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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新华红军大街红军大街37号
是在中山路与煤机街交口那么？
对，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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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视点]程维高案最新消息:原河北省委大院揭秘 程维高与小人物石坚[图]-如花女性网
当前位置：>>>>程维高案最新消息:原河北省委大院揭秘 程维高与小人物石坚[图]
来源：女性频道 编辑：新闻小编 发布时间：12-09
编者按：本文的要讲述的话题是程维高案最新消息:原河北省委大院揭秘 程维高与小人物石坚[图]，从属于栏目社会观察-亲子生活-玉儿绕膝-女人如花。如果你感兴趣，请继续阅读；否则可以选择右边推荐的其他文章。编者祝您健康！
这是程维高曾经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记者发现大量被遗弃的物品，有鸟笼，也有空空的礼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经的奢华以及临走时的匆忙
“晚上回家吃饭吧，晚上回家吃饭吧”这是全凤书养的八哥说的最拿手的一句话。
“我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这么说，八哥就学会了。”年过八旬的全凤书告诉《望东方周刊》，“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很少回来，回来了也顶多吃顿饭。”
为了吸引孩子们在家里多待一会，金凤书给家里买了五台电视机，甚至还买了一台电脑。
全凤书住的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别墅，显示着她身份的非同一般，也更衬出她的落寞。全凤书是原河北省副省长兰凯民的夫人，她所住的石家庄市红军大街32号，是原河北省委常委的宿舍区。
位于石家庄繁华地段的宿舍区，曾住过河北省的20多位省委常委。
没挂门牌号的大院
196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前头”的石家庄。
“当时的石家庄路上跑的还是马车，满地都是马粪。”随同父亲胡开明举家南迁的胡晓燕回忆说。胡开明曾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
现年83岁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告诉《望东方周刊》，省会刚搬到石家庄时，领导们没地方住，最后由他出面协调，找当地的部队要了这个院子，“当时建的房子造价每平方米仅80块钱，预制板的，1976年建成入住。”
32年来，郭志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也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院子从筹建到辉煌直至今天淡出公众视野的整个过程。
常年紧闭的大铁门，是这个院子最显著的特征。一侧的小铁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洞。若有陌生人来访，站岗的武警会小心地打开小洞，认真盘问，并要求对方打电话确认。
另一个让外人感到这个院子的独特之处的，是院子的大门口，没有任何的招牌，甚至连门牌号也没有。但是红色的院墙以及大门内两侧站岗的武警，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它的权威。
“牌子其实也有，就在我那儿放着呢，可是不让挂。”在大院管理科了25年的负责人高俊明说。作为一名人员，高俊明觉得这个院子“真了不得”是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十多年前，石家庄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但这个院子里从来没停过水电，甚至24小时都有热水，暖气也比其他地方送得早。”
偌大的院子，只有七栋楼，住着14户人家，大面积的土地用作了花园、池塘、草地。
另一个也显示这个院子“真了不得”的，是每户人家的房子后面，都有一个防空洞。本刊记者来到胡晓燕家后面的防空洞，发现这里已落满厚厚的枯叶，防空洞大门上依稀可见的毛泽东语录让人突然有一些时空恍惚：“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先知先觉者
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的胡开明，无疑是一个历史难以回避的人物。
《望东方周刊》获得的档案材料记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开明，曾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西安事变前后，率领万名学生、群众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建国后，胡开明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胡晓燕至今保留着父亲留下来的整整一木箱的调查笔记，“父亲在位时，从来不给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情，对父亲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他去世后，从他的工作日记中感知的。”
目前担任副厅级领导的胡晓燕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胡开明上书毛主席《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建议》。在举国上下大搞公社的时期，这样的提法无疑将他置于风口浪尖。
