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懋功庆会师/3
刘振江 搜编 .
【抚边两河口】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懋功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抚边步行了1.5千米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骤然下起的大雨中，所有的人都站着不动。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泥泞的小路上，30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红军官兵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时，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说着，笑着。互诉离别之情。毛泽东告诉张国焘说，他们到达懋功这带已经4天了，专门等张国焘来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3天的马，一路尽是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人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握手的瞬间，深刻地记忆在红军官兵的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了他们希望与信心，觉得此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抚边小镇不足30户。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聚集在这里了。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７人都在这里。另外还有３人是留在江西坚守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红军中的任弼时。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天空中的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流下。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小镇的贵客。中央红军在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张国焘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接着是朱德讲话。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看着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张国焘心里在嘀咕，“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故意绕着弯子反问。“10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实有８万。“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中央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我们10万，你们呢？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看来周恩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这时实有人数１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３个手指头，扬了扬。“３万？”张国焘问。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３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比张国焘的还要大。事后，周恩来感到还是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有些别扭。“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把“张主席”３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言语。站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如此兴趣和注意呢？”时年35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再没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只是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不愿听这种“为了谁”的话，心想“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张国焘继续口若悬河：“渡过嘉陵江，支援红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红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给以支援。”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本来中央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但张国焘却大搬家，总退却。转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家”，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失望。张国焘傲慢的语调中，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电报中的意见，表达他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对张闻天说：“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还大着哩！”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毛泽东似在吟诗，又似在回答周恩来的话。
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行走的人们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刚才说的“何惧敌人围追堵截……”，却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思路，他再也没能续出下篇来。“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翻越雪山前夕，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6月4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毛泽东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事无事仍习惯地喊“小胡”，但却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毛泽东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遇到张国焘这种情况。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同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进步思想的开导，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12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职工运动。1922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６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反对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1924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５月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连续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苏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凭着资历较老，兵力雄厚，在抚边小镇颇有众星捧月的自我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座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感到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国焘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他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张国焘连连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抚边会师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北27千米的两河口。