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男主角朱亚文的另类的叙述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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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荣光《红高粱》反客为主 另类县长抢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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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妙的是,他还金句频现,令人忍俊不禁,感受萌萌哒。例如,“怕老婆好生活”、“长得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左边枪毙,右边留下”、“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在外面混饭吃都比别人艰苦些,那本官就饶你们
  更妙的是,他还金句频现,令人忍俊不禁,感受萌萌哒。例如,“怕老婆好生活”、“长得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左边枪毙,右边留下”、“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在外面混饭吃都比别人艰苦些,那本官就饶你们一回”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剧中的“神台词”。尤其在这个人人都在刷颜值的时代,于荣光的台词简直是在“打脸”。对此,网友“迷恋人类的猫妖”调侃道:“脸没用了,不要脸算了,省得被于教主拖出去听枪响!”网友“司马二狗子”则表现:“于荣光这个刚正、讲规矩、认死理又特立独行的老军阀,非正面也非反面,忒劲道,快到碗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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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在剧中一如继往地将“戏骨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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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作为中国人,尤其喜欢文字和读书的中国人,无一不为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骄傲;无一不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因此无一不对电视剧《红高粱》充满期待。尤其当得知编剧是有过多部经典之作的赵冬苓老师,主演是喜欢的周迅和在《闯关东》一剧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朱亚文时,殷切的期待更上了一层楼。这里说无一不对《红高粱》充满期待,有夸张之嫌,定有人不服。在此特申明:“无一”只是从我的个人角度出发,因为我和身边的诸多朋友,包括我的爱人,就连我刚满十三周岁的女儿,也在殷殷期待这部剧。经常搜索《红高粱》的进展情况,成了我生活中除了工作过日子、相夫教女之外的第四件大事。当《红高粱》播出时,我如怀揣小鹿一般激动,虔诚地坐到了电视机前,立刻被恢弘的场面,非常明丽鲜活的人,和恢弘的场景勾住了眼球,但是接下来……  在电视剧还没有播出之前,我曾自以为是的揣摩过制片方选择周迅演九儿的意图。电影《红高粱》中,巩俐演绎的九儿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泼辣彪悍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山东成熟女人光辉形象,虽然偶尔直的有点儿冒傻气,但是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超越的经典形象。要想覆盖,也或更接地气地超越,只能在九儿的形像和故事上升华中,来一个彻底反转,塑造一个灵动凌厉娇小有力的戴九莲。这时候,清纯秀丽玲珑可人的周迅无疑是最佳人选。她在形象上绝对起到了反转的作用。形象通得过,那么就看故事和她的演技了。周迅演戴九莲,我的第一担心她的嗓音。记得在李亚鹏版《射雕英雄传》中,她把一个活蹦乱跳灵气十足的黄蓉演得跟“二”姑娘一样自不必说,那哑哑的嗓音首先大煞风景。但我依旧喜欢周迅,因为她在《橘子红了》中的秀禾,《大明宫词》中的太平公主,包括《画心》中的小唯,征服了我的心。因此在看过《红高粱》三集后,下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反感也可能遭骂的结论“电视剧《红高粱》,让周迅扮演敢爱敢恨火辣的戴九莲绝对是个错误”。