，为什么？“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原因只有一个：权力——靠权力或靠权力的支持获得特权地位，强行规定他们是“精英”，他们弄出来的“皇帝的新衣”是财富，是无价之宝，所以要“高薪养士”、“礼贤下士”、“没有学位不得做官”……只有这样“文人”(“知识分子”)才能生存，才能高人一等。权力和特权地位是“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线，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成则王侯败则贼”，“成则文人败则丐”;有了权不可一世，没了权狗屁不是。
　　“文人”(“知识分子”)需要的权力是指对普通老百姓的权力——不一定是直接的最高政治权力，但必须是使“文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欺负老百姓的权力——高老百姓一等，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接受自己“皇帝的新衣”。(但实际上为了获得这种欺负老百姓的权力，最终还得控制住最高政治权力。)
　　3、靠软权力篡夺硬权力
　　“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生存，但靠什么获得权力？“知识”——“知识”是“文人”(“知识分子”)篡夺权力的唯一本钱和王牌——我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出，什么都不奉献，偏要无功受碌坐享其成，用三寸不烂之舌空手套白狼，由我执掌政权，由我以权谋私支配一切、享有一切。为什么？凭什么？“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有“知识”。而这个所谓的“知识”并非简单的照字面理解的科学知识，而是精心设计制造的一个神话，一种宗教——“知识教”。
“文人”(“知识分子”)通过阴谋诡计偷梁换柱把知识变成“知识教”，利用“知识教”这种宗教迷信的力量获得软权力，利用软权力篡夺硬暴力。
　　从古到今，“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任何实事，无论是创造财富还是创建政权，从来是光凭“知识教”这种软权力便当上高人一等的“精英”，实现了“空手套白狼”，把别人的实践成果据为己有坐享其成。这不是侥幸和偶然，而是充分利用了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关系规律——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关系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主导。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动物只有本能而人还有思想;动物只受本能支配而人除了本能之外还受思想支配。谁控制了人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人的一切，包括人拥有的硬暴力。
　　软权力的特点是“软”，往往一开始并不直接跟硬权力抗衡，而是潜移默化无孔不入，一点点渗入掌握硬权力的人的脑中，不知不觉发挥作用——就象电脑病毒，没侵入操作系统之前半点力量没有，要多脆弱有多脆弱。而一旦侵入操作系统立刻大显神通，能把整个电脑控制的全部体系劫持过来，电脑控制的体系有多大威力它就有多大威力。这比军事上的“斩首行动”还厉害，等于是“换首行动”。软权力不但不知不觉能控制具体的个人思想，而且能不知不觉成批控制人的思想——谁能成批控制人的思想谁就获得了大规模软权力。谁获得了大规模软权力谁就能控制舆论。谁控制了舆论谁就能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谁能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谁就能获得硬权力——倾向性舆论狂潮是大规模系统性软暴力，其本质是信息战、超限战，是有组织、成体系的战争行为。
　　这种有组织、成体系的大规模系统性软暴力构成的信息战、超限战决非靠个人力量所能抵御——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赵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因为赵王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久经杀场的老将廉颇。赵王本来信任廉颇，为什么中途变卦了？因为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秦国怎么施展反间计的？金钱收买，散布谣言——“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被秦国金钱收买而散布谣言的是什么人？写历史书的人虽不肯讲，但只可能是赵国上层社会拥有话语权的“文人”(“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才最推崇书本知识，才最坚持“理论高于实践”，才最欣赏赵括这样一肚子书本理论知识的、最讨厌廉颇这样有实践经验的，才掌握“话语权”，才有能力迅速在整个赵国社会造成压倒一切的舆论狂潮，才有能力左右赵国最高层的决策，才有能力让秦国除掉廉颇的反间计圆满成功。导致赵国长平惨败、几十万士兵全部丧生、国家一蹶不振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拿了敌国贿赂吃里爬外里通外国、用“话语权”为敌国服务的“知识精英”。他们传播谣言的行为已经不属于言论自由，而是战争行为、叛国行为——拿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不属于言论自由的问题，而属于广告自由的问题。拿敌国的钱说敌国要你说的话则连广告都不算，而是间谍活动，是替敌国从事信息战、谋略战、超限战。在这种有组织、成全体系的大规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软暴力面前，个人力量极其渺小微不足道，轻而易举就能被摧垮，其规律就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普通人如此，貌似至高无上、位高权重的帝王也不例外——长平之战时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掉了老将廉颇导致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几十年后赵王迁照样又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掉了大将李牧导致赵国灭亡;楚汉相争时霸王中了韩信的反间计失去了得力助手范曾;三国时期魏王曹睿中了诸葛亮的反间计撤掉了司马懿，元末元顺帝中了反间计除掉了得力宰相脱脱;明末崇祯皇帝中了满清的反间计除掉了得力干将袁崇焕……从古到今，不管是帝王还是普通人，在这种有组织、成全体系的大规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软暴力面前无不败下阵来。这不是个人品质、个人意志、个人智慧、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悬殊得不成比例的力量不公正较量的必然结果：用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对抗信息战、超限战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系统性软暴力，跟以血肉之躯硬扛洋枪洋炮没什么本质区别。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抵御，舆论只能用舆论来对付，系统只能用系统来对抗，系统性软暴力舆论狂潮只能用系统性软暴力舆论狂潮来抗衡，信息战、超限战只能用信息战、超限战来反击。没有软暴力，硬暴力轻而易举就能被搞垮——海湾战争，伊拉克丧失了制信息权的软暴力，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只能干挨打无法还手，顷刻一败涂地。苏联解体，前苏联丧失了制思想权的软暴力，超级大国拥有的毁灭世界的核力量无用武之地，只能干挨打无法还手，一枪未放就土崩瓦解。靠个人肢体上的力量无论如何对抗不了成体系的战争暴力;靠个人意识毅力同样无论如何对付不了成体系的信息战超限战的软暴力。只要不能组织起有效的软暴力系统对抗，手握大权的人的大脑必然被有组织成规模的信息战、超限战征服、俘虏，手中的硬权力同样无用武之地，不动声色指挥权就落到对方手中、受对方指挥、被对方调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结果就此完成。因此谁有能力获得话语权、制思想权、制信息权，谁就能获得压倒一切的软暴力，谁就必然能够通过信息战、超限战用软暴力制服硬暴力，最后获得硬权力。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制造舆论从来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强项。自古以来这个领域一直在他们的垄断之下，从无天敌。这使“文人”(“知识分子”)拥有信息战、超限战的绝对主动权，能够轻而易举控制文字话语权。控制了文字话语权就掌握了制信息权。掌握了制信息权就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就左右了人们的一切。“文人”(“知识分子”)一直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发动信息舆论战，获得控制人们思想的软权力，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粉碎一切抵抗。这就是从古到今“文人”(“知识分子”)一直能依靠软暴力不费一枪一弹一血一汗篡夺硬权力的关键原因。