两河口镇旁有两条小河，一条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叫梦笔河；一条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叫虹桥河。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就坐落在绿洲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汇集到两河口，清亮地映照出红军的音容笑貌。繁花似锦花儿为红军会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会师，盼望会合后红军前程似锦，力量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的两水并成一条河。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一、四方面军两军领导人是24日、25日陆续到达两河口的。张国焘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着镇子中的房屋，看着街中段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所穿军衣的确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８万多人。张国焘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他的野心开始萌动。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口角。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张国焘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老兄”。这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有些不顺耳，往往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博古听了撇开正题，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张国焘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级别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保留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巴山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张国焘继续说：“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6月16日、18日，中央和军委2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虽纵横千余里，但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然后北上拿下松潘平武。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茂县、北川等地，率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你，张国焘，你……你……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26日-28日，为消除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上的分歧，统一思想，实现团结北上的方针，中共中央在阿坝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城懋功北面70千米处两河口的关帝庙。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陈昌浩、徐向前因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首先作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3个问题：1.战略方针问题。一、四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发展。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发展，并派支队去新疆，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要便利红军作战。首先，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其次，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藏民占多数。红军难以获得来自群众的支持和兵源补充。再次，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红军在大草原和游牧地，生活不习惯，行动又不安全。鉴于此，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2.行动方针问题。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敌人兵力130个团，对红军不利；向西北是大草原。因此中央认为，现在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岷山山脉以北，那里地域广，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3.战略指挥问题。红军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3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认为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蒋介石还在增加中央部队，去甘南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他怕胡宗南，因为在鄂豫皖被胡宗南打怕了，所以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发展。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首先迅速攻打松潘、平武，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会议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2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经过3天讨论，大家认为陷在懋、松、理，没有前途，要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毛泽东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战胜胡宗南，集中兵力主攻松潘，我们有20个团以上的兵力，足够对付胡宗南的20个团。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秦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攻打松潘，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拉开了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右倾路线斗争的序幕。
29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张国焘回去后，自恃兵强马壮，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
【朱德张国焘】
日会师当晚，中共中央和两军主要人物一起吃了顿晚饭。晚餐中，毛泽东这个爱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笑料，大发吃辣椒就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予以反驳。谈笑显得异常轻松。晚餐后，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经验丰富的朱德，对张国焘坦率地说：“自己没有看到红四方面军前不敢妄作评价，看到后喜出望外。你们的军纪和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准备充足，战士们隐避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我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朱德说他长期痛苦的一件事是，至今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政治合作者，毛泽东有能力而独裁，周恩来有一定能力而专制，博古则无能而独裁，洛甫是无能而民主，那么张国焘是个什么人呢？张国焘是个政治强人，眼前这支令朱德眼睛一亮的红军队伍，充分证明了张国焘的能力和成就。
朱德打开了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他的遭遇和心境。这在朱德一生中，是少有的，和他准备在遵义会议前，跟周恩来谈了一夜，改变中共命运一样，也是要改变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并借此改变中共和红军的命运。朱德把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二位是周恩来，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朱德告诉张国焘，为了巩固遵义会议成果，上次派潘汉年去莫斯科汇报。这是洛甫、周恩来的主意。但潘汉年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低，也没参加遵义会议，所以，本就不具体管军事的洛甫提出，他去莫斯科。毛泽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总书记张闻天一旦离开，权力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经过研究，决定派陈云去。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会师后，并没告诉张国焘。张国焘自认为被看作了异己。