再次之前我为什么没说,因为我以为,周迅会接受李亚鹏版《射雕英雄传》的教训,以一个虽然身材娇小,但是要比巩俐灵动倔辣的方式来演九儿,她的一定一改以往娇柔变得干练利索,动作可不夸张,但可眼神可传神到秒杀情人仇家穿透人心的地步,也许可以提亮嗓门,也许可以找人配音。然而,她并没有改变在李亚鹏版《射雕英雄传》的演绎风格,把一个娇小可人该是朝天小辣椒一样只看外表就知辣的勇九儿,演成了发威时跟小姑娘耍气似的软九儿。说话时表情、语调和动作甚至眼神,是那么波澜不惊有板有眼。这一点在土匪窝里她跟花脖子对手的那几场戏可看到,比如在她说“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就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那肯定比坏人更坏”时的笑眯眯表情、一字一板的语调,温和的眼神,不像是在面对一个随时可发言变卦夺取他清白的土匪,倒像是在对相好的撒娇,全然没了身处险境的危机感和对家人的恨意。还有在当俊杰的母亲对她讲她被花脖子掳走的真相时,她那木然的表情,好像早就知道了一样!周迅(也或导演的意图)这么处理可能是想演绎一个柔能克刚的另类戴九莲,可惜为观众的我看来,失去了与角色感同身受的提心吊胆,纯粹是在看戏了!  有朋友说周迅这样演绎是要颠覆巩俐给观众留下形象,在以演电影的方式演电视剧。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电视剧讲究的前三板斧,尤其主角,一出场就该摄取观众的心魂,揪住他们的眼球。可以说周迅塑造的九儿新形象,达到了征服观众的心和眼球的效果,但是当别的主角配角都在以演电视剧的形式来展现剧中人物故事时,她还稳稳当当地在演电影,这样无疑弱化了九儿的形象,衬托拔高了其他演员。其实别的演员,也并非是周迅衬托拔高,而是人家确实演得好。我个人的观点,给我留下第一好印象的是出演九儿父亲戴老三的韩童生老师,其次是演张俊杰的黄轩,演余县长的于荣光;演余占鳌的朱亚文(前三集),以及后来出场的秦海璐等(秦海璐虽然出场晚,还是个配角,但是气场和人气绝对超过了周迅),那一举一动那眼神,那才叫入了戏。周迅呢,靓丽可人剔透的劲儿到位了,可是动作语气眼神太不给力了,气场也就是给人眼睛一亮的漂亮,九儿的辣劲儿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动作口吻温和的像个体弱的大户人家小姐。再看秦海璐、黄轩、韩童生,包括那个在剧中叫四奎的配角,都百分百地进入了状态,一颦一笑,眼神口气动作都相当到位。在一群如此高调入戏的演员衬托下,周迅的戏越来越显得有气无力,九儿柔中带刚的新形象,只剩下了漂亮。经常她是以没有任何暗示的表情默默开场或者收掉某场戏,这难道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稳吗?可是眼神为什么也那么空洞呢?  或许也不全是周迅的责任,剧中她的台词也是不多。九儿台词少,也许编剧是想达到主角台词精炼,表达准确的效果,可是周迅在对白的时候,因沙哑的嗓音,平缓低气的语调,以及与动作眼神不能与台词达到统一,使精炼的台词失去了感召的力量。相反,与她对戏的演员却夸夸其谈收放自如,台词也是那么贴地气入人心,这很令人尴尬! 这一点,让我想起了赵冬苓老师以前编的剧,比如《母亲母亲》。因此武断地估计这部剧定不是赵冬苓老师主笔编剧的。因为赵冬苓老师是位对故事逻辑、线条,以及人物性格塑造方便要求极为严谨的优秀编剧,而这部剧里,无碍大局但是明显违背常理的细节,却不在少数。除却九儿和余占鳌苍白的台词,还有故事的逻辑。比如,第一集里九儿的娘上吊后有一场戏,九儿手持冒烟柴棒的样子像要跟曹二老爷和她爹包括杠子班的人拼命,但是当她母亲的冤屈被余县长伸张后,我原以为她会把失去母亲压抑的悲伤和痛苦哭出来,但是她竟然默默地握住俊杰的手,甜甜地笑了。她不惜回头跪求张继长苦心要赎回的亲娘还在梁上挂着,作为女儿的她怎么能笑得出来?这个情节就很让人想不通。余占鳌的母亲被收监,他不但不想办法救母亲反而去截住九儿野合,这场戏也有失孝道孝义有悖情理。我想,随便从哪个城市大街上拉一个人问,他们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何况余占鳌是礼仪之邦重情重孝的山东人呢?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位莽雄,不讲究这些,这那就更不对了,连花脖子那样的配角都讲义气懂尊重女人,主角余占鳌在生母替他坐监时刻不急不慌不受节,九儿和观众怎么可能“爱”上他?还有,杀人犯明明是余占鳌,九儿和大少奶奶戴老三包括余占鳌的母亲,却连番出来做假证,这样设计是要显示什么呢?显示九儿义气?显示大少奶奶为了单家和九儿冒险作伪的精神证令人敬佩?显示戴老三这个唯利是图的浑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显示余占鳌母亲的爱子心切?余占鳌明明真的杀了人,作为主角的草莽英雄式人物,他怎么可以承认了杀人又翻供呢?是因为怕死吗?敢做不敢当怕死的男人,九儿为什么喜欢?理性的观众怎么认可?第十二集余占鳌在街上算命的那一场戏,也有些蹊跷。那位算命先生可谓真是神算,在余占鳌只报出年龄和生日的情况下,他竟然掐指一算就说余占鳌的八字不一般,命里定要成大事大富大贵。我很纳闷,众所周知人的八字是有年干和年支,月干和月支,日干和日时,时干和时支一共四柱八字组成,余占鳌连出生的时辰,也就是时干和时支都没说,算命先生哪来的“八字不一般”之说?