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领导集体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刊》（中文版）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以战略与决策研究为主的科技综...
《科学通报》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力求及时报道自然科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性...
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技术科学与天文学等学科...
近几年，电信诈骗层出不穷，日益猖獗，不仅造成了人民群众钱...
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吃”可谓是头等大事，...
作为“天宫一号”的“继承者”，天宫二号即将进行的各类实验...
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已于...
足球外围平台网站:白忙活了？日媒：美欧施压反促柬埔寨倒向中国
我要分享 &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12:46&&【字号：&&&&&&】
　足球外围平台网站,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历经90多年，在国内有幸保留下了11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收藏单位的镇馆之宝。这11本中文首译本分别被收藏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历经90多年，在国内有幸保留下了11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收藏单位的镇馆之宝。这11本中文首译本分别被收藏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温州市图书馆、上虞档案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山东东营市博物馆。据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大富介绍，留存下来的中文首译本数量虽少，但其实已超出他们寻访前的想象。1920年8月，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首版仅印了1000册。加上中间隔了近百年，因此能保存下11本，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周大富说。至于民间是否还有收藏?周大富的判断是：可能性很小。首版印刷数量少，全部是内部发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想将其完整保存下来极其困难。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博物馆之中的首版《共产党宣言》，是1949后最早发现的版本。它是在1975年由广饶县文管会从该县刘集村农户家中收集来的。该书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由于藏存时间久、保存条件差及其他人为因素，造成该书破损严重，封面上的图文已变得暗淡不清。但仔细看还可以见到印着的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左至右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共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字样。周大富说，因1920年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又再版重印过1000册，把书名改正过来，同时封面也换为蓝色马克思头像。因此常称首版《共产党宣言》为红头本，二版为蓝头本。至1926年，上海平民书社等已重印至17版，以后广州国光书店、湖北武昌长江书店等又印了近20版，加上1937年至1938年间汉口人民出版社、延安青年出版社重印的3个版本，在1920年至1938年的18年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印已有近40版。现今，不少地方都已参照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做法，将首版《共产党宣言》采用恒温恒湿保存，真品藏于内室之中。而普通人在橱窗中见到的，都是高仿真复制品。附萧海川：《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与信念，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山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是：《共产党宣言》。1975年，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着当年大伙学习大胡子的那本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经过一番劝说与动员，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习、传承、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20世纪早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为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中文全译本的缺失却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心结。1920年8月，经过数月紧张工作，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问世。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约1000册的错版书，遂全部赠阅。有一些就随着次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奔向各地。1926年的正月，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省亲，临别前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此时的刘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刘良才的孙子、75岁的刘奎湘老人告诉记者，由于首译本封皮印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当时的刘集村人更习惯称其大胡子。人们把《共产党宣言》叫做大胡子的话，本名倒少有提及。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经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习。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户、点起豆油灯、让妻子在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虽上过几年学，刘良才初读《共产党宣言》也是磕磕绊绊、不得要领。但读得多了、想得透了，再联系起眼前长工与地主、老百姓与县老爷的尖锐矛盾，更坚定了他依靠马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我爷爷一向对社会不公与压迫气愤难平，总想着乡亲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苦。刘奎湘说，刘良才告诉家里人听大胡子的话，就有饭吃、有田种。慢慢地，刘集村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人越来越多，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能够经得住风雨考验。1931年，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刘良才，上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考文。此时，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被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笼罩。