朱德知道，隐瞒中央红军的实力，是逃不过张国焘眼睛的，即使逃过了，也逃不过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徐向前等将领的眼睛。他告诉张国焘：中央红军1935年1月在遵义时，约3万兵马。此后到6月懋功会师，由于在贵州、云南、四川，新参加红军的人不多，经过土城战役，四渡赤水等消耗，再从会理经过凉山、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走到懋功，现在中央红军是1万多人。林彪红1军团人数最多，约3500人，彭德怀红3团3000，董振堂红5军团不到2000，罗炳辉红9军团只剩千把人，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1万多人；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枝步枪平均约5颗子弹(少的只有1-3颗，多的不过上10颗)。朱德说：“现在一方面军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朱德还告诉张国焘，这1万兵马不能小看，因为其中保存了大量干部。是他朱德采取了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战斗部队里则是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朱德认为干部是极其珍贵的财宝，一旦生存下来，将来就有极大势力，可以获得强大的派系优势。
懋功会师前，张国焘接受了徐向前的战略设想，在保存现有川陕边苏区的前提下，向北面川陕甘地区发展，扩大苏区。在已经实施这一战略的情况下，为了接应中央红军并进行会师，他把已经向川陕甘方向作战的徐向前收拢回来，放弃了自己的川陕苏区，于1935年3月底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北。中共中央及毛泽东通报的遵义会议要点，无非是告诉张国焘，毛泽东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核心。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逃跑，是失败。因而弥漫了一种希望进行谴责的情绪。为此，张国焘不得不胡乱鼓吹中央红军有30万人马，以免红四方面军官兵对中央红军没有信心。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总兵力是4.5万人，2万多支步枪，弹药比较充足，若按西渡嘉陵江时8万军队看，更是兵强马壮。而红一方面军按照湘江战役后的情况号称3万兵力，实际全部加起来只有1万人左右，看上去几近乞丐，加上有着较大非战斗人员比例，实际战斗力已经很虚弱。于是张国焘野心开始剧增。他从朱德的谈话中，看到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本来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现在才知道对手是毛泽东。谁料红一、四方面军兵力装备的明显差距不只是一种实力差距，而是彼此领导成就的差距。在对付张国焘个人野心问题上，周恩来、洛甫、博古等人从未有过地与毛泽东一致起来，他们紧密地站在一条战线上，配合极其默契。这些分歧主要是：统治着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即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游击英雄主义，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三者碰了个正着。
朱德向张国焘回顾了南昌暴动后保存部队的艰难。他说，当年南昌暴动后人数虽少，心情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多，但心情是郁闷的。红一方面军是自己一手创建、发展起来的，现在被摧残得如此不堪。朱德对现状的不满，实际是对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乃至莫斯科的不满。朱德介绍了毛泽东原来与中央的冲突之后，提醒张国焘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朱德把毛泽东的致命弱点告诉了张国焘，即毛泽东与博古、洛甫、周恩来等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自己也与毛泽东有矛盾。遵义会议不过是暂时把毛泽东捧出来负责一下，远不是中共中央权力的定型，没有必要把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太当回事。他指点张国焘：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红二方面军贺龙部，红10军方志敏部，以及散在各苏区的游击队，只有让他们自己奋斗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暗示张国焘不要提政治问题。但他没有忍耐性，第二天就把自己卷进了政治问题的漩涡。朱德清楚，现在一切政治问题都是次要的，只有军事问题，即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长远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能得到党和红军的承认。张国焘要想得到大家的支持，首先面临的是怎么解决军事策略问题？这个军事计划必须符合一个大方向，那就是北上。朱德告诉张国焘，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朱德不希望张国焘提出一个违背大家意愿的、不是北上的军事计划，并明确告诉他，我朱德也是主张北上的。
两河口会议期间，朱德非常直白地告诉张国焘：“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打不得！”被胡宗南打得吓破了胆的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28日，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耿耿于怀，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他根本不愿去执行打松潘的这个决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等人。饭桌上，话题一直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大家心中直嘀咕：张国焘今天请客，有啥名堂。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未提出什么要求。最后决定分别拨1个团给1军团和3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相当于2个营的兵力，共1000人左右。饭后走出张国焘住处。聂问彭：“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尽管问号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四处打转转。
2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一、四方面军迅速攻打松潘之敌，向松潘以北发展。在部队行动过程中，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向中央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7月上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至毛儿盖，因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北调，松潘战役难以按计划进行。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着手解决困扰红军战略行动的组织问题。
【进军卓克基】
一、红军前锋来到卓克基。
日，中央红军前锋红1军团2师6团，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前伸到两河口以北64千米的卓克基。他们从懋功出发，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翻越了海拔4564米高、终年积雪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6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喊话无效，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还未抵达卓克基。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但为了不伤害藏民，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远远向卓克基望去，一座5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土司武装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1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红、绿各3发信号弹升向半空，划了个半弧，十分耀眼。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许多藏民一边跑，一边望着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天灯，天灯！”惊恐万分的土兵以为红军施法术，用神火，有神相助，便护着土司索观瀛，仓皇弃寨而逃。惶恐中连大清皇帝御赐的“卓克基长官司”印鉴，也顾不及带走了。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觉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红6团及跟进的红４团，占领了土司官寨。卓克基仅有这座土司官寨及附属建筑。沿台阶而上，走进官寨的大门，金碧辉煌的天井式建筑，富有藏族风格，让人震撼。它以其独特的汉藏建筑风格而享誉国内外，被国际建筑师誉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官寨由一座石砌5层藏式民居和一座石砌5层碉楼组成，是集居住、官署和防御相结合的少数民族官寨建筑，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卓克基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得可以容纳下5、6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宫殿，赞叹不已。