难道是算命先生其实无能,装模作样那样说是为得到余占鳌的欢心骗他施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戏加入又有什么必要呢?如果不是,而是想通过算命先生的口来预示余占鳌将来是真的大有作为,那么编剧为什么要丢掉算命时最重要的时干时支?我又想不通了!因此,在剧还没有看完的情况下,我就武断地说,赵冬苓老师只不过担任了总编剧的职,并没有主笔编剧。按赵冬苓老师的编剧原则和责任心,她是不会容忍自己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尤其九儿在已经有了余县长做干爹的情况下,还“无奈”地嫁给单扁郎这个主要故事线,很值得推敲。如果九儿出嫁在前,认干爹在后,那无可厚非。可是在已经认了干爹的情况下,九儿竟然没去求助干爹,干爹竟然也没有出面阻拦,那么九儿人这个干爹对她本人和故事起的作用是什么?如果顺着这个故事线编故事,还是很有故事可挖的。但赵冬苓老师没挖,这不是她的编剧风格。  在没有看完剧的情况下就胡说八道,有悖我做人做事的原则,可能是我对这部剧期望太高造成的吧!说句实话,到目前为止,我只完整地看到第三集就不再坚持看下去了。余占鳌被捕、母亲坐监他却截住九儿野合和算命那几场戏,是我爱人看的时候,走来跶去时捕捉到的。  我爱人是山东人,他非常非常关注《红高粱》。莫言老师的书,我家一应俱全,而且都是在莫言老师未得诺奖之前十几年里陆陆续续买的。我们一家,绝对的典型的铁杆莫粉。我的女儿,十岁那年时就读完了《丰乳肥臀》。我没事时喜欢写字消磨闲暇,写字除却受路遥、陈忠实的影响,就是莫言老师了。因为喜欢文字瞎编故事,所以看影视剧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琢磨故事情节是否合理,因此又武断地对以上的戏进行了自以为是的修改:九儿的娘冤屈得到伸张后的那场戏,如果改成九儿释放压抑的悲伤大哭,俊杰过来安慰,她扑到他怀里哭,然后引起余占鳌注意,很多人注意,戴老三嫌丢人出来阻止……这样同样能把三位主角以后互相纠结的戏埋伏下来,同时拉倒这一集的高潮——戴家的小九儿原来和俊杰有一腿儿!余占鳌母亲坐监后,改成他去找九儿想办法救人。九儿是余县长的干闺女,他去找九儿救母理所当然。在求助过程中两人发生争执造成肢体接触,然后发生关系,可能要比余占鳌在母亲替他顶罪坐监的情况下,半路拦住九儿只为干那种事,事后又都如无其事的各走各的效果要好些。四人做假证的那一场,如果设计成是杀人犯就是余占鳌的母亲。余占鳌的母亲在杀人的当天,余占鳌真的和九儿在一起。但余占鳌为保护母亲和九儿的名声,顶下了杀人的罪名。在被枪毙的当天,九儿和余占鳌的那位猥琐怕死的母亲两人再出来为余占鳌喊冤,余县长不卖面子,九儿身处险境,大少奶奶和戴老三再出来作伪证,这样设计或许更好,既显示了余占鳌孝顺讲义气不怕死的人格魅力,又彰显了九儿正直果敢的一面,还同时把两位主角推进向险境,把戏拽进高潮。至于算命的那一场,因没有琢磨出来编剧的意图,就不胡说八道了。另外,在剧中,九儿和余占鳌刻骨铭心的感情进程也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仅靠余占鳌从土匪窝里救出九儿那一场戏支撑九儿忘记张俊杰爱上并把失身余占鳌,太过苍白无力了。就算九儿敢爱敢恨刚做敢当,可是转变得也太快了。因爱而性的女人,尤其在旧社会,他们可不像现在见钱可以考虑上床的新社会,怎么可以这样草率呢?如果九儿失身余占鳌是属于强迫或者报复俊杰,那么她走出高粱地时在驴上那种享受的表情又怎么解释?当年电影版《红高粱》中巩俐那样表现,是因为她那时没有“张俊杰”这个虚构的初恋情人,余占鳌是第一个令他心动的男人,她在为报复了单家和嘲笑了世俗封建而得意,甚至是满足。可是如今九儿有了和张俊杰初恋这段感情戏,她再那样表现就说不过去了!  说到这里,再说一下饰演余占鳌的朱亚文。认识朱亚文是在《闯关东》一剧中,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时我以为他会红起来,确实演得很好很好。尽管那时候我忽略了他的真名叫朱亚文,也不知他是江苏宿迁人,也就是我的老乡。在这里跟朱亚文攀老乡,没有拍马屁套近乎的意思,我想说我为朱亚文是我们宿迁人骄傲,这与中国人得知莫言老师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心理一样,没什么值得好笑的,谁不为自家的家乡出名人感到骄傲?也许有人不会,但我绝对会!不论他(她)年轻还是年长,不管我有没有资格说话,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那是我的心里话。一个人如果有观点不敢表达,心里有话不敢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的爱人是山东章丘人,朱开山的老家朱家裕就在他家隔壁,我俩是自以为是的爱国爱故乡人士,家用的电器和车一律国产,能是山东、江苏出产的家电,尽量不买别省的制造。因为奔腾B70的发动机是日产马六的,我爱人还愤愤了很久,他说如果买车之前知道发动机是日产的,他情愿买比亚迪、长城。大概是因为这个古怪的情结所致,我们读的书,看的剧,我写字的题材,渐渐走出了西北作家影响的框架,转移到了故乡!小人物虽无名,但不可嘲笑他(她)微薄浅薄的爱国爱家乡的感情,剥夺他(她)自由言论的自由。所以,我斗胆写了对电视机剧《红高粱》前几集的拙见!  下面,接着以上的话题说朱亚文扮演的余占鳌这个角色。