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时间与受教育程度的生存分析
待业时间与受教育程度的生存分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显示，近几年，我国在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青年就业和失业问题逐步凸显。[1]青年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弱势人群，他们因为缺少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机会极易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失业。失业者队伍中青年失业者所占比重大也是各国失业状况的一个显著特点。研究表明，年轻人在工作生涯开始时就陷入失业状态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工作生涯早期的失业经历不仅显著地增加了个人未来失业的可能性，并大大降低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而且它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失业可能导致青年的反社会行为如犯罪、吸毒和酗酒等。[2]因为失业人群不是随机地分布的，那些本人受教育水平低以及父母收入水平低、职业声誉低的青年相比那些本人接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父母收入水平高、职业声誉高的青年更可能遭遇失业。[3]因此，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形下，关注青年群体的就业与待业状况，认识他们从学校向工作转变中的规律特征，对于促进教育体系适应社会需求，建立并完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有效的链接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一些文献探讨了青年失业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例如，有学者指出学校系统不能培养出适合劳动力市场的合格的毕业生是造成青年失业的原因；[4]有学者则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个人资本三方面分析了影响青年就业或失业的因素：人力资本方面包括缺少高中学历、较差的阅读成绩、低智商和有限的家庭资源；社会资本包括单亲家庭、家庭冲突等；个人资本方面包括有反社会行为的孩子失业风险增加。[5]也有很多文献关注青年失业的后果。例如有学者指出，失业青年可能经历更多的家庭冲突；[6]人力资本理论则指出，青年失业减少了学习技能的机会，使得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能力减弱；[7]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雇主会利用雇员以前的失业经历作为分辨雇员较低生产能力的信号。[8]
　　在我国，有关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研究并不少，但关注的对象集中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有学者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以及促进就业的政策几方面概括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该问题的未来研究方向。[9]也有学者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得出了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的毕业生其就业结果不同的结论。[10]
　　可以看出，关于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国外研究借助模型设计精巧、变量选取巧妙等办法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揭示青年就业与失业的内在机理。我国的相关研究则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方面取得相当进展，研究还相应地推动了大学生就业政策的适时变革。然而，近年来对我国的青年就业/待业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一部分群体，对于只接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则关注不够，这一部分人的就业和待业状况始终处于社会和公共政策关注的边缘地带。因此，将研究从大学生群体扩展到其他青年人群是必要的。另外，对于青年就业/待业问题的已有研究往往注重某一调查时点就业或待业状态的静态研究，较少突出时间维度，无法了解从待业转向就业状态的长期动态变化特征，例如现有的研究缺少对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不同时点的待业率的估计，缺少对待业时间长短的动态分析，同时也缺少对待业时间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在就业问题解决对策上也较少时间维度的考虑。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囿于常规研究方法的局限，难以动态地研究就业/待业问题。
　　对于青年就业/待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都会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关键因素。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支持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与个人的终身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人力资本和信号理论在解释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无论从人力资本理论还是从信号理论都不能推演出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则从学校到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时间越短，也就是说不能推演出受教育水平将必然缩短人们的待业时间。原因在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提升对工作性质和收入的期望。人们的就业目标不仅是能找到工作，而且是要找到自己能够认同并愿意接受的工作。而雇主聘用员工的考虑也是在能满足需要的（而不是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能够支付的工资之间进行平衡。许多经验事实表明，社会上并不是缺少足够的工作，而是不具有充分技能的申请者却有着不切实际的高收入高职位的预期。当社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与学校提供的毕业生存在结构性的供需矛盾的时候，待业时间和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更加错综复杂。
　　对于中国城镇的青年人，其受教育程度与待业时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教育能否缩短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的工作找寻时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青年就业/待业研究的对象从大学生扩展到其他的受教育水平人群，既包括大学生群体，也包括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群；尝试采用生存分析的研究方法，突出就业/待业问题的时间维度，探究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人群从待业到就业转变的动态过程特征。
　　二、方法与数据
