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塑料王国》里的人生：以垃圾为生，被垃圾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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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王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有着30多年废旧塑料加工历史的沿海小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构筑了影片主人公依姐童年生活的“王国”。12岁的依姐早在4年前就应该入学，那时她的父亲承诺等打工赚了钱就送她上学。一晃4年过去了，这期间依姐不断地做着抗争。
前财新环境科学记者，现从业于环保NGO，自由撰稿人
依姐7岁时，随父母从金沙江边的彝族寨子到山东打工。所谓工厂，是村子里的一片民宅。砖砌院子，几架机器。院中堆满塑料垃圾，他们的活计就是从中分拣出可用的塑料，清洗、破碎、熔化，然后机器压面条似的，吐出冒着热气的塑料细条，冷却，切割，卖掉。这些垃圾来自美国、西欧、日本、韩国等地，飘洋过海，进入中国海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等省份，被废旧塑料回收工厂买走，用于生产再生塑料。而这些所谓的废旧塑料回收工厂，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小型的家庭作坊，比如依姐所在的“工厂”，其老板就是去别的回收工厂，买人家剩的下脚料，回来土法炼制，谋一口饭吃。纪录片《塑料中国》描述了依姐和老板两家人的生活――日夜劳作，忍受塑料炼制的恶臭毒气，依然收入微薄。导演王久良擅于环境题材，2010年因《垃圾围城》一举成名，该片讲述了北京已被500多座垃圾场包围、河流和地下水污染严重的严峻现实。他也因此被邀请到美国访问，采访某垃圾回收公司经理时，对方指着一辆绿色的集装箱卡车说，看，那就是运到你们中国去的。经理称公司收回来的垃圾经过粗分，出口到别的国家，而中国市场最好，愿意出其他国家的两倍价格。图为美国加州某垃圾分拣中心。这里的垃圾在经过简单分类之后，玻璃和金属就近回收处理。做一部塑料垃圾纪录片的想法由此而生。他想知道，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后，最后去了哪里？对环境、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塑料王国》海报制作过程历时六年，十分波折。2015年，王久良剪出一个20多分钟的媒体版。这部短片展示了他的野心――他观察到、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笔者做过环境记者，如今在环保NGO工作，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议题：跨国污染转移；垃圾回收的灰色利益链条；农村环境的普遍恶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作坊的环境危害，等等。片中这种手工分拣、造粒法，产生出的废气、污水，不做任何处理，排向大自然，就像一个一个腐烂的末梢，既污染环境，也严重侵蚀工人的身体。这一个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庞大难解的命题，别说答案，连问题本身是否能描述清楚，都是问号。媒体版成片中，有些村子十几年前地下水已不能饮用，如今都是用塑料桶买水喝。回收塑料的村民整日泡在浓烟里，说自己决定不查身体了。还有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小孩，把医疗垃圾当玩具，拿针管往嘴里吸水，吹塑胶手套当气球。这些废旧塑料不但脏臭，有时里面也夹杂了很多的医疗垃圾，王久良甚至在某家工厂里发现了几吨的塑料输液管、袋，而这些医疗废物是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至于垃圾中出现针管和塑胶手套的情况，那可谓是司空见惯。工人们会把那些手套清洗后戴在手上干活，而针管则经常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在最新版81分钟的成片里，这些丰富而略显杂乱的主题不见了。全片将镜头对准了一个作坊，讲述他们的昼夜劳作与生活。王久良说，前述产业链的乱象是大背景，他更希望在这部片子里，讲述这两家人的故事，他们如何靠回收塑料垃圾谋生，以及他们的悲欢。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非常艰难。工厂、当地政府包括工人，对于自己所作之事心知肚明――是污染，是负面，是违法生产。看到有人扛着摄像机，都很警惕，以为记者来暗访。难免产生冲突。因此对于一个纪录片拍摄者来说，“进入”的过程就很漫长，刚开始一个多月，只能在工厂外面晃荡，完全进不去。生面孔对于当地工厂来说，意味着危险。再小心翼翼，拍摄过程还是很不顺利。起初王久良拍的是另外一家人的故事，但由于村委会的强行阻挠，只好中断。后来又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拍摄依姐的故事。为了隐蔽，大部分时间，王久良只能一个人工作。回忆起作坊里的气味时，王久良皱眉摇头，“非常臭。”他说，破碎塑料时，摩擦发热，机器上、整个人的头发上，落一层细密的绒毛，非常难闻。烧塑料时，“那个味儿有多难闻呢？你随便烧一个塑料试试，那还是好的塑料。”造粒是将塑料放在铁管里，螺旋加热，融化塑料，经过滤网后，相对纯净的塑料就被压面条似地挤出去，过水冷却，成型变硬。当地人传说，塑料造粒最多干三年，不然生育能力就丧失了。而片中的老板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干了十年。笔者问他每天这么拍，吸入那么多烟气，自己不担心吗？“说实话，也是糙人。真没什么担心。”但他的身体的确受到伤害。拍摄半年后，王久良的眉心长出氯痤疮，这是因为长期接触氯元素。他发现很多人都长这个，拍过一个小孩，满头满脑包括脖子后面，长满了氯痤疮。