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二集里,朱亚文的表演非常帅气,到位,立刻给了我超越姜文的感觉,那眼神,那股桀骜不驯的邪气,抬龙王那一场戏,可以说他把展现主角勇猛豪直的魅力戏抬到了高潮。心里想着朱亚文红定了。但是他接下来的戏,从抬龙王后起进入了怪圈,遇到点与人纷争的事,就瞪眼咧嘴扯着喉咙吼叫,恨不能吼出肝肺心脏来,令初始时沉稳亢奋得当的余占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莽汉,失去了余占鳌有勇有谋又霸道的阳刚之气(尤其杀了胡郎中和失手害死单家父子后承认不承认的反复表现,一下子击垮之前竖下的光辉形象),和周迅形成了极端的反差。两位主角,一位矫柔过分,说狠话时的语调和语速,均匀得像小孩子耍气;一位蛮劲过头,发威时咬牙瞪白眼像个弱智,甚是叫人摸不着头脑,搞不懂九儿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余占鳌? 但能感觉到,朱亚文的表演不是他的本真(闯关东已经展现了他的演技),他本可以按照开始的路子一直演下去,把吼叫的功能只用在高潮部分,可是为什么动不动就吼叫呢?这应该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周迅,则是彻头彻尾继续传承在李亚鹏版《射雕英雄传》中的演技,估计不是她没能吃透九儿融入角色,而是那就是她的风格。这一点,从她与别人对戏时,游离四顾的眼神,枯燥的动作,始终笑眯眯的唇形,没有底气的对白就可以看出来。她给人的感觉是在等台词,念台词。由此,我再次斗胆地认为:周迅在古装戏和年代戏中,挑不起黄蓉、戴九莲这等角色的大梁,只适合委婉招人疼的小媳妇类型,如《橘子红了》中的秀禾,《大明宫词》中的小太平,就塑造得非常入观众的心!  大概是对《红高粱》的期望太高了,所以我说话才这样过分,也知这么写肯定招人烦,讨人厌,定会引来唾弃和白眼。但是我要说,我喜欢周迅和《红高粱》胜过你们任何人。但是我的喜欢是理智是客观的,我不是那种因为喜欢某个演员就喜欢他(她)饰演的任何影视剧任何角色一概欢呼叫好的感性观众。因为我觉得如果那样,我就没有了一个观众和码字人最起码的责任心,更谈不上什么判断力了!作为人,人云亦云没有判断力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年轻人和孩子,会有相当的一部分因盲目追星或者随波逐流走上歪道斜路贻误终身,毁掉父母赋予他(她)追求高尚人生权力和资格,摒弃他(她)作为人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尤其他(她)自己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责任!  因没有看完,也不会完整地看完,所以,对剧中主次故事有没有交织成一体推进故事发展就不胡言乱语了,也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以上言辞也纯属个人自以为是的观点。但是就剧中目前无碍大局但很明显的细节硬伤,我想说,如果这部剧不是由名声鼎鼎的小说《红高粱》改编;如果没有电影《红高粱》曾经扬起声誉;如果没有莫言老师闻名全球的大名;如果没有赵冬苓老师任编剧留给观众的超越电影《红高粱》的期待;如果没有周迅、秦海璐、于荣光等大牌明星的出场,估计收视率不会很高,吐槽的也将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莫言老师想达到的“传递正能量”、“较高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这三点,后两点毋庸置疑将超额完成,至于第一点,与山东和高密本土及在文艺界耕耘着的创作者来说,正能量绝对达到了。但对全国的观众,还有待时日来证明——这要看后面的抗战部分,能否演绎出比同类抗战剧高胜一筹更贴地气的故事情节!但愿我喜欢的周迅,在抗战部分,能演出戴九莲的热辣和铿锵;但愿《红高粱》电视剧能演绎出超越同类题材的令人诚服的故事情节。可现实是观众诚服《红高粱》的文学作品,不一定诚服《红高粱》的衍生产品电视剧。因为中国的观众看同类题材的电视剧太多了。他们当中,看热闹也看门道的群体不在少数,相当一部分观众有了自己的鉴赏和判断力。当他们放下膜拜名人的冲动和亢奋,清醒地来看电视剧时,但愿他们不会失望!但愿电视剧《红高粱》不要被剧中九儿“活着比名节更重要”的话说中。九儿那样说,是因为人命关天。作为人,尤其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在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不要中了“赚钱比名节更重要”的毒蛊,看准了再出手,再说话。与功成名就的名人,名节远远比赚钱重要。因为全中国的老百姓几乎都爱《红高粱》都爱你们,以你们为骄傲,以你们为榜样教育子孙!  亿万人中一粒尘埃的我看过的同类题材剧不在少数,从未说过一个字。今日所以斗胆写,是因为爱。如有冒犯误解之罪过,全是爱之深敬之重造成!请谅解!  注!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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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候!