在囊括600余种书刊的禁书名单中，《共产党宣言》名列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酷刑。磨难也接踵而来。1932年，广饶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考文被捕。1933年，因叛徒出卖，刘良才在潍县被捕，随后英勇就义。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人们后来才知道，刘考文在被捕前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世厚。随后的岁月里，这本书被仔细包裹着，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在墙眼里，但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即便是1945年1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首译本也得以幸免。已逃至村外的刘世厚那时又返回火场，避开敌人视线，忍受着烟熏火燎，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带出。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被誉为红色堡垒，有据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解放战争中还为前线提供了200人担架队、2万斤军粮等人员物资。今天在首译本的发现地，建有专门的纪念馆，每年来此重温历史的观众达10余万人次。这段守护首译本的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幕，有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近百年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更以这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自豪。42岁的刘洪燕从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每次结交新朋友，会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来介绍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认可，我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刘洪燕说。与其他存世的首译本相比，这本56页、巴掌大的小册子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并在实践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拥有5年解说经历的纪念馆解说员宫雪表示，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让自己切实体会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含义，也深深为党的历程而感动。。
　足球外围平台网站文献学按照国际标准，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按载体说，包括纸草文献、泥板文献、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石刻文献、简牍文献、纸质文献、音像文献、机读文献等。但就古文献学研究的领域来说，文献的通常理解是具有…
文献学按照国际标准，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按载体说，包括纸草文献、泥板文献、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石刻文献、简牍文献、纸质文献、音像文献、机读文献等。但就古文献学研究的领域来说，文献的通常理解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目前把研究古文献的存在形式，研究古文献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对古文献如何进行鉴别、分类、编目、检索乃至整理的学科，总称为文献学。亦有人将之等同于古籍整理学，实则文献学的研究范畴要比古籍整理学更为广阔。今人的文献学著述，主要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洪湛侯&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钦善&中国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等。古籍整理学以古籍为研究对象，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研究基础，以恢复古籍原貌并使之便于今人阅读为研究目的，理论与实际技能相结合的专门学科，即古籍整理学。古籍整理学主要研究整理古籍的各种具体方式，如影印、标点、校勘、注释、今译、辑佚、索引、资料汇编等，同时也研究整理古籍过程中各种问题，如怎样选择底本和参校本，怎样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怎样合理运用校勘方法，乃至怎样编写前言和附录等。今人的古籍整理学著述，主要有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程毅中&古籍整理浅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刘琳&古籍整理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林娣&古籍整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影印影印是古籍整理的一种常用的形式。影印本专指采用照相或电脑扫描复制的方法出版的古籍。影印古籍以其动机有别而有不同的形制，如果主要为了保存古籍原本旧貌，则行款、版式连同装订样式，一切悉仍其旧;如果主要为了扩大流通，则从降低印制成本计，亦可改变原来的版式，重新割裱缩印(上下两栏四拼一，或上下三栏九拼一)。影印的首要工作是选择好的底本，其次还要撰写具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影印说明，编制必要的目录和索引，并附录相关纠谬著述或研究资料。点校点校是当代通常采用的古籍整理形式，也是古籍整理诸种形式中最基本最切合实用的一种整理形式。点即标点，校即校勘。经过标点和校勘的新版古籍整理图书，称为点校本。古籍整理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亦依据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共同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语文出版社1990年3月版)。古籍整理的校勘方法，大W依循陈垣&校勘学释例&总结的校勘四法。为细化点校的原则，中华书局曾根据点校二十四史的经验，于1991年组织专人撰写有&古籍校点释例&，刊登在中华书局编&书品&1991年第4期。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9年曾予以转载。断句断句又称句读、圈断、圈点，是古籍标点的一种简单形式，一般止在句绝处施以句号(。)或黑点(.)，在句中短暂停留处施以读号(、) ，古之读号类似于今天新式标点的顿号。断句多应用于影印古籍，如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1977年影印的清胡克家刻&文选&、1990年影印的清刻&全唐文&等，皆曾为之断句。断句作为简要的古籍标点形式，间亦用于新整理的排印本，如中华书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学术笔记丛刊&(包括&陔余丛考&、&义门读书记&等)，因为所确定的读者对象主要面向学术界，故其整理形式从简，只作断句，不加新式标点。全式标点全式标点是指在标点中除了使用新式标点诸种符号外，还特别使用了专名线。专名线是古籍整理特有的标志符号，分直线(_____)和曲线(nnn)两种，直线用于人名、地名、国家名、民族名或其他各种专用名称，在新式标点符号中没有与它相对应的符号;而曲线则用于书名、篇名，类同于新式标点符号中的书名号(&&)。全式标点多用于繁体直排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最称典型。全式标点有时亦用于繁体横排本，如今人钱钟书的&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即属此例。汇校汇校又称会校、集校，是以校勘诸本异同为主要任务的一种古籍整理方式。汇校的重要条件是版本的采集必须齐备，对于版本的源流正变要有深入研究。关于诸本异文的处理，既不能简单胪列，也不能率然芟夷，凡有所取舍，必在校记中一一说明。