片子中的老板，腰上长瘤子，经常头痛，疑为早期心脑血管症状。家人劝他去医院。不肯。怕查出毛病要花钱。老板妻子不敢怀孕，独生子还是在干塑料造粒前生的。“他媳妇和我说，破碎塑料一小时，整个嗓子咳着疼。”王久良说，“片子中没有表现出来，她的腿和脚都挠烂了，因为脏东西，过敏。”垃圾遍地的工厂，浓烈的塑料烟气，不洁净的环境让这名工人的孩子皮肤受到了严重的病菌侵袭（黄水疮）。从作品量来看，王久良是一个“低产”作者。2008年开始拍纪录片，两年时间做出《垃圾围城》，然后六年时间拍《塑料王国》。两部作品风格切换十分明显。《垃圾围城》是一则冷硬的调查新闻，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风貌逐一展现。羊吃垃圾。人住在垃圾场。河面上漂浮着垃圾。全是垃圾。《垃圾围城》中，吃着垃圾的羊。《塑料王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王久良说他不再满足于只呈现一个现象，还是想讲人的生活。“片子中埋了一些隐喻，比如老板的价值观，他想买辆车，干各种脏活，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是没问题的。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悖论。他挣钱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事实上，他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更好的生活。”2015年，笔者在山东寿光台头镇也见过片中的场景，清洗塑料袋的小作坊，满目垃圾，和锈迹斑斑的机器支架。其中一家就往田间洼地直排污水，形成两个大脏水坑。住在坑边的另一户人家，告诉笔者说地下水早已被污染，拿出烧水壶，指着厚厚的结垢说，烧10天水就满是垢，一年要换三把水壶。村里统一打井，安上净水装置，每人每年配发700斤饮用水，凭一张蓝色“健康直饮水卡”领取。他说，这样的好水，一般是来了客人沏个茶。平时自己做饭、喝水，还用自家水井，虽然明知已遭污染。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惊讶于当今社会的分裂。一方面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执行国际一流的工厂排放标准。另一方面，在农村，仍延续着最原始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像纪录片中的土作坊，笔者在华北平原见到很多，小皮革、塑料、化工、酸洗厂等等，就在田间地头盖一栋砖房，支两架旧机器，有污水就直接在地里挖个坑排了，渗下去，天长日久，掩埋好，上面继续种庄稼。流经华北某塑料园区的一条河流，河水早已不再清澈，鱼虾死绝，甚至河水都不能用来浇灌庄稼。主人公依姐在拍摄期间是9-11岁，家贫上不了学，只能在家帮父母带着4个弟妹，以及熟练地分拣塑料。到了爱美的年龄，早晨起来，她在清洗垃圾的水池子边，用梳子蘸了铅灰色的脏水梳头，带粉色发卡。她最小的妹妹就出生在垃圾堆旁，每天在父母的背上，随着他们分拣塑料的动作而起伏。她想上学，但压抑着不说出来。她告诉王久良，再等几年，自己就可以去打工了，挣钱供弟弟们念书。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老板最终也实现了他的心愿，带家人来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他在车里教导四岁的儿子，要努力学习，才可以在北京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如今两家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2014年，依姐一家离开工厂，回到老家。半年后，老板也关闭了工厂。2016年5月和8月，当地政府两次集中整治，关停许多小工厂。回到寨子里，爸爸干些建筑零活，妈妈帮人摘花椒，生活依然贫困，但依姐终于如愿进入了家乡的免费学校。王久良承诺依姐父亲，孩子上学有困难，他和朋友会提供资助。而王久良担心，依姐已经十四岁，要跟一群十岁的娃娃同级读书，能否坚持下去？“还有，他们那边结婚特别早。16岁就结婚了。”他说，总之，依姐很可能辍学。假若继续拍摄依姐，那很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16岁的小女孩如何去了东莞、深圳的工厂，去打工。纪录片的过程，其实就是交人的过程。你技术再牛逼，为人不好，白搭。人家不让你拍，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孔令钰：两家人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呢？王久良：2014年3月份，完成拍摄。2014年四五月份，这家人就离开工厂，回老家了。拍摄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不可能任由这种事发生。你赚钱可以，但是孩子上学耽误不得。光靠这家人自己的力量，很难跳出这种圈子。在拍摄期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跟工人那家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希望他们能尽早领孩子回家上学。后来我们也资助了一些。然后大概过了大半年，老板就关闭了工厂。2014年底，我去老板家。老板不干的原因，我们也分析过，客观的是整个产业萧条，不赚钱了。其次他也意识到，自己付出很多，活儿又脏又累，他也真干够了。现在依姐一家人在四川，她爸爸在周围干点建筑的活儿。妈妈帮人摘花椒。生活依然贫困。但小孩子回去之后如鱼得水，获得了他们熟悉的生活空间。小孩在工厂的时候，除了他们几个人，没有朋友。依姐也说了，我在家有很多好朋友，在工厂不敢出去玩。小孩子的孤独感，大人无法体会。我小时候，谁不跟我玩了，就特伤心。我去看他们时，特别欣慰的一点是，小孩子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是那种应有的状态。在工厂里时，依姐经常很忧郁，那忧郁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到了家乡，她的气色非常好，很开朗，很有活力。