　　(二)、“文人”(“知识分子”)的本质
　　“文人”(“知识分子”)不靠一技之长通过与社会等价交换来谋生，全靠推销“皇帝的新衣”这种不等价交换吃饭。任何诈骗时间一久都必然被识破，“皇帝的新衣”也不例外。此时要使这种掠夺性交易继续持续下去就只能靠暴力——没暴力的作用，谁肯老让别人占便宜自己吃亏？骗子与盗贼是相互转换的：骗不到就抢，当骗子不成就要改行当强盗，软暴力失灵就要乞灵于硬暴力。靠暴力实现不等价交换的本质就是用暴力掠夺财富。不劳而获就是寄生虫。用暴力把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就是匪。“成则王侯败则贼”。用非法暴力抢劫老百姓的是土匪，用“合法暴力”——权力抢劫老百姓的是官匪。“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这“合法”的硬暴力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实现不劳而获，其性质就是抢劫，其本质就是匪。然而“文人”(“知识分子”)的抢劫伎俩比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明火执仗直接打家劫舍的江湖土匪们的抢劫手段“挡次”高得多——决不直接动手，决不以身犯险，决不干明火执仗赤裸裸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种低层次的流血拼命，而是用“知识教”这种软暴力篡夺权力这合法的硬暴力，再运用权力这一硬暴力抢劫老百姓，整个抢劫过程非常“文明”，
抢劫不用刀，抢劫不见血，抢劫不留痕，是被鲁迅形容为“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那种抢劫。这就使“文人”(“知识分子”)这种这种“文明”的匪类有别于下三滥、“未入流”的江湖草寇，不叫土匪而叫“文匪”。
　　“文匪”抢劫作案的核心王牌是“知识教”。“知识教”的本质是“精英论”——以“读书识字有知识”为工具和借口制造“精英”、以“精英”为根据证明“人与人不平等”和“压迫有理”、根据“压迫有理”攫取高人一等的特权、利用高人一等的特权掠夺财富、不劳而获。“精英论”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奴役有理”、“侵略有理”等所有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只要认同“精英论”，就不能不认同人分“精英”，就不能不认同“人有高低贵贱优等劣等之分”，就不能不认同“民乃屁民”;就不能不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认同“精英”优于“屁民”，就不能不认同“优等人代表先进生产力”，就不能不认同“优等人压迫劣等人合理”，就不能不在“文匪”的“合法抢劫”面前束手无策——所有这一切全起源于“精英论”。
　　结论：
　　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本质：文匪——不劳而获，用推销“皇帝的新衣”这种“文明”的手段巧取豪夺抢劫财富为生的匪类吸血鬼、寄生虫。流程：用阴谋诡计获得软暴力——用软暴力获得硬暴力——用硬暴力抢劫财富。
　　更具体的抢劫步骤：用包装为“知识”的软暴力(软权力)篡夺硬暴力(硬权力)——用硬暴力(硬权力)使自己获得特权地位——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巧取豪夺压榨剥削老百姓。
　　从古到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信奉吹捧的理论其实就一个：“精英论”——“英雄创造历史”、“天才创造历史”、“精英”创造历史、“精英”高人一等、“精英”压迫有理。“精英论”有中外两个版本：“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这两样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实际上却是一回事：确保“文人”(“知识分子”)做官掌权——“孔孟之道”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做官掌权，“普世价值”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通过“选举”
做官掌权。
　　“‘科举’能确保‘文人’(‘知识分子’)做官掌权”这条比较明显，而“‘选举’能确保‘文人’(‘知识分子’)做官掌权”这条就比较隐蔽——的确，表面上看，“理论”上讲，“自由选举”谁都可能当选。但实际运作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选举结果必定是“文人”(“知识分子”)获胜——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早已用“精英论”设置了“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没有学历文凭没资格当领导”的先决条件，不是“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没入门资格。即便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自由选举”的机制本身也能确保“文人”(“知识分子”)必胜无疑：这种游戏规则其实是为“文人”(“知识分子”)们量身定造的：舆论操纵一切，谁控制舆论谁控制选民头脑，谁控制选民头脑谁必定获胜。而中国的舆论从来操纵在“文人”(“知识分子”)手中，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舆情当选轻而易举，操纵选举如同猫玩弄老鼠。所以他们可以允许老百姓有选票，但不允许老百姓有思想，更不允许老百姓有话语权，不经过自己把持的媒体便向全社会公开大声地表达自己思想，所以凡不合自己心意的报刊杂志网站必消灭——这就如同允许你有枪，但不允许你有子弹，子弹必须由他供应，条件是必须由他来决定向谁瞄准向谁开火，否则就不但不给子弹，而且连枪也缴回去。名义上枪在你手里，实际上不在你手里，而且连你自己都不在你自己手里，而是连枪带人都在给别人当枪使。明白这就能明白“文人”(“知识分子”)们为什么突然如此卖力地拼命大喊大叫推销“普世价值”：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权力也——用按自己的优势量身定造、确保自己稳操胜券的“自由选举”篡夺权力：靠“言论自由”煽动选择性舆论狂潮，靠选择性舆论狂潮操纵“自由选举”获得权力。所谓“普世价值”内容林林总总，真正的干货却只有“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两条。其他的一切，什么“人性”、“公平”、“法制”、“正义”等等天花乱坠沁人心脾全不过是推销手腕、包装噱头、陪衬铺垫、广告添加剂，为的是掩护真正的目标——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用硬权力抢劫财富不劳而获。
　　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也如此：一开始排斥，抱着孔孟之道死不撒手，为的是确保自己靠科举当官掌权。但科举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这时发现利用自己软暴力的优势轻而易举就能把“普世价值”的“民主选举”变得合于自己，使自己“柳暗花明又一村”，没了科举，有了选举，照样独霸，照样凭软权力当官掌权。于是他们态度大变，从坚决抵制西方文明转为狂热鼓吹“普世价值”。虽然变来变去，但万变不离其宗：当官掌权。