如拟断以己意，则应提出史料佐证。惟其如此，方能保证经过汇校而成的本子，在文字上既优于现存诸本，在史料上又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参考。如今人谢保成的&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据其卷首&集校所据贞观政要钞本刊本&所列，主校本即有四种，参校本则有十八种之多。又据其&集校所据唐宋史籍、文献&所列，所引用的史籍、文献(如&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亦达十多种。校注校注又称校释，或但称注(如&诗品注&)、故(如&楚辞解故&)、训(如&尚书注训&)、解(如&诗经直解&)等，名异而实同，均属于有校勘有注释的一种注释形式。其校勘方面的要求，可参看本书的校勘学术语部分。其注释方面，则主要包括注音、释词、疏解句子大意等。注释之体始于汉代，如马融&毛诗注&、郑玄&三礼注&等皆其名著。魏晋以下，校注大盛。时至今日，注释样式繁多，大抵可分为繁简两种不同类型。简注较为通俗，一般不作校勘，出注较少，且不引书证。而详注则校勘与注释并重，注释则偏于考史和诠解典故，一般会引录出处原文，以为信据。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两种&庄子&注本为例，1982年版&庄子浅注&属于简注，而1961年版&庄子集释&则为详注。笺注笺注是在旧注基础上另作新注的一种注释形式。东汉郑玄依托毛注而成&毛诗笺&，是为笺注之始。郑玄&六艺论&谓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这说明笺注大多前有依傍，而其自注则兼具补注、疏解、辨正等多种功用。清人郝懿行&礼记笺&、孙星衍&尚书笺&等，皆为笺注体名著。亦有名为校笺者，则其校勘用力为多。如今人徐震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其&前言&谓本书用涵芬楼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为底本，校以唐写本、影印金泽文库所藏宋本、沉宝砚据传是楼藏宋椠本所作校语、明凌瀛初刻批点本及王先谦思贤精舍刻本;又谓引用诸家之说，皆注明出处，其中刘辰翁、刘应登、王世懋的评语，见于凌刻本;严复语取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盛氏愚斋藏书&世说新语&眉批，全书仅寥寥数条，足见其书校与笺一并看重。疏证疏证又称注疏、义疏、正义，是既讲解原文、又诠释旧注的一种注释形式。较早者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是取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并参酌江熙所集十三家注而写成。其&论语集解义疏序&说: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与何集无好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今人如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其&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谓本书宗旨在疏通孔子学说，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第二条谓证文次第，以训解字义、说明文句者居前，发明学说者次之，以事例为证者又次之，旁证推衍之文又次之。大致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取便学者之通晓而已;第八条谓本书训说大致以朱子&集注&为主，其后儒胜义长于朱说者，则取后儒之说。心有未安，乃下己意焉。集解集解又称集传、集注、集疏、集释，此种注释形式，旨在集合诸家所长，并参以己见，合为一书。较早者如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采集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王肃等人之说，对诸家说法皆不满意，则独下己意。今人如杨伯峻的&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首&例略&第一条云:本书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释考证分为四类，依次排列:(甲)晋人张湛之&注&，(乙)唐人卢重玄之&解&，(丙)有关&列子&本文以及张&注&、卢&解&之校勘、训诂与考据，(丁)唐人殷敬顺所纂与宋人陈景元所补之&释文&之考证。至于本书的校勘，&例略&第二条以下诸条，亦有详尽的说明。他如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黄怀信的&i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均取此种体例。今译今译就是把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把文言文翻译成语体文。一般和注释并行，称注译或译注，亦有径称今译，而实则有注有译者。古籍今译的原则，大体遵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所提出的信、达、雅三条标准: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就是文义畅达， 雅就是译文要有文采。比较而言，信、达尤为重要。今译的具体做法，亦有直译、意译、神译三种不同的境界:直译是说一句对一句的翻译，信守原文的基本格局;意译是说不拘泥于原文格局，为突出其内在含义，可以略作补充说明;神译是说韵文(诗、赋、词、曲、骈文等)的翻译可以有更多的创造，以期能够表达原文的神韵。一般地说，叙事、议论性的文字(如经部、史部、子部书)宜于直译;直译而不能曲尽其旨者(如集部书)，宜于意译;韵文之类，则可以神译。今人的译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冠英的&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堪称今译成功的范例。选本选本又称选辑、选编、选集、别裁?与全书、全集、总集等对言，是指从多人或一人的著述中选取部分内容另编为一种新书。选本的内容和体例多种多样?举凡经、史、子、集四部书，历代皆有选本。以集部诗文集类书为例，有独个作者的选本，有多个作者的选本;有通代选本，有断代选本;有是诗文合选本，有止是诗的选本，或文的选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南朝梁萧统的&文选&出现最早，今已为人视同唐前诗文的总集。后来唐殷[的&河岳英灵集&、宋姚铉的&唐文粹&、宋吕祖谦的&宋文鉴&、元方回的&瀛奎律髓&、明高的&唐诗品汇&、清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卷帙多寡虽有不同，但都属于脍炙人口的佳作。诗文选本的体例约分为三种，一种是按作者生活年代编次，一是按文体(如诗、赋、铭、表之类)分类编次，另一种则是按所收内容的性质(如礼制、乐律、天文、地理、刑法、财计之类)分类编次。诗文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一般附有注释或短评，如鲁迅所说，选本主要体现出的是选家的眼光，亦即其政治思想及文学主张。资料汇编古籍整理除影印、点校原有版本外，还包括以古籍为依托的诸种编纂形式，如编撰古籍书目、新编古籍丛书、辑纂古籍佚书等，而资料汇编亦是目前通常采用的一种编纂形式。资料汇编就是按照事先设定的主题和体例，将散见于诸书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一书。今人所纂集的资料汇编，涉及文、史、哲各个学科，史学如&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张择咸、朱大渭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明清史资料&(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哲学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中华书局年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全四卷，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华书局年版)，文学则可以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如&三曹资料汇编&、&苏轼资料汇编&等)为代表。其体例是广泛搜集历代关于某个作家的评论资料，所引书目遍及史传、方志、总集、别集、笔记、诗话、各类选本等，按时代先后编次?颇有助于作家作品研究。