她的弟弟就不用说了，活泼得跟猴似的。老板现在是货车司机。把工厂卖了之后，买了套楼房，有按揭贷款。日子还在维持和继续。现在那个地方的产业已经很萎缩了。中国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除了存在严重的水源污染之外，更严重和可怕的是再生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烟气。绝大多数的工厂没有烟气净化设施，整个“造粒”车间烟气熏人。孔令钰：怎么找到的依姐这家人？王久良：说来话长。这个地方很敏感。生面孔一进去，立马会被发现。刚开始一个多月，任何工厂都进不去，只能在外面拍摄水污染和外景。后来两三个月，我着急了，一行四人兵分四路，先不要拍，去找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依姐是我们唯一的女性工作人员遇到的，她去转悠的时候，依姐在那玩，她们就聊天，知道了依姐是塑料厂工人的女儿，9周岁，没上学。那个女工作人员挺可怜这个孩子。那时候没想拍这个故事，她就是闲了去看看依姐。我们买了点篮球、书本给她。影片里头的字典，就是我一年前买给她的。就这样跟依姐建立了联系。后来女工作人员就跟小女孩去了家，回来向我描述他们家什么样子，我一听，特别有价值。但那时候，我这头已经展开工作了，拍另一个工厂老板的故事，拍了一年，政府发现了，威胁他不要再跟我接触，就彻底断了。因为那位老板的故事不完整，所以我要重新找故事。后来决定拍依姐的故事。我们先跟小女孩家人接触，慢慢的，跟老板熟了。就这样被允许拍摄。拍纪录片的过程，其实就是交人的过程。你技术再牛逼，为人不好，白搭。人家不让你拍，你什么办法也没有。你拍纪录片无法置身事外。跟他们在一起那两年，日子是和他们一起过的。后来我们拍到很多其他更让人心酸的素材，但不能剪进去。孔令钰：拍摄过程中，你怎么处理这种“不忍心”的情绪？我看到一些画面，觉得很难受。拍的过程中，肯定更难受。王久良：好多。比如依姐家刚出生的小宝宝， 11天的时候，生命垂危。除了没钱，观念落后也是原因。刚出生的时候，我给他们送鸡蛋、奶粉、小奶瓶，告诉他们怎么兑着喝。我有事回家呆了几天。再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就觉得不对，脸瘦的，颧骨都出来了。我一问，说是便血。然后我就看到桌子上摆着维维豆奶。给那么小的小孩喂豆奶粉。小孩子有气无力，眼里没神。特心酸。真的拍不下去了。我赶紧跟他们说，小孩这样不行。他爸问，啊，那你说怎么办？送医院啊。我赶紧跟老板说。老板一看急了。别看他平时冷嘲热讽的，但碰到这种事上，绝对是善良的人，立马就把钱给他，逼着他去医院。《塑料王国》中的老板Kun。后来也没去医院。晚上弄了一个什么药草。当下我就给他们买奶粉了，喂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好点了。这些内容，你拍纪录片无法置身事外。跟他们在一起那两年，日子是和他们一起过的。后来我们拍到很多其他更让人心酸的素材，但不能剪进去。塑料厂的工作又脏又累，可真正在一线的劳动者其收入却很微薄。这名女工每天的收入大概40元，这可怜的收入甚至不能支持她去医院生产，而是选择自己在菜田里生下孩子。生子10天后她就开始继续干活，孩子饿了就随时在垃圾里给孩子喂奶。孔令钰：所以我们看到的片子，是比现实版温情很多的版本？王久良：愤怒的控诉是一种方法，温情的去展现人类情感，然后把大的背景带出来，这也是一种手法。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最好不要一直刺激。我们不要总是展现怎么不好，而是促进思考，为什么不好，这是最重要的。那有什么能促进思考？只有打动你，让你感同身受地和里面的人物一起，真实地建立起情感沟通。你愿意替他去想，他怎么那个样子，为什么出生在那里，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我在国外做交流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这些问题。在他们眼里，这个片子里到处都是违法的事情，小孩子不受教育，小孩子没有任何福利，大人的劳动没有任何保护、权益无法保障等等，这是西方人的思维。他们会问，后来小孩怎么样了。通过片中人物的行为，知道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好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部电影更深的表达。不像一个新闻，告诉你：塑料怎么分拣的，多么脏；怎么清洗的，水污染如何；燃烧垃圾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烟气，对环境健康有影响……OK，这都是现象，这只不过还是在告诉你，这东西多不好。这是媒体版反映的。电影版有所区别，你可以看到整个产业只是变成一个大背景，工厂也只是一个小背景。一名工人正在分拣塑料，背上的孩子脸上落满了苍蝇。 孔令钰：他们回家以后，你有问他们哪种生活更好吗？他们自己对于以前怎么看？王久良：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那种状态，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孔令钰：那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家乡生活，到山东去打工受罪？王久良：虽然他们在山东一个月只挣1600块钱。事实上，就在山东，若论吃住的话，又比他们老家好很多。我去过他家，真是令人绝望的贫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他家没有地，都是山，就在金沙江的边上。当地人种花椒。 他家没有花椒地。依姐的妈妈就是帮人摘花椒。他爸爸到处给人打打零工。他们依然贫困，还不如出来挣钱更多，这是一定的。情绪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但是你想想怒过之后，如何解决问题。用什么方法，用你的影像，还是实际行动？孔令钰：之前拍摄那么多，关于塑料垃圾回收产业链的素材，接下来打算怎么用？王久良：素材很多，有300多个小时。