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啥中国政府越来越富，人民却越来越穷？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陈志武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 　　第一个：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这实际上跟第二个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所以，如果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应该加强税收，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去国外考察，将国外征收的而中国没有的各种税种介绍回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政府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负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所以，老百姓的税赋至少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而不是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在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他们的说法就是误导人。
　　上文谈到了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来做一个大略的计算。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上文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具有可比性。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的关键在于治理制度能否给政府征税和预算分配带来制约。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
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容易得到上司的赞赏，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在就业的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岗位，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丧失就业岗位。1998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该年创造了500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00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地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的，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不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奥运场馆，其总投资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只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00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所以说，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很不一样。
　　民有化改革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这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可以继续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没有违背最初的全民所有的概念，还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再去考察今天东欧国家的情况。在很多东欧国家，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距西欧国家不远。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所以，“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之中，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希望我们能在更详细的数据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判断。
　　（作者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政府越投资为何人民越穷
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会有收入高低不同的差异，但国家可以靠税收来调节和进行二次分配。国外的社会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社会和谐，以达到共同进步。但反观当今中国，有许多福利恰恰相反，给了最不需要的人了，比如公务员退休后可拿高养老金，高收入者可买廉价房，并领取住房补贴，官员享受着公车还可每月拿车贴，只有特权子女才能进的机关幼儿园能得到国家的大笔津贴等等，之所以穷人难翻身，就是因为我们的颠倒的社会福利制度！