  @原娟 顶
  哇。  
  好久没来访了,顶一个!
  看望朋友,支持佳作。
  @原娟 电脑突然坏了才修好,赶快过来看朋友....宝泰向您报到
最近忙,很久没看望好友了,一如既往的支持。顺便说一下,心恋时光这个贴子不用顶了,顶这个吧
  @原娟 周四顶起好友佳作沒商量...
  @原娟 又到周末恰逢立冬,宝泰祝友愉快......
  欣赏佳作!
  @原娟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继续支持好朋友,好文佳作,必须顶起!宝泰向您报到.....
  我们邻居,我是徐州人,原来朱亚文是宿迁人。他在《闯关东》中演的朱传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还有《正阳门下》
  〈母亲母亲〉也不错,近年来我很少看电视剧,这部是之一。
  《红高梁》拍得不错,喜欢。
  看望老乡,支持佳作。
  @原娟,电视剧不错,好在对那个国民党的县长的描述。
  @原娟 支持顶贴,宝泰问候朋友。
  @原娟 支持!问好朋友!
  问候,支持。
  @原娟 有一定的功底 看来楼主是读过书滴
  恭喜原娟又开新帖,支持来迟恕罪!
  好书,多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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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观电视剧《红高粱》:高粱地里“钻”出另类县长
来源:大众日报&&&编辑:&&&&&&作者:
  □ 逄春阶
  电视剧《红高粱》开播了,“我爷爷”“我奶奶”,刚刚露脸,个性还未充分暴露,暂时不好评价。倒是扮演高密县长朱豪三的于荣光,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样,开场即出彩。另类县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了。
  官员难演,银幕、荧屏上的官员形象,往往演得刻板、僵化,让人讨厌。为何难演?一是官身难模。官员都得有个架子,不管是大架子,小架子,反正得像个官样儿,官样儿就不好拿捏。二是官心难测。官员大都是智慧之人,足智多谋。有位作家曾说,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演的常常是皮毛,演不出那种咬钢嚼铁的内劲。毛泽东的内劲,根源在书生意气或骨气,而不是草头王的匪气和简单的霸气。毛泽东是统帅,也是书生,他的气质,就在刚柔之间。一个人读书少,阅历浅,两眼就发飘。如果说目光也有分量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目光是一吨重,而唐国强的也许只有二两!差距就在肚子里没有书。书卷气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越装越不像。三是个性官员少,官员大都内敛,低调,不爱突出个性。无形中,就给扮演者增加了难度。
  于荣光塑造的这个县长有原型,叫曹梦九,高密人昵称他“曹二鞋底”,原来他屁股后面总是背着两个“鞋底子”,用于惩戒那些犯错之人。剧中这个县长自我评价是:“一阵风一阵雨一阵青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副对联据说是一个文人拟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画出了一个性情官员的肖像。
  这个县长,不是“高大上”,也不是“高富帅”,拄着手杖,戴着礼帽,摇头晃脑。看上去不正经,但是做的是正经事。优点缺点各半,不是魔鬼,也不是神仙,是个大活人。他不是一个庸官,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让高密河清海晏。
  生逢乱世的县长,理想难以实现,但利用自己的亦庄亦谐的处事态度,认认真真做着自己的本分。剿匪、禁毒、禁赌,这都是难啃的骨头,他却是风风火火,亲力亲为。当然,还有后面的组织抗日之壮举,算得上是英雄行为。
  这个另类县长,另类在不像个县长,不按正常出牌。心情一激动,情绪不固定。比如天大旱,老百姓祈雨,几个壮汉,费九牛二虎之力,抬出龙王来,恰被县长看到,县长以开明官员自居,严厉斥责百姓愚昧,要求用炮把龙王轰掉,谁求情,也不行,斩钉截铁。乍看上去,这个县长不会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是正在百姓跪求县长不要炮轰龙王时,骤雨突降。百姓都窃窃私语龙王显灵。而县长竟然忘记炮轰龙王这档子事儿了,突然大笑说,龙王也怕我轰它啊。一语将“干群”关系化解。真是一阵风、一阵雨。
  于荣光演的县长,一会儿是在现实生活中,思维很正常,但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一会儿又像是在舞台上表演,自己化身为古代的官员,比如看到民女告官,胸脯一挺,惊堂木一拍,高喊“升堂”,这一下子让我想到《徐九经升官记》中的京剧演员朱世慧,忍俊不禁。
  半是文,半是武。文的时候,整两句古语,恰当不恰当,只要从他嘴里出来,就出效果;武的时候,脚底有根,眼观六路,虎虎生风。文的不行来武的,恩威并施,就此对付土匪,也对付百姓。
  把官员塑造到活灵活现的程度,考验的是演员的功力,怎么掌握火候,怎么拿捏?那步履,那眼神,那表情,那气韵,那节奏,绝非一日之功,稍有不慎,就演成小丑了。
