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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一个老外看上海）（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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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上海骑车
北京街上自行车被挤于车流之中．上海街上骑车危险的状况无异于北京．在上海我的中国同事把我这个老美看成一个书呆子，文质彬彬，不紧不慢。但他们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玩命，我说的是每天都在上海的大街上骑自行车。
我第一次在中国骑自行车是在北京。那还是1993年，街上没有多少汽车。骑着自行车在宽阔的大道上撒开了欢儿，真让人觉着自在！周围的人大概都是骑车去工厂上班的，见了老外纷纷让路。巧了，那天我骑的那辆车闸不灵，结果我差一点没扎进人民大会堂里。
今非昔比。如今我靠自行车行走上海滩已经5年多了，惊险的经历一言难尽。套句中国的俗话，“阎王爷的鼻子都不知道摸了几回”。 您是不知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疯地象美洲虎，机灵地象战斗机驾驶员，既不带头盔，又没有保险。我每天都在交通高峰时间在黄浦江畔冲锋陷阵，在拥挤的自行车流，人流，车流中钻来钻去，而且还专跟汽车较劲。这些年我居然从来没受过伤，真算我这个42岁的老外命大。
在上海骑自行车危险的主要原因是路窄车多，而且人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拿我最经常驱驰奔走的上海浦西地区来说，汽车数量最近几年骤然增加，驾驶员大都是新司机。这些人开车不看红绿灯，而且最喜欢在不开车的人面前抖威风。瞧他那开车技术，您一定得说，这主儿还能考下本子，考官不是他大姐夫一定是他二舅妈。
说来可笑，在上海骑自行车最危险的两个路段居然都是在著名的大医院附近。一个是瑞金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另一个是华山医院旁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司机们晓得急救室就在身边，反正所有的汽车一到这两个地方，都显得格外生猛。横冲直撞，旁若无人。结果是喇叭声，马达声，救护车警报声响彻云霄，与此同时，众多的自行车豪迈地迎头而上。
上海现在大多数街道都标出了自行车专用道，这就使得自行车道和汽车道的汇合处往往有真正的好戏看，因为自行车和汽车相撞后吵架是上海街头一景。事故一出，围观者越聚越多，七嘴八舌，伸张正义。如果大家认为有人恃强凌弱，说不定还拳脚相加，那场面很象中国古典小说描写的水泊梁山。警察有时候也招架不了，赶快退避三舍，紧急呼叫增援部队。
最近听说不少外国人想到中国骑自行车游览大上海，忠言逆耳，我劝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老外一句，要想骑自行车在黄浦江畔耍一耍，您千万别忘了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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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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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与入世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汉语里多了一个时髦的新词儿“入世”。要知道，如果13亿人天天都念叨着“入世”“入世”，这个词儿可就威力无比了。
但是，在上海似乎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入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中国履行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包括保护知识产权。那么，入世是否让人们更规矩一些了呢？我们且到著名的上海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看个究竟。
由此我幻想，有一天，中国真的依法办事，那才叫真正的“入世”
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位于上海著名的商业区淮海中路，熙熙攘攘的人流，高声叫卖的小贩，琳琅满目的商品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交织在一起，彷佛就是滔滔三江的汇合处。
襄阳路市场的特色之一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冒牌货，也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仿冒产品。从世界名牌铅笔盒到最高级的开丝米纯毛围巾，应有尽有。不过，您要看清，这里卖的开丝米围巾都是化纤产品。
襄阳路市场又是老外在上海最经常光顾的景点之一。胖墩墩的美国游客在这里尤其乍眼，因为他们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自我保护，总喜欢把鼓鼓囊囊的大钱包用链子栓着套在脖子上，殊不知这样一来，更加引人注目。
老美的囊中物使得在路边叫卖的小贩格外兴奋，嗓门也提高了许多。“劳力士！劳力士！”听了这声音，不要说那些游客，就连在亚洲闯荡了十年仍然寒酸至极的我本人，也觉得心痒难熬。想想看，那金光闪闪的世界名表唾手可得，真便宜！
有些小贩还会看准目标，紧追不舍，用赞美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他兜售的商品。他们跟老外用洋泾浜英语沟通，讲的英语既不合语法，又没有逻辑，但是这种语言的贯穿力就是最上流的英文作家也难望项背。“很多，很多，便宜，好！”“给太太，给情人。”，这些字眼令人心荡神驰，慷慨解囊。
在这嘈杂拥挤的市场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小商贩懂得什么是知识产权，他们更不可能知道，就连翻录美国明星史瓦辛格的影碟，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由于国际压力，或许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上海的管理部门有时也会到襄阳路市场清查仿冒产品。这时小贩们纷纷走避，不法贸易停止几个小时。但是，很快就一切照旧了。为了显示决心，今年夏天，上海管理部门大张旗鼓地抓了两个倒卖仿冒产品的家伙，但他们都是老外。这使我确信，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是在走过场。为什么不敢认真清理那些不法摊贩呢？
由此我幻想，有一天，中国真的依法办事，那才叫真正的“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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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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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美在上海过圣诞
12月25号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中国人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老美来说，在上海过圣诞节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的上海是“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上海的生意人绞尽脑汁制造商业机会赚钱，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利用一些外国的传统节日；比如装神弄鬼的万圣节，美国人吃火鸡的感恩节，甚至法国国庆日。说老实话，这些节日跟中国真是“八杆子打不着”。上海的商业宣传是一回事，而我们这些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怎样过圣诞节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些年来，大批寒酸的美国人涌入上海当英语教师，这大大修正了中国人认为所有老美都很有钱的看法。但是，仍然有不少上海人认为老美在中国都过着飘飘欲仙的生活，而且通过好莱坞影片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所有的老美都是基督教徒。如果他们知道美国白人中也有佛教徒，犹太人和****，他们一定会象在上海街头看到苗族人和藏族人一样讶怪。
话说回来，在上海确实有一批上等美国人，他们在上海过着与当地人完全隔绝的生活，每年圣诞节，就送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以及家里的狗回美国度假一个月。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至今还将中国列入所谓的“艰苦地区”，一到假日，他们当然要往回跑。
但是，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到了圣诞节都会回国度假，很多人已经在上海落脚，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房子里，他们不愿意把假日的时间搭在飞机上，而且更不愿意去和那些久违的美国亲戚费口舌，因为这些亲戚以为中国还停留在毛的时代。
事实上，许多老美已经把上海当作自己的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至今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5年，从来没有回美国过过圣诞节。不怕您见笑，作为一个作家，我没钱买飞机票。这些年，我一直住在徐家汇区的一个廉价公寓内，周围的街坊邻居通过和我接触，完全相信了确实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很有钱。
刚才我已经说过，上海现在有许多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作短期英语教师。他们一个月可以挣1万块人民币。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回国度假，而是选择在上海度过有生以来第一个离开家乡的圣诞节。
以我的亲身体会来说，这些年来，美国人在上海的行市一直在滑落。“大鼻子高人一等”的概念在当地人心目中已经越来越淡漠。最近甚至有人认为，我们这些老美是在本国找不着工作的破落户，来中国是为了躲避信用卡的债务，或者逃避法律的制裁，或者两个都逃。
说来说去，圣诞节毕竟是美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所以，上海的老美也不可能没有表示。不久前，我们就在虹桥聚会了一次。那是在一位美国波士顿来的大款的豪华公寓内，这位老兄每个月的房租就要花一万美元。人们在聚会上商量着到哪儿去过圣诞节，还互相交流豫园的哪家礼品店更便宜。我没有圣诞节计划，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注视着许多珠光宝气的同乡。愿所有的人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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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节轶闻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已经来临。在美国，人们把春节称作中国新年。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进美国，中国的风俗习惯，包括春节也越来越明显地进入美国，甚至进入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春节前后，美国电视中的卡通频道播放很多以中国为背景，或者与中国有关的卡通片，比如【花木兰】等等。美国凡是有唐人街的大中城市都要举行舞龙或舞狮表演，燃放鞭炮，热闹非常。在美国公司里，春节这一天，美国人一般都会学着广东话的腔调对自己的华人同事说一句“恭喜发财”，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标准的春节问候语。
不管老美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这几年确实发了财。君不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在差不多是每个月一百多亿美元的水平，这不是发洋财是什么？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春节前后，在上海也有一些人发洋财，可惜，这些人的发财手段并不是通过堂而皇之的出口贸易，而是另有财路。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告诉我，他们本人或他们的朋友连连失窃。丢的东西五花八门，从钱包到手提箱，甚至还有专听激光唱片的小型录音机。丢东西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在地铁上，有的在商店里，还有的在高速磁浮列车上。