&欧美国家的福利都是针对穷人的，比如失业者可以向政府领取九十个周的救助金，低收入者可以向政府领取住房券和食品券等代金消费券。对每个低于中产收入水准者进行年底退税，所有聘人单位都得对受聘人投人身、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还有很多这些措施可以使每一个公民的生活不至陷入困境，都有再爬起来的机会。可惜我们政府收的税全都拿去做运动会、世博会、园艺会政府大楼等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去了～
2、收益率比银行大的人，就表示他们可以击败银行，这些人就是富人，反之就是穷人。&
　　3、穷人只能越来越穷，富人会越来越富。因为穷人总是要用很高的价格去买一些本来不贵的东西。金融越发达，借贷越发达，信用卡越发达，终值的期限（n值）就会越长，穷人就会越穷。永远别想翻身！除非他们学会投资的技能，把收益率提上去。&
　　中国国家的GDP增长都在9%左右，而银行的利率却才是6%。要击败银行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在中国要发财比在美国容易得多。&
　　中国人这么聪明，学习投资技巧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在于投资意识的建立上。&
　　我是小民，根本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也轮不到我来操心，我只管好我自己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首先判断我的资产集中在哪个市场上，其次判断如果这个市场会不会垮掉，会垮到什么程度，我该在哪里止损或者在哪里保值护住头寸。&
　　真正难的不在于投资技巧，而在于投资意识的建立。有了投资意识，那些技巧只要慢慢磨练总是能学会的。&
　　资金越大越难管理，这是投资界的常识。经常听到有人说“用人赚钱难，用钱赚钱容易”，这句话是不对的。只有行外的人才这么说，真正搞投资的人没人敢这么说。&
　　你是否能操作大资金这取决你的投资策略和目标市场。比如，长线策略要比短线策略能容纳更大的资金，外汇要比股票能容纳更大的资金。&
　　知识分子一直有个想法，觉得工资即便输给投资，但是工资却更稳定，是长治久安之道。我以前也基本是这个思想。不过，等我也走上投资的路，才明白其实是否稳定是取决个人而不是行业的。如果你本人能力不行，那你的工资其实也无法稳定的，就象一个低能的投资者一样，完全没有区别。如果你有能力，那么投资的收益率其实可以稳定得有如工资一样，甚至更稳定，就象汇丰银行的股息一般稳定。&
　　现在总是有人提到经济越是发展，穷人反而越穷，责怪为什么穷人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
　　穷人当然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穷人当然是要越来越穷的，经济越是发展穷人就要越穷，这是一定的。原因就在于穷人的收益率低，甚至是负收益率，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工资。工资是无法抵挡复利的。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他们跟富人比，富人的财富在按几何级数增长他们比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也是按复利计算的，穷人连通货膨胀都无法击败，怎么可能不穷呢？必穷无疑！&
金钱的自由，最终将带来人格的自由。&
　　呵呵，机关大院就不食人间烟火啦？那帮人争起职称、工资等级、房子等级的时候那才叫狠。&
　 很多人的确是你这样，以为自己不是投资者。可是只要中国还在搞市场经济，就谁也跑不掉。&
如果你不买股票，那你就是个股市看空的投资者；&
如果你不买房子，那你就是个房地产看空的投资者；&
　 如果你拿工资，存银行，那你就是个收益率为活期利率的投资者；&
　 如果你无法击败通货膨胀，那你就是个收益率为负值的投资者。&
千万不要以为把头埋在沙里市场就找不到你了。它一定会找到你的，把你痛扁一顿，然后在你目瞪口呆中扬长而去。&
我敢肯定你已经被市场找到过，那你是不是还想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呢？是否打算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呢？&
　 我说的投资并不是指在金融市场混，而是用投资的思想指导一切经济行为。&
在金融市场，你投入的是钱收获的也是钱。&
如果你打工，你投入的是劳动力，收获的是工资、技术经验和人脉关系。你完全可以把劳动力、技术经验和人脉关系折算成现金，看你这笔生意是否合算。不要以为打工就不是投资，当一个工程师在几种设计方案中做选择的时候，与你选股票的思想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都是要选择投入小、风险低、潜在回报大的方案。&
打工不一定弱于直接投资金融市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思想去指导打工这种行为。某些人打10年工，就当上了打工皇帝，日子过得不比老板差。可另一些人打一辈子工也一无所有。天壤之别，值得深思。&
　　不要总是以为有钱人占有资源就能剥削别人，并且更进一步地把剥削当做是差距的根源。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绝对妨碍你发财致富。&
　　关于贫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收益率，而不是钱本身。有些人很有钱，可是他的收益率却很低。也许你没钱，可如果你收益率很高的话（这主要是凭借知识、技巧和经验），那么想挣钱并不难，那些有钱人会乖乖把钱送进你口袋里的。&
　　前一阵子股票大涨，基本的行情是操盘手抽取利润的20%，不包赔。许多有钱人找人代操盘，赔钱自己兜着，赚了操盘手抽走赢利的20%。如果要想操盘手保本包赚，那么他们会抽走利润的60%。&
　　出钱炒股票的金主普遍都很有钱，动辄上千万，上亿的我也见过，而那些操盘手却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操盘手所凭借的无非就是一张收益率的王牌而已。&
在金融市场是这样，在实业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
　　投资只是一种思想，收益率只是一种技能。这些都是能学会的，是可以炼出来的，跟钱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