郭志回忆说，胡开明当时在省委开会时，结合张家口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公社要下放到农村”以及“包产到户”，“老胡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我们在座的听着都紧张，他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吗。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之后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但在之后的文革中，被当作金科玉律搬了出来，致使胡开明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斗。
胡晓燕回忆说，父亲平反后，胡耀邦打算安排他到中央任职，但他认为自己还是到地方合适。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听说后，给中央写信，将其调到安徽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他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党有很多先知先觉者，在座的胡开明就是一个。”胡耀邦赴安徽视察时，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1985年，72岁的胡开明再次回到河北，筹备成立河北省顾委，并入住红军大街32号。
“父亲对河北是有感情的，几次仕途的大起大落，包括文革中蒙冤，都是在河北。退休后，他还参与了晋察冀党史的编写工作。”胡晓燕说。
胡晓燕清楚地记得，一次和父亲散步时，他说，“文革中，他们都说我们右。但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有左的地方，只不过是比极左的人稍微右了一些。”
“在平反后，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挺不容易。”胡晓燕认为。
1994年，胡开明因病住院，并于三年后离世。让胡晓燕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父亲住院期间，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住进了这家医院，有一天，已87岁的刘子厚突然颤巍巍来看望他的父亲。
在文革时，刘子厚与胡开明，曾各是“左”和“右”的代名词。
“那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心里肯定会意识到是谁来了。”胡晓燕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院子，斗争却暗流涌动，但每一个人到了暮年的时候，都会发现，所有的恩怨，都会因为历史的前进而烟消云散。”
胡晓燕家的书柜里，摆着一张尘封过的照片——胡开明80岁生日那天，将毛泽东当年对他的批评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拍成照片并装进相框。照片上的字迹略有些倾斜和颤抖。辉煌
对于这个院子里的恩怨，郭志认为，那只是工作上的，生活中其实没什么。
有一件事情郭志印象深刻。1979年的一天，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来家里串门，聊天时，金明说因为去他家串门的人太多，粮票不够用了，郭志就找老伴要了100斤粮票给他，“那时的干部没什么特权，连抽烟都要限量。”
“我们这种过了苦日子的人，现在都很知足。”郭志说，“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可我就是担心，这么好的形势别让腐败给毁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没有谁能打倒咱们，除非自己打倒自己。中央领导来看我时，我就提了一点，就是腐败问题。”
离休前系河北省顾委主任的杨泽江，目前依然担任着河北省关工委主任的工作。87岁的杨泽江思维很是敏锐，尤其喜欢用爽朗的笑声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现在的局势我不太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说的。”
杨泽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炎黄春秋》。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看一些内部刊物，“我这个人不喜欢讲不同的声音，不过有点儿不同的声音是好事。”
杨泽江任河北省顾委主任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这个大院最为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河北省各大班子的现任一把手齐聚这里，除杨泽江外，还有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解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省政协主席尹哲等。
“那几年过年，来院子里的车太多，连掉头都困难。”在服务楼工作的高峻明回忆说。
满院子跑着的孩子、身体健硕的老人和进进出出的车辆，让这个只有14户人家的院子显得异常热闹。
“那时候的领导感觉都没有什么架子，解峰省长离休后的第二天，就到我们服务楼和我们的工人下棋。”高峻明说。
郭志也坦承，那时候领导之间即使有些过节，逢年过节也会去串串门，工作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生活上还是互相关心的。而最终，这种和谐的气氛因为一个新任省领导的到来变得“别扭”起来。
1990年，程维高调赴河北，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政十余年。
郭志曾在程维高入住这个大院后不久，专程去串过一次门，刚进程家的大门，一只老鼠大小的小动物从郭志的脚下窜过，“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听说那叫袖珍狗，很名贵的，还发现他家养着不少名贵的观赏鱼。”
这也是郭志最后一次造访程家，他总感觉，这个人在这个大院里是一个“另类”。多年后，当程维高因为李真案而落马时，郭志觉得这并不“出乎意料”。
甚至连出言谨慎的杨泽江，也不回避对程维高发表意见，“话不投机，很少碰面。”
程维高给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带来的变化，连高峻明也感觉得到，“一些领导回家后几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独门独户的，不碰面也不会有尴尬。”