二、毛泽东来到卓克基。
为了尽快攻克松潘，打垮胡宗南军，迅速北上，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中央机关，翻越梦笔山，来到了马尔康的卓克基。卓克基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在马尔康县城东南7千米的地方，地处棱磨河与西索河交汇处的高地上，是马尔康至成都、小金两条路的交叉点。这是嘉绒藏区东去汶川，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北经草地，可走甘青两省，南经小金，可至雅安、西昌，西经金川、丹巴，可至甘孜、西藏，是枙控川西北高原的钥匙。早在西夏王朝灭亡时，大批皇亲国戚、后宫嫔妃从遥远的宁夏，逃到水草丰美的阿坝地区，与当地藏族融合为一体。
2日清晨，清澈的梭磨河水，沿峡谷缓缓流淌，高山杜鹃恣意怒放，山坡上如云朵般飘荡的牦牛和羊群，峡谷平缓处的红顶藏式小楼，和高大威猛的藏獒，错落有致的民居，不断出现在面前。彩色的经幡在炊烟中神秘摇曳，高原干净的阳光带着青草的芳香，照射在色彩斑斓的木窗上。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毛泽东沿着核桃树下的石板小路，来到半山腰的卓克基土司官寨。他推开土司官寨沉重的大门。眼前这座城堡似的建筑，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轻轻触摸斑驳的石壁，那是藏人一双双灵巧的手，把一片片并不规则的石头，拿捏得有模有样，傲岸挺拔。他们感叹土司的艺术家，竟能把汉式的木结构，和藏式碉楼建筑，融合得浑然一体。这里取材独具一格，虽有汉式建筑的四合院格局，但所有细节都是粗线条，简洁大方，和碉楼建筑厚重、粗粝的墙体非常协调。层峦叠嶂真无数，千崖万壑疆无度。青山绿水，天蓝得宝石般诱人，雪后到处飞的画眉，以及无边无际的青稞田，还有火焰一样盛开的罂粟花，姿势妖娆无比。看惯了小桥流水，春花秋月，听惯了江南丝竹，雨打芭蕉，这种粗犷、厚实的美，造成很强的冲击力。站在官寨第二层，朝对面的梭磨河望过去，发现西索民居，神奇地呈藏族八宝图中的“花依”形状，寨子中那些竖来直往、弯来拐去的青石板小道，把图案勾勒得线条鲜明，富有特色。在书斋蜀锦楼，藏有大量汉文“四书”“五经”和古典名著。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看到大理石桌面上摊开的《三国演义》，不觉眼睛一亮，对末代土司索观瀛产生了好感。毛泽东忙里偷闲流览了线装版《三国演义》。对第8回中郿坞的记载，他击节赞叹，古有郿坞，今有官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大家格外高兴。
3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卓克基土司官寨议政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自从懋功会师后，中央在阿坝两河口会议上，确定了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卓克基是通往松潘和草地的必经之路。为了顺利走出藏区，中央卓克基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号召藏族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拿出青稞、牦牛，帮助红军解决吃饭、御寒问题。
毛泽东在卓克基住了1个星期，精神和身体都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卓克基土司官寨的这段往事，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红军驻留卓克基期间，官寨附近的墙壁、岩石、树木上凿刻和书写了大量标语。与官寨隔梭磨河相望的有红军树。传说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翻越梦笔山，进入卓克基境内，由于沿途土匪骚扰袭击，敌人的围追堵截，加之长途跋涉，许多红军战士精疲力尽，一些战士拄着跋山涉水用的白杨树枝，来到此地，席地而坐，有的就这样牺牲了。但他们手中的白杨树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也有的说，长征期间，这里只有一些拴马树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在这些树桩上拴过战马。红军走后，这些拴马树桩奇迹般地成活了。这些白杨树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些神话般的故事是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的见证，故名为红军树。
红军在马尔康境内期间，藏族百姓在生活困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援红军粮食150多万千克，牦牛、羊群等各类物资不计其数。草登乡尕秋里、代基一带的百姓，义务把筹集到的粮食背到沙佐。沙佐、斯鸟的百姓又翻山越岭，将大批粮食背到脚木足。本真的百姓将自己所有的粮食都支援了红军，仅查北一村就筹到2万多千克，牦牛、犏牛180多头，骡马20余匹。马尔康百姓尽力保证境内数以万计红军的食粮供给，还将粮食运往大金省委所在地绥靖。许多藏族群众和苏维埃成员，积极主动为红军筹集粮食，当向导，作翻译，掩护伤病员，摆渡红军过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离开北上后，川敌24军及土司头人，趁机向根据地反扑，屠杀了大批苏维埃干部，和其他各种红色组织成员。马尔康人民为红军顺利翻过雪山草地，实现战略大转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三、张国焘进入卓克基。
几天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进入卓克基。忽然有位红军高级将领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曾中生湖南资兴人，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6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４军政委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新局面，红军发展到４个师近２万兵马。但自1931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张国焘的家长作风，受到排挤，职务愈降愈低。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辩，罪名却越多，也越大。1933年9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是在被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夜深人静时他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决定杀人灭口。6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这里。突然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张国焘，你反党……”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35岁。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为了掩人耳目，张国焘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问什么。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歌乐山。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的徐以新，本是第二十九个，但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对张国焘有意见而被囚禁。幸运的是，他走完了长征路。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廖承志，他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他是在张国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才获释。廖承志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3柱香，连连鞠躬致敬。他感谢手中的这些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早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笑会维古河】