您猜对了，我说的这些在上海趁过春节发洋财的人就如同中国清代戏剧【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是小偷，而且专偷外国人。
我这个老美在上海居住多年，原来没丢过东西。一则是因为我小心，二来我总以为，不看僧面看佛面，阿拉在上海已经居住多年，一介清寒外国儒生，没有让人眼红的财富，那些扒手不会盯上我。殊不知这班梁上君子的套路是“见机下手，不分内外”。就在上个星期，在淮海路的一家小商店买东西时，我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说来此贼着实可恶，因为我每天靠骑自行车上下班，盗走我的坐骑宝马，岂非断了洒家的生路？
春节期间，上海的盗窃事件陡然增加。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发布公告，警告市民，并且说闸北区最不安全。
有人将这些失窃案归咎于外地民工，也有人说，外国人到了上海就放松了警惕，以为治安没问题。我对于这些案件的详情不得而知，无法下结论。但是，却听到一位中国同事为这些贼打圆场。他振振有词地说，穷人到了过年也得要礼物。不知道此君是否看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入了迷，对外号“鼓上蚤”的偷鸡好汉时迁情有独钟？
当然，我并没有说，所有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正人君子。这些年来，到上海的外国人良莠不齐。但是，我敢说，大多数盗贼绝不会是老外。
春节一到，外地民工纷纷回家过年，上海的街头比平时显得有点冷清。我和一些老美在南京路上逛的时候心里总在想，荷包一定要看紧，中国的好汉并不比美国的好汉本事差。这会儿，【水浒传】里偷鸡的时迁说不定正准备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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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方言
上海方言也叫沪语，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话，它听起来与普通话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两个上海人眉飞色舞地在一起讲上海话的时候，如果一个学普通话的外国留学生想听懂一两句，那简直就像让骆驼从针眼里穿过一样的难。恐怕他们会觉得上海话就好像胡人讲的波斯语。我敢断言，从小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到了上海一定也有同感。
尽管中国政府提倡普通话已经好多年了，但是爱面子的上海人还是倔强地坚持讲上海话。他们觉得讲上海方言是自己的权利，有人甚至把上海话看得和自己的银行存折一样重要。上海市教委语言文字管理处不久前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表明，上海人在生活工作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仍然低于全国水平。
听众也许要埋怨负责在上海推行普通话的官员办事不力，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中年上海太太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道理来，足以让北京派来推广普通话的钦差大人束手就擒。
上海也有人讲普通话，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在课堂上学的是所谓正宗中国标准语，所以一走出校园就想亮亮功夫。殊不知他们语无伦次的普通话在上海人面前还不如胡人的波斯语更有味儿。
过去，常常听说外地人在上海由于不会上海话而遭受歧视。但上海目前有几十万台湾和香港等地来的常驻的生意人，因此上海的服务人员有时也对客户讲普通话，他们叫“开国语”。显然，港台商人的荷包比他们会不会上海话更重要。
最可笑的是，在今天的上海，几百万外地民工反倒由于不会说上海话而大发利市。去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地男子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比本地男子高得多，原因是本地人流利的上海话让雇主觉得他们油头滑脑。 今年2月21号，全世界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纪念【国际母语日】。这一活动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方言问题的思考。就在【国际母语日】之前的几天，我注意到中国一家英文报纸在头版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文章含蓄地表达了对于上海话命运的担忧，作者还认为，有必要在学校教授上海话课程。此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一位主持人也在节目中对于过去禁止方言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
众所周知，上海话是吴语、也就是吴方言的一部分，而吴语是汉语历史最为悠久的方言，其祖语可以追溯到两千六百年前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上层人士习用的汉语方言。在我看来，这种延续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真是千金难买。最近，听说不少人建议保护上海的方言，作为黄浦江畔的一名普通居民，我这个老外对此举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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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海的反日**
今年4月中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大城市爆发了反对日本的****，这可让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老外大开眼界，因为很多老外都相信，这些**是政府暗中怂恿的。
大家认为，**者本身是受到了政府操纵的宣传的煽惑。君不见在出现**之前的几个月内，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攻击日本，从日本觊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伐挞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没过几个星期，大家又开始相信，中国国家安全机构事先并没有察觉到**即将开始，因此显得反应迟缓，措手不及。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实际上安全部门不仅不支持反日**，反而担心这些**会导致民众以**的方式对其它社会问题表示不满。还有人说，这次反日**使得安全部门对宣传部门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宣传过了头。
因此，大家注意到，当局开始刹车。在敏感的五四运动纪念日来临之际， 又是抓人，又是警告，结果“五四”总算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
有趣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发生后一再强调这些**完全是自发行动，这就更让老外们感觉到，中国政府是在为自己开脱；更让人觉得政府谋划事情真是周到，连如何收场都设计得点水不漏。
作为一个在上海的老外，我看到一种现象，中国人平常斯斯文文，但一谈到日本马上火冒三丈。对于这一点我能给予一定的理解，但是，让我不理解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为什么不能客观全面地对日本进行报道呢？须知片面报道无异于火上浇油。
通过我在上海生活中的观察，我发现大多数中国百姓不知道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经在1995年就日本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道歉，而且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日本近些年来向中国提供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贷款。
依我的愚见，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酿成今年四、五月间的反日**恐怕负有最大的责任。最近一个时期，民族主义成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拿了这把尚方宝剑，中国媒体对于和日本有关的报道简直可以随心所欲。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听多了这种宣传，那还不生出事来？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法治，司法机构也更加注意依法办事，民间人士控告政府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媒体加以严格控制，即使根据中国的国情，也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然而，政府控制媒体的情况在这次反日**期间表现十分明显，**出现后新华社关于**的所谓“客观报道”一看就是为了遮人耳目，而且，还不许地方报章转载。
上述种种连我这个不好事的老外都感到忧虑。你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中国的官方媒体不能保持客观公正，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七.上海的大众文化
上海具有任何一个经济繁荣城市的外在特征，兴旺发达，到处生机勃勃。公司里的高薪阶层在会议室和歌舞厅之间穿梭奔走，娱乐场所人满为患，大型旅游巴士不停地卸下好奇的外地游客。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西部一百多年前无法无天的淘金时代。你似乎能在今天的上海街头找到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物，只不过是场景和服饰不同而已。
而说起上海的大众文化，首先不能不提到报纸。上海的报纸真让西方同行羡慕，因为它经常登一些颂扬文章，夸耀上海的辉煌。这些文章大多出自一些走马看花的作者之手，他们对上海使用的奉承语言甚至让官方媒体望尘莫及。
那么，对这些好听话泼冷水的差事就轮到了批评家。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的各方面已经跟纽约所差无几。这种话着实让上海人和一些老外傲然自得，燃烧起无穷的信心。但是，最近有人在报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上海离纽约还有很大距离。这位撰稿人举例说，近年来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歌舞厅、酒吧和夜总会，档次和品味不高，在纽约根本无法存身。
大众文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娱乐和表演。作为一个老美，我敢打赌，纽约的娱乐生活还是比上海丰富。每天晚上，在纽约你都可以欣赏爵士乐，摇滚乐，当然也有古典音乐的演出。你还可以去参加诗歌朗诵会，电影评论会或者其它数不清的文艺活动。
上海就不同了。有外国乐队演出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菲律宾歌手在演唱唱片或光盘上学来的曲目，而不是原创。很多地方的爵士乐演奏居然也死气沉沉，了无新意。
依我的愚见，任何批评家都得承认，传统文艺和美术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支持，并且有为数不多但自恃高雅的人士为之捧场。但是，政府支持的对象不包括现代艺术，因为某些中国高层人士认为现代艺术并不能为社会服务。我不能不说，对艺术的这种定义阻碍了中国城市、尤其是上海、向世界级大都会迈进。设想一下，如果被政府禁止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能够在上海朗读他的作品并且辅导年青作家，如果林兆华和过士行的戏剧【厕所】能够不受非议地上演，那上海的文化界该有多么繁荣？
总而言之，尽管上海的迷人之处太多太多，但是，人们显然还没有得到思想和文化的自由，所以上海的繁荣说穿了也不过是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发展，而绝不是真正的社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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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345＋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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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个牧师