　　以往人们对就业/待业问题的研究多采用普通统计分析方法，例如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或者逻辑回归等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就业/待业状况的因素。这些传统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截面数据的分析。可现实生活中人们就业/待业状况的变化往往是随时间的改变而变化的，这种就业/待业经历通常表现为一系列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截面数据构成的纵贯数据。同时不同截面上的解释变量的取值也会在观测期内发生变化。而传统方法无法对就业/待业经历过程中人们的初始状况和目标状况之间复杂的过程给出正确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区分人们从待业到就业的状态的改变，难以正确反映观测（调查）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观察事件实际变化的过程，因此会造成信息的损失，还会引起估计的系统偏差。而生存分析通过建立“删失”解决传统方法的限制，可以揭示其它传统统计方法无法得到的动态特征，适合于研究事件发生动态过程的真正规律，探讨各种解释因素是如何对不同持续期的出现概率产生影响的。
　　本文尝试使用生存分析的方法，探究我国城镇青年群体的待业时间及其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2005年4月，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合作，在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和甘肃等12个省市选取了10000户城镇居民，对2004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调查总样本中年龄在15－29周岁、初中以上文化的城镇青年人群。采用生存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本文定义生存时间为观测个体从学校毕业到获得第一份工作之间的时间差，称为待业时间。到调查截止时有劳动意愿但仍未就业者定义为删失数据。定义观测个体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为生存状态变量，该变量有两个水平，变量标记为：1＝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0＝删失。本文将使用寿命表法计算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从学校毕业后某一时点的待业率,从时间维度反映青年群体的就业情况；使用Kaplan-Meier法比较不同受教育水平青年人群的待业时间差别；使用COX
模型分析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对待业时间的影响。
　　三、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一）城镇青年人口就业状况统计描述
　　表1是15－29周岁城镇青年人口的就业分布。如果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下岗职工、待业人员以及待分配者统称为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那么在所有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465人中，能够获得工作的人数为1951人，所占比例为79.1％。也就是说，有相当比例的青年人虽有工作意愿却并未就业，处于待业状态。
15－29周岁城镇人口就业分布
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
无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
丧失劳动能力
其他非就业者
　　（二）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就业情况
　　表2反映了15－29周岁且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口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就业情况。可以看出，随教育程度提高，待业率下降。这里，定义待业率等于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未获得工作的人口数与所有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之比。
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就业情况
受教育程度
待业率（6）
（6）=（（2）+（3）+（4））/（5）
待分配（4）
　　四、生存分析结果
　　（一）不同受教育水平青年的待业率
　　在前一部分对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中，得到的待业率是到调查截至时点的待业率。这种待业率无法反映该比率的动态变化特征。生存分析的寿命表法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寿命表法可以估计人们在不同时点的待业率，从而动态地描述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待业率的特征。本文将教育程度分为初中、高中、大专以及本科以上，将待业时间分组，每个区间长为0.5年，整理后的结果如表3。表3显示，15－29周岁且有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中，初中文化观测个体347人，高中文化观测个体608人，大专文化观测个体376人，本科以上文化观测个体221人。
不同教育水平群体的待业率分布
待业时间组段下限
进入该组段的观测例数
至本组段上限的累计行业率
进入该组段的观测例数
至本组段上限的累计行业率
进入该组段的观测例数
至本组段上限的累计行业率
进入该组段的观测例数
至本组段上限的累计行业率
　　表3反映了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其待业率的分布。例如，初中毕业生毕业当年（根据本文数据计算，待业时间组段下限0.5年被认为是在毕业当年就业）有93.82％的人在待业；毕业1年后，有83.77％的人在待业；……。表3反映出，对于相同时点（如毕业后某一年）的待业率，待业率随教育程度提高而降低，待业率基本上从高到低依次是初中、高中、专科和本科以上。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较快地获得工作。
　　（二）不同教育水平毕业生的Kaplan-Meier分析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其待业时间有差别吗？下面使用Kaplan-Meier法比较不同受教育水平青年群体的待业时间差别。
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待业时间中位数
受教育程度
待业时间中位数
95%置信区间
　　表4是利用原始数据获得的不同教育水平（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以上）毕业生待业时间的中位数估计。表4显示，初中毕业生待业时间的中位数是5.5年，高中毕业生待业时间的中位数是2.5年，专科毕业生和本科以上毕业生待业时间的中位数是1.5年。上文提到，待业时间为0.5年以内的个体被认为是在毕业当年就业，对上述中位时间做相应调整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以上青年群体实际的待业时间中位数分别是5年、2年、1年和1年。可以看出，随教育程度提高，待业时间的中位数大幅缩短。表4还给出了不同教育水平毕业生待业时间中位数的95%置信区间。
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待业状况
受教育程度
（1）=（2）+（3）
工作人数（2）
待业人数（3）
删失比例（4）
（4）=（3）/（1）
　　表5是不同教育水平毕业生Kaplan-Meier分析的观测量概述表。表5显示，在有效观测量1552人中，到调查截止时间初中43.23%、高中28.62%、专科23.40%、本科以上15.38%的人虽有劳动意愿但并未获得第一份工作，是删失数据。
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待业时间的整体比较
Tarone-Ware
　　表6是不同教育水平毕业生待业时间的整体比较。表6显示，不同教育水平毕业生在待业时间上差异显著，3个检验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5。