  于荣光有童子功。父亲于鸣魁是京剧界名角。上世纪五十年代,于鸣魁主演的《杨家将》火遍京城;后来支边,任新疆京剧团团长。于荣光自幼跟着父亲学戏。我看到报道说,初学京剧时,每天天还没亮,于荣光就被父亲吆喝起床,跟着父亲吊嗓子。新疆冬天零下几十度,可父亲坚持让于荣光到室外吊嗓子。一出门,鼻涕都冻成了冰,但父亲说呼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能提高肺活量。于荣光觉得父亲把他“往死里整”。不“往死里整”,能练出活儿来吗?能演得这么扎实、这么传神吗?
  高粱地里“钻”出另类县长。为官一任,留下了精彩的传说,这是一个地方的福气,高密就有福气。曹梦九县长对莫言获“诺奖”,是有贡献的。不信问问,莫言绝对承认。我喜欢有个性的官员,喜欢官员都有个性;我喜欢演出了官员个性的演员,喜欢演员的个性。
  期待着电视剧《红高粱》不同于同名电影,不同的越多越好。说真话,同名电影我又看了一遍,依然让我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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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编辑:责任编辑: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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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Email:浅析电影《红高粱》中功能性人物的设置_兴趣爱好-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浅析电影《红高粱》中功能性人物的设置浅析电影《红高粱》中功能性人物的设置(原作者:魏丽苹)[摘 要]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但受电影时间和电影语言的限制,影片不仅改变了原著中的叙述手段,而且对人物关系进行了调整,出现了一系列功能性人物。“功能”一词最早是由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从人类学引入童话研究的,而功能作为叙事文结构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又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位。本文试图从叙事学角度,通过对这些功能性人物在影片中的出场及其行动的梳理,探寻其在影片故事阐述中的作用和意义。[关键词] 《红高粱》;功能性人物;爱情故事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受电影时间和电影语言的限制,张艺谋改变了原著中战争与爱情双线交叉进行的叙述模式,其整体叙事思路是用直线叙述的方式,浓墨重彩地渲染我爷爷与我奶奶之间的情爱主题。为此,张艺谋不仅对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主人公形象进行了净化处理,而且李大头、秃三炮、我奶奶他爹甚至刘罗汉、日本人等角色都被处理成了我爷爷赢得我奶奶爱情道路上的功能性人物。“功能是叙事文结构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功能”一词是最早由俄国民俗学家普洛普从人类学引入童话研究的,他将功能作为童话结构分析的核心概念。”[1]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普洛普提出:“功能被视为人物的行动,由其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来确定。”[2]从这一定义来看,人物的功能取决于其行动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便着重于探讨李大头、我奶奶她爹、秃三炮、刘罗汉以及日本人等角色在我奶奶与我爷爷爱情故事中所起的作用。一、 李大头:高粱地里野合的必然李大头的形象改编自莫言《红高粱》《高粱酒》[3]中的单家父子。原著中单廷秀是一个翘着枯干小辫子的干巴老头,单扁郎则是一个麻风病患者。而影片通过颠轿、洞房以及被杀等事件的叙述,将李大头塑造成了一个残暴丑陋的性无能者。他自始至终从未出场,且在影片进行到四分之一时就被人杀掉。虽戏份不多,甚至没有演员扮演,但其设置对我奶奶与我爷爷爱情故事的讲述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开始便以画外音的形式,介绍娶我奶奶的李大头由于麻风病直到五十多岁才娶上这门亲。接着在颠轿这场戏中借我爷爷之口,进一步说李大头流白脓淌黄水不中用。然后是新婚之夜,烛光闪烁的新房内阴影憧憧,手中搂着一把剪刀的我奶奶紧缩在炕角。忽然传来我奶奶一声凄厉的尖叫,伙计们全被吵醒。最后,当李大头被杀之后伙计们议论纷纷,其中二壮说道:“这老家伙没积什么德,反正是仇家干的。你看,人家是没砸箱子没撬锁,要的是他的命! ”从他人的评论及新婚之夜奶奶的那一声凄厉的尖叫中,一个年老丑陋、性残多病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李大头的丑陋与性无能为我奶奶与我爷爷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提供了必然性因素。