　　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坚持不懈拼命追求的东西其实只有一样：权力、特权、持权抢劫、不劳而获、巧取豪夺;途径只有一条：读书做官、当官掌权、获得特权。他们其它什么都没干，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不会干。这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存在三要素决定的：因为不劳而获、不能或不肯自食其力，所以必须靠权力生存。因为不干实事，所以必须靠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过去能确保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篡夺硬权力的软权力是“孔孟之道”——通过科举实现当官掌权获得特权;如今能确保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篡夺硬权力的软权力是“普世价值”——通过选举实现当官掌权获得特权。“存在决定意识”。“文人”(“知识分子”)过去吹捧“孔孟之道”，如今吹捧“普世价值”，表面上一中一西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不劳而获、巧取豪夺”;“两个基本点”——“孔孟之道”、“普世价值”。基本点虽然是两个，本质却是一个：“精英论”——确保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获得篡夺硬权力所必须的软权力。
　　(稍微认真统计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如今折腾“普世价值”、“民主选举”最走火入魔的，有几个是靠创造财富吃饭和用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人吃饭的？有几个工农兵？有几个学以致用的科学技术人员？基本全是靠权力硬性赋予了“专家”、“精英”的特权地位和当官的机会、全靠卖嘴皮子混日子的文、史、哲、政、经、管、法、新闻传媒之类出身、把持话语权的“公知”、“学者”、“民运斗士”……说白了全是不创造财富光掠夺财富知识无赖，全是没有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正经谋生手段的——凡能用知识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吃饭的人正经业务都忙不过来，哪有功夫瞎折腾这个？只有这些整天游手好闲吃白饭的知识无赖，因为没正经谋生手段，所以才那么热衷用“普世价值”、“民主选举”篡夺权力。离开权力赋予的特权地位，这帮混混就混不下去。他们心中有数：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搬嘴弄舌信口开河舞文弄墨哗众取宠利用软权力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的本事举世无双。“普世价值”、“民主选举”是为自己量身定造的把戏。只要“普世价值”、“民主选举”，自己稳拿政权。这才是为什么越是这号没特权地位就混不下去的知识混混越闹腾“民主选举”的真正原因——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这可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大量统计数据一再证明的事实)
　　(三)、“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
　　“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说白了就俩字：无赖。说得再确切点就是四个字：“知识无赖”。(用“文人”(“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说叫“文人无行”，说白了就是“文人无赖”，用老百姓的话说叫“说一套做一套”、“吃人饭不干人事”、“蔫坏”。)
　　如果有人硬要用自己没完没了的废纸废话臭垃圾换你的劳动血汗，还说这是给你的莫大恩惠，还硬逼着你相信你之所以看不见他那“皇帝的新衣”是因为你脑残、无知、弱智、低能、劣等、不文明……吃了你，喝了你，抢了你，欺负了你，占够了你的便宜，还要硬逼着你相信这一切不仅天公地道，而且还是你在占他的便宜。对此公你会如何评价？——简单一句话：无赖。
　　“文人”(“知识分子”)最大的无赖之处就是“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硬把自己说成高人一等的“精英”，再以“精英论”为根据“证明”自己压迫人有理、欺负人有理。
　　如何把自己说成“精英”？把“知识”从科学变成宗教迷信——“知识教”，把自己从人变成神——“知识神”：自己是“知识分子”，别人自然是“无知分子”，自己自然属于“优等”，别人自然属于“劣等”。既然“优胜劣汰”，自己自然是“精英”，自然应该高人一等，自然应该“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自己自然有权压迫别人。(如今“精英”的胃口越来越大，对“知识分子”已经看不上眼了，开始自称“知识人”，这就更彻底了：“分子”只是个别人，“知识分子比无知分子优等”还可以算是“分子对分子”、个别人对个别人，表面上似乎还允许存在既不属于“知识分子”又不属于“无知分子”的情况。而升级为“知识人”就不同了，就不再是少数人个别人的特例，而是对所有的人一个不漏地一分为二划分阵营：不是“知识人”就是“无知人”，谁都休想例外，不留任何死角。搬出“知识人”的提法证明“精英”们如今得意忘形了，懒得再掩饰了，毫无顾忌赤裸裸了。)
　　“文人”(“知识分子”)篡夺硬权力的核心王牌是软权力，软权力的核心王牌是“知识教”。“知识教”的真正目标是“精英论”。不把知识变成宗教、不利用宗教迷信的力量把自己变成“经营”，凭“文人”(“知识分子”)自身的能耐做“空手套白狼”篡夺硬权力这种无本生意根本没戏——“秀才造反，永世不成”。
　　“文人”(“知识分子”)建立和推销“知识教”、靠“知识教”变成“知识神”当上“精英”的核心王牌是唯心论的认识论。毛泽东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对任何事物的本质不了解就会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会人云亦云被动盲从，就会轻易接受宗教迷信，用主观想象出来的超自然神秘力量解释一切。科学的力量在于人们的“懂”，宗教迷信的力量在于人们的“不懂”。“知识教”、“知识神”既然是宗教迷信，自然也不例外，惟恐人“懂”——你越不懂才越会相信“知识教”、“知识神”高明高深神通广大法力无边。鲁迅说：“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同样，如果知识易学，大家都会，知识就不尊严，“文人”(“知识分子”)也跟着不尊严了。所以他们要用“故意制造的难”让人民大众与知识无缘。
　　“文人”(“知识分子”)推销“知识教”的王牌和诀窍就是用无赖手段“故意制造的难”把“知识”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神秘兮兮鬼画符;把“知识分子”变成只有自己符合条件、别人都不够格的活神仙。总目标：让人们因不懂而盲目相信，因盲目相信而任己摆布。
　　1、把“知识”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神秘兮兮鬼画符的主要无赖手段(详见附录二)
　　⑴、“文凭主义”
　　⑵、混淆“知识”与“信息”的区别，用“信息”冒充“知识”
　　⑶、文字障碍、语言刁难、术语诡计、概念陷阱、暗语黑话
　　⑷、繁琐哲学
　　⑸、消灭一切不利于“知识教”的舆论和信息
　　⑹、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
　　2、把“知识分子”变成只有自己符合条件、别人都不够格的活神仙的主要无赖手法(详见附录三)
　　⑴、罢黜百家，独尊学位
　　⑵、“天命论”、“使命论”
　　⑶、用考试考分捣鬼
　　⑷、滥用“学术研究”
　　小结：
　　“文人”(“知识分子”)的无赖本性并非先天遗传，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要不劳而获就必须抢劫，要“持续性抢劫”就必须“合法抢劫”，要“合法抢劫”就必须获得“合法抢劫”的硬暴力(权力)，要获得“合法抢劫”的硬暴力(权力)就必须依靠“合法”的软暴力——“精英论”、“人与人不平等”、“优等人压迫劣等人有理”、“厚黑学”、阴谋诡计……
　　“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匪本质决定他们不得不当知识无赖，整个人都不得不由假话和阴谋诡计堆成，不得不变成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冒着坏水和肮脏的怪物，否则他们就不能生存。结果：不管本来多么真善美的东西一到了“文人”(“知识分子”)手里都要立刻变味，变成用“真善美”外衣包装的假恶丑。这是他们人生的一切都纳入“建立‘知识教’——用‘知识教’的宗教力量获得软权力——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轨道的必然结果。