牧师的天职是治疗
我却选择了暗影,
因为更多时候战斗比治疗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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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的媒体
人在国外，心情尤其捉摸不定，忽而发现自己处在云端高处，忽而发现自己处在谷底深渊。心情好的时候对东道国充满了温情和善意，心情不佳时恨不得。。。说什么好呢，眼下我的心情正处于谷底。
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先是按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唉，一个在半山坡的野营地里栖息的远足者对这个国家说不上有什么敬意和热情，不过也不见得有什么不良愿望。
荧光屏上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节目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审判。主持人对应邀在节目中讨论中美关系的两名美国大学生咄咄逼人，而后者战战兢兢地惟恐说错话。主持人口沫横飞地数落他们政府的不是之处，听着听着我的心情从半山坡的栖息之地迅速滑落到万丈深渊。
几天后，我在上载一个DVD光盘时偶然打开了电视机，于是又一幕好戏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出名叫【美国虎，中国龙】的武打戏，不由得让人想起罗马斗兽场。
先上场的是一队虎虎有生的中国小伙子，个个肌肉发达，武功高超。接着上场的是美国人。瞧那个长着一张菲律宾人脸的快奔五十的小老头，他出手的几招绣花拳在场上没掀起任何涟漪。紧跟着上场的小伙子-是从拉脱维亚来的吧-瞧那梨型身躯都快托不住他的硕大脑袋。
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的观众们被这滑稽的画面逗得直乐，接下来的穷追猛打更是让他们开怀大笑。看着看着，我的心情好比踩空了脚，倏忽地滑落到谷底深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对中国媒体近而远之，满心希望我的心情能回复到先前的漠然平静。就在我的心情慢慢好转，我的眼光忽然被报亭上的一本杂志的封面攫住-一幅丑化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漫画。我从来也没喜欢过赖斯，但我家乡的一位政治家遭到如此待遇不由得令我对中国的艺术家和编辑所不得不面对的事业挫折感到忧虑，我的心情也随之坠到谷底深渊。
接着，我居住的公寓被盗。住在我隔壁的官员的家没被盗，我的警察邻居的家也没被盗，我楼上楼下的邻居的家都没有被盗。天哪，我的心情往下坠，坠，一直坠落到。。。天知哪里。
九.老外被请拍电影
您也许不知道，很多在中国生活的老外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不信，您瞧瞧，对于这些老外来讲，能够应付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么多的禁锢得需要多大的本事啊！老外们要凭这些本事来应付他们无法理解的君臣习俗，他们还要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些老外每时每刻都能施展多重人格。
不少老外还是“人来疯”，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会装腔作势，甚至能把老太太们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而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沉浸于中国的文化，设身体验人物性格。
这样一来，老外们养成“大腕”的脾气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老外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身上比一般中国人多的汗毛和高耸的大鼻子。然而，只具有了上述特征而缺乏人脉关系往往让这些老外产生错觉。
一些抠门的中国公司请这些老外在电视广告中露脸。外国学生在拍摄过程中惟命是从，尽管他们一些人大腹便便甚至表现出病态，但他们仍被所谓“追星族”像偶像一样追捧。老外们面对吹捧受宠若惊，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坠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
中国有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叫做《过把瘾就死》。我这个老外最近在上海也过了把拍电影的瘾，虽然没死，但也差点剥层皮。
我最近在上海被邀请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并在这部片子中饰演一个角色。我原来以为，既然导演看上我，让我演的这个角色，怎么也得说上几句台词吧！
这是一部功夫片，拍摄地点是松江区的上海电影厂摄影棚。场景布置的象残墙断壁，毫无生机的中国国营企业。我满心欢喜地准备和香港的动作片巨星李连杰配戏，满脑子想的都是在酷热的夏天，能够在一个凉爽的场景内与大明星李连杰和剧组人员嬉戏的情景。
清晨6点坐着大巴士来到摄影棚，五，六个老外一边喝着雀巢咖啡，一边看着过期的报纸。我注意到，他们的面部表情没有我丰富。几位说法语的老外也被拉来拍戏，他们满身都是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味儿。还有几个老外在蒙头大睡，这让我有点瞧不起他们。我心想，这帮人就等着开饭呢。
上午11点，化妆间内闷热，混乱不堪。几百名打扮成农民，妃子，平民和刺客的群众演员，排着长队等着化妆。制片助理和场景导演忙着吆喝而对别人的问题爱搭不理。巨大的工业用风扇搅拌着热气，把那些半个光头的汉人的辫子吹得像扬起的鞭子。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跟这些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幅面孔。
中文12点半吃午饭。一盒不干不净的盒饭扔到了我的手上。我挨着一排穿着长袍的太监蹲下来，享受我这顿免费午餐。
下午2点又回到了化妆间，我开始试穿行头，可这些服饰没有一件与我想象中扮演的角色般配。尽管如此，我还要照样在众人面前宽衣解带，不过，我可以在众人面前炫耀我的胸毛了。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终于，我被引领到拍摄现场，可接下来的仍是等待。耳边有个满头白发的香港人在叫喊，我猜想他一定是这部片子的制片。根据我的观察，明朝时期，戏子的社会地位与娼妓和屠夫差不多。
又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被带到一个看台上，观看一出武打戏的拍摄。这场戏中，李连杰饰演的人物一命呜呼。这时，我发现导演好像在向我呆的地方张望，然而这只是一个张望，我又继续无休止地等待。
从黄昏等到入夜，我在等待中突然有一种中了圈套的感觉。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圈套，它让那些自视清高的老外们自投罗网地参加可能积累些经验的表演，可到头来，这些老外们各个垂头丧气，自尊心荡然无存。
晚上11点40，我拿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800块人民币。我旁边那些扮演太监的群众演员虽然只拿了我所得到的零头，但他们却比我还神气。在回城的巴士上，我一言不发，脸上的装饰随着汗水流淌下来，我的演艺生涯终于结束了。
十.中国传媒：转移读者视线
中国国内传媒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让读者不要注意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息。在上海，随着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加，官方传媒也扩大了报道范围以图在读者群中保持一定的可信度。现在的报纸也开始报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刑事犯罪和各种悲惨的事故，而这些报道恰恰转移了人们对重要事件的关注。总之，官方传媒的作用就是用看似有争议性，其实无关紧要的消息来创造一个貌似和谐的公民社会。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最近在头版报道的一则消息，它说的是上海的一些女士在地铁里穿着过于暴露，乃至于引发一些贴身男士的生理反应，真不知道是谁之过错。
其实，上海的地铁内也常发生流氓污辱妇女的事，但上述那篇报道却是希望妇女们同情一下那些可怜的男人们。问题在于，如果该篇报道的作者想严肃地报道这一消息，而不是搬弄是非，他（她）就该采访一下妇女权利保护组织并且问问有关部门这类事件是不是经常发生。然而，这位记者非但没有这么做，报纸的编辑们还把这类消息放在了头版。
报纸在报道这条消息的同时，上海的一伙市民正在**强制拆迁，而这类最具新闻价值的消息，官方传媒则碰都不碰，由此看出传媒试图转移读者视线的意图。正是由于传媒的这种表现，让老百姓对目前他们所处的社会产生错觉，认为当今社会也可以揭露和探讨一些所谓“丑陋现象”。然而，真正议题，例如官场腐败，穷人看不起病，环境污染以及目前盛行的非法圈地等问题，官方传媒都视而不见。
在西方，传媒揭露腐败，报道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责无旁贷，当然也有一些无聊的东西。美国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曾专门就美国政府，传媒和企业，如何利用职业体育比赛和其它大众娱乐项目来转移人们对社会公正和政府政策的关注，发表过论述。
中国政府也借用了这一策略，其目的不仅仅是赢得人民的认同，更试图给人留下普通民众也有发言权和参与感的印象。
最近中国的传媒大张旗鼓地报道有关对不称职的法官进行处罚的消息。颁布有关法规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但有评论人士却批评这种做法于事无补。然而，缺乏司法独立以及合法的上诉程序这一关键问题，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还有一件更荒唐的事，以政策的形式规定国家干部要申报他们私养情妇的姓名，好像这么做可以追查被挪移的公款。然而，这一政策却受到嘲笑，被认为根本无法执行。不出所料，这种滑稽的政策又引发了所谓争议，进而为真正的官场腐败问题制造了烟幕，到头来，民众能够讨论的只是政策问题，而不是现实问题。
互联网是草根公民运动的有力工具，于是乎也成为官方关注的领域，而这一领域也为空洞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平台。过去，网民们都对重要的议题表示关注，可如今，大家在网上热烈讨论的都是些所谓社会相关话题，例如“芙蓉姐姐”和“菊花姐姐”之类。
正当大部分人热衷于这种没对没错的观点交流之际，也有少数人没有被官方传媒这种“声东击西”的策略所迷惑。这些人就包括**强制拆迁的人士。人们都关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传媒报道地铁内穿着清凉女子的消息，其真实意图是要回避当今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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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163＋2503
结尾精譬啊,原文联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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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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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香港，老外更喜欢哪个
对于在上海和香港都生活过的一名美国人来说，我常常被问到更喜欢哪座城市？ 我知道，这个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也包涵着社会，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弦外之音。其实， 提出这一问题的上海人，心里早有了希望听到的答案。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其说 是个人真正感情的流露，到不如说是照顾上海本地人的情绪。
大部分外国商人都会技巧地处理这一问题。他们知道这两座城市的价值，因此拐弯抹角，兜圈子，就是不说明哪座城市更好。当被逼无奈时，他们会以不得罪主人的方式回 答这一问题。在上海，这些外国商人知道选择上海为中国大陆最佳城市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然而，这些外国商人一旦踏足香港，他们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可就完全不同了。
对那些没有商业往来的人来说，回答上述问题则愿意实话实说。不过，这些人的答案也只停留在对出租车，酒店以及购物等层面的观察上。因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心于 上海。