1935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越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北。喜讯传来，徐向前和四方面军总部即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策应迎接中央红军。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信，详细介绍了川西北敌我态势，对当前的行动提出建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胜利会师了！懋功，这荒凉的小镇，从此名垂史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历史上的第一次会师，从这里写起；历史的曲折，也从这里开始。
6月中、下旬，两军会合了，那只是双方的先头部队。徐向前正率领10几个团还在千佛山战斗。他们沿着黑水河，日夜艰难前进。党中央领导人，他没来得及会见；中央红军的将领们，他没会到一个。他渴望见到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和这些人虽没见面，但是大名早已听说。7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说红3军团抵黑水地区。徐向前立刻回电，约定第二天一早，在维古河渡口会面。
翌日天刚亮，徐向前带领几名随从，骑着马飞向约定的渡口。两位相知不相识的红军名将，从不同的方向奔往维古河渡口。他们只是从地图上知道那地方，而且各自手中那份军事地图，明明标着这个桥的符号。可是，当徐向前来到河边时，却不见桥。一条宽30多米的河，湍急奔流，挡住了马蹄。这条岷江支流，水势凶猛，既没桥又无船。怎么过去呢？跟随着徐向前的参谋、通讯员和警卫员都焦急起来。大家着急地看着对岸。要是能找到只船就好了。可惜，一条小船的影子也没有。眼前只是一条急流。有人下水试试，冷得透骨，又不知到底有多深，没办法涉水过去。徐向前在战场上，越是情况紧急，反而话越少。有时子弹在身旁飞，他总是不紧不慢，手向身后挥挥，说声：“讨厌！讨厌！”如今眼看过不得河去，他在河边来回踱着，又习惯地说“讨厌！讨厌！”
河对岸，隐隐出现了一支骑马的红军队伍。这队伍，由远而近，飞奔到河边。从望远镜看，他们一样心急，一样望水兴叹。河这边挥手，河对岸挥手。河这边喊叫，河那边喊叫。声音被河水吼声吞没。隔河相望，他们谁也叫不应谁，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更不要说看清，认准谁是谁了。望远镜中，河对岸一队人中，一位身个不高、体格健壮、头戴斗笠的人，正向徐向前频频招手。凭着敏锐的判断力，徐向前认定那位戴斗笠的人是彭德怀军团长。突然，河对岸有个战士跳绳玩似的，扯着一根绳子，在空中转了几圈，一只燕儿似的拖着条小尾巴，穿过奔流的河面，“飞”了过来，落在地上。原来那“飞燕”是块小石头，“尾巴”是条小绳，石头上捆着纸条。警卫员忙把纸条拾起，送给徐向前总指挥。纸条上写着：我带3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徐向前拿着纸条，眉头舒展，高兴地笑着向对岸挥手。参谋、警卫员、通讯员心里好喜欢。“鸿雁传书”的故事，他们听说过，小石传书，还是头一次！“好办法！”徐向前随手在笔记本上撕页纸，写上一句：“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那块拴着绳的小石头，带着徐向前的纸条，又像燕儿似的，“飞”了过去……河两岸一片欢笑，招手，欢呼。这边摇手，那边挥臂。此时此刻，感情比语言更热烈。一位来自瑞金，一位来自苍溪，两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相会”了。奔流翻滚的维古河，在他们脚下，好像也在欢歌。千山万水，挡不住红军，一条小小的河流，拦不断相会的心。通讯员泅水过去，把一条连接两岸的电话线架通了。“彭军团长，你们辛苦了！”“徐总指挥，你们辛苦了！”电话里，徐向前和彭德怀相互问候，亲切交谈。这比来往甩小石头通信，更能表达相互的心情。第一次通话，谁都不知谁的模样，却是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话。他俩电话中约定：明天，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赤念的渡口相见。地图上标着，那边有一座铁索桥。
第二天，两位红军将领几乎同时来到赤念渡口。维古河还是切断了路，这儿仍没有通行的桥。有座铁索桥是不错，但早已被敌人破坏了。河面上，只横着条溜索，吊着只用竹条编的筐子。附近的老百姓过河，都是坐在筐子里，攀着绳索，慢慢地溜来溜去。参谋人员有些失望，徐向前坐进了竹筐。他要溜过去！“不行啊，危险！”有人叫。“总指挥！你不能去！”警卫员要拦阻。“不行啊……”不畏难、不怕险的徐向前，坐在竹筐里，两手向前攀着。他那么稳重，又像熟练，很快溜到了河上空。咆哮的维古河，在他的脚下奔流。人们瞪大眼睛，看着总指挥的身影。对岸彭德怀和随行人员，也不知溜过来的是什么人。徐向前稳稳地溜到了对岸。他从竹筐里跳出来，上前握住了彭德怀的手。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徐总指挥，你坐过这玩艺？”彭德怀笑着问。“头一次，”徐向前微笑着答，“这东西，挺有意思呢！”“真叫人担心！”“是啊，刚坐进去，有点心慌，溜几下就觉得有意思。”
彭德怀、徐向前肩并着肩，沿着河岸走着，谈着。太阳高高地照着维古河，河水泛起浪花，浪花欢快地唱着。一支赞美的歌在维古河畔，永远地留下了！徐向前、彭德怀见面之后，彼此通报情况。徐向前问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彭德怀告诉他一些遵义会议的情况。徐向前这才知道，毛泽东又重新参加领导中央红军了。此前听说，王明等人排斥了毛泽东。毛泽东不管军队，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向彭德怀说：“我真想见见毛主席！”“你认识他？”“不，我们没见过面。”徐向前想到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在九江、在上海找毛泽东的情形，又想到如今在这茫茫草地与中央红军相会，觉得分外高兴。他虽未和毛泽东见过面，但大革命失败那年，那位“交通”给过一张“找毛泽东”的纸条，使他东奔西跑好多天，毛泽东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他心里。为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泽东，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命令红军指战员把草鞋、毛袜，作为慰问品。徐向前在维古河一带住了2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来到了芦花，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
7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终于在芦花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那天在藏民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徐向前头次握手相会。毛泽东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我也是一样啊！”这次会见像早已安排好的。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并说这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授给8位同志的，因为你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毛泽东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徐向前十分感动。他又记起1927年在武汉那位“交通”给他的纸条，要他“找毛泽东”。8个年头过去了，今天才在这荒无人迹的茫茫草原上相会。8年中，徐向前经历了广州起义、东江游击战争，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经历了川陕苏区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8年前，他只是武汉军校中的一名少校队长，如今，成了统帅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8年前，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时，只有2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如今，统帅着8万多人的红军主力。8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经历。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他心中早已暗暗想，见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提出请求，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交谈中，徐向前说出了请求调动工作的话，毛泽东只是微微笑着，其他领导人不语。毛泽东向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徐向前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还是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好。”毛泽东仍是微笑。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于是大家又议了议北上作战的问题。这次相会使徐向前终生不忘。毛泽东的安详和大度，周恩来的敏锐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此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9年6月，被中革军委派往鄂东北，历任红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任红1军副军长兼1师师长。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他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1.6万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934年，指挥抗击国民党军三路围攻、六路围攻。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获金质红星奖章。