　　房价上涨让你焦虑么？如果你认定房价上涨，那么就买房子好了，然后卖掉就行了。所以其实真正让你焦虑的原因并不是房价上涨，而是你不知道房价到底涨不涨。&
　　对于个人来说，是否金融危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有金融危机怎么活下来。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活下来，那么其实金融危机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之所以有危机，是因为某些人正在干蠢事，市场需要惩罚他们。你不要干蠢事，不要被惩罚就行了。多看书，多学习金融市场。你害怕是因为你不了解，如果你了解你就不怕危机了，你甚至可以靠金融危机挣大钱，就像巴菲特那样。&
　　如何扛过金融危机与投资市场如何赚钱其实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原则是：重视风险远远胜过重视收益。所谓风险靠自己，利润靠上帝。今年股票涨得这么厉害，但是多数人却赚不到钱，为什么？原因就是大部分人都更重视收益。金融危机就是这些人推动出来的，金融危机也会彻底把这些人全部干掉。&
　　修改你的思路，把风险放在第一位，你就会热烈盼望金融危机的。&
　　投资只不过是一件强大的武器而已,它本身是没有对错,也没有道德含义的,只有使用它的人才有道德含义.&
　　即便没有央行，利率也仍然会存在，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大家的收益率都高，那么贷款需求就旺盛，利率就会上升，要一直上升到超过大部分人的收益率，达到大部分人都贷不起款的程度为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利率才成为区分贫富的天然工具。&
　　先不要管具体如何操作、如何挣钱，首先你要认清自己，建立自己的投资哲学。然后从这个投资哲学中衍生出独特的操作思路，操作必须与哲学高度统一，你才能坚持，你才能有稳定的收益率，而不是仅仅捞几把大钱。挣钱与收益率绝对是两回事！&
为了得到自己的投资哲学，我建议你先看以下几本书：《共产党宣言》、《经济学原理》、《专业投机原理》、《金融炼金术》、《穷爸爸富爸爸》、《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技术分析》。先通读这些书不用细看。你对哪本书最感兴趣，其中的妙句经常萦绕在你心中，那就是你内心深处所信奉的哲学。把它挑出来仔细读，然后深研下去。等你建立了完整的投资哲学，投资操作是水到渠成的，非常简单。&
　　顺便说一句，如果这些书里面你觉得《共产党宣言》是你最感兴趣的书，那你基本不用学什么投资了，放弃吧。&
我不关心国家,我只关心自己.&
　　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了,则国必强;每个人都被忽悠得放弃自我去关心国家,则国必亡!&
　　投资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思维的习惯。然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已经有了固有的习惯了，改起来很难的。小孩学东西倒是容易，直接灌进去就行了&
　　只要收益率低在我看来就是穷人，我才不管他有多少钱，是否开着宝马奔驰住别墅呢。&
　　如果你是先想清楚再进入市场，那么结果就会好很多。即便进入市场，你也要主动跟市场保持距离，所以旁观者清。巴菲特远远躲开华尔街那绝对是明智的做法。泡在市场里成天盯盘，难成高手。&
谁不在场里呢，你以为你不在么？&
　　豆油行情的例子是最典型的了。中粮在期货市场有大量的豆粕单边空单，而且是明仓。意思非常明显，大家都来把我的空仓打爆吧！没啥好客气的，市场当然要打爆它。豆类行情笔直上冲，直入云霄。大多数人在期货市场都在做多豆类，都赚了大钱，输家只有中粮一个而已。但是，中粮同时也是现货商，豆类上涨，豆油当然也涨。虽然期货上亏了，中粮在豆油现货市场赚了大钱，你看看超市里豆油涨成什么样子啦？&
　　所有玩家都赚了钱，惟独那些自以为不在场内的消费者亏惨！&
　　在不同市场间切换，互相转嫁风险是基本的商业技巧呀。这样才能最小化风险，而且全靠这种技巧才能发现无风险套利机会。炒期货的就死盯着期货，连现货都不关心，这是什么路子啊？散户大厅的路子？&
　　有些时候你可以使用概率，有些时候你应该使用安全边际。安全边际的好处是它很安全，基本上可以铁赚大钱，但是它出现的次数很少，你可能一年也等不着一次交易机会。而使用概率的方法跟安全边际正好互补。&
　　没有好的安全边际，我就采用赌概率的方式做投机。如果有好的安全边际机会，我就会把投机的头寸平掉，集中出击安全边际机会。&
　　我理解的安全边际确实跟套利相当象。我们可以看看巴菲特的安全边际概念：如果某资产真实价值1美圆，可现在被卖价是0.3美圆，那么安全边际就是0.7美圆。巴菲特会买进，等到1美圆卖出。（早期巴菲特并不会持股很长时间，他会等到安全边际消失就卖出）&
　　为什么要等到价格恢复成1美圆才卖呢？如果另一个市场正在以1美圆买卖该资产，那岂不是应该0.3美圆买了之后立刻就卖到另一个市场上去呢？如果存在这另一个市场，那么其实就是套利。&
　　如果另一个市场并不存在（或者存在而你无法进入）需要时间去等，那么就是安全边际；如果另一个市场存在，那么就是套利了。套利和安全边际其实是一个概念。&
　　没法救了。投资就象打仗一样，总得有个作战计划，在哪里进，在哪里出，碰到意外该怎么办，所有东西都要计划好。如果打输了，那重新分析一下作战方案，总结教训以后别再犯类似的错误就行。输的次数够多，总结的经验够多，以后自然就能赢了。&
有两种人是没法救的：&
1、从来没有投资计划，从头到尾乱做的人。&
2、有计划，但是没有纪律，不按计划执行的人。&
没法救，也没法教。&
　　我的定义是：风险可控的正期望收益率系统为投资，其余全是投机。&
　　父母肯定没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找份稳定工作，开始养老。”找份稳定工作没错啊，可找到稳定工作以后然后怎么办你就得自己想了。&
　　谋生手段与个人最大的爱好、梦想和而为一是一种境界。&
人做事，分为两个层次：&
1、把事情做正确&
2、做正确的事情&
每个人从小到大从学校里学的都是第一层次的东西，这属于技术层面的。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争取把事情做好。&