　　“文人”(“知识分子”)的无赖本性是其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结果。靠推销“皇帝的新衣”不劳而获是用软暴力诈骗。诈骗不成就要靠硬暴力——权力强行推销，硬说“皇帝的新衣”是无价之宝、“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而获得这权力又要靠软暴力——“知识教”。骗与抢是相互转换的：谝不成就抢，抢不成又谝;软暴力与硬暴力也是互相转换的：软暴力失灵就乞灵于硬暴力，要获得硬暴力又要靠软暴力。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软硬兼施，相辅相成，反复使用，轮流交替……“文人”(“知识分子”)的无赖本性就是这样炼成的。
(四)、“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劳动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特点是一切都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目标是实实在在的创造财富，途径是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改变客观存在的实干，必须遵循的规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衡量标准是实实在在的实干结果。不干不行，不干不出财富，不会天上自动掉馅饼。干得不客观、不实在同样得不到期望的创造财富的结果。一切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实干为原则，要害在“实干”、“客观”、“规律”。
　　这一切决定了创造财富者和为创造财富服务者的行为规律：
　　⑴、实干，做事，对事不对人——创造财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干出来，不干出不来。因此创造财富的一切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都是“实干”、“做事”，以做事的成果——创造出的财富来衡量一切。只要有利于“把事办好”创造出财富，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不利于“把事办好”，需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对事不对人，涉及人是为了把事做好的需要，一切从“做事”出发，从“如何做事”角度考虑问题。
　　⑵、实事求是——因为创造财富是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客观世界变化有自己的规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要改变客观世界创造财富就需要认同老老实实按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办事，认同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认同实事求是、实打实、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认同精密精确、严肃严格、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认同有错必认、有错必改——道理很简单：“错”就是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不认错、不改错就是坚持脱离实际、坚持违背客观规律，就妨害创造财富这个总目标。因此发现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自然而然的事——许多软件公司新产品上市前要专门雇电脑高手给自己的产品挑毛病、找漏洞;即使产品已上市，一旦发现毛病也立即发布“补丁”，这就是认错改错。从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需要角度看，这完全是对事不对人，不但不是跟谁过不去，而且是一片好意，当事人实际是受益人，因为这是在帮自己更好更有效地创造财富，所以不但不恼火，而且求之不得，不但认为是这很自然的事，而且是很愉快的事——找到了毛病、发现了隐患、排除了故障、解决了问题、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人们实现这些时是会感到高兴还是沮丧？是当成好事还是当成坏事？按客观需要认错改错，就会以客观需要为标准，不会单凭主观想象无限上纲，就不会把认错改错弄变人人自危的恐怖。
　　⑶、承认权威，承认分工协作、集体配合、承认组织性纪律性——恩格斯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由此可见，因为社会性的创造财富是社会性群体行为，越是现代化大生产越需要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步调一致，所以就需要参与协作配合的方方面面认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同努力，认同全局观念，认同同心协力，认同凝聚力，认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共同努力，
认同局部服从全局，认同纪律规则，认同时间观念，认同必要的自我约束，认同统筹兼顾，认同计划周详，认同相互尊重配合，认同不能不管不顾别人自行其是，认同彼此说实话不说假话、说话需要简明扼要不易误解以避免混乱，妨碍协作配合一致。
　　⑷、辩证观念——因为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迫使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实践学者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而学会看到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换，学会辩证地、动态地、相互联系地看问题。比如看到农业与林业的关系，农药与环境、益鸟益虫的关系，等等。
　　⑸、长远观点——因为现代化大生产是一个长期的集体行为，所以需要认同长远打算、计划性、前瞻性，认同基础性工作的必要性，认同未雨绸缪、丰不忘荒、防患于未然。
　　⑹、认同爱国——因为财富是创造财富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劳创造出来的，所以决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白白侵占，所以认同不劳动者不得食，认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认同必须保护创造财富所必须的条件——国家主权、民族主权、国家安全，认同为保护国家主权安全而付代价作牺牲。
　　⑺、认同平等待人、以诚待人——因为社会性分工协作创造财富需要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关键是“等价”，等价的前提是“平等”——交换双方权利平等，交换产品的定价原则平等，只认“等价”不认人，不能以身份地位等价外之物强行定价强买强卖搞不等价交换。这就需要让创造财富的人让别人对自己提供的财富的性质性能用途价值一清二楚，因此需要认同明码实价、货真价实，认同想方设法提供便利让人明白，惟恐别人不了解自己提供的东西;也需要用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的人同样认同说实话、说真话、简明扼要、具体准确。(我写任何东西时最在意的有两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决不搀假;第二，必须通俗易懂，惟恐人家不明白，极力确保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一看就明白，不需要查阅任何工具书、参考书、辅助材料，不会产生任何误解。必要时宁可被认为太罗唆，也要把证据说够，道理讲透，决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凡用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的人无不努力如此。)
　　⑻、有凝聚——“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共同的存在，就有共同的意识，就有共同的语言，就有凝聚。