说实在的，强烈的政治理念会误解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一些外国人觉得通过选择香港来寒碜一下中国大陆政府的诱惑力实在难以抗拒。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所谓“中国 通”认为这样的回答太落伍了。他们以一种用语言磕头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大陆城市的青睐并认为上海比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更具活力。
其实，这一问题本身既傲慢又荒唐，因为上海人希望听得的是对他们城市的高度认可， 而非真诚独立的意见。
上海人乐于听到对他们香港同胞的批评，说香港人认钱不认人。其实，上海人是在为自己一味地追求财富而开脱。他们认为，像上海这样焖声发大财的做法，对于一座发展中 的城市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好像只有发达国家才应该表现出慷慨。更奇怪的是，他们把上海在经济方面的成果归功于中国政府，而非开放市场的结果。
我偶尔几次造访香港也越来越多地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也许是因为香港人见多识广，他们对自己的城市有一种更客观的认识。他们在指出香港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的同 时，也清楚香港这座城市的局限。香港人在争强好胜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种集体的忧患意识，因为越来越多的作为香港支柱产业的金融机构和运输企业都迁往了中国大陆的城 市。尽管如此，香港人仍充满自信的认为，上海要想超越香港，成为具有国际标准的城市，还需几代人的努力。
我发现，在这种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保持中立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位不带成见的观 察人士都看得出，上海正迅速地在对决中占上风。在建设了深水码头和绵延数公里的经济特区之后，加上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力，上海已经成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落脚点。
然而，纵观全局香港是一个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法制社会。有着很高教育程度的香 港市民也在城市的规划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香港传媒也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香港并不比上海逊色。
十二.上海的乞丐
在美国一个大城市长大的我，几乎每天在街上都能遇到乞丐。这些乞丐有男有女，穿着破衣烂衫，推着装满了自己最后一点可怜家当的超市购物车。我听说，这些在街头流浪的人，不是精神有毛病，就是吸毒，酗酒，要不就是自暴自弃。他们吃的是教会提供的食品，住在市政府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或者乞讨，或者在原地打转。有时他们也会冲着看不见的凶神恶煞吼上一阵。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给他们点钱。我以为有了钱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父母告诉我这不是钱的问题。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父亲把他的大衣给了一个留着长胡子的男乞丐。
居住在上海，我每天都会与行人擦肩而过。入秋后一个略有寒意的日子，在淮海路一幢闪耀的新的办公大陆的阴影下，一名男子在便道上，肚皮贴着地面向前滑行，他的两条已经坏死的腿拖在身后。我差点踩着他。过路的行人看到他，避之唯恐不急。他看上去好可怕，几乎没有人样儿。我也不敢多看，赶快走开。
我在想，即使是我父亲的大衣也减轻不了他的痛苦。我又能做什么呢？
这个乞丐干裂的嘴唇几乎贴到地面的情景仍在缠绕着我，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上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一家挨一家的酒吧，咖啡屋，容易让人忘记，上海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城市。游客看不到这座城市稠密的贫民窟，那里的穷人一年到头在户外洗涮，做饭。来自贫民窟的孩子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繁乱的交通路口向过往路人讨要几毛钱。
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领导们谈及农民的生计问题；传媒报道边远省份基础教育的悲惨现状。可奇怪的是，城市中的贫困问题却引不起社会的关注。这也许是因为生活在大上海本身已经是一种恩赐了；那些为了基本生计而挣扎的人们被认为与上海所希望外界看到的景观不相适宜。
一名学生在延安路的便道上跪下磕头，向行人乞要学费。一位母亲和一名儿童在上海市中心朝着外国人用两根手指做出要吃饭的样子。
上海本地人会不好意思地告诉你，这些乞丐都是外地人，他们假装可怜，骗取外国人的同情。上海本地人还会说，这些乞丐故意将自己弄残或者在乞讨时借个婴儿以求得路人的同情。然而，上海人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些路边乞丐的出现，让他们觉得蒙羞。
中国这个社会极其重视外表，追求统一，协调，尽力向世界展示没有瑕疵的国家形象。在这样的社会里，乞丐被视为羞辱。人类都有掩盖那些他们认为羞辱的东西的本能，或掩盖，或视而不见。
在此心态下，那位肚皮贴着地皮爬行的男乞丐就成为路人蔑视的目标。大部分路人绕道而行，也有人注视着他，好像是在观赏一出街头秀。对那些天生残疾而沦落街头的人采取无情，蔑视的态度并不是中国独有。然而，在进行了大量有益的脱贫工作的同时，那些在路边无法自立的乞丐仍得不到足够的同情。
上海将主办2007年夏季特殊奥运会。该项活动的组织者希望通过主办运动会提高公众对残疾人士的重视程度。这只是个开始，对那些流落街头的乞丐来说，到达能够获取人们的同情而不是蔑视的终点线，还需几年的时间。
十三.普通人家过春节
上海浦东地段的居民楼与冬日阴霾的天空遥相辉映。时断时续的毛毛雨似乎成了这一地段不变的景观。我们爬上了黑洞洞的六层居民楼。单元楼屋内墙上挂着成满水果的红色塑料袋。室内阴冷，嘴里冒着寒(哈)气。我们脱掉大衣但仍戴着帽子和围巾。四周的墙壁似乎也散发着寒气，门和窗户都是敞开的，老祖母说，冷空气对健康有好处。
家人都围座在客厅里，虽然电视机开着而且声音大得失真，但没有人在看电视节目。碗内成满了瓜子和糖果。桌子上铺了一张印有水果和糖果图案的桌布。大家的嘴都没闲着，他们嚼着食品，抽着香烟，喝着饮料，吐着瓜子皮。我们进屋并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大家毕竟是一家人吗。
每年这栋楼房里都会增添一件新东西，去年是一台桌上电脑，前年是一台取暖器。不过，那台取暖器至今仍原封未动地放在包装盒里。家里的亲戚们围在电脑旁，叽叽喳喳地查看电脑中不断进来的信息。户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室内可以听到从厨房传出的煎炒烹炸的声音。
我们就是这样过中国新年的。每一个新鲜的感觉我都记忆犹新。这是我在中国所体验到的最真切的文化。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节充其量只是公关活动。商业概念已经改变了各种传统。家庭已经成为我们抵御外界眼花缭乱的商业宣传和唯利是图行为的唯一屏障。
没有人特别注意我是这里唯一的外国人，只有一位叔叔注意到我进门时，手上拿着点燃的香烟。这位叔叔一定要让屋内所有吸烟的人都有烟抽。他让我抽的中国牌子的香烟熏得我头昏脑胀，但我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完了。他很高兴我也吸烟，而吸烟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
第一次在中国过新年留给我一些不同寻常的记忆，其中包括人们惊讶地发现，我居然会用筷子。大家都说我一定很聪明。另一位叔叔多喝了几杯，老是重复他唯一能够用英语说的一句话：“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旁的祖母要他住嘴。
晚饭有20几道不同的菜肴。出于礼貌，我都尝了一遍，而且知道哪些菜好吃，哪些菜不好吃。由于对禽流感仍心有余悸，我用筷子把咸鸭子拨开，只夹盘子里的蔬菜。不巧，一位阿姨还以为我够不到鸭子，结果，她把半只鸭子全夹到我的盘子里。不仅如此，她还看着我，似乎一定要我把鸭子吃完才满意。就这样，我最不想吃的东西，最终都到了我的盘子里。
除了吃饭，打牌也是人们过年相聚时必不可少的内容，牌局通常没完没了，争吵嬉笑之声不绝于耳。我也想尝试着学会这种游戏，但总是不得要领。与饭桌上用筷子相比，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牌桌上真是个笨蛋。
我知道，过年要给孩子们红包，对此我还做过一些研究。这红包里的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除了为孩子们准备了红包，我还悄悄地给了那位照顾老祖母的叔叔一些现金。我的这些礼物让那些叔叔，阿姨们逼着他们的孩子向我道谢。
当我告诉一位阿姨我一年最多只能与我在美国的家人见上一面，但也并不那么想家时，这位阿姨用一种忧伤的眼神看着我。大家谈论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转到中国人如何重视家庭以及西方人如何缺乏家庭观念。我强装笑脸附和着他们。
然而此时此刻，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家庭还有几位成员因为钱而闹翻，因此没来聚会，还有一位性格孤僻的叔叔独自一人去了内蒙古，参加聚会的人中还有一位离了婚的亲戚和一位年龄快30岁了但还找不到对象的老姑娘。然而，在我面前，他们这些“家丑”从不宣扬。我点着头，磕着瓜子，让他们把我当成被可怜的对象。
第一次过年聚会，我找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提前离开了。而这一次我们却是最后离开。我拥抱了老祖母并向她道别，抽完了最后一根香烟，然后，走下漆黑的楼梯，又重新回到眼花缭乱的各种宣传以及唯利是图的现代中国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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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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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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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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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没有说，所有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正人君子。这些年来，到上海的外国人良莠不齐。但是，我敢说，大多数盗贼绝不会是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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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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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在中国的老外圈
在中国的老外们见面后问对方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在中国居住多久了”？这是一个分量不轻的问题，因为怎样回答这一问题将决定今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问题也预示了一场“斗嘴”过程的开始。
老外之间在搞清楚谁来中国的时间相对最久之后，晚到中国的老外便会将话题转为谁返回故国的次数最多。这一招果然奏效，自称来中国最久的老外这回承认他只是定期返回故国，这下可满足了后来居上者的虚荣心。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一年到头都呆在中国。不过，“斗嘴”游戏还没有完。没有识破这一机谋的那位老外又摆开了另一出架势，比一比谁的汉语最流利，于是他随便找个中国人，对上几句中国话，打算重新夺回这次“斗嘴”游戏的优势。新来的老外会恭维地说：你的汉语说得不错麻！不过，我听说，学说汉语充其量就是会模仿。那位自称来中国很久的老外也不甘示弱地回答说，这算什么，我已经能够默记一万个汉字。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斗嘴”游戏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