其实,在赴任伊始,大家对于这位江苏籍的领导，有很多的期待与支持。
胡晓燕回忆说，她最初对程维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电影院里放《焦裕禄》，省里好多领导都去了，影片结束后，门口专门为领导设置了一个书写感言的地方，其实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照着抄就行，但程维高没有听秘书的，自己想了四个字‘想着人民’，当时觉得这个省长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书记后，胡晓燕发现程维高开始“离人民越来越远”，“程下班回家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红军大街路口和大院门口更有警察清道，这样的阵势以前在我们院从来没有过。”
另一个让这个大院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变化是，程维高专门给自己家的小院门口安排了一个武警站岗，并设置了流动岗。
这个特殊的岗哨让程维高与其他领导之间显得更加生分。
而程维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显示着自己地位并保护自己的岗哨，最终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维高出事前多天，我们就知道消息了。”曾在大院警卫排当司机的张晓宁透露说，“那时我们的总队长亲自在这个院子里坐镇，程维高家门口也加了岗，就是怕他跑了，来找他的车辆也一律要求登记。”
“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曾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没有腐败，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腐败吗？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败？他还说，靠着工资谁够了啊？他这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腐败有理’，这样的领导能不出事吗？”
在大院里，程维高与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邢崇智当时不赞成程维高当省委书记。”郭志说，“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对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程维高的当选，反而给自己惹来了更多的麻烦。
“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老邢。”
胡晓燕说，邢崇智离休后，几乎在院子里没有碰到过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说，都自己憋着，真是可怜。”郭元英感叹。
日，年仅73岁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为这个大院里去世的领导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大院里的人们传言，日，程维高原来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两天后便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可以证实的是，邢崇智的追悼会上，程维高并没有出现。
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晚上，程家找了三辆邮政用车，静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记者在江苏常州见到了程维高，提到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忏悔。大院子女
至今让全凤书引以为豪的是，她的子女从未给老伴兰凯民丢脸。她所说的丢脸，更多指的是在外人面前摆谱。
全凤书说，她的二女儿当兵复员后，被分到任丘油田下面的一个小的职工食堂当炊事员，而当时兰凯民已经是河北省副省长。有一天，老两口去任丘看孩子，当地的领导听说后，问孩子在做什么，他马上派人去接，“当听说我的孩子是一个小企业的炊事员后，眼睛都直了。”
“我的二女儿直至退休，还只是一个炊事员，工作时年年都是先进。”全凤书说，“三个孩子的工作，老兰没有管一个。”
“父亲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我们有时候去找他，他就瞪眼睛。”全凤书的大女儿兰英说，“但我们从来不抱怨父亲。”
原省委书记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也感慨，她的子女也没有沾上老邢的光，“大儿子刚开始在一家私企工作，想通过关系调到国企，找老邢，结果他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别管大地方小地方，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胡晓燕的女儿王潇已是这个大院里的第三代，这位80后的女生，并没有觉得姥爷身份的特殊给自己带来什么优越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小时候姥爷在世时，我每年放暑假都可以和他到北戴河度假；除此之外，就是父母对我要求更加严格。”
上小学时的一件事王潇至今没有忘记，“那时候同学们谈到自己家的房子时，我总是很自卑，因为妈妈经常给我说，我们住的房子虽然非常大，有400多平方米，但那是姥爷的，我们自己没有房子。”
“我就是害怕孩子会有优越感，这样就没了上进心。”胡晓燕说，“我的父亲当时对我们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的，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也要像父亲一样，严格要求我的孩子。”
胡晓燕说，她的女儿王潇大学毕业后，她曾准备通过关系在北京给找一份好工作，但女儿怎么都不同意，“最后女儿说，如果姥爷在的话，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好。”