　　上述任何一种行为规律，就整个群体而言，“文人”(“知识分子”)一样也没有。因为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靠“皇帝的新衣”不劳而获，所以他们不需要、不可能也不愿意养成创造财富和为创造财富服务所必须的任何素质，而必然具备如下品质和行为特征：
　　⑴、极端自私自利——掠夺财富的人当然决不可能在乎别人的死活，决不可能替别人着想。不劳而获、靠巧取豪夺别人劳动血汗为生这个根本性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彻底的自私自利，只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他们来说损人利己天经地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绝对不关心别人死活和国家的兴亡，绝对不在乎为一己之私而祸国殃民。
　　⑵、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用虚的抢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检查、任凭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顶替别人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皇帝的新衣”是虚的，任凭自己主观随意发挥的东西。“文人”(“知识分子”)只有靠“用虚的抢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才能把自己“皇帝的新衣”这虚玩艺强加于人，换取别人用实实在在的劳动此成果。注意：“文人”(“知识分子”)的这一特色贯穿其一切活动的始终。
　　⑶、绝对不干实事，绝对不参加实践，绝对不负责任，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只顾表面，顾头不顾腚——创造财富是个过程，掠夺财富只是一瞬间的动作。创造财富必须付出，必须遵循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必须从头到尾顾及全过程，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掠夺财富则不需要遵循任何创造财富才需要遵循的任何规律。不劳而获、极端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肯吃亏，绝对不肯吃苦，绝对不担风险，绝对不担责任，绝对不干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事，绝对不参加实践、绝对不认同客观规律、绝对不干基础性工作，绝对不干不能迅速赢利的事，只肯坐享其成吃现成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从事任何需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埋头实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顾全大局、高瞻远瞩、全盘考虑、密切配合、精确准时、高度负责、承担后果的事，任何不能立竿见影迅速见效名利双收的事，任何必须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打基础、坚持不懈长期见效的事。至于什么预见性、前瞻性、计划性、科学性……跟他们八竿子都打不着。说到底一句话：“文人”(“知识分子”)象小偷强盗一样，只有抢劫现成财富所必须的一切品质，没有付出劳动创造财富所必须的任何品质——有经验的警察如何从人群中发现小偷强盗？首先看眼睛往哪儿盯。正常人的眼睛总盯着自己的事，小偷强盗的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财富。“文人”(“知识分子”)的眼睛跟小偷强盗一样，也是整天盯别人东西：他们没有自己的正经事，唯一的“正经事”就是整天琢磨别人创造的财富——工人整天忙的是做工、农民整天忙的是种田、军人整天忙的是保卫国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整天忙的是科研、教师整天忙的是教学，“文人”(“知识分子”)整天忙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代表先进文明”、“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跟小偷强盗一样，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如何掠夺财富。只不过小偷强盗是用手脚抢劫盗窃财富，“文人”(“知识分子”)是用笔墨嘴巴抢劫盗窃财富;小偷强盗抢劫盗窃财富的法子是明的，“文人”(“知识分子”)抢劫财富盗窃法子是暗的;小偷强盗们念念不忘提高抢劫盗窃效率的“技术”，“文人”(“知识分子”)们念念不忘提高抢劫盗窃效率的“学问”。二者有个共同之处：都从来不会研究创造财富的学问——狼会琢磨如何给羊接生吗？虎会学习如何给牛挤奶吗？蝗虫有耐性研究如何改良作物吗？苍蝇有兴趣研究如何采集花蜜吗？
　　⑷、主观武断，理论至上，书本至上——既然不参与客观实践就能不劳而获，那自然只需要主观夸张，不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不需要接受实践的任何检验，不需要做任何艰苦细致的实事，只靠信口开河、引经据典背诵书本教条就足以应付一切。这样的可观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但彻底理论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教条主义，而且彻底书本至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大千界”、“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颜如玉”……
　　⑸、吹牛造假，撒谎成性——创造财富的人必须也能够用创造出的财富证明自己，如工人、农民和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为创造财富服务的人必须也能够用创造财富的人的广泛认同来证明自己，如军人、普通教师和鲁迅、孔庆东、张宏良那样的脑力劳动者。“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既拿不出具体的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拿不出工农兵大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广泛认同来证明自己，就只能学那俩骗子，靠主观的夸张和权力的强制来推销自己版的“皇帝的新衣”——“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精英”的价值只有“精英”看得见，谁看不见就证明谁“脑残”、“智障”、“无知”、“劣等”……“一靠伪装二靠吹，三靠权力和权威”。只要伪装和吹牛失灵，就必然搬出少数“权威”或权力的力量来强行宣布他们有“贡献”，应该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拿特等收入。例如季羡林，只见他搞过古梵文，不见他在国学方面如甲骨金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岐黄本草、兵法战策、五行八卦、诸子百家、六韬五略、九流三教、天文地理、太极武当、吐纳导引、堪舆相卜有任何建树，却硬被权力封为“国学大师”，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财富——光收藏品价值就高达数亿，再加上现金、存款、房子、车子等等就更不知有多少，以至于惹得至爱亲朋们争红了眼，象乌眼鸡那样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季羡林刚咽气还没发丧就打成了一锅粥。如此巨额财富哪儿来的？不靠权力敕封获得了特权地位，就凭研究那点发霉的古梵文能换回这许多“劳动所得”吗？又如吴敬琏，当被问到为什么当“独立董事”拿外快时，他气急败坏地回答“这是国家规定”——无法用具体的事实证明自己做了什么什么贡献，只好搬出了权威，而且是国家权威。(你不是“改革家”吗？“改革”不就是改“国家规定”吗？怎么这个时候这种“国家规定”就不在改革之列了？就搬出来当自己享有“独立董事”特权的根据了？)可见“文人”(“知识分子”)们的“贡献”全是吹出来的，全部来自自己的主观夸张和互相的主观吹捧，最后必定靠搬出某某权威的结论或权力的规定来强行保驾——因为不劳而获，所以不需要也决不肯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创造财富的人一切从“做事”出发，掠夺财富的人一切从“整人”出发，永远只空谈，不做事，耍嘴皮子光说不炼，“狗掀帘子——全凭一张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耍嘴皮子”，用英文说就是“Lip