避讳陈垣&史讳举例序&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历代避讳所用的方法，大要有三种:(1)避讳改字，如秦讳楚改荆，讳正改端之类;(2)避讳空字，如许慎&说文&于禾部秀字(汉光武帝讳)、草部庄字(汉明帝讳)、火部刈(汉章帝讳)等皆注曰上讳，作空围而不书其字之类。(3)避讳缺笔，如唐讳世字作卅、王世充作王充之类。研究避讳的专书，除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外，尚有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辑佚辑佚就是辑录散亡的古籍或文献。古书辑佚始于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已论及辑佚的理论与方法，王应麟辑得&周易郑氏注&和&三家诗考&，附见于他所纂集的类书&玉海&。明代辑佚已小有规模，惟体例不够谨严。辑佚的鼎盛期在清乾嘉两朝，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言，辑佚乃清人整理旧学的一大功绩。辑佚的主要工作，一是恢复原书篇第，二是校正底本文字。辑佚的取材要广泛，诸如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古注(如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等)、总集(如&文选&、 &文苑英华&等)、方志(如&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金石(如&金石萃编&、&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等)、出土文献(如&敦煌石室遗书&、简牍帛书等)等，皆应在爬梳范围之内。好的辑佚本应该体例完善、辑录完备、出处详明、考订精审。辨伪辨伪就是考辨古籍的真伪。伪书的出现，从作者方面说，或欲托古传书(如托名黄帝的&内经&等)，或欲造伪补佚(如&古文尚书&等)，或欲攻奸争胜(如王肃撰&尚书&伪孔传，以与郑玄注相争等)，从书贾方面说，或出于酤名射利，或出于好事妄为。辨伪的方法，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曾归纳为八种:(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近人梁启超则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十二条辨伪公例，较胡氏所说尤为细密。索引索引又称引得、通检，是查检图书资料的一种学术工具。古籍索引因为检索对象和功用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型:(1)字句索引，即逐字索引(如&李贺诗索引&)、字词索引(如&文选索引&)和句子索引(如&十三经索引&);(2)专名索引，即人名(如&史记人名索引&)、地名(如&三国志地名索引&)、职官(如&历代职官表&)、篇目(如&苏轼文集&附&篇目索引&)、书名(如&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书名索引&)等索引;(3)主题索引，即关键词索引(如&说苑引得&按重要字眼立目)或分类索引(如&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各种索引的立目标准虽有不同?但以其异称作为参见条目则属于通例。索引或独自成书?或附于检索对象之后，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叙例叙例又称叙录。叙录之体始自西汉刘向，刘向校中秘书，每校完一书，必写一篇总结性的叙录，一则条其篇目，一则撮其旨意。叙录的具体内容大概有十项:(1)着录书名和篇目;(2)叙述此次校雠原委;(3)介绍著者生平;(4)说明其书性质和书名含义;(5 )分析其书编次类例;(6)考辨其书之真伪;(7)增补其书佚文;(8)评论其思想和史实;(9)探究其学术源流;(10)判断其学术价值。现在通行的古籍书目提要，以及古籍整理图书的点校说明，皆可视为刘向叙录之流变。古籍整理图书的点校说明(或称出版说明、前言、叙言等)，其内容一般应包括五个方面:(1)古籍的作者(原撰人、编注者)生平;(2)古籍的内容评价;(3)古籍的版本源流;(4)此次整理的体例(底本、校本、点校原则等);(5)曾参考何种文献(何人成果)。其中的第四个方面，也可以单独写成点校凡例，置于点校说明之后。附录附录是指正文后附载的各类资料，古籍有附录，古已有之，当今的古籍整理图书，尤须注重搜集和附录相关研究资料。通常需要附录的资料，主要是:(1)本书的书目着录和版本序跋;(2)作者的传记资料(史传、年谱等);(3)前人对作者和本书的评论资料。所附录的资料不外两大类，一是原书旧有的，二是整理者新辑的，两者宜分开编排，以免混淆原书旧貌。。
　19世纪后半叶围绕越南问题爆发的中法战争，前后持续不足一年半，但其酝酿则可远溯自同治末年。在此过程中，清廷内部曾就和战的一个重要诱因保藩与固圉问题纠结不已，而这实与中国传统守在四夷认识下难…
19世纪后半叶围绕越南问题爆发的中法战争，前后持续不足一年半，但其酝酿则可远溯自同治末年。在此过程中，清廷内部曾就和战的一个重要诱因保藩与固圉问题纠结不已，而这实与中国传统守在四夷认识下难以割舍的藩属体统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种以往视为当然的体统情义，在面临他族逼处的千古未有之奇局面前，却使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中越近边地方的区画问题正是于此际在清廷内部萌生。此议最先由两广总督张树声提出，此后则有李鸿章、曾纪泽等人在中法交涉中所积极运动的分界保护之说，直至中法战后清廷在中越界务谈判中的力争瓯脱之举，其变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近来学者皆已认识到清廷在保藩固圉问题上态度的微妙变化，但缺乏对清廷近边筹划方案作纵向的考察，关注点多集中于中立地带、分界保护以及相关的中法交涉方面①。而对于其中缘源流变的梳理，将有助于探究清廷在经理中越边务过程中，时人对于中越缘边的一般认识，以及在他族逼处创局下清廷的思考与措置，从而进一步了解晚近以来清廷处置中越边务的前后发展脉络与总体趋向。一、他族逼处：中越缘边新情势与经营北圻之策的酝酿中法战争以前中越疆域间之界限(限界)，与今人所谓国与国间之边界(国界)相去甚远。对此，越南史籍甚少提及，据《大南实录》所称：本国(越南)疆界北邻大清，西南接暹罗、缅甸，从前应有限界在何处，向来国史罕存见闻，亦寡节次。越同庆元年(1885)越廷机密院在拟修本国疆界汇编时，甚至不得不以悬赏格或以所见闻咨祈考验的方式寻找根据②。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多见于会典通志，但据后来李鸿章转法国勘界大臣狄隆(Charles Dillon)所称，以此种地理志为定界根据，究竟明白有识者，以为不能照办，盖因其地里不准，且地方过大③。在这里，作为明白有识者的狄氏显然是在用近代西方的划界眼光认识中越间的传统疆域界限，故有此感。相比会典通志的记载，身任疆寄的边吏们则有另一番描述。乾隆八年(1743)，署两广总督策楞曾在细查中越边情后奏称，广东廉州府所属钦州西境有古森一江系天然中外界限④，而南宁、太平、镇安三府，皆与夷境接壤，中间以山为限，山之外为安南，山之内为各属土司⑤。但此说只是策楞理想之言，事实上中越交界地方并非处处皆有如此判若分明之名山大川。两广总督福康安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指出，中越沿边除了要隘外，其余多为平坡衍阜，中外交界处所，不过列木为栅，垒石为墙，掘沟为堑⑥。而在交界地方所设置的关隘哨卡及栅、墙、堑，又如广西巡抚舒辂所指出的一样，原止随地布置防守，非如西北边墙，划然分定中外。故有虽在隘外而仍系内地者⑦，情形颇为浑涵。此种情形到了晚近表现得更为明显。光绪十一年(1885)总理衙门大臣奕恋热司统疲涸侥媳臂哂肓焦恪⒃颇先∨浼渖搅执ㄔ螅虢淮恚匆追置鳎恋热巳慈衔蛭侥洗忧笆粼诨姆舜司用窬冒哺洌晕拊脚现荨４嘶跋匀还谝幌崆樵涪唷Ａ焦阕芏秸胖淳头⑾质虑椴⒚挥心敲醇虻ィ悄晔拢胖丛诓槊髑罩萦朐侥辖尤赖胤角樾魏缶椭赋觯罩萦朐侥瞎惆哺魇≈屑浞纸缰Γ芍仿瘢性降厥疲氩未恚褚脑哟ΑＳ屑热朐浇绾笮惺锔吹没缯;有前后皆华界中间十入一线名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华名档案可据者;有钱粮赋税输缴本州列名学册者;有田宅庐墓全属华人并无越民者⑨。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有类似的发现，他在中越勘界前曾致函总署，指中越缘边地方，从前只有从中国出关往南者有到某处方知已入越南，而从越南往北者到某处方知已入中国，其往某处中间之地，并无人称为中国地，亦无人称为越南地，而中越亦未尝争其地，但如果照此言明，称中越当时并无勘订之界，则法必说既非中国地即系越南地矣，中国实难置辩。因此赫德奉劝总署办结此事愈早愈妙，赫德显然明白中越缘边之浑涵情况对中国非常不利，故有此语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张之洞道出两点，一是越南属藩，不甚考虑，二是边地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之故。