这种“游戏”在中国的老外群体中普遍存在，而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越来越盛行。不过，那些很早就来到中国的所谓“先驱”们，并不喜欢这种游戏，反而是那些在上个世纪末，也就是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进入中国之时才到中国的老外们对此游戏颇感兴趣。
这些和“星巴克”前后脚进入中国的老外们喜欢这一游戏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羡慕那些所谓“先驱”，另一方面又多少对一批批新来者表示出不满。
毫无疑问，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老外在其群体中的位置。不过，也有一些因素可以弥补一些老外在时间因素上的先天不足并使之在这场游戏中提升自身的位置。一位作家正是由于对政治麻木不仁而一夜之间在社会上走红，尽管他到中国才刚刚一年。同样，一位在中国才做了几年时髦工作的老外能够让一位在中国教了10年英文的同伙感到自愧不如。在中国内地与当地人朝夕相处的老外无疑在游戏中是能够加分的，而那些整天呆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守着各种方便措施的老外则在游戏中显得逊色。
如果我的话听起来有点自以为是的话，那是因为我本人就是典型的前《星巴克》那一类老外。我遇到过几位名副其实的所谓“先驱”。我羡慕他们对这场游戏不感兴趣的态度，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好像是激流勇退的冠军。一位仁兄上个世纪70年代就通过学生交流的方式来到中国。他非常抵触这一游戏，以至于在自报家门时没有实话实说，而是谎称他刚到中国不久。他似乎比那些所谓前“星巴克”一族更加意识到，比较谁更了解像中国这样高深莫测的国家毫无意义。
记得16年前我启程前往亚洲的前夕，我父亲安排我与一位在那一地区做了几十年和平团工作的老前辈见面。那人说的话我大都记不得了，但是有一句忠告，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我会很少与当地人产生摩擦，但是与其他老外相处时要格外小心。
当时我并不赞同他这种说法。虽然我也了解了不少有关海外生活的趣闻轶事，其中包括外交官如何风流，传教士如何鲁莽等等。我一直以为，老外们才是我的天然盟友。我们可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于是，我不顾忠告，继续与老外们保持交往，同时也结识当地人。然而想不到的是，随着我与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深，我发现我与一些西方朋友的关系反而变得复杂了，他们好像觉得我背叛了他们。他们似乎莫名其妙地忌妒我与中国人交往，而不是羡慕我与当地人交往的本事。
为了缓和这一难以言表的不和谐气氛，我开始尝试着把我的中国朋友介绍给圈内的老外。然而，这又是我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我注意到，我的中国朋友由于无法忍受那些老外们的冷嘲热讽，一个接一个离我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酗酒，签证过期等原因斩断了这一跨越文化的纽带。当我再与我的一些中外朋友相聚时，我发现他们的性格都和已往不同。而另一些人则干脆不再与我来往。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但这一游戏还在进行着。
我开始与这帮老外在情感上渐行渐远，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我与中国人的关系并让我多次感到难堪，而是因为我不再把他们看作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而只是些悠闲的游客。
廉价的环球旅行加上一体化的国际市场让那些喜欢东跑西颠的人开了眼，于是他们错误地把自己当成了外国侨民，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侨民已是凤毛麟角。要知道，你的地位不是由你大声宣称你在收留你的国家居住的年数所决定，而是脱离这种年数的攀比，远离老外和当地人的社会，认真思考你到底属于哪个群体。
十五.在上海开车
按理说，我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对上海的司机和上海的交通状况品头论足，因为只有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喜欢谈论上海那些要钱不要命的汽车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不过，最近几个星期我也租了一辆汽车开开，这才对上海的路况有了切身体会，不妨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说的是，感谢上帝我还活着。早上起来听得邻居的小鸟在笼子里唱歌，心情舒畅。翻身下床，来到穿衣镜前，面带微笑地端详着自己，庆幸昨天又能够在险象环生的上海街道上死里逃生。
我端着一杯咖啡坐下，回顾昨日的车流大战。那些驾驶技术不佳的司机们的表现简直有点滑稽。其中，一名穿着入时的女子一边在内环路上开车，一边在拨手机号码；一名开着黑色桑塔纳的男子横冲直撞地从虹桥宾馆出来，根本不把对面的车放在眼里；一辆七系列的宝马车不知怎么了，停在了淮海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中，里面还坐了一位小伙子；一辆出租车在路上毫无规则地并线，像是在耍杂技。
所有这一切如果只是发生在一个星期内而不是一个小时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这种违章驾驶的行为到处可见并且成为时尚，我则不应该把这些行为挑出来加以指责。但问题是，这些行为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尽管我同意违章驾驶的司机到处都有这一说法，但我同样相信，文化中肯定有一种因素帮助谱写了这首上海汽车狂想曲。
这里驾车的人们互不谦让肯定有其原因。在这座拥有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公路上缺少君子风度也不足为奇。期待某位正在并线的司机向你招招手表示谢意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是一座任何付出都要求回报的城市。
我敢肯定，负责考核及管理驾照的部门也多少同意我的意见。还是那句话，这绝对跟文化有关。打个比方，党支书的儿媳妇是得罪不起的；拒绝金钱诱惑的人也为数不多。上海街道上的林林总总已经说明，相关机制需要彻底维修了。
在租车的最后一天，我在复兴中路拥挤的车流中看到一名少妇在一辆崭新的奇瑞QQ轿车内抠鼻子，我脑子里在想，私家车的增加，无序的状态，中产阶级的虚荣，城市的禁锢，社会的反差，自由的追求，贪婪的欲望，文化的批评，最佳奥斯卡影片《撞车》，还有我的干洗帐单，汽车保险，禽流感，Hello Kitty耳机以及我在文化上受到的偏见，等等。
十六.上海的人际关系
“你好！吉姆的合同到期了，我们将搬回佛蒙特州。这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在上海交了很多朋友，我们也希望你们有一天都能来我们在波灵顿的家再相聚。顺便告诉你，我们把我们的自行车和那套中国式的卧室家居都卖掉了。再见，萨拉和吉姆”。
以上是我不久前收到的一位朋友的告别EMAIL。
下午我删除了存储在我手机里的那些已经离开这里的人的电话号码，这意味着他们将从我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他们过去在我的记忆里占据太多的空间。谢天谢地，今后不再跟他们继续往来了。虽然大家告别时都信誓旦旦地保证，今后会保持联络，但大家似乎心理都明白，人走茶凉，谁还会再给你来信呢？相互留下联络地址其实都是多此一举。
如果你问我，我们当初是如何相识的？我告诉你，我早就忘记了。从陌生人到朋友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反过来也一样。当初，我还把他们的话当真，他们说只要来到这里，就不再返回圣地亚哥，不再回悉尼，不再回斯图加特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信誓旦旦地做出那么庄严的承诺呢？
也许我应该理解他们，有谁比我更知道在这样一个笑里藏刀的环境里生活的艰辛呢？对于那些享受点特殊待遇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老外来讲，真是愚不可及。
我跟这些老外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们都是洋鬼子，属同一族群。我们平日一起打网球，一起到杭州旅游，一起站在阳台上欣赏外滩的景色，好像也非常地开心。我们也尝试着表现出上流社会的那种虚伪的热情，假惺惺地亲亲脸蛋，像狗熊一样地拥抱一下并合影留念。现在想起来，我们都在逢场作戏罢了。
当他们自以为高贵地把餐巾铺在大腿上或者穿着已经退了色的大学T-恤衫时，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我已经离它而去的地方。
也许，是他们不同的乡音让我觉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这也让我反思，我的话怎么连一点乡音都没有了呢？这都怪我离开家乡太长时间了，而且连我的思维方式都被当地文化同化了。我不知来自何方，我愿四海为家。
我时常想起一出歌剧中的情节，剧中的一位东方女子为了辞别她的心上人而悲痛欲绝。多么可怜的妇人啊。如果这位妇人知道在亚洲的大部分西方人只是过客，时辰一到，他们就要开拔的话，她就不必为此过于伤感了。也许一个无家可归的西方人对她更适合。
如果我说，我们之间的所谓友情只不过是虚情假意，这肯定会伤害那些老外的感情。其实我们这些同族相聚在异乡，彼此都需要一种安慰，哪怕是想象中的安慰。
毫无疑问，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能够讲述一段丰富多彩的经历，其中很多可以算得上是小说情节。由于我的汉语水平有限，我所能发现的是，绝大部分当地人过着简单，然而却充满感情的生活，他们缺少西方自嘲式的幽默。
如今，我的同族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在删除他们的电话号码，他们的印象也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消失。如果一年后我在亚特兰大，在雅典或是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和他们不期而遇，而我又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还请诸位多多原谅。我身边有太多的过客，而我这样一位沦落天涯的人又怎么能够全都记住他们的姓氏名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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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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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老外拍的是不是《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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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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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笑的是，在今天的上海，几百万外地民工反倒由于不会说上海话而大发利市。去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地男子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比本地男子高得多，原因是本地人流利的上海话让雇主觉得他们油头滑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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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嘉饭，米兰魂，仙道命
...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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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上海白领
年轻的上海白领们最显著的两大特征就是穿西装，起洋名。当然，也有个别的年轻白领仍旧使用他们的中文名字，这大概是出于孝顺，怕得罪了祖宗，或者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外国名字的缘故吧。有时候我发现，一些年轻人起的洋名字简直就是“名不副实”，比如一个普通的做文件管理的文书居然起了个具有骑士，游侠含义的洋名字。真是有点不伦不类。也有不少20多岁的女士，为了从名字上进一步体现青春活力，给自己起了重音的名字，什么辰辰啊，玲玲啊，听上去就像中国国宝大熊猫的名字。