我们已经剪了半个小时的媒体版，那个是向别人阐述产业链的问题。我们还会做一个52分钟的电视版，分上下两集。孔令钰：前期调研难度大吗？王久良：不是很大，很兴奋。因为看到了很多不知道的、新奇的东西，感觉片子立起来了，明白内容是丰富，足够的。这是一个兴奋的过程。《垃圾围城》和《塑料王国》有什么不一样呢？《垃圾围城》是完全凭自己的一股劲儿冲上去的，就去做了，从来没考虑钱的问题。事实上做的过程很艰苦。老师和朋友们提供各种帮助，大家帮助着把事情做完了。《垃圾围城》 做第二个片子的时候，不能再依赖别人的帮助去做。所以，在做之前就考虑资金的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真正考虑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会发现钱花的真不少。人、摄影师，拍那么长时间，吃喝拉撒。特别感动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岳冠廷和熊伟，两个人合开一家公司。第一笔钱是他们投的，然后做了很长时间，但最后做不下去，钱不够了。后来就跟CNEX合作。所以，其实这个过程非常波折。同学支持我这个，纯粹是情怀，他们也知道这个不可能赚很多钱。当时也半开玩笑说，别赔本就行。孔令钰：你是如何着手寻找拍摄对象的？王久良：首先找厂区看。因为整个产业链很大。必须了解都有哪些问题。比如说水污染表现在哪些方面？空气的味道什么样？是怎么产生的？是焚烧垃圾呢，还是加热塑料产生的烟气？这样你才知道你要拍什么。我们循着蛛丝马迹，去了河北文安、天津、山东、江苏宿迁。最大的产区在广东佛山。还要看能不能拍。佛山那边是小工厂全封闭的工业园区，固若金汤。大门是封闭的。大街上不允许放塑料，什么都看不到，就听见机器的轰隆声，能闻到塑料很大的气味。不需要到工厂边上，一进到那个区域，就闻到了。北方更直观，因为少雨，可以把塑料放在外面。南方多雨，都盖了屋顶。加上水多，广东那边很多河涌，我也拍到了向河里排污，毒死很多鱼的场景。一到清晨，我们站在小山顶，一看，真有意思，就那一片，烟气像个小灰盖子一样。河北某废旧塑料产区内的一座池塘，里面的水因为污染而变成了怪异的粉红色。园区虽然也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集资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但这里几乎全部的塑料工厂的污水都是直接向外排放。孔令钰：我以前做环境报道，实际上都管工业园区叫集中的合法排污地。王久良：没错，而且这种集中，污染更大。小作坊分散，烟气飘一会儿就被风吹散了，不构成伤害级别。我觉得这种集中性的反而有问题。有的地方比较集中，几千家。很分散的也有百八十家。我从资料获知，100家以上的，有57个地方。在华北某大型废旧塑料加工基地的一家小工厂里，女工们正在分拣一批来自美国加州的塑料垃圾。这些塑料的成分极其复杂，必须进行详细分类才能实现单类回收。孔令钰：拍这种故事，你会经常处在这种愤怒的情绪里？王久良：是的，情绪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但是你想想怒过之后，如何解决问题。用什么方法，用你的影像，还是实际行动？摄影师更多的还是呈现这个问题。至于行动，不是你没有时间，而是的的确确没有足够能力做到。一个事情的改变，绝对是多方联动的结果，经济、政治、科技，还有教育等等，你是不可能做完的。而且你要知道，你做的努力，背后起的作用也许是你看不到的，但又不能因为看不到而去否定你的努力。比如你写一篇稿子，这个政府没看到，但是他的上级看到了，他上级一个电话打过去了，他就给办了。这是一个曲折的、渐进的过程。你要知道，在人生道路上，有人指引，这真的是太珍贵了。孔令钰：你从18岁开始学摄影，当时是什么机缘接触到的呢？王久良：在那之前，我接触的摄影就是被拍摄一寸证件照片，或者毕业合影。高中的时候，有个老师喜欢摄影，拍些花花草草，还有风景，特漂亮。我说，哎，照相机还可以拍这些照片？照相机不是照人像的吗？那时候孤陋寡闻。我在学美术，一看，哇，这么漂亮的风景，花啊草啊，夕阳，特美。九十年代那会儿，影像接触的很少，包括墙上的年画，还是手绘的，除了明星照。风景性的照片，接触的很少。而且是一个人拿照相机可以拍出来的，这种感觉很神奇。当时他卖照片，一张一块钱，并不赚钱，洗个照片都5毛钱。我买了好多。逐渐建立兴趣了，就自己学摄影。孔令钰：你高中毕业还成立了摄影工作室？很前卫。王久良：那时候工作室的确是很时髦的。我跟老师们拍的不一样。实际上不成功。干了一年，赔了四万。为了四万块钱的债务，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卖白菜，摆地摊。左冲右突，但根本逃不开那种困境。最后我才意识到，这样子是不行的，2001年就考大学，上学去了。这期间晃荡了五年。纯瞎胡闹。那就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就想玩，就想干这个。至于怎么运营这个，能赚多少钱，根本不考虑。20岁的孩子懂啥。焚烧塑料产生的滚滚浓烟，连同上千家工厂同时在排放的塑料烟气，让这整个地区笼罩在多氯联苯类致癌物的毒雾之中。无论华北还是华南，任何一个废旧塑料的集中加工区无不又是当地有名的癌症及心脑血管类疾病的高发区。孔令钰：考大学也是想念摄影专业？王久良：那是必须的。没有报其他学校，就报了俩学校。一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个西北纺织工学院，如今叫西安工程大学，都是摄影专业。孔令钰：后来为什么不念了？王久良：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太满意师资力量。在那边读了一年，摄影专业课一点都没开。除了计算机、英语之外，就是素描、水粉、色彩那一套。我极其不满。第二，是学校的管理制度。当时学校是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年轻人刚离开高中的教育系统，正是接触社会的阶段，结果把我们像羊一样圈在一起。不让出校门。这一点令我极其反感。既然无法对抗学校政策，我就只能以我的方式出去，我在那还开手机店，卖手机，做买卖呢。要不然钱从哪来呀，怎么生活呀。经常旷课出去。某一天跟着副校长拍桌子对骂，我就骂这个学校。后来呢，他就派人偷偷记我的旷课节数，一直记到第30节的时候，就把我开除了。