云贵总督岑毓英对此就颇为烦恼，认为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过于措意，但是现在越南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11)。张之洞对此也感同身受：从前越为属藩，中外界限尚可稍为浑涵。今该国归法人保护，此时勘界，一归越壤，其土地即沦为异域，其人民即弃为侏。(12)岑毓英与张之洞此时所思虑的正是那一时期清廷内部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它道出中法战争前后中越边务经理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窘境，而造成这种窘境的，正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及由此直接带来的他族逼处之虞。咸丰八年(1859)，以越南屠杀在越传教士为名，法国联合西班牙大举攻越，法越战争爆发，至同治六年(1867)法国已经占有越南南圻六省之地(13)。对此，清廷虽有了解，但不复措意(14)。但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秋，当清廷获悉法海军部欲往越南东京靖盗，并有谋由红江通商之事时，中越逼处之势迫在眉睫，清廷大员们始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是年十月，总理衙门就法国欲通商云南事上奏清廷，指如任法全占越土，则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为中国藩篱计，实不能不度外置之，但问题是如越将事事求助于中国，亦属势难为继(15)。随后清廷谕令滇桂粤三省督抚及南北洋大臣诸疆吏各抒己见，拟筹办法。而所议结果是，大部分官员皆视保藩与固边为一致，反对守在境上。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以天子守在四夷为由，反对不守四夷而守边境(16)。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如若不早为扶持越南，则其覆亡立待，而滇粤藩篱尽失，将有逼处之虞(17)。而云贵总督刘长佑此时却表现得颇为纠结，他认为，越南近在圻，如为法吞并，法必将阚我门户(18)。但刘同时也注意到了声言保藩的不切实际，表示如要防边自固，滇、粤首尾二千余里，防范实难周妥，因此他想相度营垒，早据要害，但这样又明委南藩于不顾，为此，他蚤夜筹度，顾虑百端(19)。如果说此前大部分清廷官员还株守于保藩固圉以及守在四夷的传统认识上的话，那么自光绪八年(1882)三月法国攻占越南北圻重镇河内后，对于保藩的憧憬实已大为消退。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总署为通筹边备事上奏，一开始就指论藩属之义，中国理应派军救援，但是揆度形势，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势难筹议及此，若待法人尽占北圻而始为闭关自守之计，则藩篱全撤，后患将无有穷期(20)。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则说得更直接，在阮氏事我不专，奉法惟谨，放虎自卫，坐取灭亡，本无足惜，但如果越折入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处他族。因此他建议：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户，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21)两广总督张树声亦有此认识，他认为，北圻尤我所必争，守在四境，备在事前，越南既然难望其自谋，则中国必不可自误，因此他建议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并设法经营，以求可久(22)。随后张树声又密陈经营北圻之策，请清廷委予重臣经营北圻，并表示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地，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卫。而对于重臣的人选，张树声指其曾与李鸿章密商，张希望举荐福建巡抚岑毓英，后又据李鸿章所言，欲推台湾道刘H。而如果张确与李密商过人选问题，则李鸿章对张经营北圻之策当不表反对(23)。后来张树声致函总署，进一步指出，若用汉代护属国中郎之义、本朝驻藏大臣之制，妥为区画，则越南之社不虚，中国之边亦靖，尽管越南对此或对中国有遗憾，但不能为此顾虑(24)。他同时还指出，越南近边各省本是中国历年来用兵力剿除土匪收复之地，现在越官力不能治，华军应即进城驻扎代为保守，其目的张最后说得很明白，据城以保各省辖之境(25)。云贵总督刘长佑对此议也颇表赞同，认为应该乘势早图，以杜窥伺(26)，刘并且称总署似于区画北圻一策最为关心，虽尚以下手之难，转相诘问，意在各督抚同声一诺，便可照行，以免后来之异议耳(27)。对于清廷此间的态度，张的把握大概是不错的，就在同年，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卢眉(Le Myre de Vilers)也曾向法海军部及殖民地部表示，中国对在昆明南部边界、云南东部边界建立中间地带颇为重视，而且情报也表明中国最害怕的是和一个欧洲大国为邻(28)。但清廷却仍有其他的考虑。尽管随后(光绪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廷颁布上谕，令沿边将领勒兵出关进扎，并指示各边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29)。此谕表面看似接受了张树声等人有关区画北圻的建议，实际上却作了很大的保留。刘长佑就注意到，清廷虽有毋仅闭关自守之旨，但总署随后又来函，但以严密设防为词。刘因此指清廷此举是水陆军仅为远御法人之进止，又但视越兵之重轻之意，与先前张树声区画之议尚有间，后事未知攸济(30)。一个月后，广东巡抚裕宽曾上奏清廷，指法越换约，中国不必干预，认为争之不听，徒损威重(31)。清廷对此就颇表不然，认为有失中国字小之仁，表示越南久隶藩封，藉可捍卫吾圉，若意存膜视，自撤藩篱，使他族实逼处，此后患正不可胜计(32)，显然仍视保藩为固圉所藉。对此情况，清流党健将张佩纶后来就指出：朝廷固有忧边之色，然亦犹有存越之心，但张认为就越而论，即灰灭亦何足惜，只是越灭则滇粤震动，弃越是弃滇粤也，所以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则此土在所必争。可见他认为，所谓固圉实在于争土，而非在于保藩。张还专门针对论者所谓以越固吾属，不能救之，反以为利，是速越之亡而助法为虐之责，表示越实负我，我收吾之属，撤吾之藩，何为不可?认为越实有可取之理，南交本中国旧地，此殆天所以限华夷也(33)。张树声一年后思起此事亦称：观今日越南之君臣，即代平其难，拿全土而归之，亦必不能自保，终将坏我藩篱。并指：伊古以来，拨乱定霸，未有不收地方之权，而能以客军持久济事者。他随后又引曾纪泽之言，指其去年经营北圻之议，今虽时异势殊，仍不可缓，劝清廷不要顾忌抚弱字小之虚名，应派有宿望有担当之大员总理其政(34)。尽管后来清廷似乎略用刍荛，但实已缓不济急，转而寻求其他区画之方，而清廷内部有关保藩固圉之认识，此时实已开始松动。二、分界保护：保藩与固圉的纠结与抉择就在清廷下谕沿边将领勒兵出关的同时，在巴黎与北京的中法交涉一直没有中断过。光绪八年(1882)十月初，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e)离开北京赴天津与李鸿章会晤约谈越事，在离开北京之前，宝海曾经与总署晤谈三小时之久，宝海再次重申了法国无意占据北圻之意，劝总署从关外撤军，总署随后提出了三点协约要求，其中一点即是两国协商保障中国南部安全之办法(35)。此点在随后的李、宝谈判中得到了具体落实，并初步议定草约三条，其中第三条即规定：中法两国国家在云南、广西界外与红江中间之地应划定界限，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36)这是中法两国首次提出有关中越分界问题，而其中有关保护的条文，与以往清廷所反复强调的保藩有着相当的差距，而且对于李鸿章本人也并非踌躇满志之举。李随后就致函总署，指出分界保护一节最难合拢，宝海欲在红江中间划界，不愿将北圻尽让归我，而此事又需滇桂疆吏自揣力量能否兼顾(37)。随后李又督促总署飞饬滇、粤各疆吏豫为筹议(38)。可是李鸿章对滇粤疆吏对分界保护之态度最为忧心，他曾致函周家楣，明言但恐滇粤自度力量，未肯多认，一时难于定议(39)。为此，他曾首先致函于尚无通商纠葛的广西方面，询问巡抚倪文蔚能保护至越南何省何处为止，并解释称：论越为中华属国，全境皆应归中国保护，此乃泰西通例。然中国自古朝贡之邦不搀与其内政，更无保护明文。表示争属藩之难，不若趁此时划定鸿沟，使其不扰及边界(40)。其中有关属国与保护的表述，李似有意将越南之于中国藩属附会于泰西通例的属国，以淡化两者间之差异，减少疆吏可能的保藩抵触，也确是颇有考虑。但此举收效甚微，不以为然之呼声仍然不绝于耳。