我在上海的一家公关公司作临时咨询工作，每星期只去办公室几个下午，帮他们修改，润色英文稿件。四年多来，我最看重的是稿件的简明扼要，有时我拿到的稿子简直就像天书，全是堆砌的华丽辞藻，毫无实质内容。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们每句话的结尾都用感叹号。修改，润色这样的稿件无异于破译一份密码电报。
我在这家公关公司里没有头衔，准确地说，他们并没有正式雇用我，我们没有签合同，只是君子协议，我不定期地上班，公司不定期地付我工钱。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这个闲散的老外拿的工资比他们全职上班的人多得多。不过他们大部分人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他们也许知道，公司付我高薪就是要发挥我的英文特长，但也有个别人认为，老外就是比老中拿钱多，这种不公平现象已经存在好久了。
至于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我看和世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争名夺利已司空见惯。不过，办公室也有办公室的规矩，如果某人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此人就会受到大家的冷落，最后便会自讨没趣地离开公司。我来公司之前，有一位加拿大的女子只干了一个月，就因为和办公室的人闹别扭而走人了。
在西方，我们习惯了怒形于色，而在中国，人们对待矛盾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善于忍让，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常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在这样表面和谐的环境里，有时为了争权夺利，也可以看到暗潮汹涌，甚至惊涛拍岸的场面。大家都不会轻易放过被提升的机会。如果一名主管临时请假，资历排在他后面的人马上就会自动补上来，履行主管的职责，对那些刚才还是平起平坐的同事们发号施令。
无论年龄和工龄，我在这里都是老资格，同事们对我都非常客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对我发号施令。起初我感到非常不乐，你玲玲凭什么要求我在一个小时内截稿？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对我并无恶意，他们之间也是用同样的口气交流的。我想我应该对此感到荣幸，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外人。
我也经常在办公室人员开会的场合感到困惑。我坐在他们中间常常听到主管提到我的名字，我猜想，主管可能是要求大家向我学习如何写好英文稿子。但再一想，主管也可能是在数落我的不是，因为我喜欢和负责接待的小姐打情骂俏，这对他们来讲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每个月我都会与责任编辑开个碰头会。我们四目相觑，都期望对方先开口。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我憋不住先张嘴，提出一些建议。其他组员都乐于接受这些建议，不过没多久，他们就说，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也是这样想的。与此同时，辰辰和另外一个起着外国名子的同事正在考虑如何将我的建议各为所用。
十八.上海整治交通秩序的方式
中国有句俗话，“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由此想到，不开展整治交通秩序的运动，违犯交通规则的人会越来越多。最近，上海就开展了打击违规横穿马路的运动。这场运动开展地真是有声有色，一时间，人人都在关注横穿马路的问题。但同时，一些更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地铁车厢内的不检点行为；青少年沉溺于电子游戏以及外地游客的不雅举止等等，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再说说乱穿马路的问题。打击乱穿马路行为是一场针对性很强的运动，而且，一时间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身着整洁蓝色制服的执法者的确制裁了一批不看红绿灯乱穿马路的违规者。这一做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其余的人看到有违规者被罚款，则表现得重规重矩，至少在一个星期内不敢再乱穿马路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改掉许多不良社会习气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但突击行动确实有立杆见影的效果。另外，将整治交通秩序的运动用摄像机拍摄下来，再拿到电视台去播放，让观众欣赏到违规者被执法人员捉到的狼狈场面，也算是城市生活的一种娱乐内容吧！
在强化城市交通法规方面，打击一小撮比得罪一大批要划算，拍摄这类节目的制片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与之相比较，每天在那里不厌其烦地进行法制教育则显得鼓噪乏味。于是，拿个别目无法纪的人当典型进行惩罚，既强化了大众的法制观念，又丰富了大众的娱乐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不过，选择拿谁当典型进行惩罚也有学问，这种典型应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此来体现媒体对社会的公正性。什么叫娱乐？这就叫娱乐！
假如有一天，我也被执法人员当作了典型，那我倒是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他们是怎样对待这些触犯了交通规则的人。听说，像乱穿马路这种违犯交通规则的行为算不上什么大罪过，承认错误，交纳罚款就可以了事。要知道，想跟执法人员强词夺理，那可是自找没趣。在你被关了半天，又交了罚款之后，你也就亲自体验到什么是公正了。
在一个能够充分尊重个人意志的社会里进行写作的最大快乐就是不用拐弯抹角地，利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意图。在中国，一些作家使出浑身解数冷嘲热讽地，话中有话地表达观点，就是不直接了当地揭露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故意揣着明白的，而说糊涂的。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做“难得糊涂”吗！
一阵风式的打击违犯交通秩序的行为到底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与其说是在执法，不如说是在上演一出出活报剧。我想，如果奥地利剧作家卡夫卡能够看到这一场面，肯定会感到欣慰的。
十九.做经纪人的酸甜苦辣
我要讲的这段经历得先从在高尔夫球场听到的一个对话说起。一位身着短袖羊毛衫的高窕健美的中国妇女在球场上一边打球，一边对贷款商发牢骚。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银行拒绝向那位女士发放购房贷款。那位女士气冲冲地挥杆击球，白色的小球毫无目标地飞向远处的草坪。
一位外国的高尔夫球手走过来，耸了耸肩，似乎对那位女士表示同情。这位外国男士说，他听到了这位女士的抱怨，因此愿意帮助她。可那位女士却不知道，这名外国人是想帮助她搞到贷款呢，还是教她怎么打高尔夫球？一阵沉寂之后，听到一连串球杆击球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位女士就背起球杆袋与那位外国球手进屋喝咖啡去了。
他们俩在咖啡屋落座，相互交换了名片，然后攀谈起来。她问那位外国球手来中国多久了？和家人住一起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客套话，她真正想知道的是那位外国球手是否了解中国。是不是单身。
那位外国球手看来只关心生意问题。通过交谈他了解到，这位女士从事餐饮业并且在私人领域和政府部门都有些关系。
这位外国球手说他和一位美国的投资商一起共事。他继续介绍说，“我们向中国的小企业提供资金，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简介，我可以安排你与那位投资商见面”。
那位中国女士饶有兴趣地听着。
外国球手说，体育是所有商业关系的基础。女士点头表示同意。
咖啡的帐单来了，俩人同时去拿帐单，两只手轻轻地碰在一起。最后是中国女士买了单。在上海温暖的夕阳映照下，一宗买卖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女士与美国投资商在波特曼酒店一起喝下午茶。投资商在看过女士提交的一份商业计划后说，“我看中的是企业家，而你绝对具备企业家的素质”。
几个星期后，他们第二次见面。中国女士带了她的合伙人，律师和一位神秘的顾问。整个会面过程双方都话语不多。会面结束时，双方签了一份意向书。律师将起草一份理解备忘录。
其实，我就是那位外国球手。作为一名经纪人，我更看中最后能够成交的买卖，因为只有成交之后，我的佣金才显示在我的银行帐户上。虽然我尽力保持中立，但我必须对那位投资商负责，因为他关系到这笔买卖最终能否成交。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在美国的投资商和中国的企业家之间穿梭，为他们的讨价还价传递信息。虽然有时感觉这笔买卖可能会黄，但还是去尽力争取成交。
在中国，事情从来都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巨大的市场吸引力让一些外国投资商晕头转向。作假帐，收回扣，违约，等等商业不轨行为，中国人将资本主义残酷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循规蹈矩的商业行为几乎从没听说过。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企业欺诈，但是在中国，企业欺诈已成为家常便饭。
自从我在高尔夫球场见到那位中国女士至今，已经四个月了。我和她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纯商业性质，逐渐发展出私交。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就中国的未来展开辩论。
就在这笔买卖即将签约之际，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经过调查发现，那位中国女企业家有两家公司，其中一家会对我们的投资构成利益冲突。我原以为律师已经有了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案，为什么到最后关头，这件事让这笔生意功亏一篑？我真的是怒火中烧。
投资商出于多种考虑，最终放弃了这笔生意。我的佣金也就此泡汤。我与那位女企业家的关系也渐行渐远。投资商又去寻找下一个商业机会。经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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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笑，在上海骑自行车最危险的两个路段居然都是在著名的大医院附近。一个是瑞金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另一个是华山医院旁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司机们晓得急救室就在身边，反正所有的汽车一到这两个地方，都显得格外生猛。横冲直撞，旁若无人。结果是喇叭声，马达声，救护车警报声响彻云霄，与此同时，众多的自行车豪迈地迎头而上。
瑞金医院门前哪里有十字路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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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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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生活中的谜团
大约一个月前，正是我的生意最忙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出了故障，总是掉线。起初，我这部摩托罗拉手机的信号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到最后居然音信全无。我的一位朋友的手机也有类似的状况。报纸上没刊登这类消息。一位同事替我给电话公司打电话查询，结果这位老兄与接线生聊了20多分钟，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干脆又买了一部新手机，接收效果好多了。但是，原来的手机为什么总出问题，到现在还是个谜。
就在同一时间，上海市场上的高级香烟供不应求。当然，价格便宜，质量低劣的各种国产牌子的香烟仍到处可见。但是，像“万宝路”，“七星”以及我最爱抽的“中南海”等牌子的香烟则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报纸上也没有公布要打击吸烟行为的消息。我的朋友和同事也想不出是什么理由，最后猜测的结果是，大概是该戒烟了吧。这又是一件令人不解之谜。
我想，手机信号不稳定说不定与当局监听通话有关，或许是因为现有的设备无法完全承受飞速增加的手机用户的需求。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高级香烟短缺的理由。