service”、“Cheap
talking”。(当然也有例外。虽然“文人”(“知识分子”)只空谈而不实干，却发明了“爱是做出来的，春不是叫出来的”。)光说不干，自然言行彻底脱节，最后结果必然是处处演戏：用言论代替行动，用言论掩盖不作为，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全是假的。
　　⑹、决不认错，决不容忍任何批评——既然不创造任何财富、全靠把自己凭空吹出来的“皇帝的新衣”强加于人、硬把废纸废话按黄金价换取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不劳而获，那么要使这种不等价交换长期持续，就决不能让受害者知道底细——如果受害者发现“文人”(“知识分子”)用来强行换走自己劳动血汗的“皇帝的新衣”原来不过是一堆垃圾，岂有不奋起反抗之理？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也必然尽一切努力防止人们知道自己的“贡献”究竟是什么。王牌手段是一靠伪装二靠吹，三靠权力和权威。一靠伪装：用吹牛撒谎、假话空话、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暗语黑话、繁琐哲学等诈骗手段把废纸废话包装成无价之宝。二靠吹：用自吹自擂、相互吹捧、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等一切主观夸张的手段让受害者把自己的废纸废话当成无价之宝。三靠权力和权威：用软权力和硬权力把自己的废纸废话当无价之宝强加于人——既然生存与否的关键在于不说实话，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第一，撒谎成性，整个人都是谎话堆出来的，不可能有实话。指望“文人”(“知识分子”)有实话无异于水中捞月、狗嘴里找象牙。第二，阴阳怪气，繁琐哲学，空话连篇，天花乱坠、闪烁其辞、模棱两可、曲里拐弯，不但“鸭子水面翻跟头——卖弄花花屁股”，拼命卖弄术语外语、文字游戏、古人洋人、冷僻典故，而且又臭又长，以显得莫测高深让人们不懂为原则。第三，不允许任何批评。任何批评都等于挖人家祖坟、断人家生计，都会对“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形成天大的威胁。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绝对容不得批评，绝对不认错，绝对“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跟谁急，非纠集同伙围攻不可，非想方设法通过权力报复不可，非纠缠一辈子没完没了不可。
　　⑺、傲慢蛮横，绝不平等待人——“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和权威的力量把自己树为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神”才能高人一等不劳而获，因此绝对不能承认老百姓跟自己平等，必须确保对普通老百姓居高临下的优越地位，必须确保自己“是非裁判”的特权，必须确保自己能以高人一等的权威身份指手划脚挑剔别人的一切，绝对不能摆事实讲道理——关系平等的人之间才谈得上摆事实讲道理。关系不平等，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岂不是“掉份”、显不出自己高你一头的优越了？因此“文人”(“知识分子”)跟人从没有实事求是的推理争辩，从来只有主观夸张的权威论断：根据某某著名权威，你错——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谁“权威”谁的结论正确。这个逻辑更常被逆向运用：你错，因为你不是权威而我是，所以你错我对。更进一步的推广就是“证明”对方“劣等”：你没文凭，你脑残，所以你无知。既然无知，自然不是权威，既然不是权威，自然你错，既然你错，那我自然正确。这个逻辑的具体化就是开口就骂人——只要谁有不同意见，立刻恶言相向帽子乱飞，而且必定跟“脑残”、“无知”、“愚昧”等人身攻击、人身污辱有关。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开口只分对错，不合乎事实即错，认理不认人，对错标准是一贯的，因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文人”(“知识分子”)开口只分贵贱，贵者对，贱者错，认人不认理，对错标准是混乱的。“存在决定意识”，“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把自己树为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知识神”的这个存在决定了这一切，决定了“文人”(“知识分子”)处处以“造世主”自居，自命与其它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高等与低等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天子门生”、“代圣贤立言”、“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文曲星下凡”、“以天下为己任”、“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料事如神”、“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耶？”、“傲视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狂放”、“天纵其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持才傲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冕皇帝”、“社会中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使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平等待人”，而是内心深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上：“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文人之间尚且相轻，何况其它老百姓？韩愈弄不明白：“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有什么可奇怪的？“文人”(“知识分子”)“知识神”的需要决定的，地位决定的。白占了别人的劳动血汗还要得了便宜又卖乖：谁让你无能的？这种心理其实跟小偷没什么两样：你让他得逞，他瞧不起你，觉得你蠢;你不让他得逞，他恨死了你，觉得你坏——死活都不落好。这种轻视、蔑视、敌视人民群众的心态使“文人”(“知识分子”)不可能不飞扬跋扈、彻底孤立，不可能有任何凝聚。
　　⑻、毫无原则——不创造财富、不参加实践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把任何客观规律当回事，自然就没有任何必须坚持遵循、不可逾越放弃的底线。只要自己眼前利益需要，什么都可以扔到一边。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原则。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性，自己的眼前需要就是一切。只要需要，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出卖一切。只要对自己有用就是好，绝对的好，立刻夸得浑身好得没屁眼;只要对自己不利，那就是坏，绝对的坏，立刻骂得浑身上下都流汤。
　　⑼、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既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不劳而获，那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关心如何“做事”、研究并遵循“做事”的规律——讲科学、讲实事求是、实打实、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精密精确、严肃严格、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等等。相反，必须也必然的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择手段、凭空想象、招摇撞骗、弄虚作假。因此指望“文人”(“知识分子”)实事求是讲科学讲客观规律等于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样的存在导致“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心胸狭隘、心理阴暗、心机险恶、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只有阴阳怪气，没有推心置腹;只有尔虞我诈，没有襟怀坦白，只有声名狼藉，没有可歌可泣。