奉旨入越联系越廷的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此时刚行抵越南顺化，亲临其境的他对此议就颇有看法：适闻天津会议通商分界事宜，窃叹越南孱懦之难扶，而彼族横行之已甚，此际纵不谋绥藩，而应谋固圉，对于分界保护之初衷表示赞同。但他随后又指我既立保护之名，先委其都于度外(越南都城顺化位于南圻)，是显示中国专为边隅起见，未免孤属国之心，对于只为边隅起见的分界又颇感忧虑，对绥藩问题颇感纠结。为此，他最后建议清廷不如用刘永福，以越官而行越事(刘永福为越廷授为三宣副提督之职，故称刘为越官)，令其先据红江，随后再图北圻近边各省，他并且认为固圉之策，无逾于此(41)。刚刚调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也有类似的看法，但其表达则颇为老练，他先是对总署表示分界保护对滇粤边务亦有裨益，认为总署处置自有权衡，不待毓英等多渎(42)。但在一个月后议覆有关北圻分界保护问题时，岑又指越南久列藩封，尺地一民无不仰邀覆帜，又何容更分疆界，现在虽然不得不姑就此说，以息争端，但必须将北圻各省令归中国保护，与富春国都联为一气(越南国都顺化古称富春)(43)。而岑所谓北圻必须归中国保护同样有姑就此说的嫌疑，原来就在李鸿章与宝海在天津议定通商分界草约三条前几日，岑就有密奏，指华军只宜分布关内要害，而资助刘永福在北圻拒法。岑据云南藩司唐炯的密禀，首先对前督臣刘长佑经营北圻之策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滇粤两省通力合作，也不能长为越南戍守，并指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甚非长算(44)。后来岑毓英的议覆强调北圻不宜弃，刘永福不宜逐，实隐有此打算，而不愿意担实际保护北圻之责任。广西巡抚倪文蔚同样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一方面上奏清廷，指若要分界，法人必须让出河内，而后滇粤各就毗连省份保护之，方与议合(45);但另一面又密陈清廷，指分界保护实无把握。并称凡泰西各国，于弱小之国交涉事件，辄举保护为名，实则政权、利权归之自操，与吞灭者无异，而越藩等属仅于轮年职贡，以示臣服，其于土地政事，历由各藩自主，不更禀承，对分界保护之法顾虑重重，对与吞灭者无异之保护一说更颇有戒心(46)。当然，也并非所有官员对分界保护都持抵制态度，薛福成虽然也质疑富良江(即红江)南北分界巡护之法未昭平允，但认为仍要与之磋磨，进求乎上，仅得其次。薛主张应将越南南北圻之间、顺化左右圻之地仍令越南自为经理，其设官分治，设关收税，均由越南自主。如果不能，则在富良江北各省必须驻有防军，万一越南日就衰弱，终至为法所灭，则中国分此一隅，亦差免为各国所轻视，但他指此举乃将来最后之一著，未可明言。为此，他建议驻越各军宜以休军为名，入屯各省城中，并指越人方恃我为捍蔽，必无异辞(47)。薛此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清廷绥藩与固圉间之纠结，其以休军为名入屯城中之议，更与张树声此前经营北圻之策有异曲同工之处。随后薛又作文驳斥岑毓英只宜分布关内要害的提议，认为此举无异于弃要地以资敌，而在我本不贪藩服之土地，而天时人事欲让不能，固不必务不贪土地虚名而受实祸(48)。由此可见，薛福成虽然赞成分界保护，但其对保护的认识，实更倾向于占土自守，与张佩纶、张树声等人的认识颇为相近。而对于各方的意见，总署方面则至终未给予明确的表示，即使是对于分界保护本身，也仅是表示俟派员会议时，再行酌量定议(49)。时任津海关道的周馥在与直隶总督张树声议及此事时就表示：越南事，我本无意用兵，总署正好籍此转圜，将来商务、边防俟明春两国使臣详议。(50)但据《申报》后来所称，清廷此刻还是基本同意李、宝谈判的分界原则的：盖现在政府之意，但以云南等省边地为虑，而不以安南之被占与否为重。(51)但边吏的表现，却使得该议的实施仍然困难重重。此议在中国方面抵制甚强，在法国方面亦不甚顺利。法国学者布提(&douard Petit)在其Te Tong-kin一书中回忆起此事时就指出：法国自然要拒绝就保证问题(不侵犯东京)与中国谈判，而此时的中国方面也正固执于分隔问题(&carter)而争论不已(52)。光绪九年(1883)正月，法国方面以李、宝天津所议三条草约与法在越既定政策有违，决定将宝海撤回，拒不承认其与李鸿章议定之约，此举对清廷方面影响极大。总署随后即上奏清廷，指法人此次举动，情殊叵测，并认为此时保护属邦，固守边界，均关系紧要，要滇粤驻越防军扼要进扎(53)。而清廷也随后下谕李鸿章，指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要李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54)。值得注意的是，保藩之重要性再次被清廷所关注和强调，李、宝谈判双方所刻意回避的宗主权问题又成为中法交涉之症结，大有废然思返之势。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对此似有觉察，随即奏请清廷设法保卫越南，以纾夷患而固边防事(55)。御史刘恩溥也请保护越南以固疆圉，并引春秋末年楚国沈尹戌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之说，认为今日之役，若徒画疆自守，作壁上观，断非长治久安之策(56)。广西巡抚倪文蔚更表示清廷应先正属藩之名，对于之前的宝海旧说稍加斟酌，庶于朝廷字小绥边之意终始两全，而自己必将恪遵只行，逢迎之意溢于言表(57)。而在此之前，李鸿章也曾上奏清廷，请允越廷由海道告哀，并指出：迩来法人侵逼，越南日就危蹙，中国亟思存此外藩，以固吾圉。是昔之虑其桀骜者，今且忧其孱弱;昔之意存裁制者，今宜力为扶持。(58)这与李在4个月前拒绝赴粤所称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59)，则又前后判若两人。极有可能此时保藩之议又甚嚣尘上，众官员实无法公然表示抵制。事后香港《循环日报》转西报评论称，中国今向法人理论，又欲视越南为藩服而坚持其说矣。该西报并且据此认为中国之欲得回东京不既信而有证乎，实则反映的正是清廷在保藩绥藩与画疆自守两者间摇摆不定的窘态(60)。后来唐景崧作上都中诸大臣书，在书中他就指出：若我不见机早图，于北圻沿边各省，收其土地人民，势必全委于法人。即不问越社之存亡，当顾我边隅之要害，但是疆吏未敢擅行，朝廷或碍于义有未宜，眼见南交二千年来同轨同文之土地，阮氏不能有，刘氏不能有，中国亦不能有，终归非我族类之人而已矣!伤心痛恨，曷有既极!也确是肺腑之言(61)。而李鸿章本人，包括出使法大臣曾纪泽，却依然没有放弃争取分界保护的努力。光绪九年(1883)五月，继宝海为驻华公使的脱利固(Tricou，也译为德利固)到达上海，与李鸿章继续商谈越南问题，北圻分界问题仍然是李所竭力争取之事。李在八月提出了以河内为界(略与曾纪泽所争取的21度分界同)分界保护之议，而脱利固则希望以纬度20度分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Parkes，Harry Smith)则建议以21、22度间分界，皆无法成议。而李此时争界之重心，实仍在固边而非保藩，在其与巴夏礼的问答中，李就明白指出：中国封(越南)为藩属，原为保固边疆起见，并不专为越南，则北圻自重，南圻较轻，此论其地势也。(62)随后在其与脱利固的谈判中又再次重申，北圻距中国边境较近，北圻自然要全归中国保护。他同时还强调，滇桂等省边界本有一定，此次分界，乃是中国保护越南之界，界内土地仍是越南所有。而脱利固对此不甚措意，表示或归入中国版图，或仅由中国保护，原可由中国自便，但是他强调，如果是分定边界，由中国主持，则分界应在滇粤境外，不能过宽，他援引万国公法，认为可以在原有边界基础上略为增减，拓开十五里为新界，若定为两国皆不扎兵，不设炮的瓯脱之地，界画则可以略宽些。在此次谈判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分界问题已经开始涉及中国滇粤原有之边界，已经不是单纯的分界保护问题;二是双方第一次就画分瓯脱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拓界问题，脱利固奉劝中国不要奢望过多，为中国计，今忽割取越南土地，则中国所有属邦皆有自危之心。李鸿章随即再次重申中国本不利属国土地，但为之保护而已，但从随后李鸿章与脱利固争执于是拓15里抑或10里之举动看，李其实对于拓界问题甚为注意(63)。此举当与曾纪泽的主张有关，曾纪泽在此前曾致书给李，表达了其对分界保护的认识：据者名为保护，实则扩地耳。我仿驻藏之例，奏派驻越大臣，统劲旅以镇之，府县之官仍用越人，我操黜陟之权，仍命越王颁以敕谕，整顿商人。异日法人废保护之名，据其所得而有之，则我亦据所得而有之。人不能以我占属国之地而议，盖知其势布置不得已也。先扼险要以拒强邻，实目前之急务。(64)所谓仿驻藏之例，为张树声之前经营北圻之议所倡，曾纪泽对此显然是表赞同的。而对于李鸿章与曾纪泽的努力，枢廷方面却颇不以为然。军机大臣翁同对此就非常不屑，认为曾、李以分界为重甚谬，并称上意亦令总署坚持不许也(65)。张佩纶也指中枢亦颇觉其非，不肯遽就和局，反对李鸿章与宝海的调停(66)。曾被李鸿章奏请派委办理北洋海防的袁保龄，对枢廷的这种表现就非常不满，认为清廷此举譬犹邻家失火，势已不可响迩，急应撤屋涂，速图自救。必欲全力尽睦邻之谊，转置自家房屋于不顾，此真大惑不解者矣!(67)此话不排除有袁为幕主李鸿章打抱不平之意，但也反映出此时有部分官员确实对清廷仍纠结于以大字小之保藩问题心怀不满。