　　图1是生存曲线。图1显示，受教育水平与待业曲线所在位置成反方向变化，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所处的待业曲线位置越低，说明待业时间由短至长依次是本科以上、大专、高中和初中。因此，Kaplan-Meier分析的结果同样支持了结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获得工作，具体表现为待业时间相对缩短。
　　从图1还可以看出，待业函数曲线渐趋平稳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平稳时间由早到晚分别是本科以上、专科、高中和初中，提示待业率趋向稳定的时间存在差别。结合寿命表，初中毕业生在毕业12年左右、高中毕业生在毕业9年左右、专科毕业生在毕业6年左右、本科以上在毕业5年左右待业率趋向稳定。
　　（三）Cox回归
　　生存分析中，研究一些变量对生存时间的影响，通常采用Cox回归模型。Cox回归模型又称比例风险模型，它假设时间t的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h（t）=〔h0（t）〕eBX，其中BX为B1X1+B2X2+……
　　B是一集未知回归参数，X代表一组影响待业时间的因素。
　　本文模型试图在控制包括性别、年龄、和家庭背景变量（包括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家庭收入等）的情况下，探讨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影响其待业时间。
Cox回归结果
自变量系数
Wald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父亲受教育年限
母爱受教育年限
否（基准）
女（基准）
工人（基准）
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
商业工作人员
服务业工作人员
家林牧渔劳动者
本人受教育程度
初中（基准）
最低收入户（基准）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最高收入户
有效样本量
-2 Log Likelihood
Method=Enter
*在a=0.05水平统计上显著
　　Cox回归结果见表7。表7显示，模型总体检验有显著意义（P=.000）。单变量检验，变量独生子女、高中、专科、本科以上有显著意义（P&0.05）。高中、专科、本科以上3个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系数取值变大。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毕业生待业时间越短。也即，在控制了其它影响变量的影响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待业时间的重要因素。需要提及的是独生子女一项系数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的待业时间有可能延长。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果，独生子女是一个代表家庭结构与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经验与研究均表明，独生子女家庭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从而有利于子女就业，然而我们的发现是来自这种家庭背景的青年待业时间相对延长。本研究表明在同等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条件一定时，独生子女待业时间延长。独生子女待业时间延长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独生子女家庭可能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更有经济能力支持子女延缓就业，从而等待更好的就业机会。其二，独生子女家庭的就业期望可能较高。对于一些可得的就业岗位，独生子女及其家庭从心理和感情上可能不愿接受，因而宁愿选择延缓就业。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分析反映了我国城镇初中以上文化青年群体待业时间的整体水平。文中采用寿命表法给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不同时点的待业率。分析结果主要显示：
　　1.受教育程度显著地影响青年待业时间。当控制了影响青年就业的其他因素后，从个人的角度讲，进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是有助于青年就业的，可以缩短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的工作找寻时间。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有可能延缓青年就业，因为这样的家庭相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就业期望较高，也可能更有经济能力支持子女推迟就业。
　　2.从时间维度来看，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人群无论是平均待业时间、在某一时点的待业率还是待业率趋向稳定的时间都存在差别。这提示我们针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人群，就业政策关注的时间重点应该有所不同。例如，针对待业率趋向稳定的时间特点，解决初中、高中文化青年群体就业可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而大学生就业矛盾则主要集中在毕业后的前几年。再如，初中毕业生的待业时间中位数是5年，5年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大大超出一般找寻工作所花费时间，这5年可以给充满激情、容易冲动的青年太多的可能性。那么就业政策就可以针对这一人群的这个特点进行设计与调整。
　　本研究定义生存时间的间隔是以年为单位，这样定义主要是数据的限制。如果数据具体到以月为间隔单位，就可以将待业时间的规律研究具体到月，那么研究结果将更精确，也可以减少待业时间的估计误差。
　　本研究将我国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研究对象从大学生群体扩展到初中、高中文化群体，并突出了就业／失业研究的时间维度。未来青年就业与失业研究的切入角度可能更多，包括少年期个人特征与青年在未来劳动力市场表现、在职找寻工作还是离职找寻工作的对比研究、青年与成年人的就业替代效应等等。
　　对青年失业原因的分析总是与相关的政策和机制相连的，包括完善现有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使之更能适应工作市场的需要；还包括对现有就业和促进就业的政策效果的评估和改革等。例如，有研究表明，如果是由于一些个人特征诸如反社会的生活态度、缺少技能亦或是不合作的习惯影响青年获得工作，那么不问原因地只增加就业岗位的政策就不是有效的；[11]亨利莱文则指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给教育水平较低者并不能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很可能的结果是产生教育过度。[12]对于我国青年人就业及其影响因素的进一步认识还有待我们结合以上的实证结果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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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J.Duncan and J.N.Morgan，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图文】第17章--生存分析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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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生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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