其实，上海的很多事情都让我琢磨不透。比如，我在莲花超市买的鲜牛奶，就像饼干一样，从来不变质。我可以到泰国度两个星期的假，回来后发现，冰箱里的牛奶仍很新鲜。这就不对了。牛奶放置时间长了，就应该变质，而不变质倒让我感到不安。
一连串的不解之谜让我这个老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飞机票的价格问题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从上海飞东京，两个小时的航程，与上海飞洛杉矶12个小时的航程的票价几乎相等。为什么确定一张从上海出发的机票的坐位比申请一份银行贷款还繁琐？
很多弄不明白的事情让我匪夷所思。我在上海居住了两年之后才看到一辆运送垃圾的卡车。当然，比美国街道上看到的垃圾车要小的多。这也让我纳闷，这座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垃圾是怎么处理的？后来我明白了，很多垃圾都是被三轮车运走的。
在这个注重青春活力和流行时装的城市里，偶尔看到一贫如洗，无依无靠的人，都会让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的汉族人和西方白人乃至海外华人，牢牢控制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
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有多少是由于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胡思乱想，还是来自于20世纪历史知识的合理推测。反正我在电脑前一触动鼠标浏览网页，头脑中就会闪现出网络警察的形象。然而，栩栩如生的想象不一定很有价值或值得推崇，也许，这只是许多事情为什么如此发生的另一种解释罢了。
十月份上海的手机电话服务不一定是受到了外星人的干扰。高档香烟短缺不一定与一艘货轮在外海沉没有关。不变质的牛奶也不一定是因为加入了能够保鲜的高科技。我认为，合理推断胜过胡思乱想。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很简单的问题会引出一系列毫不相干的答案，可以说所答非所问，让你哭笑不得。
二十五.按摩院经历
我把脑袋埋在按摩床头的空隙中，我的双臂失去知觉般地垂挂在按摩床的两边。此时此刻的我，满脸通红，全身血脉膨胀。我慢慢地睁开双眼，想象着自己如同刚刚脱离胎盘的胎儿，艰难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塑料盘子，里面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皮夹子，一部崭新的手机，一条卷曲的皮带。一股樟脑的特殊味道让我的确地产生了一种生死轮回的感觉。
一位盲人按摩师已经准备好为我服务。电子钟开始计时。90分钟之内，这位双目失明的陌生人将通过按摩我脊椎的各个关节，缓解我老胳膊老腿感受到的酸痛。整个过程肯定不好受，因为他那坚硬的手指会按照墙上挂着的那幅穴位解剖图，用力地接触到我的每一处穴位。当他用肘部顶住我的背部时，我下意识地抽搐了一下，一串鼻涕掉在了下面的塑料盘子里。我想，如果他要是在我的臀部没完没了地用力摩擦，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鬼才会相信只有盲人才乐意从事这一行业。
我的脊椎骨没有问题。几乎每天我都要找机会放松一下，让我的肌肉组织得到缓解，同时减轻在这座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不过，每一次去做按摩之前，都要看我当时的情绪，手头是否宽裕以及身体状况。有时我也会光顾那些使用按摩油并且“手下留情”的按摩师。
久而久之，当散发着特殊香味的按摩油通过按摩师的手揉进我的肩膀时，手指与皮肤接触而发出的摩擦声，会让我感到安详和快乐并时常把我带入一种陶醉的状态。如果此时被要求翻过身来，我会感到受宠若惊。
在尝试了背部按摩之后，我对脚底按摩也产生了兴趣。于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做一次。不过，我不是很喜欢脚底按摩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怕痒。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也太丢面子了。不仅如此，我还怕疼，因为不少按摩师会使出吃奶的劲儿按摩脚底穴位。然而，话说回来，脚底按摩也有让人心旷神怡的时候。最让我感到满足的就是把脚泡在散发出茶叶香味的热水中以及之后双脚被毛巾紧紧地裹住。说到这儿，我还想提醒一下从事这一服务的按摩师，不要因为顾客一喊疼，就下结论说我们的肠胃有问题。我们的肠胃正常，只是里面的食物是咖啡，面包，不是豆浆，油条。
毫无疑问，背部及脚底按摩的费用之低简直就是这座城市居民，包括老外在内的天赐良物。我想用按摩来比喻目前的中国。它既痛苦又快乐，而且充满惊奇，还能唤起我们善良的本质。它是严酷的商业场所但却充满温情。它让你觉得一个无名小辈在刹那间变成了国王。这是多么美妙的感受啊!
二十六.全新专业人士抢滩上海
在过去几年里，一批与众不同的老外来到了上海。他们都是专业类型。这些人的到来意味着那些在上海混日子的老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这些全新的专业人士包括一本正经的律师，会计师，分析师和投资及商业地产咨询人士等。全球知名的风险评估公司为他们开了绿灯，甚至连不起眼的所谓企业家嘴边都总挂着什么“摩根－斯坦利”。
高档的芝麻菜叶上了菜单。新的保健诊所匆匆开张。酒吧里到处是各类新颖的电话。还听说要在中心商业区建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所有的商品都在涨价。精美的食品店如雨后春笋。从事搬迁咨询业务者的地位与日俱增。
最近的一条消息说，有144家跨国公司把他们的亚太业务总部迁至上海，而去年就有50家外国公司做了这样的决定。想当初，一片从香港走私进来的奶酪就让那些所谓“中国通”沾沾自喜。如今，这些人得上网购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了。
这些纯粹的专业人士在上海随处可见。他们的言谈举止也与众不同。他们展现出一种能够体现他们的成就的个性。
在发生革新及全新变化的同时，这批来自世界一流金融中心的才华出众的男男女女，让那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老外们，看上去就像为美国“和平团”工作的不开窍的义工。
这批新新人类成群结队的出行，而且经常出入高档的社交和娱乐场所。他们出手阔绰，付小费并且表现出对当地节俭文化不屑一顾的态度。
在上海的中心商业区越来越难找到原汁原味的上海人。真正的上海人已经住得离闹市区越来越远的地带，他们把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界让给了那些每月能够支付一万美金房租的“新贵”。我可以想象，那些老上海人聚在一起，对这批“新贵”愿意支付巨额现金，租他们的破房子的举动，会笑破肚皮。
一位城市观察家发现，除了方言，上海这座城市越来越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只有听上去像外国话的上海话还让人感到一丝亲切。这座城市终于在实现成为全球发达和繁荣都市的目标。这对那些纯粹专业人士来讲是个好消息，而对一位社会批评人士来说则喜忧参半。我生活在这座城市，不敢有丝毫怠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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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在五星酒店蹭吃蹭喝
在韩国，如果入乡却无法随俗，你可以躲进首尔的五星级酒店。在香港，你也可以在高级酒店内，躲避潮湿闷热的气候和嘈杂拥挤的人群。在东京，新加坡和曼谷，在亚洲的每一座大都市都有希尔顿，凯悦或度假村这类的有档次的酒店。他们都可以充当我临时的家，只不过那里的cappuccino(一种热牛奶加咖啡的饮料)贵的惊人。
15年前当我前往亚洲定居之前，我认为那些底板擦的增亮，入口站着门卫，前厅摆着果篮儿的五星级酒店，只是给富人准备的。这些富人即使出门在外也不肯屈就。豪华酒店的出现让这些富人多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沐浴在大理石的浴缸内，打个电话，服务生便可将一日三餐送到床头。但是，回过头又一想，他们睡的床垫，也许几个小时之前，素不相识的人刚刚睡过。浴缸内可能还留有前一位房客身上的气味。就连服务生送饭用的推车也和监狱里狱卒给犯人送书以及精神病院里，医生给病人送药使用的推车，没什么两样。
在这些高档的酒店里，我可以买到很多外面普通市场上买不到的洋货，例如美国费城牌子的奶酪酱以及西式糕点和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生产的Visine牌眼药水。此外，我还可以买到外国的报纸和杂志。
这些酒店内的设备也让人刮目相看。洗手间的马桶也是美国制造。酒店内还提供擦皮鞋的服务。最关键的是，酒店内的空气不那么浑浊。恬美，悠扬的乐曲在大厅内低旋，这里的确是打发时间的好地方。
每当我前往亚洲的大都市旅行，我都会留意那些豪华酒店的地理位置。每当我对当地文化感到不适应时，我都会去酒店内喝杯咖啡，甚至打个盹，以此来逃避现实。然而，我发现，我出入这些酒店的次数多了，这些酒店的员工竟然把我当成他们的常客，从而对我必恭必敬。我不明白，是我的肤色？我的穿着？还是我的绅士风度给了他们这样的印象。而我这个秃顶的老外经常与前台的小姐打情骂俏，却从来不给门卫小费。就连训练有素的酒店保安也无法断定我的真实身份。
久而久之，我在这些酒店里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经常享用那些只有酒店客人才能享用的服务。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我这个名义上的客人为什么不能享有贵宾般的待遇？我把酒店的火柴，薄荷糖塞进口袋，或者在酒店的沙发上打个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五星级酒店幽雅的环境与街道上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像我这样的东跑西颠的老外提供了歇脚的场所，至少酒店里的厕所是干净，卫生和免费的。
在上海，我曾坐电梯来到一座高层酒店的顶层，要了一瓶矿泉水。在消磨时间的时候，我心里在盘算，那些出入高级酒店的人到底有多少财富？他们是怎么发的财？有时，我也斗胆向那些穿着阔绰的人讨教发财之道。不过，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继承财富或者纯粹靠运气。
在另一家靠近外滩的酒店内，我大口地嚼着免费杏仁，喝着免费冰水，享用着免费厕所。然后，我拎起空箱子回家，继续做我的小生意。不过，高级酒店的便宜我还是要占。听说上海不久要有一座六星级的酒店开业。就当我已经在那家酒店预定了房间。
二十八.上海的酒吧文化
我们在上海衡山路的“真爱迪吧”相识 。这是一家中式风格的酒吧。我为这家酒吧能够在90年代初的所谓“清理”运动中存活下来，感到庆幸。我记得，她当时穿的是一件好像很流行样式的羽绒服。第二天晚上，我们去品尝了印度餐，之后我们就相爱了。这可是“真爱”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妻子后来对外人讲，我们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的，这样说是为了让一位年轻美貌的中国时装模特与一位上了点年纪的美国作家的婚姻，听上去更合乎情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上海发生了巨变，这是一座充满了“真爱”的城市。有人统计过，在上海，每两个星期就会“冒”出一家酒吧。什么“爱奇多”，“蹦蹦”，“魅力酒吧”，“加利福尼亚俱乐部”。不少酒吧甚至连中文名字都没有。例如Bar Rogue， VIP, Mint, DKD, Babyface 等等，不胜枚举。酒吧里人头攒动，有俄罗斯的美女，香港的阔佬，加拿大的英语教师以及泰国的人妖。还有充满激情的法国人。大家穿着入时，好像都有来头。
自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夜总会一直是外国传媒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里，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如何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特感兴趣。对于那些只知道中国的长征，大跃进以及文革的人来说，牛仔裤和百威啤酒让他们深感兴奋。他们认为，吃喝玩乐就是民主，于是乎，在中国夜总会与自由主义划上了等号。
八十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的酒吧数量寥寥无几。而如今在上海，只要你愿意，每个夜晚都能够在美女簇拥的酒吧里渡过。在各式各样的酒吧里，有钱人纵情地享受，外部世界似乎与他们已经隔绝。
我偶尔也应邀光顾一些新开张的酒吧。这些酒吧装潢华丽，墙壁上镶嵌着大玻璃镜，酒吧内设有包厢和音响播放台。酒吧的门口站着彬彬有礼的门卫，里面忙碌的是作息时间，昼夜颠倒的女招待。扩音器里不断传来推销娱乐内容的声音。这里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享乐的场所。
不过，上海的酒吧也在与时俱进。一些酒吧已经改变了以往炫耀的风格，代之以先进的灯光和音响效果以及温馨的情调。现在的酒吧风格更接近西方。酒吧里的人也越来越三教九流。在这里，已经很难分辨出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在一个强调内外有别的国度里，这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现象。