他的苛刻残暴则进一步增加了旁人对我奶奶不幸命运的同情,也减轻了我爷爷杀害李大头的罪恶。此外,作为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是男权社会权力与财富的代表,他用一头大黑骡子便获得了迎娶我奶奶的权力,对我奶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影片以我奶奶出嫁开场,因为“出嫁”这一动作,我奶奶不仅遇到了我爷爷,而且顺利进入十八里坡,并成为烧酒作坊的掌柜的,这就为我奶奶与我爷爷爱情故事的展开提供了机会与空间。二、 我奶奶他爹:坡里坡外世界的连接我奶奶他爹对我奶奶的命运同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影片中,我奶奶他爹先后两次把我奶奶从十八里坡外的自由世界,推向了那个长年除了买酒的人才会去的、毫无生机的十八里坡内的封闭空间:第一次是为了一头大黑骡子,将我奶奶嫁给李大头。第二次则是催促其回到李家。他正式出场是为了接我奶奶回门。无论是回门途中,还是回家以后,他嘴里反复强调的是要我奶奶回到李家去。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他已经以一头大黑骡子的聘礼把女儿嫁了过去,那么他就有义务把她送回十八里坡。终于,在争吵声中我奶奶回到了十八里坡。相对于李大头,我奶奶他爹这个角色的设置功能是复杂的。他不仅是把我奶奶出卖到十八里坡推入不幸婚姻的合谋者,同时也是她有机会走出十八里坡的迎接者,即为我奶奶在坡里――坡外两个世界的自由行动提供了一次机会,使我奶奶与我爷爷高粱地里的野合成为可能。影片中,我爷爷的身份是一个外来轿夫,不属于十八里坡。而我奶奶身为一个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自主的女性,不可能有走出十八里坡的自由。因此,回门就为已互生好感并产生爱意的我爷爷我奶奶营造了一个野合的机会。此外,张艺谋想要表现的绝非是一般的庸俗情爱,而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4]。因此,导演并没有选择烧酒作坊后院这个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地方作为他们结合的场所,而是选择了肆意奔放、充满生命力的高粱地作为野合的圣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奶奶她爹接我奶奶回门这场戏的拍摄,是为了要我奶奶走出十八里坡来到高粱地,从而实现导演创作的主旨。三、 真假秃三炮:生死相依的催化在影片《红高粱》中,真假秃三炮都曾企图强占我奶奶,对我爷爷构成了威胁,可以看成是我爷爷的对头。从另一角度来看,我爷爷正是在战胜真假秃三炮的过程中赢得了我奶奶的爱情,因此,他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我奶奶与我爷爷爱情关系的确立与进一步发展。野合这场戏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显然,若仅仅安排颠轿一节交代完我奶奶与我爷爷互生好感后直接到野合,很容易造成观众对影片主旨的误读。因此,导演不仅要找到野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素,还需要对其进行情感铺垫。青杀口遭劫就为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情感交流提供了契机。当我奶奶被要求往高粱地里走时,回头凝视了蹲在地上的我爷爷。随后,我爷爷跃身将黑衣人制服。这里省去了繁杂的言语交流,仅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清楚地完成了对他们之间形成心灵契合的叙述。假秃三炮的设置不仅使我爷爷在众轿夫中脱颖而出,而且鲜明地反衬出了我奶奶勇敢坚定、胆大奔放的性格特征。(原作者:魏丽苹)李大头被杀后,我爷爷背着铺盖卷来到十八里坡,当着众伙计的面要我奶奶承认他。我奶奶羞愧难当拿起铁锨狠狠地打了我爷爷。然而在烧酒锅开火酿新酒的时候,她却当众承认了我爷爷。引起我奶奶态度变化的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匪头子秃三炮的入侵。秃三炮绑走了我奶奶,醒酒后的我爷爷爬出酒缸,看到被赎回来的我奶奶衣衫凌乱、蓬头垢面而满脸羞愧愤怒,独自找秃三炮算账。我爷爷表现出的英勇刚烈,同我奶奶追求自由、敢爱敢恨的性格吻合。所以当我爷爷回到烧酒锅恶作剧般地往酒篓子里撒尿的时候,我奶奶并没有像王嫂那样转身回避而顺从了我爷爷。从这个意义上说,秃三炮绑架我奶奶的情节设置,是为了让我奶奶挣脱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于众人面前承认我爷爷,让我爷爷顺利地入住十八里坡,也就促成了我奶奶与我爷爷由爱情关系向婚姻关系的转变。四、罗汉大爷:曲折爱情的无言危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布雷蒙认为:“一个原因不一定必然只有一个结果,例如射箭,就有中的或未中之分,情节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选择。”