开除学籍。留校察看。好像查看半年。后来我心想，你不用查看了，就偷偷报考了传媒大学。从中传毕业后做了一整年的图片，有关于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在坟地里拍。然后2008年到2011年拍《垃圾围城》，2011年到现在拍《塑料王国》。题材转向环境，鲍昆老师是一个指路人。2008年夏天，我特别难受，那是个思想转折期，非常痛苦，感觉忙活这么长时间，拍出来的东西，跟别人没关系，只是个非常虚无缥缈的、自我满足的艺术创作而已。我觉得没用。当你对自己否定的时候，很可怕的。彻夜失眠。正好在平遥做展览，我和鲍老师住一个屋。鲍老师说你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不能老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另一个世界里，要关注你所身处的现实。我跟他提到我家乡的垃圾问题。他说你家乡是那个样子，北京也是，如果你有心可以回去看看。这才是《垃圾围城》真正的缘起。我仅仅是提出看到了什么。而促使变成行动的，是鲍昆老师，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他拿出钱，真金白银地支持我。你要知道，在人生道路上，有人指引，这真的是太珍贵了。王久良，1976年出生于山东安丘。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到2008年创作有关中国传统鬼神信仰的系列摄影作品。2008年开始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的影像调查，至2011年完成《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今年王久良导演的《塑料王国》获得IDFA新人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并入围2017年圣丹斯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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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塑料王国》导演王久良：消费主义社会的垃圾问题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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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塑料王国》导演王久良：消费主义社会的垃圾问题无解）
11月底的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除了在长片主竞赛中获奖的《摇摇晃晃的人间》外，导演的《》也在新晋纪录片竞赛单元（First Appearance）获得评委会特别奖。自2013年开始，这一奖项同时也是彼得·温托尼克（Peter Wintonick）纪念奖。这位魁北克电影人作品不多，却为纪录片的独立精神和思考性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他1990年代与诺姆·乔姆斯基合作的作品，揭示了西方商业媒体如何通过巧妙的手段制造“满足”，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评委会在给《塑料王国》的授奖词中特意提到，这部杰作是彼得·温托尼克所有创作原则和理想的绝佳范本：“作品具有宏大又专注的献身精神，以贴近常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关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两个家庭谋生发展的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那令人心碎的境遇中留下的痕迹。”没有任何语言能比这段授奖词更好地概括《塑料王国》的目的和价值。《塑料王国》剧照。影片对山东某地一个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家庭工厂进行深描，围绕厂长坤和他仅有的雇工彭两户人家展开，特别是家中的孩子。它以洋垃圾在中国的回收处理为题，让每一个人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看到一些人的消费习惯怎样成为了另一些人的苦难。IDFA开幕没几天，该片所有公映场次的票就全部售罄，主办方在电影节最后几天加映一场，又被一抢而空。也许正是这种发人深省的魅力，继在IDFA全球首映之后，原则上倾向于全新片的圣丹斯电影节也把它放入了国际纪录片主竞赛，《塑料王国》明年一月会在北美最权威的电影节上代表中国纪录片的高度。稍显遗憾的是，影片在国内院线上映前景并不被看好，但制片方会努力寻找其他渠道让国内观众能在2017年内一睹其真容。影片竞赛评奖也许并不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垃圾回收是。为此，澎湃新闻对导演王久良和出品人岳冠廷进行了专访。王久良在《塑料王国》海报前。岳冠廷摄。澎湃新闻：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塑料王国》？它跟您之前向媒体发布过的一个短视频有何不同？跟您的处女作《垃圾围城》好像也不一样？王久良：跟纯粹做纪录电影的人不同，我更多地是从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兴趣出发，去做一个项目。《塑料王国》严格来说，是对“外国垃圾在中国的处理”这一基本事实的深度调查。调查结果最终也会以图文和视频的多种形式对外发布，而不仅仅是为了创作一部纪录长片。比如此前已经发布的28分钟的《塑料王国》媒体版，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媒体陈述这个产业现在到底是怎样的样子。纪录长片《塑料王国》可以说是一个故事版，产业状况则变成了人物故事的一个大背景。