甚至连胡开明家的保姆李云霞，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我在大院里待了六年多，最后到一家企业去工作，有时候碰到该送礼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老公有时候给我讲官场上一些事，我跟听天书一样。”
王潇和其他80后孩子不同的是，熟谙很多革命歌曲，“小时候家里每年过年聚会，唱的全是革命歌曲。”
2003年，胡开明的老伴李克林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奏哀乐，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孩子前一天晚上合唱并录制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他们用这些经典的革命歌曲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若干年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对这一特殊的仪式记忆犹新。
在红军大街32号大院里，从西边数第四个小院，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紧闭的防盗门上，贴着关于换天然气的特别通知，发黄的纸显示出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
这是程维高曾经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本刊记者发现大量被遗弃的物品，有鸟笼，也有空空的礼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经的奢华以及临走时的匆忙。
这个在中国政坛引起巨大震动的高官，曾经给这个大院带来了异常的喧嚣和紧张，而他的离去，也让阒寂陡然而来。
郭元英的家，也很难让人把这里和曾经的河北“第一夫人”联系在一起。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猫狗身上特有的骚臭味。楼道里养着一些盆栽的花草，已经死了很多。因为身体多病，又没有请保姆，郭元英每天中午吃饭只能将就，晚饭要等孩子下班回来后再做。
这个院子里曾居住过20多位省委常委，如今仍然健在的已寥寥无几。
王潇大学毕业后，离开了石家庄，和其他第三代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地方，“小时候来院子里的车很多，现在即使是过年，也没有几辆车，如果哪一天院子里停的车多了，肯定是哪一位爷爷或者奶奶不在了。”
这个曾经位于石家庄荒郊的大院，在因城市的发展已经处于繁华地段的时候，却日益显示出萧条和落寞。
大院里的健身器械上锈迹斑斑，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有些木制器件甚至已经腐烂。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院子真好，现在再看，跟我们老家也差不了多少。”曾在这个大院里做保姆的李云霞说。
惟一没有变化的，是每到中午饭时，院子里警卫排的食堂门口，会响起20多名战士合唱《打靶归来》的歌声。
杨泽江虽然不喜欢北方的这个城市，但他仍然不愿意随同孩子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只有待在这里，才能享受到省级干部的待遇，没有了这些待遇，我会不习惯。”
杨家客厅一角的小茶几上，放着一部红色的机要电话。虽然这部电话已经很少再响起，但还是被它的主人擦得一尘不染。
郭志说，前两年，有人准备撤掉这个大院站岗的武警，换成保安，“我就打电话过去，不同意让撤掉。”杨泽江证实的确有这件事情存在，他说，还有人想在这个大院里建高层住宅楼，“我就告诉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谁都别想动，等我死了再折腾吧。”（记者王晓）程维高简介
　　1933年9月生,江苏苏州人。195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
　　1983年至1984年任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1990年7月至1993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1991年4月至1993年5月任河北省省长。
　　1993年1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1998年1月在河北省九届人大上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据新华网电视连载: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与小人物石坚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文/纪剑铭
内容提要 因严重违纪而被中央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北主政期间，置党纪政纪于不顾，肆意玩弄权术，打压迫害无辜正义之士，除酿就了迫害闻名全国的反腐勇士郭光允惊世大案外，还制造了一起为泄私愤、迫害无辜媒体人的冤案，此案形成内幕骇人听闻，在纠正过程中惊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多名高层领导。
石坚坦议程维高埋下祸端