　　⑽、寡廉鲜耻，毫无道德——极端自私自利、毫无原则、不择手段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寡廉鲜耻，毫无道德。因此厚颜无耻、反复无常、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当众抵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造谣中伤、诬陷诽谤、叛变出卖等等全套的卑鄙行径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丝毫不足为奇。
　　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劳而获”这个本质排斥掉了一切建设性必不可少的本质，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有破坏性，从无建设性。
　　⑿、极端敌视人民群众——“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靠“精英论”压迫老百姓、巧取豪夺老百姓的血汗才能生存。他们不贬低老百姓就不能证明自己是“精英”，不能证明自己是“精英”就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高人一等就不能骑到老百姓头上欺负老百姓，不能欺负老百姓就不能生存。这样的客观存在和利益关系决定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可能不是敌对关系，不可能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有天然的敌视，不可能不本能地、无孔不入地抓住一切机会贬低诬蔑人民群众。其咬牙切齿和猖狂跋扈让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简直无法想象：
　　——“一般而言，世袭的‘肉食者’，也仍然比贫贱者，更优秀，更能‘远谋’。因为，其一，一般而言，‘肉食者’总是能优先娶到优秀的女人做老婆，而优秀的女人也总是优先嫁给‘肉食者’。除非女人改了习性，优先嫁往贫贱人家，否则，一般而言，贫贱人家总是只能娶到次等的女人做老婆。‘肉食者’是一代一代地提纯复壮;贫贱者是一代一代地退化。所以，统计而言，世袭的‘肉食者’，天生就比贫贱者更优秀。这是个自然现象。你可以不喜欢这样的现象，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现象的客观存在，更不能逆自然规律而行，否则，那是自取灭亡。”“‘肉食者’总是能受到比贫贱者更多、更好的教育。所以，先天与后天的因素都必然导致：统计而言，‘肉食者’比贫贱者更优秀、更有能力、更有可能‘远谋’。”“弱势族群，是因为无能才变得弱势;强势族群，是因为能力强才变得强势。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废强取弱，劣胜优汰，这是毛泽东时代，国家、民族日益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朱雨心：“论曹刿论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s0m、html)
　　——“弱势族群，不但在能力上低劣，在道德上也同样低劣。富人的道德应该高于穷人。工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资本家中的坏人;贫下中农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地主中的坏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越是无产，坏人越多。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同样的道理，女人的道德，只会比男人更差，不会比男人更好。人道主义主张同情和照顾弱势族群，不是因为弱势族群有什么美德。共产党为弱势族群着想，这本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美德，然而，用美化弱势族群、或丑化强势族群，来证明同情和照顾弱势族群的正当性，恰恰与人道主义精神完全相反。”(朱雨心：“人口论：从小老婆说起”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jib6、html)
　　——“很多国民，不仅仅是愚昧，简直就是贱。”(张鸣说史，)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萧瀚)
　　——“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萧瀚)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
　　——“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凯迪网络：飞龙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玮)
　　——“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汉语是易于触发人们不良情绪的病毒性落后语言”、
“‘保卫汉语’=狙击中华民族进步”、“扼制华人获得若贝尔奖的罪魁祸首--汉语汉字”、“现实就是，要么进化，要么淘汰!!!那些叫嚣‘要保护汉语的纯洁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凯迪论坛：静虚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941548)
　　——“一般而言，必定是：穷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富人中的坏人。那些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事，富人没有必要去做，通常只有穷人才会去做。富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穷人。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应该远远多于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坏的人。所以，富人既没有必要，也更不愿意去做坏事。地主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贫下中农;由此推论：地主的道德，远远高于贫下中农。所以，工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资本家中的坏人;贫下中农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地主中的坏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越是无产，坏人越多。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伪道德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自然现象。否认自然现象，并不显示伪道德的追求者的道德高尚与‘思想先进’，而是恰恰反映出了伪道德的追求者的内心的阴暗与愚昧。人道主义主张同情和照顾弱势族群，不是因为弱势族群有什么美德。社会下层的人，不仅仅能力最差，道德也同样是最差的。因为两个极端的相互转化，社会上层的人的道德是其次的差;而上层的人中，道德的差异(即，道德水平的变化范围，例如：方差)最大。社会中层，最安分守己，道德最好，道德的差异也最小。”“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坏人特别多。那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呀。既然全体都成了无产阶级了，那坏人当然就特别多啰。”