[5]如果说我奶奶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个性决定了她不甘于不幸的婚姻中自生自灭,那么我奶奶在对象的选择上则具有多种可能。影片虽已对原著中我奶奶与罗汉之间的暧昧关系做了净化处理,仔细分析仍会发现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片中罗汉的几次出场都被安排在了我奶奶面临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首先,我奶奶嫁到十八里坡来,代替李大头出门迎接我奶奶的就是罗汉。其次,新婚之夜,头一个画面是洞房内蜷缩在炕角的我奶奶,下一个画面就是长工房内罗汉心事重重地吸烟。再次是李大头被杀后伙计们商量着散伙,是罗汉率先走进后院,为不敢进屋的我奶奶喷酒驱毒,并首先承认了我奶奶在烧酒锅的掌柜地位。最后,当秃三炮劫走我奶奶后,是罗汉出面赎回了我奶奶。片中罗汉是以帮助我奶奶走出困境的拯救者身份出现的,但面对我奶奶,罗汉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当我爷爷在众目睽睽之下抱起我奶奶朝后院走去时,罗汉无言地退场了。后罗汉抱着新酿的酒去找我奶奶时,开门的却是我爷爷,罗汉第一次喊了我奶奶一声“九儿”后,放下酒篓子离开了十八里坡。虽然我奶奶没有选择罗汉,但对其依旧是有感情的。即使罗汉离开后,时隔九年,我奶奶依旧没能忘记罗汉。当罗汉因与日军作对,被活剥人皮凌迟惨死后,是我奶奶召集伙计们为罗汉报仇。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罗汉虽不像真假秃三炮那样赤裸裸地想要霸占我奶奶,却也对我奶奶心生好感,是我爷爷爱情道路上的一个竞争者,更重要的是我奶奶也曾对罗汉抱有希望并一直念念不忘。因此,罗汉这个角色的设置可以看成是我奶奶与我爷爷爱情道路上的第三者,是对他们爱情是否坚定的一种考验。在我奶奶的号召下,我爷爷转身去拿酒碗,并带头唱起了罗汉曾唱的《酒神曲》。我爷爷的举动暗示了他将取代罗汉在我奶奶心目中的位置,也将代替罗汉继续与日本人抗战。五、日本人:自由世界的毁灭、民族大爱的升华我爷爷和我奶奶接替李大头成为烧酒锅的新当家之后,烧酒锅凭借着高粱酒“十八里红”日渐兴旺,曾经死气沉沉、很少有人问津的后院如今也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十八里坡内外一片生机,成为自由世界的象征。然而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包括我爷爷、我奶奶在内的十八里坡上的所有男女老少,不仅要为日本人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园,还被要求围观自己的亲人被活剥凌迟的惨剧。日本人的出场,为我奶奶和我爷爷爱情故事的讲述提供了一个战争的环境。“战争是生命的对抗。在科技战和经济战没有取代军事打击的传统战争中,战争更是肉躯的博弈。”[6]是选择像胡二的瘦徒弟那样,慑于日本人的残暴而屈从苟活,还是选择像罗汉与秃三炮这样,为抗击日本人的侵略而献出生命?在我奶奶的号召下,我爷爷率领着烧酒锅的众伙计,以惨痛的代价在高粱地成功地伏击了日本人。我奶奶也在送饭的途中被日本人的机枪射死。我爷爷和我爹站在我奶奶尸体旁,一动不动,天边响起野合时我爷爷曾唱起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并出现了日全食,天地一片通红。至此,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也因他们为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抗战不幸牺牲而画上了句号。经过这场生死血战,他们之间的情爱也由最初的个人小爱升华为民族大爱,悲壮轰烈而永恒。总之,影片《红高粱》中李大头、我奶奶他爹、真假秃三炮、罗汉以及日本人等的出场及其行动,一方面有助于完成对我奶奶和我爷爷之间爱情故事的讲述,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导演创作该片的主旨,即从对生命自由的肯定过渡到对民族顽强意志的颂扬。[参考文献][1]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普洛普,著.民间故事形态学[M].邓迪斯,译.得克萨斯: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6:21.[3] 莫言.红高粱[A].莫言文集(卷1)[C].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4] 周友朝.张艺谋谈《红高粱》[J].电影电视艺术研究,1988(04).[5]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6] 谭学纯.重读《红高粱》:战争修辞话语的另类书写[J].育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4).[作者简介] 魏丽苹(1979―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兴趣爱好好评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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