但随后越法第一次顺化条约的签订，却使得情势进一步复杂而棘手。光绪九年(1883)八月，法军进攻越南都城顺化，越王阮福时病死，越廷内斗不已，被迫与法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癸未和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及法国对北圻的军事占领(68)。清廷上下皆认识到南疆局势愈棘。九月三十日，清廷密寄南北洋大臣及滇粤沿边督抚上谕，指法越立约，必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并称已令总署照会法使，傥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69)，是为中法交涉以来清廷最严厉之措辞。对此，李鸿章细绎尊议后就表示，清廷之所以檄令滇粤防军不能不与开仗，似止有此办法不至牵动大局，届时再徐议分界画守(70)。张树声则认为清廷此举以保护北圻之山西、北宁为主，似庙谟略用刍荛矣，经营北圻，此时已缓不济急，然为安边固圉计，能做得一分是一分(71)。虽然两人理解由于各自主张不同而略异，但都注意到了清廷在对待保藩固圉问题上的微妙变化。至第二年三月，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此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光绪十年(1884)三月二十五日，清廷在获悉李鸿章正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Fournier，Francois)商谈和局事后，随即密寄李鸿章，指中国与法国讲信修睦，历有年所，此次只因越南为我藩服，世修职贡，效顺殊殷，揆之以大字小之义，不得不为保护，但越南昧于趋向，首鼠两端，致使该国教民，肆行侵逼，抗我颜行，此皆越南君臣不识事机所致(72)。在此谕中，清廷对越之态度明显发生变化，首次明确表示保藩之不可恃，并似乎有意推托保藩之责任，寻找下台之阶。四月初六日，清廷为中法议和事又再次下谕军机大臣及六部九卿等，指近年以来越事益急，而朝廷轸念藩服，不忍漠视，此固字小之义，为保护该国计，因以为屏蔽边境计也，但该国昧于趋向，始则首鼠两端，辜恩悖义。但清廷同时又表示，越南地方，若与法画界而守，似乎利其土地;若弃而不守，又有唇亡齿寒之虞，要求臣工就此后滇、粤防务，疆圉应如何固守等问题悉心覆奏(73)。此举无疑进一步反映出清廷方面拟放弃株守保藩的过往做法，转而寻求固边自守之方的积极趋向。三、力争瓯脱：欲屏他族的最后尝试瓯脱一语，一般认为是突厥语ordu、otar、ota的同音异译，其出现较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关于其原义，学术界现尚存有争议(74)。中法战争前后清人所使用的瓯脱一语，据时为中越勘界大臣的周德润所称，乃出自《史记》：据《史记匈奴列传》称，中有弃地莫居千余，各居其边为瓯脱。(75)按《史记》所载原文为：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76)但在当时，清廷却并非以弃地视此中越交界之地，在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曲隐。光绪九年(1883)八月二十五日，正当李鸿章与法使脱利固在上海商讨中越分界问题时，李曾致电出使大臣曾纪泽，指脱氏译送法外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的电稿，有自华界二十一、二度，西趋保胜划界为瓯脱，两国均不扎兵的分界方案，但脱氏表示反对，认为此案是拓边界。李本人对此并未表态，只言因脱氏反对，故始转而争河内分界(77)。而《申报》在此前也已收到消息，指李傅相初议固欲不问越南之事，但与法人约云南边界所有旷地一区，置为闲田，中法两国皆不得区，而法人未肯听从(78)。其实李鸿章对此并不以为然，同日李就致函给总署，指此方案与自己所拟方案不符，表示是赂(指曾纪泽)电称瓯脱之意，而其中两国均不得扎兵，尤悖谬难行，认为河内南北分界较为崭截(79)。醇亲王奕X对此则另有看法，他在十一月曾致函给翁同，指瓯脱出自茹(法总理茹费理)口，非我因败自减之价，苟设法留为后图，彼则驷不及舌，但其强调原心不在此，表示是为日后而设，主张暂时接受(80)。但清廷显然不愿做此转圜，随后便下谕若法军侵犯北圻华军驻地，则不能不与开仗，坚守之心已决，而负责谈判的李鸿章对此又不以为然，另寻保护区域之分界问题，此案也就难有详议之余地。至第二年(1884)三四月间，中法接仗已近半年，对清廷而言战局却并不容乐观，甲申政潮的出现，又意味着清廷内政外交将会出现不小的政策变动，之后清廷对保藩问题态度的突然变化，与此不无关系。是年闰五月，针对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关于中法简明条约的谈判，军机处提出了若干条辩论原则，对条约草案中界字均未说明首先表示不满，要求李力为辩论，仍以红江为界最为上策;否则亦以四月十五日以前驻兵之地为界，或于关外空出若干地作为瓯脱，彼此均不侵占亦可(81)。清廷在此表现出对中越分界问题格外的关注，其中以红江为界显然是一年前李宝谈判中的分界保护方案，而原来不被考虑的瓯脱方案，在此又被提出，而对战前反复强调的保藩问题，此时更无论及。有意思的是，清廷方面开始积极争取中越分界，但原本积极主张分界保护的李鸿章，此时却对分界问题只字不提甚至有意回避。原本在福禄诺致李的密函中，福氏并未完全拒绝中方北圻分界的要求(82)。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在与法驻华公使脱利固的交涉中止以前，李鸿章已认识到清朝方面要争取北圻保护是不可能的，并逐渐倾向于放弃那种被称之为保护分割的方针，可见李对分界保护态度之转变并非始于此时(83)。而此刻李鸿章态度的最终转变，还与盛宣怀此前的密商有关。正当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中法简明条约的同时，任职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曾致函给醇亲王奕X，指所议条约第一款关于界务问题语意只可涵盖。他认为：如明定分界，恐彼必以法兵所到之处，难以划让，则我得尺寸无用之边地，而反予彼以全越之实据。且中国受分裂属藩土地之名，更受分裂属藩土地之恶名。因此他建议不如不与分界，则中国终无让与越南丝毫土地之凭据，即使越王受逼或全至割地，而中国不与闻，他日兵强，何难出关收其疆宇，他并指自己正在与李鸿章密商此事(84)。而据盛后来所称，此议实出自李鸿章，他同时还致信刚入直军机的阎敬铭和张之万，表示自己先前曾经争取酌留越地为我屏藩，但傅相之意认为：如能以红江为界，则滇粤界外尚有数百里之地，或可驻守既曰定界，则必大书特书，某地属中，某地属法，是予彼以明占全越之实据，而我转蒙分裂藩地之恶名。故不如含糊不与定界，彼自为助护，我自为属藩。(原删：阮社就存)他日我能自强，伺彼有事于欧洲，不难出师，以伸上国之兵威。法不能据界址约以我争界址也。盛宣怀曾担心议者会怀疑此策因难与争地而转为解说，但后来仔细揣摩，认为苟能仅准其助护，似以不明定界址为无碍于将来也，希望清廷能够事归专一，速作决策(85)。从后来的表现看，清廷确实一度听取了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意见。三月二十七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指中法条约可在天津定结，划界、通商、修河之类，似以中法派员到越后会勘详议为宜(86)。实际上是给予李鸿章议定条约的极大自由，而有关划界问题的指示，虽不如李、盛所言明白，但实际上已表现出不过分株守分界问题的态度。但随后的时局却并没有朝李、盛两人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四月初四日，李鸿章就订约事向清廷覆陈，在折中他进一步劝说清廷：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他同时也担心将来越地分界，必有以分界太少为言者，此举似乎有意试探清廷对于分界问题的态度并为后来计(87)。清廷此时又似乎有所迟疑，认为越南地方，若与法画界而守，似乎利其土地;若弃而不守，又有唇亡齿寒之虞，明显对于分界问题耿耿于怀(88)。后来军机处以李所定条约中界字不明，要求李力为辩论，仍以红江分界，否则以驻兵之地为界，或空出若干地为瓯脱，则显然已经否定了李鸿章与盛宣怀之前含糊不与定界的策略(89)。而在此后的半年里，尽管时局异常发展，清廷始终没有放弃对分界问题的交涉努力。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已经攻占台湾基隆以为质押的法国进一步攻占谅山，逼近广西镇南关，已经不太愿意就北圻分界问题与华进行磋商。曾纪泽此时也不得不致电总署，指法已得谅山，界务难商，并有法军北犯的传闻(90)。面对不利的战局，清廷对分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就在上海曾国荃与法交涉举步维艰的时候，在巴黎的交涉却异常顺利。原来在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总税务司赫德曾为法国扣留中国海关船只及战时沿海灯塔管理事，派遣英国属员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并得到清廷授意就和谈进行秘密交涉。