在那些思想保守的人看来，没有几个正派人去酒吧找对象。他们认为，好姑娘不去这些地方，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消遥吧。如果仅此而已的话，上海的夜总会应该成为驳斥上述无知和偏见的例证。
我们在“真爱迪吧”相识。她当时穿了件羽绒服。那是最美好的一刻。也许这一美好时刻不会持续久远。但在这座城市，又有哪些事情能够一成不变呢。
二十九.上海寻找住所的经历
穿过一道铁门，再走过一片树荫，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居民楼。这是一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比较低矮的楼房，虽然年久失修，但别致的风格依旧。看到这一建筑，人们就会自然地想起往日的风情。夜幕降临，公寓楼的首层亮起灯光，房屋的主人，一对来自欧洲的年轻夫妇在窗前晃动的身影，就像电影一样展现在眼前。
这栋公寓楼的后面原来是仆人住的，现在住着一位作家。这间屋子的面积是那对欧洲年轻夫妇居住面积的四分之一，而且屋顶很矮。当然，租金也少得多。这间小屋子从来没有被翻修过，因此，到处都有过去房客们留下的痕迹，其中不难看出他们的个人好恶甚至政治倾向。现在，这里被这位作家谦卑地称之为“寒舍”。
“寒舍”的墙是白色的，地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屋顶上安装了一排装饰灯，墙上挂的镜框里展示着具有历史色彩的香烟广告。这些装饰让这间屋子扎一看还过得去。不过，真要是邀请客人来访，还得三思而行。作家本人倒不觉得有什么尴尬，只是其他的外国朋友和当地的中国朋友会有不同的想法。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若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乎，这位与世无争的作家就躲进了自己的“寒舍”。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99年，这位作家刚到上海时就住在闸北区的一家旅馆里。这家旅馆真会做生意，不少房间都租给了做贸易及纺织品生意的商家。几个月之后，这名作家住进了另外一家旅馆。这家旅馆不那么气派，但历史悠久。再后来，作家最终搬进了徐汇区的一座公寓楼。在与雇主闹翻之后，作家在当地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内租了一间房。这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的房间太压抑了。
于是，作家再次搬家，地点仍是当地的一座公寓楼。不过，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之久。某一天，房主提出要涨房租，于是，作家又开始了找房搬迁的历程。这次的落脚之处紧靠一座政府的办公楼，是个花园式的公寓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作家准备签合约时，不知道是哪位警惕性高的居民向有关部门报告说，有位装作一介书生的外国中年男子来路可疑。作家又能跟谁解释得清呢？于是，别无选择，最终落到了现在这部田地－－搬进了这间他自称为“寒舍”的住所。
在此之前，作家一举一动似乎都逃不过公众的视线。现在好了，不会再有人注意他的进出了。他不必再为自己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感到难为情。也许是因为这里也住着其他外国人，因此，作家感到他本人受关注的程度要大大少于过去的几个地方。
作家心里明白，没有人在任何地方都受欢迎。于是，他尽可能地在新的住地表现得中规中矩，甚至夜晚都很少外出，整天关在房间里，闭门思过。搬进“寒舍”没几天，一天傍晚，突然有人敲门。一位中国老太太站在门外，操着一口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的上海话。当作家正感纳闷的时候，老太太双手做出扫地的姿态。作家终于猜出老太太敲门的目的，是讨要80块钱的扫街费。作家自言自语道：也难怪，好事也轮不上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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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大卫介绍作为一个“老外”观察到的上海的风土人情，以及他在上海的亲身经历。每月增加一集，，欢迎您届时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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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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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5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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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力危害祖国，没理由背离人民
没资本好逸恶劳，没本事损人利己
没机会见利忘义，没胆量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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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755＋28413
有些话真是太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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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nuous, right-minded, optimistic, freely, humor, adventurous, visioned
...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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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210＋84827
中文水平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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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不要撒谎
需要撒谎时，以沉默代替
不得不撒谎时，不要伤害他人
...2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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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23＋313
yy真无敌了
难道一定要套用个外国人的皮，yy起来就爽？
某些人的自卑就这样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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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蜂乐园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懂的
...2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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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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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我觉得这老外写得不错，尽管有的地方有失偏颇，但完全客观的评价上海和上海人能有多少人做到？你的昵称好象太有主观倾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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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我觉得这老外写得不错，尽管有的地方有失偏颇，但完全客观的评价上海和上海人能有多少人做到？你的昵称好象太有主观倾向了吧
主观倾向？呵呵，多种含义，你想是啥就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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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183＋2113
好长，mar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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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3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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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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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错 应该是外国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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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国军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3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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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写的，写的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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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上海的噪音污染
亚洲地区的空气和水污染一直被各界关注。虽然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并一直是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但是人们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这是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渴望有个“清洁”的环境，但是在环境是否应该“清静”这一问题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上海曾经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塔式起重机。目前，这座城市起重机的数量也至少有几百台。据说，眼下起重机最多的地方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看来，起重机的数量与地区的富有程度成正比。
数不清的起重机在上海这座混凝土森林城市中默默地工作着。这些起重机有时也发生不测，例如钢丝绳断裂，起重架倾斜甚至倒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倒霉的要数挂在空中的起重机操作员了。
与起重机相比，小字辈的建筑工具，例如电钻，电锯就不那么安静了。在工地上，就数它们叫得欢。上海这座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有数不清的兴建，改建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电动工具提供了“一展歌喉”的机会。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摆脱不了这种噪音的侵扰。
说实话，我真佩服操作这些噪音工具的人。他们为了按时完成计划，经常赶工。那些电钻，电锯等工具可能都已经超时工作了。难怪它们都发出痛苦的抱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