这个项目整体来说新闻性很强，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电影的艺术性也很重要，其创作准则我也一直是遵守的。《塑料王国》 从2011年开始做，2014年底开始披露结果和一些影像。最初采取发布会的形式，来了五十多家媒体，放了短片，我做了项目陈述，之后的几天就是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当时已经定好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有些仓促，但还是见了很多媒体，比如央视二台就做过一个挺大的节目。我人在美国的时候也通过Skype等其他途径接受采访，宣传这个事情。如果跟《垃圾围城》比较，两部片子在形态上不一样，但从做项目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它是《垃圾围城》的一个延续，一个讲本土垃圾，一个讲进口垃圾，都是垃圾的话题，后者也是从前者中生发出来的。《塑料王国》海报。澎湃新闻：如果说您更看重项目的新闻性或者说对社会的影响，为什么还要做成具有艺术性的电影，并且送到电影节上参赛呢？王久良：一切基于传播的需要。做项目是对一个事实进行研究并表达自己基于事实的看法，如何有效地把结论和观点传达给观众，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信息传播渠道很多，我们的短片在央视播出的时候，面对的是国内的观众，在IDFA等国际电影节上放长片，面对的就是国际观众。别忘了，我们谈的是一个国际化的话题，但我不可能接受很多外国媒体的采访，也没有时间在国外充分地走动、演讲，那么纪录长片《塑料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抵达国际观众的方法和途径。要达到向世界言说的目的，就要选择一种世界通晓的语言。当然，我们花很大功夫去做一部电影，也是希望观众能喜欢，最终采用了故事性的表达。因为严肃的说教没人愿意看，但是借助完整的人物故事以及丰富而细腻的人物情感，就比较能够吸引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没有让人爱看的东西，那么这部电影就不能很好地接触观众，也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这是我们讲究艺术性和故事性的一个出发点。澎湃新闻：《塑料王国》在IDFA公映场次全部售完，您“抵达观众”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吧？王久良：我看到那个消息很高兴，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还有什么比观众喜欢你的电影更让人高兴的呢？获奖是可遇不可求的，也有很多运气成分，但是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你的电影，那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让人很欣慰的一种景象。废旧塑料货场。《塑料王国》剧照。澎湃新闻：您在片中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工厂作为拍摄对象呢？这样的个体户具有普遍性吗？王久良：首先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外国废旧塑料在中国最主要的处理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废旧物资回收工厂，而就是这些家庭工厂、家庭作坊在做。这个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家庭工厂的方式，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工：第一步就要进行详细分类，聚酯、聚乙烯、聚丙烯等都要分拣开来，这一步基本不可能靠机器。分拣后的粉碎、造粒才有机器介入。我们调查中也发现，从山东、河北一直到广东佛山，都是以家庭工厂这个模式为主。澎湃新闻：您巧妙地选择了有两户人家的这个工厂，两家之间刚好有着雇佣关系和一定的阶层差异？王久良：老板坤是当地人，这个产业的另一个特色是，当地人一般不再从事最低级的分拣工作，一般靠外来打工者。片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坤和妻子一般是负责在机器前工作，负责分拣的是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打工者彭一家。但这个小老板自己也非常勤快，他出的力、受的苦并不比工人少，本身就是小本生意，总希望通过自己多干活，从而节省人工来赚钱。他身上有什么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看，怕看出来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影响了一家人的生计。但并不是每一家工厂都是这样，规模略大、底子较厚的家庭工厂，老板干活就会少一点。工作中的坤夫妇。《塑料王国》剧照。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坤因经济原因讳疾忌医，身体健康问题在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应该是一个大问题吧？王久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要看具体疾病。比如肿瘤，医学上还没有确凿的证明说是跟塑料有关系。但是头疼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地方病，跟塑料产区有直接联系，塑料加热产生的多氯联苯类物质（此为年代日本和中国台湾“米糠油中毒事件”的祸首——记者注）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调研中跟当地人聊起这种头疼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相当普遍。