日（农历日）晚，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二楼一个雅间包房内，灯火辉煌，氛围热烈，一场答谢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着。 作东主人叫石坚，时任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同时还是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他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夏季唐山大地震时他被埋在瓦砾中，人幸存了下来，但左腿却留下严重残疾，平时走路一颠一颠的，虽然腿脚走路不便，但他人残志坚，心灵聪慧，从小喜欢文学，自学成才。从15岁在《少年文艺》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起到18岁走向社会时，凭着一枝笔和睿智的才华闯入媒体界发展，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央和省市领导专访及投资环境的特稿，发表在国内外诸多知名报刊上，成为当时媒体界颇有名气的名人。1994年1月，他开始担任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不久他又创办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任董事长。出于对家乡河北的感情，石坚不惜笔墨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河北省市有关领导结交，成为好友。几年来，无论是办刊物还是经营广告公司，都搞得红红火火。为答谢多年来河北故乡省市领导和朋友们对他的关爱和支持，在临近春节的前三天，他特意带着助手从北京专程赶到石家庄，举办了这场答谢宴会，目的有二：一是感谢家乡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联络加深感情；二是提前和大家拜个早年，共祝新春愉快。 宴席间一片欢快气氛。应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大多是省市一些部门领导。平时大家工作很忙，难得聚到一起。今日石坚作东，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很是热闹。石坚作为东道主，频频向应邀而来的各位嘉宾敬酒。酒过数巡后已微发醉意。此时，宾客便开始自由活动，一边小酌，一边聊天。大家都知道石坚平时交往甚广，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及其儿子程慕阳都相识，并曾和程慕阳有过合作。于是，有的来宾出于好奇，随口向石坚问道：“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儿吗？”石坚随即答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就是听程慕阳和我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可能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任主任。” 程慕阳作为纨绔子弟，当时在河北也是令人关注的对象。此时，既然谈到了程慕阳，又有人问：“石坚，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不提程慕阳还罢，一提程大公子，石坚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以前，在业务往来中，他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权势，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内心里鄙视。在他就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不久，程慕阳曾找到他，提出给杂志社赞助80万元人民币弄个挂名副社长当当。石坚怕程慕阳的介入有朝一日会毁了杂志社的声誉，便当即婉拒，从此，两人的关系便有些疏远。这时有人提起程慕阳，他借着酒劲儿动情地说：“这人不咋样！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要出事儿，有可能毁在他儿子的手里。” 明日请看：省委书记接到亲信“密报”省委书记接到亲信“密报”
答谢宴席间，大家随便聊了许多事，很是尽兴。宴会结束，大家握手道别，石坚赠给每人一份刚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他采访河北省市领导人的专稿。但他在采访过程中虽经多方努力却没有采访到时任省委书记的程维高。该期刊物上采写了数名河北省市领导，其中有一篇采写某市市长的专稿里，配发了一幅市长和市委书记陪同外国政要考察开发区的照片，而作为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在照片中只显示了半个侧面。堂堂的一方封疆大吏，竟然在杂志上只显示了半边形象，后来程维高见了甚是不悦。由此，也就埋下了石坚后来被诬陷的隐患。 第二天上午，石坚一身轻松地回到了北京。他很快处理完公司和杂志社的事务，安排员工们放完假后，大年三十才和助手驱车赶回老家唐山过春节。 石坚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和家人欢度春节的时候，一场噩运已经悄悄向他扑来。 原来，腊月二十七日晚宴过后不久，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便接到了原任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和时任河北省某机关副职马某的密报：昨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干部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背后谈论您，说您的坏话。并说：石坚这个人很坏，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有可能是通过石坚递上去的。 其实，在亚太大酒店晚宴的邀请宾客中原本有李真和马某，但李真以国家税务总局来了一个副局长需要作陪为由予以推辞，马某以其他借口进行搪塞，两人都没有参加。但在宴会开始前，两人分别在饭厅门口巡视张望，石坚又分别给两人赠送了由其采编的《中国发展》杂志和他新出版的诗集。没想到，这两人一转身便向程维高告起了黑状。 当时程维高虽说在河北权势盖天，但他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让许多干部群众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甚多。一想到这些，程维高就急火攻心，认为是省委原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这次一听说石坚和十几个省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竟然“秘密”相聚，并对他“说三道四”，不由得狐疑满腹。