在交涉初期，金登干曾经要求法国能至少须以一部北圻地方予华，但遭到茹费理的坚决拒绝(91)，此后的交涉也再没有在此问题上继续纠结。而清廷在谅山失守、台彭失陷后，也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固守本境，自然较易接受金登干与法议定的停战草约。有意思的是，原本对分界问题莫衷一是的沿边督抚，此时却表现出与清廷截然相反的倾向，在争取边外瓯脱方面出奇的一致，而不希望将华军撤守关内。首先不同意撤兵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在获悉军机处有关华军定期停战及撤兵日期事宜的谕旨后，张之洞即密电总署，指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92)，但随后即被清廷以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台湾则一失难复为由驳斥。张受此斥责后，自知再求进步已无可能，只得另寻他法。而在此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瓯脱一说，此时再次甚嚣尘上。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初二日，张之洞就撤兵事密电清廷，称自己未敢违延，但有数端必须早议。在他提出的七条当中，他特别指出广西边外，东则谅山、高平、广安，西则保胜，凡我界近之地，宜作为瓯脱，虽法保护，仍不得屯兵、筑炮台，以免离兵生衅，并认为这些条议为津约所未备，与津约并无翻背，理当增议(93)。无独有偶，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也在同一日就边外瓯脱事密电总署，拟请在谅山、高平一带之地，仿古制瓯脱，两国皆不置兵，听越民杂处，使我与法隔，既免时起衅端，遇事较可措手(94)。三月初六日，张之洞再次致电清廷，首先对津约(《中法简明条约》)有关条文大加发挥。他认为，津约第一条有中国毗连北圻地方中法均应保全护助一文，既有均应字样，自是中法均可同任保护。若如自己前奏，将边外请作为瓯脱，果彼勿屯兵筑炮台，正符前约，此举显然是在为划分瓯脱寻找条文依据，以释清廷疑虑(95)。而岑毓英在此后也上奏清廷，希望将宣光、兴化以西之地仍归我有，如此边外之版图稍扩，滇疆之门户益坚。即使法夷背盟，战守皆有地，但其前后又闪烁其词，一方面称招集之越民最难安置，另一方面又称有越官刁氏父子，情殷内附(96)。很有可能岑本人有鉴于张之洞之前的受责，故不便明言争地，缘岑本人在此之前也曾两次奏请将边外防军撤回关内，固守边境，而对于张、李的意见，据岑后来所称，其显然是表赞同的(97)。张之洞等人的频繁奏请，对清廷决策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随后军机处致电张，称画宽瓯脱，现饬筹议(98)。李鸿章也一改此前含糊不与定界的态度，指中法条约第三条，可以添拟于中国交界之越南境内展宽数十里，划定界址等语，乞勿照删，或将数十里改为二、三十里，划定界址句下添彼此皆不扎兵六字(99)。但问题是清廷一度转而积极争界，而法方态度却异常坚决，谈判几于决裂。是年七月二十日，清廷最终决定在瓯脱之议无果的情况下，正式派员勘定中越边界，基本上确定了以中国旧疆或现在之界为基础的中越分界基础(100)。但是随后发生的越王请封的插曲，却又使得清廷转而再次考虑划分瓯脱的可能，并就此付诸行动。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二日，云贵总督岑毓英以越王阮福明遣使请求锡封并颁发国印事上奏清廷，岑显然有意借此机会再次向清廷请求争界。他在折中表示越事固不可问，但越法相争，中法勘界与通商事务因此耽搁，对法不利，请求清廷开导法使，令其退还北圻数省，以存越祀而利商务(101)。对于岑的提议，清廷是有所考虑的，军机处随后密谕正在与法商谈中法越南通商事宜的李鸿章，询问岑毓英所奏各节有无可采，并要其或于戈古当(亦作戈可当，法国驻华公使)回津时设法辩论，而同时清廷也强调目前该国与法人战斗情形，中国无从过问，明显不愿再纠结于保守藩封的问题上(102)。但五日后(十月初二日)，清廷忽又有密谕勘界大臣及滇桂粤督抚，一改游移之态度，表示若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以免争端，最属相宜，要周、邓等人相机办理(103)。清廷的决定，与二十九日曾纪泽向总署报告与法国分界委员巴吕(Barri&re)的密谈情况有关。据曾纪泽所译密谈情况称，法外部方面极希望定界之事速成，并有谅山论地势本宜划归粤界之说，曾并且指法方希望若能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以为瓯脱，可免争端，统在两国分界官员斟酌办理(104)。此说转自曾口，而瓯脱一说极有可能是曾的发挥，但法方此间确有议弃北圻的计划。翁同就发现越南被废之旧王阮福时据四郡地请封。越民与法兵屡战，法败退，今在东京者止法兵一万，不能分布，故于界务颇有活动(105)。出使法国大臣许景澄此间也频频电奏清廷，指(法)议院愿弃北圻(106)，但法政府恐弃地失体，盼商、界二议速成，以靖众论(107)，许并指似可乘其暗中松劲之时，与议宽留瓯脱，以杜后来争衅，似或可以办到(108)。许景澄的最后来电，进一步坚定了清廷力争瓯脱的信心。清廷随即密谕周德润及李鸿章等人，指许景澄来电与前次谕饬办法正相吻合，要求周等人姑持岑毓英先前退还北圻数省的建议以为抵制，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109)。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争取瓯脱的努力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越地终非我有的认识。是年十二月，正当中法界务谈判在瓯脱问题上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清廷就已密谕邓承修等人，指我于宽留瓯脱一说，必冀实在可行，于事有济，不宜仅博争地之名，致令彼于商务有所藉口，但此时清廷认为(《中法新约》)第三款内有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公同有益等语，既有改正，则展宽瓯脱一层亦属有词可措，仍对划分瓯脱一事抱有希望(110)。然而随后谈判则明显朝着不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赫德就警告清廷，须记得两国所订新约之意，即系以原界仍为界，如果法国觉得于新约有违易之举，则法有辞可恃，而得觅衅端矣(111)。醇亲王奕X也致函军机处，指勿但希冀法之弃越，庶届时免致棘手，认为内无重兵，而外争瓯脱，争如不争;即有重兵，而无大志，亦与无兵相等。若目前办法，徒予人以口实，致彼渐肆挟制故技(112)。有鉴于法方在瓯脱问题上的强烈抵制，清廷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清廷先是致电负责勘定中越边界桂越段的邓承修，指近议争地过多，恐资藉口，大局攸关，且浦(浦里燮)已停议，戈(戈可当)欲进京，显以违约为词，哓哓诘问，若再固持前说，势将决裂开衅，要求邓等人先按原界勘明，而所有现议多划之界，均作罢论(113)。到了第二年(1887)正月，清廷再次电谕邓等人将界务速勘速了，在电谕中便道出了个中的苦衷：以二百年未经辨认之地，今欲于归法国保护后，悉数割还于我，法之狡执，朝廷早经逆料，而前岁议展瓯脱，乃因闻法廷议弃北圻，特命邓承修等相机与言，藉以安插越众。迨该大臣与浦理燮议久不合，势将决裂，而法外部电称兵力所得，断不轻画，从此瓯脱之说，无从再议，显然是在争界问题上颇感力不从心，不得争而非不愿争。因此清廷在最后指出：嗣后分界大要，除中国现界不得丝毫假藉外，其向在越界华夷交错处所，或归于我，或归与彼，均与和平商勘，而今已久沦越地者，均不必强争。无论新、旧界，一经分定，一律校图画线，使目前各有遵守，总期速勘速了，免致别生枝节。(114)这为前后纠结近六年的中越分界问题最终画下句号。四、结语在中法战争前后的若干年里，清廷内部在应对中越沿边由本是一家到他族逼处的情势转换下，曾经先后提出过三种区画近边地区的方案，这三种看似不同的区画方案，背后却有着相同的关怀，一以贯之，即为屏蔽他族以作障蔽边圉之计。而清廷在不同时期对三种方案在态度上的微妙差异，反映的却不只是关注倾向的转移，更是对传统守在四夷与保藩固圉认知的再审视。但是其中态度的反复曲折又预示着此种认知的转换，在背后隐伏着各种难以取舍的纠结与艰难的抉择。原本视为当然的藩属之义，在法人兵力所得，断不轻弃的现实境况下，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尽管李鸿章在战后商务谈判中还坚持称：越南是中国属邦，中国可随便派人前往各处驻扎。(115)但此话这时听来却更像是负气之言，想必李本人也不会认为此话会对谈判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清廷此时所更为关注的，已是如何妥善措置和经理接下来的中越边务，一切问题还只是个开始。。
（责任编辑：骆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