【让位总政委】
日，中央红军到达芦花(今黑水县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松潘战役。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方面军总部，但听说慰问团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行动也受到了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管要权。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他在7月5日的杂谷脑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在四方面军中怂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北进的中央红军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进计划如果受挫，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他找到张闻天说。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资格、也没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张闻天一心只想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时的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后来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为肝炎，不得不卧床休息。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周恩来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想征求你的意见。”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10日那天，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黑水芦花村。梭磨土司的管家泽旺，是芦花地区的法官。他家的四层藏寨是附近最大的建筑。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泽旺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山上。他在山上观察红军的一举一动。13日早上独自一人回到家中，看到寨子附近已经扎满了红军帐篷，寨门口的4个帐篷前各竖了一面红旗，家里的东西没有损坏。一位红军首长接见了他。中午泽旺把全家人带回了家。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筹集粮食是当务之急，泽旺打开了自家的粮仓，将2500千克粮食、16头牦牛和4头猪送给了红军。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动员附近的村民给红军捐粮捐物。中旬，红9军团与红3、5军团陆续进至党坝、黑水地区。
18日，中共中央在上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组织问题。因为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到军委，四方面军才好调动指战员攻打松潘的积极性。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等。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议对红军总部进行了调整。决定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朱德仍任红军总司令员、中革军委主席，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委；周恩来调中央常委会工作，并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前，协助军委工作，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宣布任命意见后，让大家讨论，听听张国焘的反应。张国焘别无选择，表示基本赞同，但要求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毛泽东回答：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会后，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向红军各部首长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当日张国焘开始调动部队北进。然而进展迟缓，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中革军委20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担任了总政委的张国焘，欲壑难填，野心还在膨胀。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依然进展迟缓，北上攻打松潘计划，不断耽搁。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好！现在中央要深究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21日、22日，为了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全力攻打松潘，开辟川陕甘根据地，中央政治局在芦花继续举行会议，着重总结红四方面军从放弃鄂豫皖，到创建川陕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看看放弃川陕苏区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承认由于对敌情判断的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的失误，造成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都挡不住敌人进攻，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将主力向平汉路西侧撤退。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目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劲头很足，总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接着，徐向前、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补充报告。他们着重总结了四方面军由于大批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的经验。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弱。会议对3个报告进行了讨论。
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是:1.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四方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2.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3.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4.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10倍以上。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21日，讨论完红四方面军的的经验教训后，为加强前方作战统一指挥，利于部队迅速北上，会议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从一方面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加强参谋工作。中革军委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名义，就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和各军番号及首长变更情况发出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洁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32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的番号照旧不变；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4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22日，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到芦花红3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红1、3军团向军委、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红3军团与中央隔绝了，与红1军团也隔绝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商定，马上派人送新密码给前锋林彪。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松潘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难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