他让两位心腹把参加聚会的人员名单写了下来，随后命人暗查那晚宴请的买单人是谁，若是某领导用公款买的，且买单者又是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他便可以借机用公款吃喝的名义进行政治报复；他对石坚这个小人物操起了牛刀，他要从石坚的身上挖出河北告他黑状的后台。 程维高先是打电话给省委某秘书长，这位秘书长是石坚那晚邀请的宾客之一。程维高在电话里直言不讳地问这位秘书长那晚聚会时都有谁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程维高的发问使这位秘书长心里一惊。他仔细地回想了那晚宴会的整个过程，便如实回秉道：“那晚宴会没人讲您坏话。”程维高见这位秘书长没有讲出他想听到的话，便又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回答和秘书长的回答一样。 程维高越是问不出想听到的内容，内心越是感到疑惑，越是感到那晚聚会的背后肯定有着令人惊奇的秘密。他下定决心要搞清这个聚会的内幕。鉴于直接问不出来什么，程维高便把他的心腹、时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的杨益铭叫了过来，面授机宜。 1996年的春节石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大年初一，石家庄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紧张地问：“那天晚上吃饭的钱是谁花的？”这位朋友的电话使石坚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事过没多久，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的出现印证了他的猜测。 正月初八，石坚按时到北京位于奥林匹克中心的公司上班。第二天上午十时许，程慕阳突然驾车来到他的办公室。　　明日请看：杨益铭无视法律枉抓无辜杨益铭无视法律枉抓无辜 那段时间，石坚和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虽然交往不多，但毕竟以前有过合作，两人客套了一番后，程慕阳面色冷峻地说：“石坚，春节前你在石家庄和其他领导吃饭的那件事，我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你写个书面材料把那天吃饭的情况向我父亲解释一下吧。”石坚平日里虽然为人热情，但生性刚烈。自己一个媒体人请人吃饭还要向一个省委书记书面解释，他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当即严辞拒绝了程慕阳的要求。 程慕阳怏怏不快地走后，石坚也没更多地往心里放，便带着助手赶往山西太原去采访春节前早已约好的省委领导。采访很顺利，正月十六，当他刚乘机返回北京时，石家庄的又一个朋友打电话神秘地告诉他：“石坚，你的手机被监听了，快换个电话吧。这些天，程维高正组织人查你腊月底晚上请人吃饭的事儿，你要提防着点儿。” 石坚万万没有想到，一顿正常普通的宴请，竟然引起一个省委书记如此“高度重视”。他虽然有些气愤，但心里一想：我正常交友，清白做人，规矩经商，不违法，不乱纪，就是请人吃顿饭也无碍大事，量他程维高本事再大，作风再霸道，也不至于怎么着我一个媒体人。再说，我工作的单位在香港和北京，即使有什么问题，管辖地也不在河北，你程维高总不能拿法律开玩笑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有些释然，便依然故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带着助手到福州去采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出突出业绩的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主要领导。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由于连续数日的奔波，身心疲惫的石坚和助手在用过晚餐后，便匆忙回到下榻的西湖大酒店早早休息。 第二天凌晨4时许，石坚在熟睡中听到一阵敲门声。他披衣下床，一开门，五六个身着便装的人破门而入。石坚见状惊愕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身材不高、面色微微发黑的中年男子冷冷地问：“我们是从河北来的，石坚住哪个房间？”当对方确认给他们开门的正是石坚后，便口气缓和地说：“河北有些事还需要你帮忙，这里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请你配合一下。” 石坚虽然看清来者不善，但还是穿好衣服很配合地跟他们上了车。石坚后来回忆道：寡不敌众呀，当时你想走也走不掉。可石坚再也没有想到，从他离开宾馆的那一刻起，他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待他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近10年的牢狱之灾。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的成员。 杨益铭是重庆涪陵人，原是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处长。在机关很不得志，工作中熟悉了程维高后，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程维高通报一些程想知道的内部事项，因而得到了程维高的赏识。为了培植亲信，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回报，1994年，程维高先是将杨益铭平调到河北任省委督查室主任。后来又将督查室升格为副厅级，杨益铭自然也就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领导干部。知遇之恩，杨益铭自当全力回报。他得到程维高的授意后，不敢松懈怠慢，便以省委主要领导交办任务为由，迅速从省党政部门及省市政法部门抽调了数名干部组成了石坚专案组，他任负责人办理此案。有政法机关的介入，对付一个毫无戒心的石坚自然轻松有余。很快，他们便掌握了石坚去福建采访的情况。于是，杨益铭率领专案组一班人马迅速乘机赶到福州，当天下午，石坚被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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