整个塑料产区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都极高。我去他家拍摄，六个月后额头上就长了氯痤疮。坤从业十年，干活非常卖力，天天在那样的环境下，健康肯定会受影响。澎湃新闻：坤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似乎对买新车这件事执念很深。王久良：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中国社会整体心态的一个隐喻。大家一直在说怎么样，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最微小的个体身上也有整个社会的基因，一个相对比较拮据的小老板一直希望买辆新车好在邻人之间炫耀，我是从一个小老板身上来管窥我们的国家。其实影片的外文名Plastic China也有这层意思，plastic除了是塑料外也有塑造和整容的意思，这就暗指被美化、被整形过的状态。彭的儿子阿孜捡到的印有德国国旗的出货单。《塑料王国》剧照。澎湃新闻：但《塑料王国》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体现了全球化体系下的层层剥削。王久良：是的，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揭示所谓“国际贸易”的虚伪性。洋垃圾进口中国，是一个你情我愿的、看上去公平的国际贸易，交易也是合法的，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我在加州做调研的时候发现，美方卖一吨未经分拣的废旧塑料是9美元，就连把这些废物运输到港口装船的费用都不够，是在倒贴钱。但是这9美元他们又必须收才能算作“国际贸易”，如果把垃圾免费给我们，就属于非法倾倒，是违法的。这种“贸易”逻辑简直虚伪至极。物资在国际间的循环和流动，这是一个三角关系。西方超市中大量的廉价商品，其中有很多塑料制品，在使用后成为垃圾运往中国，就在坤这样的家庭工厂中进行回收处理，重新成为原料，然后投入新一轮的商品生产，再重新运回欧美。这个三角关系的底端两角——生产和回收——都在中国，顶端的消费在西方。比如片中彭的儿子阿孜捡到一个出货单，上面的信息很有意思：衣服产地中国宁波，到达德国杜塞尔多夫，公司H&M。我们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中国的衣服装在这个塑料袋中运到德国，当地店员补货后顺手把包装和出货单扔掉，然后这垃圾又通过轮船运回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循环。为什么底端两角在中国？生产是另一个话题，这里我们只谈回收。刚才已经说过，分拣是劳动密集的环节，不仅塑料如此，其他很多物资的回收都是这样。比如纸张也分很多种，必须要加以筛选才能进行回收。欧美由于人工昂贵，成本很高，无法完成分拣工作。如果像中国这样细致地进行垃圾分类、回收，那么其成本将远远高于购买新原料所需成本，所以他们宁愿扔掉，也不会在本土进行回收处理。西方国家的环保口号叫得再响，也不会不计成本地去做这些事情，绕回来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垃圾堆里印着英国王室成员的婚礼照的英国报纸。依姐用酸奶盒封纸拼起来糊窗户。《塑料王国》剧照。临近片尾，阿孜捡到一个荷兰Lebara公司的手机卡。这次我来阿姆斯特丹，一下飞机就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广告，那个蓝色的Lebara标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一个贫穷的中国小男孩就这样跟荷兰这个国家发生了关系，其中充满了讽刺意味，十分荒诞。之前还有一幕，小男孩用废旧报纸做披风扮超人，其中一张报纸上印着英国王室成员的婚礼照。还有天冷的时候，小女孩依姐用酸奶盒封纸拼起来糊窗户。她并不认识那些酸奶的牌子，但是对生活在略上游一些的人来说，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被的符号所包围。我拍了那么多垃圾的符号，它们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生活，主流的消费主义生活。它与这些孩子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却以垃圾为纽带，生硬、真切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两个世界、两种生活，那么远又那么近。后来阿孜把卡装进手机，立即就收到Lebara通过其中国漫游合作商发送的欢迎信息。他把手机拿给片中唯一略懂英文的坤看，而这个“Welkom in China”从坤这个小老板口中念出来就有另一层深意，是表达对这些垃圾的欢迎。与处于绝对底层的彭一家不同，他既是产业的受害者，也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紧接下一个镜头，就是孩子们在浓烟滚滚的垃圾堆里玩耍，父亲对利益的渴求虽然也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烟呛到的也正是他自己的骨肉。片尾这一幕中，小孩们在灭火，这火是父辈烧起来的。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让子孙买单。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却牺牲了子孙后代的福祉。这是影片结尾的用意。垃圾场焚烧的浓烟。《塑料王国》剧照。澎湃新闻：那么垃圾回收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看上去似乎是个死结。科研方面有什么进展吗？王久良：这个问题在现有的国际社会框架里是不能解决的。中国现在是垃圾进口大国，我们能怎么办？继续发展经济，早日成为垃圾输出国？这个垃圾必须要有地方去，按照经济规律就是要给更穷的国家，不是中国就还会有更下游的国家来接，总有人受害。我认为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的症结，是一种顽疾。