【左路和右路】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1个多月时间，使红军丧失了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后，蒋介后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说，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而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突围路线可能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风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据此，蒋介石命令：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进驻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8月，敌军各部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于是红军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
7月底，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8月3日，红军总部在沙窝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准备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毛儿盖地区红一方面军1、3军团，红四方面军第4、30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第9、31、33军，红一方面军5、9军团，及军委纵队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阿坝过草地，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4日，中革军委召开沙窝会议，朱德、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夏洮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主力，达到在甘南创造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5、9、31、32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向北出夏河。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1、3、4、30军和军委纵队组成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经草地，北出班佑、巴西，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阿坝前进。彭德怀率3军全部及4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提出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女)带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两人早就相识。毛泽东想把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些，与张国焘一见面，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回过神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也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讲话风趣，他想摸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实意图，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启发张国焘讲话。但是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他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的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他不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解决的办法。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问题。张闻天了解到的问题，也及时找毛泽东商量。一次，张闻天对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出席了会议。议程两项：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组织问题。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对于博古的批评，张国焘气恼异常，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毛泽东重申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的想法是，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这种想法和处理，保证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在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保证了沙窝会议及以后多次中央会议的成功。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红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坚决消除对于党中央战略方针所表现的怀疑，指出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缺乏创造新根据信心，是最大的危险。
会议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2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惯于食言。他会前同意了，会上又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作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企图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7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因此，他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9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对张国焘严肃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批评他向中央要权。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政委；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反而受到严肃批评，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向甘南进军。会前，徐向前见红一方面军保存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红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红四方面军工作，从红四方面军调几个团补充红一方面军。张国涛开始不同意，徐向前做了工作，并经中央同意，才从红四方面军调了3个建制团，到红一方面军。其中，33军98师294团补充到红一方面军1军团第2师，编入红4团；4军11师的32团也调给红1军团；30军90师270团补充到红3军团。沙窝会议前后，这3个团陆续补充到红1、3军团。毛泽东指示1、3军团说：团结是很重要的，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必须搞好团结；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这几个团补充到1、3军团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团结友受，融洽无间。红9军团编入左路军，辖2个团1000余人，由党坝地区调至松岗、孟沽、卓克基一线休整筹粮。8月上旬，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随即与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