　　当你逐渐长大，逐渐成熟，开始独挡一面之后，迟早会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得自己去找事情做。那么什么是值得做的事情？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便是第二层面的东西了。这属于方法层面。你在做哪个层面的事情，决定了你的能力，也决定了你的收入。&
　　首先要方法正确，大方向正确，勤奋才有用，否则一点用也没有，全是无用功。所以，总是搞方法的人领导搞技术的人，第一层次的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第二层次的人。&
最好是你的系统原理象巴菲特的一样简单，非常简单，简单到一看就是正确的，根本不用验证测试。&
如果做不到，那你就需要测试。开发系统大部分的时间正是花在这里的！你需要去找很长时间的历史数据来做数据测试。比如你需要去统计2倍以上涨幅的行情占多少比例，1倍以上又占多少，80%以上又占多少等等。如何做到出手的时候不紧张？大量的测试！如果你的出手是经过测试的，你心中是有数的，你才能不紧张。&
无论你做多长时间的历史数据测试，你的系统都可能崩溃。比如你测试了10年数据，果真碰到一个10年不遇的鬼走势，就能击垮你。所以你就需要组合。如果你有两个不相关的系统组合，每个承载极限都是10年不遇，那么你系统的总承载极限就变成100年不遇了。如果你再有一个系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上，那么你的总承载能力就又会大大增强。&
回头再说巴菲特，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在几个市场上做交易，他有几个系统？果真是股票吗？那么你该想想他的白银多头和美圆空头，以及他通过保险公司的融资杠杆，还有一大堆没有上市的公司的现货头寸。我猜他系统牢不可破，搞不好承载极限能达到几十万年不遇。&
　　保住本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动手前永远要问：“我凭什么相信你？！”&
　 老板说：“好好干，以后不会亏待你”，“我凭什么相信你？！”&
　 股评说：“10年牛市，股票要涨到1万点”，“我凭什么相信你？！”&
　 政府说：“忍住阵痛，以后就有好日子啦”，“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几个问题一问，你基本上不会被骗了，保住本金不成问题。高手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相信别人，要么对方有抵押物、要么有很长很漂亮的交易记录或者信用记录、要么你得有一把大牌对方违约你就凭实力干掉他。&
　　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如果你只是一般的打工仔，那你的对手就是其他打工仔，层次不同你是没有资格跟老板谈条件的，只有比其他打工仔付出更多才能站稳脚跟。可当你成为团队的核心，掌握了公司的核心技术或客户资源，你就有了跟老板谈判如何分享成果的资本，不用拼死拼活地讨他的欢心了。要加班是吧，那好，请加工资吧，不加工资也行，那就给期权吧，总之不能是我干活你拿钱，对吧？&
　　如果大多数人通过修炼收益率达到7%了，那么银行就会把利率调整到8%以上去。银行的任务是觉察大多数人的收益率，然后调整利率，把大多数人打成穷人，让他们疲于奔命地干活，建设祖国:-)&
　　从前啊，一个老小偷收了个徒弟，他们技术高超挣了很多钱。有一天他们经过广场见到一个绞刑架，徒弟说道：“无论我们挣了多少钱，这玩意儿总是让我害怕，世界上如果没有绞刑架该多好啊。”&
　　师父说道：“如果没有绞刑架，那么所有人就都会来当小偷啦。我们就挣不着钱了。我们要敬畏绞架，不断地提高技艺。同时也要感谢绞架，它能使我们的高超技艺得到超额回报。”&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绞架。你是程序员也好、销售员也好、投资者也好、政客也好，你之所以能挣钱，就是因为你能赢你们那一行的绞架。&
　　这是因为股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他们采用打工的思路而不是投资的思路来买卖股票。而打工的思路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看了一天盘了，就该有一天的工资了。至于风险嘛，那都是老板考虑的事情，打工者是很少考虑的。&
　　绝大多数人花了6年时间去读小学，6年中学，4年大学，总共花了16年来读书，如果有研究生学历，那得更长时间。花这么大代价学到一点点技能，然后凭此技能得到每个月几千元的工资，好象每个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然而，让我惊异的是，同样的这些人却觉得投资很容易，觉得可以不花什么代价就从金融市场挣大钱，这怎么可能呢？！&
　　投资是也同样是一项技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磨练成的。哪个顶尖的投资家是轻易炼成的呢？把巴菲特和索罗斯可是磨练了一辈子才磨练出那样的技巧。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有犯错的时候，有输的时候。
　　投资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有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却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你得想想经济危机从何而来。如果果真如你所言，商人们控制好了杠杆比例，留了充足的现金，那怎么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呢？华尔街的杠杆比例如果在20倍以内，我敢保证这次他们太太平平的，屁事儿没有。&
　　就是因为大多数商人的贪婪，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充足的现金，才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谁贪婪谁死，巴菲特有充足的现金，巴菲特是会赚大钱，可巴菲特只有一个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