“所以，必须要考察三代。如果连续三代都是富人，那么，前面讲的统计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适用了。现在的中国，只有从刚从无产阶级爆发来的半代富人、一代富人，前面讲的统计规律虽然适用，但是可信度比较低。现在的社会乱，坏人多，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就叫：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只有争取熬过两代人。等富了三代后，他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类似的，等穷了三代后，他就认命了，也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那时，富人与穷人，都会比现在的更安分，也更快乐，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只需稍加教化，自然便是‘民风淳厚，礼仪之邦’。”(朱雨心：“论曹刿论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0e、html)
　　——“医药是会使人类退化的。”“使用医药是出于亲情和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医药，文明造成了许多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几乎没有什麽办法能阻止人类走向毁灭。因为，所有能消除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的方法，几乎都是与人道主义不相容的。唯一能够抵消种种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而同时又与人性、文明，和人道主义不相冲突的，就是：优秀的人尽可能多的繁殖。”“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必须要废除!我只反对一夫一妻制。我不反对一夫一妻。你若认为一夫一妻好，你自己只娶一个老婆就是了，或是你自己不嫁一夫多妻的老公就是了。废除了一夫一妻制，不妨碍你一夫一妻。至于别人愿意怎么过日子，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需要政府出面用国家机器强制别人按你的审美观生活？”(朱雨心：“与文学城网友论一夫多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o12g、html)
　　——“社会地位高和富有，是一个人优秀的最主要的两项标志。若用女人来做参照，那就更明白了：凡是女人抢着要嫁的，那就是优秀的。女人抢着要嫁的，通常也就是地位高和富有的，或是有这种潜力的。”“‘优秀的女人’的定义更简单：就是能生出健康、聪明的小孩的女人。‘哈佛女孩’，通常是聪明的，只是上哈佛未免浪费人才了，应该待在家里多生小孩才对，才是对自己的优秀的最好的利用，也是对父母、老公、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能作的最大的贡献。当然，女人首先要嫁个好老公。”(朱雨心：“‘优秀的女人’的定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vb8v、html)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凡是包含‘人民’的东西，无一不是愚昧、反动、黑暗、与罪恶的东西。‘人民’不是个好东西!”“我们要将‘人民’
这种极其愚昧、反动、黑暗、罪恶的东西，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朱雨心：“人民不是个好东西”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ic、html)
　　——“‘穷而无德’远比‘为富不仁’更加邪恶!社会可能不公，可‘无产阶级’一旦革命得势，更可怖!”、“社会可能不公平，可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得势，就更加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凯迪社区1dlts1：“谁再在中国煽动暴力革命，谁就是千古罪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770020)
　　——“造反派、纳粹党、法西斯……都是无产阶级团伙”、“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啥都想要。因为啥都想要，所以穷凶极恶。”“要想肃清文革遗毒，首先就要肃清“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的极左谬论!”(凯迪社区1dlts1)
　　——“作为高层次的民主派，我认为：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要想争取民主，首先就要了解‘资产阶级是推动民主进程的主力军’的历史规律。”“你们无产阶级不是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咋还寄生虫般希望别人带你们致富？所以楼上网友说的对，无产阶级大多是无脑阶级。”(凯迪社区1dlts1)
　　——“老祖宗说的好，穷凶极恶，啥意思？一个穷到极点的人，会毫无廉耻，毫无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出来。翻身奴才，往往穷凶极恶，不仅要杀地主，抢地主的财产，也会抢地主的女人。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要么是些反社会的心理阴暗者，要么是些穷鬼。你穷，是因为你没本事，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缺乏竞争力。”(凯迪社区结庐)
　　——“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⒀、没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创造财富必须有创造财富的大环境，需要国家强大，需要民族兴盛，否则就无法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不被外来侵略抢走。“文人”(“知识分子”)
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没有集体生存的需要和共识，因此不需要国家、民族这些对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大环境。他们的生存与国家强大民族兴盛没有必然联系。即便中国不存在了，变成殖民地了，他们仍然可以靠依附外来权力继续过不劳而获的日子。这样的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并不在乎国家主权、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也不认同为保护国家主权安全而付代价作牺牲。所以鲁迅说：“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⒁、靠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靠诈骗宣传推销“皇帝的新衣”属于“正向推销”，如果受害者不上当就无可奈何。“文人”(“知识分子”)真正拼命制造的理想状态是“反向推销”、“被迫购买”，即让受害者不得不买，明知上当也没办法。比如，你不想打官司？我制造出个遍地法律陷阱、让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措手足的环境(比如规定家长惩罚孩子违法、情绪激动高声争辩属于“对社会有威胁”，也违法、禁止警察参与处理纠纷，逼人们不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矛盾，必须打官司)，逼你不管干什么都非找律师不可，否则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犯法，都得吃官司，一吃官司就得倾家荡产——只要出现这种局面，你想不上当都不行，明知要被律师宰也得捏着鼻子主动登门求援。如何制造？“法制天下”，以“法律”的动听名义横扫一切，让人们动不动就犯法，律师自然生意兴隆。
　　为什么如今律师好些都是学语言出身改了行？(如陈有西、杨金柱……)仔细一想就明白了：都是玩语言文字吃饭，靠老老实实码字得求人买，而且众口难调，想卖出去不容易。给当官的当秘书当师爷只要拍少数人的马屁就卖得出去了，比求多数人满意容易得多。当律师则不用求人，而是别人来求你，这多自在。不仅如此，同样是卖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