【西进和东向】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非常不满，一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夏洮战役计划的明确规定，又提出经阿坝西进青海，向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拖延红军的北上行动。当他率左路军向卓克基一带集结，执行经阿坝北上的决定时，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儿盖至夏河12天，至班佑仅5天。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才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应即出动。徐向前、陈昌浩也数电张国焘，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此时的张国焘，将中央的电令和徐向前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徐向前对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时到粮荒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机关的粮食也将告罄。郑义斋、吴先恩这些老后勤愁得不行，徐向前急得很，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
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2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4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我们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泽东问杨成武是否已找到向导。交代完毕，毛泽东一边与杨成武握手，一边叫他到徐向前那里去一下，接受具体指示。
20日，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还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去了左路军，正在组织攻打阿坝，也没参加。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能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毛泽东还指出，洮河作战关系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并强调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挺高兴，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21日，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敌将迫我向西，红军陷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取包座至岷州一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打包座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直接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攻占包座，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传达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新决定，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歼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也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包座打胜仗】
日，红军总部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决定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和饥饿，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大戒寺1个营、求吉寺2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右路军穿过草地之后，进入半农半牧的班佑地区。包座距离班佑50多千米。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在若尔盖东南端。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须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红军穿过草地，急调部队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阻止红军北上通道。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前面，强占包座，徐向前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彭德怀红3军尚未通过草地，林彪红1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李先念红30军和许世友红4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即作速战速决部署，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敌。具体方案是，以红30军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30军主力88师、89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敌增援的49师；红4军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的碉堡里，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军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且战且退，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红军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下午，敌291、289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294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红军伏击圈内。红军向敌49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红88师268团由包座河以西，像把钢刀一样插入敌291团和289团之间，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1个小时后，首先将敌291团歼灭。经7、8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军敌49师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敌人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9月5日，参战部队在俄若塘寨前的大坝子里召开庆功大会。徐向前讲话指出：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的结果，是长征以来打得很出色的一次歼灭战。敌人被我们打得吓破了胆。战斗意义十分深远：第一，粉碎了国民党军围困聚歼红军的新战略。长征后，国民党最初采取的是前堵后追战略，会师后，改变为“长围高困”新战略。他们认定：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并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旅”。他们何曾想到，刚刚走出绝境的红军，居然取得了包座战斗的胜利，这就使反动派的新战略遭到了破产。第二，为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对其甘、陕军队作了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各部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这一胜利使红军在濒临粮尽炊断之际，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其他军需补充，对红军的生存及北上进军都特别重要。第三，是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体谅红一方面军减员多、体力弱等困难，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是带着饥饿和疲劳投入战斗的。参战部队能够取得胜利，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一支思想过硬、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无愧于红军称号。第四，在战术运用上，是速决战、歼灭战的成功范例。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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