正如北师大田松教授所言：上游优先享用下游的资源，产生的垃圾永远是往下游走，就是上层在消费下层。现在比二十年前的科学技术更发达吧？但是却比二十年前更严重。科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现在完全靠它来解决垃圾问题，是不可能的。在消费主义社会的逻辑下，科技越进步，人的欲望越强烈。全世界都处在一个欲壑难填的状态，把底层国家和人民埋在垃圾堆里。这个欲望和消费过剩必须要得到控制，不然科技再怎么发达也赶不上废物制造的速度。澎湃新闻：您的两部影片采用了怎样的传播策略？王久良：环境问题有一定敏感性，所以需要小心处理。这方面我本来没有经验，是受艺术评论家鲍昆老师指点。2009年《垃圾围城》还在制作中，我把片子拿去给鲍老师，他作为一名老北京很受震动，但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项目披露后可能会对公众和我个人带来的影响。于是就去了广东连州的摄影展。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摄影展，但可以在舆论成势前避开外界关注。我们在展览之前的宣传中也没有提到具体内容，展览当天大家才看到，一方面保护了项目，另一方面对观众也是一种震撼。项目披露以后，广州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进行了大量整版报道，接着通过《新京报》传到北京。这个时候新华社及时介入，央视的几个频道也有关注。主流媒体通稿一出，一方面影响力很强，另一方面也释放了安全信号，其他媒体就迅速跟进。短时间内国内外媒体的大量关注形成了一种压力，避免了这个项目胎死腹中。澎湃新闻：那这次《塑料王国》的传播会不会容易一些？王久良：《塑料王国》的传播前景要比《垃圾围城》严峻得多，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地方，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所以不得不抱着更加审慎的态度去做。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把矛头指向某个特定地区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处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外国垃圾在中国的处理，这个华北、华东、华南都有，从山东、河北到浙江、江苏，再到广东，很多省都脱不了干系。我是想把自己看到的事实用影像表现出来，让大家去更加关心这个产业和这个事实，而不是关心具体某个地方在干什么。当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产业及其中的个人时，也就可能改变每一个地方的具体处境。影片主人公依姐。《塑料王国》剧照。澎湃新闻：您跟片中拍摄对象还有联系吗？在拍摄结束后他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王久良：当然有联系。片中主要人物依姐已经回到四川，也上了学。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就说，对于辍学这个总体现象个人也许无能为力，但一个不能上学的十岁小女孩就在我们眼前，无论如何不能不管。所以在电影拍摄结束后，制片方给了一定的资助，帮助小女孩回到她的家乡去上学。坤最后也卖掉了工厂，转行开车去了，他正好也喜欢车。拍摄结束后半年左右，我去四川看了彭一家，依姐有学上很高兴。不过我对当地的感受就是——令人绝望的贫穷——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属17个县级行政区中有11个国家级贫困县——记者注）。澎湃新闻：请出品人谈一下你们的合作吧，当初怎么会出资这样一个项目，还有你们跟台湾CNEX在这部片子上的合作是怎样的？岳冠廷：我跟久良是同学，很早就认识。毕业以后他坚持纪录片创作，花了那么多年时间，独立制作《垃圾围城》很不容易。《塑料王国》也很难找到其他投资者，因为投这类纪录片，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风险过大。后来我们北京泰岳参与《塑料王国》，是出于对这个项目极大的兴趣，这件事本身的价值要高于资本的价值。我们也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公司。当然，一开始也没想到要拍这么久。（王久良：对，起初没有这么长的拍摄计划。但是做项目嘛，遇到了人、问题去深挖，要跟进，一拍就很长了。）而且这个片子做了这么些年，也是在不断调整方向，探索现实问题的纪录片势必会走一些岔路，创作者需要摸索，需要走到“正路”上来。现在就结果来看，当初的冒险和努力还是值得的。我们从2011年开始跟王导合作这个项目，现在的主制片方CNEX是2014年加入的，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台湾CNEX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这个影片能够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尾矿库。选自王久良最新摄影项目，澎湃新闻独家首发。澎湃新闻：最后问一下，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下一个项目还会关注垃圾问题吗？王久良：应该不会再做“垃圾”了，做了好多年了（笑）。我从去年开始做一个新项目，在中国全境调查大规模的环境问题。在来阿姆斯特丹之前，我从北京顺着东南沿海，一直跑到广西钦州港，几乎到了越南边界，再经过湖南、江西、安徽北上，进行前期调查工作。所以我的第三部作品依然关注环境问题，但会从更广的视野探讨更大规模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更多具体信息，纪录片周期较长，请耐心等待（笑）。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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